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译我看见你写来与董生讨论《周易》九、六的意义，说取老年而变化，把这种说法当作毕中和承袭一行和尚所得之说，认为它不同于孔颖达的疏，并且以为新奇。那个毕先生、董先生，在学问上是多么浅薄末陋，竟然就这样说呢？他们全然不知道一行和尚承袭的是韩氏、孔氏的说法，却果然把它当作新奇，不也很可笑吗？韩氏注释‘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说：乾卦一爻有三十六策，这是取过揲四次而得到九。注释‘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说：坤卦一爻有二十四策，这是取过揲四次而得到六。孔颖达等人在《正义》中论说：‘九、六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说，阳能够兼有阴，阴不能兼有阳；第二种是说，老阳之数为九，老阴之数为六。’这两种说法都涉及变化，《周易》以变化的爻来占卜。郑玄注《易》也称‘以变者占’，所以说九、六。至于老阳为九、老阴为六，是因为九经过揲数而得到老阳，六经过揲数而得到老阴，这些内容都具载于《正义》的《乾》篇中。周简子的说法也如此，而且更加详细完备。毕先生、董先生为什么不查看这些书，却妄自从口头传闻中承袭说法呢？君子的学问，如果将要提出不同见解，必须先彻底研究前人的书；研究透彻而仍有不能解决之处，然后才可以建立自己的说法并加以纠正。如今这两位先生尚且不能读韩氏的注、孔氏的正义，只是听到道听途说，又怎么能知道所谓《易》呢？你拿两家的话来看看，就会看见毕先生、董先生在学问上浅薄末陋，却贸然这样说。你所写的书，如果不是元凯兼通三种《易》的著作，那么即使有人问‘谁能和颖达相比著述’，也应当说：这种说法就是颖达的说法，并不是一行和尚、毕先生、董先生能够另有的说法。你莫非只是承袭了他们的谬误吗？我看你出入于筮数之学，考核校正《左氏》，当今世上很少有像你这样全面探求《易》的人。然而，应当先务必穷究古人的书，发现其中有不可取之处，然后再加以改革，这才是最好的。对此要谨慎，不要匆忙以宗元、白居易自比。原编者评论：有人问，孔颖达等人所述九、六的两种含义，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回答说：应当以第二种说法为正确。第一种说法说：乾卦的卦体有三画，坤卦的卦体有六画；阳能够兼有阴，所以数为九，阴不能兼有阳，所以数为六。如果这样说，就是把阳的三画兼有阴的六画而成为九。这种说法，是用来彰明阳大阴小、尊崇阳而抑制阴的意义的。就好像说，臣是君的臣，妇是夫的妇；从义理上可以有所兼有，所以乾卦三画之中包含坤卦六画。可是反过来观察阴爻，这个意义又有不够完善之处。说阴不能兼有阳，所以数为六，那么只是把它本身的六画当作六。阴必定要顺从阳，顺从阳，那么阴也就是阳了。如果说这六画存在于阳之外，那就是同阳相敌了。顺从阳，是阴的吉德；敌对阳，是阴的凶德。圣人创作《易》，不应当偏偏只举出凶德来垂示教训。况且假使果真如此，那么凡是爻遇到六，都应当是凶祸，怎么还会有许多吉爻呢？坤卦的爻画本来就是夹着乾卦的一画，不能说中间空虚的地方没有意义。正是这个空虚之处，说明阳气运行其中。如今大地全都是上天所贯通、所旁布的，没有一丝一毫不是上天的地方。假使有一丝一毫是上天不能到达的地方，那么大地就会消散成为尘埃，近于虚无，进入茫茫幽暗之中而失去大地的形体。大地的形体既然消失，就转化成太虚，也就成为天了。既然如此，哪里会有一丝一毫没有天的大地呢？人的身体就是地，就是阴；人的心就是天，就是阳。人只是不能谦下地效法大地来治理身体，反而使耳、目、口、鼻和四肢百骸各自放纵欲望，来夺取天君本有的性质，所以心中的神明不能崇高地效法上天。心本来就是主宰耳目口鼻和四肢百骸的；然而耳目口鼻和四肢百骸，又哪一样不是心呢？说耳目口鼻和四肢百骸不能兼有心，当然不可以。推而论之，臣下的身体奉事国家，整个国家都是君主的国家；妇人承继家庭，整个家庭都是丈夫的家庭。阳本来正是由于兼有阴，才成就阳的广大；阴则正因为没有一处不是阳，且不能称作兼有阳，反而更显出阴的小。正因为阴的小能够进入虚无，所以足以与阳的大相配；这就是阴阳广大义理的根本。既然如此，坤卦六画，其中的空虚之处就是乾卦三画。乾卦有实处便是三画，无实处便是六画；坤卦有实处便是六画，无实处便是三画。数从一到九，乾、坤本来都具备这些数，不能像孔氏第一种说法那样，用来说明九、六的意义。第二种说法认为：老阳之数是九，老阴之数是六。老阳、老阴都属于变爻，《周易》以变爻作为占断依据。又说：之所以老阳数九、老阴数六，是因为揲蓍时，经过九次揲蓍便得到老阳，经过六次揲蓍便得到老阴。少阳称为七，少阴称为八，道理也依此类推。郑康成也持同样的说法。后世再也看不到郑康成的注释，而孔颖达所作的《正义》也没有讲得详尽。因此欧阳修加以申说：乾卦的爻数有七、九，坤卦的爻数有八、六。九、六会变，七、八不变；《易》的占法占的是变化，所以按照所占之数来命名爻，并不是说六爻全都是九、六。至于实际情况，七、八常多，九、六常少，甚至有一卦没有九、六，这一点不能不加以解释。朱子说：“用九应当采用欧公的说法。”这样看来，朱子也没有明确知道欧阳修所说的就是郑康成、孔颖达的意思。只是还不知道柳宗元所说的周简子的说法是否也如此，而且更加详备，实在可惜已无法考察。可是欧阳修只说乾爻有七、九，坤爻有八、六，却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于是仍然好像认为“用九”“用六”只是针对乾、坤两卦而言。因此，他只把“群龙无首”解释为乾卦中的坤义，把“利永贞”解释为坤卦中的乾义，而朱子所谓的通例也没有彰明。

译飞翔、潜藏、活动、生长的万物，无论有知还是无知，凡是形态各不相同的万有，它们的空虚之处都属于天，充实之处都属于地。若从性情来说，凡是虚而属于天的都属乾，实而属于地的都属坤。举出其中最大、足以统摄万物类别的，就是雷、风、水、火、山、泽六子。六子并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乾、坤。震、坎、艮，是一个乾和两个坤；巽、离、兑，是两个乾和一个坤罢了。所以说：“乾坤就是《易》的门户吧？”乾是阳性之物，坤是阴性之物。因此，三百八十四爻不是乾爻就是坤爻，不能称作震爻、巽爻、坎爻、离爻、艮爻、兑爻。称为乾爻，就不是七爻便是九爻；称为坤爻，就不是八爻便是六爻。七、八不变，发生变化才占断，所以说“用九”“用六”，而只在乾、坤两卦中特别说明它的意义。为什么不变化就不占断呢？回答说：天地之心存在于运动变化之处。拿人的身体来比喻，心思动于颜色，就集中在眼睛；动于声音，就集中在耳朵。当心思集中在眼睛时，整个身心都呈现为颜色；集中在耳朵时，整个身心都呈现为声音。其他不动的地方，都受到活动之处的改变，所以要根据变化来占断。如果六爻都不变，那么本卦的整体就全部显现出来了，这时它的作用该如何理解呢？回答说：乾的德性以“不居首位”为义，坤的德性以“大而终结”为义。乾不居首位，就是阳向阴转化；坤以大而终结，就是阴向阳转化。阳不能向阴转化，就会亢盛；阴不能向阳转化，就会凝滞。亢盛、凝滞，就不能变化；不能变化，就不能生生不息；不能生生不息，就不是天地之心了。所以凡属阳而为九的，就要向阴转化，它的德性如何呢？回答说：“显现为群龙无首。”属阴而为六的，就要向阳转化，它的德性如何呢？回答说：“利于永远守正。”六十四卦的阳爻、阴爻都是这样，只是特别附在乾、坤两卦中，以表明三百八十四爻全都是乾爻、坤爻，这就是九、六的意义。《答元饶州论春秋书》承蒙您再次来信，教我写《报张生书》和《答衢州书》，并说我论《春秋》的见解，确实是世人很少听到的，兄长的学问没有辜负孔氏之学。往年我曾记得在裴封叔家中，听见兄长与裴太常谈论晋人和姜戎在殽地击败秦军的一条义理，曾经诵读学习。又听韩宣英和亡友吕和叔等人谈论其他义理，知道《春秋》的道理久已隐没，近来才重新显现。在京城韩安平那里，我才开始得到其中的微旨；在和叔那里，我才开始看到集注，常常希望到陆先生门下执弟子礼。后来先生任给事中时，宗元与他同日入尚书省任职，又和先生住在同一条巷子里，这才得以行弟子礼。还没有讲习完毕，先生便病了。当时听到先生的重要见解，曾因以《易》来教诲我而受到先生厚爱。不幸先生的病越来越重，宗元又出任邵州，于是大受耽搁，不能完成学业。后来又从亡友凌生那里完全得到先生的宗旨，得到一部辨疑、集注等书，恭敬地伏案读它们。从“纪侯大去其国”一事中，我看见圣人的道与尧舜相合，并不只是取法文王、周公的志意，而是独取他们的法则。从“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一事中，我看见圣人建立《孝经》大义的端绪，用来彰明尊卑名分。从“楚人杀陈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一事中，我看见圣人的褒贬、取舍只以是否合宜为标准，这就是所谓瑕瑜不能掩盖。反复阅读，感到非常喜悦。如果我在生前早几十年遇到这些著作，就不能学到这门学问了；如今恰好生在后世，也不能说没有得到机遇。兄长信中所陈述的，都是孔氏学说的大旨，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您所说《尚书》中荀息被贬斥而拥立卓子的用意，正是如此。近来我曾经奇怪，荀息怀着奉承君主的邪心，拥立受宠的儿子，不致力于正义，把重耳抛弃在国外而专门奉承君宠；孔子把他和仇牧、孔父嘉同样看待，并为他们作了贬辞。如今兄长说贬斥荀息是极其正确的，荀息本来就应当受到贬斥。那么，《春秋》与对仇牧、孔父嘉的辞意没有不同，难道仇牧、孔父嘉也有被贬之处吗？宗元曾写《非国语》六十多篇，其中一篇就是为荀息发论的，现在抄录寄去，是否合乎我所说的意思？在微旨中明确说，郑人来请求与鲁国重修旧好，估量力量不足便退去，告知鲁国之后才断绝关系，这本来就是先同后异。如今我查找这件事以前没有与郑国相同的文字，后来也没有与郑国相异的依据，只是怀疑这一义理非常精深，而事实却有不相合之处，兄长也应当指出来教导我。往年又听和叔说，兄长论楚商臣一事，连啖助、赵匡、陆淳三家都没有涉及，请把它详细抄录在应当疏解微旨的地方，以传给后来的学者。萧、张先前的书信也请让我看看，等它们送到后，编成一卷，以传给将来。宗元刚到这个州，写了《陆先生墓表》，现在一并奉上，请与宣英阅读。《春秋》的道理如同日月，不可以再加以赞述。如果一定要赞述，就必然会陷入比较孔子与盗跖优劣的说法，因此我只直截了当地举出一两点，不再铺陈。宗元再拜。原编者评论：宗元写信给杨凭说：“自从被贬官以来，没有事情可做，便阅读诸子百家，上下驰骋，因此稍稍懂得文章的利弊，这大概是实情。”如今看这篇文章，其中勤学好问、恳切不倦的情意洋溢于笔墨之间，实在值得称许。《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译承蒙您来信并赐示关于政理的见解，以及与刘梦得往复讨论的书信，实在很好。这种志向大概不是如今那些长官所具有的，不只是想充足赋税、供养俸禄、满足自己而已，而是独自把使百姓众多、富足并受到教化当作重大责任，实在盛美，实在盛美。孔子说：“我整天同颜回谈论，他从不违逆我的话，像是愚钝的人。”这样看来，蒙昧的人本来就难以明白，必定要劳烦反复申说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因此我还有一个疑问：兄长所说免除贫病户的赋税，却不增加富户的税额，这确实是恰当的。若是在良好政理之后承接治理，当然非如此不可；但不幸是在弊政之后承接治理，难道也能这样做吗？弊政之大，没有比贿赂流行、征赋混乱更严重的了。如果果真如此，贫者没有钱财向官吏求情，实际上贫困却得不到贫户的名分；富者拿出盈余来买通官吏，实际上富有却没有富户的名分。贫者越来越困苦、饥饿、死亡，却没有人过问；富者越来越放纵横行、奢侈骄泰，也没有什么忌惮。兄长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难道还要相信原来的办法吗？不能因为害怕惊扰人们就最终不去查问，当然必须查明实际情况。查明实际情况，那么贫者本来就应当免税，富者本来就应当增加赋税，哪里能坚持一成不变的论断呢？如果说只免贫者而不查问富者，那么侥幸蒙混的人就会很多，他们都挟持重利来冒充贫者，仍然像贫者一样得到免税。如果说要查验富者，又担心查不出实情而不能增加赋税，那么贫者也同样查不出实情，便不能免税。如果双方都能查出实情，却故意放纵富者，造成不均，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不忧虑财富少，只忧虑分配不均；不忧虑贫穷，只忧虑不能安定。”如今富者的税越来越少，贫者却不能免除搜括以缴纳给县官，这种不均太严重了。不仅如此，还必定会让贫者服役，把他们当奴仆驱使；给他们多一些田地，却拿走一半，有时甚至他们只得到一份，官府却收取两三份。君主考虑百姓的劳苦，有时减免他们的赋税，富者却因为有户籍而独自免税，贫者因为服役，最终还要缴纳两三份或一半，这样恩泽不能下达，百姓也无处申诉，其不安定也太严重了。像这样，不先确定田界、核实名实，姑且重行改制，难道能够治理好吗？富室是贫户赖以生存的根本，确实不能破坏；然而如果使富室因受到极大优待而役使下层百姓，那也不可以。兄长说担心富人流转为工商和游荡懒惰之民，大概正是因为征赋过急而分配不均才会如此。如果富者虽然增加赋税，但实际缴纳的不过是十分之一，仍然足以安居乐业，那么即使驱赶他们，他们也不肯改业。查验得越精细，下层百姓就会越发巧于欺骗，确实如兄长所说。管子也不愿意把百姓的财产作为征税依据，所以才有杀牲畜、砍伐树木的说法。如今如果不是征收市井之税，而只是查问成年男子和田地，推行诚实质朴的办法，向百姓显示恩惠，严格责罚官吏，依照您所陈述的法制，实行一社一村的制度，逐级以诚信相互考核，哪里会查不出实情？如果查不出实情，那么一社一村的制度也不能实行。因此，在弊政之后治理，必须先确定制度，然后兄长的主张才能实行。我所看到的也只有这些。永州地处偏僻角落，我很少了解人事，兄长所代行的究竟是谁的政事呢？是良法，还是弊政？如果是良法，您的主张已经实行了；如果是弊政，那么我的意见有几分可以采用呢？趁南方来人，再郑重地说明这些，其余意见都很好，愚见不足以评论，愿意同意梦得所说。兄长通晓《春秋》，取圣人中正之法，用来治理饶州；治理饶州的事务属于小事，不值得耗费您的思虑，也没有什么需要批评的，所以我只举出均平赋税一事，希望往复讨论，消除您的疑惑。我不熟悉吏职，却勉强谈论，应该会被长者讥笑；然而若不这样，就无法得到并说出最恰当的意见。明确地教导后学，是君子开启后学的方法。我又听说兄长到任后，三天之内就举荐韩宣英来代替自己。宣英见识通达、见闻广博，又熟悉事务，正是应当荐举的贤者。如今他因获罪而被弃置，普通人不敢称道他的长处，更何况由二千石官员荐举给大君听闻呢？这实在是超越世俗、拔出流俗，果断实行正直之道，是古人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兄长却做到了。宗元与宣英同样获罪，都是世俗所背弃的人。兄长的一次荐举，使恩德都施及我们二人。祁大夫没有见到叔向，如今却预先知道这次荐举，我实在罪过太大了。信中虽然说了很多，仍不足以表达心意，所以只写到这里，不再详说。宗元再拜。原编者评论：《旧唐书》说，南方人妄自把柳宗元当作罗池神，而韩愈撰写碑文来使这件事成为事实。宋元祐七年六月，诏令赐唐柳州刺史罗池神庙为“灵文之庙”，因为郡人说那里风雨旱涝都应时。田表圣在碑阴撰文，极力说明宗元应当成为神，并指出《旧唐书》辨析此事是错误的。如今看这篇文章所论，对于人情物理洞察透彻、周全圆融，没有一丝隔阂。这样看来，宗元确实是能干的臣子，他对柳州百姓的恩德确实深厚。他内心和乐仁厚，才干又足以把这些施行出来。死后成为神灵，享受当地祭祀，并不是虚妄之说。《与友人论文书》

译古今都说文章最难写，您知道它为什么难吗？并不是说比兴运用得不够，境界拓展得不远，钻研磨炼得不精，或相近的弊病没有去除。难在得到它很难，认识它更加困难。如果有人能够得到文章高朗的境界，探究其中深奥的意蕴，即使有些芜杂败笔，也不过像日月有蚀、宝玉有瑕，哪里足以损伤它的光明、贬低它的珍贵呢？况且自孔氏以来，这一道理大为发扬，家家修习，人人勉励，耗尽精力、竭尽心思的已有几千年。其中消耗简札、劳费心神的人，能够数得清吗？能够登上文章名录、流传影响后代的，前后不过几十人罢了。其余的人谁不想争相裁取锦绣，互相攀附日月，在万物之中高视一切，在百代之后雄立不倒呢？但大多都只是放纵激动而不能成功，徘徊不前而不能进取，力量困顿、形势穷尽，只好吞下志向而死去。因此说，得到它很难。唉，道理显明还是隐晦，取决于是否幸运；谈论它雄辩还是拙讷，取决于是否能得到提升或沉沦；鉴赏它偏颇还是公正，取决于爱憎好恶；交游广泛还是狭窄，取决于能否伸展志向。那么那些卓然自得、奋发于其中的人，是否能与这些条件相合呢？还不能知道。况且尊崇古人、虐待今人的人接踵相连。大体上，活着时不得志，死后才声名流传的人很多。扬雄死后，《法言》才大为兴盛；司马迁活着时，《史记》还没有振作起来。这两人的才华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名声还不太显著的人呢？确实有文章不能流传后世，声名终于在天下断绝的人。所以说，认识文章更加困难。而写文章的人，也有许多只是猎取前人的作品，损害文史，挖取其中的意旨，抽取其中的华彩，放在唇齿之间，遇到事情便蜂拥而出，发出金玉般的声响，欺骗耳聋眼瞎的人，求取一时的声誉。即使最终沉沦弃置，但这种颠倒是非、扰乱雅正的行为，危害已经很大，这正是写文章困难的原因。近来听说您想看看我的文章，我退回去打开箱囊，编次其中芜杂污秽的作品，心惊气动，忧虑交集，不知道究竟哪一方面更胜，因此迟迟没有寄去。现在把我所写的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等文章，共四十八篇，合成一册，想来您会让管理书籍的苍头吟诵它们。即使是击辕拊缶之声，也一定有可供选择之处，只是要看您的鉴别如何罢了。请您归来后用一个字表示褒贬。原编者评论：孔子说：“不了解言语，就无法了解人。”皋陶说：“能够了解人就是明智，只有帝尧也以此为难。”既然了解人如此困难，而有时又只能从语言文字之间去探求，那么了解人就更加困难了。了解人必须凭借了解言语；而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众说混杂，没有可以折中的标准，了解言语就尤其困难。再加上众儒相承，讲解、贯通、议论，文章写成数万篇，任人取用抄取，并不难造出金声玉耀般的辞藻，那么辨识言语就更加困难了。虽然如此，学习弹琴调弦而使弦音安定，宫商音调有错乱，也不能逃过耳朵的辨听。如果真能以学习来积累，以询问来辨析，以宽容来安处，以仁德来实行，内心有所自得，那么来到面前的言语，它的真伪、邪正一定会自行显露出来，言语也就一定能够用来知人了。能够知言，差不多就能够知人了。只是这种内在的自得，不能靠袭取模仿而假装出来。《与吕恭书》

译宗元启：元生到来，得到您的信，内容非常好。信中所称述的各项事情，他都详细告诉了我；元生又拿着部中为庐父墓而居的人所得的石刻文字，摹写其文给我看，说：“如果将它上报给上面，我正因此感到害怕和疑惑。”我早年喜欢看古书，家中收藏的晋、魏时期尺牍很完备；又在二十年间遍看长安贵人和好事者所收藏的书，几乎没有遗漏。因此我很善于辨识书法，即使没有见过姓名，也能一望便认出它所属的时代。况且文章的形态，古今尤其不同。弟的精明敏锐、通达明辨，难道会不明白这一点吗？如今看这篇石刻，署年为“永嘉”，但文辞却是今天乡野之人写的。虽然文理支离破碎，字形尤其不接近古体。像其中“永”等字，颇仿效王氏的变体书法，而这些写法在“永嘉”时代根本没有。文辞尤其鄙陋浅近，像如今所谓律诗的体制，晋代大概从未这样写过，声韵也极其荒谬虚妄。又说栽松、乌鸟拔取等怪事，并且挖土得到石头，更加荒诞难信。莫非是奸人伪造的吗？况且古人所说的葬，就是收藏、安藏。把树栽在墓旁，君子尚且认为值得议论，何况搭庐居住，难道值得称许吗？圣人制定制度，设立法令，逾越制度就属于违法。因此确立中正之道的人，不崇尚怪异来教化人，是希望人们真诚；所以厌恶那些文饰而虚伪的行为。超过礼制却不除去丧服，应该在庭院搭庐，却偏偏在墓旁矫饰的人，是中正之道的罪人。何况还制造怪物、假托诡异神道，借此破坏大法并从中谋利呢？以虚假的孝行来谋取私利，真正仁厚的人不忍揭发过错，是担心损伤教化。然而如果允许虚伪行为存在、允许借此谋利，教化就会更加败坏。像这样的人，不与他交往也可以；把他藏起来、不让他出来也可以。凭借大夫的政绩美善，而您又加以辅佐，本来已经没有缺失了。修筑东郛，改建市场，拆除用竹子、茅草搭成的房屋，而土工、木工、陶工、制甄工、梓人、匠人等工艺都齐备。使邪火不能燃起，改变懒惰低劣的风俗，断绝偷窃浮薄的根源；同时发展条桑、浴种，实行深耕、及时锄草的劳作，以宽减徭役、爱惜财物、均平赋税的政令，使百姓振兴起来，道路已经很美善了。正因为在这些方面，我担心赞美善行过度而没有人察觉其中的问题，使诚实笃厚的原则稍有损伤，所以冒昧私下进言。即使像淮水、济水那样清澈，其中有一点污点，细如秋毫，本来不会成为祸害。然而万一离娄子稍稍斜眼一看，就不如完全没有污点令人畅快了。希望您暗中把这件事停止，不要把我所置办的书信拿出去，这就十分幸运了。原编者评论：庙是用来安置神灵的，墓是用来安顿魂魄的。古人祭祀祖先在庙中，而不在墓旁。《檀弓》说：“孔子终于得以在防地与父母合葬，坟高四尺。孔子先回去了，弟子们留在后面。”这样看来，孔子本来没有庐墓。只有子贡在孔子墓旁搭庐住了三年，汉代于是把庐墓当作孝行。孔子是圣人，也是孝道的极致。孔子不庐墓，后人的孝行反而超过孔子；超过孔子的孝行，必定不是真正的孝。大概天就是理，地就是形质。理处在虚中而最终落实为实体，形质滞留于实体却本来出于虚。人在魂升魄降之日，虽然已经分别归于天、地，但还没有太久，人们或许担心魂气仍然留恋形体。因此从过了一个月到七个月，便把它作为葬期等级的差别。等到已经下葬，形体和魄完全归于地，神魂完全归于天。于是便在庙中奉祀祖先，终其一生直到子孙后代，好像祖先就在上面、就在左右。这就是所谓死而不亡。至于肉体埋葬在土中，衣裳收藏在庙寝之中，虽然亲疏不同，但性质相类。只以神魂为主而不以形魄为主，就好比一家之中只奉父亲而不奉母亲，只奉丈夫而不奉妻子。这是人道的大纲，难道是小事吗？如果舍弃庙而到墓去，那么是把神主牌位带去呢，还是另立一个神主？把神主带去，就使死者不能在庙中跟随祖先，而要降格迁就子孙；这不合礼制，也不能安居宫室，只能在草露之间徘徊。另立一个神主，那么在这里和在那里，必定有一个不相从属。一个不相从属，它所作为一体的实质就成了虚假，所谓真诚也成了虚妄，不是孝敬的极致。既然如此，子贡庐墓又该怎样解释呢？回答说：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他不能在孔子的庙中祭祀孔子，这是明白的；他也不能在端木氏的庙中祭祀孔子，这同样明白。假如当时天下宗奉孔子，像今天天下人宗奉孔子一样，那么子贡一定会在学校搭庐，而绝不会在墓旁搭庐，这是可以断定的。”子贡不能忘记孔子的教泽，于是有在墓地筑室、独居三年的事，这是礼制之外因特殊情感而采取的礼。只有子贡对于孔子可以这样做，本来就是千百世以来不能援引为常例的事。那时本来也没有听说子思也到孔子墓旁居住。而且所谓三年以后才归去，也只是举其成数罢了。在这三年之中，子贡必定回到庙里祭祀端木氏的祖先，这是不必说的。后世于是沿袭此事而形成庐墓之礼，这是汉代儒生不明白道理。宗元说应该在庭院搭庐，却在墓旁矫饰的人，是中正之道的罪人，这个见识也很卓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译二十一日，宗元启：承蒙来信说想拜我为师。我立身行道并不深厚，学业也很浅近，环顾自身，实在没有看见可以让人师法的地方。虽然我曾经喜欢谈论、写文章，却非常不敢自以为是。没想到您从京师来到蛮夷之地，竟然有幸看得起我。我自己衡量，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即使有可取之处，也不敢做人家的老师。给普通人当老师尚且不敢，何况敢做您的老师吗？孟子说，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人家的老师。魏晋以来，人们更加不尊奉老师。如今这个世道，听不到有老师，有了老师便哗然嘲笑，把他当作狂人。只有韩愈奋不顾身，不顾流俗的嘲笑侮辱，招收后学，写作《师说》，于是严肃自持地做老师。世人果然群起惊怪、聚众辱骂，指指点点、牵强附会，添油加醋地编造言辞。韩愈因此得到“狂人”的名声。他住在长安时，饭还来不及煮熟，就匆匆往东奔走。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屈原的赋说：“乡里的狗成群吠叫，只因为吠叫它们所感到奇怪的东西。”我过去听说，庸蜀以南总是下雨、很少见太阳，太阳一出来狗就吠叫。我以为这是夸张之言。六七年前，我来到南方，元和二年冬天，幸逢大雪越过山岭，覆盖了南越中数州。数州的狗都惊慌地吠叫撕咬，狂奔了好几天，直到雪停才结束。这样以后，我才相信从前听到的话。如今韩愈已经把自己比作蜀地的太阳，而您又想使我成为越地的雪，不是会给我带来祸患吗？不只是使我受祸，也会使您受祸。然而雪和太阳本身有什么过错呢？只是狗在吠叫罢了。估量今天天下不吠叫的人有几个？又有谁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炫耀怪异，招来喧闹和愤怒呢？自从被贬以来，我更加少有志向和思虑。在南方居住九年，又增添了脚气病，渐渐不喜欢喧闹，怎么能让喋喋不休的人早晚在我耳边聒噪、扰乱我的心呢？那样我本来就会僵卧烦闷，更加不能承受了。我平日望见外界，遭受非议和口舌已经不少，唯独还缺少做人的老师罢了。又听说，古人重视冠礼，是要用成人之道来要求成年人，这是圣人尤其用心的地方。几百年来，人们不再举行冠礼。近来有个孙昌胤，独自发愤举行冠礼。礼成的第二天，他到朝廷去，走到外廷，举起笏板对卿士说：“某家的孩子已经加冠完毕。”回应他的人都茫然不解。京兆尹郑叔则愤怒地拖着笏板退到一旁说：“关我什么事？”朝廷中的人都大笑。天下人并不因为郑尹做得不对而为孙子感到痛快，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独自做了别人不做的事。如今拜师的事情，大多就像这样。您的品行敦厚，文辞深厚，所写文章都气象宏阔，具有古人的风貌。即使我敢于做老师，又能给您增加什么呢？假如因为我的年纪长于您，听道、著书的时间也不比您晚，您确实想来往交谈各自听闻的道理，那么我本来愿意把内心所得全部陈述出来；您只管自己选择，取用某些内容，舍弃某些内容，就可以了。若要判定是非来教导您，我的才力不足，而且又畏惧承担这种责任。至于所陈述的这些，我确实是不敢承担老师之名。您先前想看我的文章，我已经全部陈述给您，并不是要在您面前炫耀明白，只是想看看您的神色，观察您究竟喜欢还是厌恶。如今您来信所说的，褒奖实在过分。您确实不是逢迎赞誉、诬妄谄谀的人，只是因为太爱护我，所以才这样说罢了。我起初年幼时写文章，以辞藻为工巧；等到年长，才知道写文章是为了阐明道理，因此本来不应当随便写出光彩炫目的文字，专门追求色彩、声调的夸张而把它当作才能。凡是我所陈述的，都自认为接近道理，但不知道究竟是真的接近还是远离道理。您喜爱道理而认可我的文章，或许您与道理并不远。因此我每次写文章，从不敢以轻率的心情草草写成，怕它浮薄而不能留存；从不敢以懈怠的心情改易它，怕它松弛而不严谨；从不敢以昏昧的精神写出它，怕它暗昧淹没而杂乱；从不敢以矜持自负的心情创作它，怕它傲慢不羁而骄横。压抑它，是想使它深奥；发扬它，是想使它明白；疏通它，是想使它流畅；收束它，是想使它有节制；激发它，是想使它清新；巩固它，是想使它厚重。这就是我用来辅助道的方法。以《尚书》为根本来求取质朴，以《诗经》为根本来求取恒常，以《礼》为根本来求取合宜，以《春秋》为根本来求取决断，以《易》为根本来求取变化。这就是我探取道之本源的方法。参考《谷梁氏传》来磨砺气势，参考孟子、荀子来畅通枝脉，参考庄子、老子来放开端绪，参考《国语》来扩展情趣，参考《离骚》来达到幽深，参考太史公的著作来显明清峻。这就是我从旁推演、贯通各家而写成文章的方法。所有这些做法，究竟对不对？有没有可取之处，还是毫无可取之处？希望您幸而观察、选择，有余力时告诉我。假如您赶快来同我一起扩大这条道路，即使您没有所得，我也有所得。又何必说什么拜师呢？取用实质而舍弃名分，不招来“越地、蜀地的狗见怪而吠叫”、不被外廷的人嘲笑，那就幸运了。宗元再启。原编者评论：茅坤说：“子厚信中所论的文章方法，还不敢断定他完全能够做到。总之，只有用心刻苦、钻研精神之后才能写文章；后世写文章的人却只是偷取富人的钱财，拿来向天下夸耀说：‘我将成为猗顿那样的富人了。’这是多么不自量力啊！” 《答严厚与论师道书》

译二十五日，某启：冯翊严生足下，收到您的来信，谈论拜师的道理，责怪我所写《师友箴》和《答韦中立书》，想改变我不做老师的志向，使我屈己成为弟子。我所写的这两篇文章，最终并不违背我所回避的事情；我所回避的是名分，所担心的是实际。实际情况一日也不能忘记。我姑且写歌作为箴言，行动时寻求其中正之道来增益自己，战战兢兢不敢安闲，更不敢自称有可以让别人师法的地方。至于名分，正受到浅薄世俗的嘲笑辱骂；我性情脆弱胆怯，更加承受不起。内在没有能力担任，外在又经不起众口非议，即使您恳切相迫，我又能把您怎样呢？关于实际问题的要点，两篇文章中都已经说了。您详细读它们吧，我的见解不超出这些。您所说仲尼的道，难道容易吗？仲尼可以学习，却不能自居为仲尼。学到极致，就成为仲尼了。还没有达到境界，却想做仲尼所做的事，就像宋襄公喜好称霸而使国家失败，最终中箭而死。仲尼的道岂是容易说的吗？马融、郑玄这两个人，只不过是专门解释章句的老师罢了。如今世上本来不缺少章句之师，幸好我不是那种人。您想求这种老师，自然有愿意并期待您来的人。至于讲说道理、讲说古事、穷究文辞而作为老师，本来就是我们这些人的事情。我的才能和勇气不如韩退之，所以也不做人家的老师。每个人的见解有相同和不同之处，您不要拿韩愈来责备我。如果说我拒绝千百个人，那也不对。我所拒绝的，是拒绝“老师、弟子”这种名分，而不是拒绝承担相应的礼数。若有人来向我询问道理、讲说古事、穷究文辞，我难道曾经瞪眼闭口不答吗？敬叔是我所信任爱重的人，如今我不能见到他本人，却也不敢废弃他的话。您的文章非常畅达深远，气势宏阔，像开辟大路，将要疾驰而行。修治您的车，肥壮您的马，拉长您的车调，使六根缰绳沿着道路前行；大体上已经舍弃了那些弊病，又何必拜谁为师呢？赶快向懂得道的人谋求，并用古人的道理来考察，老师并不少。幸而赶快来吧，我整天同您谈论，不敢厌倦，不敢吝惜，也不敢放纵。假如舍弃师生的名分而保全实际，用自己的长处补足您的不足，那么也可以交往并互相为师了。这样既没有世俗的牵累，又能有益于自己，古今以来爱好道理的人从没有回避过这种事情。宗元启。原编者评论：《答韦中立书》为人们所熟知，于是有人说宗元与韩愈意见不合。又有人说求学者归附韩退之而不归附子厚。读这篇文章，就可以解除他们的疑惑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秀才足下：我回避老师这个名分已经很久了。从前在京师，后学之士到我门下，每天有时多达几十人。我不敢辜负他们来访的心意，有长处就指出来，有不足就告诫他们。我的教导虽然如此，当时却没有老师、弟子的说法。我不愿意做的，并不是认为老师不对、弟子有罪，而是有两个原因，使我不能自视为可以做人师：第一，世间长期没有老师、弟子的名分，如果断然这样做，必定会被非难、被指责，所以因害怕而不做；第二，详细说法都在《答韦中立书》中，现在一并寄去，您可以参考。秀才的容貌十分坚毅，言辞也很强劲。我初次见到您，本来就觉得您非同寻常；等看了您的两篇文章，更加惊异。即使在京都，每天有几十人到我门下，有谁能超过秀才您呢？以前我已经断定秀才可以成为成人，我心中本来已经非常满足了，又何必在尺牍中谈论鲲鹏与互乡呢？秋风更加高，高温之气渐渐衰退，正可偶然同居一处，尽情交谈。秀才有时来请教，我内心所有的东西都不敢吝惜。大体说来，文章以品行为根本，首先要使内心真诚；外在方面应当先读六经，其次读《论语》和《孟轲书》，这些都是经典之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的辞章，可以略加采择。《谷梁子》《太史公》的文章十分峻拔清洁，可以出入参照。其余的书等文章写成后，改日再讨论。关键在于不超出孔子，这正是古代贤士所戒惧的。求取孔子的道，不要从异端书籍中求取。秀才立志于道，千万不要追求怪异，不要杂乱旁骛，不要急于求得显达。道如果真正成就，就会勃然而兴；时间久了，就会蔚然而盛。水有源头才有流，遇到干旱也不会干涸；储藏粮食，便不怕荒年；储藏珠玉，便不担忧饿死。这样看来，成就并且持久的方法是可以看见的。即使孔子在世，为秀才筹划，也未必能超过这些。不详尽陈述。宗元启。原编者评论：宗元论文章的几篇书信中，只有《答韦中立书》最为人所熟知，人们说它可以与韩愈《答李翱书》并驾齐驱。却不知道这篇文章所说的“文章以品行为根本，首先要使内心真诚”两句，以及《报崔黯书》中所说“道的达到，只在于达到事物罢了”这两句，是宗元自己体会所得的言论，是论文的最高境界。至于《韦中立书》中“以《尚书》为根本来求取质朴，以《诗经》为根本来求取恒常”等句，却还存在疏漏。“质朴”和“恒常”，难道能够穷尽《诗》《书》的蕴含吗？卷十四 河东柳宗元文四书启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您封好寄来的退之信中说，想把我在文章方面的事情推让给您，以此来激励您。假如退之的才华超过我几个人，还不应当把他推让给我，那么其中并非实情就可以知道了。那本来只是互相谦让、借此激励人的说辞罢了。退之所尊敬的是司马迁、扬雄。司马迁与退之相比，本来可以相互评量高下；至于扬雄所作的《太玄》《法言》和《四愁赋》，只是退之还没有写过罢了。如果他决意写成，一定会更加奇伟。至于其他文章，他远远超过扬雄。扬雄的文章遣词立意颇为短促局促、艰涩凝滞，不如退之纵横恣肆，任意挥洒而有所创作。若是这样，即使扬雄来到这里，也不应当推让，何况是我呢？他喜欢奖掖别人的长处，认为不应屈抑自己；既然善处不值得夸奖，所以才不满地这样说。您幸好不要相信他。况且您的志气高远，喜爱读《南北史》，通晓本朝史事，贯通古今，后来的人没有能够与您相和，而我却像幼马一样。最终我一事无成，只是在文章笔砚这些浅近事务上迟疑徘徊。如今退之不是用我来激励您，反而用我来激励您，更加不合适。然而归结到篇末，是想让您自我谦抑，合乎当今的事务；这本来就是应当的，即使是我也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您年纪很轻，了解您的人多得像麻一样，不必担心不能显达，只须担心道业不能建立。这封信既是我用来勉励自己的，也是用来帮助退之勉励您的。不再详说。宗元顿首再拜。原编者评论：吏部是文章方面的宗师，但他的造诣深浅，必须以柳州的评论为准，所以把这篇文章录下来。而且可以由此看出柳宗元不敢与韩愈相比，他在文中所说的，都是实情，并非谦辞。《报崔黯秀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