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九

译呜呼，悲哀啊！您生在世上，共六十六年。百姓失去了父母，国家失去了蓍龟，斯文失去了传承，学者失去了老师。君子失去依靠而恐惧，小人失去畏惧而肆意妄为。譬如大河和高山，看不见它们运动，却难以计算、全面知晓它们给万物带来的功利。如今您去世了，百姓失去了仰赖庇护的人，朝廷失去了考察疑难、裁决大事的人。斯文变成了异端，学者甚至以夷狄之学为用。君子认为无所作为就是善，小人则洋洋自得，认为自己正逢得意之时。譬如深渊大泽，蛟龙消失、猛虎远去，妖怪便杂然出现，泥鳅鳝鱼起舞，狐狸放声嚎叫。从前您尚未被任用时，天下以此为忧患；等到您被任用，又嫌您来得太迟。等您辞去职位离开时，没有人不希望您重新被任用；到您请求退休归乡时，没有人不惆怅失望，却还抱着万一的希望，庆幸您还没有衰老，谁说您不会再对这个世间有所作为呢？没想到您突然一去，竟无人能追随挽留。难道是厌恶世道混浊，洁身而去吗？还是百姓没有福分，而上天不肯把您留给他们？从前我的先父怀抱才德而隐居世外，不是您就没人能够使他出仕；而我不肖无能，凭借机缘出入您门下，接受您的教诲，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听到您的死讯，按道义本应匍匐前往吊唁救助，却因为贪恋俸禄而不能离去，惭愧得像古人那样扭捏，只能把这封信跨越千里寄去，借此寄托一点哀思罢了。大概对上是为天下悲痛，对下是哭泣自己的私情。呜呼，悲哀啊！原编者评论：茅坤说：欧阳文忠公了解苏子瞻，苏子瞻因此写这篇文章祭奠他，使眼泪流入九泉。《表忠观碑》熙宁十年十月戊子，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州事臣钱抃上言：已故吴越国王钱氏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的坟墓和祠庙，在钱塘的有二十六处，在临安的有十一处，都荒芜废弃，无人修治。父老经过那里，有人流泪。谨考察：已故武肃王钱璆，起初凭乡兵击败赶走黄巢，名声传遍江淮；又凭八都兵讨伐刘汉宏，兼并越州来奉戴董昌，而自己占据杭州。等到董昌凭越州叛乱，便诛杀董昌并兼并越州，完全占有浙东、浙西地区。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文穆王钱元瓘，直到他的孙子忠显王钱仁佐，于是击破李景的军队，取得福州。钱仁佐的弟弟忠懿王钱俶，又出动大军攻打李景，以迎接周世宗的军队。后来最终以吴越国入朝觐见，三代四王与五代相始终。天下大乱时，豪杰蜂拥而起，当时凭几州之地盗窃名号的人多得数不清。等到他们的家族覆灭，又牵连无辜百姓，没有留下一个幸免者。而吴越地方千里，拥有披甲士兵十万，开山铸钱、煮海取盐，象牙、犀角、珍珠、美玉的富足天下第一，然而始终没有失去臣节，贡品接连不断地运往朝廷。因此吴越百姓直到老死都不知道兵革是什么，四时游乐，歌唱击鼓的声音彼此相闻，直到今天仍未停止。钱氏对这里百姓的恩德十分深厚。大宋接受天命后，四方僭越作乱的势力依次被削平；蜀地、江南凭借险远地势，直到军队兵临城下、力量衰竭、形势穷困之后，才束手归降；而河东刘氏经过百战、拼死守御，抗拒王师，尸骨堆积成城，鲜血汇流成池，竭尽天下之力才勉强攻克。唯独吴越不等朝廷发出诏令，便封闭府库，登记郡县，请求朝廷派官治理，把离开自己的国家看作离开旅舍一样。他们对朝廷的功劳非常大。从前窦融以河西归附汉朝，光武帝下诏让右扶风修整他父子的坟墓，用太牢祭祀。如今钱氏的功德几乎超过窦融，但还不到一百年，坟墓祠庙便无人修治，行路之人都为之悲伤叹息，这很不符合用来劝勉奖赏忠臣、安慰报答民心的道理。臣愿把龙山废弃的佛寺妙因院改作表忠观，让钱氏子孙中名叫自然的道士居住。凡在钱塘的坟墓祠庙，都交给自然管理；在临安的，交给该县净土寺僧人道微管理。每年各自度一名徒弟，使他们世代掌管。登记这些土地的收入，按时修治祠宇，封护培植草木。有不修治的地方，由县令、县丞察看；情节严重的，更换管理人员，希望长久不致废坠，以符合朝廷对待钱氏的心意。臣钱抃冒死把这些上奏。诏令说：可以。妙因院改赐名为表忠观。铭文说：天目山中，苕水从这里发源。山势如龙飞凤舞，汇聚于临安。上天厚厚地降生奇异之人，超群绝伦。奋起挺身大声呼喊，跟随者如云。仰面对天、指江发誓，月星和大海都为之震动。强劲的弩箭射向潮水，江海于是归于东流。杀黄巢、诛董昌，全部占有吴越。得到金券玉册、虎符龙节。把大城作为居所，包容山川。左边是江，右边是湖，控制并连接海岛蛮夷。每年按时归来休息，与父老宴饮。光彩如同神人，系玉带，骑饰有球饰的马。四十一年间，敬畏上天，谨慎小心。装载贡物的竹筐接连不断，大贝和南方黄金充盈其中。五代五朝昏乱，没有谁值得托付国家。三位吴越之王相继承继，以等待有德之人。既然得到归附的对象，便不再谋划、不再请示。先王的志向，我们只管实行。上天赐福忠孝之家，世代拥有爵位封邑。文武兼备，子孙多到千亿。皇帝对守臣说：修治他们的祠庙坟墓，不要让樵夫牧人侵扰，以免使他们的后代惭愧。龙山南面，巍然矗立着新宫。不是偏私于钱氏，只是用来劝勉忠诚。没有忠诚就没有君主，没有孝道就没有亲人。所有身居官位的人，都要看这篇刻文。原编者评论：本文与柳宗元《孝门铭》属于同一体格。徐度说：东坡当初替赵清献公写《表忠观碑》，有人拿给王荆公看。王荆公读着，沉吟说：“这是什么话？”当时有客人在旁边，急忙指摘并诋毁这篇文章，王荆公不回答；读了几遍，又拿着文章起身行走，一边走一边读，忽然叹道：“这是三王世家的文章，可以说奇妙了。”客人非常惭愧。王世贞说：《表忠碑》由文忠公撰写并书写，结体笔法不像临池多年的老手，但自然婉转润泽，令人喜爱。铭文是苏轼诗歌中的佳作。我曾经奇怪，钱氏起于群盗，并没有对百姓建立什么大功德，却能够控制一方，传承数代，王爵又得到崇奉，建造在大明火炬照耀之下而仍然自如。接受叛臣归附以后，官印绶带相互辉映，又过了一百多年，时间久了人们仍然思念他，这是为什么呢？武肃王最初建立国家，将要修筑宫殿时，望气者说：“把旧府扩大，不超过一百年；填掉西湖的一半，可以得到千年。”武肃王笑说：“世上难道有一千年之中不出现真正君主的时候吗？怎么能使我的百姓困苦呢？”于是最终没有改变旧府，这一点足以称道他的见识。《五代史》本来是欧阳修带有怨意的笔墨，未必穷尽事实。《宸奎阁碑》

译皇祐年间，朝廷下诏让庐山僧人怀琏住在京师十方净因禅院，并召他到化城殿问佛法的大旨。他的回答符合皇帝的旨意，皇帝赐号“大觉禅师”。当时北方信奉佛教的人都拘泥于名相，局限于因果，所以士人中聪明超群的，都鄙视他们的言论，斥为蛮夷浅陋之说。只有怀琏指出佛法的精妙之处与孔子、老子的学说相合；他的言论文雅而真实，操行严峻而通达，因此一时士大夫都乐于跟随他交游。遇到休假日，怀琏还没有洗脸漱口，门外的鞋子就已经挤满了。仁宗皇帝具有上天赋予的才能，不依靠师傅，自然领悟大道；他与怀琏问答，亲自书写颂诗赐给他，共十七篇。至和年间，怀琏上书请求回山养老，仁宗说：“山就是如如不动的本体，你还要归向哪里呢？”没有答应。治平年间，他再次坚决请求归山，英宗皇帝想挽留他却无法做到，于是下诏允许他自便。怀琏渡过长江后，暂留金山，后来终于归老于西湖，又归老于四明的阿育王山广利寺。四明人共同出力建了一座高阁，收藏皇帝赐给他的颂诗，题榜为“宸奎”。当时京师刚开始建宝文阁，朝廷下诏取其副本收藏在那里，并且命令每年剃度僧人一名。怀琏归山二十三年后，八十三岁，臣任杭州留守，他的弟子派人来告诉我说：“宸奎阁还没有铭文，您曾侍奉昭陵，又是同我师父交游最早的人，难道可以推辞吗？” 臣谨按：古代君主中被称为懂得佛法的，一定说汉明帝、梁武帝；佛门弟子常把他们作为借口，又把他们的形象画在墙上。但汉明帝把察知当作明智，梁武帝把柔弱当作仁慈，都是因徒有名声而失去实际，距离佛法还很远。恭敬地想，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从未广泛剃度僧尼、崇尚奢侈地修建寺庙；对于战争、刀斧刑罚，从未有所偏私宽贷。然而他去世那天，天下人都归附于仁德。这才是所谓真正得到佛心佛法的人，古今只有一人而已。怀琏虽然用出世间的佛法来教化人，但持守戒律极其严格。皇帝曾赐给他龙脑钵盂，怀琏当着使者的面把它烧掉，说：“我的佛法规定穿坏色衣服，用瓦器、铁器进食，这个钵不合佛法。”使者回去奏报，皇帝赞叹了很久。铭文说：巍巍仁宗皇帝，身心与自然合一；神明光耀而得大道，并不是由于师傅。至于道人怀琏，逍遥自在；禅法与戒律并行，彼此不相妨碍。啊，美好的颂诗，我已经写下了它的文字；只有佛与佛，才能认识其中的真实。请你们东南山川之神、海中之王，按时前来朝拜，以谨慎守护这些收藏。原编者评论：怀琏擅长写诗。《冷斋夜话》记载，他住在东京净因院时，曾作《乞还山林诗》，格调特别清俊。王安石曾把他的诗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戏说道：“这个道人是在写肝脏馒头啊！”王安石问：“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说：“这里面一点蔬菜气都没有。” 《潮州韩文公庙碑》一个普通人却能成为百代人的老师，一句话却能成为天下人的准则，这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参与天地的化育，开启盛衰的运势。他的出生自有来由，他的死亡也自有作用。所以申伯、吕侯从山岳降生，傅说死后成为列星，这些古今流传的事，不可胡乱否定。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气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却充塞在天地之间。突然遇到它，王公就失去了尊贵，晋国、楚国就失去了财富，张良、陈平就失去了智慧，孟贲、夏育就失去了勇力，张仪、苏秦就失去了辩才。这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变成这样呢？一定有一种不依靠形体而建立、不凭借力量而运行、不等到生命开始才存在、不随着死亡而消灭的东西。因此，它在天上就是星辰，在地上就是山河，幽冥中就是鬼神，显明之处又成为人。这是常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自东汉以来，道术衰微，文章败坏，异端纷纷兴起。经历唐代贞观、开元的盛世，又有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辅佐，仍然不能挽救这种局面。唯独韩文公从平民中崛起，谈笑之间便把它们驱除，天下人纷纷归附韩公，重新回到正道。大约到这时已经三百年了。韩文公振兴了八代以来衰败的文风，拯救了天下沉溺的道德；忠心进谏触犯君主的怒火，勇气压倒三军的统帅。他难道不是能够参与天地、关系盛衰，并且凭浩然正气独立长存的人吗？我曾经讨论过天道与人事的区别，认为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有上天不能容忍虚伪。智慧可以欺骗王公，却不能欺骗豚鱼；力量可以取得天下，却不能取得普通男女的真心。所以韩公的精诚能够拨开衡山的云，却不能改变宪宗的迷惑；能够驯服鳄鱼的凶暴，却不能止息皇甫睲、李逢吉的诽谤；能够得到南海百姓的信任，享受百世的祭祀，却不能使自己有一天安稳地处在朝廷之上。这大概是韩公所能做到的是天道所决定的事，所不能做到的是人事。起初潮州人不知道学习，韩公命进士赵德做他们的老师，从此潮州士人都专心于文章和品行，并且推广到平民百姓，以至于今天还被称为容易治理。孔子的话确实可信：“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使唤。”潮州人侍奉韩公，饮食时一定祭祀他，遇到水灾、旱灾、疾病、瘟疫，凡有所求都一定向他祈祷。但他的庙在刺史公堂后面，百姓进出很困难。前任太守想请朝廷另建新庙，没有成功。元祐五年，朝散郎王涤来任此地太守，凡是养育士人、治理百姓的事情，全都以韩公为榜样。百姓既然欣喜服从，他便下令说：“愿意新建韩公庙的，听凭你们办理。”百姓纷纷行动，在州城以南七里选择了土地，一年后庙就建成了。有人说：“韩公离开京城万里，谪居潮州，不到一年就回去了；如果死后有知，他不再眷恋潮州是很明白的。”苏轼说：不是这样。韩公的神灵存在于天下，就像水存在于地下，无论到哪里都无处不在。只是潮州人对他信仰特别深、思念特别切，焚烧香草时感到凄凉悲怆，仿佛亲眼见到了他。这就好比凿井得到泉水，却说水只在这一口井里，难道合乎道理吗？元丰七年，诏令追封韩公为昌黎伯，所以匾额上题写“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州人请求把这些事写在石碑上，于是我作诗赠给他们，让他们歌唱来祭祀韩公。诗辞说：韩公过去骑着龙，来到白云之乡；亲手拨开银河，分理出天上的文章。天孙为他织成云锦衣裳，他飘然乘风来到天帝身旁。下界后要为污浊人世扫除糟粕。他向西游历咸池，掠过扶桑；草木都披上天光的衣裳。追随着李白、杜甫一同翱翔，李贺、卢仝汗流浃背，奔跑得几乎僵倒；那些景象消失在倒映的天光中，再也无法看见。他作诗诋毁佛教，讥刺君王，要到南海去窥望衡山、湘水。经过舜帝葬处的九疑山，凭吊娥皇、女英；祝融在前面开路，海若藏身退避。他约束蛟龙鳄鱼，就像驱赶羊群；天宫的乐声中没有人声，天帝为之悲伤。他吟唱着从下界招魂，遣使巫阳；用犦牛祭祀，以鸡卜问吉凶，惭愧地献上酒杯。多么灿烂的丹荔与焦黄之物啊，韩公却片刻也没有停留，使我泪流滂沱。他飘然披散着头发，降临到荒远的大地。原编者评论：朱子说：“东坡写韩文公庙碑，开头无法下笔，起行了百十次，忽然得到‘匹夫’两句，下面就这样一扫而下。”王世贞说：“这篇碑文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懈怠，美好的言语、精当的议论层层出现，像太牢之肉令人适口，像夜明珠夺目。苏文为古今所推崇，这篇尤其是他最得意的作品；它对世道人心的关系也很重大。”

译《司马温公神道碑》皇帝即位第三年，朝廷清明，百官各得其序，百姓安于生计，风俗为之一变；过去那些刻薄之人和鄙陋之人都洗心革面，改变品德，努力做到忠厚，人人都自重，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中原没有战事，四方少数民族都叩首请求听命。只有西羌和夏人时叛时服，心怀怨毒而疑惧，屡次入侵。皇帝命诸将按兵不战，向他们显示我军的形势。不出几个月，就活捉了大首领果庄青伊结，押到宫阙之下。夏人以十几万人进攻泾原，抵达镇原城下，五天没有得到任何收获，一夜之间逃走。西羌的乌尔戬星音又率领部族一万人来投降。黄河起初在曹村决口，修筑灵平后，又在小吴决口，横流了五年，使朔方骚动不安。而今年秋天，连绵下雨达一个月，黄河却没有大规模泛滥。到了冬天，河水入地更深，有向北流入大海、恢复大禹旧日河道的趋势。凡是皇帝所希望的，不用追求便得到；所厌恶的，不用挥斥便自行离去。天下人明白地知道天意与皇帝相合，或许可以重新看见太平盛世的成就，家家富足，人人丰足，刑罚搁置不用，就像咸平、景德年间那样。有人把这些事问臣苏轼：皇帝和太皇太后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才能达到这样？臣苏轼回答说：这符合《易经》大有卦上九爻所说的“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应天道的人，人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履行信用，思考顺道，又崇尚贤能。”所以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如今两位圣明的君主亲身实行诚信和顺道，以此率先天下；又任用司马公，使天下士人都得到任用，这正好具备三种德行。况且依臣看来，司马公是仁人，上天正在帮助他。我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因为司马公凭文章闻名于世，又凭忠义与君主结交，朝廷知道他是可以的，四方百姓怎么会知道呢？士大夫知道他是可以的，农民、商人和奔走服役的人怎么会知道呢？中原知道他是可以的，九夷八蛮怎么会知道呢？当他退居洛阳时，孤单得像颜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困顿得像屈原处在水泽之间，他与百姓相互忘却已经很久了，但他的名声却震动天下，像雷霆、银河，又像家家户户天天都能见到他一样。听到他名声的人，即使是像妇女儿童那样愚昧无知的人，像军队和边塞中勇猛强悍、难以教化的人，甚至奸邪小人，即使憎恨他损害自己、把他当仇敌而厌恶他，也无不整理衣襟、改变脸色，叹息不已，有的甚至流下眼泪。元丰末年，臣从登州入朝，经过八州到京师，百姓知道我与司马公交好，沿途各处都有几千人聚集在马头前哭喊说：“请代我们向司马丞相致意，千万不要离开朝廷，要多多保重自己，以使百姓能够活下去！” 像这样持续了一千多里，没有间断。到了京师，听士大夫说司马公刚入朝时，百姓拥住他的马，连路都走不了。卫士中看见司马公便跪下流泪的人，多得数不清。司马公害怕了，便回到洛阳。辽人、夏人派使者入朝，以及我国使者出使敌国时，敌方一定问司马公的起居。辽人还命令边境官吏说：“中原已经任命司马为宰相了，谨慎些，不要制造事端，开启边境的嫌隙。”后来司马公去世，京师百姓停止营业前往吊丧，卖掉衣服来置办祭品，在街巷中哭着送过灵车的人，大约以千万计。皇帝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他的灵柩回去安葬。赵瞻等人安葬后，都说百姓哭祭司马公悲哀至极，就像哭自己的亲人。四方前来会葬的，大约有几万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也相继前来祭奠，并且做佛事来超荐司马公，情状尤其悲哀。把香火举到手顶来送葬的，共有一百多人。天下各地为司马公画像立祠的，也到处都是。这难道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吗？是上天在帮助他。一个普通人却能够感动上天，也一定有其道理。若不是极其真诚、德行专一，谁能做到呢？《礼记》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 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辅助天地化育万物了。

译《尚书》说：“只有伊尹亲身同商汤一起，都具备纯一的德行，才能承受上天的心意。” 又说：“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三心二意，行动没有不凶险的。”有时拿千金给人，人家并不高兴；有时只用一句话役使别人，别人却愿意为之送命，原因就在于真诚与不真诚。漫天的大水不能在一天之内结束，而一线细流却可以穿透石头，原因就在于专一与不专一。真诚而专一，古代圣人也不能在这上面增加丝毫，何况司马公呢？所以臣谈论司马公的德行，说到它感动人心、震动天地，巍巍如此，最后只用一个字概括，就是“诚”，也就是“专一”。司马公名光，字君实，祖先是河内人，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安平王的后代中，征东大将军司马阳开始葬在今天陕州夏县的涑水乡，子孙于是定居在那里。曾祖父名政，因为五代衰乱没有做官，追赠太子太保。祖父名炫，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最终任耀州富平县令，追赠太子太傅。父亲名池，是宝元、庆历年间的名臣，最终任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追赠太师、温国公。曾祖母薛氏、祖母皇甫氏、母亲聂氏，都被封为温国太夫人。司马公起初凭进士甲科侍奉仁宗皇帝，升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开始提出重大建议，请求立宗室子弟为皇位继承人，以安定宗庙。宰相韩琦等人根据他的意见，终于确定了大计。他侍奉英宗皇帝，任谏议大夫。任龙图阁直学士时，他论说陕西刺义勇是百姓的祸患，以及内侍任守忠奸邪败坏，请求斩杀任守忠以向天下谢罪。任守忠最终因获罪而死。他又论说濮安懿王应当按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办理，天下人都认为他说得对。侍奉神宗皇帝时，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将威明山想率横山部众投降，司马公极力论说不可接纳，后来必定成为边患，后来果然如此。他劝皇帝不要接受尊号，这成为万世的法则。王安石担任宰相后，开始实行青苗、助役、农田、水利等政策，称为新法。司马公首先指出这些政策的危害，以自身与之抗争。当时士大夫不依附王安石、认为新法不便的，都倚重司马公。皇帝任命司马公为枢密副使，他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能实行而不接受任命，于是改任端明殿学士，出任永兴军知军。后来担任留司御史台和提举崇福宫，退居洛阳十五年。皇帝即位后，太皇太后摄政，起用司马公为门下侍郎，升任正议大夫，随即任命为左仆射。司马公首先更改诏书以畅通言路，区别邪正，升降其中为害最甚的十多人。不久，废除保甲、保马、市易以及各路新实行的盐铁茶法，最后又废除助役、青苗法。当时正商议选拔人才、选择守令和监司来养育百姓，希望使百姓富足后再施以教化，眼看就要接近太平盛世了。然而司马公卧病在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死于任上，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悲痛不已，皇帝也感动流泪不止。当时正举行明堂祭祀，礼成后没有举行庆贺。两位圣主都亲临他的丧事，哭得十分悲痛，停止视朝，追赠太师、温国公，赐一品礼服作为殓服，谥号为“文正”。授予他的亲属十人官职。司马公娶张氏，是礼部尚书张存的女儿，封清河郡君，先于司马公去世，追封温国夫人。他有三个儿子，童、唐都早逝，康如今任秘书省校书郎。两个孙子植、柏都任承奉郎。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在陕州夏县涑水南原的晁村。皇帝用御书篆字在墓道上题写“忠清粹德之碑”，碑文命臣苏轼撰写。臣曾经写过司马公的行状，端明殿学士范镇又取它来记载墓志，所以详细事迹不再重复，只论述大概。评论者只看见皇帝和太皇太后迅速提拔、重用司马公，以及司马公竭尽全力，却不知道神宗皇帝对司马公有多么深的了解。从士人、平民到卿大夫之间，彼此作为宾客、老师、朋友，道义足以相互信任，权势却不足以相互休戚与共；即使如此，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就亲近，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就疏远。还没有听到过错便高兴、接受劝诫却不发怒的人，何况君臣之间呢？熙宁年间，朝廷政事没有一件不与司马公所说的相违背，他上书几十次，都把意见全部说出，毫不避讳。这些话即使敌对者也难以忍受，而神宗先帝却安然接受，不仅不发怒，反而想任命他为左右辅弼之臣，甚至为他所著的书作序，在迩英阁亲自阅读。若不是深知司马公，怎么能做到这样？两位圣主是在意见相同之后才了解司马公，而先帝却是在意见正相反时就了解司马公。因此臣认为先帝最难得。过去齐神武皇帝病重，告诉他的儿子世宗说：“侯景在河南专权十四年了，诸将都不能抵挡他，只有慕容绍宗可以制服他。我故意不把他留在身边，把他留给你。”唐太宗也对高宗说：“你对李责力没有恩德，我现在把他放出去，你应当授予他仆射之职。”于是把李责力调任叠州都督。齐神武、唐太宗虽然还不足以与先帝相提并论，慕容绍宗和李责力也不是司马公这一类的人。然而古代君主为子孙作长远谋划，大多都是这样：宁可自己死后享有知人之名，也要让子孙专门享受得到贤才的利益。先帝这样了解司马公，最终却没有完全重用他，怎么知道他的用意不是出于这个考虑呢？臣记下这件事后，便拜首叩头作诗说：伟大的上帝啊，爱护我的百姓；谁能承担起顾念上天的责任？只有圣明而仁慈的人。圣明的继承者接受天命，像尧刚开始执政那样。神圣的母后下诏命令他，不急不缓。圣明的君主没有私心，谁在左右辅佐他？百姓自己选择宰相，我兴起而授予他。那位宰相是谁？就是太师温国公。司马公从西方而来，只骑一匹马，带着两个童子；万人围绕着他，像口渴的人奔向泉水。谁没有看见司马公？没有谁比我们更早看见。两位圣主忘掉自己，唯独以司马公为法式；司马公也没有想到自己，唯独以百姓为准则。百姓说：“多么快乐啊！既然任命了司马公为相，你们就在道路上经商，我就在田野里耕作。”士人说：“时机到了啊！既然任用了君实，我的后代就能先于我受到福泽。”时机不可错过。司马公像麒麟凤凰，不凶猛搏击；羽毛完备的鸟都来朝拜，强悍狡猾之徒全都顺服。执政一年，病痛占去一半时间，功绩却已经很多。百年之后人们的思念，是在意见不同之时认识您，在细微之处了解您。若不是为了司马公的思虑，神宗先帝就不会如此挂怀。愿天子万年长存，四方夷狄前来归附，同入清庙祭祀；这都是神宗先帝的功绩。原编者评论：苏轼曾说：“我对于天下人的墓碑，从来没有撰写过碑铭，只有五个人例外；这五人都是德行盛大的人，即富弼、司马光、赵扌卞、范镇、张方平。”朱子说：“坡公撰写温公神道碑，叙事虽然简略，但司马光一生的大致情况也没有超出其中。这可以看出他眼光高明之处。” 第五十卷 眉山苏轼文十三碑 《富郑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