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

译宋朝建立一百三十年，四方没有忧患，人才逐年增多；大概自秦汉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兴盛的局面。达到这种局面虽然不止一个原因，但关键在于军队不使用，即使使用也不持久；总是让有智慧的人谋划，让仁厚的人守护，这样即使达到无穷久远也可以。契丹自晋天福以来占有幽州、蓟州，北方边境的警报几乎没有一年安宁，共六十九年。到了景德元年，契丹全国来侵犯，进攻定武，包围高阳，没有攻克，于是攻陷德清，进逼天雄。真宗皇帝采用宰相寇准的计策，决意亲自出征。到了澶渊，各路军队会聚在行在；敌军已经震动，双方刚交战，就射杀了敌方骁将顺国王达兰。敌军害怕，于是请求议和。当时诸将都请求把军队集中到界河一带，拦截他们回去，再慢慢派精锐骑兵跟在后面消灭他们。敌军害怕，向皇帝求情。皇帝说：“契丹的幽州、蓟州百姓都是我的百姓，何必多杀戮呢？”于是下诏命诸将按兵不动，不要进攻，放契丹回国。从此敌我通好守约，三十九年不再侵扰边境。后来赵元昊在西部反叛，战事连年不断，长期不能解决。契丹大臣中有贪功好利的人，认为我们怯弱而且厌恶战争，于是教他们的君主编造说辞来煽动我们，想要取得晋高祖给他们的关南十县。庆历二年，契丹在边境集结重兵，派遣臣子萧英、刘六符来聘问。敌军已经压境，使者又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到来，朝廷内外都很愤怒。仁宗皇帝说：“契丹是我们的兄弟之国，不可以抛弃，应当有人以盛大礼仪安抚他们。”于是命宰相选择回访使者。当时敌情不可预测，群臣都不敢前往。宰相举荐右正言、知制诰富弼，富弼立即入便殿答对，叩头说：“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臣不敢吝惜自己的性命。”皇帝为之变色，于是任命富弼为接伴使。萧英等进入国境后，皇帝派中使慰劳他们。萧英借口脚有病不行礼，富弼说：“我曾出使北方，病得躺在车中，听到命令也立即起来行礼。如今中使到来，您却不起身，这是什么礼节？”萧英惊惶地起身行礼。富弼坦诚地同他交谈，不把他当作外人。萧英等见富弼毫不隐瞒，也不再隐藏实情，于是屏退左右，秘密告诉富弼他们的君主想要得到什么，并说：“可以答应的就答应；不能答应的，就另提出一件事来搪塞。”富弼把全部情况上报，皇帝命御史中丞贾昌朝负责馆伴，不允许割让土地，但允许增加岁币，并且命富弼回访。富弼到达后，刘六符在馆舍中来回交涉十多次，富弼都陈说割地绝对不可行。见到契丹君主时，契丹君主问原因，说：“南朝违背盟约，堵塞雁门，增加塘水，修治城池，登记民兵，这是什么意思？” 群臣请求发兵南下，我认为不如派使者索取土地；索取而得不到，再出兵也不晚。富弼说：“北朝忘记章圣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战，如果听从诸将的话，北方军队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凡是北朝与中国通好，利益都归君主一人，臣下没有什么收获；如果用兵，利益归于臣下，祸患却由君主承担。所以北朝的臣子争相劝说用兵，都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谋划。”契丹君主惊讶地说：“这是什么意思？”富弼说：“晋高祖欺骗上天、背叛君主，向北方求援；末帝昏乱，神人都抛弃了他。当时中原狭小，上下离心背叛，所以契丹凭全国军队独自取胜。虽然敌军获得的金银财物充满了诸臣之家，但壮士和健马大半死亡，这由谁来承担？如今中国疆域万里，各地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想用兵，能保证一定胜利吗？”契丹君主说：“不能。”富弼说：“胜负还不能确定，即使让北朝获胜，损失的士兵和马匹，是群臣承担，还是君主承担？如果不断通好，岁币全归君主，臣下所得不过每年一两名出使者的利益，群臣有什么好处呢？” 契丹君主大为醒悟，长时间点头赞同。富弼又说：“堵塞雁门，是为了防备元昊。塘水始于何承矩，事情发生在通好以前。土地低洼，水势汇聚，不得不加高城墙和护城河；这些都是修缮旧有设施。民兵也是旧有的名册，只是补足缺额罢了，并不是违背盟约。晋高祖把卢龙一道贿赂给契丹，周世宗又攻取关南，都是不同朝代的事情。宋朝建立已经九十年了，如果双方都想索取前代的旧地，难道是北朝的利益吗？”本朝皇帝命使臣传达说：“朕替祖宗守护国家，绝不敢把国土交给别人。北朝所想要的，不过是贪图那里的租赋罢了。朕不愿因为土地而使两国百姓多遭杀戮，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岁币，代替土地的赋税收入。如果北朝一定要得到土地，那就是存心破坏盟约，只是拿这个作为借口罢了。朕难道也能独自逃避用兵吗？澶渊盟约，天地鬼神确实都在场见证。如今是北朝先挑起战端，过错不在朕，天地鬼神难道可以欺骗吗？”契丹君主深受感悟，于是想求婚。富弼说：“婚姻容易产生嫌隙，人的寿命长短也无法预知，不如岁币坚固长久。本朝长公主出嫁，陪送不过十万缗，哪里比得上岁币无穷无尽的收益呢？” 契丹君主说：“您暂且回去吧，下一次再来，我一定选择一件事授予您。”于是契丹带着誓书前来。富弼回国复命，又奉命出使，向政府领取国书和口头传达的话。走到乐寿时，他对副使说：“我是使者，却没有见到国书；万一国书上的言辞与口头传达的不一样，我们的事情就失败了。”打开国书一看，果然不同，于是骑快马返回京城，下午进见皇帝，住在学士院。一夜之间改写国书后又出发。到达契丹后，契丹不再要求婚姻，只专门要求增加岁币，并说：“南朝送给我国的书信，应当写‘献’，否则就写‘纳’。”富弼争辩说不可以。契丹君主说：“南朝既然害怕我们，何必吝惜这两个字？如果我拥兵南下，您难道不会后悔吗？”富弼说：“本朝皇帝兼爱南北百姓，不忍心让他们遭受刀兵，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怎么能说是害怕呢？如果不得已而用兵，那么南北两国应当以曲直决定胜负，不是使臣所忧虑的事。”契丹君主说：“您不要固执，自古也有这样的说法。”富弼说：“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所以臣服于突厥；当时送出的文书有时称‘献’、有时称‘纳’，这就无法确知了。后来颉利被唐太宗擒获，难道还会有这种礼节吗？”富弼声色俱厉，契丹知道无法改变他的意见，便说：“我应当自己派人去商议。”

译于是契丹留下所答应增加岁币的誓书，又派耶律仁先、刘六符带着本国誓书来，并且要求使用“献”“纳”之词。富弼上奏说：“臣已经以死拒绝此事，敌人的气势已经受挫，可以不再答应；敌人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皇帝听从了他，只增加岁币二十万缗，于是契丹平息，北方没有战事。这样又过了四十八年。契丹君臣直到今天还传诵富弼的话，遵守盟约而不忍破坏它，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通好与用兵的利害所在。所以臣曾私下评论说：一百多年间没有大规模用兵，是因为真宗、仁宗的仁德，也是寇准、富弼的功劳。富弼名弼，字彦国，河南人。曾祖父内黄县令名处谦，祖父商州马步使名令荀，父亲尚书都官员外郎名言，都因富弼显贵而追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并封为邓、韩、秦三国公。曾祖母刘氏、祖母赵氏、母亲韩氏，都封为鲁、韩、秦三国太夫人。富弼从小专心求学，胸襟宏大；范仲淹见到他便赏识，说：“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范仲淹带着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立即把女儿嫁给他。仁宗恢复制科考试，范仲淹对富弼说，您应当凭这个考试入仕。天圣八年，富弼以“茂才异等”中第，授将作监丞，任河南府长水县知县。李迪任用他，征召他担任河阳节度判官事。后来父亲秦国公去世，他服丧期满。正逢郭皇后被废，范仲淹为此抗争，被贬为睦州知州。富弼上言说：“朝廷一次行动便犯下两项过错，即使不能恢复郭皇后的名位，也应当召回范仲淹，以引进忠言。”他任绛州通判。景祐四年，被召入试馆职，升任太子中允、直集贤院。跟随王曾的征召，任郓州通判。宝元初年，赵元昊反叛，富弼上疏陈述八件事，详细说赵元昊派使者请求割地、索取金帛，使者的随从和仪仗像契丹使者一样，而言辞十分傲慢，这一定是赵元昊的亲信谋臣主动请求担任使者，应当出其不意在都城斩杀他。又说夏守贇是庸人，平时尚且不应任用，何况在艰难时期，怎能任枢密呢？议论者认为他有宰相的才器，召回任开封府推官，提拔为知谏院。康定元年元旦发生日食，富弼进言请求停止宴会和音乐，即使敌国使者住在馆舍，也只应赐给饮食罢了。执政认为不可，富弼说：“万一北方敌国也这样做，就会成为朝廷的羞耻。”后来从敌国回来的使者说，敌国内部果然按照富弼所说停止宴会，仁宗深感后悔。起初，宰相厌恶听到忠言，下令禁止越职进言。富弼于是借论日食，认为应对天变，不如疏通下情，于是朝廷解除了这一禁令。赵元昊进攻鄜延，杀死两万人，攻破金明，擒获李士斌。延州统帅范雍、钤辖庐守懃闭门不救，中贵人黄德和率兵先逃，刘平、石元孙战死；范雍、庐守懃把罪责推给通判计章，任用都监李康伯的人也都被流放到岭南。黄德和诬奏刘平投降贼军，皇帝下诏派兵包围刘平的家。富弼说，刘平从环庆带兵前来救援，因为奸臣不救才失败；他最终还骂贼而死，不肯进食，应当诛灭黄德和全家。庐守懃、黄德和都是依仗宦官势力诬陷别人，想以此自我脱罪，应当彻底审理他们的案件。枢密院上奏说正在用兵，案件不能立即结案。富弼说，大臣依附下属、欺骗皇上，案件不可以不彻底审结。当时庐守懃的儿子昭序任御药，富弼上奏请求罢免他。黄德和最终被判腰斩。延州二十名百姓到宫阙告急，皇帝召来询问，详细得知诸将失败覆亡的情况。执政厌恶此事，命令边郡禁止百姓擅自到京城。富弼说，这不是陛下的意思，而是宰相厌恶皇帝知道四方有败事罢了。百姓有急事不能到朝廷申诉，就会向西投奔元昊，向北投奔契丹。夏守贇任陕西都总管，又任用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都钤辖。富弼说，任用庐守懃已经被天下人耻笑，王守忠任钤辖又与唐代宦官监军没有区别，将领和官吏一定怨恨恐惧；难道还要重蹈庐守懃、黄德和的覆辙吗？皇帝下诏罢免王守忠。当时又任用观察使魏昭日丙为同州知州，郑守忠为殿前都指挥使，高化为步军都指挥使。富弼说，魏昭日丙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一定会坏事；郑守忠和高化原来都是亲事官，都是奴才小人，不可以任用。皇帝下诏派侍御史陈洎到陕西督修城池，并且修筑潼关。富弼说，天子守卫的重点在四方边境，如今修筑潼关，是要放弃潼关以西吗？这些话都触犯了执政者。自从用兵以来，官吏百姓上书的人很多，起初朝廷都不省察采用。富弼说，知制诰本来是中书省的属官，可以选择两人设立机构，由中书省考察他们所说的是否可用，能够采用的就采用。宰相把这件事交给学士办理，富弼说，这是宰相苟且偷安，想把天下的是非全都交给别人，要求在朝廷上与宰相辩论。他又说，边疆事务关系国家安危，不应专门交给枢密院，应当任用宰相魏仁浦兼任枢密使。开国初年范质、王溥也以宰相身份参与枢密院事务，现在战争兴起，应当按照旧例让宰相兼领。仁宗说：“军国大事应当全部归中书、枢密两院办理；这不是古代的官制，但我还不想立即废除内降诏令。令中书省共同议决枢密院的事务，并且把宰相接受内降诏令后交还皇帝的做法记录下来。”此前有人说：“恐怕枢密院会认为臣在夺权。” 富弼说：“这是宰相逃避事务罢了，并不是害怕被夺权。”当时西夏首领吹丹且实、吹丹且桑各自冒称伪将、伪相来投降，朝廷补授他们借奉职，羁留安置在荆湖。富弼说，这两人投降时，他们的家族已经被灭，应当厚加赏赐，以鼓励后来投降的人。皇帝命令把他的意见送交中书省，富弼见到宰相后又谈论此事，宰相起初竟不知道。富弼叹息说：“这难道是小事吗，宰相竟然不知道？”又极力论说此事，皇帝听从了富弼的意见，任命宰相兼任枢密使。富弼任盐铁判官，升任太常丞、史馆修撰，庆历二年出使契丹。改任右正言、知制诰，负责纠察京城的刑狱。当时有人使用伪造的文书做僧人，事情败露后才知道是堂吏所为；开封府审讯其他人，却不追究那个吏员。富弼向执政说明，请求把吏员交付审判。执政指着自己的座位说：“您将来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不要追求沽名。”富弼严肃地拒绝了这番话，说：“一定要抓到那个吏员，事情才算结束。”执政更加不高兴，故意推荐富弼出使契丹，想借机治他的罪。欧阳修上书，以颜真卿出使李希烈的事作比，朝廷把富弼留在国内而不作答复。富弼出使回来，授任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他恳切推辞，不肯接受。第一次接受任命时，听说一个女儿死了；第二次接受任命时，听说一个儿子出生了，他都不顾这些而出发。

译收到家书也不拆开，直接烧掉，说：“只会扰乱人的心意。”不久升任翰林学士。富弼见到皇帝，极力辞谢说：“增加岁币并不是臣的本意，只是朝廷当时正在讨伐元昊，没有空暇同敌人较量，所以不敢以死力争；臣怎么敢接受这个职位呢？”庆历三年三月，朝廷于是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他更加极力推辞。改授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七月又任命为枢密副使。富弼说，敌国既然已经通好，议论者便认为没有事情了，边防逐渐松弛；万一敌国破坏盟约，臣死了也有罪，不但臣不敢接受任命，也希望陛下想到外族轻侮中原的耻辱，卧薪尝胆，不忘整顿政务，于是把这些话上奏皇帝而罢止任命。过了一个月，又恢复原来的任命。当时元昊的使者来辞行，群臣在紫宸殿门排列，皇帝等到富弼编入枢密院的班次后才就座，并且派宰相章得象劝告富弼说：“这是朝廷特意任用您，并不是因为出使敌国的缘故。”富弼不得已才接受。当时晏殊任宰相，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杜衍任枢密使，韩琦和富弼任副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任谏官，都是天下所仰望的人。鲁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逐一称颂群臣，完全符合事实，其中说：“范仲淹、富弼辅佐君王，像夔和契那样贤能，天下人并不认为这过分。” 富弼既然以国家社稷为己任，仁宗又把成就功业的责任交给富弼和范仲淹，希望在一两个月内实现太平，多次亲手下诏催促他们详细列举应办的事情；又打开天章阁，召富弼等人入内就座，并给他们笔墨纸张，让他们写下想要实行的事情，还派两名中使轮流前去督促，并且命范仲淹主持西部事务，富弼主持北部事务。富弼于是与范仲淹各自上奏当时政务十多条，又单独上奏治理河北、安定边境的十三条策略。大致内容是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停止侥幸取官，革除积弊，以大体为根本；想逐渐更换各路不称职的监司，让他们清理淘汰所属官吏。这样一来，小人开始不高兴了。元昊派使者送来书信，自称“男”而不称臣。富弼说：“契丹已经使元昊称臣，而我们却不让他称臣，那么契丹便会成为天下无敌，不能答应。”于是退回使者，最终迫使元昊称臣。庆历四年七月，契丹来告知要出兵讨伐元昊。十二月，朝廷下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使者将要出发时却暂时停止，以等待契丹使者到来。富弼说：“如果契丹使者未到就出发，事情就是由我们发起；等契丹使者到了再出发，恩德就归于契丹了。”皇帝听从了他。这一年，契丹在云中接受册礼，并且发兵会同元昊，在河东讨伐爱勒族。因为距离很近，皇帝问富弼说：“敌人不会和元昊一同袭击我们吧？” 富弼说：“契丹自从得到幽州、蓟州后，不再从河东入侵，是因为河北平坦、容易进军而且富饶，河东险要贫瘠，并且还担心我们从镇定出兵，捣袭燕、蓟的空虚之处。如今出兵没有名义，契丹是大国，决不会这样做。即使它妄图发动，也应当出其不意，不应先说接受云中的礼物。”元昊原先与契丹约定彼此配合，以困扰中国；如今契丹背约，与我们结好，独自获得厚重的财物，元昊因此发怨言。于是敌人在威塞州筑城防备元昊。爱勒屡次杀害威塞州人，契丹怀疑是元昊指使，所以发动这次战事，怎么可能联合起来侵犯我们呢？有人请求调发军队以作防备，富弼说：“敌人即使不来，也还想用虚张声势来困扰我们；如果调发军队，正好落入它的计策。请让我承担责任。敌人若入侵，若我不能抵御，就是欺骗君上、贻误国家。”仁宗于是停止调发，敌人最终也没有行动。富弼认为契丹将来制造祸乱，一定会在黄河以北。他上奏十三条策略后，又请求镇守一个郡，施行这些措施。小人不断怨恨他，大臣中也有人用流言诬陷他。仁宗虽然不相信，富弼仍然害怕，正好保州盗贼平定，便请求担任河北宣抚使来躲避谗言。宣抚使任期将满回朝时，授任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任京东西路安抚使。诬陷他的人仍不停口，于是罢免了他的安抚使职务。一年多以后，谗言没有应验，朝廷加授他为给事中，调任知青州，兼任京东东路安抚使。黄河以北发生大水，百姓流亡到京东。富弼选取所辖地区收成丰裕的五州，劝百姓拿出粮食，共得到十五万斛，又增加官府仓粮，按照各地情况储存起来；还找到公私房屋十多万所，分散安置流民，以便他们取得柴薪和饮水。那些原任官员、等待任职而寄居当地的人，都发给俸禄，使他们到流民聚集处任事；又挑选老弱病瘦者供给粮食。山林、河泊中有可以取来谋生的物产，听任流民采取，其主人不得禁止。官吏都记录自己的功劳，约定一同上奏，请求日后按次序在朝廷受赏。每隔五天，富弼就派人带着酒、肉、干粮去慰劳他们，完全出于至诚，人人都竭力办事。流民死亡的，就挖大坟安葬，称为丛冢，富弼亲自作文祭奠。第二年麦子大熟，流民各自按照路程远近领取粮食回乡，共救活五十多万人。招募来充当士兵的，又有一万多人。仁宗听说后，派使者慰劳富弼，当即授任礼部侍郎。富弼说：“救灾是守臣的职责。”推辞不接受。在此以前，救灾的人都把百姓集中到城郭中，煮粥给他们吃；饥民聚集在一起，便发生疫病，又互相踩踏而死。有的人等了几天还吃不到粥，全都僵倒在地；名义上是救济他们，实际上却是杀害他们。自从富弼制定了简便而周密的办法，天下都传布实行，直到今天，不知道有几千万人因此获救。王则占据贝州叛乱，齐州禁军将领马达、张青与奸民张握等从妖道那里得到剑印，想要率众叛乱，屠杀城中百姓来响应王则。张握的土胥杨俊到富弼那里告发此事，说齐州不属于富弼管辖，恐怕事情泄露而发生变故。当时宦官张从训奉命到青州，富弼估计张从训可以任用，便把事情交给他，让他急驰到齐州，调发吏卒逮捕张青等人，没有一个逃脱；同时自己弹劾擅自派遣中使的罪过。仁宗嘉奖他，再次授任礼部侍郎。富弼又恳切辞谢不接受，改任资政殿大学士；又因明堂恩典授任礼部侍郎，调任知郑州，又调知蔡州，加授观文殿学士，知河阳，升任户部侍郎，授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任河东经略安抚使。至和二年，召回朝廷，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时受命。宣布诏命的那天，士大夫们在朝廷互相庆贺。仁宗暗中察知此事。欧阳修在殿上奏事，仁宗把这些话全部告诉欧阳修，并说：“古代求取宰相，有时靠梦兆和占卜。如今朕任用两位宰相，人情竟然这样，难道不是比梦兆和占卜更贤明吗？”

译欧阳修叩头称贺。仁宗身体不适，大臣不能觐见，朝廷内外忧虑恐惧。文彦博与富弼等人径直入内问候病情，内侍阻拦他们，他们不肯离开，便以监视祈禳为名，请求留宿内殿，所有事情都先向仁宗禀报然后执行，宫禁之中顿时严肃安定。嘉祐三年，加授礼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富弼担任宰相，遵守法令格式，实行旧例，又辅以公议，不把私意夹杂其中，所以百官各司其职，天下相安无事。因为各地百姓民力困乏、赋税徭役不均，便派使者分道巡视，裁减负担，称为宽恤民力。又放宽茶叶禁令以便利商人，减少刑狱案件，天下都感到便利。嘉祐六年，因秦国太夫人去世服丧，仁宗下诏依照旧例停止春宴。执政大臣过了丧期，通常都起复任职。富弼认为这是战乱时期改变礼制的做法，不可用于太平时代。仁宗依靠富弼处理政务，五次派使者起用他，他最终不奉诏，天下人都称赞他。英宗即位，授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任户部尚书。过了一年，他因脚病请求解除机务，连续上奏章二十次。授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阳，封祁国公。富弼五次上奏辞去节度使兼宰相的职务，并且说：“真宗以前，不轻易把这个职位授给人。仁宗即位之初，执政大臣想为自己谋取地位，所以开创了这个先例。仁宗一朝结束时，罢免的宰相、枢密使都授予节度使兼宰相的职务，即使是不称职或有罪的人也是如此，天下人都非难这种做法。如今陛下刚即位，希望从我开始立下制度。”英宗没有听从。神宗即位，改任武宁军节度使，进封郑国公。富弼又请求罢去节度使兼宰相的职务，于是授任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召他赴京。富弼因脚病坚决辞谢，又判河阳。熙宁元年，调任汝州，并下诏让他入朝觐见；因富弼脚病，准许他乘肩舆到宫门，神宗特意在内东门的小殿接见他，让他的儿子绍隆进去搀扶，又命他不必行礼。神宗与他坐着从容交谈，一直到太阳西斜，赐给绍隆五品官服。第二次召见时，神宗想留富弼担任集禧观使，他极力辞谢，赴任汝州。第二年二月，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赐甲第一区，他都辞谢不接受。又授左仆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弼到任后，听说有人在皇帝面前说灾异都是天数，不是人事得失所造成的。他叹息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如果不畏惧上天，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呢？距离祸乱和灭亡就不远了。” 这一定是奸臣想要推行邪说，所以先引导皇帝认为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使辅弼和谏诤之臣无法再施展力量；这是国家治乱的关键。我不能不赶快挽救。”于是他上奏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以及古今传记，依据人情和事理，说明灾异绝不可能与人事无关。群臣请求皇帝上尊号并奏乐，神宗因为久旱不许；群臣坚持请求奏乐，富弼又说：“按照旧例，发生灾变都要撤去音乐。我担心皇上因为同天节契丹使者应当来上寿，所以还没有决定是否拒绝他们的请求。”我认为这是彰显盛德的事情，正应当用来给远方的人看，请求连上寿也一并停止。”神宗听从了。当天就下了雨。富弼又上疏，希望皇帝更加敬畏上天的警戒，疏远奸佞，亲近忠良。神宗亲自书写答诏说：“你的义理忠诚，亲切而合乎正理，文章直截；如果不是出于爱护君主的心意、存有匡扶王室的志向，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我怎敢不把它放在枕边，铭记在肺腑中，终身以此自戒。还希望富公不要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就不难消除，太平也可以指日而待。”富弼上疏谢恩后，又不断重申劝戒，希望陛下对待群臣，不要因意见相同或不同而喜怒，不要根据喜怒决定任用或罢免。富弼第一次见神宗时，神宗询问边境事务，富弼说：“陛下即位之初，应当布德施惠，希望二十年内口中不要谈论战争。”因而列举九件事作为劝戒。八月，富弼因病请求辞去职务，授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又因年老请求辞职，改任亳州。当时正推行青苗息钱法，富弼认为：这种法律一实行，财物就会聚集到皇帝手中，百姓却会离散在下面；而富裕百姓不愿借贷，愿意借贷的都是贫民，日后无法收回，所以坚持不实行。提举常平仓赵济弹劾富弼，说大臣阻挠新法推行，应当从显贵近臣开始；如果置之不问，就无法号令天下。于是授任富弼为左仆射，判汝州。富弼说：“新法不是我所了解的，不能再治理郡务，希望回洛阳养病。”神宗准许了。不久他请求退休，授司空，恢复武宁军节度使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韩国公，退休。富弼虽然居家，但朝廷有重大利害，只要知道就没有不进言的。交趾叛乱，神宗下诏让郭逵等人讨伐，富弼说：“海边山岭险远，不能要求他们一定向前推进，希望下诏让郭逵等人择利进退，以保全王师。”契丹来争夺河东地界，神宗亲手写诏书询问富弼，富弼说：“熙河各郡都不值得守，而河东地界决不能答应割让。”元丰三年实行官制改革，改授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已故参知政事王尧臣的儿子王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身体不适，他的父亲王尧臣曾经与文彦博、刘沆以及富公共同决定大计，请求确立继承人，仁宗答应了。恰好第二天仁宗病情好转，所以暂缓了这件事，世人再没有知道的。王同老把他的父亲王尧臣所撰写的诏书草稿呈上。神宗拿这件事询问文彦博，文彦博说与王同老所说相符。神宗嘉奖富弼等人有如此功勋，却始终不自己说明。于是下诏任富弼为司徒，并任他的儿子绍京为阁门祗候。元丰六年闰六月丙申，富弼在洛阳私第的正寝去世，享年八十岁。他亲手封好遗表，让儿子呈上，世人没有知道遗表内容的。神宗听到讣告，震动哀悼，因而停止临朝视事，从宫中拿出祭文，派使者前往致祭。赙赠他家属的财物非常丰厚，追赠太尉，谥号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南张里。富弼的妻子是周国夫人晏氏，比富弼晚四年去世。儿子三人：绍廷，朝奉郎；绍京，供备库副使，在富弼去世后十个月去世；绍隆，光禄寺丞，早逝。女儿四人，长女嫁保宁军节度使、北京留守冯京，冯京去世后，又以次女续为冯京继室，封安化郡夫人；次女嫁承议郎范大琮；又一女嫁宣德郎范大琮。孙子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务郎。

译富弼天性极其孝顺、恭谨、俭朴而知礼。与人交谈，即使对方年幼卑微，也必定充分表示敬意；神色和穆，终身没有显露过喜怒。然而，他曾单车进入深不可测的敌国，面对朝廷诘问契丹君臣，使对方理屈口服、内心折服，言语间没有丝毫屈服，这难道不是所说的大勇吗？他喜爱善人、憎恶恶人，大概出于天性，常说：“君子和小人如同冰炭，决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物里。若把他们兼收并用，小人一定获胜；香草和臭草混杂在一起，最终必然变臭。”他担任宰相、判河阳，最后请求退休居家时，先后三次上奏，都说天子没有具体职事，只有辨别君子和小人而决定进退，这是天子的职责。君子和小人并处，形势上君子必然不能取胜。君子不能取胜，就会保全自身而退处，乐于守道而不感到忧闷；小人不能取胜，就会结党构陷、煽动是非，千方百计一定要取胜才罢休。小人一旦取胜，必然放纵毒害善良的人，什么都做得出来；想求天下不乱，也就不可能了。他写文章，善于辩析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俗。有文集八十卷，《天圣应诏集》十一卷，《谏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议》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边策》一卷，《奉使录》四卷，《青州赈济策》三卷。富弼一生推荐的人很多，其中尤其知名的有十多人，如王质和他的弟弟王素、余靖、张瑰、石介、孙复、吴奎、韩维、陈裘、王鼎、张之杜。像杞、陈希亮一类人也都在世上有声望，世人因此认为富弼善于识人。元祐元年六月，下诏让富弼配享神宗皇帝庙廷。第二年，又因明堂恩典加赠太师。绍廷向朝廷请求说：“先父的墓碑还没有树立，希望能有碑文来荣耀并安抚先父。”神宗亲自为碑首篆写“显忠尚德之碑”几个字，并命令苏轼撰写叙述其事的碑文。苏轼恭敬地拜手叩首进言说：世上从来不是没有贤人，从尧、舜、三代一直到今天，有这样的君主就有这样的臣子。所以仁宗、英宗直到神宗，都具有同一德行，能够享有上天的眷顾。上天把人才赐给他们，光明伟岸杰出，像富公这样的人就是如此。观察富公的所作所为，体味他一生的品行，那么三位皇帝的盛德，不必追问也可以知道了。古代臣子功劳高，自身就危险；声名重，毁谤就产生，所以闻名于世的人很少能够以功名善终。我看三位皇帝对待富公，使他保全功名并保持始终，大概可以说是达到极致了。当契丹请求割让土地时，神宗命宰相逐一询问近臣：“谁能替朕出使契丹？”众人都以各种事情推辞。唯独富弼慨然请求出行。出使的事情完成后，皇帝想任用富弼，富弼却迟疑退避，不敢接受。先前那些推辞不肯出使的人因没有出行而感到惭愧，于是只怨恨富弼，联合起来诬陷他，无所不用其极。等到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天下传诵，大臣们恨富弼如同仇敌，用流言构陷他，一定想把他置于死地。仁宗从容考察，完全辨明了诬陷，最终任富弼为宰相。到了英宗、神宗时期，富弼已经老了。他的功勋在史官笔下，他的德泽在百姓之中。天子虚心听取富弼的意见，西戎、北狄都观察富弼的进退，把它作为判断中国轻重的依据。然而赵济一人竟敢动摇他，幸亏神宗有如日月般的明察，越发深知富弼。富弼虽已请求退休，朝廷有重大政事仍必定亲自下诏询问，又追述他参与决定继承人的功勋，告知天下，使恩宠延及他的子孙，于是小人不敢再议论。富弼从容进退，最终成为宗臣。古人说过：“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难道不是这样吗？富弼既然配享清庙，应当有颂诗来昭示后世。诗辞说：五代八姓，十二位君主，四十四年间，局势如乱丝般纷乱；把百姓当作玩物，把杀人当作轻快之事。两河之间战事不断，血腥气直冲上天。上帝憎恶这种情形，命令我们的祖宗，赐给他们熔炉和铁锤，前往销毁敌人的锋芒。谁说百姓远在天边？我听见他们的呻吟。请你们稍稍忍耐，不要残害我的百姓。六位圣君承受天命，心志始终如一，告诫后世子孙，要承受上帝的命令，不要割鼻断耳残害百姓。何况北方夷狄喜好战争，已有一百三十年；我们忌讳战争和刑罚，唯独北方戎族说上帝骄纵我们。上帝听到这话，折断他们的萌芽；深厚地降生了莱公，用一尺长的鞭子惩打他们。他们既已服从驯顺，就加以安抚。那威严堂堂的韩公，与莱公相继出现；再次出使燕地，北方于是安宁。景德元年，开始与契丹订立盟约。富弼正出生在这一年，天命大概就是如此。富弼还在母亲腹中时，秦国夫人曾惊醒，看见旌旗、鹤、雁降临充满庭院，云中说这是上天赦免百姓的征兆。不久富弼出生，上天是想赦免百姓。富弼开启胸中的忠诚，北到燕然，南到黄河，亿万百姓得以生存。富弼亲手抚恤他们；水灾旱灾接连发生，流民向东流散，五十万人仰赖富弼供养。富弼在朝廷之中，恩泽如泉水流向边远之地；他在四方，恩泽又如树叶归于树根。百官都成为保民之人，众多渡口都保持贞正。富弼辅佐三位皇帝，使他们像重华一样协和明智。皇帝说富公来了，星陨落在他的厅堂，坟墓隆起在山丘。富公哪里只是埋藏于此？这是山岳降下的神灵，如今归去而不再停留。臣苏轼作此颂诗，使它配合《崧高》。原编者评：徐度说：苏东坡起初想为富韩公撰写神道碑，过了很久还没有思路。一天白天睡觉，梦见一位伟岸的丈夫自称寇莱公来访，苏轼与他交谈了很久。醒来后立即动笔，开头叙述景德年间澶渊之战的功劳，以及庆历年间与契丹议和的事情，片刻之间便写成了。拿给张文潜看，张文潜说：有一个字不太妥当，请让我试着说说看。碑文末尾原来写的是：‘富公的功勋在史官笔下，德泽在百姓之中；天子虚心听取富公的意见，西戎北狄都观察富公的进退，把它作为判断轻重的依据。然而赵济一人能够动摇他。’我私下认为，‘能’不如‘敢’恰当。东坡非常赞同，立即改定了。卷五十一。眉山苏辙的文章：书、序、策、论、记。苏辙《上洪州孔大夫论徐常侍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