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译某叩头再拜。您不因我卑贱、没有什么可取，反而陈述言辞、费心思考，先给我写信，并且说：“我的才能和心志不能被时代抛弃，将要寻求知己，问谁可以求教，大家都说：大概就是李君吧。”告诉您这话的人说得过分了，您因此相信这话，也错了。即使如来信所说，您道德完备、学问具足，尚且不值得以厚重的命令来辱劳我，何况像我这样多病少学的人，怎么能够承受您所期望的博大深宏呢？即便如此，您的盛意不能不答，所以冒昧略述我所听闻的道理：“约束自身，没有比恭敬更好的；责备自己，没有比严格更好的；接待众人，没有比宽弘更好的；存心处事，没有比正直更好的；进修大道，没有比勇猛更好的；接受益处，没有比选择朋友更好的；喜好学习，没有比改正过错更好的。这些是我从老师那里听来的。考察人的方法有三种：用利益逼迫他，以考察他的邪正；给他安排事情，以观察他的厚道或刻薄；向他询问谋略，以观察他的智慧或无能。这样，才能与不肖就分明了。这些是我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排列天地的秩序，确立君臣关系，亲爱父子，区别夫妇，明确长幼，融洽朋友关系，是六经的旨意。它浩大如江海，高峻如丘山，光明如太阳和火焰，包容如天地。采摘章句，铺陈歌咏，滋润而奇丽，是六经的文辞。创作思想、创造语言，都不互相因袭，所以读《春秋》时，就像从未有过《诗经》；读《诗经》时，就像从未有过《易经》；读《易经》时，就像从未有过《尚书》；读屈原、庄周时，就像从未有过六经。因此，义理深厚，意旨就深远；意旨深远，义理就明辨；义理明辨，气势就正直；气势正直，言辞就丰富；言辞丰富，文章就工巧。好比山有恒山、华山、嵩山、衡山，它们相同的是高大，草木的繁茂却不必相等；好比水道有淮水、济水、黄河、长江，它们相同的是从源头流到海，曲直、深浅、颜色黄白却不必相同；好比各种物品混杂，它们相同的是能使肠胃饱足，味道咸、酸、苦、辛却不必相同。这是通过学习而懂得的道理，也是创造文意的根本。天下谈论文章有六种说法：崇尚奇异的人说，文章只要辞句奇险就够了；喜好义理的人说，文章只要叙述意思通顺就够了；沉溺于时俗的人说，文章一定应当用对偶；厌恶时俗的人说，文章不应当用对偶；喜欢艰深的人说，文章应当深奥，不应当浅易；喜欢浅易的人说，文章应当通顺，不应当艰深。这些都是感情有所偏滞而不能流通，没有认识文章的根本。义理不深厚，就达不到深理；言语不真实，就不能起教化劝勉作用；但辞句奇异华丽的文章也有，例如《剧秦美新》《王褒僮约》就是这样。义理往往正确，但辞章不能工巧的文章也有，例如刘氏《人物志》、王氏《中说》以及俗传的《太公家教》就是这样。古人只追求文章达到工巧，并不知道辞句是否对偶、浅易或艰深。《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这并不是对偶。又说：“遭逢忧患已经很多，受到欺侮也不少。”这并不是没有对偶。《尚书》说：“我憎恶谗言，灭绝邪行，使我的军众震惊。”《诗经》说：“那茂盛的桑树，树下荫凉广大，采摘它的叶子，使下层百姓遭受困苦。”这不是浅易。《尚书》说：“确实恭敬而能谦让，光辉照耀四方，上达天，下及地。”《诗经》说：“十亩田地之间啊，采桑的人悠闲自在啊，走着与您一同回去啊。”这不是艰深。学者不知道写作的道理，却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议论文章，不是我敢于听闻的。六经以后，诸子百家的言论兴起。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都足以自成一家文章，是学者所师法归依的对象。所以，义理即使深厚，理趣即使正确，但辞句不工巧，也不能成为文章，理应不能流传。文章、义理、文意三者兼备，才能在当时独立而不被后代湮没，才一定能够流传。仲尼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不会久远。”子贡说：“文采好比质朴，质朴好比文采；虎豹的皮去掉毛，也就像犬羊的皮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陆机说：“害怕别人的作品先于我出现。”韩退之说：“一定要除去陈旧的语言。”假如描写笑的样子，说“莞尔”，就是《论语》的说法；说“哑哑”，就是浅易的说法；说“粲然”，就是谷梁子的说法；说“攸尔”，就是班固的说法；说“冁然”，就是左思的说法。我再这样说，与前面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创造语言的根本，也是我不与时俗协调而学习古文的原因，因为我喜爱古人的行为。喜爱古人的行为，就是爱古人的道；学习古人的语言，就不能不实行古人的行为；实行古人的行为，就不能不尊重古人的道；尊重古人的道，就不能不遵循古人的礼。古人彼此交往，有尊卑轻重，也有礼仪，这些都列在经传中，可以详细引用。例如老师对门人弟子，就直呼其名；对朋友，则称字而不称名。在老师面前称呼别人时，即使对方是朋友，也称他的名。孔子说：“我同颜回谈话。”又说：“参啊，我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又说：“像仲由这样的人，恐怕不得善终。”这些都是老师称门人名的证据。孔子在郑国，把子产当兄长事奉；在齐国，把晏婴当兄长事奉。《平仲传》说：“孔子认为子产有四种君子之道。”又说：“晏平仲善于同人交往。”子夏说：“子游错了。”子张说：“子夏说什么呢？”曾子说：“子张多么威仪堂堂啊！”这说明朋友之间称字而不称名。子贡说：“我哪里敢希望赶上颜回？”又说：“老师和商相比，谁更贤？”子游说：“有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走路不抄小道。”这说明在老师面前，即使对方是朋友，也称他的名。孟子说：“天下公认的尊贵有三种，是道德、爵位、年龄，怎么能只凭其中一种就轻慢另外两种呢？”您的信中称“韦君词、杨君潜”，却说您的德行和这两位不知谁在先后之间。您年纪幼、职位低，却把他们都直称其名。传文说：“我看见他同先生并肩而行，他不是求取益处的人，只是想迅速成就自己。”我担心您没有思考清楚，于是陷入了这种错误。韦践之给李翱写信说：“我赶快叙述您的长处，所以才敢把全部言辞写出来，来答复您深厚的情意，料想您一定不会认为这是冒犯。”李某叩头再拜。原编者评论：张英说：“论述文章以六经为源头，以诸子为支流；设疑辨析、建立论说而不拘泥于一种方法，可以说既广博又完备。” 《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

译李翱再拜。齐桓公不怀疑他的臣子，管夷吾受到信任，于是称霸天下，攘除夷狄，匡正周王室，使亡国复存、荆楚归顺、诸侯臣服，没有什么功业没有达到。竖刁、易牙受到信任，国家便陷入混乱，二人死后不得安葬，五位公子争夺君位，兄弟相继争立，延续了数代。齐桓公信任臣子的道理本来是一样的：所信任的是贤人，德行就能上达天地，功业能惠及后代；用错了人，连自身也不能保全。识别人并不容易，难道只有霸主如此吗？即使圣人也不能完全避免。帝尧时，贤能与不肖都在朝廷，尧能够识别舜，于是放逐兜，流放共工，处死鲧，窜逐三苗，提拔禹、稷、咎繇等二十二人，置于高位。所以尧去世三年，四海之内停止音乐以致哀，后代的所有人都称他为帝尧。假如尧不能识别舜，反而把兜、共工一党尊奉在朝廷，把禹、稷、咎繇等二十二人置于不用之地，那么尧将不能成为齐桓公那样的君主，哪里还能说：“尧作为君主真伟大啊！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天。多么广大啊，百姓无法用言语来称述他！”《春秋》说：“夏灭亡项国，是谁灭了它？大概是齐国灭的。”为什么不说“齐灭了它”？因为替齐桓公避讳。”《春秋》替贤者避讳。齐桓公灭了别人的国家，哪里算贤呢？君子憎恶罪恶，是从它开始时就憎恶；赞美善行，是乐于看到它最终的结果。齐桓公曾有使断绝的世系延续、使灭亡的国家复存的功劳，所以君子替他避讳。使断绝的世系延续、使灭亡的国家复存，是贤者的事业。管夷吾得到任用，所以能够延续断绝的世系、保存灭亡的国家。竖刁、易牙却做不到。假如齐桓公一开始不用管夷吾，没有后来竖刁、易牙争权、齐桓公死后不得安葬并使齐国混乱的事，那么他就是幽王、厉王一类的诸侯了。开始任用贤人，最终即使有恶行也为他避讳，君子乐于任用贤人就是这样。开始不用贤人，直到最后还希望后世替他掩盖过错，那就微不足道了。那么居于上位、把德泽流布百姓的人，有什么需要操劳的呢？只需劳心于选择贤人，得到合适的人，把他们置于高位，使天下都受到教化罢了。如今作为天子的大臣、拥有方圆千里封地的人，有谁像您这样喜爱贤才而不知疲倦呢？您所得到的贤人也大概很多了。至于那些可以求取却没有得到任用的人，其中也有人。陇西李观，是奇士。我听说您知道他的贤能，准备任用他，却还没来得及，李观就因病去世了。昌黎韩愈，具有古文的遗风，明白国家治乱根本的由来。我又听说您知道他的贤能，准备任用他，却还没来得及，韩愈就被宣武军节度使任用了。李观、韩愈都是豪杰之士。这样的人如果不时常出现，那么从古至今，天下也有数百年没有像他们这样的人。您都能识别他们，却都没有能够任用他们。我实在替您惋惜。难道只是我一个人惋惜吗？后世读到前代记载的人，也一定会有许多人替您惋惜。如今有平昌孟郊，是守正之士。我听说您过去就了解他。孟郊写五言诗，从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到建安诸子、南朝二谢，他能够兼有各家的体制并融会贯通。李观在荐孟郊给梁肃补阙的信中说：“孟郊的五言诗，其高妙之处，在古人中没有超过的；其平易之处，回头看还在二谢之下。”韩愈送给孟郊的诗说：“作诗三百首，幽深沉默如咸池的乐声。”这两个人都是懂得诗歌的人，难道会欺骗天下人吗？孟郊贫困饥饿，不能安养父母，走遍天下也没有遇到知音。他作诗说：“吃荠菜连肠胃也觉得苦，勉强歌唱声音也没有欢乐。出门就处处受阻，谁说天地宽阔？”他的困窘实在太严重了。又有张籍、李景俭，也都是奇才。没有听说您知道他们。凡是贤人奇士，都各自有所依恃，不肯苟且迎合世俗，因此即使见到他们，也很难认识他们的贤能。见到贤人却不能知道他的贤能，就等于没有见到；知道他的贤能却不能任用，就等于不知道他的贤能；任用了却不能使他充分发挥才能，就等于没有任用；能够使他发挥才能，却容许谗言离间，就等于没有让他发挥才能。所以见到贤人能够识别，识别后能够任用，任用后能够使他充分发挥才能，并且不容许谗言离间的人，天下只有一个罢了。现在有两个人来到这里，一个是贤士，一个是平常人。如果接待他们的礼貌并不更加隆重，那么贤士就会离去，而平常人每天都会来。何况如果对平常人更加厚待，那么善人还会有什么理由来呢？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像喜爱美色那样喜爱道德的人。”圣人不喜爱美色而喜爱道德，是最高的一等；虽然喜爱美色却不如喜爱道德，是次一等；喜爱道德与美色相同，是又次一等；虽然喜爱道德却不如喜爱美色，是较低的一等；最严重的是不喜爱道德而只喜爱美色。有人告诉说：“某处有个女子，是天下最美的。”天下人一定会竭尽力量去求取她，而没有什么舍不得。有人告诉说：“某处有一个人，是国士。”天下人却不能亲自去见他一次。这难道不是不喜爱道德而喜爱美色吗？对贤人，应当有不同于天下人的态度。孔子整理《易经》，制定礼乐，删定《诗经》，编次《尚书》，创作《春秋》，是圣人。他在百世以前奋发有为，他所教化的人，如果不是遵行他的道，就只是夷狄之人。可是孔子的庙还存在，即使贤者也不能每天前往拜谒，因为它对人的实际帮助很少。所以，对人没有益处，即使是孔子的庙，也不能早晚前去侍奉，何况天下其他人呢？有所期待于人，却得不到善人良士，倒不如没有期待。唉！人的寿命长短，不能预先约定。孟郊将来会不会被别人得到而在世上大有建树，还是会短命而死，都无法知道。如果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突然发生在孟郊身上，将来您再为他惋惜，就无法挽回了。您最终将不能任用他，即使后悔，也没有办法了。我李翱，是困穷卑贱的人，说话直率而不谦让，本来不合适。之所以说到这里，只是因为大道的存续在于此。不直说，就不足以伸张大道。我并不是喜欢多说话的人。李翱再拜。原编者评论：孟郊擅长诗歌，曾任溧阳尉，史书说他只是坐在水石之间长声吟诵，以至于县尉事务全都荒废，上级派人代替他处理事务。这样看来，孟郊本来就没有治理世事的才能，李翱把他荐给张建封，也确实没有对世事有所补益。但李翱所说居于上位者应当费心选择贤人，以贤人为贤而不以美色为重，并且任用贤人不可不急切，其中有古人像喜爱《缁衣》一样喜爱贤人的风气，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百官行状奏》。

译臣等无能，错误地得到在史馆执笔的职位，以记事注史为职责。劝善惩恶，直言直笔，记载圣朝的功德，叙述忠臣贤士的事业，记录奸臣佞人的丑行，使之流传无穷，是史官的职责。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即位已经十五年：元和元年平定夏州，二年平定蜀地，斩辟，三年平定江东，斩钅奇，张茂昭于是献出易定，五年擒获史宪诚，取得泽潞刑口，七年田弘正率魏博六州前来接受常贡，十二年平定淮西，斩吴元济，十三年王承宗献出德、棣二州并纳租税，沧、景除去旧任官吏，十四年平定淄青，斩李师道，取得十二州。圣明决断和武功成就，自古中兴之君没有人能比。可是自元和以来，尚未撰成实录，盛大德行和伟大功业，史官没有记载；忠臣贤士的名声德行中有许多可以作为法则，逆臣贼人的丑行也有许多可以作为警戒，史官却都缺漏而没有书写，臣实在害怕。因此不自量力，冒昧想勉强修撰。凡人的事迹，如果不是大善大恶，众人本来无从知道，所以旧例都是向人访问，又取行状、谥议作为依据之一。如今撰写行状的人，不是门生就是旧属，没有不虚妄地增饰仁义礼智，妄称忠肃惠和的；有的说其盛德大业越久越光明，有的说其正道直言死后仍不朽，却从不直接叙述事实，所以善恶混杂，无法分明。至于许敬宗、李义府、李林甫，都是本朝的奸臣。他们让门生旧吏撰写行状，既不指明事实，反而虚称忠信来美化他们，那么这些话完全可以移到房玄龄、魏徵、裴炎、徐有功身上。这不只是因为他们存心不实，想在受恩之处虚加美誉，也是因为撰文的人又不是子游、子夏、司马迁、扬雄一流，只追求华丽而忘记事实，沉溺辞藻而抛弃义理，所以作文便失去六经的古风，记事便不是司马迁的实录。如果不这样写，辞句就会鄙陋，不能自成文章。因此事实失去根本，文章损害义理，行状也不足以取信。假如能够指明事迹、书写事实，不用虚假言辞修饰，那么一定有人能够辨明真伪；否则，即使门生旧吏来撰写，也不能用错误的写法虚构德善之事加在死者身上。臣现在请求：撰写行状的人，不要空说仁义礼智、忠肃惠和、盛德大业、正言直道，污秽简册、使人不能取信；只须指明事情、叙说事实，直接记录他们的言论，这样善恶功绩都能凭事实自然显现。假如撰写魏徵的传记，只记录他劝谏争辩的言论，就足以表现他的正直。比如撰写段秀实的传记，只记录他倒拿司农寺印追击叛军，又用象笏击打朱泚，就自然足以表现他的忠诚刚烈。如今撰写行状的人，完全不指明事实，往往只用空话称赞。所以没有魏徵劝谏争辩的事实，却给他加上正直的称号；没有段秀实的义勇事迹，却给他加上忠烈的称号，这些都是常见的情况。这样的行状哪里足以作为依据呢？如果考功官考察行状，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就不接受；符合的，才下发太常，并将文书移交史馆。太常确定谥号，再把文书送到史馆，那么行状中的话即使不能逐条都相信，也比虚妄增饰、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文字好得多，二者如同山泽高下不同。史官记录历史，必须得到事情的始末。如果只凭旧例，而旧例全是空话，那么史馆还凭什么作为依据呢？请求陛下把这份奏章下发给臣等，使考功遵守据实记载善恶的原则；即使是旧吏、门生，也不能再虚妄捏造而加以美饰。臣等希望了解事实，所以冒昧陈述意见，轻率冒犯天威，内心战栗惶恐，谨此奏闻。原编者评论：孔子作《春秋》，用记事的笔法作为二百四十年的刑赏，使人伦得以确定，善行受到劝勉，恶行受到惩罚。后世的史官，虽然文辞和体制不同，但其义理仍是《春秋》的义理。史官的职责难道不重要吗？史学的弊病，固然在于没有孔子的用心。然而孔子的用心并不难以具有。人的本性本来与孔子相同；本性既然相同，为什么不能有孔子的用心呢？这就是天地的用心。人对于他人，如果不是亲近之人，也不是怨仇之人，只凭事实来评论，那么所公认的喜爱与厌恶，没有一项不与天地的用心相同。这样看来，困难不在于没有孔子、天地那样的用心，而在于没有孔子那样如日月般明察的眼光。《易经》通行的说法有：“邪气会使人昏暗闭塞。”孔子以后，虽然历代都有博学之士、正学之儒，但用他们来衡量上下百余年间的人物和事理，仍然像微弱的火把，照不到一尺一寸之外，因此不能得到应当褒扬或贬斥的真实情况，于是也就无法伸张应当褒扬或贬斥的公正原则，以扶持纲常、树立名教。这就是韩愈不敢撰写史书，而假托人祸天刑之说来为自己解脱的原因。李翱所说的，要求采用行状时必须直叙事实，不得虚加浮词，确实是史馆的良法。然而，既然就像李翱所奏报的那样，那么他的事迹已经在史馆中记录完备了。只是他所谓“必定有人知道其中真伪”，否则就不会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世间罕有的。唉！真是难以说清啊！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

译曾祖韩泰，皇帝时任曹州司马；祖父韩濬素，皇帝时任桂州长史；父亲韩仲卿，皇帝时任秘书郎，后赠尚书左仆射。韩公名愈，字退之，是昌黎人。他三岁时父亲去世，靠兄长韩会抚养。长大后读书，能够记住别人所学习的东西。二十五岁时考中进士。汴州发生叛乱，诏令前宰相、东都留守董晋任平章事、宣武军节度使，以平定汴州。董晋征召韩公同行，于是进入汴州，获授试秘书省校书郎，任观察推官。董晋去世，韩公随同灵柩出城，四天后汴州再次发生叛乱，凡是留在幕府任职的人都被杀死。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上奏任命他为节度推官，获授试太常寺协律郎，选授四门博士，升任监察御史。他被皇帝宠臣厌恶，出任连州阳山县令，施政使百姓得到恩惠。等到他离任，百姓多把他的姓氏用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改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入朝代理国子博士。宰相中有喜爱他文章的人，准备让他担任文学职务；有人争先邀宠，便捏造他的话来诋毁他。韩公担心遭受祸患，于是请求分司东都，代理任职三年，改任正式的国子博士。入尚书省任分司都官员外郎，改任河南县令，每天依据职权向留守和尹报告、辨明事务，因此军士没有人敢违反禁令。入朝任职方员外郎时，华州刺史上奏说华阴县令柳涧有罪，于是准备贬黜他。韩公上疏请求派御史查明是非，然后才可以定罪，这样下属才不会受委屈。柳涧确实有罪后，韩公因此又任国子博士，改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任考功郎中，仍任修撰。几个月后，以考功郎中的身份掌管制诰。皇上准备平定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度出使各军，察看军队。裴度回来后奏报军队可以使用，贼势可以消灭，这与宰相的意见很不相同。几个月后，叛军杀死宰相，又袭击御史中丞但未能得逞，中丞略有受伤，因战马逃逸而得以脱身，于是皇上任命他为宰相，主持东征军务。自安禄山起兵以来，范阳攻陷两京，河南、河北七镇的节度使死后，便拥立他的儿子，制作军士联名表章请求朝廷承认，朝廷于是顺从了他们。到了贞元末年，即使是顺地节度使死去，也多半立即从军中选择行军副使、将校授予节度使之职，这种做法沿袭成习，已经成为惯例。朝廷中贤能的人安于现状，把只要不动兵戈视为可贵，意见大多与裴丞相不同。只有韩公认为，叛军杀死宰相后朝廷便停止用兵，这是极其怯懦的表现；大军不能因此停息，凭天下的力量取得三州，又有什么不可以？他的意见与裴丞相相合，因此裴丞相的主张最终被采用，但宰相中有人对此感到不便。一个月期满后升任中书舍人，赐绯鱼袋。后来终于因其他事情改任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天，因为军队疲敝、长期驻扎而贼军尚未消灭，皇上命裴丞相任淮西节度使，前去招抚讨伐。丞相请求韩公随行，于是让韩公兼任御史中丞，赐三品服、鱼袋，任行军司马，随丞相驻在郾城。韩公知道蔡州的精锐部队全都聚集在边界上抵抗官军，守城的多是老弱之人，而且不过一千人。他立即向丞相报告，请求率三千人从小路进入，必定可以擒获吴元济。丞相还没有来得及行动，李愬已经从唐州文城垒带领军队，乘夜进入蔡州，果然擒获了吴元济。蔡州平定后，平民柏耆用计谋拜见韩公，韩公与他交谈后认为他非同寻常，于是向丞相说：“淮西已经平定，王承宗一定胆战心惊，不必劳烦大军，应该派能言善辩的人带着相公的书信，向他说明祸福来招抚他，他一定会服从。”丞相认为有道理。韩公让柏耆口述拟成丞相的书信，说明祸福，让柏耆把书信藏在衣袖里送到镇州，王承宗果然非常恐惧，上表请求割让德州、棣州献给朝廷。丞相回到京师，韩公升任刑部侍郎。一年多以后，佛骨从凤翔送来，传送到京城各寺。当时百姓中有人烧灼手指和头顶来祈求福报。韩公上疏说：“从伏羲到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都还没有佛，但长寿到百岁甚至超过百岁的人很多。自从佛法传入中国，帝王奉事佛法，寿命反而不能延长。梁武帝奉佛最为虔诚，而国家却发生大乱。请把佛骨烧掉丢弃。”奏疏呈上后，他被贬为潮州刺史，又调任袁州刺史。百姓中有把子女卖给人家做奴仆的，韩公都计算他们应得的佣值，替他们偿还身价，使他们出来回归父母。入朝后升任国子祭酒。有一位直讲善于讲说礼义，但相貌鄙陋；学官多是豪族子弟，排斥他，不让他一起吃饭。韩公命令属吏说：“召直讲来，与祭酒一起吃饭。”学官从此不敢轻视直讲。他上奏推荐儒生担任学官，每天让他们会讲，学生纷纷赶来听讲，都高兴地说：“韩公来任祭酒，国子监不寂寞了。”改任兵部侍郎。镇州发生叛乱，杀死节度使田弘正，朝廷征讨不能取胜，于是任命王廷凑为节度使，诏令韩公前往宣抚。出发以后，众人都替他担忧。元稹上奏说：“韩愈实在可惜。”穆宗也后悔了，下诏让他到边境观察形势，不必一定进入镇州。韩公说：“哪有接受君主命令却停留不前、只顾自己安全的道理？”于是快马赶入。王廷凑严整军队，拔刀、张弓搭箭出来迎接；到了馆舍，又把披甲的士兵排列在庭院中。韩公与王廷凑、监军使三人各自就座。坐下后，王廷凑说：“之所以发生纷争，是这些士卒所做的，本来不是我的心意。”韩公大声说：“天子认为尚书有将帅之才，所以赐给他节度使的符节；实际上并不知道你们这些健儿的事情。”话还没有说完，甲士在前面奋勇说道：“先太史替国家攻打朱滔，后来朱滔败逃，他的血衣都在这里。军队有什么对不起朝廷的，竟把我们当作贼人？”韩公告诉他们：“儿郎们暂且不要说话，听我说。我还以为儿郎们已经不记得先太史的功劳和忠诚了。如果还记得，那就非常好。至于叛逆还是顺从、利害得失，不必牵扯遥远的古事，只把天宝以来的祸福讲给你们听。”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义、朱滔、朱泚、吴元济、李师道，他们还有子孙存活吗？还有人做官吗？”众人都说：“没有。”韩公又说：“令公王武俊把魏博六州归还朝廷，因而任节度使，后来升至中书令，父子都被授予旌节。他的子孙即使还年幼，也都做了优厚的官，享尽富贵，宠荣遍于天下。刘悟、李佑都据有大镇；王承元当时才十七岁，也手持节度符节。这些事情都是三军亲耳听说的。”

译众人于是说：“田弘正苛刻对待这支军队，所以军队不得安宁。”韩公说：“是这样，但你们三军也杀害了田令公本人，又残害了他的家人，还能再说什么？”众人说：“侍郎说得对。”王廷凑担心众人的心意发生动摇，连忙挥手让众人散去，随后哭着对韩公说：“侍郎前来，想让廷凑做什么呢？”韩公说：“神策六军中像牛元翼这样的将领并不少，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抛弃他们。尚书为什么长期围困他呢？”王廷凑说：“立即放他出来。”韩公说：“如果确实如此，那就没有事情了。”于是与王廷凑设宴后回来；牛元翼果然被放出。韩公回到皇上面前，把与王廷凑的谈话以及三军将士的话全部报告。皇上大喜说：“你竟然直接这样对他说，因此我已经有意要重用你了。”王武俊死后赠太师，“太史”是燕赵人的称呼。韩公转任吏部侍郎，所有令史都不加锁禁，任其自由出入。有人问他原因，韩公说：“人之所以害怕鬼，是因为看不见鬼；鬼如果可以看见，人就不怕了。选人见不到令史，所以令史的势力很大；允许他们自由出入，他们的势力就会减轻。”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必到御史台参谒，后来不得援引为先例。六军将士都不敢触犯他，私下相互告诫说：“他就是那个还想烧掉佛骨的人，怎么可以违逆！” 因此盗贼停止作乱，遇到旱灾时米价也不敢上涨。李绅任御史中丞时，把囚犯戴上刑具送到府中，命人用京兆尹的刑杖打他们。韩公说：“哪有这样的事？”于是让使者把囚犯送回去。当时李绅正受到宰相宠信，想排挤韩公，便以御史台与府衙不协调为由请求处理，朝廷调李绅出任江西观察使，任韩公为兵部侍郎。李绅后来又被留任，韩公入朝谢恩，皇上说：“你和李绅争的是什么事？”韩公于是为自己申辩了几天，又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得病，请假满一百天，假期结束后，于十二月二日在靖安里宅第去世。韩公气度深厚，性情豁达，议论多能顾全大体，与人交往始终不变。他嫁出内外亲属以及朋友家中没有主婚人的女子，共十人；幼年时由嫂子郑氏抚养，嫂子去世后，他为她服期服以报答养育之恩。他文章造诣深厚，常认为自扬雄以后，作者没有能超过自己的。他所写文章从未模仿前人的言辞，却确实可以与前人并列。自贞元末年到当时，后辈士人中有志于古文的，没有不把韩公当作典范的。有文集四十卷、小集十卷。他患病后请求告假离职，每次与朋友谈话，都说到自己死后安排妻子儿女的事情，并说：“我的长兄韩弇德行高尚，通晓医方药物，吃东西一定查阅《本草》，寿命却只到四十二岁。” 我愚昧疏忽，饮食不选择禁忌之物，如今官位是侍郎，年龄已经超过长兄十五岁了。如果这样还不够，那么能够安然死在家中窗下，又没有失掉大节，死后能够面对先人，也可以说是荣耀了。”享年五十七岁，赠礼部尚书。谨慎地把任官事迹列述如上，请发文给考功，交太常寺议定谥号，并发文给史馆。谨此上状。原编者评论：吕大防说，卫中立字退之，服用奇药以求长生不死，后来却死了，所以白居易诗中说韩退之服食硫黄，得病后始终不愈，所说的其实是卫中立。孔毅夫、陈无己这些人，都指称韩公晚年迷信金石药。只有近世的李季可说，韩公在长庆三年写《李干墓志》，极力诋毁六七位因服药而败亡的人；第二年韩公就去世了，难道是在近在咫尺的时间内亲身遭受了这种祸患吗？也可能是前人的文字相同，也可能是传抄错误，使贤者蒙受污名；但事实实在无法考证。考察韩公临终时的话，他说自己“疏愚，饮食不择禁忌，官位为侍郎，年龄超过长兄十五岁，而且能够死在家中窗下”，又说“这样还不够吗，而还能求什么呢？”由此看来，韩公哪里是服药以求长寿的人？只是恰好与卫中立的字相同，于是把过错归到韩公身上。这千年的诬陷，或许从此可以洗清。现在考察卫宴的三个儿子，长子叫之元，字造微；次子叫中立，字退之；小儿子叫中行，字大受。中行、中立都见于《昌黎文集》。中立的墓志说，南方有很多水银、丹砂，混杂其他奇药，可以炼成黄金，服食后能够不死；但药始终没有炼成，最终还是死了，墓志铭正是为此叹息。只有韩君确实相信自己所信奉的东西，应该不会有损耗精神的事情。吕汲公所考证的材料有根据，附在这里记载，以纠正世人的讹传。朱子说：“韩退之却喜欢皇甫湜，不太喜欢李翱。后来皇甫湜替韩退之作墓志，却说得不重要，不如李翱的行状写得较为显著、实在，大概是因为李翱为人朴实。” 卷第二十一。关东孙樵的文章、赋、杂著、书信、祭文、杂文。《大明宫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