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七

译熙宁七年，苏轼上奏：臣恭敬地看到，河东、河北、京东这些地方，近年来蝗灾、旱灾接连发生，盗贼逐渐猖獗，如今又不下雨，从秋天到冬天，方圆几千里，麦子都没有下种。臣私下估计，明年春夏之际，盗寇造成的祸患会比今天更加严重。因此冒昧陈述狂妄鄙陋的意见，希望能补救万分之一。臣谨按，山东自上古以来就是国家腹心和根本之地，它同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从前秦统一天下，首先收取三晋，于是其余强敌相继灭亡；汉高祖杀死陈余，赶走田横，于是项氏不能支撑；光武帝也从渔阳、上谷发出突骑，席卷各地而统一天下；魏武帝击败并杀死袁氏父子，收取冀州，然后四方再没有敢于抵抗的人。宋武帝凭借超绝常人的英雄资质，使用武力多年，却不能统一中原，是因为没有得到河北。隋文帝凭着普通人的穿墙偷窃般的智谋，窃取帝位几年便统一海内，是因为得到了河北。所以杜牧论述说，王者得到山东就可以成为王，霸者得到山东就可以成为霸，狡猾的贼人得到山东就可以造成动乱。自唐天宝以后，天下的奸臣在山东割据称雄，经过十一代，耗尽天下力量，最终也不能夺取，直到灭亡。近世贺德伦带领魏博投降后唐，梁朝便灭亡；周高祖从邺都进入京师，后汉便灭亡。由此看来，天下存亡的关键在河北，这是毫无疑问的。陛下即位以来，北方百姓接连流离迁徙，上天降下灾害谴告，也比四方严重；五六年间，一直没有办法弥补这种巨大的变故。至于京东，虽然名义上没有发生事情，也应当经常使那里的百姓安逸富强，在紧急时足以向河北输送物资。缶并竭则垒耻，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然而近年以来，公家和私人都贫乏，百姓不能忍受差役和赋税；如今百姓流离饥荒，议论者不过想要分散出售常平仓的粮食，劝诱有积蓄的人拿出储藏。盗贼纵横，议论者不过想增加告发、赏赐的渠道，严格缉捕的法令，都没有看见什么好处。常平仓的粮食经过多次赈济，所剩已经不多，而饥寒的百姓到处都是。百姓每人得到一升一合，官府却耗费如山如丘。有积蓄的人，按惯例都受到困扰；贫穷的人还没有得到利益，富裕的人却先遭受灾害。从前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假如您自己不贪求，即使奖赏盗窃，也不会有人偷盗。”由此可知，上面不把利益全部据为己有，百姓就有谋生的办法；如果有谋生的办法，又何苦去做盗贼呢？其中凶残的党徒，乐于制造祸害而不肯悔改，就必须严明法令、加重刑罚，杀一人来警戒百人。如今中等百姓以下，几乎都缺少粮食；犯法做盗贼，便是害怕死刑而不做盗贼就要挨饿。饥寒和被弃市处死，同样都是死亡；只是赊延死亡和忍受饥饿，祸患有迟有速。人们相互带领去做盗贼，正是常理。即使每天杀一百人，形势也必定不会停止。假如不是陛下极其明察圣明、极其仁慈慈爱，比较得失哪一种更多，权衡祸福哪一种更重，只须在财利上稍微有所舍弃，打开衣食来源的门，使恩惠深入百姓骨髓，然后赏赐必信、刑罚必罚，以威势克制恩惠；不因侥幸而废弃刑罚，不因灾害伤损而扰乱法令。这样做了，如果人心还不改变、盗贼还不减少，那是从来没有过的。原编者评论：强行抢劫百姓财物，法律应当怎样处理？回答说：这是动乱逐渐形成的征兆，应当杀死而不赦免。放缓处理会导致动乱，被杀的人一定更多；折断它的萌芽，是用杀戮来制止杀戮，是仁政。因饥饿而成为盗贼，所盗不过一斗豆、几斗米、一斛麦，若聚集成群，每群百十人，难道都要全部杀掉吗？回答说：这正是法律故意留下文字空隙，使读书人能够援引经典来裁断的地方。不做盗贼就会饿死，做盗贼就会依法处死，法律不应施加在只能等待死亡的饥民身上，这是很明白的。况且还应有人承担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天灾流行，哪个国家没有过？官吏及早上报并作好准备，百姓就不会饥饿；即使发生饥荒而有所准备，救济方法得当，也仍然不会造成饥饿。到了百姓已经饥饿的地步，官吏的罪过就很大了；还不焦头烂额地把百姓从水火中救出，反而使他们聚集起来抢劫吗？百姓聚集抢劫之后，还不赶紧剪除首领、瓦解他们的势力，反而任由劫掠延续吗？所以，因求生而成为盗贼的人可以宽贷，导致百姓成为盗贼的官吏应当诛杀。奏论浙西灾害的第一篇奏状

译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听说，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没有准备就会失败，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至于救灾、抚恤灾患，更应当及早进行。如果在灾害造成、百姓尚未饥饿时救济他们，所用物资少而救济范围广，不过是减免一部分上供，出售常平仓的官米，没有大的损失却能使人人受益，今年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等到百姓已经饥饿才救济，所用物资多而救济范围小，以至于耗尽省仓储粮，损害赋税收入，只是使官府陷入困境而已，饥民最终仍会死亡，熙宁年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熙宁年间的灾害，起因是天旱米贵，而沈起、张靓一类人没有在事先上报，只顾着设立赏格、禁止粮食出售，富民都争相囤积粮食，百姓没有东西可吃。流民饿死的现象出现后，朝廷才知道此事，开始下令运输江西粮食，并截留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万石来救济；又派人挨门散米，在街道拦住行人发粥，最终仍不能挽救已经形成的饥荒，随后又发生疫病。本路死亡五十多万人，城郭萧条，田野成为废墟，两税和课利都失去了原有数额。查核熙宁八年，本路免放税米一百三十万石，酒税收入减少六十七万多贯，大略计算所损失的共计三百二十多万贯石，其余耗散的更无法全部计算。直到现在，转运司贫乏得连手也抬不起来。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没有预先处置的过错。去年浙西几个州郡，先发水灾，后遇旱灾，灾情并不比熙宁年间轻；然而两位圣明的君主仁慈而明智，在去年十一月中首先发布恩诏，截留、拨给本路上供的斛豆二十万石，用来贩运救济；又在十二月中减免转运司元祐四年的上供额三分之一，折合米五十多万斛，全部用这笔钱购买银和绢，上供一点也没有亏损县官。命令下达之日，各地都欢呼；官府停止收购后，米价自然下降；又从正月起开仓出售常平米，同时免除数路税务所征收的五谷力胜钱，并且赐给度牒三百道来帮助赈济。本路安定平静，于是没有一个人饿死。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预先处置的力量。由此看来，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没有准备就会失败，祸福的差别竟有这样大。恭敬地想，两位圣上怀有天地父母般的心情，看见百姓疾苦，便竭力救助他们，原本并不计较费用多少；但臣愚昧无知，只知道权衡利害的轻重，计算得失的大小，认为这就好比普通百姓之家置办田庄、招募佃客，本来是希望取得租税，并不是为了行仁义，但即使这样，遇到水旱灾年，也必须免除佃客的欠租，借给他们种粮。因为主人确实担心佃客逃散、田地荒芜，日后的损失一定会加倍超过今天。何况拥有天下、统治万民，却不考虑后果吗？臣从去年以来，屡次诚恳进言，屡屡冒犯圣听，实在是担心陛下的佃客逃散、田地荒芜。去年杭州的米价，每斗曾达到八九十钱；从今年正月以来，米价逐日下降，到五六月间，浙西几个州郡大雨不停，太湖泛滥，各地都损害了庄稼。六月初，米价又上涨，到七月初，每斗已达到一百足陌钱。如今新米已经上市，而常平仓的官米却不敢继续出售，灾情恐怕会比去年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去年的灾害像人刚开始生病，今年的灾害像病情再次发作；病状虽然相同，但人的气力已经衰弱，恐怕难以支撑。又因为春夏交际时雨水调和，浙地百姓以为会有丰收，家家典当、出卖财物，借债取息来经营田地，车水、筑圩几乎遍及高低各处，投入的本钱已经很重，眼看就要等到成熟，却被淫雨和风涛一下子毁坏了，百姓的穷苦实在比去年加倍。近来将官刘季孙到苏州巡视军训，臣秘密让刘季孙沿途访察，刘季孙回来对臣说，这几个州不只是淫雨为害，又有许多大风掀起潮浪，堤坝、圩岸的土方大都破损；湖州的水流入城中，百姓家中都积水一尺多深，这是去年没有的情况。转运判官张王寿从常州、润州回来，所说的情况大致相同。他说，亲眼看见吴江平望一带水深八尺，有一家人全部的田苗都淹没在深水中，父子聚在一起哭泣，只能用船筏捞取，说其中一半米粒还可以炒来吃，青色稻穗暂且可以拿去喂牛。即使从现在起雨就停止，也已经不可能是丰年；何况雨是否停止还无法知道，那么来年的忧患就不再是今年所能相比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去年杭州所管常平米有二十三万石，今年已经卖掉十五万石，虽然还剩八万石，但出售还没有停止；又因为去年灾伤而免税，和籴又没有实行，省仓关卡所存的上述八万石常平米，只够兑拨充作军粮，已经没有现存的粮米了，只有出售常平米所得的钱近八万贯；然而钱并不是救济饥荒的物资。如果来年米价更加昂贵，钱更加贬值，即使积钱如山，最终也没有用处。熙宁年间，两浙市易司发放钱一百万缗，百姓无论贫富都能领取使用，但却买不到米，因此拖着罗纨、系着金玉、横尸道路上的人多得数不清。如今浙东浙西大体都已经卖过常平米，现存的极少，熙宁年间的忧患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人们眼前了。臣才能浅薄，加上年老多病，而一路百姓的生计和忧患都由臣承担。臣承受皇恩已经很深，不敢另行请求调任闲散州郡，日夜思考救济来年饥荒的办法，实在没有更好的策略，只有在秋冬之间不惜高价，多买常平米，以备来年出售。如今浙西几个州的米已经歉收，而转运司又掌管每年上供的一百五十多万石斛斗；如果两方面争相买米，米价一定大涨，饥荒将更加逼近。若和籴不能实行，来年青黄不接之时，常平仓只有钱而没有米，官吏只能拱手坐视百姓死亡；而这里连接瓯地、闽地，盗贼聚集，或许还会发生意外祸患，到那时即使诛杀臣等，又怎么能补救已经造成的失败呢？因此必须把实际情况详细上奏。伏望陛下将臣的奏章备录，下达户部以及本路转运司、提刑司两路钤辖司，迅速共同筹划来年是否应当准备常平斛豆出粜救济饥荒。如果认为应当准备，就分别列出各州所需数目；臣已经估计，杭州需要二十万石。还请各司筹划应当怎样处置，使米价不至于大幅上涨，并能收购足够的粮米。如果各司认为不必准备粮米出售救济，就命令各司分别具结保证，说明来年确实不会出现饥民和流民，然后连同承担的罪责上奏。由于如今已经进入秋季，距离和籴的时日不多，等到筹划、往复请示、取得圣旨，只怕来不及办成事情。伏乞陛下详察，迅速赐下指示。臣屡次冒犯天威，战栗待罪，惶恐至极，谨将此事记录上奏，恭候敕旨。

译原编者评论：朱子曾说：救济荒年的办法，在于尚未发生荒年以前就做好准备；如果等到已经荒年，还有什么办法呢？这话说得极其正确！后世负责治理百姓的人，眼看哀鸿遍野，却还想堵塞上闻，能够像苏轼这样未雨绸缪，以忧惧和忠爱之心替百姓请命吗？这篇文章真是醇厚到了极点，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好的文章难道在于声调格律工巧吗！论积欠状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上奏：我听孔子说过：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就可以让他们拿起武器作战了。百姓富裕之后再加以教导，然后才可以让他们参军作战。古代所说的善人，距离圣人还差得很远。如今两位圣上临朝已经八年，仁慈、孝顺、慈爱、节俭，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可是国库日益困乏，农民日益贫困，商贾不能流通，水旱灾害接连不断。凭着圣上的资质，却没有达到善人的成效，臣私下对此深感痛心。臣每到一地都访问年长者和有见识的人，暗中探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们都说：现在百姓承受宽厚的政策，没有别的疾苦，只是被积欠压迫，好像背着千钧重物行走，能够不倒下就算幸运了，哪里还有空抬头振臂，在求得一顿饱饭之外经营谋生呢！如今大姓富家，过去号称无比户的，已经都被市易法弄得破败，所剩没有一两家；其余从小民以上，大多都有积欠。监司督促知州县令，知州县令督促吏卒，文书每天送到百姓家门，鞭打天天加在他们身上，即使有白圭、猗顿那样的富人，也会变成柴门陋室的穷户。自祖宗以来，每逢颁布敕令，总要说：凡是拖欠官府财物，没有侵吞、欺骗、盗用的，以及虽有侵盗而本家和伍保人都没有家产的，一并免除放弃追征。祖宗并不是不知道官物损失、奸民侥幸逃脱的弊端，只是百姓已经穷困枯竭，没有办法维持生活，即使加以鞭打，最终也什么都得不到。放缓追究，就会被奸吏蚕食；逼迫过急，就会成为盗贼借以作乱的凭借，所以干脆一并免除，天下就会心悦诚服。即使有水旱灾害和盗贼，百姓也不想作乱，这就是舍弃虚名而取得实际利益。自两位圣上临朝以来，总是把免除积欠作为首要事务；登极赦令、每次郊祀大赦，或者根据事情发布的指挥，都采取宽厚办法。如今所催征的欠负，有十分之六七本来都是圣恩所准许免除的。但官吏刻薄，与圣恩相违，玩弄文书、巧加诋毁，使本应免除的不能免除。监司把催欠作为职责，知州县令上受监司逼迫，下受胥吏驱使。大体上，一个县如果有一千、几百家被监催，那么县里的胥徒就个个欣喜，每天都有所得；如果一旦免除，这些人就会寂寞而无所收获。若不是有力量的人家纳赂行贿，谁肯执行恩赦、免除欠负呢？而积欠之人都已经接近寒饿，哪里有钱行贿？其中贫困到一无所有、无从蚕食的人，县中胥吏就教他们牵连普通人，有的说某人私下擅自买卖抵押产业，有的即使并非私下交易，也说买价不当，像这样牵连扩散地追查扰害，从甲牵到乙，从乙牵到丙，没有穷尽。每次限期都空着身子到官府，有时经过三五次限期才得到一二百钱，称作“破限”。官府实际得到的极少，而胥徒所取的几乎没有一天落空。民间把这些人称为县胥的食邑户。唉！圣人在上，却使百姓不能成为陛下的赤子，反而都成了奸吏的食邑户，这是什么道理呢？商贾贩卖货物，按惯例没有现钱，如果使用现钱，就没有利息可得，必须今年索取去年卖出的货物款，明年索取今年赊欠的款项，这样才能完成结算，彼此周转。如今富户先已破败，中等人家又有积欠，谁还敢赊卖货物？于是商贾自然不能流通，这就是酒税课利日益亏损、城市中的房屋廊舍日益空置的原因。各路连年水旱，上下都知道，但转运司困于财用，按惯例不肯免税，即使免税也不完全照实办理。虽然没有明文指挥，却用喜怒向官吏暗示，谁敢违抗？所以各县按惯例都拖欠税额。把两税所欠数额核对起来，再按实际情况查验、免放，对官府没有任何益处，却使百姓遭受追扰鞭打的痛苦。近来诏旨规定，所有积欠都分成十期催缴，总计五年缴清。圣恩深厚，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可是有关部门却认为只有已经批准缓催的才能依照十期的指挥办理，其余都要一并催缴。即使全部依照十期办理，吏卒也一定不肯分期少取他们索要的钱物。百姓既然没有缴足，追逼扰害就会一直存在。即使分成一百期，也和一期没有区别。臣先后任知杭州、知颍州，如今又任知扬州，亲眼看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的百姓，都被积欠压迫，日益穷困窘迫，死亡过半，而欠籍还不撤除，以至于两税亏欠，课利流失，农民和商人全都受害，公私两方面都陷入困境。由此推及，天下大体都是这样。臣从颍州调任扬州，经过濠州、寿州、楚州、泗州等州，所到之处，麻麦茂盛如云。臣每次屏退吏卒，亲自进入村落访问父老，他们脸上都有忧色，说丰年还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时，百姓虽然缺粮，只要节衣缩食、减少饮食，仍然可以活下去；如果在丰年大举催征积欠，胥徒守在门口，枷棒加在身上，那么百姓想求死也不能。说完这些话，他们流下眼泪，臣也不知不觉流泪。又一路所到的城邑，多有流民，官吏都说因为夏麦已经成熟，官府大举催征积欠，所以流民不敢回乡。臣听孔子说：苛刻的政治比老虎还凶猛。过去我常常不相信这句话，现在看来，几乎还有过之。水旱灾害杀人，已经比老虎多百倍，而百姓害怕催征积欠竟比害怕水旱更厉害。臣私下估计，每州负责催欠的吏卒不少于五百人，以天下计算，这就是常有二十多万只虎狼散布在民间，百姓凭什么能够安生呢？朝廷的仁政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臣到任以来，每天都把查察本州积欠作为要务。对于按道理和已有条文应当免除、而官吏不肯执行的，臣立即下令本州一律免除完毕；对于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文尚无明文规定的，暂且命令本州停止催征，等候朝廷指示；对于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文有所妨碍的，臣也不敢停止催征，只好分别列举利害，上奏请求圣旨。

译原编者评论：宋朝自从青苗法、市易法等施行以来，百姓没有不欠官府财物的；一二十年之间，天下没有不陷入水深火热的。看苏轼这篇奏状，情况一条条都写得清楚，实在令人流泪。王安石的罪过，确实上通于天。古代农民务农、商人经商，除了缴纳正税供给官府，不与官府交往财贿。子产的话记载在《春秋》中，这不只是治理政事的体制应当如此。市井交易这种事情，必定不能由官府与百姓共同办理。普通百姓争逐微利，只在锥尖刀刃般的细小利益上，依靠积少成多；如果不亲自经营，往往就会被侵吞。如今官府只有一个，而百姓有成千上万，显然不可能亲自处理每一件事。若不交给胥徒办理，还能交给谁呢？出纳既然经过胥徒之手，百姓损耗的财物就有十分之七八，而官府收入的还不到十分之二三，这是必然的道理。久而久之，便都会形成积欠；形成积欠以后，官府财物白白损失，百姓却把负担留给子孙，只有胥徒不耕作而获得的利益永远不会荒废。因此，官府经营田庄土地、以官本进行贸易，对于官府来说无异于把货物丢在地上，而百姓已经不堪其扰，都不是良善的政事。何况还要放债取息呢？王安石把这些办法推广实行到天下，难怪把太祖、真宗、仁宗、英宗一百多年休养生息的事业，一旦之间弄得如风卷残云、热汤浇雪般消失。论纲梢欠折利害状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上奏：臣听说唐代宗时，刘晏任江淮转运使，开始在扬州制造转运船，每船载一千石，十船编为一纲，由扬州派军将押送到河阴。每造一船，耗费一千贯钱，而实际花费不到五百贯，有人讥笑他浪费。刘晏说：大国不能用小办法治理，凡是创置制度，都必须谋求长久。船场既然兴办，办事的人不止一个，就必须有余剩的钱粮来供养众人；私人使用不困窘，官府的物资才能牢固。于是刘晏在扬子县设置十个船场，派十名专知官管理；不到几年，这些人都变得富足。五十多年间，船场没有破败，粮食运输也没有中断。到了咸通末年，有一位杜御史，开始把一艘载一千石的船分造为两艘载五百石的船，船于是开始损坏。吴尧卿任扬子院官时，又开始核定每船实际应使用的物料数目，按照核定数目估算拨钱，不再留出宽余。十户专知官立即陷入饥寒，船场于是败坏，粮运也接续不上。不久便发生了黄巢之乱。刘晏造船花一千贯，留出五百贯，正是给有关人员欺骗隐瞒、侵吞使用的资本。按照如今那些见识少、听闻浅的君子的说法，这可以说是疏忽荒谬到了极点。然而刘晏每年运输四十万石，应当使用四百只船，五年更换一次，每年制造八十只船。每只船留出五百贯，一年损失四万贯；而吴尧卿不过是替朝廷每年节省四万贯罢了。得失极其微小，却使粮运不能接续，因而酿成天下的大祸。臣由此知道，天下的大计从来都是成就于气度宏大的士人，却败坏在见识短浅的小人手中。国家财用的大事，是安危祸福的根源，希望今后常常不要同见识浅陋的小人谋划这些事，这样就可以长久而不失败。臣私下见嘉祐年间，张方平任三司使时，上奏论述京师军粮储备，说：如今的京师，就是古人所说的陈留，是四通八达的地方，不像雍、洛有山河险要可以凭借，只能依靠重兵来建立国家。军队依靠粮食，粮食依靠漕运；漕运一旦亏损，朝廷就会无所措手足。于是他谋划十四条对策，其中一项说：粮纲运到京师，每年短少的不少于六七万石，都用折算、会计来偿补填充，发运司却不再承认责任，这不是祖宗旧有的做法。臣由此知道，嘉祐以前每年运输六百万石，而把亏欠折损六七万石看作数目很大。臣听说去年只运输了四百五十多万石，而亏欠折损

译大约达到三十多万石，漕运制度败坏到这种程度。臣到任不久，所审断的粮纲亏欠折损案件中，受到牵连而被判徒刑、流放的人数不胜数。他们的衣粮都耗尽在补偿亏折上，船只车辆都因拆卖而毁尽，有的抵押妻子、卖掉儿女，饥饿消瘦、孤苦伶仃，聚集起来就成为乞丐，分散出去就成为盗贼。我私下估计，京师以及沿河各郡，大体都如此。朝廷的大计、百姓的大患，像臣这样的人难道可以坐视而不救吗？臣于是向官吏询问，才知道金部竟敢凭私人意愿创立这条规定，没有取得圣旨，便公然下达执行。这不只是没有道理地苛刻剥削、败坏祖宗法度，而且臣下的私意竟能废止和阻挠制敕，监司、州郡全都盲目奉行，没有人敢追究。这难道是小事吗？臣谨按，一纲有三十只船，而税务监官不过一人，不知他如何能够随船逐一查点，在同一时刻查遍三十只船，又不把船扣留在岸边。一只船接受查点，其余二十九只船都必须停在岸边等候，这明显是违背条文、玩弄法律、拆解文书、破坏敕令。如果以随船查验为名，公然扣留船只查点，和儿戏没有区别。臣听说各州大多是从元祐三年以后才开始实行随船查验收税，实行数年后，弊端才显现出来。纲船和梢工既然都已经赤贫，妻子儿女流离失所，性命都难以保全，即使加以刀锯之刑，也不能禁止他们盗取物资。这个弊端不革除，臣恐怕今后的亏欠折损不止三十多万石，京师军粮供应不能接续，那祸患哪里说得尽呢？扬州税务从元祐三年十月开始实行随船查验收税，到元祐六年年末，三年间总共收到纲粮税钱四千七百多贯，长短相抵，每年不过收到一千六百贯钱。以淮南一路来说，真州、扬州、高邮、楚州、泗州、宿州六州军所得不过一万缗；但各地税务专栏因为金部、转运司允许随船查验，便借此作奸、故意刁难、索取财物，所得是官府收入的十倍，以至于纲船和梢工全都穷困得骨瘦如柴，也再没有富商大贾肯把货物交给他们搭载，因此他们只好专门依靠盗取官米，便不再有所限制。拆卖船板，往往使船板全部耗尽；事情败露后就入狱，以性命偿还官府。显然这是金部和转运司违反条例、苛刻剥削，得到一千贯纲粮税钱，却使朝廷损失三十多万石纲运粮米，利害关系非常清楚。如今仓部不去考察纲运造成亏欠的原因，却说是仓司的斗子向纲船、梢工索取钱物，才导致亏欠折损，于是制定法令，要求真州、扬州、楚州、泗州的转般仓和行仓一同实行仓法，并且各处斗子仍只保留一半。命令下达的那天，扬州转般仓的四十名斗子都来请求臣替他们陈情，全部请求回乡务农。臣暂且多方压制、安抚并劝解，让他们退回原职。臣考察情况，认为这项法规如果实行，现有的斗子必定会四散离去。即使另行招募，未必没有人来，但他们必定都是轻浮放荡、把生命看得很轻、不怕重法的人。官府发给他们的钱粮，绝不能养活全家，他们免不了要索取财物；既然触犯重法，就必须收受重贿。押纲官、纲梢等人知道专管斗子的情况，如果不接受贿赂，就一定不给出宽余的斗子面，必然难以交纳。因此他们必定多方秘密行贿，不会等到被索取之后才行动，这是必然的道理。臣仔细观察近来仓部制定的条约，全是枝节小事，并不是关系利害的大根本。为什么呢？熙宁以前，朝廷内外都没有仓法，也没有如今仓部所制定的条约，但每年运输六百万石，亏欠折损不过六七万石。原因是朝廷舍弃商税这点小利，用来养活纲船和梢工；沿途官司又遵守编敕和法度，不敢违反条文随船查验收税，所以纲船和梢工衣食充足，爱惜性命，保全官物，事实和道理都十分明显。臣已经责令本州税务提交文状，文状称：随船查验不过查得一船，其余二十九船不得不留在岸边等候，明显有违碍之处。

译臣随即已经依据元祐编敕备文晓示，今后不得再以随船为名，违反条文强令船只停在岸边接受查验。对于税务官吏，臣将依照本州以及仓部、发运司、转运司的指挥办理；这不是臣擅自制定的条文，所以不敢立即进行审问追究。至于其他州军的税务，不属于臣管辖，无法一律下令。请求朝廷重申元祐编敕中“不得勒令住岸”的条文，严加约束并下达执行；同时请求废止近来仓部奏请制定的仓法。还请追问金部官吏：他们没有取得圣旨，擅自创立随船查验的办法，苛刻剥削兵士和梢工，败坏纲运，贻误国家大计；并追究发运司、转运司官吏，按照各人的情节和罪行施行惩处。这样或许能使今后刻薄的官吏不敢任意行事，不再取小利而损害大局、得到一项而丧失百项。臣听说东南粮运关系国家大计极其重大，所以祖宗以来特意设置发运司，专门负责此事。既然选任十分慎重，威令自然能够施行；像从前许元一类人，都能约束各路，主持纲运。监司、州郡以及各个场务，哪里敢不合理地苛刻剥削、故意刁难？只要发运使任用得人，稍微给予他办事的权力，东南大计自然能够办成，哪里还需要朝廷另行制定仓法？这件事最为简便，关键只在朝廷留心罢了。臣谨将元祐编敕以及金部擅自实行随船查验的指挥条文列举如下：一、依据元祐编敕，各纲运船筏到岸后查验并缴纳税钱；如果违限，或在限期内无故扣留，或无理搜查，或约束、呵喝收取没有名目的税钱，各判徒刑二年。对于新钱纲和粮纲，沿途不得强令停在岸边查验；即使有夹带、漏税或违禁物品，经过的地方也不再追究罪责。船到京师，在通津门下锁，也依此办理。一、依据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书金部的公文，省部审查认为：监视粮纲运输时，虽然不得扣留在岸边，但如果随船查验确实发现有应纳税的货物，自然应当依照规定从宽收取税钱，并不是完全不许缴纳税钱；如果根本没有应税货物，自然不得依照规定呵喝、估貌收税，事情的道理非常清楚。以上这些，如果朝廷全部采纳臣的意见，必有五项好处：纲船、梢工衣食充足，爱惜性命而畏惧法律，粮运不会大幅度陷失，这是第一项；可以减少徒刑、流配之刑，消除流亡和盗贼的祸患，这是第二项；梢工衣食既然充足，人人都会自重，把船当作自己的家，既免于拆卖，又能经常修缮完好，节省各处船场的费用，这是第三项；押纲官、纲梢所搭载的货物，官府不查验，专门拦截的人就没有借口索取财物；但梢工自己领货到税务缴纳相应税钱，以防止被告发，积少成多，所得未必比今天少，这是第四项；自元丰末年废除市易务、导洛司堆垛场以来，议论的人认为商贾必定会逐渐恢复流通；可是如今已经八年，丝毫没有这样的效果，京师的酒税课利都亏损，房廊、邸店全都空置。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祖宗以来，允许纲运船搭载商货，既免征税，脚钱又轻，所以货物能够流通；沿途虽然失去商税，京师却坐享富庶。自从导洛司废除，淮南转运司暗中收取这项利益；数年以来，官府用度窘迫，转运司督促各地税务，一天比一天紧，因此商贾完全不能流通，京师坐待枯竭。如今如果实行臣的策略，东南商贾长期闭塞后突然恢复流通，他们到来的数量一定会加倍，那么京师公私方面，几年之后必定恢复原有景象，这就是第五项好处。臣私下见近来官府和私人都轻视玩弄国家法令，已经习惯成风；如果朝廷认为臣的意见不对，臣不敢逃避妄言之罪，请求赐予严厉惩罚；如果认为臣的意见正确，就请求完全按照道理施行，稍有违背，必定严惩不赦，那么臣所陈述的五项好处就可以早晨施行，晚上见效。谨将此事记录上奏，恭候敕旨。原编者评论：国家财用是安危祸福所系的大事，掌管财用的人不可不读这篇文章。我还曾这样论述：士人和百姓之家，奢侈浪费过度，子孙必然贫困；然而贫困之后，往往还有贤能的子孙重新兴起。唯独那些吝啬积财的人，一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却常常落得斩断香火、无人祭祀，或者被子孙败坏家业，最终灰飞烟灭。上天的报应为什么一定这样呢？深入思考其中原因，大概是财物是人赖以养生的东西，而它在天地之间流转的总数只有这么多；这里丰厚了，那里就会减少。所以过度奢侈浪费的人，就他本人而言是奢纵，但他散布到天地之间的财物，必定会被不知是谁的人获得，并使获得者得到养育。只有收入而不支出，自己虽然未曾享用它，却使养生的物资积聚而不流通，那么也必定有不知是谁的人无法得到它的养育；这种造成的影响是在无形之中发生的。士人和百姓所能影响的范围已经很狭小，尚且会这样，何况君主把天下看作一家，天下各种各样的人都是应当养活的对象，却还可以锱铢必较，竭力搜刮征求，使天地用来养育人生命的物资不能养活人，甚至反过来因此损害人的生命，这难道不是师旷所说的抛弃天地的本性吗？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译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苏轼上奏：臣听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下情是否能够上达。政治清明达到极点时，即使普通百姓也都能自行通达上情；大乱达到极点时，即使近臣也不能自行申达。《易》说：天地交合，就是泰卦；其卦辞说：上下相交，志向相同。又说：天地不交，就是否卦；其卦辞说：上下不相交，天下就没有国家。所谓没有国家，就是亡国的意思。上下不相交，那么即使有朝廷和君臣，亡国的形势也已经具备了，能不畏惧吗？臣不敢再引用衰世昏君的事情，只说唐明皇吧，他是中兴之时刑罚废置的君主。然而天宝末年，小人当权，下情不能上达，于是鲜于仲通率领二十万人全军覆没在泸南。明皇不知道，逐渐酿成了这个局面。到安禄山反叛时，叛军已经渡过黄河，明皇还把他当作忠臣。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上下情形不能沟通，耳目被堵塞蒙蔽，渐渐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臣在经筵任职时，曾多次论说这件事。陛下执政九年，除了执政大臣和台谏官以外，从来没有同群臣接见；然而天下人并不认为这是错误，是因为大家认为垂帘听政之时不得不如此。如今祥除礼结束、开始亲自听政，应当把沟通下情、排除壅塞作为急务。臣虽然不肖，蒙陛下擢用为河北西路安抚使，那里是沿边重地，此任在河北西路居首。臣曾经尽心上奏议论此事，陛下也应当留意听取采纳。祖宗的法令规定，边帅应当上殿当面辞行，而陛下却以本任缺少官员、迎送接待的人太多为理由，下旨拒绝臣，不让臣上殿，这是什么道理？臣若等候上殿，不过再耽搁十天；本任缺少官员，自有转运使权摄，并不会耽误事务；迎送接待的人众，不过再支给十天粮食，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听政开始之初，将帅不能见陛下一面就离去，有见识的人都说陛下厌恶听取人言、轻视边防事务，这个征兆已经显现在这里了。臣任讲读官，天天侍奉帷幄前后五年，可以说是亲近之臣；如今将要戍守边疆，却不能见陛下一面就出发，何况疏远的小臣想求得自我申达，就更困难了。《易》说：天的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我奋发、永不停止。又说：帝王出于震方，万物在离方相见。圣人兴起，万物都能看见。如今陛下刚开始听政，却不实行顺应乾卦、出于震方、显现于离方的道理，废弃祖宗亲临遣送将帅的旧例，反而沿袭垂帘听政时不得已而实行的政务，这正是朝廷有识之士惊疑忧虑的原因。臣不能上殿，就臣个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利害；但在陛下开始听政、天下都注目的时候，对圣德的损害却不小。臣已于本月二十七日出发，并不是为了求得入殿应对。然而臣起初本来等候上殿，是想稍稍效尽愚忠；如今也不敢因为不能面见陛下，就废弃这番进言。只希望陛下体察臣的诚心，稍加采纳。古代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一定先处在幽暗之中观察光明，处在安静之中观察动静，于是万物的实情全都呈现在眼前。过了几年，自然知道利害的真实情况，辨明邪正的实际情形，然后再顺应事物有所作为，因此一旦行动就没有不成功的。臣敢用小事来作比喻：驾船的人常常担心看不见水道的曲折，而站在水边观看的人却常常能看见。为什么呢？驾船的人身处运动之中，而站在岸上的人常处于静止状态。下棋的人对胜负形势，即使是国手也有看不完全的时候，而袖手旁观的人却常常能够看尽。为什么呢？下棋的人有意争胜，旁观者却没有这种心思。旁观者既保持安静又没有私心，天下还有谁能欺骗他呢？汉景帝即位不久，首先任用晁错，变更法令，削弱诸侯的封地，于是酿成七国之乱。景帝往来于两宫之间，忧惧寒心了好几个月，终身不敢再谈论用兵。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想要用兵，对四方夷族施加武力，战争和祸患接连三十多年，之后才下达哀痛诏书，封宰相为富民侯。臣由此知道，古代英明睿智的君主，勇于创立事业，却没有不后悔的。景帝后悔得早，所以变乱后又恢复安定；武帝后悔得晚，所以几乎造成混乱。虽然悔悟早晚不同，导致安危略有差异，但与始终保持安静、没有私心、从头到尾不后悔的孝文帝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如今陛下圣明智慧超过常人，正值盛年，臣希望陛下虚心循理，一切暂且不要施行，默默观察各种事务的利害以及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为期限，等到获得利害的真实情况、辨明邪正的实际情形，然后再顺应事物有所作为，使行动之后天下没有遗憾，陛下也没有遗憾，上下共同享有太平的利益；那样即使把终南山的竹子全部用尽，也不足以记录圣上的功劳，把三宗的寿命合在一起，也不足以报答圣上的德行。由此看来，陛下有所作为，唯一应当担心的是太早，不必担心稍微迟一些，这已经很明白了。臣又听说，治理政事好比使用药方。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达到大治，实际上也没有大的疾病。古人说：有病而不治疗，往往还能得到中等的医治。虽然不能完全除去小病，却远胜于误服劣药，为了侥幸求得一点利益，反而遭受无可救治的祸患。臣担心急于求成、贪图近利的臣子，动不动就劝陛下轻率地进行变革，所以特意进献这番意见，冒昧希望陛下深信古人的话，暂且守住中等医治那种安稳、万全的策略，不要被劣药所误，确实损害社稷宗庙的利益，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臣不胜忘却自身、忧虑国家的诚心，冒死进言。谨将此事记录上奏，恭候敕旨。原编者评论：据本传记载，哲宗元祐八年，宣仁皇后去世，哲宗亲自执政，苏轼请求出任外官，于是以端明殿侍读两学士的身份出知定州。当时国策将要改变，苏轼不能入殿辞行，出发后上书说了这些话。曾经考察宣仁皇后临朝时，完全革除了神宗时期的弊政，千古以来都称她为女中尧舜；但当时奸邪小人拿着“儿子不应改变父亲的政令”这种说法煽动哲宗，而当时的贤臣也只是以宣仁所定的政策为“母亲改变儿子”，不是以哲宗“儿子改变父亲”来辩说，没有能够把道理研究到底。假如儿子不能改变父亲，那么宣仁临朝虽然可以说是“母亲改变儿子”，但哲宗继承皇位之后，归根到底也是“儿子改变父亲”，这就和掩耳盗铃没有区别了。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理，可以称为孝了。曾子说：孟庄子不改变父亲的臣子和父亲的政令，这是难以做到的。熙宁年间的大臣动不动就说绍述，拿孔子、曾子的这些话作为依据，依从字面却不知道不能因为文句而损害言语的意义、不能因为言语而损害说话者的本意，这是侮慢圣人之言。所谓道，就像道路一样，九方通达的大路，从西往东、从南往北，都可以通行；然而父亲从东方来，儿子三年内不敢从西方去，是因为不忘记父亲。

译孟献子的臣子中应当没有奸邪小人，孟献子的政事中应当没有弊政。孟庄子当时难道没有可以任用的臣子吗？孟庄子处理政务，难道没有自己另外提出、可以付诸施行的意见吗？然而孟庄子只任用父亲过去的臣子，只遵循父亲过去的政令，是因为不忘记父亲，所以说这是难以做到的。凡是像这样的情况，都是父亲所实行的、合乎道的事情；在道理有两种都可以的情况下，必定遵从父亲所认可的做法，对天下没有什么损害和增益，却有多余的孝心，这是圣贤深为赞许的。若父亲获罪于上天，使百姓受害、使家族凶祸、使国家遭难，人人都知道那不是正道，却还说“这是父亲的道”；等满三年，又说“这是父亲的臣子”，最后还要任用他们来推行父亲的政事，那么《易经》所说“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就不应当这样解释。父亲在世时，尚且有委婉劝谏的文辞和诤谏儿子的道义；父亲去世后，儿子悲痛迫切，应当迅速弥补父亲的过失，怎么能说“我将继承他的事业”呢？这实际上是在宣扬父亲的恶行，使他的凶祸世代延续。却还说孔子、曾子有明确教训，难道不是侮慢孔子、曾子的言论吗？孔子在《易》中解释说：治理父亲遗留下来的弊病，心意在于承继先父。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有父子之间的亲情；而之所以有父子亲情，也是因为他们首先都是人。这样的亲情出于人的本性，并不是刻意追求才有的。即使桀、纣的恶行，是桀、纣的欲望所造成的，也不是他们的本性；桀、纣死后，他们的欲望便随之湮灭而不存在了，但他们的本性却虽死而不亡。假使武庚禄父能够克服自己的蛊惑，改变父亲的政令而使天下百姓安定，那么也不能不说他是有意继承先父志业的。既然不能说桀、纣的本性是恶的，那么也不能说桀、纣没有这样的意图。何况宋神宗确实有振作奋发、追踪前代圣王的志向，只是由于见识不明、处置不当，被群小蒙蔽，以致失败。到了晚年，他才后悔，但又受到气性拘束和外物蒙蔽，吝于改过，不能战胜自己。推究他的本意，难道是想让百姓流离失所、军队覆没吗？所谓孝，就是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继述前人的事业。前人的志向确立了，后人能够实现前人的志向；前人的事业确立了，后人能够完成前人的事业。因此不说“继承父亲的志向和事业”，是因为那容易被误解为只是顺从父亲的欲望。假如把顺从父亲的欲望当作继承和继述，那就不是所说的前人的志向和事业了。况且只知守成而不改变，谁做不到呢？又怎么称得上善呢？上天有四时，即春、秋、冬、夏；四时相互更替，也如同父子之间的关系。春季退去而夏季代替，夏季仍是春季的后代，却把温暖改变为暑热。夏季退去而秋季代替，秋季仍是夏季的后代，却把暑热改变为凉爽。假使四时拘守旧状而不变化，万物就会全部灭绝。何况五纬运行失常、六气发生变化，却想把这种失常和变化固定为常态，还说：“我这是在继承和述行先人的事业。”难道这是孔子、曾子的教导吗？古语说：“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是后面事情的老师。”既然如此，前代事情中有疑惑，就会成为后代事情的疑惑。学习必须讲明之后才会明白，所以孔子说：“学问不能讲明，是我的忧虑。”人人都知道哲宗所谓绍述是错误的，却又不能不对孔子、曾子的话产生疑惑，正是“母亲改正儿子便算非难、儿子改正父亲便算不孝”的说法混淆了是非，不能不加以讲明。如果确实懂得哲宗的绍述是不孝，那么孔子、曾子教导孝道的意义就完全明白了。卷四十八 眉山苏轼文第十一篇札子 《论述灾异、赏罚及修治黄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的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