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六

译熙宁四年三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冒着万死之罪，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听说，益告诫禹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斥退邪人不要犹豫。’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说：‘任用人要像任用自己一样，改正过错不要吝惜。’秦穆公在崤山战败丧师，悔恨悲痛而自我发誓，孔子把这件事记载下来。自古聪明豪杰的君主，如汉高帝、唐太宗，都能像流水一样接受劝谏，不怕改正过错，被称为秦汉以来历代君王中最杰出的。孔子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犯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他。’圣贤的举动，明白正直，不应当就是这样吗？所任用的人，有邪有正；所做的事，有对有错。是非邪正，只要两句话就足够说明。正的就任用，邪的就斥退；对的就施行，错的就废止。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就像饿了必定吃饭、渴了必定饮水一样，哪里还需要另外产生什么义理，曲意加以粉饰，来欺骗天下呢？《尚书》说：‘同治理之道一起做，没有不兴盛的；同乱政之事一起做，没有不灭亡的。’陛下自去年以来所实行的新政，都不合于治理之道。设立条例司，派遣青苗使，征收助役钱，实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之人都怨恨叹息。从宰相以下，人人都知道它不对，却不敢争辩。臣愚钝，不懂忌讳，先前已经上疏详细论述了，但学识浅陋，不足以感动圣明。近来故相、旧臣以及藩镇、侍从纷纷争说这些措施不便，甚至台谏中有两三人，本来是同他们结交、彼此唱和、内外相应的人，也不能不说一句它的错误，难道不是因为舆论沸腾、形势紧迫而无法停止吗？如果不是见利忘义、居心毫不疑惑的人，谁肯始终胶着坚持而不自行洗刷呢？像吴师孟请求免去提举之职，胡宗愈不愿担任检详，就像逃避污秽，唯恐不能脱身，人情厌恶畏惧到这种地步。近来朝廷内外都说陛下已经有悔悟的意思，道路上的人互相庆贺，如同获得了很大的赏赐。实在希望陛下在十天之内发布明确的恩德诏令，洗涤荡除乖僻的做法，追回使者，罢去条例司。如今侧耳听来，所做的不过是让监司考察抑配而已，与尚未悔悟相比，差别有多少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道哥哥的手臂不能硬拉，却姑且劝他慢慢来；知道邻人的鸡不能偷，却每月偷一只’的意思。帝王改过，难道能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认为这项法令可以先在三路试行，臣认为这就像医生使用毒药，以人的死生来试验尚未验证有效的药方。三路的百姓，难道不是陛下的赤子吗？怎么可以拿他们来试毒呢？今天的政事，小规模实行便造成小失败，大规模实行便造成大失败。如果竭力推行而不停下，接着就会发生动乱和灭亡。臣不敢故意提出过于危险的言论来耸动陛下。自古国家存亡所依靠的不过四种人：第一是百姓，第二是军队，第三是官吏，第四是士人。这四种人只要有一种失去人心，就足以产生变故。如今陛下一次举措便同时触犯了他们。青苗、助役的法令成功施行，农民就不得安宁；均输的命令一下，商人便不能通行经商，百姓开始忧虑了。合并裁省各军，逼迫驱逐老弱病残，甚至使戍兵的妻子同士卒杂处其中；削减军队编制，近似贬降流配；迁徙到淮甸，几乎像流放，年近五十的人个个心怀忧虑，军队开始怨恨了。朝廷内部不向元老重臣和侍从大臣征求谋略，专门任用新进的小臣；朝廷外部不向州守、县令和监司责成，专门任用青苗使者，还设置许多闲散机构排斥老成之士，官吏开始离心离德了。陛下临轩选士，天下称为龙飞榜，却首先削去一名进士的旧有恩典，表示不再任用他。所削的只是一个人，但士人没有不怅恨的，因为他们认为陛下有厌弃轻视进士一类人的意思。如今掌权的人又想逐渐削弱进士，专门选取明经科，虽然还没有形成正式法令，但小人已经借此招揽权势，自以为有功，彼此煽动传播，认为此事一定会实行，于是士人开始失望了。如今进士占天下士人的一半，从二十岁以上便不能背诵经注义疏来学习明经；如果法令一旦施行，士人都会怀有被废弃的忧虑，而人才的长处短处终究也不在这里。过去秦国禁止民间私藏书籍，诸生都抱着自己的学业回去；陈胜、吴广等人共同出力而灭亡秦国，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也是因为失去学业，失去了归宿。因此臣希望陛下不要再谈这件事。百姓忧虑，军队怨恨，官吏离心，士人失望，祸乱的根源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如今还没有看见；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愿意献出生命的人一定很少。到了那时，臣不知道那些迎合上意、苟且求容的人，能够替陛下挽救动荡、制止土崩吗？去年各军刚开始合并时，陛下身边的人都把士人的心情乐于合并告诉陛下；近来被遣散停职的军人李兴告发，虎翼军的官吏率先收钱行贿以求免于合并，由此可知士卒并不乐意。那些谄媚的人，只求迎合上意，不怕欺骗蒙蔽，往往都如此。因此凡是说百姓乐意请求青苗钱、乐意缴纳助役钱的人，都不可信。陛下认为青苗钱的抑配真的可以禁止吗？不但不能禁止，而且不应当禁止。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这些钱发放出去却收不回来，州县官吏就不能免除惩罚；如果这些钱果真不实行抑配，后来愿意请求的人家必定会很少。收钱之前有禁止抑配的规定，收钱之后又有失陷钱款的惩罚，作为陛下的官吏，岂不是很难办吗？所以臣认为，既然实行青苗钱，就不应当禁止抑配，这是形势所决定的。人人都说陛下圣明神武，一定能够迁善改过、修正邪恶，从而达到太平；然而近来的事情，却有文饰过错、继续错误的风气，这正是臣愤懑叹息而不能停止的原因。过去贾充掌权，天下忧虑恐惧，庾纯、任恺竭力排斥他；等到贾充出镇秦凉，忠臣义士没有不相互庆贺的，屈指计算日子，盼望革新政治。冯统一类人却相互告知说：‘贾公被远远放逐，我们这些人失去权势了。’于是共同献上谋略，贾充又被留下，晋朝的动乱便由此形成。自古以来，唯有小人最难以除去，为什么呢？除掉一个人，他的党羽就会随之瓦解，所以替他谋划游说的人很多。如今天下贤者也将以此观察陛下进退的决断；如果再一次失望，那么明察时机的人就会相继离去，难道都会像我们这些人一样，偷安恋禄而不忍离开吗？臣狂妄放肆、言语不恭，已经多次触犯陛下，不敢再指望宽大的恩典，只能俯伏伸长脖颈等待诛杀。臣苏轼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陈言。

译原编者评论：孟献子说：‘与其有聚敛财货的臣子，宁可有盗窃的臣子。’这是因为盗臣损害的只是府库，如同疾病瘙痒在皮肤表面；聚敛之臣实际上损伤的是国家的命脉，就像病入膏肓一样。王安石凭借坚执任性、敢作敢为的性格，兼有博闻强记、周密敏捷的才能，怀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想法，推行残忍凶暴、急躁扰民、违背天意、拂逆人情的事情，招集花言巧语、善于逢迎、旁门媚上的人，彼此早起晚思，不知疲倦地竭力推行，终于成为有宋一代的聚敛之臣。宋神宗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于是君臣亲密如鱼得水，共同努力，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最终却导致大乱。自古动乱灭亡的国家，大多是纵情享乐、懈怠傲慢，心思不在国家和百姓身上，因而导致土崩瓦解；从早到中午偏西，顾不上吃饭，一心希望使天下达到三代的盛隆，却没有取得小治，反而造成大乱，并且由此种下祸根而灭亡，像神宗与王安石这样奇异的例子，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大学》说：‘国家不要把利益当作利益，而要把义当作利益。’这不是最重要的道理吗？如果在这里不明白，源头就不清，水流千里都会浑浊。神宗天资英明锐利超过常人，却从未真正学习。有人说使国家富强在于节俭，不在于搜刮，神宗却说：‘难道天子穿得起破皮鞋，就能使国家富裕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却不知道两汉盛世时，百姓富足兴旺，甚至远行千里也不用携带粮食，难道不是由于皇帝穿弋绨、着大练造成的吗？再加上六宫也穿弋绨、着大练，所节省下来的究竟有多少呢？然而百姓不是只服从皇上的命令，而是服从皇上的用意；天下四海之内竞相以节俭自我标榜，以奢侈相互讥刺，那么穿弋绨、着大练所节省下来的东西，就遍及四海了。假使神宗果真穿着破皮鞋，难道不能使国家富裕吗？哪里比得上天子收取农夫的债息、宰相夺取小商人的额外利润，直到今天还被人讥笑呢？新法施行后，司马光竭力争辩而不能改变，辞去枢密副使的职务而不接受，申请到外地任职，于是出任永兴军知军。到任后上奏说：‘臣的才能，在群臣中最为低下；预见不如吕诲，公正刚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于进言不如苏轼，孔文仲果敢决断不如范镇。吕诲在王安石刚开始参与政事时，就已经说王安石是奸邪之人，认为他一定会使天下败乱。臣当时认为王安石只是不明白事理而且性情刚愎罢了，不至于像吕诲所说的那样。如今看来，王安石提拔亲信党羽，盘踞重要职位，排挤异己，牢固占据权势宠信；他曾经按照自己的意思，暗中赞助陛下从宫内发布手诏来决定外朝的事情，使天下的威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一切诽谤议论却都归到陛下身上。’ 臣这才知道自己的预见远远不如吕诲。范纯仁和程颢都一向受到王安石厚待，是王安石从众多官员中提拔出来，越级置于清要职位上的。范纯仁、程颢看见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却不敢顾念私人的恩情、废弃公共议论，而极力指出他的缺点。臣与王安石来自南北不同的乡里，取舍主张也不同。臣平素同王安石交往疏远，王安石平素待臣淡薄，只因为曾多次做过同僚，内心仍眷恋不舍，不忍轻易断绝关系并公开说出他的过失，因循拖延到了今天。这是臣没有辜负王安石，却大大辜负了陛下，在这一点上远远不如范纯仁、程颢。臣充任两制，经历侍奉三朝，在国家大义上是君臣关系，在恩情上却如同骨肉。眼见王安石专门放纵自己的狂妄愚昧，使天下百姓遭受荼毒之苦，使宗庙社稷面临像堆叠鸟卵一样危险的局势，臣却畏缩怯懦、爱惜自身，没有早早替陛下辨明并说明这些事情。苏轼和孔文仲都是疏远的小臣，却敢于不避陛下雷霆般的威严和王安石虎狼般的愤怒，上书应对，指陈他的过失，宁可丢官获罪，也无所顾虑。这一点臣远远不如苏轼和孔文仲。人情谁不贪恋富贵、留恋俸禄？范镇看见王安石蛊惑陛下，把奸佞说成忠臣，把忠臣说成奸佞，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愤懑难忍，便上奏章极力进言，自己请求退休，甘愿承受丑诋，闭门在家居住。臣却顾惜俸禄职位，为妻子儿女打算，忍受羞耻，仍然居住在地方藩镇任职。这一点臣远远不如范镇。臣听说，处在那个职位上的人必须忧虑那里的事务，享受俸禄的人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祸患。如果不是这样，就是窃取职位和俸禄。臣虽然没有才能，也不忍让自己成为窃盗。如今陛下只相信王安石，王安石认为贤能的便是贤能，认为愚笨的便是愚笨，认为对的便是对的，认为错的便是错的。谄媚依附王安石的人被称为忠良，诘问驳难王安石的人被称为进谗作恶。臣的才识本来就是王安石所认为愚笨的，臣的议论本来就是王安石所认为错误的。今天所说的话，正是陛下所称的谗邪之言。伏望圣恩裁定处理臣的罪责；如果罪责同范镇一样，便请求按照旧例退休；如果罪过超过范镇，或流放或诛杀，臣都不敢逃避。司马光如此极力进谏，神宗最终仍没有醒悟，反而更加深信重用王安石，以致天下萧条，百姓涂炭。司马光所说苏轼上书指陈王安石过失的，就是这两篇书。后来王安石搜罗苏轼的罪过没有成功，便拿诗句说他诽谤讪谑，将他关进御史台狱，苏轼几乎死去。拟作进士参加御试时的策问答卷。

译右臣奉宣命，奉派到集英殿编排举人的试卷。臣私下看到，陛下开始改革旧制，用策论考试众多士人，厌烦听到诗赋中没有益处的言语，希望求得山林隐士般朴实正直的议论。陛下的听察广大，朝廷内外都感到欢喜。然而参加考试的举人不能推究陛下的本意，全都只考虑得失，不敢指出政事的缺失；而阿谀奉承、顺从圣旨的人最终反而占据了甲等名次。陛下向士人求取意见，心意已经深切到了极点，而下面报答上面的却是这样，臣私下对此深为悲痛。科场文章关系到风俗。朝廷录取的，天下人无不把它当作法则；朝廷舍弃的，天下人无不把它当作戒鉴。过去祖宗朝崇尚辞律，所以诗赋的工巧发挥到了极致；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于是策论在世上盛行，而诗赋几乎到了熄灭的地步。为什么呢？利益所在，人没有不随之改变的。如今刚开始以策论选士，而甲科中的士人多半靠谄谀得到名次，天下人观望形势，谁敢不这样做？臣恐怕从今以后彼此仿效而形成风气，即使是直言科，也没有人敢凭直言进身。风俗一旦改变，就不可恢复。正直之人衰微，国家也会随之衰败，这不再只是诗赋、策论轮流兴废那样的事情了。因此臣愤懑难忍，退下后拟作了一篇进士参加御试时的策论。臣的学识浅陋，不能完全知道当世最紧迫的事务，只把自己听到的如实写下：对上可以用来推广圣上的言论，希望万一有所补益；对下可以用来开示四方，使他们知道陛下本来并不忌讳厌恶切直的言论，即使风俗已经败坏，也还可以略加挽救。臣所撰写的策论，谨慎缮写后呈上，冒犯天威。臣战栗恐惧、等待治罪，惶恐到了极点。问：朕的德行不够相称，却托身于士人百姓之上。与朕共同谋求天下治理的，只有四方黎民百姓和贤士；朕广泛延请他们到朝廷，向他们询问世间事务，难道只是考察卿大夫们所学的知识，也想借此扩大朕所听闻的见识。大概圣王治理天下，百官都能各得其职，万事都能各有次序；有些事本来不该做，做了也没有不成功的；有些事应该改革，改革了也没有不服从的。田地得到开垦，沟渠得到治理，草木畅茂，鸟兽鱼鳖无不各得其性命。财富足以完备礼制，和谐足以扩展音乐，治理足以达到刑罚得当。卿大夫认为采取什么措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如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了，挽救它们的方法一定有本末之分，施行的适宜措施也一定有先后次序。这是卿大夫应当知道的。自有人类以来，所谓至治，必定要说唐虞、成周的时代，《诗经》《尚书》所称述的事迹可以看见。直到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有智慧的臣子，共同忧劳勤勉来经营一代的事业，虽然没有完全尽善尽美，但概括说来，他们所以能够成就事业，也一定有可以说明的道理。凡是可以说明的，都详细写出来，朕将亲自阅览。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发布恩德之言，下达明确诏令，把天下安危的至关重要之计，拿来同平民士人商议。陛下求取意见，不能说不切实；喜爱直言，也不能说不深厚。然而臣私下有所忧虑，不知道陛下能否真正接受这些意见。《礼记》说：‘甘味可以接受调和，白色可以接受染色。’所以臣希望陛下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心境虚静专一，然后忠言和良策才可以进入心中。如今臣私下担心，陛下先前听到的言论已经充满内心，邪正两党的成见已经分割了您的听察，功利的说法已经动摇了您的欲望；那么即使有皋陶、伯益、后稷那样的谋略，也没有办法进入您的心中，何况是疏远而愚陋的人呢？这正是臣极其恐惧的地方。至于尽情进言而招致过失，触犯忌讳而忘掉自身性命，那并不是臣所顾虑的。圣策说：‘圣王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得其序。’臣认为陛下还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才颠倒错乱、失去秩序到如此地步。假如陛下确实知道，为什么不尊重自己听到的道理，实行自己知道的事情呢？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职，难道是圣王逐一督促责备他们吗？万事之所以各得其序，难道是圣王逐件整顿安排它们吗？不过是根据人的才能来任用他，使他凭借职务来办理事务罢了。官府各有固定的职守，这叫作职；施行政令有先有后，这叫作序。如今陛下让两府大臣侵夺三司掌管财利的权力，让常平使者扰乱职司和守令的治理；刑狱的旧法不交给主管官署办理，却取决于执政者的意旨；边境的大事不责成统兵大臣，却听取小吏的意见。百官可以说都失去了自己的职守。君王所应当先行的是德，所应当后行的是刑；所应当先行的是义，所应当后行的是利。然而陛下却把次序颠倒了，万事可以说都失去了条理。不过这还只是小的方面，最大的弊病则是中书省失去了自己的政权。宰相的职务，古代是用来讲明治国之道、治理国家的。如今陛下只是让他们奉行条例、办理司文书罢了。从前邴吉任丞相，萧望之任御史大夫。萧望之说阴阳失和，过错在我们这些臣子；宣帝却认为这话轻视丞相，因此终身鄙薄他。如今政事堂上相互争吵辱骂，流传于都城内外，成为人们的谈资，这让天下人怎么看呢？所以臣希望陛下首先恢复中书省的政权，那么百官的职守、万事的次序，就会依次恢复。圣策说：有些事不应做；一旦去做，就没有不成功的。有些事不应改革；一旦改革，就没有不使人心悦诚服的。陛下涉及了这句话，实在是天下的福分。今天的祸患，正是在事情尚未成功时就强行去做，尚未使人心悦诚服时就急于改革。事情成功在于合乎道理，而不在于凭势力；使人服从要靠诚意，而不靠言辞。道理所在，作为政令推行就能成功，用禁令约束就能停止，用赏赐鼓励就能使人劝勉，用言语说明就能使人相信。古人所以能够鼓舞天下，使人受到安抚就来归附，受到感召就和顺相应，大概只是遵循道理罢了。如今施政不致力于遵循道理，却想凭君主的威势、赏罚的威力，强行把事情办成。用斧头劈柴，可以说一定能成功；但如果不顺着木理，斧头可能砍缺，柴却不能劈开。因此，不论尊卑，不计强弱，道理所在就能成功，道理不在就不能成功，这是必然的。如今陛下让农民拿着利息同商人争利，难道合乎道理吗？又有什么可奇怪事情不能成功呢？《礼记》说：微小的事显露出来，真实的情状是无法掩盖的。确实如此！陛下如果真心为百姓着想，即使有人诽谤您，人们也不会相信；如果真心在谋求财利，即使亲自辩解，人们也不会服气。况且有些事情绝对欺骗不了人：官吏受贿枉法，人们一定说这是赃物；不是自己所有却拿来取用，人们一定说这是盗窃。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就不敢推辞那个名称。如今青苗法收取二分利息，却不称作放债取利，可以吗？

译凡是人做善事，不自己夸耀而由别人称赞；做坏事，不自己诋毁而由别人毁谤。假如做善事的人必须先自己说明，别人之后才相信，那么尧、舜、周公、孔子也会疲于奔命了。如今天下人认为这是谋利，陛下却认为这是行义；天下人认为这是祸害，陛下却认为这是仁政；天下人认为这是贪婪，陛下却认为这是廉洁。各种说法纷纷扰扰，于是就让两三个臣子竭力巧辩，替他们回答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编造文书，用来向四方百姓解释。四方百姓难道像婴儿和鸟兽一样，可以用漂亮话和小伎俩欺骗吗？况且事情尚未成功就强行去做，弊病必然发展到以后再也不敢做事；尚未使人服从就急于改革，弊病必然发展到以后再也不敢改革。世上大概有喜欢骑快马的人，一旦坠马受伤，便终身徒步行走。为什么呢？谨慎稳重就一定能成功，轻率发动就多有失败，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如果出于慎重，就会屡次施行而屡次成功，不仅别人会相信，陛下自己也会相信自己，而且一天比一天勇敢；如果出于轻率，就会每次举动都失败，不仅别人不相信，陛下自己也不再相信自己，而且一天比一天怯弱。唐文宗当初任用训、注，难道他的志向会浅薄吗？然而一经发生重大变故，就忧愁沮丧、意气消沉，不能再振作起来。文宗也不是品德有所亏失，只是喜好轻易行事而缺少谋划罢了。慎重的人，开始似乎怯弱，最终一定勇敢；轻率的人，开始似乎勇敢，最终一定怯弱。近来，横山人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归属汉人，连五尺高的孩童都知道那里可以攻取；然而自庆历以来，没有人敢于发动进攻，确实是因为还没有安排好成功之后的善后办法。近来边臣不考虑后果，仓促发动进攻。一旦出师失利，内府的费用就要以数百万计算，而关辅百姓因运输粮饷而困苦，三年还没有停止。即使天下最勇敢的人，谁还敢再这样做呢？既不敢做，还敢再提起这件事吗？由此看来，攻取横山的功业，是由于急于求成而把它毁掉了。近来的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仓促轻率地发动，比前一天更加严重。即使陛下不听从人们的反对意见，越发坚持下去，到了形势穷困、事情受阻的时候，最终也必然改变。将来即使有良法美政，陛下还能重新相信自己吗？君主的祸患，在于喜欢因循旧习而慎重对待改革。如今陛下正当春秋鼎盛，上天赐予您勇气和智慧，这是万世难逢的时机；可是群臣不能用慎重来辅助您，用敦厚朴实来培养您。这就像乘坐轻便的车，驾驭骏马，冒着危险在夜间赶路，而车夫又从后面鞭打它，难道不危险吗？臣希望陛下解开缰绳，给马喂食，等待东方天明，然后在九轨宽的大道上慢慢行走，这样还远远不算晚。圣策说：田地开辟，沟渠得到治理，草木繁茂，鸟兽鱼鳖无不各得其性，这是百工和有关官司的事情，哪里值得劳累陛下呢？陛下掌握纲要，治理根本，恭敬自守而无为，万物便没有不按照自己的规律生长和死亡的。至于百工、有关官司的事务，宰相尚且不屑亲自办理，何况陛下呢？圣策说：财富足以完备礼仪，和谐足以扩充音乐，治理足以施行刑罚，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孔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兔头、葫芦叶也可以用来行礼，打扫土地来祭祀也可以用来侍奉上天。礼仪不完备，并不是贫穷的罪过。管子说：仓廪充实了，人们才懂得礼节。臣不知道陛下所说的富，是使百姓富足，还是使国家富足？陆贾说：将相之间调和，士人就会乐意归附。刘向说：众多贤人在朝廷和睦，万物在野外也会和谐。如今朝廷可以说是不和了，过错在哪里？陛下不回头探求根本，却想用力量压服它。力量不能压服众人，已经很久如此了。古代刀锯在前，鼎镬在后，士人仍然敢于触犯它。如今陛下亲自实行尧舜之道，从未诛杀一个无罪之人；为了消弭众人的议论，不过是斥逐持异议的大臣，重新任用其他人，却一定不忍心实行秦朝禁止百姓私下议论的禁令，也不会兴起东汉党锢之狱。众多士人还有什么畏惧而不敢说话呢？臣担心被斥逐的人不会停止，而争论的人反而越来越多，纷杂的言论相互攻击，比今天更加严重。想要达到和谐、扩充音乐，难道不是很迂远吗？古代求得治理，是为了废置刑罚。如今陛下求治，却想达到刑罚繁重的境地，这又是群臣误导陛下了，臣知道这种说法的来源。它出自荀卿。荀卿喜欢发表奇异的议论，甚至认为人性本恶，那么他说治理天下要重刑，也就相应了。说这种话的人又认为，《尚书》称颂唐虞盛世时，刑罚没有小罪不加；周朝盛世时，聚众饮酒的人也要处死。臣请问：夏禹时死刑条目有二百，周公时死刑条目有五百，难道可以说周朝太平而夏禹时混乱吗？秦朝施行夷三族之法，汉朝废除肉刑，难道可以说秦朝太平而汉朝混乱吗？“致刑”的说法推到极端，天下幸而还没有真正太平；如果有一天天下安定，陛下将要改变今天的刑法而采用这种极端主张吗？天下还有多少人不会反叛呢？仅仅听到这种说法而感到恐惧的人已经很多了。臣没想到异端邪说竟能迷惑、误导陛下到这种地步。况且“宽宥过错，过错再大也不追究；惩罚故意犯罪，罪行再小也不宽贷”，这是使用刑罚的常理。难道直到今天仍要奉行它，就只是唐虞盛世和周朝盛世的做法吗？周公处死聚众饮酒的人，是料想他们不只是聚众饮酒而已。如今法律中所谓“夜聚晓散”，假使后世不知道其中详情，只听到这几个字，便把所有夜间相互往来的人都抓来杀掉，可以吗？人们相互饮酒就动辄杀死他们，即使桀、纣那样暴虐，也不会做到这种程度，难道竟说周公实行过这种做法吗？圣策说：当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救治弊病的方法，必定有根本和枝节；所采取的措施，也必定有先后。臣请谈论它的根本以及应当首先采取的措施，请陛下选择。当今救治弊病的办法，必须先树立事业；树立事业的根本，在于识别人材。因此，所采取的措施，应当首先考察大臣是否具有识人的明察。古代想建立非凡功业的人，必定具有识人的明察。如果没有这种明察，就只能遵循规矩、恪守法度，以求少犯过错。这两种做法，都是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并安于自己才分的人所采取的。道理可以通过讲习而知晓，品德可以通过勉励而养成，唯独识人的明察不能靠学习，必定出于天资。像萧何识别韩信，这难道是有成法可以传授的吗？

译以诸葛孔明那样的贤能来说，他在识人方面的明察也有不足，因此失误在马谡身上；孔明也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所以终身不敢任用魏延。仁祖在位时，事情无论大小，一概交付法令办理；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一概根据公议处理。事情议定、验证有效之后才实行，人经过考验之后才任用，始终不谋求非凡功业，确实是因为当时的大臣不足以具备识人的明察。古代医生能够听声音、察气色，透彻观察五脏，所以治病时甚至有剖开胸腔、剖治脾脏、洗涤胃肾这样的非常手段。如果没有这种医术，就不敢实行这种治疗。如今没有识人的明察却想建立非凡功业，抛弃绳墨而仰慕古人，这就像还不能诊察脉象，却想试用华陀的药方；这同拿刀杀人相比，差别已经很小了。房琯称许刘秩，关播任用李元平，就是这样的例子，至今还被人讥笑。陛下看看现在的大臣，他们是善于识人，还是不善于识人？近来提拔任用的众多人才，都是他们在建造住宅时握手相交的人，等到结交牢固之后才敢任用，大概以为这些人能够同心协力，共同实现太平。谁知还没有坐稳，众口一声攻击他们的人就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竖起。陛下以此检验他们，他们不善于识人，也是十分清楚的了。幸好如今天下无事，意见相同或不同的争论不过是扰乱圣听罢了。如果边境出现警报，盗贼突然作乱，成败在俯仰之间，形势在呼吸之间变化，而所任用的人都像今天这样，忽而联合、忽而离散，临事便瓦解，再也无法了解和控制，岂不是误害国家吗？华陀没有出世，天下并没有废弃医学；萧何没有出世，天下也没有废弃治理。陛下如果一定要建立非凡功业，请等待具有识人之明的辅佐者。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也只须诏令左右大臣安守本分、遵循法度罢了。圣策说：自从有人民以来，称得上极其太平的时代，必定说是唐虞和成周的时代。《诗经》《尚书》所称述的事迹，是可以看见的。直到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而有智慧的大臣，彼此忧劳勤勉来经营一代的事业，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但考察他们取得的成就，也一定有值得称道之处。详细记述这些事的大臣认为，这些内容多得说不完。他们施政设置的方法各随当时情势，无法一概而知；能够知道的，是他们一定敬畏上天，一定听从众人，一定效法祖宗。所以古书说：“要警戒啊，要警戒啊！上天明察一切，天命并不容易长久保持。”又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看法而听从别人。”又说：“多么光明啊，文王的谋略；多么伟大啊，武王的功业。”《诗经》《尚书》所称述的，大致如此，从未说过天命不值得敬畏，众人的意见不值得听从，祖宗的法度不值得采用。苻坚任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宝不高兴；魏郑公劝唐太宗实行仁义，而封伦不相信。如今凡是想让陛下违背众议、独断专行的人，一定会拿这些事作借口；而陛下所说的贤明、忠诚、有智慧，难道不是指这类人吗？臣希望考察这两个人的作为，并在今天寻找类似的事例：王猛难道曾经设置官职来谋取利益吗？魏郑公难道曾经放债取息吗？况且当时不高兴的也不过几个人，本来并不妨碍天下人信服他们。如今天下有思想的人都怨恨，有话可说的人都诽谤；古代君臣共同忧劳勤勉、经营一代事业的情形，似乎并不是这样。古语说：百人聚在一起，尚且没有不公正的事，何况整个天下呢？如今天下人都认为不对，而陛下仍不回头，臣不知道还能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了。《诗经》说：好像那随水漂流的船，不知道将要停泊在哪里。我的忧愁啊，连暂时闭目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这一点微薄的忠心，只有陛下明察。臣谨冒死上奏答复。原编者评论：苏轼两次上书说新法不便，没有被采纳。于是又拟写进士对策，把它呈上去，希望神宗能够因此醒悟一次。考察当时的情况，苏轼只是代理开封府推官，属于被疏远的下级官吏，并不像两制大臣那样同国家休戚与共；可是他的勤恳、恳切却不亚于陆贽任内相时的情形。若不是忠孝出于天性，郁积于内而发于外，把百姓的疾苦看作自身的痛苦，哪里能够这样呢？至于“必敬畏上天，必听从众人，必效法祖宗”三句话，难道只是给宋神宗的一剂良药吗？实际上是万古帝王都应遵守的格言！代张方平劝谏出兵的奏书

译臣听说，喜好战争就像喜好女色一样：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女色的人必然会死亡；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战争的人必然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人的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胜利时享有安全的福祉，失败时也一定没有意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本来可以停止却不停止，所以胜利时变乱来得迟而祸患大，失败时变乱来得快而祸患小。因此圣人不计较胜负的功劳，而深深戒惧用兵的祸害。为什么呢？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因倒毙在道路上的运输人员和民户达到七十万家。对内使府库空虚，对外使百姓贫困，饥寒逼迫，之后必然有盗贼的忧患；死伤者悲愁怨恨，最终必然招致水旱灾害。上面将相拥兵自重，产生跋扈之心；下面士卒长期服役，产生溃散叛乱的意图。各种变故层出不穷，都是由用兵造成的。至于首先发动战争、挑起事端的人，受到冥冥中的谴责尤其严重，因为平民无缘无故因战争而死，怨气积聚，必定要有人承担这个罪责。因此圣人对战争畏惧而慎重，不是万不得已不敢使用。自古君主喜欢动用武力，由失败而灭亡的不可胜数。臣如今不敢再泛泛而谈，请为陛下说说那些取得胜利的例子：秦始皇平定六国以后，又去攻伐吴越，戍守服役的祸患遍及四海；虽然拓地千里，远远超过三代，但坟土尚未干，天下已经怨恨反叛，秦二世被害，子婴被擒，灭亡的惨烈，是古来未曾有过的。汉武帝承接文帝、景帝富足有余的基础，首先挑起对匈奴的战争，战事接连不断，于是逐渐波及各国；年年征调发兵，所向都取得成功。建元年间，兵祸开始发生；当时蚩尤旗出现，长得与天空一样高。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出兵三十多年，死亡的人数不可计数。等到巫蛊之事发生，京师血流成河，横尸数万，太子父子都遭到失败。班固认为，太子生长在战争之中，始终与战争相伴；皇帝即使后来悔悟并自我克制，临终的悔恨也已经来不及了。隋文帝灭掉江南之后，又继续攻伐夷狄；隋炀帝继位，这种心意没有衰退。他们都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百姓怨恨、盗贼兴起，灭亡转眼就到。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其善于用兵；既已攻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仍然不能满足，亲自驾临辽东，都是为了建立功业，并非出于不得已。后来发生武氏之难，唐朝皇室的衰败连续不断，危如一线，大概是用兵的祸害终究难以逃避。否则，太宗仁慈圣明、宽厚克己、使百姓富裕，几乎达到刑罚废置的境地；而传位一代之后，子孙却遭受涂炭，这难道是行善应得的报应吗？由此看来，汉、唐在宽仁之后用兵，所以虽然获胜，国家也仅仅得以保存；秦、隋在残暴统治之后用兵，所以即使获胜，最终也随即灭亡。臣每次读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掩卷流泪，悲伤它们谋划的错误。假如这四位君主在刚开始用兵时就立即失败，被血刃惊醒，警戒恐惧而懂得用兵的艰难，那么祸败的兴起应当不会达到这种地步。不幸的是，他们每次出兵都获胜，于是习惯于功利，考虑祸患不深。因此臣说：胜利会使变乱来得迟而祸患更大，失败会使变乱来得快而祸患较小，这是不可不察的。从前仁宗皇帝覆盖养育天下，无意于战争，将士懒惰苟安，兵器铠甲破旧钝坏。元昊乘机突然发动进攻，西部边境延安、泾原、麟府之间接连失败三四次，损失动辄以万人计算；然而国内安定，战争停止，事情结束，百姓没有怨言，国家没有遗留祸患。为什么呢？天下臣民知道仁宗没有喜好战争的心意，天地鬼神也明白他确实是出于不得已。如今陛下是上天赐予勇气和智慧，心意在于使国家富足强盛；即位以来修缮铠甲、整治军队，窥伺邻国。群臣百官看出这个意图，大多谈论用兵。开始时，掌握国命的辅弼大臣没有深谋远虑之心；主持国政议论的枢密大臣没有考虑祸害、坚持困难的见识；担任台谏官职的人没有提出劝善纠错、纳忠进谏的意见。事情由微小发展到显著，终于形成了严重祸患的根源。后来薛向提出攻取横山的谋划，韩绛献上深入进攻的计策，陈升之、吕公弼等暗中同他们协力，军队遭到损失失败，财用耗尽。与宝元、庆历年间的失败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动，陛下因此几个月不能安食。为什么呢？用兵的开端是陛下发动的，所以官吏士卒没有怨恨敌人的心意，反而责怪陛下。幸而依靠祖宗积累的深厚根基和上天保佑的深重恩德，才使军队出征没有取得功劳，并让陛下有所醒悟。然而见识浅陋的人正把失败看作耻辱，竭力想求得胜利，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王韶在熙河制造祸患，章惇在横山挑起事端，熊本在渝泸发动战难。但这些人都只是残害已经投降的俘虏，反复侵扰老弱和困弊的腹心地区，夺取空虚而无用的土地，把这当作武功，使陛下获得这种虚名，却忽视实际的祸患，勉强自我激励，奋力追求功名。因此沈起、刘彝又在安南发动战事，使十多万人暴露在瘴毒之中，死者十有五六；道路上的人因运输钱财、粮食、器械而死，没有见到敌人，却全都被用于战争。用兵的意图必将稍稍衰减，而李宪的军队又从洮州出发了。如今军队取得胜利，锐气正盛，陛下因一次胜利而高兴，必然会产生轻视四夷、凌辱敌国的意图；天意难以预测，臣实在对此害怕。况且战胜之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报捷、上表称贺，以及显赫地供耳目观赏的景象罢了。至于远方百姓的肝脑涂在刀刃上，筋骨因运输粮饷而断裂，流离失所、家产破败，卖掉儿女，眼睛被熏伤、手臂被折断，以及自缢的情状，陛下必定无法亲眼看见。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哭声，陛下必定无法亲耳听见。这就像宰杀牛羊、剖切鱼鳖来制作美食，吃的人觉得非常美味，看到这些食物如何得来的人却非常痛苦。假使陛下看见它们在棍棒刀刃下号哭，在刀案砧板之间辗转，即使是八珍的美味，也一定会丢下筷子而不忍食用，更何况拿人的性命来供耳目观赏呢？况且即使陛下的将领士卒精锐强悍、府库充实，像秦、汉、隋、唐的君主一样，他们在胜利之后祸乱刚刚兴起，尚且不能挽救，何况如今所任用的将吏疲弱平庸，比古人差得远得多？而且这些年来公私都困窘匮乏，内府历代积蓄扫地而空，州郡征税的储备几乎全部上供，百官的俸禄仅仅能够接续，南郊祭祀的赏赐长期没有办妥。以这样的条件举兵行动，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处理后果了。

译况且饥荒和劳役之后，各地盗贼蜂拥而起，京东、河北尤其无法形容。如果一旦兴起军事行动，横征暴敛随之发生，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势必不成为大盗便无法保全自己；边境战事正加深，内部祸患又重新兴起，那么陈胜、吴广那样的形势就会出现在这里。这正是臣这个老臣整夜不能入睡、面对饭食便叹息，甚至放声痛哭而不能自止的原因。臣又听说，凡是发动大事，必须顺应天心；上天所向，依此办事就必然成功；上天所背，依此办事就必然失败。因为天心的向背，会表现在灾祥、丰歉之中。如今近年以来，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灾旱灾和瘟疫连年不断，百姓死亡将近一半，天心的向背已经可以看见了。然而陛下正断然不顾，兴办战事而不停止。这就像子女得罪父母，只有恭敬顺从、安静反省、承认过错并自我责备，或许可以得到谅解；如今却纷纷责问父母，让奴婢任意鞭打，以这样的方式侍奉父母，从来没有见过能被父母赦免的。因此臣希望陛下远远考察前代兴亡的事迹，深刻察看天心向背的道理，断绝用兵的念头，保卫疆土、和睦邻国，安静无为，确立国家长久的计策；对上可以使二宫安享早晚奉养，对下可以救济四方亿万百姓的性命。这样，即使臣老死在沟壑之中，也可以瞑目于地下了。从前汉高祖消灭群雄，终于取得天下；光武帝百战百胜，汉朝的祭祀得以配享上天，直到白登之围。他们被围困时便商议和亲，西域请求设置官吏时便出言谢绝。这两位皇帝并不是不懂军事，只是经历的变故多了，考虑祸患便深远。如今陛下深居九重，却轻率议论征讨，臣这个年老而庸懦的人，私下认为这是过错。然而臣子向君主进言，如果趁君主已经厌倦时劝他停止，便容易奏效；如果迎着君主气势正盛时去折服他，便难以成功。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好胜之心。正当气势旺盛时，即使是平民和卑贱的士人，也有不可动摇之处。若不是智慧见识特别通达、度量超过常人，就没有人能在奋发进取之中勇于舍弃自己、听从别人，只以正义为准则。如今陛下对用武充满盛气，形势已经不可挽回。臣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却不停献言，实在是看见陛下圣德宽宏，能够听取采纳而不疑惑，所以不敢把普通人的好胜常情加在陛下身上。况且臣料想陛下将来亲眼看到用兵的祸害，一定会哀痛悔恨，追究左右大臣当初没有说过一句劝谏的话。臣也将年老而死，到了地下见先帝时，也就有话可以交代了。只希望陛下哀怜并明察臣的心意。原编者评论：这是有宋三百年间第一流的文章。其中说战胜之后，陛下所能知道的只是凯旋报捷、上表称贺、显赫地供耳目观赏的景象；至于远方百姓肝脑涂于刀刃、筋骨断于粮饷运输、流离破产、卖掉儿女、眼睛熏伤、手臂折断、自缢的情状，陛下必定无法看见；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哭声，陛下必定无法听见。又比如宰杀牛羊、剖切鱼鳖来作美食，吃的人觉得美味，看到食物来源的人却十分痛苦。假使陛下看见它们在棍棒刀刃下号哭，在刀案砧板之间辗转，即使八珍美味，也一定会丢下筷子不忍食用，更何况拿人的性命来供耳目观赏呢？这百余字，确实可以上比六经，特意再次抄录在文章后面，作为警醒人心、震撼眼目的文字。黄震说：这篇文章依次叙述神宗朝廷用兵的过程，言辞哀痛恳切，实在可以作为万世君主喜好用兵、臣子喜欢制造事端的戒诫。杨慎说：古人劝谏用兵，只说失败的祸害，致力于避害趋利；这篇文章却说即使胜利，祸害仍然不可胜言，何况从当今时势和天时来看，出兵必然不能取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有这样的立意，文章便高出别人一等。张英说：文章刚健爽利、淋漓尽致，构思圆融澄澈，体格端庄厚重，公文中像陆宣公的作品。励杜讷说：文章历数当日的事情，淋漓痛切，利害分明；一路上波折缠绵，更显出老成谋国、忧国忧民而不知疲倦的心意。代滕甫论西夏的奏书

译臣一向没有学问，年老后也不读书，每当想要竭尽愚忠，向上补益圣明时，往往肝肺枯竭，最终没有什么可说。近来因病求医，偶然悟到一件事，把它推及政事，似乎可以施行，只有陛下裁察采纳。臣近来患有积聚病，医生说，按照病情，如果采用猛攻之法，一个月就能痊愈；如果不这样做，则要半年才能痊愈。然而人到中年以后，每进行一次攻治就衰弱一次，积累衰弱的祸患，将成为终身的忧患。臣私下盘算，终究不愿用一个月的痛快来换取终身的忧患，于是听从医生的话，用良药慢慢磨治，半年痊愈，起初并不伤害元气，体力反而更加完整。由此臣领悟到，近来臣僚献策想要出兵西方，全都是像医生想用猛攻使病人一个月痊愈的人。他们的办法也未必不能成功，但终究不是臣子深爱君父、想要寻求万全之道的做法。凭陛下的圣明、将领的贤能和士卒的勇敢，攻向哪里不能取胜？可是臣仍认为这不是万全之策。俗话说，彭祖观看井时，把自己系在大木上，再用车轮盖住井口，然后才敢观看。这话虽然鄙俗，却切合事情。陛下爱护百姓、忧虑国家，不只是像彭祖爱惜自身；战争是凶器，动辄关系到生死，它使人陷入其中的危险，比井还要可怕。因此臣希望陛下用兵时像彭祖观看井一样谨慎，然后才算得当。臣私下观察自古以来用兵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曹操；他消灭袁氏，最有巧妙的谋略，请允许臣试着为陛下论述。袁绍凭十倍于曹操的兵力，在官渡大败，仅仅保住性命；曹操却收兵不追，为什么呢？这是为了放缓对袁绍的逼迫，使他的国家内部混乱。袁绍回国后更加骄横，忠臣贤士接连被杀，嫡子庶子一同争斗，不到八年，袁氏就没有留下后代了。假使曹操当时急于进逼，袁绍既然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消灭，若他因害怕而改过自新，任用田丰并拥立袁谭，那么成败就难以预料了。后来曹操北征乌丸，讨伐袁尚、袁熙；袁尚、袁熙逃往辽东，有人劝曹操趁机平定那里，曹操说：他们平素畏惧袁尚等人，我现在急于进逼，他们就会联合；放缓进攻，他们就会自相残杀，形势自然如此。于是曹操带兵返回，说：我正要让公孙康斩下他们的首级送来。不久果然如此。像曹操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用巧妙办法消灭国家。消灭国家是大事，不可以急于求成。这就像小孩换牙，逐渐摇动它，牙齿脱落而小孩并不知道；如果不逐渐摇动而一下子拔掉，乳牙反而可能使孩子受伤。因此臣希望陛下取西夏时，像曹操取袁氏那样。元昊强盛的时候，谋臣猛将竭尽智力，十年都不敢接近。如今西夏君主软弱而臣下强盛，国内发生混乱；陛下派一支偏师出动，斩杀名王、俘获伪公主，修筑兰州、会州等州城，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上天把这个贼寇交给陛下的时机。兵法说：“同船遇到风浪，吴国和越国的人也会像左右手一样互相救助。”如今秉常虽被母族篡夺，臣推测其世家大族也未必肯低头携手为这个母族效力。现在他们却合在一起，坚壁清野，像左右手一样抵抗王师，这正是同船遇风的形势。按道理应当放缓对他们的进逼。如今天威已经震动，臣希望陛下选用一向为贼寇所畏惧、敬服的大臣和宿将，让他们兼任五路统帅，在边境聚集重兵，号称百万，搜集车乘、补充士卒，每天送去牛肉和酒，金鼓声传到数百里之外；表面上造成必定讨伐的声势，实际上不出境，多拿出金帛，派遣间谍和善辩之士，离间破坏他们的党羽。并且下令说：一尺土地我都不吝惜，一个百姓我都不占有。凡是能够带着土地和民众投降的，立即封赏他；有敢于侵夺土地、掠取百姓的，一律斩首。不出一年，那里必定会出现势力相当、彼此猜疑的人。人情不难推知，他们都想求得自全；等到王师尚未出发，就会争着首先投降，以求获得重赏。陛下趁机分裂他们，任用其中的首领豪强，授予爵位官秩，使他们像棋子一样分布、交错对峙，务必使他们彼此仇视，就像汉朝封呼韩邪、沟通西域的故事。只需在要害之处修筑一座城，驻扎几千人，设置一名将领来保护各部，就可以使他们数百年面向中原、保卫自己的境地，不必烦劳修城守备和运输粮饷，这难道不是最为万全的计策吗？臣希望陛下在心中作出决断，深思熟虑，作长远谋划。臣子为君主谋划，与臣子为自己谋划不同：臣子如果不夺取土地、献上首级和俘虏，就没有功劳可言；为陛下谋划，只在于天下是否安定、国家是否稳固。陛下的神圣超过古人，一举一动、一念一意全都可以成为功德；只要能使国家安如泰山、与天地同寿，那么史册就无法全部记载，尧、舜、禹、汤也不能超过您。议论的人不知道采取这个办法，争着想要急于求取功名，冒着危险、触犯艰难来劳累圣上的思虑，臣私下不赞成。古人有句话说：“反省自身不如反省事情，反省事情不如清静内心。”刘洎劝谏唐太宗说：“皇天以不言为尊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行。”老子称说“大辩若讷”，庄子说“至道无文”。而且记得太多会损伤心神，说得太多会耗损元气；心气从内部受损，形体精神在外面劳累，起初虽然察觉不到，后来必然成为负担。陛下应当为了国家而爱惜自身；臣子爱护君主，没有谁像刘洎这样深切了。臣私下仰慕这种做法，虽然被贬出京、在外地任职，不应当妄加言论；但臣想到自己是旧臣，就像一匹老马，虽然筋力已经衰退，不能承担远行，却经历过险阻，大致认识道路。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拙，体谅臣的心意，臣就感到十分幸运了。原编者评论：切中时机和事理，即使是有志于行军作战的人也不能说得这样透彻，所以可知将相必定要读书。卷四十七 眉山苏轼十篇奏状 论河东、京东盗贼的奏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