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七

译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平民臣苏洵恭敬地叩头再拜，不惜冒犯万死，向皇帝宫阙上书。臣在上个月五日，承蒙本州抄录送来中书省的札子和公文，得知臣凭两制大臣的议论，向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推荐臣所著《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请求予以甄别收录。陛下过分听信，召臣来考试策论，并命舍人院通知本州发遣臣赴京。臣本是田野间的普通人，姓名不曾登记在州里乡间，如今突然被召，实在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能够通达朝廷。承受诏命后惊恐不安，不知所措。凭陛下天生至圣的资质，又有群公卿的贤能，加上天下众多士大夫，像臣这样的人本来应当不少。臣的才智不能为陛下增加什么，也不能为陛下减少什么。臣不幸患有背柴劳作留下的疾病，不能奔走道路，以回应陛下搜罗举荐人才的心意，忧惧惶恐，辜负圣恩，无地自容。臣本来只是平庸之才，没有途径自行进用。年轻时也曾想在陛下的科举中侥幸取进，有司认为臣不才，总是将臣黜落。臣退居乡里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即使想勉强扶病尽力，也自知疏漏拙劣，终究不能符合有司的心意，恐怕再次获罪，反而辱没圣明的诏令。况且陛下千里迢迢召臣而来，是认为臣能够有所发明见解，希望臣对圣明政治万分之一有所补益；而臣从束发读书直到今天，年纪将近五十，却始终不敢废弃学业，意思也是想在当世稍尽绵薄之力，以实现平生的志愿。如今虽然不能奔赴宫阙之下，使有司劳累，却仍不忍默默无言，终于什么也不说。天下的事情，其中深远而紧要的，臣自知身份疏远卑贱，不敢立即进言；至于那些切近而容易实行、浅显而容易看见的，谨慎地分条写成十篇，用来答复圣明诏令。第一条说：臣听说利益所在，天下人都会趋向它。因此，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想要有所作为，百家商铺的市场便没有安宁的地方。古代圣人掌握天下大利的权柄，用它驱使天下人；意志所趋向之处，天下人便争先恐后去做。如今陛下拥有驱使天下人的权柄，却不能运用，为什么呢？古代赏赐一个人，天下人都会受到劝勉；如今陛下增加品秩、授予官职，动辄以千计，那些人都认为这是自己取得的，不知道尽力报答皇上的恩德。等到遇到事情时，谁肯效命呢？这是因为陛下轻易使用爵禄，使天下士人积日累月、持久等待便能得到它，正如出卖劳力的人计算工日领取报酬一样；即使给他千万钱财，他哪里会知道感激自己的主人呢？因此即使有才能的人，也没有施展作为的地方。只要谨守规矩，就足以使自己取得高位。官吏繁多，超出编制之外，使陛下急急忙忙地寻求安置他们都来不及；还要区分贤能与不肖，因而使陛下的百姓受苦，耗尽大司农的财粮。这正是议论者想要革除却没有做到的事。臣私下思考，恐怕如今任用天下官吏的制度，从州县令、录、幕职转为京官的途径，都没有找到适当办法，所以才这样纷乱。如今即使增加举荐官员的名额、延长考核期限、加重举荐官员的罪责，也只会堵塞贤者而容纳不肖者。天下没有事情时，即使庸人也足以不犯错误；一旦改任官职，便无所不为。那些举荐他的人说：这是廉吏，这是能吏。朝廷却不知道他们凭什么廉、凭什么能。幸而没有发生败坏之事，便永远被称为廉吏、能吏。即使加重举荐者的罪责，也未见有什么益处。上下互相蒙蔽，请托公然进行。任官六七考，求得五六名举主，这又是谁做不到的呢？臣愚以为，举荐人才，应当让举荐者明确写出他的事迹：某人是廉吏，曾经有某件事可以证明他的廉洁；某人是能吏，曾经有某件事可以证明他的才能。虽不一定有非凡功绩，但都应有可以记载的事状。如果只特别写他是廉吏、能吏而已，便不予接受。这样，庸人即使没有罪过，却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也不能混入其中。在州县任职到老而没有升迁，实在没有什么可惜的；而天下官吏一定都会努力建立可称道的功绩，为百姓兴利除害，只怕功劳不能出自自己。这就是古代圣人驱使天下人争相行善的方法。有功就赏，有罪就罚，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如今降官、罢任的人，一定上奏说某人犯了某罪，罪状确实成立，然后朝廷据此处理他。如今如果不写明他犯罪的原因，只说这是一个无能的贪官，那么朝廷怎么肯凭空话给他加罪？如今为什么偏偏到了改官时就听信这种空话呢？这真是极不加思考。有的人认为这样做，天下官吏就会努力建立可称道的功劳，可能用心过度，制造事情来作为自己的功劳，渐渐形成不良风气。臣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圣人一定观察天下形势而制定法令。天下刚刚安定、百姓厌倦劳役时，圣人便致力于因循的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等到长久安定而没有变故，必然会有不振作的祸患，所以圣人要打破苟且之心，振作懒惰的精神。汉代元帝、成帝时，正是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才导致动乱。如今天下人稍有懒惰，应当设法激发他们的心志，使他们踊跃追求功名，改变这种风气。何况冗官如此纷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节制它，又为什么要怀疑这一点呢？况且陛下与天下士人约定以功名相期许，却不允许苟且取得，这正是对他们最深厚的期待。如果有宏大的才略，不愿困居小官、默默无闻，应当让两制大臣可以破格举荐；这样向天下表示的，不过是几个人而已。官吏有过错而不能升迁的，也应让他们可以用功劳赎罪。这样也可以表明陛下有所推恩，而不是一味严酷对待他们。第二条说：臣听说古代的制度，爵禄一定授予那些孝悌忠信、修身洁己、博学多习，并且名声在乡党传扬、能够达到朝廷的人。到了后世则不是这样，雕虫小技也可以使人进用；但他们取得官位仍有一定凭借，其弊病还不如今天严重。如今任用人才最无意义的，大概就是所谓任子制度吧？凭借父兄的资历得到高官，又任用他的子弟；还会再任用他的孙子、孙子之子，接连任用下去，于是不学习就能获得官位的人永远不会断绝。得到官位容易，失去它就不会十分珍惜；让不学无术的人居于不太值得珍惜的官位，看待百姓如同草芥，本来就应当如此。朝廷近年开始有意裁减节制，但都只是知道要减少，却没有找到应当减少的对象；这叫只控制末端而没有穷究根源，只看见粗略现象而没有认识精微之处。侥幸求官的风气虽稍有衰退，却仍然存在。

译圣人办事，不只是说有利就做，必定还要有足以使天下人心悦诚服的道理。如今想要有所裁减，必须让天下人知道裁减的理由，这样即使全部裁减，也不会有人疑惑。为什么呢？因为依靠的是清楚明白的道理。所谓任子，也不过是说信任父兄而任用他们的子弟罢了。那些父兄本来是通过学习才取得官位的，学习的人可以任用别人，不学习的人只能被别人任用，这是容易明白的。如今的制度是，只要侥幸做到官位达到可以任用他人的程度，便一概让他任用子弟，而不问他起初是凭什么得到官位的。况且他自己还没有时间接受别人任用，又怎么能够任用别人呢？这就像一个借来的资本尚且未及经营，却还要不断向他人借贷，实在困难。臣愚以为，凡因父兄任用而获得官位的人，即使做到正郎，也都不应准许他任用子弟；只有那些能够自己修养才德，越级考录、破格升迁而达到清显职位的人，才允许任子。这样，天下的冗官一定会大为减少；公卿的后代都会奋发求学，不再等待父兄的资助。那些因任子而得官的人知道日后不能再任用自己的子弟，也会勉强自己，不肯终老而自暴自弃地成为庸人。这样带来的益处，难道只是一两项吗？第三条说：臣听说自从设置官职以来，一直都有考核政绩的制度；周室灭亡后，这项制度便废弃了。自从京房提出考核官吏的建议以后，后来始终不能实行。有官职就必须有考核，有考核就必须有赏罚。有官职而没有考核，等于没有官职；有考核而没有赏罚，等于没有考核。既无官职又无考核，却想求得天下大治，臣实在不能理解。然而历经千年，始终没有实行；一实行，反而更加纷乱，最终也无法考察。原因是什么呢？天下的官吏太多，无法全部考核。如今若想逐一考核每个人，必定要把他们列入九等之中；这样必然颠倒错乱，还不如不设考核更便利。臣考察过去实行考核的人，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天下的官员都有所属的长官；有功有罪，他们的长官都可以举荐或弹劾。如果一定要人人都由朝廷考核，那么所属长官又有什么用呢？只有那些大官没有所属、没有长官的，才应当加以考核。为什么呢？他们地位尊贵，所以考核一个人，下面的人都可以整顿；他们人数少，所以能够全面考察其贤能与否而不出错。如今天下不能大治的原因，是守、令、丞、尉的贤与不肖混杂而无人辨别。守、令、丞、尉贤与不肖不能辨别，过错在于职司不明确；职司不明确，过错在于没有所属、没有长官。陛下把这些没有所属的官员托付给一路，他们贤能还是不肖，应当让谁来考察呢？古代考核政绩，都是从司会逐级到天子。古代的司会，就是今天的尚书；尚书制度废弃后，只有御史可以总领考察朝廷内外的官员。臣愚以为，可以让朝廷大臣议定职司考课的制度，并在御史台另设考课司。由中丞提出大纲，在属官中选择一名刚强明察的人专门办理此事。举荐、弹劾多的列为上等，举荐、弹劾少的列为中等，完全没有举荐、弹劾的列为下等。等他们罢职归去时，再上奏他们治理的要领，使朝廷据此赏罚。对于非同寻常的功绩和不可掩饰的罪过，还应当另有相应赏罚，使主管职司的人知道有所惩戒和劝勉。这样，下面的守、令、丞、尉就不敢再有所依违，而考核的对象也不过几十人，足以求得事实。这就是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如今天下号称太平，实际上远方百姓已经极其穷困，过错都在职司。臣不敢把话全部说尽，陛下只要试着加以访察，就会知道臣说的并非虚妄。第四条说：臣听说古代有诸侯的臣妾，在诸侯境内，卿大夫之家也各有臣、陪臣为他们办事。诸侯的臣妾像侍奉诸侯一样侍奉天子。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在一个境内，生杀予夺、富贵贫贱都由自己决定，所以本来就有让人臣服的条件。后来诸侯虽然废除，但从汉到唐，仍然有相当于君主的势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任命官员、征辟举荐的权力，仍然足以使人臣服。因此太守、刺史坐在堂上，州县官吏在堂下拜见；即使奔走跪伏，又有谁会说不应该呢？自从太祖受命，收取天下的尊荣归于京师，凡一命以上的官员都由皇帝亲自任命。大司农供给他们衣食，从宰相到州县官吏，虽然贵贱相差很远，但实际上都只是皇帝所任用、和皇帝并肩办事的臣子罢了。因此一百多年间，天下不知道有权臣的威势；但太守、刺史仍沿用汉、唐制度，使州县官吏按照侍奉君主的礼节侍奉他们。既然他们接受的都是天子的爵位、享受的都是天子的俸禄，就不知道太守、刺史凭什么让他们臣服。小吏对于大官，并不担心大官有不听从自己的地方，只怕大官过分听从自己。如今天下以尊贵互相抬高，以卑贱互相谄媚，为什么要让州县官吏奔走在太守的庭院中，简直像仆妾一样唯唯诺诺、疲于奔命呢？所以大官常常放纵行事而不顾忌下属，小官不能纠正，甚至曲意顺从、谄媚侍奉，帮助大官作恶；能够保持中立而不屈服的人，本来就已经很难得了。这并不值得奇怪，形势本来就使然。州县官吏地位低、俸禄薄，离百姓最近，也最容易作奸；朝廷用来约束他们的办法，正是磨砺他们的廉隅，保全他们的节操气概，养成他们的志气，使他们知道有所羞耻。而且其中必定有特殊的人才，将来要用来担任公卿，怎么可以轻视他们呢？尤其不可行的是，如今让县令也按照州县官吏的礼节侍奉太守。县令的官位虽然低下，但他所承担的，是治理一县的责任，与京朝官知县相同。他的属吏和百姓习惯看见本县长官拜伏在太守庭下，认为县令如此没有威严，于是轻视他；轻视他，便容易作奸，这就是县令困难的原因。臣愚以为，州县官吏侍奉太守，可以恭敬谦逊、压低姿态，不敢抗拒就够了；不必通报姓名、赞拜行礼，也不必在太守面前奔走服侍。这样既能保全士大夫的节操，也可以敬戒大官中的违法者。第五条说：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有一些不可窥测之处。因此天下有急难时，不会临时起用平日没有任用的人，使天下人不能趁仓促之机侥幸取得他的禄位，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所任用的人，在缓急之际足以使用；临时选取的人，本来就不足以任用。

译传记说：宽平时就宠用有声誉的人，危急时就任用披甲戴盔的武士。如今任用的并不是平日所培养的，平日所培养的又不是战时所任用的；国家用兵时，悬赏征求方略，设置武举，使天下屠户、酒贩等健壮之人都能徒手夺取陛下的官职；军队一旦休战，平日即使有超世之才，只因吝惜斗升之禄而不能任用。臣担心天下人会因此窥测朝廷的虚实。如今任用为将帅的人，突然遇到危急困难时，谁可以驱使呢？陛下的老将，那些从前所说能战胜敌人、善于守御的人，如今已经没有了。臣愚以为，可以恢复武举，并为它制定新的制度，以革除旧有弊端。况且过去所谓武举，制度本来就粗疏。凭弓马取得资格的人，不过是能拉强弓、举重物的市井粗人；凭策论考试中选的人，也只是记录章句，拘泥于无用的小学问。再加上取士过多，天下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不应有这么多，而朝廷对待他们又十分轻视。名次低下的人免不了服隶役，所以所得的多是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以不能忍受这种待遇为耻，不肯参加。应当利用贡士的年份，让两制大臣各自举荐所听闻的人，由有司考试其中合格者，再由陛下亲自策问。除了权谋方略，还要便于弓马，能够出入险阻，勇敢而有谋略；不过取一两个人，给予破格职位，试用守边的任命。文官有制科，武官有武举，陛下想从中得到将相吗？十个人中难道没有一两个吗？这样也就足以济事了。第六条说：臣听说法律不足以治理天下；若单靠法律治理天下，法律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天下人就会欺骗它。况且法律必然有不能管到的地方，先王知道它有所不及，所以保存法律的大略，再用最大的诚信来补助，使天下人之所以不欺骗我们，不一定都是因为法律能够禁止，也因为其中有些事君主不忍心做罢了。君主驾驭大臣，不能像对待身边的近臣那样只用法律；如果一定要等法律规定之后才能驾驭大臣，那么疏远的小官又该怎么办呢？天下这样广大，如果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国家就不能成为国家。臣看如今两制以上，并非没有贤能俊杰之士，但都只是奉行法律、供职办事，做到不犯错误罢了，没有人肯在规矩之外替陛下深思远虑、提出建言。为什么呢？因为陛下把他们限制在规矩之内。臣请求举一两件事来说。两府与两制，应当让他们日夜互相往来，以讨论当世事务，并且借此熟悉彼此的为人，遇到事情授予任用，就不会错失他们的才能。如今法律不允许彼此往来，想来是为了堵塞他们私下请托的门路。君臣相处的道理不同：臣下只求自我防范，君主则应当对臣下不加防范，这样才能欢欣相接而没有隔阂。若认为两府、两制值得信任，就不应担心他们有所请托；若认为他们不值得信任，他们又何愁没有地方施展私意？那么还说什么相互往来呢？如今两制主持科举取士，不免采用封弥、誊录；奏报之后，又派御史亲自前往监督，严肃得像审理重大案件，使人不知道文章是谁写的，这也太过分了。臣愚以为，像这一类做法应当一概撤去。那些稍有见识的人，应当不忍心辜负陛下；如果他们仍然有所欺骗，那也只是天下无能而无耻的人罢了。陛下赫然震怒，诛杀一两个人，就可以使天下奸吏战战兢兢地站立，想来听闻朝廷的风气，也一定会有卓异非凡的人才愿意为陛下效力。第七条说：臣听说治理天下，可以把名位器物授予人，却不可以预先把名位器物许诺给人。人的才能不可能一个月就看清楚，这是很早就有的道理。国家通过科举取士，四方来应试的人如同集市，一旦让有司给他们排定名次，这本来并不能真正知道他们才学的高下大小，只不过暂且把他们收录进来罢了。若要考察他们治理政事的长久表现，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否则，如今进士三人中，释褐做官的那一天，天下人都希望他们将来做到卿相；不到十年，没有一个不成为两制官员的。况且他们凭一天考试中的长处，便占有终身的富贵；一经选用就把富贵归给他们，好像朝廷欠了他们什么。这样一来，即使是天下的美才，也可能因此懈怠而不再修养；那些任意妄为的人，别人又望风畏惧，不敢按察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还有更不便利的地方：先王治理天下，尊贵者彼此抬高，显贵者层层相承，使天下人仰望朝廷的尊严，如同泰山乔岳，不是攀援所能达到。若不是有大功劳和出众才华，就不能轻易得到高位。因此天下人知道有所忌惮，不敢妄想觊觎。如今五尺高的儿童，个个都对公卿之位抱有想法，得到它不知惭愧，得不到便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习惯知道，只要一时侥幸，得到它并不困难。这样一来，普通人就会轻视朝廷。臣愚以为，三名进士之中，如果优先授予一名官职，足以报答他一日考试中的长处；馆阁、台省的职位，未经举荐不得进入。若他确实没有才干，又怎么能进入呢？若他确实有才干，又何必担心没有人举荐呢？这不只是为了爱惜名位器物，也是为了提高朝廷的尊严。第八条说：臣听说古代敌国彼此观察，不是观察山川险要、士马众多，而只是观察人才。高山大江之中，必有猛兽怪物不时显露威势，所以人们不敢轻慢它们。并不是一定要战胜敌人以后他们才会服从，而是要使他们常有所顾忌，不敢轻举妄动；使我们常有所凭恃，不至于胆怯罢了。如今凭中原这样大的国势，却让外族把我们看轻，他们竟敢不断提出烦琐言辞来扰乱我们的听闻；如果他们心中没有一点窥伺之意，又怎么会这样无所畏惧呢？敌国有事时，彼此以将帅相待；无事时，则互相观察，以使者往来。如今所谓使者也太轻率了：说这个人是什么人，担任什么官，就派他充任这种使者；今年派某人，明年应当派某人，后年又应当派某人，仿佛县令派差役，只求平均轮换而已。人的才能本来各有所短，不能强行要求一个人样样专长；机敏善辩、勇敢果断，也不是靠学习就一定能得到的。如今却一定要勉强他们这样做，他们只会仓皇失措、颠倒次序，白白被敌国讥笑罢了。古代大夫出使到国境之外，凡是有利于安定国家、造福社稷的事情，便可以专断办理。如今法令过于严密，竟让小吏拿着简册跟在旁边，稍微迈错一步就随即记录下来；即使有奇才辩士，又怎么能发挥作用呢？敌国看见这种情形，就会认为我们在宴饮会谈之间尚且不能办事，到了军旅之中当然更不会有人才。这样下去，又凭什么破坏他们的奸谋、挫折他们的骄气呢？臣愚昧地认为，出使应当有固定的人选，只选适合的人，不必强求均等轮换。至于那些不适合出使的人，陛下可以用文学、政事方面的才能来责求他们，不必强迫他们在言辞应对上行事而败坏国家大事；同时也应稍微放宽有关法规，使他们能够有所施展。

译况且当今的弊病，是把出使看作艰险危难之事，所以一定要人人平均轮换才肯出任。陛下若在太平时代派遣使者，人人都可以借故推辞；以后遇到紧急情况，要派他们出入死地，难道他们都会逃走吗？这也不是臣只为出使一事而说的。第九件事是：臣听说刑罚可以赦免，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周代制度有“八议”，规定有些人可以议定赦免，却没有规定可以赦免的时机；从三代衰微以后，才开始听说有大规模赦免的诏令。但那些赦免都因为天下发生了非常之事：凶荒流离之后，盗贼横行、污秽积累之余，于是用赦令把天下涤荡一番；尚且不像如今因郊祀而赦免，使天下的凶恶之民可以预先猜知赦免之期而侥幸犯法。平时小民畏惧法令，不敢游移犯法；到了郊祀之年，盗贼公然横行，罪犯充满监狱。治理天下的人从这种做法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又耗散国库钱粮，赏赐那些无用而冗杂的士兵；一次大礼就耗费万亿，赋税征收不得不加重，百姓无法生存，这些都是由此造成的。以陛下节约财用、爱护百姓的心意，并非不想废除这件事，只是考虑到它沿袭已久，恐怕一旦废除，天下会认为陛下薄恩，而凶悍豪强、无赖士兵又可能借此为借口制造变乱；这就是迟迟不敢改革的原因。大概有些事情不能改变却终于不改，其忧患必然更加深重；若加以改革，祸患反而会很快显现。只要既不失去推恩之意，又能用来挽救天下的弊病，臣愚昧地认为，可以在下一次郊祀之年以前，借某件事情作为名义，特地下达大诏，像郊祀赦免和赏赐军士那样，并且告诉天下说：我对天下难道有什么吝惜吗？我是要推行恩惠，只是凶残之民知道我将赦免，便动辄犯法，杀害我的善良百姓。从今以后赦免不再以郊祀之年作为常制，天下百姓难道不高兴吗？不是郊祀之年却得到郊祀时的赏赐，他们哪里还有工夫考虑日后的事情？过四五年实行一次，过七八年再实行一次，然后逐渐全部废除，天下安然无事而不知不觉，这种制度也就日益远去了。况且这种制度出现在五代以后、兵荒交迫之时，本来只是姑息天下、安抚反叛者罢了。后世相沿承袭，不能废除，一直到今天；如今法令明确完备，四方没有忧患，还有什么可害怕而不改革的呢？现在若不为此筹划，使奸人猾吏把百姓养成盗贼，然后再征收租赋去供养骄横的士兵，又加上饥荒，少有不走向动乱的。到了这种时候才想办法，难道还来得及吗？第十件事是：臣听说古代之所以采纳平民的意见，是因为他们地位疏远卑贱，没有什么嫌疑。他们不知道爵禄可爱，所以言语公正；不知道君威可怕，所以言语直率。如今臣侥幸尚未在陛下的朝廷任职，没有什么值得爱惜的，只是想到心中有些事情，是天下的事情，也是陛下的群臣所不敢尽言的。因此请允许臣冒昧直说。陛下提拔任用贤能，想要实现太平，已经多少年了？事情眼看就要成功却总是被废弃，功业尚未完成便又中途停止。陛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陛下若知道原因，那么现在在位的人都足以有所建树；如果还不知道，即使得到千万名贤臣，天下最终也仍然治理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小人的根子还没有铲除。陛下待士大夫很有礼节，凡是在位者都不敢用轻慢戏弄的态度来求得陛下亲近宠爱；然而谗言邪谋能够传到朝廷的原因，天下人都认为是陛下没有疏远宦官的过错。陛下只把他们看作供自己听闻、玩弄的臣仆，却不知道他们暗中残害、阴险奸诈，造成的祸害最大。天下小人没有途径直接到陛下面前，所以全都通过宦官来进见。珠玉锦绣作为贿赂，络绎不绝地运到京城，用来从中阻挠、破坏贤人的谋划。陛下即使不听取、不任用这些人的话，大臣也总有顾忌，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臣说：小人的根本已经被清除了。我私下在道路上传闻，陛下将有意除去他们并疏远他们。如果传闻属实，那是天下的福分；可是臣正因此感到忧虑，还不敢庆贺。古代有些小人受到君子的压制，反而激发成天下的祸害，臣每每为此痛惜。东汉衰败时，宦官掌权，阳球任司隶校尉，发愤诛杀王甫等数人，把他们的尸体肢解后陈列在道路上。常侍曹节经过看见此事，便上奏诛杀阳球。从此宦官掌权，比王甫未被诛杀以前更加严重。后来窦武、何进又想除掉宦官，反而因此遭到杀害。所以汉朝的衰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也无法挽救。君子要除去小人，只有彻底除尽，才不会留下后患。希望陛下思量宗庙社稷的重大，也思量天下可怕的祸患。已经除去的还要继续除去，已经疏远的还要继续疏远。即使经过刀锯诛戮，也必定没有什么真正忠良可惜的了；即便其中有些微小的长处，也不过是在宫禁内洒扫服役的勤劳，对国家大事没有益处。只要务必断绝他们的权力，使朝廷清明，忠言和良策容易传入，天下就平安无事了。只希望陛下不要让事情应验臣的预料，使后世认为臣的话说得有见识，这是臣最大的愿望。以前臣所写的二十篇文章，大略谈论当世的要务。陛下虽然因此召见臣，但臣观察朝廷的意思，只是认为文章辞采稍有可取，未必认为其中的言论可以采用。天下太平无事时，臣常常发表狂妄的言论，因为迂阔而被世人讥笑。然而臣认为，必定会有时候证明它们并不迂阔。贾谊的策略在孝文帝时没有被采用，却使主父偃一类的人在孝武帝时能够取用其中余论而施行。把它施行在孝武帝时代，本来就不如在孝文帝时代采用那样容易。臣虽然比不上古人，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是一个平民，就忽视臣的话；臣怀着不合次序而忧虑国家的心情，冒昧献上自己的见解。况且如果不是陛下召见臣，臣的言论也没有办法传到朝廷。如今臣已经老了，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进言，所以今日说了这样多的话。希望陛下宽容臣，臣苏洵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书写。原编者评论：这篇书信共分十条，虽然多半就当时的利弊来议论，但其中也有光明正大、永不磨灭的见解，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和鉴戒。叶适说：苏洵把自己比作贾谊、曾巩、王安石，这些人都畏惧他的文笔，甚至认为他的文章超过他们。欧阳修把他比作荀卿；嘉祐以后，平民中突然出现这样的人，声名冠绝当时，也足以高出后世。李卖见到王回，哪里敢有这样的指望呢？有人传说，苏洵曾经自带一本书，背诵研习，始终不能见到二位名家；后来偷偷查看，原来是《战国策》。苏洵听说后叹息。这件事虽然未必可信，但看他的遗文，大概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卷三十八。眉山苏轼的文章、赋和杂著。《赤壁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