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八

译古代的时候，处在下位的士人不向上位者求取什么；上位的人却天天急切不安，只怕遗漏一个士人。古代士人的进用，有凭借德行的，有凭借才能的，有凭借言论的，也有凭借杂艺的；如今却完全不是这样。从茂才等科一直到明法科，士人的进退都有法度。古代所说的德行、才能，如今没有用来取士的办法；古代所说的言论，也未必符合今天的法度。确实有杰出而世所罕见的士人，不按照这种法度自我推荐，上位者就不举荐他；确实有人按照这种法度自我推荐，却不符合今天的法度，主管官员也不录取他。按照这种法度自我推荐，都是所谓委屈自己的人。孟子说：从没有委屈自己却能够端正别人的人。然而如今的人不按照这种法度自我推荐，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难道他们都不如古代士人那样自重而且知耻吗？古代把天下的土地按井田制分给百姓，士人尚未受命做官时，就授给他一所住宅，使他成为百姓；他的父母妻子儿女都能生活宽裕。从家到乡，有塾、序、庠、学；起居游息，处处有老师和朋友相互切磋，弹琴歌唱尧舜之道，自己就能感到快乐。经过磨炼、琢磨、切磋、涵养，品行完备、才能齐全了，就说：上位者难道会舍弃我吗？上位者也确实没有谁能够舍弃这样的人。如今土地不实行井田制，国家没有学校，党没有庠，遂没有序，家没有塾；士人尚未受命做官时，有的人没有办法使父母妻子儿女生活宽裕，也没有地方安顿自己去修养完美品行、充实才能，上位者又不举荐他，士人怎么能不自我推荐呢？唉！假使今天的士人不如古代士人，不是人的本性如此，而是形势造成的。形势不同，是圣贤不能完全相同的原因。孟子不去拜见王公，孔子却做季氏的官吏，难道不是因为形势不同吗？士人的进退，不只取决于他的德行和才能，而取决于今天的法度；而主管官员的好恶，又未必等同于今天的法度。因此士人的进退，不只取决于今天的法度，几乎取决于主管官员的好恶。如今的主管官员不同于昔日的主管官员，后来的主管官员又不同于今天的主管官员。主管官员的好恶，难道会恒常不变吗？这样看来，士人的进退最终果然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罢了！唉！只根据言论取人，本来还没有什么过失；已经取用了他，却又发现他没有所谓的言论，这是错上加错。何况又加上主管官员好恶无常这一重因素呢？古代的道路，最终难道不能再见到吗？士人有能够停止自我求进的条件，难道还会不停下来吗？有条件停止却不停止，没有见过这可以称为有道。杨叔明的兄弟，因为父亲的恩荫都做了京官，他们的处境并不是我所说的没有地方安顿自己、没有办法使父母妻子儿女宽裕而不得不自我推荐的那种情况。他们先委屈自己去取得进士资格，后来又在主管官员面前委屈自己，却仍然好像不能释然。二位本来一向把求道自任，而且又是我的朋友，我很担心他们仍未醒悟，所以写了这篇《进说》送给他们。原编者评论：吕诲弹劾王安石，辞去小官，却不辞去大官。王安石当时仕途尚未显达，众位君子一致称他为贤人。假使他终于只做小官，那么千年以后，人们还知道王安石是怎样的人吗？王安石的进用，是宋室的不幸，也是王安石自己的不幸。伤仲永 金溪县有个百姓叫方仲永，世代以耕田为业。仲永出生五年，从来没有见过书写工具，忽然哭着索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惊异，便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他立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写了名字。这首诗把赡养父母、团结同族作为内容，传给全乡的秀才观看。从此，只要指出一件事物让他作诗，他立刻就能写成，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观赏的地方。同县的人对此感到惊奇，渐渐用宾客之礼款待他的父亲，有的人还拿钱财求取他的诗。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每天牵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我听说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明道年间，我跟随先父回到家乡，在舅父家见到他，那时他已经十二三岁了。让他作诗，已经不能符合从前的名声。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次到舅父家询问他的情况，舅父说：他的才能已经完全消失，和普通人没有区别了。王安石说：仲永的通达聪慧，是先天得到的。他先天得到的才能，远远胜过有才能的普通人；但他最终成为普通人，是因为后天所受的教育没有达到要求。他先天的才能既然如此出众，却没有得到后天的教育，尚且成为普通人；如今那些没有先天才能、本来就是普通人的人，如果又不接受后天教育，难道能够只成为普通人就算了吗？原编者评论：劝人学习的用意，委婉而恳切周到，是子弟们应当诵读的。然而究竟应该学习什么，还是应当先辨明自己的志向。读《孟尝君传》世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得到士人，士人因此归附他，最终又依靠他们的力量从像虎豹一样凶猛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中的首领罢了，哪里足以说是得到了士人？如果不是这样，凭齐国的强大，得到一个真正的士人，应该就可以面南而王、制服秦国了，还用得着借助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他的门下，正是士人不到他那里来的原因。原编者评论：谢枋得说：笔力简练而刚健。然而全篇最得意的地方，只是“凭齐国的强大，得到一个真正的士人，应该就可以面南而王、制服秦国了，还用得着借助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这几句。先有了这几句，才写成这一篇文章。但这也还是继承前人的说法。韩文公《祭田横墓文》说：当秦始皇失去天下的时候，得到一个士人就可以称王。田横手下五百人为什么纷纷扰扰，却不能使田横从刀剑锋刃下逃脱？难道所珍视的人不是贤人，还是天命自有常数？阅读《孔子世家》，太史公叙述帝王称为“本纪”，公侯传国称为“世家”，公卿中特别起家者称为“列传”，这就是他的体例。他把孔子列入世家，为什么在体例的进退安排上没有依据呢？孔子是漂泊的士人，处在衰败末世，手中没有一尺土地的权柄，把他列入列传是合适的。为什么要列入世家呢？难道因为仲尼亲身具有圣人的资质，他的教化盛大，绵延万世，所以才为他作世家来与帝王抗衡吗？这也不是最恰当的说法。仲尼的才能，足以做帝王，哪里只是公侯？仲尼的道，可以使天下世代相传，哪里只是使他的家族世代相传？把他安排在世家中，仲尼之道并不会因此更加宏大；把他放在列传中，仲尼之道也不会因此变得狭小；而司马迁却自己扰乱了体例，这就是所谓多有抵牾之处。原编者评论：茅坤说：荆公短篇文章中，有些地方极其像太史公。给赵某的信

译某启：议论此事的人多说，仓促地开放边界接纳西人，就会向他们显示我们的软弱，他们反而会更加倔强。按照事情的实际情况推断，大概并不是这样。我们的军队人数众多，而他们寡少；我们尚且疲惫困敝、厌恶战争，假如他们私下想求和，那么更应当深闭边关、坚决拒绝，使他们不得安宁。这样，他们上下都会愤怒恐惧，合力同心，拼死与我们相抗；这正是他们能够倔强的原因。我们明确表示愿意开放边界接纳他们，那么他们谁敢违背众意呢？最先主张倔强抵抗的人，即使真有谁敢这样做，那么他们全国都将感念我方而怨恨此人，谁肯替他拼死作战呢？这就是使他们对我方愤怒而使敌军懈怠的道理。老子说：‘两军相当，仁慈的一方能够取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开放接纳以后，再同他们订立和约，却不能仓促行事。仓促行事，他们就会骄傲而轻视我们。明确表示开放接纳，是为了使他们的民众懈怠，缓解我们的祸患；慢慢同他们商议，是为了显示此事的艰难，使他们坚定地遵守和约。圣上恐怕龙图还没有明白这个意图，所以命我写信详细说明先前颁下的指示：如果西人来文言辞、义理恭敬顺服，就接收他们的文书并上报。应当立即在边界上明确宣布，使我方官吏百姓和他们全国都知道朝廷的意旨。原编者评：储欣说：这篇极像汉人的指挥机宜文字，是答复《与段缝书》的文章。段君足下：我在京师时，曾经对您说曾巩擅长写文章，却没有谈到他的为人。回到江南以后，才同他熟悉并且敬慕他；我和他交友，又写文章大略说明他的品行。您来信根据所听闻的事情指责曾巩的品行，使他在家庭和亲友中没有一点可以保全，大家都惶恐畏惧。您责怪我不写文章规劝曾巩，认为我同他结党。果真如您所说吗？曾巩本来不是这样。论学问、文章和议论，在我所交游的人中没有谁可以同他匹敌。他的内心勇于趋向正道，大概不是刑罚、祸患、利益和俸禄所能动摇的。他父亲处于困厄之中，他在身边奉养，丝毫没有亏缺；家中的事情，哪怕细微如一丝一毫以上，都亲自办理。他父亲也非常疼爱他，曾说：‘我们家衰败，所依靠的就是这个儿子。’这些是我亲眼所见的情况。至于您所听闻的事情，并不是我所见到的情况。曾巩在京师为了避开兄长而另行居住，这件事即使我也认为应当责备他，您当然应该严厉攻击他。在这些过错中，有值得怜悯的地方，只是不能在信中传述。事情本来有表面迹象如此、而实际情由却并非如此的情形；如果不考察实情而加以诛责，那么还有谁不可诛责呢？曾巩的行为确实如此吗？然而，曾巩作为弟弟，在这件事上不能说没有过错，只是我在京师时没有同他深入交往。回到江南以后，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也就不能再责怪他了，我也从未因此规劝他。曾巩做事果断，能够少有许可迁就，时时会超出中正之道；这件事我在回江南时曾经规劝过他。曾巩听到后总是惊惧自省，曾巩本来就曾给过我教益。他写了两封《怀友书》，一封自己收藏，一封送到我家，惶惶然请求彼此切磋，以免留下悔恨；他的用意大略可以看出来了。我曾经说过，朋友有过失，不可以因此断绝交往，应当先规劝他。规劝以后他听从了就算了，难道一定要写成文字，公开说明自己的意见，然后才算完吗？我从来没有这样做。凡是曾巩的行为如前面所说，他过去的过错也不过如前面所说罢了，难道不能算贤者吗？天下愚昧的人多，贤者少；愚昧的人本来就怨恨贤者，贤者又自守其道，不肯同愚昧者合流，愚昧者就更加嫉妒他。怀着嫉妒怨恨的心，便没有什么不把君子的过错夸大到听闻者面前，再传播开去的，所以贤者常常遭受许多诽谤。那些处于下位、困顿不得志的贤者尤其如此，因为力量不足以改变世俗，声名和实际功业又没有施加于民众，愚昧者很容易诽谤，诽谤也很容易传播。凡是谈论曾巩这些事情的人，本来就是嫉妒他、怨恨他，或者听信过度的人。您却想拿嫉妒者、怨恨者和听信过度者的话来武断地评判贤者的是非，实在不对。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要考察。’孟子说：‘国人都说可以杀他，还不能杀；等见到他确实可杀，然后才杀他。’匡章被全国人认为不孝，孟子却独自以礼相待他。孔子、孟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孟子，是因为他们善于自守，不被众人迷惑。如果被众人迷惑，也不过是众人罢了，哪里还谈得上是孔子、孟子呢？请您姑且自重，不要轻率议论曾巩。原编者评：安石罢相以后，曾经叹息说：‘平日的交游都因为国事同我断绝了。’《曾巩传》说：‘王安石得志以后，终于同曾巩意见不同。’《论语》说：‘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是很快乐吗？’鸾凤所栖息之处，百鸟都会聚集；君子的光辉，是吉祥的光辉。至于伤害胎儿、杀死鸟卵，那么凤凰就不会到来。哪里有损害百姓，而君子还同这种人为友的道理呢？《上田正言书》

译正言执事：我五月回到家中，八月抵达任所，每次想借助西北方向的驿使，寄一封信，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总是因事情耽搁。这正是扬起东南声气的时候。从汴京来的舟船车舆，每天有一百几十批，因此能够详细打听汴京的事情和您的消息。其间士大夫谈到您，称说您坚定地立于朝廷，不偏不倚，没有依附，实在很好，实在很好。只是仍有人对您有所怀疑，即使我也有这种疑惑。我的学问，是您教诲的；我的进身，是您奖掖的。您了解我并不浅薄。我既然有所疑惑，却不把它告诉您，又凭什么报答您对我的知遇呢？当初，您坐在殿廊下应对方正策，指斥天下的利害，奋发直言而不避讳忌，并且说：‘希望陛下施行这些，不要让天下人说制科只是求取进身的一条途径罢了。’正当那时观察您的意旨，难道像如今所谓推举方正之士的人，只是猎取名位而已吗？您大概是说要施行自己的志向罢了。如今您身为谏官，早晚都在充当天子的耳目，天子的一切施为，是非无不可以进言。要施行自己的志向，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机了。国家的弊病、百姓的疾苦，也有很多。您任职以来也已经很久了。从前所说的弊病，现在有的已经像痤疮一样，似乎不可医治；从前所说的疾苦，现在有的已经像痼疾一样，似乎不可复原。却从未听说您提出过一条意见来使主上醒悟。为什么从前指斥得那么急切，而如今却如此缄默呢？难道从前进言对您有利，而如今进言对您不利吗？难道您不免像如今所谓推举方正之士的人一样，只是猎取名位而已吗？人们怀疑您，就是因为这个。替您辩解的人，有的说您已经面见皇帝进言了，有的用诡辩来为您开脱；像我这样地位疏远低微的人，怎么会马上知道其中的深意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古书所说的‘面见皇帝进言’，是说您所说的话未必能被人听见，但您言论的效果天下人都会看见。如今国家的弊病、百姓的疾苦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哪里有所谓言论的效果呢？又有人替您辩解说：‘您大概已经当面进言了；如果皇帝不用，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也不对。臣子侍奉君主，进谏三次而君主不听，便离去，这是礼制。您应对方正策时，曾经把这个道理写在文章中。如今进言而君主不听，也应当不止三次了。虽然您还有恋恋不舍的情义，却不能因此不自行离去。孟子不是说过吗：‘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使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就应当离去。’您为什么不也辞去谏官的职责呢？您不能自行解除人们的疑惑，这是一定的。即使再有力的辩解，也不能替您消除这种疑惑。按照我的愚见，只希望您不要顾惜宠信和利益，不要害怕诛责，为天下人一次痛快直言，使主上醒悟，解除百姓的疾苦，医治国家的弊病，忠诚尽职、专心一意，像当初应对方正策时那样；这样，人们的疑惑自然就会判然消解。希望您认真考虑这些。如果不是这样，希望您赐信答复。宣。原编者评：唐顺之说：欧阳修《上范司谏书》委婉而恳切，荆公《与田正言书》直截而刚劲。《答韶州张殿丞书》某启：恭敬地承蒙您再次赐信，谈及先父任韶州时的政绩，受到官吏百姓称颂传诵，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我悲伤当今的士大夫不能完全知晓，又担心史官不能记载，使先父不能列在前代良吏之后。这都是因为我这个不肖的孤子，言行不足以取信于天下，不能推扬先人的功业和余烈，使人人都能听闻知晓；我早晚忧愁悲痛、内心惭疚、疾首蹙额而不敢安息的原因，就是这个。先父在世时，我还年幼，不能详尽听闻他的为政事迹；然而曾经侍奉在他身边，还能记诵他教诲中的一些内容。大概先父平生所存的志愿，是想给天下以深厚的恩泽，看到一件事物枯槁，就认为是自己的羞耻。大的志愿既然没能得到施展，已经施行的也只是其中小的部分罢了。小的部分又将湮没而没有流传，那么我这个不肖孤子的罪过就太大、过失就太深了，我还凭什么立身于天地之间呢？阁下殷切而悲悯，以先父事迹不能流传为念；若不是仁人君子乐于称道人家的善行，怎么能关心到这件事呢？自三代以来，各国都有史书，而当时的史官多半世代承袭其家业，往往以身死守职，不辜负自己的志意，所以他们所传的事情都可以考察根据。后来诸侯国的史书不再存在，近世以来，除非有尊贵爵位和显赫地位的人，即使才能雄奇、品行俊伟、功烈显著、道德充盈，若不幸没有受到朝廷称誉，往往就不能见于史书。执笔写史的人又杂有一时的权贵；观察他们在朝廷议论政事的时候，人人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却有时把忠诚说成邪曲，把异议说成同意；对于眼前的指责毫不战栗，对于身后的讥讽也不感羞惭，只求满足自己的愤怒和嗜好便罢了。更何况有人暗中凭借笔墨裁断前人的善恶，认为似乎可以宽贷褒扬，似乎可以附会毁谤；已经死去的人不能申诉是非，活着的人也不能争辩曲直，而赏罚、诽谤和赞誉又没有真正施加其中。凭借自己的私意，怎么能在幽暗无知之中不欺骗人呢？善行既不能全部流传，流传下来的又不能全部相信；这样，只有善于立言的君子，具有大公至正的原则，名声和实际足以取信于后世，凡是亲耳听见、亲眼见到的，都用文字记载下来，才可以永远不朽。恭惟阁下与先父并没有一日的旧交，所作评论也没有结党徇私的嫌疑；如果您把发掘先父潜藏的德行当作自己的责任，将所听闻的事告诉天下那些善于著述、足以取信的人，使他们能够论定编次而流传，那么先父不能列入史官记载，难道还有什么遗憾吗？原编者评：李光地说：这是古今治乱盛衰的一件大事。韩愈不愿担任史官，用意也如此，只是有些话难以公开明说，所以借鬼神祸福来表达。《周礼义序》

译士人受世俗之学的弊害，已经很久了。圣上对此感到忧虑，于是想用经术来造就他们。便召集儒臣训释经书的旨意，将要传播到学校，而臣某实际负责《周官》。道理存在于政事之中：尊卑有一定的职位，先后有一定的次序，多寡有一定的数目，缓急有一定的时机。制定制度并加以施行，取决于法；推行并使其贯彻，取决于人。人的才能足以担任官职，官职又足以施行法令，没有比成周时代更盛的了。它的法可以施行于后世，它的文字又见于典籍，没有比《周官》一书记载得更完备的了。大概这是因循旧制而加以尊崇，又不断承继而完成的结果。到了后世再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难道只是文王、武王、周公的力量吗？这就像四时运行，阴阳积聚而形成寒暑，并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自周朝衰微直到今天，经历了一千几百年。太平时代留下的遗迹，几乎被扫荡殆尽。学者所能见到的，已经没有完整的经书。在这种时候，竟想加以训释并阐发它。我实在没有自量才能，但知道这件事很难。既然知道训释并阐发它很难，也就知道建立政治、成就事业，追寻古制并使之复兴更加困难。然而我私下观察，圣上致力于法制、追求功业，心中已经取得成就；训导在位的臣子，有人凭借、有人辅佐，勤勉不息，已经接近六服百姓承受恩德的时代了。拿今天所观察到的事情，来考察古代所学习的道理，这就是所谓见到现实而能够理解它；臣实在不敢自量，却妄自认为或许可以做到。因此我终于冒昧地竭尽力量，忘记了自己的才能有所不及。谨慎地把这部书编成二十二卷，共十多万字，进呈御府，副本存放在有关官署，等待诏令颁行。谨作序。原编者评：这是王安石误害宋朝的根源。孟子说：‘用善道来培养人民，然后才能使天下归服。’如果确实能够培养人民，就不一定非要采用周公制定的法。九夷八蛮，都是圣人乐于接纳的对象。如果使百姓感到困苦，即使搬出周公来作证明，也不能挽救失败。至于文章，确实非常美好；然而其中也有自然流露而无法掩饰的东西。禹对于舜，是见到他而了解他，所以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王安石对于神宗，则说：‘所谓见到现实而能够理解它，臣实在不敢自量，妄自认为或许可以做到。’唉！这足以作为鉴戒了。《诗义序》《诗》三百十一篇，诗义都保存着，只是有六篇的文辞亡佚而已。皇上已经命令臣雱训释其文辞，又命令臣某等训释其义理。书写成后，赐给太学，颁布天下；又命令臣某为它作序。臣谨行拜手稽首之礼说道：《诗》上通达于道德，下归止于礼义。发扬它言辞的文采，君子由此得到启发；遵循它义理的次序，圣人由此成就事业。然而即使是孔子门人中的赐、商，有时只在一句话上有所领会，孔子也会喜悦而加以进益。经书的学说竟然如此难以阐明，那么从周朝衰微直到今天，思想昏昧纷乱，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恭惟皇帝陛下，内在的德行纯厚美盛，因而神灵没有不及时降下忧患；对外的施行诚信通达，因而四方没有谁敢侮慢。日日进步、月月增长，学问不断光明昌盛，那么《诗》中颂美的内容，大概还有不足以称道的地方。微妙的言语和深奥的义理，陛下既已亲自领会，又命令我们这些承受学业的臣子训释其中遗存的意义，乐于同天下人共同分享。只是我们所听闻掌握的道理，如同小火炬一般，哪里足以接续日月余下的光辉呢？姑且奉行圣明的诏令，代为补缺罢了。古书说：‘美善的成就要在长久之后。’所以《棫朴》的创作，以人的长寿为言，大概是说将来还会有人继续雕琢其中的篇章，继承圣人的志意而完成它。臣已经衰老，却还希望能够活着见到那一天。谨作序。原编者评：储欣说：自我贬抑的地方很得体。《书义序》熙宁二年，臣某凭尚书的身份入宫侍奉，因而参与政事，儿子雱实际上继承了讲说经义的工作。皇帝有旨，命我们写成解说进献。熙宁八年，把这篇解说下发太学，颁布施行。虞、夏、商、周遗留下来的文章，经过秦代几乎灭亡，到了汉代才仅仅保存下来。依靠学士大夫诵读讲说，因此没有泯灭，但历代君主没有谁知道它们可以施用。上天赋予圣明的皇帝以大智慧，才开始掌握这些经典，用来验证万物，考察事理，以决定政事；又命令我们训释它们的义理，同时使天下和后世都明白。臣父子凭着些微的见闻，有幸充任其间并分享荣耀。然而经典言辞深邃美善，我们却用浅陋的见识来解释；诏命意义重大，我们却以轻微浅薄的才能承接。这份荣耀，反而只是用来增加惭愧罢了吗？谨作序。原编者评：茅坤说：这些序都是奉诏而作，文字简洁，而行文法度自然合乎典范。《灵谷诗序》我州东南有一座灵谷山，是江南的名山。龙蛇的神异，虎豹、翚翟的文采，楩、楠、豫章、竹箭等木竹的材质，都从山中产生；神灵的树林、鬼神的坟冢、魑魅的洞穴，以及仙人、释子的宏伟奇诡的楼观，也都依附寄托在这里。至于那淑美灵秀、和平清和的气息，盘旋充积在天地之间，万物所不能拥有的，便聚集在人身上。处士君实就出生在这座山的山脚。君姓吴，家居山脚；有豪杰之士的声望，临视我州一地的，大概已经有五六代，之后才有处士君出现。他的品行是孝悌忠信，又凭文学才能在当时闻名。可惜他已经老了，不能同虎豹、翚翟的文采，楩、楠、豫章、竹箭的材质，一同出而为天下所用，只好把自己的神奇才华藏起来，同龙蛇混杂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然而君胸怀浩然之气，能够自我涵养，在山川之间游览，以长啸、歌唱、吟咏寄托自己的爱好，终身以此为乐而不厌倦，并有数百篇诗在乡里传诵。后来他拿出《灵谷三十二篇》，交给他的外甥说：‘替我读一读并为它作序。’只是君所获得的才华，大概还有潜藏而未显露的，难道仅仅全部表现在这些诗里吗？即便如此，观察他雕刻万物的形态，并用辞藻文采加以承接，不是有诗人巧思的人，又有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原编者评：茅坤说：读它，就像游览陡峭的山壁和幽深的山谷。《芝阁记》

译祥符年间，封禅泰山，以文章向天下显示太平，四方拿灵芝来报告的有数万起。大官，天子就赐给诏书以示宠爱嘉奖；小官和百姓，往往赐给金帛。当时，希求世间罕见功名而有势力的大臣，穷尽搜寻并远方采集；山农野老攀援树木，向上直到不可测量的高处，向下直到涧溪沟壑，山崩石裂、幽深穷尽、隐蔽难达、人迹不能通行的地方，也常常去搜求。于是灵芝从九州四海之间几乎被采尽了。直到当今皇帝即位，谦逊推让，不认为自己有德，从大臣开始便不敢再谈封禅；诏令有关官署，凡以祥瑞来报告的，一律不要接纳。于是神奇的产物销声匿迹，埋藏委弃在蒿草、荆棘和丛莽之间，山农野老也不再知道它是祥瑞。由此可知，顺着一时的好恶，就能形成天下的风俗，何况推行先王的政治呢？太丘陈君学习文章而喜爱奇异之物，灵芝生在庭院里，他能够辨认出是灵芝；可惜这种东西可以进献却没有人接受，所以就在住宅东边偏处建阁，把它采来收藏起来，他爱好奇异事物就是这样。唉！灵芝是同一种东西，有时受到天子的珍视，有时受到士人的珍视，有时却被普通百姓轻视，难道不都是因为时势不同吗？士人有道，本来不应当把心思役使在贵贱上；但最终使人有贵有贱的原因，同灵芝的遭遇又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我所感叹的原因。原编者评：李光地说：它同《墨池记》有相同的构思和笔法，大概曾巩、王安石的文章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游褒禅山记》褒禅山也叫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当初在山脚下筑舍，死后又葬在那里，因此后来把这座山命名为褒禅山。如今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的屋舍和坟墓。距离禅院向东五里，所谓华阳洞，因为它在华山的南面，所以这样命名。距离洞口一百多步，有一块碑倒在路旁，碑文已经模糊消失，唯独碑上题名还可以辨认，写着‘花山’。如今把‘华’读作‘华实’的‘华’，大概是读音错误。洞口以下地势平坦开阔，有泉水从旁边涌出，来此记游的人很多，这就是所谓前洞。从山路向上走五六里，有个洞穴幽深的样子，进入后非常寒冷；询问它有多深，那些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走到尽头，称它为后洞。我和四个人举着火把进去，越深入，前进越困难，见到的景象也越奇异。有一个人疲倦了想要出去，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完了。’于是我们便和他一起出来。大概我所到达的地方，比起那些喜欢游览的人所到的地方还不到十分之一；可是看看左右来此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大概越往深处，能够到达的人就越少。当时，我的体力还足以继续进入，火把也还足以照明。出了洞以后，有人责怪那个想要出来的人，我也后悔跟随他出来，不能尽情享受游览的乐趣。于是我有所感叹：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收获，是因为他们探究思考得深，而且无处不在用心。地势平坦而且路近，游览的人就多；地势险峻而且路远，到达的人就少。可是世上奇伟、瑰怪、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险峻偏远之处，是人们很少到达的地方，所以没有志向的人不能到达。有志向，却不跟随别人半途停止；但力量不足的人，也不能到达。有志向和力量，又不跟随别人而懈怠，到了幽深昏暗、令人迷惑的地方，却没有外物帮助，也不能到达。然而力量足以到达却没有到达，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在自己心中却会留下悔恨。尽了自己的志向却仍不能到达，就可以没有悔恨了，难道还有谁能够讥笑他吗？这就是我在这次游览中得到的道理。我对于那块倒在路旁的碑，又因此悲叹古代典籍不能保存，后世把它的传闻弄错而无人能够说清姓名和真相的事情，哪里说得完呢！这就是后世求学的人不可以不深入思考、谨慎取舍的原因。这四个人是：庐陵的萧君圭，字君玉；长乐的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原编者评：李光地说：借游山的题目抒写自己的深厚情怀，格调高远，技巧达到了极致。《祭范颍州文》呜呼！我公是一代人的老师，从开始到最终，名声节操没有瑕疵。在明肃太后当政的盛时，您身处危境而志向更加坚定；瑶华失去职位，您又随之被贬斥。治理的功绩屡次传闻，任京城长官，闭塞奸邪，兴举善良。幼儿欢歌，您的声势赫赫，万民低头趋拜。您唯独纠察权贵的私弊，因此被赶到江湖之间。士人争相挽留您，即使踏入祸患也不畏惧；有人冒险直陈您的情况，拜见您后便与您一同出行。风俗衰败，惊骇正直而喜悦邪曲。我最初忠诚尽职，人们却怀疑叹息。您努力践行正道而不回头，使仰慕您的人奋起。儒学前辈们一个接一个，以节操相互夸尚。您在贬所，反而更加勇于尽忠，考察前代、援引古事，合乎道义而不营求自身。后来又调任三州，施加的恩泽有余，如同分引江河之水灌溉狭小田地。过去的赃官自行悔改，不用刑罚加以惩处；狡猾的盗贼受到仁德感化，直到老死也不再为邪。讲习经艺，弦歌相伴，仰慕您而来的人远至千里。疏通沟渠、河川和堤障水泽，田地桑园都有收获。戎人凶悍猖狂，竟敢同我军较量。疆场上铸印刻符，您镇守一方，从士卒中选拔将领。后来声名更加显著，收纳士人直到辅佐自己的地位，都是国家的俊杰。您的声威所到之处，敌虏不敢靠近；凭借余威，使敌人逃走，保全邻近地区。您当初刚到任时，沿途满是创伤残破，您医治、抚养他们，使内外都恢复完整。等到无事可做，百城百姓饮酒欢歌，安然入睡。官吏士卒从容安定，皇帝称赞说您有才能，让您担任枢密副使。您多次叩首辞让，达到六七次，最终参与宰相之职，整顿我们的典章常法。扶助贤能，赞成杰出人才；清除混乱冗杂，消除荒废弊病；朝廷官员有所更替，乡里的士风也发生变化。各种政事都得到整治，偷惰懈怠者受到勉励而努力。那些阻碍您、使您不能施展的人得势，您便回去侍奉皇帝身旁，最终却又被排斥到外地。自身困顿、正道阻塞，人们说您应当安享老年，尚且还能有所作为；神明啊，谁忍心使您到了这样的地步？大概您的才干还没有完全得到施展，如果尽情施展经国治世的才略，功业谁能计算？自从您显贵以后，马厩府库反而更加空虚；和颜悦色、柔和言辞，对傲慢揭发之事以宽容相待；受妇人和妾侍影响，却不沉溺于珠玉。恭敬谨慎的公子们，穿破旧绨衣，吃粗劣粮食；怜悯死者，体恤困穷，只在这些方面极其慷慨。孤女由您出资出力得以出嫁，男孩长大能够成家。谁能把您的事迹深埋，谁能把它深深刻下？把这些事迹传述详尽，用来作为永久的法则。伟大的人如今去世了，这是国家的忧患。何况我这样鄙陋不肖的人，受到您的知遇尤其惭愧。承受您去世的凶讯，虽相隔万里，不能前往，只能留下眼泪，快马驰送祭文，来佐助祭奠的酒食。原编者评：茅坤说：范公是一代特别卓绝的人物，荆公的祭文也竭力摹写，充满涕泪和呜咽。《祭曾博士易占文》

译呜呼！您因获罪而被废弃，实际上又因不幸而最终困顿，以至早夭，也只是命运如此。命运同才华相违背，这是人们实际知道的；但您声名上的不幸，又有谁知道呢？您的乡里人、宗族亲属、同党朋友，没有谁能了解您的声名与实际。呜呼！您当初立身时，志向是怎样的？谁说它不能协调实现？然而困厄却非常多。大地广大，天空高远，也有时会毁坏；星辰太阳也有衰败坠落的时候；山会倾塌，谷会崩毁；人居住在其中，万物各有偏失，本来就有穷困和通达随世运变化的道理。至于寿命长短，又有什么值得忧愁或欢喜的呢？总而言之，百年不过一次蜕变；人活着时，好比困窘得像囚徒，死去便回归本原，同空虚混合。以生换死，死者并不祈求什么，只是不再看见活着的人的悲哀。您如今有儿子，能够光大您的后代；只要那些活着的人做到这一点，难道还可以过度悲痛吗？唉，道理虽然如此，感情却难以忘怀。我哭泣着快马送去祭文，前往以酒觞助祭。原编者评：曾易占，字不疑，是曾巩的父亲。其生平始末，详见王明清《挥尘录》，收录在曾巩《与杜衍书》篇后。《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庆历五年，河北都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信都人欧阳修，因为论事恳切正直，触怒了权贵。权贵便借欧阳修孤独的外甥女涉及诉讼之机，诬陷他犯有奸邪图利之事。天子派三司户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人苏君，同宦官一起审理。当时，权贵联合朝廷内外一切怨恨、憎恶欧阳修的人，散布恶言，想要倾陷欧阳修，气势非常猛烈；天下人骚动不安，都认为欧阳修一定不能脱身。苏君最终向皇帝说明：‘欧阳修没有罪，进言的人只是诬陷他罢了。’于是权贵大怒，反诬苏君判案不公，把他贬为殿中丞、泰州监税。然而天子终于醒悟，进言陷害的人没有达到目的，欧阳修等人也都平安无事。苏君因此名闻天下。唉！把忠诚说成不忠而加以诛罚，对无罪的人施加不当的惩罚，这是人主最大的戒惧。可是古代陷入这种境地的人一个接一个，只因有身边近臣进谗，却没有苏君这样的救助，所以最终失败灭亡而君主还没有醒悟。那么苏君这一次行动，对天下的功劳难道小吗？苏君被逐出之后，权贵更加掌握权力；五年之间遇到两次赦免，而苏君六次调任，奔走于东西南北，水陆兼行，动辄万里。他内心安然，没有怨恨悔恨；遇到事情刚强果断，从未稍有屈服，大概孔子所说的刚强之人，就是苏君吧。苏君的仁爱和智慧，又有足以称道的地方。他曾任陕府通判，葛怀敏战败时，边境告急，枢密使征调从边境撤回的戍卒，再次派往仪州、渭州驻守。于是从延州撤回的一千名士卒来到陕府，听说还要再次戍守，十分怨恨，立即聚集谋划叛变。官吏报告应当关闭城门，城中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苏君慢慢地骑一匹马出去，在士卒中间劝解安慰，制止了他们，又临机处置，把使者送还。戍卒高兴地说：‘如果没有苏君，我们就不能活命了。’陕地人也说：‘如果没有苏君，我们恐怕就会被他们抢掠而死了。’朝廷曾下令刺取陕西百姓编为士兵，敢逃亡的处死。后来有逃亡者被捕，有关官署依法判处死刑，苏君总是把他们释放，并向皇帝进言：‘命令百姓以死来承担服役之事，本来就不能集合成军。既然事情已经办成了，而逃亡者仍不赦免，我担心他们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只希望朝廷怜悯这些愚民，使他们能够改过自新。’天子认为苏君的话有道理，于是三十州逃亡的人都没有被处死。后来苏君任坊州知州，州中无法缴纳税赋的人，由里正代替他们缴纳，每年因此使几十户富家破败。苏君把这些人全部查究，使他们把钱粮归还原主；坊州人从此不再担心担任里正，是从苏君开始的。苏君名安世，字梦得，祖先是武功人，后来迁居蜀地；蜀地灭亡后回归，在京师置家，如今是开封人。曾祖父名进之，任率府副率；祖父名继，任殿直；父亲名咸熙，获赠都官郎中。苏君以进士身份开始仕途，三十二岁时中进士。去世时五十九岁，任广西转运使，而官职只止于屯田员外郎，是因为他十五年没有请求磨勘升迁。苏君先娶南阳郭氏，后娶清河张氏，封为清河县君。儿子四人：台文，任永州推官；祥文，任太庙斋郎；炳文，任试将作监主簿；彦文，尚未出仕。女儿五人：一人嫁进士会稽人江崧；一人嫁单州鱼台县尉江山人赵扬；其余三人尚且年幼。苏君去世三年后，即嘉祐二年十月庚午，他的儿子把他葬在扬州江都东兴宁乡马坊村。太常博士、知常州军州事临川王某为他作铭说：‘皇帝拥有四方疆域，周遍安抚而赐予福泽。派遣苏君，安定我南方疆土。刚正强毅的苏君，不改变自己的原则，不遮蔽自己的光明。君子的刚强，他受到的委屈在人事；我已经获得自己的正直，还有谁值得怨恨、值得恼怒？只是恭敬地奉行上天的使命，日月照临如有山丘。墓穴下面幽暗深远，却使您的声名无穷昭明。安石铭。’ 原编者评：茅坤说：用‘刚’字叙写苏君的意气，用‘仁’‘智’二字判定他的吏治功业；感慨之中自有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