卷二十二

译圣俞写作《红鹦鹉赋》，认为禽鸟的本性，应当适宜生活在山林之中。如今这只鹦鹉只是专事言语文章，以此招来灾祸，被囚禁在笼中，竟然还不如乌鸢、鸡和刍鸟。谢公学士又称赞鹦鹉的才华，所以它能够摆脱昆夷那样的卑贱，获得金闺玉堂般的安适，饮泉水、啄食果实，自足以成为快乐。于是作赋来反驳圣俞。适合万物的道理，穷尽天然本性，那么圣俞的说法是对的；凭借才华贤能而取得世间的尊贵，同时能够自我安排，使所处之地都感到安适，不知笼子和山林有什么区别，那么谢公的说法是对的。我起初得到这两篇赋，读后豁然释然，知道世人的贤愚、出仕或退隐，各有各的道理。然而我仍怀疑，这只禽鸟心中或许还有没有说尽的话，于是拾取两赋遗下的废语，代替鹦鹉把它的道理说完：‘天地承载万物啊，异域产生各种不同的种类。羽毛初生、蠕动喘息的生灵啊，它们的生命都得以完成。天地熔铸陶冶而赋予它们形体啊，有主宰万物者安排着这一切。停息之后便发生变化啊，悄然运转着造化的机关。陶铸形体、播布元气啊，大小都各自得到满足。纷繁得无法形容啊，千种名称、万般族类。奇异珍怪的物种啊，寄托在遥远的角落。它们从海边远方来到这里啊，在中州被视为珍贵。它们远离荒远尽头的丹山，越过凤凰所居住的地方。禀受南方的正气，在火德之中孕育赤色精华。大概是元气招来同类啊，所以感应而生、处在同一地域。’ ‘天地播布元气，形成我的形体，使我的资质格外不同；没有用绿色来装饰我的纹理，却使我的颜色呈丹红。万物既然以多为贱、以少为贵，世人也安于寻常而惊异罕见。难道是我背负美质而有所求吗？不过是恰好遇上时运而被我所贵重。客人如今因为我的文采而贬低我，在笼子里为我哀悼，说我飞翔、鸣叫、饮水、啄食，还不如鸡、鸭和乌鸢。唉！他不知道万物有贵贱，贵贱因所得不同而有差别。造物者当初制造我非常艰难，吝惜地安排了千毛万羽，竟没有一根一忽然成形，因此值得惊异和珍爱；又赋予我聪慧的言语和美丽的形质，使我在人类那里获得尊贵。笼舍高敞，成为珍玩；飞翔聚集，安定驯顺。那些众多禽鸟纷纷扰扰，大概是因为踪迹不同、志趣相违。它们既然心智昏暗而资质鄙陋，便自己玷污自己、安于卑下；以钟鼓为乐，当然适合使它们迷乱而悲哀。既然贵重我的是与众不同的禀赋，怎么能把我同群飞的禽鸟一概而论呢？至于因才华而招致违逆、因本性而受到损害，客人所哀悼的，我也同样哀悼。我看世上的人，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郊祭的牲牛、祭祀的猪、龟甲的纹理、大象的牙齿、蚌蛤腹中的珍珠、犛牛的尾巴，既残害它们的形体，又夺去它们的生命。这就像上天制造万物并非为了自我营生，而人却不是这样。人被称为万物中最有灵性的，却不能保持淳和、质朴、安静的本性；本来澄湛宁静，却不守住自己的初性，自作聪明，凿开孔窍而泄失和气，使淳朴流散、虚伪混杂；穿着羔皮、染成夏服，强行装饰自己的身体，受鞭打驱使而奔走，彼此用刑具捆系自己。’ ‘上天没有给你文饰，你却自己文饰；上天没有使你劳苦，你却自己使自己劳苦。驱使自己的聪明和明察，反过来成为外物的奴役。耗用精神过多，就会加速衰老、招来祸患，侵害生命、违背本性。这难道是羽毛的罪过吗？又听说上古之初，人和禽鸟杂处，机巧刚刚萌发于人心，禽鸟便逃走；禽鸟在深处，人就张网，在高处，人就张弓射取。制造这些器具、设置这些职事的，究竟是谁，又有谁来反对呢？我正要责备的，就是人。’ 原编者评论：欧阳修的意思是，万物一定要被人使用，才算尽到了它们的本性。牺牛的角之所以不肯舍弃，正是因为它在普通牛中显得尊贵。《庄子》用牺牛作比喻，还没有完全说明万物的道理。然而万物成为万物，并不是为了求取人的使用，反而有些像君子实至而名声自然归来的情形。至于使淳朴流散、虚伪混杂，自己炫耀、自己推销，以求迎合世俗而被使用，那就连物都不如了。这样的人凭什么称为万物之灵呢？藏珠于渊赋 考察古代政治敦厚教化的情形，仰望圣人创制君道，务求把珍珠藏起来而不把它当作宝物，使它留在深渊中而可以分辨其价值；以此效法最珍贵的道理，即使世间稀有也不让它出产，使它被弃置于无用之处；又和“还珠于浦”的传闻相匹配，取得《庄子·外篇》寓言的意思，阐述治理百姓的根本道理。将要革除浮华偷薄的风俗，使百姓恢复赤子般的愚朴，若不是想以身作则使天下自我教化，那么争夺之心就不会兴起。大概轻视财货，正是尊崇德行的道理；敦厚根本，要从抑制末流开始。表示不再使用它，即使是至宝又有什么用呢？把它舍弃，就藏在深渊之中；这样做是出于诚信。要堵塞民情的放纵，就在于杜绝其渐进的苗头；要防止世俗欲望，就必须把诱发欲望的机巧藏起来。使贪欲不能从外物引诱人，淳朴之风于是就可以回归。即使抵偿玉璧，也同“弹雀”一样确实不合道理；照乘之珠不必全部遗弃，在崎岸旁边，价值连城的宝玉又有什么可取呢？都让它们沉没在媚水的光辉之中。这样便能从外在彰显崇尚俭朴的德行，恢复淳厚的风俗；百姓心地质朴而归于根本，物产完整而不被耗费。珍宝虽没有腿，也要使它临近深渊而彻底消除；事情不同于暗中投掷，永远沉入河川而不再贵重。然而道术一旦散失，百姓便会浅薄；风气一经浇薄，质朴便会残破。玩好之物纷纷在外面役使人，质朴本性便无法在内心安定。因此我斥责珍奇之物的使用，断绝奢侈靡费的开端，将使万物顺遂其生命；老蚌免受剖取蚌胎之患，百姓知道不应崇尚骊龙，也就没有探取龙颔之珠的危险。这便是弘扬至治的风气，宣扬淳古的规范；不把远方的宝物当作珍宝，就知道日常物用已经足够；不见到引起欲望的东西，就没有扰乱心志的迷惑。上面如果轻视自己所喜好的东西，下面的人哪里还会求取难得之物？这东西即使是宝物，也将一并去掉过分和奢侈，继而把它屏弃，使人不知道、不认识它。那种捐弃黄金的做法，就是这一类；割弃美玉，也可以同样说道。确实都应归于最高的道理，真正以无为成就大化，使汉皋水滨的百姓各自保全本性。即使有淮水虫宾之类的珍产，也没有人能够窥伺。自然之道彰显，世间不贪求，便没有异物可供争夺；百姓的日用遵循极其俭朴，地中的宝物繁盛而不被耗竭。这就是虞舜垂衣而治，也由此而不违背大道。原编者评论：这是欧阳修殿试时所作。文中说“上面如果轻视自己所喜好的东西，下面的人哪里还会求取难得之物”，已经有了正直敢谏的气象。明用

译《乾卦》六爻说：初九，潜藏的龙，不可施用；九二，龙出现在田野；九三，君子整天勤勉不懈，晚上仍警惕戒惧，如同面临危险，没有灾祸；九四，龙或许跃入深渊；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又说：“用九，出现群龙而没有首领，吉利。”这是什么意思？是说用“九”来命名爻。乾卦的爻数有七、九，九是会变化的，七是不变化的；《易》的占筮取其变化，所以用所占得的数字来命名爻，并不是说六爻都恒常为九。说“用九”，是解释为什么不用七。可是占筮时，得七常常多，得九常常少，也有一卦没有九的情况，这一点不能不解释。说“群龙无首，吉利”，首，就是首先、主导的意思。阳气达到极点就会变化而趋向别处，所以说“无首”。万物到了极点而不变化就会败坏，发生变化就会通达，所以说吉利。万物没有不变化的，变化就没有不通达的，这是天理的自然。因此说“天德不可为首”，又说“于是显现出天的法则”。《坤卦》六爻说：初六，踩着薄霜，坚冰就要到来；六二，正直、方正、广大，不必练习也没有不利；六三，含藏文采，可以守正，或许跟从君王办事，虽无成就而有好的结局；六四，扎紧袋口，没有灾祸，也没有声誉；六五，黄色的下裳，大吉；上六，龙在旷野交战，流出的血色玄黑而黄。又说：“用六，利于长久守正。”这是什么意思？是说用“六”来命名爻。坤卦的爻数有八、六，六是会变化的，八是不变化的；同样是用占得的数字命名爻，并不是说六爻都恒常为六。说“用六”，是解释为什么不用八。可是占筮时，得八常常多，得六常常少，也有一卦没有六的情况，这一点不能不解释。阴柔的变动，有时会失于邪僻，所以说“利于长久守正”。阴阳反复变化，是天地的常理。圣人对于阳气尽头，阐明其变通之道；对于阴气，则有所警戒。六十四卦中，阳爻都是七、九，阴爻都是六、八；从乾、坤两卦可以看出这一点，其余各卦也就可以知道了。原编者评论：朱子说，关于“用九”“用六”，欧阳修的说法是正确的。本文说“不是六爻都恒常为九”，这本来就是陆绩所说的“九已经在初爻、二爻”，并非“九”的意义。文章体制极像明代初年的制义，大概制义本来就是宋人经义的变体，解说经书的文章理应如此。等到它流弊滋长，便铺陈华辞、炫耀辞藻，而对义理完全没有阐发，正如告朔祭祀中用的羊也亡失了。把它录下来，是要让读者知道制义的源流。书梅圣俞稿后 一切音乐，都是通达天地的和气，并同人的气息相接。因此，它的快慢、振奋和运动，可以感动人的内心；欢欣或悲伤，也可以从声音中察知。五声单独从金石等乐器发出，不能自行调和，而由乐工使它们调和。乐工抱持乐器，懂得各种声音，知道节制声音的高低厚薄，调节十二律吕，能做到这些，才是乐工的高明。如今指着乐器问乐工说：‘那些簨、簴，堵列编排、执持陈列的东西，是什么？’他一定回答说：‘是鼗、鼓、钟、磬、丝、管、干、戚。’又谈到声音来问他说：‘那些清的、浊的，刚劲振奋的、柔和舒缓的，有的在郊外，有的在庙堂下面，罗列着的是什么？’他一定回答说：‘是八音、五声、六代的乐曲；上面的人歌唱，下面的人起舞。’那些声音、乐器、名称、事物，都可以逐一列举回答。然而到了它们震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能够欢喜、能够悲伤，有时歌唱、有时哭泣，不知道手脚为什么会鼓舞起来的时候，问它为什么能使人感动，即使是高明的乐工，也仍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大概这件事无法用语言说清。音乐的道理深奥极了，所以高明的乐工一定是内心领会、手上应和，却不能用言语叙述。善于听音乐的人，也一定要在心中领会，再用意念融会贯通，同样无法用语言说清。尧舜时代，夔掌握了这种道理，用它调和人神，使百兽起舞。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时期，师襄、师旷、州鸠这些人掌握了它，担任乐官，治理国家，预知兴亡。周朝衰微，官职制度丧失，乐器沦亡，散失到河海之间，经过一千多年的岁月，再没有听说有人掌握这种道理。天地、人类彼此相接的和气，既然不能从金石乐器中宣泄，我怀疑它最终只集中在人身上。因此，那些掌握了这种和气的人，虽然不能用音乐使它调和，尚且能够把它歌咏成诗。古代登堂歌咏《清庙》，由太师掌管；诸侯各国也都有诗，用来表达本地的风土性情。至于投壶、宴饮、射礼，一定要让乐工歌唱，以传达宾主的心意，作为宴会上的音乐。大概诗就是音乐的后代吧。汉代的苏武、李陵，魏代的曹植、刘桢，掌握了诗歌纯正的本源；宋、齐以后的人，掌握了浮薄放纵的声调；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沈佺期、宋之问、王维这些人，有的掌握了淳厚古朴、淡泊清远的声调，有的掌握了舒展和谐、高亢畅达的节律；孟郊、贾岛这些人，又掌握了悲愁郁结的气息。从这以后，掌握它的人时常有，但不再纯正。如今圣俞也掌握了这种道理，不过他的诗体最擅长表现人的情感、描写风俗，精华秀美而典雅端正，变化多端；舒展时像春天，凄清时像秋天，使人读它能够欢喜，也能够悲伤，陶然畅快、酣适满足，不知不觉手脚就要鼓舞起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岁〕 这确实是掌握了音乐深层道理的人吗？它感动人的程度，难道就是所谓同音乐同出一脉吗？我曾向圣俞请教诗歌，他可以指点我声律的高低和文辞的瑕疵。至于他内心所领会的，却不能用语言告诉我。我也将凭借内心体会、用意念领会，但至今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圣俞长久居住在洛阳，他的诗也常常为人们所拥有。如今他将要告假归乡，我于是请求得到他的诗稿，把它抄录下来。然而前面所说内心所得的道理，就像伯牙弹琴、子期听琴，彼此不必交谈而意趣相通。我如今得到圣俞的诗稿，难道就像得到了伯牙的琴弦吗？原编者评论：《尚书》说：“诗是表达心志，歌是延长言语，声音依循歌唱的延长，音律调和声音。”由此可知，遵循音律而不相违，写成文章而不紊乱，诗与音乐之间能够相互感通，其中的道理很微妙。作诗如果只是雕刻内心、刺绣眼目，却没有自然的情趣，那么所谓震荡四时和气的作用就孤零零地不存在了，怎么能够恢复正始之音呢？只是一味在辞章上反复锻炼，不过是秋虫的鸣叫、朝菌的媚态罢了。这正是欧阳修推重圣俞的诗，说他独有心得的原因。东坡在梅尧臣诗稿后题诗说：“驿站使者从前村骑马回来，北方人初次认识越地的梅花。清香不要拿酴醿来相比，只是还缺溪头月下的一杯酒。”又说：“我虽然是后辈，还来得及同他交往。看他的亲笔诗稿，就像看见他拍掌谈笑。”如今读欧阳修、苏轼二人的题跋，仿佛在高山流水之间遇到了圣俞。桑怿传

译桑怿，开封府雍丘人。他的哥哥桑慥考中进士，很有声名；桑怿也考进士，两次都没有考中，便离开家乡到汝水、颍水一带游历，得到龙城几顷荒废的田地，退回来努力耕种。遇到灾荒年，汝水附近各县盗贼很多。桑怿向县令报告，愿意担任耆长，往来于乡里之间，察访奸民。于是召集乡里的年轻人，告诫说：‘盗窃是不能做的，我在这里，不能容忍你们这样做。’年轻人都答应了。有个乡里的老人，儿子死了还没有收殓，盗贼夜里剥走了尸体的衣服。老人胆怯，又没有别的儿子，不敢报告县里，只能让尸体裸露着，无法安葬。桑怿听说后很悲伤，却怀疑是年轻人王生所为；夜里进入他家，搜查他的箱子，不让他察觉。第二天遇见王生，问道：‘你已经答应我不做盗贼，如今又盗取乡里老人父子的尸体，难道不是你吗？’年轻人神色变了，桑怿立即把他推倒在地，捆绑起来，追问共同盗窃的人，王生指认了某个年轻人。桑怿叫壮丁看守王生，自己又骑马追取那个年轻人，送到县里，二人都依法伏法。他又有一次到郏城，遇到县尉正要出去捕盗；县尉招呼桑怿喝酒，于是同他一起走到贼人藏身的地方。县尉胆怯，假装不知道，想要从那里经过。桑怿说：‘贼就在这里，还要到哪里去？’他下马独自格杀数人，接着把其余人全部捆绑起来。他又听说襄城有十几个盗贼，便独自提一把剑前往，杀了几人，捆住其余的人。汝水附近的县因此没有了盗贼。京西转运使上奏此事，授任他为郏城尉。天圣年间，河南各县盗贼很多，转运使上奏调他任渑池尉。崤山是古代的险要之地，深山很多，其中青灰山尤其险阻，是盗贼所凭恃的地方。凶恶的盗贼王伯藏在这座山中，时常出来危害附近县邑。当时王伯的名声已经传到朝廷，巡检官都接受命令来捕捉他。桑怿到任后，巡检官伪造诏书给他看，打算借此把王伯诱出来。桑怿信以为真，没有怀疑诏书是假的；于是探知王伯所在，挺身进入贼人中间招降他，同王伯一起生活了十多天，取得他的信任后，才带他出来。巡检官反而带兵在山口拦截，桑怿几乎不能脱身。桑怿说：‘巡检接受了命令，只是害怕没有功劳罢了。’于是把王伯和巡检使都交给他们自己去邀功，不再为自己申说。巡检把王伯俘获送到京师，朝廷查明实情后治巡检之罪，贬黜了巡检。桑怿任县尉一年多，改授右班殿直、永安县巡检。明道、景祐年间，天下遭遇旱灾和蝗灾，盗贼渐渐兴起。其中有二十三个凶恶的盗贼，不能捕获。枢密院用传召桑怿到京，授给他这二十三人的姓名，让他前往捕捉。桑怿谋划说：‘盗贼害怕我的名声，一定已经逃散；逃散之后反而难以捕捉。应当先向他们显示怯弱，我到达后就关闭营栅，告诫军吏不得有一人擅自出去。’ 过了几天，军吏不知道该做什么，几次请求出去效力，都被桑怿禁止。不久，他夜里带着几个士卒改穿盗贼的服装出去，跟踪盗贼平常行走的地方，进入百姓家中。百姓都逃走了，只有一个老妇人留下来，为他们制作饮食，像对待盗贼一样给他们食物，他们便回来。桑怿又关闭营栅三天，再次前往，便带着食具到老妇人那里用餐，并把剩下的食物送给她。老妇人把他们当成了真正的盗贼，于是渐渐接近她，同她谈起群盗的事情。老妇人说：‘他们听说桑怿来了，起初害怕，都逃走了；后来又听说桑怿关闭营寨不出来，知道他不足以害怕，如今都回来了。某人在某处，某人在某处。’桑怿便把他们全部侦察捕获。又过三天，他再次前往，给老妇人送上厚礼，于是说出实情：‘我是桑怿，麻烦老妇人为我查明这些话是否真实，千万不要泄露。三天后我还会再来。’又过三天前往，老妇人已经确实查明了实情。第二天早晨，桑怿部署军士，派若干带甲士兵到某处，在某地捉拿若干盗贼。最强悍的盗贼在某处，他便亲自骑马赶去，士卒来不及跟随，只有四名骑兵追赶；于是同贼人相遇，亲手杀了三人，二十三名盗贼在一天之内全部捕获。二十八日回到京师复命，枢密院的官吏对他说：‘给我银子，我替你谋求升任某职。’ 桑怿说：‘靠贿赂取得官职，不是我的愿望；何况我贫穷，没有银子，即使有银子也绝不会这样做。’官吏恼怒，藏起他的功劳簿，使他免受缺点记录，派他到三班任职。三班按照惯例同兵马监押相当，尚未出发，恰逢交趾獠人叛乱，杀死海上巡检，昭化等州都受到警报。先前派去的几批人都不能平定，于是命桑怿前往，他亲手把叛贼全部杀死。回来后，才授任某门祗候。桑怿说：‘这次行动，不只是我的功劳；官位有在我之上的人，我只是他的助手。如今他留在那里而我回来，我的赏赐丰厚而他的赏赐微薄，难道不会怀疑我掩盖他的功劳、自己夸耀吗？接受这样的赏赐，只会使我的内心惭愧，我要把赏赐让给职位在我之上的人。’他把奏稿给我看，我对他说：‘你让出去，朝廷一定不会接受，只会被讥讽为沽名钓誉、虚伪邀取。’桑怿叹息说：‘我也考虑过这一点；然而士人只要看自己的内心怎样，就应当相信内心去做，讥讽有什么可牵累的？如果想躲避声名，那么一切善事都不能做了。’事情结束后，我为他的话感到惭愧，但最终朝廷还是没有接受他的谦让。桑怿虽然考中过进士，却不很通晓书本；然而他所做的事情都合乎道理，像这样的事很多。他起初居住在雍丘，遇到大水，有两仓粮食，正要用船运走，见百姓逃避水淹，便丢弃自己的粮食，用船救载百姓。又见百姓遇到荒年，便聚集乡里人供养他们，直到粮食用尽才停止。桑怿善于使用剑和铁简，力量超过数人，又有谋略；遇到人时常常畏缩，好像对自己没有信心。他身材并不高大，却自己修养威严仪表，说话仿佛不肯轻易出口；突然遇见他的人，不知道他强健而且勇敢。原编者评论：欧阳修撰写《五代史》，又撰写《唐书》的纪、志、表，他的史学文章已经列在学官之中。不过那些都是篇卷巨大、书帙繁多的著作，读者必须经过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读完。现在录下这篇小传，用来看见他的史笔大略。所谓尝鼎一脔，就是从一块肉知道鼎中全部的味道。欧阳修自记说：‘勇力人人都有，但能够知道怎样使用勇力的人很少。像桑怿，可以称为有义有勇的人。他学问不深却能做到这些，大概是天性如此。’我本来就喜爱传述人物事迹，尤其喜爱司马迁善于作人物传记，而他所记载的都是伟大功业、奇特节操之士。我喜欢读这些传记，想要学习他的写法，却奇怪如今像司马迁所写的那样的人为什么这样少。于是怀疑司马迁只是文章雄健，善于壮大自己的说法，而古人未必真是如此。等得到桑怿的事迹，才知道古人确实有这样的人，司马迁的记载没有欺骗。也知道今人本来同样有这样的人，只是没有被完全知晓。桑怿的所作所为很壮烈，可惜不知道我的文章能不能像司马迁的文章一样，使人读了感到喜悦；姑且把它编次记录下来。上范司谏书

译上个月中旬，我得到进奏吏的报告，说您从陈州被召到京城，授任司谏；当时就想写一封信来祝贺您，只因事务繁多、匆忙忙乱，一直未能写成。司谏不过是七品官，您得到它本不值得高兴，而我却偏偏想郑重地祝贺您，实在是因为谏官关系到天下的得失，关系到一时的公论。如今世上的官职，除了九卿和百官之外，直到一郡一县的官吏，并不是没有尊贵的官位和重要的职务可以推行自己的道理。然而县官越出县界，郡守超越郡境，即使是贤能的守长也不能越权行事，因为各有职守。吏部的官员不能管理兵部，鸿胪寺的卿不能管理光禄寺，因为各有主管部门。至于天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国家社稷的大计，只要有所见闻而不受具体职司限制，能够处理它的，只有宰相；能够进言的，只有谏官。因此士人学习古道、心怀道义，出来做官时不能担任宰相，就一定要担任谏官。谏官地位虽然低下，却同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对，宰相说不对，坐在朝廷之上同天子讨论可否的，是宰相。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一定要实行，谏官说一定不能实行，站在殿阶之前同天子争辩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地位尊贵，推行自己的道；谏官地位卑下，推行自己的言论。言论能够实行，道也就能够实行。九卿、百司以及郡县的官吏，各自守住一项职务，承担一项职务的责任；宰相和谏官关系到天下的事情，也承担天下的责任。然而宰相以及九卿以下的官员失职，会受到主管部门的责罚；谏官失职，则会受到君子的讥评。主管部门的法律只在当时实行，君子的讥评却会写在简册上，昭然流传百世而不会泯灭，这是十分可怕的。一个七品官，承担天下的责任，又害怕百世的讥评，难道责任还不重大吗？不是有才能而且贤德的人，不能担任这种官职。近来您开始从陈州被召来，洛阳的士大夫相互说：‘我认识范君，知道他的才能；他这次来，不会做御史，一定会做谏官。’等任命下达，果然如此，他们又相互说：‘我认识范君，知道他的贤德；以后如果听说有站在天子陛下前，直言正色、当面争辩朝廷大事的人，不会是别人，一定是范君。’您接受任命以来，我们抬头翘首、踮足等待，盼望听到您的言论，却最终还没有听到。我私下感到疑惑，难道洛阳的士大夫能够预料前面的事，却不能预料后面的事吗？还是您另有等待，准备以后再有所作为呢？从前韩退之写《争臣论》，用来讥刺阳城不能极力进谏；阳城后来终于因进谏而显名，人人都说阳城没有进谏，大概是有所等待才这样做，韩退之不了解他的心意而妄加讥刺。我却认为不是这样。韩退之写这篇文章时，阳城担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又过了两年，他才在朝廷上议论陆贽，并阻止裴延龄担任宰相，想撕毁任命诏书，也不过两件事而已。德宗当时，事情可以说很多了，授受不当，叛将和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疑善忌，任用小人。在这种时候，难道没有一件事可以进言，却必须等待七年吗？当时的事情，难道没有比阻止裴延龄、议论陆贽更急迫的吗？按理说，早晨接受官职，晚上就应当上奏疏。幸好阳城担任谏官七年，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进谏一次便使事情停止，以此塞住自己的责任。假使他只任职五年、六年便调任国子司业，那么他将终身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离职了，这有什么可取呢？如今担任官职的人，大多三年升迁一次，有时一两年便升迁，更有甚者半年就升迁；这也不是一种可以等待七年的事情。如今皇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教化政治清明，即使可以说天下无事，然而他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您来而授予这个官职，难道不是想听到正义之言、喜爱直率的言论吗？可是如今还没有听到您有所言说，使天下知道朝廷有正直之士，也彰显我们君主有采纳谏言的明智。那些平民出身、身穿粗布衣带的士人，困居草野，坐着诵读书史，常常遗憾自己没有被任用。等到被任用，又说：‘那不是我的职分，不敢说。’有人说：‘我的地位还低，不能说。’等到可以说了，又说：‘我还在等待。’这样最终一个人也不进言，难道不可惜吗？恭敬地希望您思考天子任用您的用意，害怕君子百世的讥评，陈述一次正直的言论来承担这一重大责任，同时解除洛阳士大夫的疑惑，那么我就非常幸运了，非常幸运了。原编者评论：本文议论阳城的地方并不完全恰当，我已经在《争臣论》书后说明了。总的说来，欧阳修的用意只是想劝范仲淹直言，并不是要真正评论阳城。朱子说：‘欧阳公写给司谏的这封信，其中有些地方很美，有可取之处，也有令人不能企及的地方；但并不是繁琐冗长、没有意思。’苏老泉给欧阳公的信说：‘您的文章，迂回舒缓而详尽周备，往复曲折却条理通达、疏朗流畅，没有间断；气势写尽，语言说完，急切地说尽道理，却又从容闲适，没有艰难劳苦的姿态。’这三点都卓然自成一家文章。丘浚说：‘如今世上的谏官虽然没有固定的具体职掌，但国家设置六科，把进言的责任交给他们。朝廷内部的百官、朝廷外部的藩郡，凡有奏章，没有不经过他们的。何况他们列署内廷，在殿陛前随班侍立，每天接近天子的清光，距离天颜只有咫尺；上面对皇帝有所承接，下面对百官有所分理。这就是欧阳修所说的在殿陛之间争辩是非。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不能贪爱富贵；其次要格外珍惜名节；再次要明白治国的体要。这样，上面君主的德行一定有所辅助，下面朝廷的政务一定不会有所缺失。’王志贤说：‘明道二年，范文正公从陈州被召回京，授任右司谏。’ 范文正公先前因为进言触犯太后，被调出判河中府，后来又迁到陈州。任司谏后，立即论奏罢除杨太后的册命，又说不应当深究太后执政时期的事情。然而欧阳公仍然急切地劝他进言，为什么不能稍微等待一下呢？这一年冬天，范仲淹就因为进谏废黜太后的事，被调出任睦州知州。难道是受了欧阳公这封信的感动吗？这封信开头写作‘具官某拜书司谏学士执事’。第二年，范文正公调任苏州，欧阳公给他的信写作‘某再拜知郡学士希文足下’。大概从这封信以后，两人的相知逐渐加深。古人交情有亲疏等级，这里也可以考见。上杜中丞书

译我先前恭敬地看到，您举荐南京留守推官石介担任主簿；最近听说石介因为上书议论赦令而被罢免，而御史台中于是举荐别的官吏来代替石介。主簿在御史台的职务中最为低下，石介也只是一个微贱的士人；任用他还是不用他、是否合适，不足以妨害政事。然而值得惋惜的，是中丞您的举动。石介为人刚强果断、有气节，努力学习，喜欢辨明是非，是真正爱好正义的人。当初您举荐他的才能，议论的人都说您有知人之明；如今听说他被罢免，大家都说赦令是天子已经颁行的命令，不是疏远卑贱的人应当议论的，因此以此罪责石介，说他应当罢免。唯独我认为不是这样，只是不知道石介究竟指什么事情而言。传闻都说，石介所议论的是朱梁、刘汉不应当寻找他们的后裔。如果只是这一件事，那么石介并没有过错。然而我又不知道中丞您认为石介是对还是错。假如您随即认为他错了，那实在大为不可。况且主簿在御史台中虽然不是负责进言的官员，但大体说来，居于御史台的人，必须以正直、刚明、不畏惧、不躲避为称职。如今石介的脚还没有踏上御史台的门槛，就已经因为进言而被罢免，真可以说是正直、刚明、不畏惧、不躲避了。我估量石介的才能不止能做主簿，完全可以任御史。这说明中丞您有知人之明，而石介没有辜负您的知遇。我曾听长者说：赵中令辅佐太祖皇帝时，曾因某件事选择官员。赵中令列出两位大臣的姓名进呈，太祖不肯任用。过了一天，太祖又问起此事，赵中令再次把名单进呈，太祖还是不用。又过了一天，太祖再问，赵中令又把名单进呈，太祖大怒，撕碎奏章，扔在殿阶上。赵中令脸色不变，把笏板插在腰带间，慢慢拾起碎纸，收入袖中，回到中书省。又过了一天，太祖再问，赵中令便把碎纸缀补起来重新进呈，太祖这才大悟，最终任用了那两位大臣。赵中令之所以敢这样做，大概是先审慎地确认那两人确实可以任用，然后果断坚持，不可更改。如今执事举荐介，也是先审慎确认他可以举荐的吗？还是偶然举荐的呢？如果是明知其可用而举荐，就不应仓促停止；如果是偶然举荐，也应该先请听介所说，辨明是非后再作决定。如果介虽然触犯皇上却说得正确，就应当帮助他申辩；如果他说得不正确，也应该说：所举荐的只是主簿，并不是负责进言论事的官员；等他任主簿而不能胜任职务时，再罢免他，并请以此理由答复。况且中丞是替天子执掌纠察的臣子，皇上即使喜欢某人，如果那人不肖，也应弹劾罢黜；皇上即使厌恶某人，如果那人贤能，也应举荐并为之申雪，并不是随着一时的好恶来决定人的高下。如今任职的臣子中，成百上千，有邪有正，却都把自己的进退完全寄托在台臣身上。执事当初举荐介，说他有才能，朝廷相信了，准备任用他；等到您又认为他没有才能时，也就说他没有才能。这样一来，能不能用是由执事自己判断的，却仍然不能果断决定。如果于是又议论别的事情，怎么敢希望天子再相信执事呢？所以说：主簿虽然官位低，介虽然身份微贱，但士人中值得惋惜的，是中丞的举动。何况如今斥退介而另行举荐，也一定还是选择贤能的人来举荐。贤能的人本来就喜欢直言，如果举荐他进入御史台后，他又有所进言，难道又要斥退他而另行举荐吗？这样下去，必定要得到愚昧、昏暗、怯懦、沉默的人才会停止。伏望执事，如果想举荐愚昧的人，我哪里还敢再说什么？如果准备举荐贤能的人，希望不要更换介而另行选择。如今世上兼任御史的官员，按惯例不参与御史台的事务，所以我才敢把狂妄的话陈述出来，私下献给您。伏望幸予察看。原编者评论：主簿不是台谏官，越过职权进言，正如孟子所说：“职位低微却议论高位之事，是罪过。”然而仍须看他说得是否正确。假如朱、梁、刘、汉，当时想寻求他们的后裔，而介慷慨陈奏，认为不应寻求，那么欧阳修所说的见识，简直可以直接任用为御史，完全当之无愧，又何必计较他是主簿而不是台谏官呢？神宗并不是拒绝劝谏的君主，而中丞却不能直言匡正挽救，不能为国家储备有用的人才，不能为士人振作敢于进言的气概，正是因为被祸福得失的念头扰乱了，丧失了好恶的正当标准。这就是欧阳修为何对杜衍如此恳切的原因吗？答吴充秀才书

译欧阳修顿首敬告先辈吴君足下：前些时候承蒙您给我来信，并寄来三篇文章，我打开来读，浩浩荡荡，好像有千万字那么多；等心情稍稍平定再看，才不过几百字罢了。若不是文辞丰富、意气雄健，气势充沛，有不可抵挡的力量，怎么会达到这种程度？然而您还自己忧虑茫然无措，没有人启发您使您前进，这正是好学之人的谦辞。我的才能不足以在当时发挥作用，仕途也不足以在世上荣耀自己，我所受到的毁誉又不足以产生轻重影响，气力也不足以打动别人。世上那些想借我的声誉来抬高自己、借我的力量而后取得进展的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呢？先辈学问精深，文章雄健，施用于当世，也并不是要借助别人的声誉来抬高自己、借助别人的力量才取得进展。然而您却惠然亲自来访，好像有所责问，难道不是因为您急于求得大道，所以不择对象而来请教吗？求学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为了求道的，但真正达到道的人却很少。并不是道离人很远，而是求学的人有所沉溺罢了。文章这种言辞，难以写得工巧，却容易使人喜爱；容易使人愉悦，也容易使人自满。世上的求学者往往沉溺于此。稍微写得工巧一些，就说：“我的学问已经足够了。”更严重的甚至抛弃一切事务，心中一概不问，说：“我是文士，只以文章为职分罢了。”他们之所以很少达到大道，就是这个缘故。过去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六经的写作，只不过在几年之间完成。然而读《易》的人如果没有《春秋》，读《书》的人如果没有《诗》，为什么用功这样少，却能达到最高境界呢？圣人的文章虽然无法企及，但大体说来，人的道德修养深厚，文章就不会艰难，自然能够达到。孟子所以忙忙碌碌，没有空闲著书，荀卿大概也是到晚年才有著作。至于子云、仲淹，正是勉强模仿前人的言语，这属于道未充足而强作言说。后世迷惑的人，只看见前代文章流传下来，便以为求学只是学习文章，所以越用功，反而越不能达到这种境界。足下所说整天不走出书斋，不能使文章纵横高下都如意，是因为道还不充足。如果道充满于胸中，即使运行于天地之间，进入深渊泉水之中，也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足下的文章浩荡充沛，可以说已经很好了；而且又有志于求道，还自己认为未能广大。如果不停下来，达到孟子、荀子的境界也不难。我的学习求道还没有达到，但幸而不甘心停留在自己所喜爱的文章上，也没有沉溺于已经达到的地方。借着您的才能不肯自我停滞，又来激励我稍稍前进，这是我的大幸。原编者评论：韩愈、柳宗元以后，人们把欧阳修排在李翱、孙复之上。如今三人论文章的话都在这里，仿佛出自同一张口。韩愈说：“根茎茂盛的树木，果实就会成熟；油脂肥沃的灯，光就会明亮；具有仁义之德的人，他的言语就会和蔼可亲。”柳宗元说：“大体说来，文章以品行为根本，首先要使内心诚实。”这与本文所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确实如同一堂之上两张琴，一琴弹奏，另一琴便应和。学习文章的人如果不把这三人作为归依，还能归依到哪里呢？如果以这三人为标准，那么用心所在，就不应停留在文辞的末节。吴充，字仲卿，浦城人，未满二十岁便考中进士，和哥哥吴育、吴京方都取得高等名次。欧阳修长子的妻子，是吴充的女儿。吴充在神宗时任宰相。欧阳修性情正直，不回避众人的怨恨，任参知政事时，和几位大臣共同主持国政。吴充的妻弟薛宗孺因举荐官员获罪被弹劾，暗中希望依靠欧阳修而幸免，欧阳修却说：“不能因为我的缘故让他侥幸免罪。”因此薛宗孺被免官，便对欧阳修恨之入骨，借机编造帷薄之间的无根流言，牵连到吴充的女儿吴氏。小人想借此污辱欧阳修，便乘机上章弹劾他。正值神宗刚即位，欧阳修几乎遭到极重的刑罚，过了很久才得到解脱。欧阳修起初因孤女外甥张氏的事情被审查，到这时又遭到诬陷污蔑，于是极力请求退休，最终在汝阴度过余生。唉！小人仇视君子，即使像欧阳修这样忠诚正直的人，也仍忍心用禽兽般的行为来诬陷他，使有才识的人噤声，不敢替国家承担任何事情，然后他们才达到目的；这种情形实在可怕。卷二十三 庐陵欧阳修的两篇文章 与高司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