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

译某月某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任馆阁校勘的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在皇帝宫阙之下上书。臣看见国家自从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进言的人很多。臣起初私下提出三条策略来推测贼人的情势，但臣是迂腐的儒生，不懂军事的大计，起初还迟疑，不敢相信自己。如今战争已经持续很久，贼人的形势已经显露，和臣平素的推测相当接近，所以私下认为自己的意见或许可以万分之一地有所帮助，供陛下听闻阅览，谨分条上奏。希望陛下仁慈圣明，宽恕臣狂妄的罪责，臣将万分庆幸。关西放松防备，百姓二三十年没有见到战争了。假如贼人在叛乱萌发之初隐藏形迹、谋划诡计，突然袭来，那么当时我们的边屯兵少而弱，城堡尚未修完，百姓长久习惯安定而容易惊慌，将领也不是平日选练出来的，必然败退怯懦；贼人便可以像驱赶羊群、冲撞猪群一样，振作起来深入。如果国威尚未受挫，民力尚未疲惫，他们即使攻下城池并占据，也不能长久守住，抢掠后离去，我们可以在他们归途中截击，这是下策。所以贼人知道这一点而不这样做。戎狄侵犯边境，自古就是祸患；他们攻城掠地，失败便逃走，胜利便再来，大概是通常的做法，这是中策，所以贼人兼用这种办法。至于假借僭越的名号来威服部众，先攻打我们一两个容易取得的地方，以取悦其人心，然后训练、蓄养精锐，谋划长久之计。因此他们来时，即使获胜也不前进，没有战败却自行退去，是为了引诱我们的军队并使其疲劳。有时攻打我方东面，有时攻打我方西面，忽然出击，忽然退入，使我军分兵多处防备，不能得到休息。我想迅速进攻，可是敌军正当锐气初盛，坐在那里等待交战；如果我方不进攻，他们就不来。这样相持不到三四年，我军已经疲惫，民力也已经困乏；不幸又遇上水旱灾害，征调赋敛难以承受，盗贼便成群兴起，而敌人正好发扬全部锐气，攻击我方的困敝，这就可以了。假使我军不堪困苦，愤怒而出兵进攻，决定于一战，敌人凭借安逸等待我军疲劳，也就可以了。幸而我军苦于用兵，尚未想出办法，于是请求通使，来求取按年按时的贿赂；料想我方困急，不得不答应，这也就可以了。这就是我方力量一旦困乏，敌人的谋略便没有什么不能施行的。兵法所谓不交战而使敌军疲惫，是上策，而敌人现在正是在采用这种办法。如今三十万军队在西部吃用粮食已经两年了，又有十四五万乡兵，不耕作而靠本地百姓供养。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四五十万军队连年仰赖供给，而国家力量还不困乏的情况。我听说元昊作为叛贼，威势足以使部下畏惧，恩惠足以使部下为他效死；从最初擅自僭越、叛乱以来，傲慢的书信已经送上来，却过了一年还没有出兵，一出兵便锋芒不可抵挡，俘获劫持蕃官，擒获我方将领。对帅多以礼相待而不杀害，可见他所蓄谋的凶险计策，都不是仓促之间形成的。为什么敌人能够用上策使我军疲惫，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已经困乏了呢？敌人作长久打算来扰乱我方，难道我们就没有长远策略来制服他吗？训练士卒、养育军士，窥伺空隙、乘方便时，使用间谍、出奇制胜，这是将帅的职责。所谓京城以外的事情，君主不亲自干预，是可以的。至于从外部推测敌人的谋略意图，从内部观察国家的形势，做到知彼知己，依据谋略制敌，这是朝廷的重大谋划，也就是所谓在宗庙朝廷的筹算中取胜，不能不加以思考。如今敌人的谋略可以看清，就是要用长久相持来使我方疲惫。我方的形势也可以察知，西部百姓已经困苦。如果确实能够充实财物、积蓄粮食，以缓解西部百姓的困苦，使国家完整、军队强盛，那么敌人的谋略就会受挫，朝廷的筹算也就能够实现了。军队，不过是进攻和防守罢了；然而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以财物费用来决定强弱。防守没有财物费用支持，不能长久，这不用多说。请让我试着谈谈进攻：从前秦国凭借六世积累的强大资财，来对付胡人，结果困扰天下而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汉朝凭借文景时期积累的富强力量，三次出兵才勉强取得河南。隋、唐对突厥、吐蕃，常常同中原互有胜负、彼此交战，虽然也有战胜它们的时候，却从来没有一举将其消灭。秦、汉尤其强盛，它们所进攻的地方，就是如今元昊的土地。何况自从刘平陷没以后，敌人的锋芒更加炽盛锐利，从未受到挫败。进攻和防守的谋划，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天威所到之处，虽然最终一定要把敌人扫尽，然而镇守边境的将领还没有听说有人找到敌人的破绽、挫折其凶猛的锋芒。这样看来，进攻和防守都还没有休止的期限，而财物费用又没有作长久打算，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四五十万人坐着仰赖供给粮食；可是关西地区的物产并没有增加，关东所拥有的物资又无法运送过来。对细小琐碎利益的搜刮，既然已经知道无益，也就停止了。至于卖官来换取粮食，下面没有人响应；改变法令实行专卖货物，商旅又不通行。这样，四五十万人所需的供给，只有从西部百姓那里取得而已。西部百姓为什么不会困乏呢？他们困乏而没有起来作盗，只是因为还没有遇到水旱灾害罢了。外部受到敌人谋略的疲困，内部又遭遇水旱灾害和种种变故，天下的忧患哪里说得完呢？关西的物产不能增加，就必须疏通漕运，把物资运送过去。漕运已经疏通，而关东的物资又不能充足供应，就无法向西运送。因此我认为，疏通漕运、充分利用土地的生产、权衡并调节商贾三种办法同时施行，那么财物费用就会充足，西部百姓也会得到缓解；国家力量完整，军队便可以长久地用来防守和进攻，一切只听凭陛下任用。那些眼前细小琐碎的利益，既不足以作为长久的谋划，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所以，为长久打算的人，开始时看起来似乎迂腐愚笨而可笑；但只要坚决实行，所得利益就会很广泛。所以我虽微不足道，也不敢逃避被指责为迂腐愚笨的责任，请求陛下裁决取舍三件有利于时宜的事情。第一，疏通漕运。我听说如今为西部筹划的人，都忧虑漕运不通。我认为只是还没有设法去求通罢了。如今京师在汴京，漕运不能向西，于是人们根据眼前所见，便以为漕运不能向西。不知道秦、汉、隋、唐的都城都在雍地，那时天下的物资都能够运到西部。山川地形并没有比古代发生变化，那些道路都是古人能够通行的，今人为什么就不能通行呢？汉初每年从山东漕运几十万石粮食，那时运输道路还没有修治，漕运量还少。后来汉武帝更加修治渭渠，漕运达到一百多万石。隋文帝时，沿水设置粮仓，转运相接，关东以及汾、晋的粮食都运到了渭南，运送的物资最多。那些旧粮仓的遗迹，往往还在。然而当时都还有三门的险阻。唐代裴耀卿又寻访隋代的旧迹，在三门东西设置粮仓，开山修路十八里，改用陆运来避开险阻，最终沿黄河逆流而上进入渭水。当时每年运输的粮食不少于二三百万石。后来刘晏遵循裴耀卿的道路，把江淮的米全部漕运来充实关西。后世说到善于经营财利、精通漕运的人，裴耀卿和刘晏是最早的。

译如今江淮的米每年运入汴京的有六百万石，如果确实能够分一部分供给关西，有一二百万石就足够了。如今军队中靠汴京漕运粮食供给、出外戍守的人很多，有司不惜拿出百万石粮食分拨给他们，问题只是三门阻隔在中间罢了。现在应当疏浚治理汴渠，使每年运输不受阻，然后查考寻求裴耀卿当年的遗迹，不怕十多里陆运的劳苦，那么黄河漕运就能畅通，物资也可以运到，而且能够缓解关西的困苦。假使古代没有办法而今天有办法可以做，尚且应当去做，何况古人曾经实行过而且道路并未远离，今人实行起来难道还会困难吗？裴耀卿和刘晏最初治理漕运时，所得还很少；到他们任事的末年，收入增加到最初的十倍，这清楚说明它是可以长久施行的办法。这是利用水运的好处。我听说汉高祖进入秦地时，不从东关经过，而取道南阳，经过郦析进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讨董卓时，也打算从南阳取道丹析进入长安。当时张济又从长安出武关逃往南阳，这就是自古以来用兵往来的道路。我曾经到过南阳，询问当地遗老，他们说：“从邓州向西北到永兴有六七百里，如今小商人往往还走这条路。”当初汉高祖入关时，军队有十万人；能够容纳十万军队通行的道路，应该不会太狭窄险要。只是自从雒阳作为都城以后，行人都趋向东关，这条道路久而久之便荒废了。如今如果能够查考寻求并疏通它，那么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等沿汉水地区十一二州的物资，都可以漕运并集中到南阳；再从南阳用轻车和人力车接力转运，招募并设置递运兵，分设十五六个驿铺，那么十多个州的物资就能每天入关而不断绝。沿汉水地区山中有很多优良木材，靠近汉水的百姓生活富足有余，用来制造舟船车辆并不困难。前些日子陛下深切体恤有司的辛劳，内府还赐给有司禁钱几十万，以供西部使用；但道路艰险遥远，车载人运经过一年还不能全部送到。至于军装的运输，多受秋季连绵阴雨之苦，边州已经进入寒冬，冬衣还滞留在路上，艰难到了这种地步。让州县的纲吏长途把物资运送到京师，辗转冒着艰险和延误，然后再运到西部，哪里比得上核算南阳附近各郡的路程，把距离武关与到京师相近的，以及距离武关尤其近的，都让它们直接运送到关口呢？如果西京师的用度有所不足，就用内府拿出来赐给有司的钱财代替并补足用度；其中道路的迂回与直接、利弊得失，已经清楚可见了。这是陆运的好处。第二，充分利用土地的生产。我听说过去谋划财利的人容易做出成绩，如今谈论财利的人却难以找到办法。过去百姓只承担赋税，所以财用不足时，还可以开采山中的铜铁、煮海制盐，专卖酒和茶，在关市征税、计算舟车，仍有可以实行的办法来勉强供一时之用。自汉、魏直到如今，取财的法令一天天增加，征取也越来越琐细。如今从百姓那里取财的办法已经用尽了。过去赋税以外的征收，是为了储备有事时的费用；如今却把一切取民的办法都用于无事之时，全部在冗余费用上耗尽了。到突然发生事情时，便没有办法再增加收入。不过仍有可以实行的办法：百姓从事生产并向官府输纳，已经很劳苦，而游手好闲的人却正闲逸；土地能够生产物产，却因耕种不足而荒废，未开垦的土地还很多。这就是说，百姓还有未用尽的力量，土地还有未开发的利益，这正是可以利用的。何况考察历代用兵的情况，没有不先经营屯田的。汉武帝时战争兴起、财用不足，赵过创制畎田人犁的办法来增加供给。赵充国攻打西羌时，议论的人争着要出击，赵充国深思全胜的策略，能够忍耐等待敌人疲困，甚至违背诏令停止出兵而治理屯田，在极边地区耕田，并用游动部队防备抄掠的敌寇；这样治理田地并不容易，却仍然努力去做。后汉时，曹操在许地屯兵，强敌分布四面；按今天看来，似乎早晚都有战争，来不及务农，但他采用枣祗、韩浩的计策，设置田官，招募百姓在许地附近耕种，每年收获粮食一百万石。后来各郡国都实行屯田，积存的粮食数不清。隋、唐的田制尤其广泛，无法一一列举。形势艰难、难以屯田的，没有比赵充国当时更紧迫、更无暇屯田的；没有比曹操当时更困难的，但他们都努力去做，不因为迂缓而不屯田，是因为知道土地资源广大，可以减轻百姓的劳苦。如今天下的土地，未耕种的很多，臣无法全部说明，谨举距离较近的地方为例。自京城向西，未开垦的土地不知有多少，并不是土地贫瘠而被放弃，大概是因为人们不勤于农业，又因徭役沉重而逃亡罢了。长久废弃的土地，其收益数倍于经营屯田。如今如果督促百姓勤劳耕种，并免除他们的徭役，愿意耕种的人就会很多。臣听说乡兵对百姓不便，议论此事的人正在讨论。充当士兵的人于是放弃农业，假托说是在训练，聚集起来饮酒赌博，向家里索取财物，不顾家中是否有无；官吏不加禁止，父兄也不敢责问，家家都把这看作祸患。河东、河北、关西的乡兵，还有实际用途；至于京东、京西的乡兵，平时不足以防备盗贼，水旱之时反而足以成为盗贼，尤其值得忧虑。京西向来是贫瘠的地方，没有山林湖泽的富饶，百姓只依靠努力务农生活。如今两口之家有一人、五口之家有两人，成为游手好闲的人。总共有十八九个州，即使少算一些，也有四五万人不耕种却靠供养生活，这是彼此消耗而使国家更加困顿。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把他们全部驱使到荒废的土地上耕种，官府借给他们种子，每年收获的粮食与他们对半分成，按照对待百姓的办法办理，那么愿意耕种的人就会很多。招募熟悉农业的官吏担任田官，优厚奖励考核成绩最好的，以此诱导他们，百姓愿意耕田的就会更多。太宗皇帝时，曾借钱给陈、蔡百姓，让他们买牛耕种；真宗皇帝时，也采用耿望的建议，在湖南买牛来治理屯田。如今湖南的牛，每年卖到北方的，都从京西运出；如果官府出钱购买，并不难得到。又应当加重法令，困制所谓私牛的客商，使他们不被百姓容纳，而乐意为官府耕作。凡是百姓已经有牛的，让他们自行耕种，这样牛就不够用；官府购买的牛也不多。乡兵本来就是农民，登记为兵以后，便放弃了本业。如今幸好他们离开农业还不久，还可以重新驱使他们回到田亩上，使他们不能成群游荡、饮酒赌博，成为父兄的祸患；这正是百姓所愿意的。一个人的力量，即使以安逸的状态计算，也能耕种荒田一顷；假如四五万人都去耕种，而久废的田地收益又是数倍，那么每年的粮食就多得无法计数。京西的区域，北面有大河，南面到汉水，西面连接关中；如果再疏通水陆运输，在各处积存粮食，只等陛下下诏给有关部门调拨使用罢了。

译第三是权衡调节商贾。臣听说秦朝废弃王法，放任兼并，上面侵夺公家利益，下面刻剥小民，成为国家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自汉代以来，曾经想制定法令抑制、夺取商人的利益，却做不到。这是因为国家兴办财利的事情一天比一天繁多，兼并者追逐利益的手段一天比一天巧妙，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商人坐在那里就能操纵国家利益。其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兴办财利的范围太广。兴利范围广，上面就难以独占，必须同下面共同经营，之后才能流通而不滞塞；然而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却想夺取商人的利益，把它全部归于公家并由公家专营。所以，夺取商利的谋划越深，国家得到的利益反而越少。前些日子有关部门屡次改变法令，每改变一次，一年之间就损失数百万。议论的人不知道利益不能独占，想要独占反而造成损失，只说改法不恰当，于是不断改变，损失越来越多。想让十分的利益全部归于公家，结果亏损之后连三分也得不到，不如同商人共同经营，常常可以得到其中五分。如今国家获利较多的只有茶和盐。自从茶法改变以来，商人不再经营，过去一年的损失，几年也无法弥补；各地积存的茶腐朽废弃，只好焚烧。前些日子议论的人屡次说三说法便利，有关部门已经详细讨论过了。现在如果确实能够恢复此法，使商人有利可图并能够流通，那么上下双方就都能得到好处。解池的盐堆积得像山丘一样，如今应当暂时降低价格，诱使各地商人来把它分散销售。先发布命令说：“三年后将恢复旧价。”那么贪图利润的商人就会争先恐后来聚集。茶生长在山中，取之不尽；盐出产于水中，用之不竭。把价格降下来分散销售，三年之内十成利益也不会减少一二成。这两种东西之所以贵，是因为能够为国家积聚钱币。如今不把它们分散销售，却让它们堆积起来，这就是吝惜已经腐朽的土壤，究竟有什么用呢？大商人能够使货物增多，难道是亲自拿着极少的货物到市场上售卖吗？必定要有贩夫小商前来分销。贩夫小商没有利润就不会做，所以大商人并不嫉妒贩夫分取其中的利润；他们凭借货物多，即使每件获利少，只要货物流通迅速，积少也能成为多数。如今作为大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货物，却反而嫉妒大商人分取其中的利润，宁可让货物无用地积存、变成腐朽的土壤，这是什么缘故呢？所以大商人善于经营的办法，是不吝惜自己的利润来诱使贩夫；大国善于经营的办法，是不吝惜自己的利润来诱使大商人。这就是同商人共享利益、取得少而达到多的办法。如今商人难以用法术控制，是因为他们积存的货物多而不急于售卖。利润厚就来，利润薄就停止，不能靠号令召来。所以每当有关部门改变法令、压低商利，利润既然变薄，小商人因为无利可图而不能经营，大商人正庆幸小商人不来，恰好可以独自销售自己的货物，又怎么肯勉强赶来获取微薄的利润呢？因此改变法令、刻薄商利，恰好只会使小商人不来，反而让大商人积存货物。如今如果一定要用办法控制商人，就应该把他们囤积的货物全部征括出来，由官府替他们卖掉，再把钱还给他们，使他们的货物耗尽，然后再改变法令。大商人靠利润生活，一年不经营获利，便会有惶惶不安的忧虑；他们必定不能守着积钱闲居。即使利润微薄，也会勉强前来。这就是改变法令、控制商人的办法。想诱使商人、使货物流通，没有比同他们共享利润更好的，这是上策；想控制商人，使他们不得不服从，没有比严厉裁减其利益、使他们没有积存货物更有效，这是下策。不过这办法只能控制茶商。至于盐，禁令越严密，违法贩运就越多，刑罚也会更加繁重。若由县官亲自做售卖市场的事，那是大商人不会做的。我认为这是难以长久实行的办法。如果确实能够不计较细小得失而考虑长远大计，那么积存腐朽的货物就会分散，钱币就会流通，不费劳力而财用就会充足。臣愚昧，不能了解时事；至于坚守边境以抵御贼人、谋求利益的事，就交给边将去做吧，凡是眼前的小利，臣希望暂且委托给他们。等到粮食和钱币都积聚流通起来，漕运不过二三年，国力就会逐渐富足，边军逐渐熟悉敌人的锋芒，贼人的锋芒逐渐受挫，有了可以乘利用的空隙，然后一举消灭他们，这才是万全之策。希望陛下把小的事务责成将帅办理，谋划大计并加以实行，那么天下就万分庆幸了。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原编者评论：《洪范》第一项讲粮食，第八项讲军队；粮食尚未预先储备，谈什么军队呢？疏通漕运、实行屯田，本来就是当时的要务。全文不下万言，总的意思都是要充实财物、积聚粮食，以缓解关西百姓的困顿。至于论说管理财利的办法，认为必须同商人共享利益，才能取得少而达到多。它的言辞虽然也像是在谈利益，但同那些专门谈利益的大臣相比有天壤之别，因为引导利益、使上下共同得到利益，本来就是做君主之人的责任。国家掌管财利的人不可不懂得这一点。至于他所说不吝惜利益来诱使大商人，则这种说法不能作为准则。又想把大商人囤积的货物全部征括出来，由官府替他们出售后归还钱款，这就更加迂阔纷扰而不可实行了。奉诏上书言事

译某月某日，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向皇帝陛下上书。臣近来奉诏书，获准上书谈论政事。臣学识愚浅，不能广泛引证深远道理来说明治乱的根源，谨将当今的紧急事务采择出来，分条列为三项弊病、五件事情，以回应诏书所要求的内容。恭请陛下裁量选择。臣听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虽然有忧劳勤勉之心，但不知道达到治理的关键，那么内心越劳苦，事情反而越错乱；虽然有采纳谏言的明智，但没有坚决实行的果断，那么言论越多，听取时越疑惑。所以做君主的，应当把细小事务责成臣下，专门把握大事而独自决断，这就是达到治理的关键方法。采纳一句有用的意见，即使众多议论也不能阻挠它，这就是坚决实行的果断。懂得这两点，天下就没有难以治理的事了。臣看见国家自从大规模用兵以来，朝廷内外都骚动不安。陛下思考社稷的安危，忧念军队和百姓的疲敝，四五年来圣心忧劳，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军队日益衰老，贼人日益强盛，集合九州的力量讨伐一个西方戎族的小国，尚且没有一个人敢于前进。如今北方戎族中较大的又违背盟约而发动行动，将用什么来抵御他们呢？从来所忧虑的是夷狄，如今夷狄已经叛乱；所憎恶的是盗贼，如今盗贼已经起事；所忧虑的是水旱灾害，如今水旱已经发生；所依赖的是百姓的力量，如今民力已经困乏；所需要的是财用，如今财用已经匮乏。陛下心中的忧虑一天比一天加深，天下的形势一年比一年紧急。这就是臣所说的，内心虽然劳苦，却不知道求取达到治理的关键。近年朝廷开放进言的渠道，献计的人不下数千，然而事务的头绪反而越来越多，连应付周旋都来不及。此前采纳的众多意见纷纭杂乱，到了遇到事情时，究竟哪条策略可以采用？这就是臣所说的，听取言论虽然很多，却不如坚决实行来得果断。臣私下思考，圣心最为忧虑、而当今最缺少的，不过是没有军队，没有将领，没有财用，没有抵御戎族的策略，没有可以任用的大臣。这五项，陛下忧虑它们不存在，而臣认为现在其实都有，只是陛下还没有得到并加以使用，是因为还没有思考使用它们的方法。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土地狭小，军队和百姓不多，但尚且能够向南攻取荆楚，收服伪唐，平定闽岭，向西平定两蜀，向东攻下并、潞，向北窥伺幽燕。当时所使用的军队、财物、将领和官吏，有多少呢？只是善于使用，所以不觉得少。何况如今承继祖宗百年的基业，完全拥有天下的富强，人口众多、物产丰盛，是建国之初的十倍。所以臣敢说，如今有军队，有将领，有财用，有抵御戎族的策略，也有可以任用的大臣。然而陛下都不能得到并使用它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朝廷有三项大弊病。什么叫三弊？第一是不慎重发布号令，第二是不明确赏罚，第三是不责求实际功效。这三项弊病在上面因循，下面的万事就会松弛怠慢、废弛败坏。臣听说，号令是天子的威势，赏罚是天子的权力。如果号令不守信用，赏罚不恰当，天下就不会服从。所以还必须用实际功效责求臣下，然后号令才不会虚发，赏罚才不会滥行。因此，慎重发布号令，明确赏罚，责求实际功效，这三点是帝王的奇妙方法。自古以来像汉武帝那样英勇，像唐太宗那样聪明的君主，都懂得运用这三种办法，亲自掌握威势和权力的要柄，所以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想没有不如意的。汉武帝喜好用兵，就诛灭四夷，在万里之外建立功勋，以满足自己的心愿；想求得将领，就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才干供他驱使；想得到贤士，就有公孙弘、董仲舒、汲黯之类来符合他的心意。唐太宗喜好用兵，就诛服突厥，降服辽东，威名震动夷狄，以实现自己的志向；想求得将领，就有李靖、李绩之类接受他的驾驭；想得到贤士，就有房玄龄、杜如晦之类在他身边。这两位帝王，可以说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想没有不如意的，并没有别的办法，只是能够亲自掌握威势和权力的要柄罢了。臣恭敬地想，陛下凭借圣明的资质，超过汉武帝、唐太宗，又完全拥有汉、唐那样的天下；然而想要抵御边患，常常忧虑没有军队；想要攻破贼人，常常忧虑没有将领；想要供给军队，常常忧虑没有财用；想要威服四夷，常常忧虑没有策略；想要任用贤能的人才，常常忧虑没有人可用。这就是所求都得不到，所想都不如意，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没有运用掌握威势和权力的办法。自古帝王，有的被强臣控制，有的被小人迷惑，于是威势和权力不能出自自己。如今朝廷没有强臣的忧患，身边也没有小人，内外臣民都像敬天一样尊敬陛下，像爱父亲一样爱陛下，侧耳抬首，等待陛下有所作为；那么陛下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如果有一天陛下赫然执掌威权来统御他们，那么万事都可以办成，还忧虑这五项没有办法吗？为什么三项弊病会因循不改？一件事情办不成，臣请求说明三项弊病。言语屡屡改变就不会被信任，命令频繁更改就难以遵从。如今发布命令之初，不加详细审慎，实行不久，随即又改变；用不可信的话来行事，用难以遵从的命令来办事，所以每逢有处置事务时，州县知道朝廷并没有确定不变的命令，官吏之间便有人互相说：“暂且不用实行，不久一定会更改。” 也有人说：“已经备办礼仪下发了，大略按照应当破格办理的指挥去做，可是早晚之间果然又改变了。”至于将领和官吏频繁更换，道路上的人疲于迎送；文书上下纵横交错，内外都不能遵守；朝廷内外的臣民，有的听到后叹息，有的听到后暗自发笑。叹息的人有忧虑天下之心，暗笑的人有轻视朝廷之意。号令如此，想要威服天下，能够做到吗？这就是不慎重发布号令的弊病。任用人的方法不过是赏罚；但赏赐施加给没有功劳的人，恩惠就不能起到劝勉作用；惩罚错失有罪的人，威严就没有值得畏惧之处；即使有人才也无法使用。太祖时，王全斌攻破蜀地归来，功劳不小，却因为犯法被贬斥，十年不予任用。当时正要讨伐江南，所以贬黜王全斌和其他将领，以此立法。太祖神武英明、决断果敢，所以能够平定天下，他的赏罚法令都是这样。近来关西用兵已经四五年了，大将因为没有功劳而罢免的仍旧担任官职；军中看到没有功劳的人也不妨碍得到好官，那么各位将领谁肯建立功劳呢？副将中畏惧怯懦、延误停留的人，本来都应当斩罪；有的暂时贬黜不久便升迁，有的没有贬黜仍旧任职。军中看到有罪的人不受诛罚，那么各位将领谁肯拼命效力呢？所谓赏赐不足以劝勉，威严没有值得畏惧之处；赏罚如此而想要任用人才，能够做到吗？

译这就是不明确赏罚的弊病。自从出兵以来，处置事务的命令不少，但大多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臣请略说一两件，其他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几年来，点检征发士兵没有停止，各路的百姓有一半成了士兵。其中老弱、疾病、身材矮小、怯懦的人数不胜数，这就是有点兵的虚名，却没有得到足数军队的实际。新招集的士兵，在各地被催促训练、追呼征发，上下百姓不得安居。主持训练的人没有将领的才干，所训练的士兵没有旗鼓进退的节度；往来州县之间，百姓愁苦哀号。既然多数是老弱有病、矮小怯懦的人，又没有训练整齐、精心操练的方法，这就是有训练军队的虚名，却没有训练军队的实际技能。各路州军分别制造器械，制造时已经劳累民力，装载运输又苦于道路；然而铁刃不锋利，筋胶不牢固，长短大小大多不合尺度，制造的地方只求凑足数目、赶快完成，不管器械是否不堪使用；负责经历的官司也没有检查责罚。这就是有制造器械的虚名，却没有器械的实际用途。用草率的办法训练老弱怯懦的士兵，让他们拿着迟钝、折断、不能使用的器械，必然百战百败，这是毫无疑问的。等到临事时才醒悟，又怎么来得及呢？所以无论事情大小，全部都如此草率，这就是不责求实际功效的弊病。臣所以说：上面三种弊病因循不改，下面万事就会松弛怠慢、废弛败坏。万事不可能全部说尽，臣请只说其中重大的五件。第一件是军队。臣听说，攻打别人靠的是谋略，不是蛮力；用兵争斗靠的是智谋，不是人数。前代用兵的人，兵多的往往失败，兵少的往往取胜。汉王刘邦等率百万大军，遇到光武帝的九千人便失败，这是兵多者败、兵少者胜。苻坚率百万大军，遇到东晋二三万人便失败，也是兵多者败、兵少者胜。曹操率三十万青州兵，在吕布手下大败，退回许都；后来又凭两万人击破袁绍十四五万大军，这正是用兵越多越容易失败、越少反而越能取胜的明证。何况对夷狄作战，更难靠力量相争，只能用计谋取胜。李靖在定襄击破突厥，只用了三千人；后来在阴山击破颉利，也不过一万人，可见军队不在多，而在于能够用计取胜。因此，善于用兵的人能以少当多；不善于用兵的人，兵虽多却反而像少了一样。就今天的情况来说，增加军队就会耗费国家财力，减少军队又会使贼寇得以破坏。如今沿边军队不少于七八十万，可以说很多了。然而训练不精，又把老弱充数，十个人还抵不上一个人；所以七八十万军队，实际上还不如七八万人使用。再加上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分散零乱，把多数分成少数，这是兵法所忌讳的。这就是所说的不善用兵：军队虽多，实际上却越来越少，所以总是作战、总是失败。臣希望陛下显赫地振作威势，敕令并勉励诸将，精心加强训练，淘汰老弱，七八十万人中可以得到五十万精兵。考察古人用兵，常能以一人抵百人；如今既然还做不到，只要能以一人抵十人，那么五十万精兵就能发挥五百万军队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善于用兵者能以少为多，古人军队少却常常取胜，也是这个道理。如今不考虑实际效果，只一味追求增加人数，耗费国家、耗损百姓，年年积累下去，即使贼寇还没有到来，天下已经困苦不堪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是将领。臣又听古语说：将相并不是天生有种，所以有的出身奴仆，有的出身士卒，有的出身盗贼；只有能够不拘常格地任用他们，才会成为名将。国家求取将领的用意虽然辛劳，但选将的途径太狭窄。如今诏令近臣举荐将领，却又以资历品级加以限制，那么身居下位的英豪之士便无法得到。考察将才，又限定以弓马来衡量一人的勇力，于是有智谋足以敌万人者反而全被遗漏。山林间的奇才俊杰，被召来之后，又因为贫贱而轻视他们，不过授给一个主簿的借职，使他们怏怏不乐地离去，那么古代那些屠宰、垂钓、饲牛出身的杰出人物，也都会因此被激怒而失去。到了没有人可以任用的时候，宁可任用老态龙钟、跛脚瘸腿、庸碌怯懦、昏暗低劣之徒，也都把兵权交给他们，使天下三尺童子都知道朝廷危险。前些日子澶渊的士卒，几乎给国家惹出事端，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议论的人不懂得取将没有方法，只说当今没有将领。臣希望陛下革除旧日弊病，奋发振作，精心寻求贤能豪杰之士，不必以身处低位为限制；有智谋方略的人，不必用弓马来考验；山林中的杰出人物，不可因为贫贱而轻视。只要陛下能用超常的礼遇对待人才，臣下也将用超常的功绩报效国家。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是财用。臣又听说，善于治病的人，必定医治疾病所在的地方；善于挽救弊病的人，必定寻求弊病发生的根源。如今天下财用困乏，弊病在哪里？是由于用兵而开支太大。汉武帝喜好穷兵黩武，耗尽了历代积累的财富；当时在勒兵单于台，不过十八万人，尚且能够使国力困顿，何况如今七八十万军队，连续四五年不停止，所以耗尽天地所生的物产，竭尽万民的膏血，财用仍然不足。如今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增加物资，计策也无从施展。只有减少冗员士卒的虚耗，训练精兵而迅速决战，功成之后停止用兵，自然就会充足。如今军队有可以裁减的理由，却没有人敢承担这件事；贼寇有可以迅速进攻的机会，却没有将领敢于奋勇出击。拖延时日而误事，白白消耗国家和百姓，这是第三件事。第四件是抵御戎敌的策略。臣又听兵法说：上等的用兵之道是攻破敌人的谋略，其次是破坏敌人的外交联合。北方敌人与朝廷通好已经四十年，不敢妄动。如今突然发动他们的狂妄谋略，原因在哪里？大概是看见中国屡屡被元昊打败，所以敢于生出贪心，窥伺机会而行动罢了。如今如果敕令并勉励诸将，选练士卒、喂饱战马，迅速进入西界，只要能够痛击昊贼一阵，我军威势就会大振，敌人的计谋也会受挫，这就是所谓上等用兵在于攻破谋略。如今败坏国事的人都知道北方敌人与西部贼寇暗中谋划，想合并两国力量，窥伺我河北、陕西。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先击败其中一国，敌人的势力就会减弱一半，不能独自举兵进犯，这就是兵法所说的破坏外交联合。元昊的土地狭小，贼兵不多，以往进攻我方时，传闻北方敌人常常派兵相助。如今如果虏中本来已有征集军队的谋划，而元昊又突然遭到攻击，他必定向北方敌人求援。北方敌人分兵援助元昊，就可以牵制他们南侵的力量；如果不援助元昊，两国之间就会产生嫌隙，彼此猜疑离心，这也是破坏外交联合的策略。

译假如两国约定日期分路来侵犯，我们能够提前大举出兵，那么元昊仓皇自救还来不及，哪里还能同北方敌人相互配合、内外呼应？这就是破坏他们原先订立的盟约，扰乱他们约定的日期，兵法所谓“使亲密者离心”，也是破坏外交联合的策略。元昊叛逆以来，幸而屡次取胜，常有轻视诸将之心。如今又看见朝廷正为北方契丹忧虑，在河朔经营部署，一定认为我军不能西出；现在趁他骄傲懈怠，正是迅速驱兵、急速攻击的时候。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是取胜的上策。前年西部将领曾请求出兵进攻，当时贼寇气势力量正盛，我军还没有训练好，朝廷尚且允许他出兵，何况如今元昊已经出现可以进攻的形势，这正是不可错失的时机。他正庆幸我们忧虑河北而没有料到能够西征，出其不意，这就是可以进攻的形势。自从四路分别设置主帅以来，如今已经半年，训练军队、施恩取信，军队已经可以使用，所以近日屡次上奏取得小胜。这说明我军渐渐振作，贼寇的气势渐渐受挫，正是可以进攻的形势。如果错过这个时机，让两个敌人先行来犯，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臣希望陛下诏令掌管此事的大臣详细商议并实行，这是第四件事。第五件是可以任用的大臣。臣又听仲尼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其中也一定有忠诚守信的人。何况如今文武官员遍布天下，其中难道没有才智之臣吗？然而陛下总理万机，既没有空闲全部认识这些人，所以不能亲自进用贤能、罢退不肖。执政大臣往往拘泥于旧例，也不敢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审官、吏部、三班等职司，只掌管文书和差遣任命罢了，也不敢越级进用贤能、罢退不肖。这样从天子到下属官司，没有一个人能够进用贤能、罢退不肖，所以贤能与愚劣混杂，侥幸之徒彼此容纳。任职三年便升迁一次，再没有区别和表彰。平时无事，只担心官员太多而差遣无法安排；一旦遇到事情需要用人，又常常忧虑没有人可用。自古任官的方法，没有像今天这样荒谬的。如今议论的人有的说，举荐者升官就是进用贤能，犯罪者被贬黜责罚就是罢退不肖；这是不了解其中弊病的深重。大体说来，善恶不同的人各自按类别聚集，所以守廉洁谨慎的人各自举荐清廉能干的人，有贪赃污秽的人各自举荐贪婪污浊的人，喜欢徇私的人各自举荐请托求情的人，性情庸碌昏暗的人各自举荐没有才能的人。朝廷不问是非，只看举荐人数足够，便给他们改官，那么清廉能干者进用了，贪浊者也进用了，请托者也进用了，无能者也进用了。混乱到这种地步，难道可以作为进用贤能的方法吗？如今贬黜责罚官吏，难道有澄清政事、纠察举发的办法吗？只有犯贪赃罪、因百姓诉讼而败露的人，才能被贬黜。那些能够玩弄法令、谋求财贿的人，也是强悍狡黠的官吏，政事一定由自己作主，所以即使剥削豪强百姓，有时还不至于连累贫弱者。至于没有才能的人，不能主持事务，众多胥吏一起作奸欺骗，那么百姓无论贫富，都在一时之间受到祸害。这样说来，贪赃官吏和无能之人的危害是相等的。如今贪赃官吏因自身败露而被贬黜，十个人中也除不掉一两个；至于无能之人，上下都知道却不追究，宽纵迟缓而容纳奸邪，弊病竟到了如此地步。难道这可以作为罢退不肖的方法吗？既然贤能与不肖没有区别，那么官职设置得虽多，却没有人可用，也就不奇怪了。臣希望陛下明辨赏罚，责求实际功效，那么有才干的人都会列在陛下面前。臣所以说：五件事本来都存在，但陛下不能得到并任用，是因为有这些弊病。三种弊病、五件事情，臣已经详细说完了。只希望陛下加以选择，天下的事务不过如此。如今上有天象变异，下有地理失常，内有人心怨恨，外有四夷进攻，事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现在不是陛下迟疑宽缓的时候，只希望您为国家和百姓着想。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原编者评论：唐顺之说：仁宗治理国家，只是把天下的事情全都交给公论，自己仿佛置身其外。这样看来，他真是千古以来的一位圣君啊！但他的行迹有些像振作不起，所以欧阳修进言说应当亲自掌握威权，大概正是对症的药方。既然拥有权力却不亲自掌握，而交给天下的公论，尚且不可，何况公论未必真正公正呢？论包拯任三司使时的上书

译臣听说，治理天下，关键只在于懂得用人的先后。用人的方法，各有适宜之处。军队中的士人，首先看重才能；朝廷中的士人，首先看重名节。军队以取得战功为主，只怕士卒不急于求取赏赐、争逐利益；把才能放在前面、名节放在后面，也是形势使然。朝廷以教化为主，风俗的厚薄、治道的兴衰，都取决于用人。教化百姓不能挨家挨户地反复教诲，所以常常致力于尊重有名节的人，用他们来感化天下，警醒激励那些苟且偷薄的人。所谓有名节之士，就是懂得廉耻，修养礼让，不贪图苟且取得的利益，不被苟且随俗所牵引，而只以义所处的位置为准。他们不避白刃的威胁，也不做折断树枝这样轻易却不合义的事，只守持正义。他们立身朝廷，进退举止，都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则。这样的人极难得到，也极其值得尊重。因此，作为士人，常常以名节为贵来尊重自身；而作为君主，也常常保全士人的名节，以培养成就善士。臣恭敬地看见，陛下近来任命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令下达之日，朝廷内外一片喧哗，都认为朝廷贪图包拯的才能，却不替包拯爱惜名节；但大家仍希望包拯能够坚持节操、守持义理，坚决推辞以避开嫌疑，从而替朝廷顾全体面。没过几天，突然听说包拯已经接受了任命，这实在令人惋惜，也令人叹息。包拯性情刚强，天资峻峭正直，但一向学问较少，对朝廷事务有时考虑得不周。至于赶走一个人而取代他的位置，即使起初并没有这样的心思，但见到有利可得却不能想到义理，这些都不足为怪。至于造成嫌疑的迹象，普通人都知道可以避开，难道包拯反而独自想不到吗？昨天听说包拯在御史台任职时，常常亲自到中书省责骂宰相，指责前任三司使张方平的过失，恼怒宰相没有早日罢免他。后来御史台同僚相继上奏弹劾，张方平因此被罢免，宋祁接替了他。又听说包拯也曾弹劾宋祁的过失；自从任命宋祁的诏令发布后，御史台同僚又交相上章极力陈说，宋祁也因此被罢免，而包拯便接替了他的职位。这就是所谓‘踩了别人的田地，又夺取他的牛’，难道能没有过错吗？戴正帽子、穿好鞋子时，正应避开容易引起怀疑的情形。凭包拯的才能和资望，即使另行加以提拔，用人又哪里会因为嫌疑而认为他不能任职呢？只是三司使这个职位不行。这样做不只是使自己陷于嫌疑，对朝廷的损害也不小。臣请从事情的始末来说明。国家几十年来，士大夫都致力于把恭敬谨慎、安静慎重当作贤德；等到弊病发展起来，便形成了因循沉默、苟且敷衍、颓废懒惰、宽纵松弛的风气，甚至习以为常而不认为是错误。至于各种官职都不能整饬，纲纪废弛败坏，时局太平无事时，本来还觉察不到它的危害。一旦狡黠的敌人侵犯边境，军队出征却没有功劳，财用又空虚，公私困顿，盗贼一齐兴起，天下骚动不安。陛下奋然醒悟，想革除这些弊病，进用几位大臣，决心进行改革。正在这时，才增加设置谏官的员额，以优待任用进谏的大臣，使他们尽职。于是整顿纲纪、纠正废弛，想要分别贤能与不肖、进用有才与罢退无才之人；而长期积弊形成的风气突然受到触动并惊慌起来，于是共同指责进谏的人。有人说他们喜欢揭发阴私，有人说他们公开互相倾陷，有人说他们沽名激进，有人说他们谋求自己的升迁，各种议论纷纷，几乎迷惑了皇上的听闻。幸赖陛下极其圣明，察知诸臣本来是忘却自身、为国尽力，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谗言离间不能进入，于是他们得以保全；朝廷内外的人过了很久也逐渐相信了这一点。从此以后，二十年间，御史台和谏官的选任屡屡得到正直敢言的人；其中斥逐奸邪、排斥权贵宠臣、补救过失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这说明采纳谏言的好处，是自古以来最难做到的事；陛下即位以来，实在是朝廷的盛德，谏官所起的补助作用也不能说没有功劳。如今朝廷内外习惯于安定，上下已经信任谏官，奸邪细小之人凡有举动，往往都害怕进谏之臣；时政无论大小，也都只听从言事官。回顾当初开通进谏言路，直到今天取得这样的成效，难道容易做到吗？难道不值得珍惜吗？指出别人的过错，看起来像是揭发攻击；夺取别人的职位，看起来像是倾陷；而进谏的大臣能够证明自己清白，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在其中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天下人之所以相信他，也是因为他没有从中获利。如今包拯屏退、驱逐两位大臣而自己占据他们的职位，会使将来的奸佞之徒有借口可说，从而迷惑扰乱君主的听闻。今后进谏的人不再被人相信，也无法证明自己清白，那么圣明君主任用谏官的功效，就会因为包拯一人而毁坏。有所不取叫作廉，有所不做叫作耻。近臣的举动，是众人仿效取法的对象；如果包拯在此时对不应取的东西不取、对不应做的事情不做，就可以用廉耻的节操感化天下。可是包拯取了不应取的东西，做了不应做的事情，难道只是使自己降低身份，也会诱导后来进谏的大臣为了觊觎职位而倾陷他人，彼此仿效而形成风气；这样的祸患，难道能说小吗？然而包拯所依仗的，只是自己本来没有这种心思。内心藏在里面，别人看不见；行为显露在外面，天下人都看得见。如今包拯想凭借自己心中无人看见的想法取信，却要掩盖天下人看见的行为，这就像手伸进去拿东西，嘴上却说自己不想要；即使自己相信，谁会相信他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嫌疑不可不避。何况像包拯这样的人，年轻时有孝行，在乡里闻名；晚年又有直节，在朝廷上很有声望，只是学问不深，思虑不成熟，处理事情又不合适，这个人也是值得惋惜的。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另选有才干的大臣担任三司使，而把包拯安排到其他职任，留在京师，使包拯能够避开造成嫌疑的行迹，消除天下人的疑惑，保全包拯的名节，臣将不胜庆幸。臣忝居侍从之列，职名是论思，过去曾亲眼见到朝廷刚开始接受谏言时的艰难；如今又看到陛下任用谏官的功效已经显著，实在不愿因为包拯而使它毁坏，这是臣替朝廷惋惜。臣的话狂妄，计策愚拙，恭敬地等待诛戮。

译原编者评论：世上有人说欧阳修贤能却上章议论包拯，是因为他与包拯不能相容，这真是夏虫不可同冰雪谈论。欧阳修写这篇奏疏，本来是要杜绝揭发攻击、倾陷他人的风气，又使后来进谏的人能够表明自己没有别的企图，容易发挥拾遗补阙、救正过失的作用；而他心中最想保护爱惜的，正是包拯。曾子病重将死时，一听到童子的话，说：‘这难道是华大夫的席子吗？’便惊然命人更换席子。曾元不肯换，这是人子通常的感情；曾子却斥责他为小人，甚至说他这样爱父亲还不如不爱。童子是曾子的贤人，几乎接近圣人，难道他将死时还喜欢猎奇求名到这种地步吗？众人抬起他来换了席子，回到原来的席位还没有坐安便死了。假使不更换，怎么知道不能稍微延缓片刻死亡呢？然而曾子不愿使用不合礼制的席子，大概正是连一席之不正都不肯容忍，到了舍生取义的地步。如今三司使的职位，绝不是一席之类的小事；赶走别人而占据他的职位，也不是士人使用大夫器物那样的小过失。欧阳修只知道应当以德行爱护人，哪里还顾得后世说他与包拯相容还是不相容呢？蔡襄的奏疏说得好：朝廷增加任用谏臣欧阳修、余靖、王素，一天之内授予任命；三人忠诚刚正，一定能够把话全部说出来。臣担心奸邪之人感到不利，一定会编造出阻止进谏的说法。这些说法不过有三种，臣请加以辨析。第一种说进谏是喜好名声。忠臣引导君主走正道、议论政事，只怕做得还不够；如果因为避嫌而不敢说话，那么泥木做的人也都可以做官了。第二种说进谏是喜好升迁。前代进谏者所遭遇的艰难，是出于忠诚愤懑；遇到昏乱的时代，即使死也不推辞，哪里有什么求取升迁的意思？近世奖赏提拔太快，但即使长期不能升迁，直到死仍任此官，也不会后悔。第三种说进谏是彰显君主的过错。进谏争辩的大臣，本来就是负责举出过失的；君主听取并实行，就足以得到善于纳谏的声誉，哪里还能彰显什么过错？至于巧于应付的人也是如此：事情难以开口，就闭口不言，只挑选不会触犯君主的事情偶尔说一说；即使这样有时也不被实行，退下后还说‘我曾经议论过某件事’，这就叫喜好名声。默默无言、处处敷衍，毫无惭愧之心，按照资历逐级升迁以求取得显赫官位，这叫喜好升迁。君主有过失，不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加以挽救，等它传到天下后世，事情便再也掩盖不住，这叫彰显君主的过错。希望陛下明察。蔡襄在欧阳修等人刚开始担任谏官时，劝皇上长期不要给他们升迁，使他们直到死都任此官，难道也与欧阳修等人不能相容吗？君子所想忠于的，只是国家和君主，其他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蔡襄了解欧阳修，一定不会因为不能升官而怨恨；正如欧阳修了解包拯，也一定不会因为包拯不能担任三司使而怨恨。正直君子的心胸，大概不是世俗之士所能有的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卷二十九 庐陵欧阳修文八篇奏札 论请求让百官议论政事的奏札 臣恭敬地看见，祖宗时期还沿用汉、唐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以及重大刑狱案件，都召集百官共同参议。这是因为圣人处理事情谨慎，不敢只凭个人意见专断，想要采纳天下的公论，选取其中的长处，以弥补自己不足。如今朝廷议事的制度，正与祖宗的用意相反。每当有大事，总是秘密进行，不让别人知道；只有可以自行决定的小事，反而送交两制官议定。两制官知道不是急务，所以忽略拖延，动辄经过一年半载。其中偶尔有一两件重大的事情，也和小事一样被忽略。至于大事秘密而不公开，更加不妥。当事情刚开始处理时，即使侍从官也都不让参与知悉；事情已经实行以后，必须公开布告，即使有错误，想要上奏议论，也已经来不及了。何况外廷那些地位疏远的百官，即使想进言，陛下又怎么能够采用呢？所以用兵已经数年，西北两方屡有事情需要处置却多有错误，都是由于大臣自己没有谋略，又堵塞了众人的意见。臣如今想请陛下规定：凡有军国大事，衡量外廷必须知道而不能秘密处理的，例如北方敌人去年请求联合还是不联合，西戎今年请求和亲应当允许还是不应当允许，凡属于这类事情，都交给百官在朝廷上讨论；无论意见相同还是不同，都令他们署名陈述，然后陛下选择其中的长处加以实行。这样不只是能够慎重对待大事、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同时也能在地位卑微、关系疏远的普通官员中，时时因议论而发现才干高、见识敏锐的人，使国家能够任用他们。如果百官都没有长处，就采用朝廷大臣的意见。至于小事，只请让两府自行决定。钱粮事务如果需要查明始末，就召三司官吏到两府询问查考、提供文书，再由大臣自行选择。至于礼制和法律，也可以召礼官、法官询问。这样，大事小事都能各自合乎应有的体制。如果准许臣的请求，还请先把西戎请求和亲一事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讨论，听候陛下裁决。原编者评论：《尚书》说：有重大疑问，就同自己的心谋划，同卿士谋划，同庶人谋划，同卜筮谋划。但又说：君主不严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严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严密就会使事情失败，这是什么道理？回答说：军国大事，人人都共同知道而不能秘密处理，古代圣明的君王本来不只同卿士谋划，甚至还同庶人谋划。至于事情尚未完成、要在事机萌发之前作出决定的，就不但没有同庶人谋划的道理，即使朝廷中的卿士，也不能让人人都知道，以免损害事情的成功。唉！偏听会产生奸邪，只任一人会造成弊病。正如欧阳修所说：大臣自己没有谋略，又堵塞众人的意见，本来就是因为不能集思广益，所以处置多有差错。然而像欧阳修所说把事情交给百官廷议、让他们各按意见异同署名陈述，也不过归结为有治理人才而没有治理方法罢了。《诗经》不是说过：‘谋划的人太多，所以事情不能成功；发言充满朝廷，谁敢承担责任？’君主如果广泛采纳议论，那么人人都想推销自己的私见，以图谋得到自己心中想要的东西，而不顾其他；如果弃置不采纳，那么人人都闭口不言、苟且取容，听任大官凭主观臆断决定，众口便一齐附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如果卿、尹以及各地长官都没有各得其人的贤才，那么欧阳修的这个建议也只是徒然罢了。太严重了！要使事情成功，必须先使谋划完善；要使谋划完善，必须先使人才众多。国家没有贤才，国家就会空虚。贤才济济，文王因此得以安宁。面对这个时代，我忧虑得睁大眼睛，不能不读欧阳修这篇议论而再三叹息。论美人张氏的恩宠应当及早裁减的奏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