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译有朋友为我叹息，我作《幽怀赋》来回答他。赋文说：众人喧嚣纷杂地居处在一起，都感叹年老而以地位卑下为羞耻。看看我的内心并不这样，却担忧行道于世仍然不能正确。倘若内心自得其乐，最终老死又有什么可悲？从前孔门弟子贤能众多，只有颜回最接近圣人。超越众人的情感独自前行，指向圣人的境界而高高追求。即使只有箪食瓢饮，难道愿意穿轻暖衣服、驾肥马车吗？看看那样的人会怎样，反而惭愧自己的德行细微。自己不耕田却饱食，妻子不织布却穿丰厚的衣服；拿圣贤来比较衡量，哪里还能希望有侥幸可得？想到自己的抱负还没有施展，并不是哀悼自己、陈说私情。自从安禄山开始起兵，年岁已经循环六十而祸乱还没有平定。为什么神圣的尧帝所治理的郡县，竟然成为家族世代传承、各自据守的东西？向百姓征税来养活士卒，排列高大的城池彼此维系。这样的世道怎么能够长久？应当永远记挂，深远思考。从前有三苗违背命令，尧舜舞动干戚和羽旄来感化招致他们。只要刑罚和德教都已修明，无论远近都会归附。当高祖最初起兵时，只带领一支疲弱的军队；能够顺应天意、任用众人，最终扫除盗寇，平定隋朝。何况当今天子神明英武，又有功烈祖先留下的成法。铲除弊政，恢复根本，如同翻掌一样容易做到。假如朝廷的治理能够实现，哪一个地方的百姓能够违背呢？可悲啊，我这一生卑微而偏远，深藏的心怀要向谁诉说？叹息这些真诚无法通达，可惜这种正道无人继承。我只能在半夜暗自叹息，这并不是我应当忧虑的事情。原编者评论：欧阳修说：我起初读李翱的三篇《复性书》，说：‘这只是《中庸》义理的注疏罢了。聪明人能够认识自己的本性，应当恢复中庸；愚笨的人即使读了这篇文章，也不能明白，不如不写。’后来又读到他写给韩侍郎的荐贤书，认为李翱不过是在困穷时愤懑于世上没有人推荐自己，所以说得这样恳切周详；假如他得志，也未必会这样。把李翱看作秦汉之间那种喜好任侠、实行义气的豪俊之士，也是善于评论人物的。最后读到《幽怀赋》，便放下书叹息，叹息自己反复读它而不能停止。遗憾李翱没有生在今天，不能同他交往；又遗憾我没有生在李翱的时代，不能同他上下议论。况且李翱同时代的人中，有道德而又能写文章的，没有谁比得上韩愈。韩愈曾经作过赋，不过是羡慕两只鸟的荣耀，感叹自己没有机会得到一饱罢了。推究他的心情，如果获得荣耀而且吃饱了，就不会再说这些了。唯独李翱不是这样，他的赋说：‘众人喧嚣纷杂地居处在一起，都感叹年老而叹息地位卑下；看看我的内心并不这样，却担忧行道于世仍然不能正确。’他又奇怪，神圣的尧帝凭一支军队取得天下，后世子孙却不能凭天下的力量取得河北，因此忧虑。唉！假使当时的君子都改变他们感叹年老、叹息卑下的心情，换成李翱所忧虑的心情，那么唐朝的天下哪里会有祸乱和灭亡呢？然而，李翱幸好没有生在今天；如果他看见今天的事情，他的忧虑一定会更加严重。为什么今天的人反而不忧虑呢？我走遍天下，见过的人很多；即使有一个人能像李翱那样忧虑，也都被疏远，和李翱没有两样。其余那些享受荣华、吃得饱的人，一听到忧虑世事的话，不把说话者看作狂人，也把他看作愚蠢的疯子；不发怒，就嘲笑他。唉！身居高位却不肯为国家自行忧虑，又禁止别人使所有人都不能忧虑，真是可叹啊！《复性书上》

译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是因为有本性；人之所以被自己的本性迷惑，是因为有情。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情感，都是情的作用。情一旦昏乱，本性就隐藏了。这不是本性的过错。七情循环往复、交相袭来，所以本性不能充分显现。水浑浊了，水流就不清；火被烟遮蔽了，光就不明。这不是水火清澈明亮的过错。沙土不使水浑浊，水流就清了；烟气不郁积，火光就明了；情感不起作用，本性就充实显现了。本性和情并没有谁先谁后。虽然如此，没有本性，情也没有产生的地方。因此，情是由本性产生的；情并非自己成为情，而是因本性而成为情；本性也不是孤立地显现本性，而是通过情来显明。所谓本性，是上天赋予人的命；圣人得到它而不迷惑。所谓情，是本性的发动；百姓沉溺其中而不能知道它的根本。圣人难道没有情吗？圣人寂然不动，不出行却能到达，不说话却能神妙地感通，不炫耀却自有光明；他的制作与天地相参，他的变化与阴阳相合。他虽然有情，却从未被情所拘。既然如此，百姓难道是没有本性吗？百姓的本性和圣人的本性并没有差别。虽然如此，情感所造成的昏蔽彼此攻伐，从来没有穷尽，所以即使终身如此，也不能亲自看见自己的本性。火潜藏在山石和林木之中，并不是没有火；江河淮济的水还没有流出而潜藏在山中，并不是没有泉水。石头不敲击，木头不摩擦，就不能使山林燃烧、使万物干燥；泉水的源头不疏通，就不能形成江、河、淮、济，向东汇入大海，浩浩荡荡，成为深不可测的水域。情感的发动不停止，就不能恢复本性而照耀天地，达到无穷的光明。所以圣人，是人中最先觉悟的人。觉悟就明白，否则就迷惑；迷惑就昏暗。明与昏被说成不同。可是明与昏在本性中本来都不存在，那么同与不同这两件事也就分离了。明，是用来对待昏暗的；昏暗既然消灭，明也就不再成立。因此，真实无妄就是圣人，是本性本然如此。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耀天地；受到感应便通晓天下的事理，行动、止息、说话、沉默，无不处在极致之中。恢复本性的人，是贤人不断循行此道的人；不断循行，就能回到本源。《易经》说：圣人的德与天地相合，明与日月相合，秩序与四时相合，吉凶与鬼神相合。在天之先行动，天不违背他；在天之后行动，便奉行天时。天尚且不违背他，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这不是从外界获得的，只是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罢了。子思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能够赞助天地的化育，就可以与天地并列。’其次是从一方面推究到底，专一于某一方面也能达到真诚；真诚就会表现，表现就会显著，显著就会明白，明白就会发动，发动就会变化，变化就会化育。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化育万物。圣人知道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可以顺着本性不断前进而达到圣境。因此制定礼来节制人，制作乐来调和人。安处于和乐之中，是乐的根本；行动而合乎礼，是礼的根本。所以在车上便听到鸾铃和车铃的声音，行走时便听到佩玉的声音；没有特殊原因不废弃琴瑟，视、听、言、行都循礼而动，用来教人忘掉嗜欲，归向本性和天命的道路。道就是真诚。真诚而不停息，就会虚明；虚明而不停息，就会光明；光明而不停息，就会照耀天地而无所遗漏。这没有别的，只是穷尽本性和天命的道路。可悲啊，人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却没有什么阻止他们，反而没有人去做，这不也是迷惑吗？从前圣人把这种道传给颜子，颜子恭敬地守持而不失去，不久便恢复了自己的本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孔子说：‘颜回大概接近圣人了吧，他常常处于空明状态。’他之所以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只差一口气罢了。不是力量做不到，而是寿命短促早死的缘故。其余能够升堂入室的人，大概都得到过传授。一种元气所养育，一场雨所滋润，得到它们的人各有深浅，并不一定相同。子路死时，石乞拿戈刺击他，砍断了他的帽带。子路说：‘君子即使临死，也不能脱掉帽子。’于是系好帽带而死。子路并不是喜欢勇猛而不知恐惧，只是他的内心寂然不动。曾子临死时说：‘我还追求什么呢？我得到正道而死，这就够了。’这是端正本性和天命的言语。子思是仲尼的孙子，得到祖父的道，撰述《中庸》四十七篇，把它传给孟轲。孟轲说：‘我四十岁时不再动摇内心。’孟轲门下通达的人，如公孙丑、万章一类，大概都接受了传授。遭逢秦朝焚毁书籍，《中庸》中没有被焚毁的，只剩下一篇。于是这条道废弃残缺，教授它的人只把文章的章节句读、威仪和击剑的技艺互相传习；至于本性和天命的根源，我就不知道还有谁传授了。道衰败到了极点，必然会复兴。我难道正处在复兴它的时代吗？我从六岁开始读书，只做词句方面的学问；立志求道，已经四年了。我曾把这些道理告诉别人，却从来没有人认为我说得对。向南观看涛涛江水流入越地时，吴郡的陆参还在那里。我把这些话告诉他，陆参说：‘您的话就是尼父的心意。东方如果有圣人，其道理不会超出这些；南方如果有圣人，也不会超出这些。只是希望您不断实行罢了。’唉！关于本性和天命的书虽然还存在，学者却没有人能够明白，因此全都归入庄子、列子的学说。老子、释迦不明白这些的人，便说孔夫子一派不足以穷尽本性和天命的道理；相信这话的人全都如此。有人向我询问，我便把自己所知道的传授给他。于是写在书中，用来开启真诚明德的根源，使这条已经残缺断绝、废弃而没有得到发扬的道，几乎可以在当时流传。书名叫《复性书》，用它来治理自己的心，并传给那些人。唉！孔夫子如果再生，也不会废弃我的话。《复性书中》

译有人问：‘人的昏昧已经很久了，要恢复本性，一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请问方法是什么？’回答：‘不思虑，不妄想，情感就不会产生；情感既然不产生，才是正思。所谓正思，就是没有妄虑、没有妄想。《易经》说：“天下有什么可思、可虑的呢？”又说：“防止邪念，保存真诚。”《诗经》说：“思想没有邪念。”’有人说：‘这样就可以了吗？’回答：‘还不行。这只是斋戒自己的内心，仍然没有离开静止状态。有静必然有动，有动必然有静；动静不停息，这就是情。《易经》说：“吉、凶、悔、吝产生于行动。”这样怎么能够恢复本性呢？’有人问：‘那该怎么办？’回答：‘正当心静时，知道心中没有思虑，这是斋戒；知道本来没有思虑，动静都超越，寂然不动，这就是真诚。《中庸》说：“真诚就会明白。”《易经》说：“天下的运动都以守正归于一。”’又问：‘不思虑时，外物来到，内心产生回应，怎样才能停止它？用情感来制止情感，可以吗？’回答：‘情是本性的邪曲。知道它是邪曲，邪曲本来就不存在；内心寂静不动，邪念自然止息。只有本性的光明照耀一切，邪念从哪里产生？如果用情来制止情，那就是最大的情。情互相制止，什么时候才会完呢？《易经》说：“颜氏之子有了不善，没有不察觉的；察觉之后，没有再实行的。”《易经》又说：“复归得不远，没有大的悔恨，大吉。”’又问：‘本来没有思虑，动静都超越，那么声音来了，难道听不见吗？外物有形，难道看不见吗？’回答：‘如果看不见、听不见，那就不是人了。能够清楚地视听，却不因此产生执著于所见所闻的分别，就可以了。没有什么不知道，也没有什么不去做；内心寂静，光明照耀天地，这就是真诚的明。’《大学》说：‘获得知识在于推究事物。’《易经》说：‘易道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寂然不动，一受到感应便通晓天下的事理。不是天下最神妙的存在，谁能达到这种境界？’有人问：‘请问“获得知识在于推究事物”是什么意思？’回答：‘物，就是万物；格，就是来到、到达。万物来到面前时，内心明明白白地辨别它，却不被外物牵动，这就是致知，也就是知识达到极点。知识达到极点，所以意念真诚；意念真诚，所以心正；心正，所以自身修养；自身修养，所以家庭整齐；家庭整齐，所以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所以天下太平。这就是能够与天地并列的原因。《易经》说：“与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背；智慧周遍万物，道可以济助天下，所以不偏不流；乐于天道而知晓命运，所以不忧虑；安于所处之地而厚行仁德，所以能够爱人；包罗天地的变化而不越过正道，曲尽万物之性而没有遗漏，通晓昼夜运行的道理，所以神妙无方、易道无体，一阴一阳就叫作道。”说的就是这个。’ 有人说：‘请为我讲说《中庸》。’回答：‘没有超出前面所说的。’有人说：‘我还没有明白，请问什么叫“天命之谓性”？’回答：‘人生下来时本来寂静，这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本性就是上天所赋予的命。遵循本性叫作道。’又问：‘什么叫遵循本性？’回答：‘遵循就是顺着。顺着本源而返回本性，就是道。道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天道；真诚意味着确定、不动。修养道叫作教。’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使自己真诚，是人的道路；使自己真诚，就是选择善并坚定地坚持它。修养这条道而回到本源，就是明；教化众人，也就是可以用这种道教化天下。颜子就是这样的人。道片刻也不能离开，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讲解者说：心片刻也不能动，所以如此；一动就远离了道，就不是道。但万物的变化没有固定方位，却从未离开不动的根本，正是这个缘故。所以君子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警戒谨慎，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恐惧戒惧；没有比隐微处更容易显现的，没有比细微处更容易彰明的，所以君子慎独。讲解者说：不被看见之处的“看见”，是最大的看见；不被听见之处的“听见”，是最强的听见。心一旦发动，就是在不被看见处看见、在不被听见处听见；这样距离复性就远了。所以君子慎独，慎独就是守住自己的中。’有人问：‘过去注解《中庸》的人，和您的说法都不同，为什么？’回答：‘他们是从事物上解释，我是从心中贯通。’问：‘他们也能从心中贯通吗？’回答：‘我不知道。’又问：‘按照您的说法，修养一天就能达到圣人境界吗？’回答：‘十年受到扰乱，一天停止扰乱便想达到圣人境界，就像孟子所说用一杯水去扑灭整车柴薪的大火一样。这种停止若不能持续，必须真诚；真诚若不能持续，必须明；明与真诚终年不违背，才能终身如此。仓促时一定如此，颠沛时也一定如此，这才可以希望达到圣境。因此《中庸》说：至诚没有止息；没有止息就能长久；长久就有成效；有成效就悠远；悠远就广博深厚；广博深厚就高大光明。广博深厚是承载万物的原因，高大光明是覆盖万物的原因，悠久长远是成就万物的原因。广博深厚与大地相配，高大光明与上天相配，悠久长远没有疆界。达到这种境界，就能不显现而彰明，不动作而变化，无所作为而成就；天地之道可以用一句话说尽。’有人问：‘凡人的本性和圣人的本性相同，所以说桀、纣的本性也和尧、舜的本性相同。人之所以看不见自己的本性，是被嗜欲、喜好和憎恶遮蔽了，并不是本性的罪过。’有人问：‘做不善之事的，难道不是本性吗？’回答：‘不是，是情所造成的。情有善有不善，而本性没有不善。’孟子说：‘人没有不善的本性，水没有不向下流的本性。水受到拍击而跃起，可以使它越过额头；激流被引导，也可以使它流到山上，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是引导它的人造成的。人的本性都善，不善的情形也正是这样。’有人问：‘尧、舜难道没有情吗？’回答：‘圣人只是真诚而已。尧、舜任用十六位贤臣，并不是因为喜爱；流放共工、驩兜，诛杀鲧，放逐三苗，也不是因为愤怒，只是所作所为合乎节度罢了。他们之所以都合乎节度，是因为要给天下树立教化。《易经》说：“知道变化的道理，大概就知道神的作为了吧！”《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作中，发作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的大本，和是天下共同的正道。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易经》说：“只有深邃，才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只有精微，才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只有神妙，才能不急行而迅速、不行走而到达。”这说的就是圣人。’有人问：‘人的本性和圣人的本性相同，那么嗜欲、爱憎之心因为什么产生？’回答：‘情是虚妄，是邪曲；邪曲和虚妄本来没有凭借。虚妄的情感消灭止息，本性清明而周流于六虚，所以称为恢复本性。《易经》说：“乾道变化，各自端正其本性和命运。”《论语》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这是因为能够端正本性和命运。’有人问：‘情感一昏蔽，本性就消灭了，为什么还说它和圣人的本性相同？’回答：‘水的本性清澈，使它浑浊的是沙泥。水正浑浊时，本性难道就完全不存在了吗？时间久了不再搅动，沙泥自然沉下，清明的本性照鉴天地，并不是从外界得到的。因此水浑浊时本性本来没有丧失，恢复时本性也不是重新产生；人的本性也像水一样。’有人问：‘人的本性本来都善，却被邪情遮蔽，请问圣人的本性还会被嗜欲搅浑吗？’回答：‘不会再浑浊了。情本来是邪曲、虚妄，邪曲虚妄没有凭借；人不能恢复本性，而圣人已经恢复本性，知道情是邪曲，邪曲已经被光明觉察。觉察了就没有邪曲，邪曲从哪里产生？伊尹说：“上天的道，是用先觉悟的人去觉悟后觉悟的人；先觉悟的人使后觉悟的人觉悟，我将用这个道来觉悟民众。除了我，还有谁来觉悟他们呢？”如果还会被嗜欲搅浑，就是尚未自我觉悟，何况能够觉悟后人吗？’有人问：‘请问死后归向哪里？’回答：‘圣人明白的道理，已经写在典籍中了。《易经》说：“推究开始而返观终结，就能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聚合成为万物，游魂离散而发生变化。”所以知道鬼神的情状，这些道理就穷尽了。’孔子说：

译‘连活着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知道死后的事呢？’既然如此，推究生命的开始，返观生命的终结，就可以穷尽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既然穷尽，关于死亡的道理不用学习也会自然通晓。这并不是眼下最急迫的事。你只要不断修养它，自然会明白；我不必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但姑且把它写下来了。《复性书下》白天劳作、晚上休息，是普通人。劳作时，并不是自己单独劳作，而是和万物一起劳作；休息时，也不是自己单独休息，而是和万物一起休息。我却不同于普通人，白天没有什么劳作，晚上也没有什么休息。劳作不是我在劳作，而是有外物在劳作；休息不是我在休息，而是有外物在休息。究竟是劳作，还是休息？这两者都离开而不存在；我所保存的东西最终不会消亡，而且超越了劳作和休息。人之所以不努力求道，是因为昏昧而不思考。天地之间，万物由此产生。人对于万物，也只是其中的一物。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虫鱼，难道不是因为完整地具有道德本性吗？接受一种元气而形成自己的形体；同样是一个存在，有的成为物，有的成为人。得到人的形体十分困难，生在世上又不是很长久。凭借并不长久的寿命，运用极难得到的人身，却不专心致志于大道，任意放纵内心所想所为，那么他用来区别于禽兽虫鱼的东西，也就所剩无几了。昏昧而不思考，这种昏昧终究不会明白。我已经二十九岁了，回想前十九年，时间好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短；回想前九年，时间也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短。人所承受的寿命，长的不过七十八、九十岁；能活到一百年的，就很少了。到了百年之时，回看九年时光，和我今天回想从前相比，远近能相差得很大吗？它难道还能比早晨的时光更遥远吗？既然如此，人的一生即使享有百年，也不过像雷电突然交相激荡，像风吹拂盘旋一样，转眼便可知其短暂。何况千百个人中还没有一个能活到百岁呢？所以我终身立志于道德，仍然害怕来不及达到目标。那些任意放纵内心所想所为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原编者评论：世人诟病李翱《复性书》杂有佛家的言论，朱子门人所记载的，是他平生的议论。黄义刚说：“李翱是有根本见识的，例如《复性书》中有许多思考。”邵浩说：“李翱只是从佛学中来。”滕王粦说：“李翱消灭情欲的论说，乃是释、老之言。如今距离朱子已有千年，流传下来的说法各不相同，无法得到折中判断。”即便如此，尧、舜与常人本来是相同的；只要人存在，人的本性就存在；本性存在，那么李翱所说的是非，就像用左手来类比右手一样，不必再问别人也能知道。说李翱的言论“有所涉及却不够详尽”还可以，说他“有所取舍却不精确”，怎么可以呢？难道人们责怪他谈论情吗？这也是错误的。有人说他的观点与孟子相违，其实并不违背孟子。孟子因为人们疑惑人性有善有恶，所以举出情感中善的一面来说明；李翱则因为人们日益丧失本性而趋向邪恶，所以专门举出情感中不善的一面来说明罢了。本性属阳，没有不善；情感属阴，顺应本性就是善，背离本性就是不善。东、南、西三方的兽都是一种，只有北方有龟、蛇两种，所以说：“北方有两种，阴中有两种。”这不是人所造成的，而是天如此。情感有善有不善，也同样是天性如此。孟子说：“至于人的情感，就可以使它成为善，这就是我所说的善。”他从未说过情感无不善。况且情感有不善，哪里还要等到质疑问难以后才知道呢？李翱在举出情感不善来论说的时候，只是还来不及举出情感的善罢了。即便如此，李翱也并非始终没有举出这一点。他在上篇说：“没有本性，情感就无从产生。”这就是说情感由本性产生；情感并不是自成其为情感，而是由于本性才成为情感；本性也不是孤立地显现本性，而是通过情感来彰明。这与程子所说的“本性就是情感，情感就是本性”，难道不是同一家的说法吗？程子说出来，人们就尊重他；李翱说出来，人们却忽视他。然而这也说明人们并没有真正懂得程子的言论；懂得程子，就会懂得李翱。只有其中篇所说的格物，沿袭旧有解释而失去了本义。理必须凭借无事时来体察，落实到具体事物上；这种落实，不是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只是用无思无虑的心，等事物来临时自然应对。即使此时未曾有私欲的牵累，一旦把这种做法推行到天下国家，差之毫厘，也将造成千里之谬。何况所差的未必真只是“一丝毫”呢？把这看作不思考便能获得，怎么可以？格物的道理不明白，本性终究不可能穷尽。所谓穷尽本性，难道是说“我有本性，所以我把它穷尽”吗？如果不能穷尽人的本性、物的本性，以至穷尽天地的本性，那么自己的本性终究没有穷尽。因此孔子主张无我。如今把这种无思无虑的心当作最高境界，却不知道通过下学来穷尽万物的变化，那么这个无思无虑的状态，就会成为一个无思无虑的“我”。自我尚且没有除去，又凭什么穷尽人的本性、物的本性，并达到天地呢？这就是所谓“有所涉及却不够详尽”。不只是如此，他又自相矛盾。他在上篇谈论情感时，专门举情感不善的一面来说，只是片面地说明罢了。片面说明，是因为言辞各有适当之处，并没有什么错误。其中篇已经明白说情感有善有不善，而本性没有不善。可是又说：“情感是邪，是妄。”这就自相矛盾，后世的人因此疑惑，也就不足为怪了。即便如此，从孟子以后直到唐代，只有韩愈的言论能够自立；但他说人性有三等，已经是取舍不精了。哪里像李翱的说法，上承孟子，下启程朱呢？学者往往只顾饮水，却反而讥讽水源，这是为什么呢？《陆歙州述》。

译吴郡人陆亻参，字公佐，活了五十七岁。他明白仁义之道，足以教化人伦、敦厚风俗，已经三十年了。他连续在观察使属下任职，但观察使不能了解他，于是退居田园六七年。后来由侍御史入朝任祠部员外郎，任职两年后出任歙州刺史，死在赴任途中，时在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凡是人所不能穷究的事情，都一定推说是天意。天降下甘雨，人心里以为它是要使干旱的禾苗获得生机；但雨与禾苗的遭遇不相合，有时雨下在海上，有时雨下在山中，干旱的禾苗得不到它的恩泽。对人也是这样：天生出后世的贤人，人心里以为他们是来拯救焦页卒页之人的；但贤人与焦页卒页之人时运不合，有的死在野外，有的虽得到职位却无法推行自己的道，焦页卒页之人得不到他们的恩惠。甘雨降下只是适逢其时，贤人生于当世也是如此。时运相合，干旱的禾苗得到雨泽，焦页卒页之人依靠贤人的力量。传说中的傅说、甘盘、尹吉甫、管夷吾之类就是这样。时运不合，即使甘雨终日降下，即使贤哲接踵而生，干旱的禾苗仍得不到救济，百姓也不能依赖他们。颜子、子思、孟轲、董仲舒之类就是这样。所以贤哲出生，自有其时；百姓能否依赖他们的力量，是天意；不能依赖他们的力量，也同样是天意。唉！公佐的官职虽然升入朝廷，虽然出任州刺史，但他在朝任职到出任刺史总共才两年，道无法推行，与居住田园时没有区别。公佐的贤能虽然已经可以说为人所知，但他的德行未必能够显明地被天子知道。公佐因此不能得到适合自己的职位，出任一州刺史，又早早夭折，在途中因病而死。天下没有受到他的德泽，本来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上天生出公佐，授给他救人的道，却没有授给他救人的职位，就像甘雨有时下在海上，有时下在山上，使干旱的禾苗都不能沾到雨泽一样。所以君子不能得到职位来推行自己的道，是命运如此。难道他的内心就没有遗憾吗？即使得到自己的道，困穷地居住在野外，也不是那种屈身于冠冕之下而辅佐天下的人，也不是那种舒展抱负、使天下有所归的人，难道能说他心中没有不足吗？原编者评论：雨是禾苗的甘露，贤人是国家的珍宝。二者相互凭借而发挥作用，彼此相合就更加显明。《易经》说：“云气运行，雨水施降，万物品类流行生长。”《诗经》说：“黍苗受到阴雨，得到甘美的滋润。”《尚书》说：“如果一年遭遇大旱，就任用你来作甘霖。”君子在位，道德救济天下，仁爱施行、恩惠普及，就像植物受到雨泽，众人共同庆贺丰收一样。假如后世民生凋敝，即使有盘庚、周宣这样的君主，却不能得到贤才辅佐，那就处在《屯》卦“九五”所说的“屯其膏”境地了。像吴人陆歙州这样的人，举荐了却不能任用，早早任用又不能使其显达，使有才之人抱负无从施展，难道不是君主和宰相的过错吗？但李翱一经举荐便归于天命，归于上天确实如此安排，文章立论很有体制啊！况且道理本来就是如此，他高出柳宗元《天说》的地方，远远不止千万倍。李翱可以说是懂得天道了。不过，任用或弃置取决于时势，显达或隐晦取决于遭遇。士人如果确实怀抱大道而自立，得志时就与百姓共同实行，不得志时也独自推行自己的道，这就是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况道所在之处，即使一个平民行善，也能使一乡受到教化，使一国受到教化。孟子说：“听到伯夷遗风的人，贪婪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听到柳下惠遗风的人，刻薄的人会变得敦厚，鄙陋的人会变得宽厚。”这两个人难道一定要居于高位、显名当世吗？因为他们的道存在。所以道得到施行时，山林隐士也有卿相的称誉；道失去施行时，连鹈鹕停在鱼梁上也会受到讥诮。《高愍女碑》。愍女姓高，“妹妹”是她的名字。她出生七年时，正值建中二年。她的父亲彦昭把濮阳城归还给天子。在此之前，叛贼劫持妹妹及其母亲、兄长，逼迫彦昭守卫濮阳。等到彦昭把城归还，妹妹和她的母亲、兄长都将被处死。她的母亲姓李，临死时怜悯妹妹年幼无罪，请求只赦免她的死罪，把她作为官府的婢女，众人都答应了。妹妹不愿意，说：“活着承受羞辱，不如死去。母亲和兄长都不能免死，为什么唯独让我活着？”她的母亲和兄长将要受刑时，都向四方叩拜。妹妹却独自说：“我家因为忠于宗室而被诛灭，四方神祇又知道什么呢？”她询问父亲所在的方向，面向西方哭泣再拜，于是走向死亡。第二年，太常给她谥号为“愍”。当时天下做父母的听说这件事，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都像愍女一样的；天下做丈夫的听说这件事，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妻子都像愍女一样的；天下做女儿和妻子的听说这件事，没有不希望自己具有愍女那样的品行的。从前曹娥思念父亲盱，自沉于江中；狱吏呼唤囚徒，章女悲号，思念并吊唁她的兄长；《诗经·载驰》所写的许穆夫人；缇萦上书，终于废除了肉刑。这四位女子，有的以孝著称，有的以智著称，有的以义著称，有的以仁著称。唉！这个愍女，活到七岁，天生就有这样的智慧。四位女子的事迹各不相同，我希望将它们推而广之，传播到天下。谁不会受到感化呢？即使有忤逆的儿子，也一定会改正行为；即使有强悍的妻子，也一定会改变心意。奖赏一个女子而使天下受到劝勉，这也是王道教化的重要开端。奇怪啊，愍女的行为竟然没有做到家家户户都知道。贞元十三年，我在汴州，彦昭当时任颍州刺史。昌黎韩愈首先把这件事告诉我。我既为她悲伤又赞美她，于是撰写了《高愍女碑》。《杨烈妇传》。

译建中四年，李希烈攻陷汴州。不久又准备进攻陈州，分出几千士兵抵达项城县，大概是要掠夺财物、俘获男女，带到陈州会合。县令李侃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妻子杨氏说：“您是县令，敌寇来了，就应当守城。力量不足，死在这里，是您的职责。如果您逃走，谁来守城？”李侃说：“兵力和财物都没有，将怎么办呢？”杨氏说：“如果不守，县城就会落入贼手。仓库里的粮食都是他们的积蓄，府库里的财物都是他们的财富，百姓都是他们的战士。国家还有什么不能得到的？夺取贼人的财物，吃他们的粮食，用重赏号令敢于死战的人，一定能够成功。”于是把属吏和百姓召集到庭院中，杨氏说：“县令确实是这里的主人，但任期满了就会离任，不像属吏和百姓这样。属吏和百姓都是本地人，祖坟也在这里，应当共同拼死守卫自己的城邑，难道能忍心失去自身而成为贼人的俘虏吗？”众人都哭泣，答应了她。于是发布命令说：“用瓦石击中敌人的，赏钱一千；用刀、箭等兵器击中敌人的，赏钱一万。”召得数百人，李侃率领他们登城。杨氏亲自为他们烧火做饭，供应食物，无论年长年幼，都周到而且平均。她让李侃对敌人说：“项城父老守义，决不做贼，人人都将尽力死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千钱、万钱〕 “你们即使得到我们的城，也不足以显示威势，不如赶快离开，白白损失力量而没有好处。”贼兵都大笑起来。有一支飞箭射中李侃的手，李侃受伤回来。杨氏责备他说：“您不在城上，别人谁肯坚守？与其死在城上，难道不还是胜过死在家里吗？”李侃于是忍住伤痛，再次登上城墙。项城是小城，没有长戟、强弩，也没有高城深沟的险固。贼兵气势汹汹，率领部下准备越过城墙攻入城中。有个人用弱弓射敌人，射中了贼军统帅，使他坠马身亡；这个统帅是李希烈的女婿。贼兵失去势头，于是纷纷逃散。项城的人没有伤亡。刺史上报李侃的功劳，诏令升任他为绛州太平县令。杨氏至今还在世。妇女能够奉养父母、舅姑，恭敬顺从，和睦对待妯娌；对卑幼之人有慈爱之心，又能不失贞操，这样就算贤德了。辨明军队行列，明白攻守方略，具备勇烈之道，却是公卿大臣都难以做到的。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朝廷宠爱表彰守城御敌的臣子；依靠坚城深沟的险要，储蓄堆积如山，财货仍然安然无恙，头戴盔甲、身穿战袍，背着弓箭奔驰的人不知有多少。他们勇敢却不能作战，聪明却不能守城，忠诚却不能赴死，抛弃城池逃走的人也有。那些是什么人呢？杨氏只是一个妇人。孔子说：“仁者一定有勇。”杨氏正符合这句话。赞语说：一般人的情感，都认为后代人赶不上古代人。贤者在古代也很少，难道唯独后代没有吗？等到后代确实出现贤者时，他们与古人并没有不同。像高愍女、杨烈妇这样的人，即使古代的烈女，又能超过她们多少呢？我担心她们的事迹湮没而不能流传，所以都把它们记述下来，准备告诉史官。原编者评论：李翱在给皇甫湜的信中说：“我私下不自量力，没有朝廷职位，幸而有些空闲，而文辞还足以称赞圣明盛世，记载一代功臣贤士，使他们明显可以流传后世。我自认为能够使他们不被湮没，不敢推辞，所以想删定国史，完成一部不可磨灭的著作，运用仲尼褒贬的用心，把天下公认的是非作为根本。群党认为正确的，我未必认为正确；群党认为错误的，我未必认为错误。假如我的著作能够流传，那么富贵而功德不显著的人，未必能在后世留下声名；贫贱而道德完备的人，未必不能永远显赫。”韩退之所说的“诛罚死后的奸邪谄谀，发扬潜藏德行的幽微光辉”，正是李翱的心意。李翱说自己的文采虽不足以比肩左丘明、司马迁，但您看我叙述高愍女、杨烈妇的文章，难道全都在班孟坚、蔡伯喈之下吗？李翱自己这样说。如今读这些文章，确实能使顽固的人变得廉洁，使懦弱的人立定志向，使刻薄的人变得敦厚，使鄙陋的人变得宽厚，让人不知不觉流下眼泪。李翱确实不是没有实际内容却自我夸耀的人。他说：“天下做父母的听到这件事，没有不希望愍女成为自己的孩子；天下做丈夫的，没有不希望愍女成为自己的妻子。” 作为君主的人读到李翱这篇文章，难道不会希望有像李翱这样的人来做自己的史臣吗？” 卷二十。陇西李翱文：两篇书信、奏状、行状。《答独孤舍人书》。您的信中有“因此产生怨恨，以至于关系疏远”的说法吗？大概是戏言，但也好像还没有真正了解我。荐举贤能，本来就是您的公事；如果您不这样做，也是您自己的缺失，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怨恨呢？我曾经奇怪董生是大贤，却写下《仕不遇赋》，只可惜他对自己的期许不够厚重。凡是人把道德和才智积蓄在自身，等待时机而被任用，本来是要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并不是为了衣服饮食的精美肥美。董生道德完备，汉武帝却不任用他为相，所以汉朝的德政不如三代，百姓也因董生而受苦，他何苦写下“仕不遇”的辞赋呢？我自以为在心意之间对自己要求很高，我这一生的困穷或显达，难道关系到我的贵贱吗？即使终身如此，本来就没有遗憾，何况年纪还没有很老呢？去年您有意引荐我，当时我恐怕会给您带来牵累，还曾奉劝您停止此事。怎么忽然又不了解我了？我一两年来往来的人中，有许多在京城做官，既不能一一周到应酬，又没有什么事情，加上我的性情很懒散，便把一切都截断，只写回信。又认为如果彼此真正相知，本来不在于书信往来的多少；如果彼此不相知，又何必要求对方频繁写信呢？也许只有往来的人中有比我更加贫贱、处境更加困顿的，我才会屡次写信给他。近来频繁收到别人的信，都责怪我交往疏简，所以把这些说明写在这里；如果有人因此怪我，我应当为自己辩解。原编者评论：这篇文章远远胜过韩愈写给宰相等人的信。如今学塾中没有不读韩愈文章的，却没有人读到这篇。后生小子不以求取进身为耻，未必不是昌黎韩愈开了这种风气。古代的诗人、辞客谈论君臣相遇和出仕、退处时，常常借夫妇作比喻。古语说“比拟人事一定要用相同类别的事物”，夫妇难道不是同类吗？因为臣与妻都属于坤道。所谓无成而有终、利于长久守正的意义，没有一项不相符合。如今女子有失妇德，乡里还以称说她为羞；士人却自行求荐，竟没有人以此为耻。道德风俗所系，不是小事。《答王载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