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六

译成王、康王去世以后，百姓再也见不到先王的治理，日益陷入混乱，直到秦朝，秦朝把前代圣人几千年来的法令全部废除。天下人攻打秦朝并灭亡它以后，天下归于汉朝。汉朝作为汉朝，经历了二十四位君主，东西两汉两次拥有天下，延续将近四百年。然而大体上多采用秦朝的法律；它改动秦朝的事制，也多半只是附会自己的意图，并不是因为想效法先王的法令而拥有天下。真正有拥有天下这一志向的，只有汉文帝。然而当时天下的人才不足，所以虽然仁德的声誉很美，当时的法度仍不能效法三代。汉朝灭亡后，强者于是分割天下土地。晋朝和隋朝虽然能够重新统一天下，但统一不久就灭亡了，它们也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取代隋朝的是唐朝，经历十八位君主，延续将近三百年；而唐朝的治理没有比太宗做君主时更盛大的了。太宗能够屈己听从劝谏，怀有仁心、爱护百姓，可以说具有拥有天下的志向。他用租庸制度任用百姓，用府兵、卫士制度任用军队，用职事任用官员，用才干能力安排职位，用兴起义理改变风俗，用尊重农业根本来聚合众人。赋税徭役有固定制度，兵役和农业各有固定职业，官职没有空名，职务没有废事。百姓习惯于行善，行为远离末业，使上层掌握的事务简要而不烦琐，从下层取得的赋役很少而容易供给。百姓有农民的实际身份而保有军备，有士兵的名义而享有农民的利益。事务的分工各有所归，俸禄的支出没有虚浮；人才的品类没有被遗漏，治理的体系彼此承接。百姓的廉耻之心一天比一天深厚，田野一天比一天开辟。按照他的法令施行，国家就安定而有秩序；废弃他的法令，国家就危险而混乱。可以说他具有治理天下的人才。施行数年以后，粮食的价格低廉，一斗只值几钱。居家的人有多余的储蓄，出行的人有多余的资财，人人都能使自己富足，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可以说已经取得了治理天下的成效。有拥有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人才，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然而不能与先王并称为极盛的治理，是因为法度的施行与先王相比还不完备。礼乐的配备、田地的制度、学校的教育，与先王相比也还不完备。亲自置身于行阵之间，作战必胜，进攻必克，天下人都认为这是武功，却不是先王所崇尚的。四方夷狄相距万里，都是古代未能达到的地方；用政治使他们无不服从，天下人都认为这是盛大功业，却不是先王所致力的。太宗治理天下，得失就是这样。从唐尧、虞舜的治理经过五百多年，才有商汤的治理；从商汤的治理经过五百多年，才有周文王、周武王的治理；从文王、武王的治理经过一千多年，才开始有太宗做君主。有拥有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人才，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然而又因为还不完备，不能与先王并列，称为最完善的治理。这样看来，生在文王、武王以前的人，大约每五百多年才能遇到一次治世；生在文王、武王以后的人，一千多年也没有遇到最完善的治世。这不只是百姓生在这个时代的不幸；士人生在文王、武王以前，像舜、禹遇到唐尧，八元、八凯遇到虞舜，伊尹遇到商汤，太公遇到文王、武王，大约每五百多年才有一人遇到一次；生在文王、武王以后，一千多年中，即使有孔子那样的圣人、孟子那样的贤人，也没有遇到这样的时代；即使有太宗这样的君主，也不一定能够在当时实现自己的志向。这同样是士人和百姓生在这个时代的不幸。因此我记述唐太宗施政的是非得失，不只是让君主可以考察，凡是有志于道而想在朝廷做官的士人，也可以把它作为借鉴。原编者评论：曾巩这篇议论上下贯通千古，并不只是比较唐太宗的是非得失。所以在太宗以后没有一句涉及他，却把篇名题作《唐论》，明显不是专为太宗而发。篇末说：“士人有志于道而想在朝廷做官的，可以把它作为借鉴。”这大概是一篇招引隐士的文章吧？子路说：“长幼之间的礼节，不可以废弃；君臣之间的义理，怎么能够废弃呢？”君臣、父子五伦之中，实际上只有这两项最为重大。尧、舜那样的君主，隔世难遇；如果不是尧、舜这样的君主，就不能交出信物而做他的臣子。既然如此，又到哪里去得到尧、舜那样的人来做他的臣子呢？孔子说：“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无道就隐居。”这也只是对门下弟子说的罢了。假如是鲁国公子那样的人，又将到哪里去隐居呢？不只如此，门下弟子中像南宫说、孟孙何忌这样的人，难道也能抛弃祖先的祭祀而隐居吗？言论本来各有适用的对象。像这篇文章，教人懂得谨慎出仕、不可轻进的道理，确实很好；但把它当作普遍适用的议论，就不对了。至于它情意缠绵、含蓄深沉，姿态矫健而变化多端，本来就是文章中的雄篇。然而茅坤反而说它文体软弱，这是为什么呢？《墨池记》临川县城东面，有一块地势隐约隆起、临近溪水的地方，叫作新城。新城上有一方低洼而狭长的池子，叫作王羲之的墨池，据荀伯子的《临川记》所说。王羲之曾经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都被染黑了，这里就是他的遗迹，难道真是这样吗？当王羲之不肯勉强自己出仕时，曾经走遍东方直到大海，在山水之间娱乐自己的心意；难道他曾经纵情游荡，又曾在这里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达到精妙，那么他的成就大概也是靠自己的精力取得的，并不是天生就有的。既然如此，后世没有人能够赶上他，难道是后人的学习不如他吗？那么学习怎么可以稍有懈怠呢？何况要深入达到道德境界的人呢？如今墨池上建成了州学的校舍，教授王君盛担心这件事不显扬，就在楹柱之间题写“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来标明它，又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推想王君的用心，难道是爱惜别人的长处，即使只有一种才能也不肯让它废弃，并因此推广到他的遗迹吗？还是想推广王羲之的事迹来勉励学子学习吗？一个人有一种才能，尚且能使后人如此崇尚他，何况仁人庄士遗留下来的风范和思想影响后世，又会怎样呢？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原编者评论：文章寂寥简短，却能使人反复品味而意味深长，这是曾巩文章的长处。《南轩记》

译我得到邻近的一块荒芜土地，烧掉其中的草、树、竹、木，在里面种蔬菜，搭草屋让自己休息，虽然喧闹却感到快乐。世上本来有处在朝廷显贵地位、拥有胜过万乘之富的人，我也不愿意和他们交换。人的性情各不相同，由此我知道，安于闲静、隐居僻处，是我的性情最适合的。驱使我去做烦杂事务，并不是我的长处，何况还让我在权势、爱憎、毁誉之间争逐呢？然而奉养父母，没有办法修治我的兄弟；给他们吃粗米野菜羹，没有办法继续我为外物奔走的事务。有时在田间劳作，有时在野外住宿，不能总是住在这里，难道心中能不焦灼吗？年轻时我就思考，凡是违背我的性情、使身体劳苦而为外物奔走的事情，一定都有它的原因。士人本来就有应该勤劳的事，也有可以放纵休息的事；知道这些都承受于上天，顺应它，那么我也就无论身处何处都没有不是快乐的，难道一定要在这里休息吗？只是我所喜爱的学问很深远，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同我相处。然而六艺、诸子百家、史家的典籍，笺注疏解之书，以及评论文章美刺、非议感慨、隐微寄托、远山镌墓刻石、浮夸诡异的文章，下至兵法权谋、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志、佛老所传，我都能在这里得到。它们都是自伏羲以来，下至秦汉直到今天，圣人、贤人、杰出人物耗尽岁月、劳惫精力，日夜分别推究各自所长，辨析万事的学说；对于天地万物大小之间，以及修养自身、治理他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的道理，没有不全部记载的。处在这里却能与我共同做到这些，难道不可以算作所谓有益的朋友吗？我考察圣人旨意的来源，用它来消除疑惑、解除蒙蔽；考察贤人智者所称述的事迹、所引用的同类事例及其始末大概，用来扩大见闻、涵养内心；用忠诚自守，以宽恕待人；有了过错就改正，以勇气追求道义，以不停止努力来达到目标。这就是我从内心要求自己的地方。得到合适的时代就出来实行道义，守在深山长谷而不出来，不对；没有得到合适的时代就停止，卑躬屈膝地求取机会去实行自己的道义，也不对。我的义理有所不足，有人因为喜爱我而过分称誉我，这种称誉是错误的；我的义理有所充足，有人因为厌恶我而诋毁我，这种诋毁也同样错误。这些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我承担于上天和人世的责任。那么，我所学习的虽然广博，所守持的可以说很简约；我所说的虽然浅近易懂，但所承担的责任可以说很重大。把这些写在南轩的墙壁上，早晚观看，用来不断自我进步。南丰曾巩记。原编者评论：韩愈以后直到曾巩，大多天资聪颖绝伦，超出众人而接近圣道的根本，通过学习有所心得。只有李翱和曾巩可以这样说，而李翱又没有达到曾巩的纯粹。他所说的“用忠诚来涵养我的心，约束自己去实行宽恕”，有了过错就改正，以勇气追求道义，以不停止努力来达到目标，这些话有先后本末。他不学习的人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都不可得，能够像这样所说的有本有末吗？果真像他说的那样，真诚地实行起来，那么对于孔氏之道，达到登堂入室的境界也不难，难道仅仅是文章雄健而已吗？《思政堂记》尚书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太原人王君，在任池州的第二年，修治他的后堂，使它面向北方，并命名为“思政堂”，意思是说，他在面向南方的正堂处理政务，而在这里思考政事。这年冬天，我客居经过池州，他嘱托我为此写记。当初王君修治这座堂，得到公家的余钱，用来更换原有腐朽断裂的材料；完工后使它坚固，不受寒暑困扰。打开门走进去，旧园林的美景，凉台、清池、游息的亭子、缓步的小径，都在堂前；平整的田畦、浅浅的栏槛、美丽的花卉、秀美的树木、竹林、香草，都种植在堂的左右。王君于是退居其中，专心一意，把日夜思考政事作为自己的用心，不敢忘记政务，那么王君治理百姓的心意可以说很勤勉了吧？人与人交往无穷无尽，使人容易迷惑的是具体事务；事物不断推移变化、不能拘泥的是时势；事物的回应没有固定方式、不能轻易改变的是道理。知道时势的变化并顺应它，看见必然的道理并遵循它，那么事务虽然无穷，却容易应对；事情虽然容易使人迷惑，却容易治理。因此，所共同遵循的，一定是人们所安适的；所共同违背的，一定是人们所厌恶的。达到这样境界的人，没有不是从思考开始，然后在自己身上获得所得的。从自己身上获得所得，所以称为德；端正自己而治理他人，所以称为政。所谓政，难道只是处理文书、督促征收赋税、审断诉讼罢了吗？然而等到已经获得了德，也就不需要再思考了；已经教化成功了，难道又只是政务吗？古代君子的治理，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道理。如今王君学习经书，没有什么不读的，尤其对《春秋》研究很深；他挺立而独到的见解，能够破除前人的疑惑，有些地方别人还赶不上。他来到这个州任职，施展平素所学来修治政务，已经能够利用闲暇休息，却仍认为自己不足，于是在这里思考政事。即使如今的官吏不能完全实行自己的志向，但看王君勤勉到这种程度，那么池州的百姓难道会有不能蒙受他的恩泽的吗？因此我为他写下这篇记。嘉祐三年冬至日，南丰曾巩记。原编者评论：子产说：“治理政事就像从事农功，应该日夜思考。思考事情的开端并谋划它的结局，早晚都实行它。实行的不超越所思考的范围，就像农田有田界一样，过失就少了。”这座堂以“思政”为名，难道是取自这句话吗？子产这句话，是执政者应当诵读效法的。曾巩所说“顺应时势的变化，探求必然的道理，以应对无穷的事务”，实际上是隔了一千多年为子产的话作的注脚，足以使人懂得慎重思考的方法。人对于自身和一家人的事情，不知道命运有定数、分际有界限，深思熟虑，再想仍不能停止，一直想了三次、八九次，最后仓促慌乱、心神驰骋于虚无之境，却不知道应该停在哪里，这样的人很多。至于朝廷的事情，关系百姓生活和国家大计，却不肯用心思考。难道不是思考吗？只是思考上面的意思是什么罢了。知道上面的意思没有明确主张，就思考同僚中有权势者的意旨如何；又发现无从使用这种思考，就只问惯例如何。唉！古代治理政事是多么艰难，今天治理政事又是多么容易啊！以子产这样的贤人，处理政务尚且一定要日夜思考后才敢实行；如今的人与子产相比如何，却往往所行的政务都是不经思考就办成的。这样看来，百姓的生活靠什么才能富足，国家的大计靠什么才能正确？读了曾巩的文章，能不为这个时代感到忧虑吗？《宜黄县学记》

译古代的人，从家庭直到天子的国都，都有学校。从幼年到成年，从未离开学校的教育。学校里有《诗》《书》和六艺，有弦歌、洗爵、俯仰的仪容、升降的礼节，用来训练人的心志，以及眼耳手足的举止。又有祭祀、乡射、养老的礼仪，用来训练人的恭敬谦让；有选拔人才、审理狱讼、出兵授予符节的方法，用来训练人处理事务。老师和朋友帮助解除疑惑，奖励和惩罚勉励人进步，告诫那些不遵循规范的人；教育内容大体完备如此。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务必使人人学习自己的本性，并不只是防止邪僻放纵。即使人的性情有刚柔、迟速、缓急的不同，也都可以引导到中正之道，没有过分或不及。使人的见识明白，志气在内心充足，那么在进退、言语、沉默之间运用它，就没有不得当的。即使面对祸福死生之事，也没有什么足以动摇他的心意。作为天下的士人，用来修养自身的准备竟然这样完备。还要使他知道天地万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以及损益废置、先后始终的要领，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他坐在堂屋门内，四海九州的事业、万世的策略都能够接触；等到出来承担天下的职责，列身百官之中，就能随着所施行的事务，无所不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他平素所学习、所询问而得到的。大凡人的起居饮食、行动举止等小事，直到修养自身、治理国家天下的大道理，全都从学习中产生，没有片刻离开教育。他在视听和四肢动作上的表现，必定要使它们与内心相合；他在开始时的谨慎，必定要使它贯彻到最后。用自然渐进的方式训练他，用长久积累来等待成效。唉，达到的程度多么高啊！所以风俗养成之后，刑罚可以搁置不用；人才养成之后，三公百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法令成为长久制度之后，中等才质的人也可以守持；教育深入人心之后，即使更换到衰败的时代，也不会混乱。教育的极致达到这种程度，鼓舞天下而人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在顺从它，难道需要费力吗？等到三代衰微，圣人创制的制度全部毁坏。一千多年之间，即使有保存下来的学校，也不是古代的制度。人的身体、性情和举动，只任凭自己放纵；至于处理政事、治理百姓的方法，本来就没有平时的讲习。士人虽然有聪明质朴、敦厚茂美的资质，却没有教育培养的渐进过程，所以人才不能成就，正是这样。用没有学习、尚未成就的人才去做天下的官吏，又处在衰败弊病之后，去治理没有受过教育的百姓。唉！仁政之所以不能实行，盗贼和刑罚之所以不断增加，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宋朝兴起已经几百年了，庆历三年，天子谋划当代的事务，把兴办学校放在首位。于是天下的学校才得以建立。正当这个时候，抚州的宜黄县仍然没有学校。求学的士人都相继寄居在州府，聚集在一起讲习。第二年，天下的学校又被废止，士人也都散去了。可是春秋两季祭祀孔子的释奠之礼，已经写入法令，所以常常在庙中祭祀孔氏；庙宇废弃后却没有重新修治。皇祐元年，适逢县令李君详到任，才开始商议建立学校。县中的士人某某和他的门徒，都认为可以在这里发奋努力，没有不互相勉励、赶快去办的。因此，人才不用征调却有余，工匠不用征发却很多。学校建成后，连片房屋有若干间，门、序、正位、讲艺之堂、士人住宿的房舍，全都齐备；器物总数有若干，祭祀、饮宴、寝室所需的用具也都齐备。孔子的塑像以及陪同祭祀的士人塑像，都已完备。经史百家之书、翰林子墨的文章，无须向外求取。筹划地基、会集人力、开始营造的始末，总共只用了若干天而已。多么周全而迅速啊！正当四方学校开始废弃之时，有关部门的议论本来认为，求学是人情所不喜欢的事。等到看到这所学校的兴建，已经是在学校废弃数年之后，只因县令一声倡导，四境之内便响应并筹划办理，好像唯恐赶不上。那么，说那些不乐意学习的人的性情，果真就是这样的吗？宜黄的学子，本来大多是优秀之士。李君任县令时，威信施行，仁爱树立，诉讼清平，政事办成，他的政绩也很好。正值遇到这样一位贤能县令，又顺应当地爱好学习、发奋求进的风气，于是建造宫室，设置教习所需的一切，图书、器用等所需之物，无不具备，用来培养那些优秀的人才。古代距离今天虽然遥远，但圣人的典籍都还在，其中的言论可以考察，其中的方法可以求取。让他们相互研习而弄明白，那么礼乐制度和仪节文饰的详细内容，自然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至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以治理国家天下这一重大任务，则在于继续引导他们前进罢了。假使一个人的品行修养好了，把它推及一家；一家的品行修养好了，把它推及乡邻族党；那么，一个县的风俗就会改善，人才也会产生。教化的推行、道德的归宿，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县里的士人前来请求说：希望有一篇记文。于是我写下这篇记。十二月某日。原编者评论：朱子说，我二十岁左右时，便喜欢读南丰先生的文章，私下仰慕并想仿效他，最终却因为才力浅薄，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又说，朱熹未冠时读南丰先生的文章，喜爱它文辞严整、义理端正，平常总认为人的文章一定应当这样写，才算不是随便写作的人。朱子如此仰慕南丰先生，所以朱子的文章极其像他。这一篇更加浑然融洽，篇中阐明古代学校教育人的方法以及格物致知的关键，真切准确，实在是程朱理学的先声，值得推重啊。筠州学记

译周朝衰落以后，先王的遗迹熄灭了。到了汉代，六经从秦代焚书的残余中重新出现，士人在诸子百家之后求学。谈论道德的人夸耀高远而遗弃世俗实用，谈论政治理的人专务卑近而非难师法古人。刑名家、兵家之术，则习惯于暴虐和欺诈。只有通晓经学的人算是好的。可是他们又争相从事章句训诂之学，凭借自己的私见妄加穿凿附会。因此，先王之道不能彰明，求学者纷纷沉溺于所习之学。当时能够阐明先王之道的，只有扬雄。然而扬雄的著作，世人还不知道珍爱。可是当时出仕的士人，都勇于自立，没有苟且简略之心。他们取舍、进退、去留，一定以礼义为准绳。等到汉代已经衰败，士大夫们在强暴势力之间坚持志节，即使遭到禁锢、杀戮，而操守更加严厉的人，前后相望。因此，即使有不守法度的臣子，仍然迟疑徘徊，终其一生也不敢完成篡夺。从此直到魏晋以来，这种风俗的弊病和人才的匮乏，已经很久了。直到现在，士人中才有人在千年之外特然兴起，阐明先王之道，使后世求学者觉醒。世人虽然不能全都理解他的用意，却往往喜爱它。因此，学习他学说的人，谈论道德的宗旨而知道应对实际事务不能停留在浅近的议论；谈论从政的道理而知道效法古人并不是迂腐。他们不被诸子百家的学说扰乱，也不被传注疏解蒙蔽。他们所知道的能够达到这种程度，这是汉代士人所不能比的。然而能够尊崇并守持这些道理的人，却未必很多。因此，平和简易、敦厚朴实的风俗衰微了，而诡诈欺骗、轻薄恶劣的习气盛行。在贫富贵贱的处境上，他们少有培养廉耻、远离耻辱的心意，却多有苟且迎合、侥幸求得的行为。这正是当今风俗教化的美善不及汉代的原因。所听闻的或许浅近，而道义却很高；所知晓的或许有余，而守持却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汉代士人由乡里察举，所以不能不专心修养自己。经过长久的磨炼，果断实行义理便不是勉强而成的了。如今的士人凭文章选用，所以不能不专心致力于所学。经过深入的循习，内心得到的东西也会达到相当程度而自己不知道。由此看来，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有更甚的，难道不确实吗？假使汉代和今天都有教化开导的方法，都有学校培养造就的制度，那么士人在学习和品行方面，哪里会有彼此的偏差、先后的过失呢？大学的道理，是要使意念真诚、内心端正、修养自身，以治理国家天下，而一定要以首先获得知识为根本。那么，知识本来就是善行的开端，也是人最难达到的境界。如今的士人对于人最难达到的境界，已经几乎达到了，那么上面施行教化，没有比这时更容易的了，只看怎样引导他们罢了。筠州在大江以西，是个偏僻遥远的地方。庆历初年，诏令天下建立学校，唯独筠州不能响应诏令。州里的士人以此为忧。到了治平三年，已经二十三年了，才把这件事报告给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仪。董君于是和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茜，一同在州城东南寻找地势高亢开阔的地方，在上面修建学校。斋舍、祭祀的房屋，诵读讲学的厅堂，休息住宿的房舍，直到厨房、浴室、仓库、马厩，都按照次序建成。从当年春天开始筹建，到八月十五日落成。不久，前来求学的人常有几十、上百人。二位君子于是派人带信赶赴京师，请我写记。我认为二位君子治理政事，可以说是懂得应当致力于什么了。假使筠州的士人共同在其中进退升降，讲习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以求获得知识；那么其中贤能的人就会超然自信，独立于众人之中，其余中等资质的人也会努力学习，等待上面的教化。这样看来，这座学校的建成，就不只是让来这里的人在空洞的言论上玩味思索，以求在世间求取功名俸禄而已。因此我把自己所听闻的写下来作为记，并让他们带回去刻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原编者评论：朱子说：南丰写的《宜黄学记》《筠州学记》，很能把古人教育人的用意说出来。抚州颜鲁公祠堂记

译赠司徒、鲁郡公颜真卿，任唐朝太子太师；他和堂兄颜杲卿都因大节而死。直到今天，即使是普通男子和妇女，也都知道颜公是忠烈之士。当初，颜公因为触犯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他预料安禄山一定会反叛，于是为此作了防备。安禄山起兵以后，颜公和常山太守颜杲卿从后方进攻他，叛贼不能直接窥伺潼关，正是因为颜公和颜杲卿牵制了他的势力。肃宗时，颜公多次直言进谏，宰相不高兴，便将他贬斥逐去。他又被御史唐旻构陷，接连遭到贬斥。李辅国把太上皇迁居西宫，颜公首先率领百官请求问候太上皇的起居，又被贬斥。代宗时，他和元载争论是非；元载想有所蒙蔽，颜公极力论说，又被贬斥。杨炎、卢杞任宰相以后，德宗更加厌恶颜公的作为，接连贬斥他，仍不满意。李希烈攻陷汝州，卢杞就让颜公出使李希烈。李希烈起初因颜公的言辞而感到惭愧，后来终于把颜公勒死。那时颜公已经七十七岁。天宝年间，长久没有战争；安禄山反叛以后，天下没有不震动的，唯独颜公凭着小小的平原郡，便挫败了叛军的锋芒，四方听说后，争相奋起响应，唐朝最终能够振兴，颜公是最先倡导的人。颜公开启土门时，同一天归附他的有十七郡，得到二十多万士兵。由此看来，只要顺应人心而且真诚，天下人都会跟随。从那时到颜公去世，接近三十年，小人接连掌握政权，天下一天天陷入弊病，大盗相继兴起，天子动辄出外躲避。唐朝在朝的臣子，大多畏惧怯懦、观望不前，能够处在这种环境中只因一次触犯世俗便丢掉职位，而且自己不后悔的，已经很少了。至于再三触犯世俗、丢掉职位而自己不后悔的人，大概从来没有。若是起而抗争又屡屡失败，甚至达到七八次，最终死去而自己不后悔的，天下只有一个人，就是颜公。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夹杂着神仙、佛教的说法，并不都合乎义理；等到他奋然自立，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大概是天性如此。因此，颜公能够从容面对死亡，还不足以用来观察他的伟大，为什么呢？等到形势穷困、义理上不得不死时，即使普通人也可以勉力做到，何况颜公本来就自信于道义呢？颜公屡次触犯大奸臣，跌倒、受挫、遭震荡颠沛，达到七八次，却始终丝毫不把生死祸福放在心上；不是笃信道义的人，不能这样。这才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世道的治乱不同，士人的去留也不同。像伯夷的清白、伊尹的担当、孔子的应时而行，他们各自都有合宜的义理。既然已经把自己比作古代担当大任的人，却又想顾念自身、回避隐退，以此向世俗求取好处，怎么可以呢？所以孔子厌恶鄙陋之人，认为这种人不可以侍奉君主；而像颜公这样多次舍生取义的人，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仁人吗？今天是天子至和三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厚载，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慥，共同仰慕颜公的忠烈，因为颜公曾经治理过本州，于是建造祠堂来祭祀他。祠堂建成后，二位君子来到我家告诉我说：希望有一篇文章来记述颜公。颜公显赫的功业本来不是一篇祠记所能穷尽的，当然也不取决于有没有祠堂。然而世人仰慕他的心意若没有祠堂，就无从充分表达出来。听到他的忠烈事迹尚且足以感动人，何况亲自拜谒他的祠堂、亲身受到他的熏陶呢？如今州县的政事，凡是法令不能达到的地方，世人便不再议论。唯独二位君子能够追慕颜公的节操，尊崇他并为他建祠，使当世人以法令不能达到的地方为准则，这可以说是有志向的人了。原编者评论：世人说，柳宗元为段秀实作记，曾巩为颜真卿作记，都不是只因一死便看重他们的一生，是具有卓识的定论。然而这两篇文章本来各不相同。段秀实是武人，柳宗元恐怕后世把他奋起举笏击打朱泚看成一时激愤之举，埋没他平日慈惠忠清、足以担当大事的学识，所以特意写出他的逸事来流传后世。至于颜真卿的大节卓然显著、震动耳目，他不只是因一死而受到推重，这一点人人都知道，不必等待曾巩说明。颜真卿不像段秀实那样，能够流传到今天实在有赖柳宗元的表彰。况且颜公至死不忘君主，握拳而指甲穿透手掌；他一生的事迹，真可说是檀香一寸一寸燃烧而都散发香气，又怎么能比较它们的轻重呢？自从濂洛关闽昌明道学以后，后人知道修身有方法，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有工具，就像黑夜里有人在幽暗的屋子中有所求，而给他一支蜡烛；这种功劳本来可以延续万世。可是后来的学者不践行其实质，只徒然依附其名义，不在自身实践上下功夫，只夸夸其谈；与人一出门便转身在席间拔戈相向。一句话、一个字只要不像程朱，就拉起绳索批评追究，说这是异端，不是我老师的学说。又说：这是禅学。最严重的甚至到了不认父亲、不尊君主的地步；即使陆九渊的高明、王守仁的忠诚干练，也被群起攻讦，仿佛是在攻击盗寇。仔细考察那些攻击者的行为，却与流俗之人没有丝毫不同。面对一箪饭、一豆羹便喜怒形于色，哪里还谈得上死生关头的大节呢？至于颜真卿的学问，他所仰慕效法的是道士，所略窥门径的是佛教，不能分辨格物与慎独，不能提出敬与义相互扶持、知与行并进的学说。然而他从壮年直到老死，忠贞、义勇贯通金石，感动鬼神，显赫到这种地步，不称他为圣人一类的人，难道可以吗？学者应当取法谁、背离谁，用人的人又应当怎样取舍呢？学问之所以必须讲明，是想使人明白进入圣人境界的道路，使中等资质的人都有可以遵循的准则，从而完善自身，为天下国家所用。如今即使推举上等智慧的人，只要有一点不像圣人的言语举止，就排斥他，不让他成为我们的同道；而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却都可以凭口头议论取得资格，那么学问之道将会一同沦亡。与不讲学的时候相比，这样造成的昏暗闭塞就更加严重了，这难道是程朱讲学的本意吗？读到曾巩所说“颜真卿的学问文章夹杂神仙、佛教说法，不都合乎义理；他奋然自立，大概是天性使然”，我又深有感触。

译《徐孺子祠堂记》汉元兴以后，政权出自宦官之手，小人凭借他们的威势和恩宠，互相煽动行恶；中等资质的人观望徘徊，不知该怎么办。汉朝既已失去掌握政权的权柄，法纪纲常大为败坏。然而在位的公卿大夫中，有许多杰出而特然兴起的人，他们共同发愤同心，按照正道直言，分辨是非黑白，丝毫不屈从自己的意志。等到他们不被容纳，细密罗织、牵连党人的案件兴起，他们的操守反而更加坚定，行为也更加奋勉。志向虽然没有实现，忠诚却有余。因此等到他们死去以后，汉朝也随之灭亡。当时天下听闻他们的风尚、仰慕他们的义行，人人感慨激愤，甚至解下印绶、抛弃家族，亲属相互勉励，奔赴死亡而不躲避。一百多年之间，那些擅自强大、图谋非分之事的人接连出现，却都迟疑徘徊而不敢发动。汉朝能够以灭亡的形式保存下来，大概就是他们的力量。徐孺子当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征召他，他都没有就任。举荐他为有道之士，授任太原太守；用安车备礼征召他，他也都没有前往。他大概是忘却自身而为他人着想，不肯只在隐约之处独善其身。他们的操守虽然不同，但以仁为志向则是一致的。在位的士大夫，在乱世中坚持自己的节操，不因生死动摇内心，和那些留恋俸禄的臣子相差很远。然而他们不肯离去，是因为义理在于救济众人。徐孺子曾对郭林宗说：大树将要倾倒，不是一根绳子能够维系的，为什么还要忙忙碌碌而不能安处呢？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说他满足于山林丘壑、遗弃世事而不顾。孔子称赞颜回说：“任用我就出来做事，不任用我就退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这样吧。”孟子也称赞孔子说：“可以进取时就进取，可以停止时就停止。”徐孺子的愿望本来是学习孔子；对于君子和小人的消长、进退，以及选择适宜的处所，他从来没有不根据时势来决定，因此看见事情不可为便停止。这就是徐孺子不能用一种做法来替代另一种做法的原因。徐孺子姓徐，名稚，“孺子”是他的字。他是豫章南昌人。按照图籍记载，章水向北流经南昌城西，经过白社；白社以西有徐孺子墓。又向北经过南塘，南塘以东是东湖。湖的南面小洲上有徐孺子的住宅，号称孺子台。吴嘉禾年间，太守徐熙在徐孺子墓道旁种植松树。太守谢景在墓旁立碑。晋永安年间，太守夏侯嵩在碑旁建思贤亭，世代修缮治理。到了拓跋魏时期，称作聘君亭，今天亭子还存在。然而湖南的小洲，世人不知道那里曾经是徐孺子的住宅，也不知道曾经有过孺子台。我任太守的第二年，才在那地方搭建茅屋作为堂舍，绘制徐孺子的画像，用中牢祭祀他，率领本州宾客属吏前往拜祭。汉代到今天将近一千年，富贵而后湮没无闻的人数不胜数；徐孺子没有走出乡里，却唯独声名流传至今。那么，世上那些想凭智力和力量争胜的人，不是很迷惑吗？徐孺子的墓地已经失考，而孺子台幸而还可以考察；我又知道建祠堂是为了向本州人表明崇尚德行的意义，所以一并采录他出仕与退处的意旨写成这篇记。原编者评论：东汉末年，士人以志节相互推重，小人也联合起来诛杀他们，使善类一个不留，这是郭泰所谓“殄瘁”之痛。士人一旦相继亡故，董卓、曹操便无所顾忌；不只是汉朝的国运因此转移，大乱还延续了二三百年，中国分裂，把弑君篡国看成惯常故事。明智的人说，小人像狼虎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但君子只求洁身自好，不替后世考虑，也留下了值得议论之处。这些贤人因此像遭陨霜摧残的芝兰，而徐孺子一类的人则像经受严冬而不凋的松柏。越州赵公救灾记

译熙宁八年夏天，吴越地区发生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在百姓尚未饥饿之前，写信询问属县：“受灾的有多少乡？百姓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有多少？应当由官府供给粮食的有多少人？沟渠堤防和工程建筑中，可以雇用百姓来修治的有多少处？库中的钱、仓中的粮可以发放多少？可以招募出粮的富户有多少家？僧人、道士所食用的余粮，登记在册而现存的有多少？”让各县分别写清情况答复，并谨慎做好准备。州县官吏登记出孤儿、老人、疾病、体弱而不能自食的百姓二万一千九百多人，报告给赵公。按照旧例，每年给穷人的仓粮，发放三千石就停止。赵公征集富户捐输的粮食和僧道所食的余粮，共得到四万八千多石，用来补助赈济费用。从十月初一开始，让每人每天领取一升粮，幼小的减半。担心人多相互争抢，就让领粮的男女分日领取，每人一次领取两天的粮食。担心百姓将要流亡，又在城市、郊野设置发粮处，共五十七处。让人们各自就近领取，并告诫说离开本家的人不发给粮食。估计官府人手不够使用，就征用不在职而寄居境内的官吏，供给他们粮食并交给他们事务。不能自食的，有这些安排；能够自食的，也替他们登记报告。富户不得闭门不卖粮，赵公又替百姓发放官粮，得到五万二千多石，平抑粮价卖给百姓；设置卖粮处，共十八处，让买粮的人可以像领赈粮一样自行选择。又雇用百姓修完城墙四千一百丈，共三万八千个工日；计算他们应得的工钱，又加倍发给粮食。百姓借取生息钱的，便告知富户放宽期限借给他们，等到粮食成熟后由官府负责催收偿还。弃置子女的，让人收养他们。第二年春天，发生大疫，设置病坊，安置无处归宿的病人；招募两名僧人，交给他们负责医药饮食，使病人不致无所安置。当时凡有死亡的人，都让当地随时收殓埋葬。按法令，赈济穷人的仓粮到三月底应当停止，这一年却到五月底才停止。事情有不便于照章办理的，赵公一概自行承担，不使属吏受到牵累。有人上奏请示时，有些合宜的措施便多半立即施行。赵公在这段时间里早晚耗尽心力，丝毫不懈怠，事情无论大小都亲自办理。给病人提供药物食物，很多还拿出自己的钱。百姓不幸遭遇旱灾和瘟疫，能够免于辗转死亡；即使死去，也能不失去收殓埋葬，这全是赵公的力量。当时旱灾和瘟疫遍及吴越，百姓饥饿、疾病流行，死者几乎过半，灾祸从未有比这更大的。天子面向东方忧劳，州县推行传布皇恩，人人都尽了自己的力量。赵公所安抚救济的人，百姓尤其把他看作自己的依靠和归宿。他筹划经营、安抚整顿，在先后始终之间，曲折细微、详尽周全，没有一项不完备。他的施政虽然在越州实行，但他的仁德足以作为天下的示范；这些事情虽然只在一时施行，但他的方法足以流传后世。灾害的发生，治理得好的时代不能使它完全没有，却能够为它做好准备。等百姓受灾以后才谋划，和事先就筹划准备相比，是有差别的；平时没有练习，临事才有所作为，和素来已经掌握这些方法相比，也是有差别的。因此我从越州采录赵公推行的办法，很乐意为他详细记述下来。难道只是为了安慰越州人的思念吗？还将使那些有志于百姓的官吏，如果不幸遇到灾年，能够推行赵公已经实践过的办法，其具体条目便不必片刻等待就可以具备；这样看来，赵公的恩泽难道会小而且短浅吗？赵公于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退休，家居衢州。他直道而行、正直办事的方面，在朝廷中已经表现出来；他平易近人的实质，在自身方面也已具备，这里不再记述。这里只记载他的救荒政绩中可以作为师法的地方，题作《越州赵公救灾记》。原编者评论：赵抃救灾的方法尽善尽美，而曾巩所记又十分详尽明白，是主持地方政务的官员案头必备之书。卷五十七 南丰曾巩文：四疏议墓志铭 熙宁转对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