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三

译臣伏见西夏自从秉常之祸以来，人心离散而互相猜疑，梁氏与杲多两族分别占据东西两厢的兵马，双方势力相当，疑忌隔阂日益加深，入侵的谋划从此衰退。朝廷略加招抚接纳，他们随即伏首听从，使者往来不断，臣属之礼也十分恭敬。只是从今年春末夏初以来，他们开始生出桀骜之心，出动数万兵马，突然袭击泾原，杀死俘获数千名弓箭手，随后返回巢穴。朝廷正忙于安定众心，难以使用武力，便以君臣之礼接待他们，加以册命的恩典，特意派遣使者，厚赐金帛。他们却因此生出狡诈之心，竟敢傲慢侮辱，动辄以地界为借口，不再入朝谢恩；至于坤成节的祝贺使者，也竟然不派来。朝廷内外的臣子听说后，无不愤怒，恨不得吃他们的肉。臣忝居侍从之职，君主忧虑便是臣子的耻辱，按道义不能推辞劳苦。臣从小官被提拔，列于禁近之臣，议论政事是本职；感激圣恩，想要报答，理应不同于常人，所以冒昧进献意见，不逃避罪责，希望圣意能因此醒悟，即使臣被责罚驱逐，也不感到遗憾。臣私下认为，当今的要务，必须先弄清招致敌寇的原因，审察行事的得失，然后估量敌情所在，确定制服敌人的长远策略。如果确实把这四件事全部陈列在陛下面前，羌戎这样的小丑，势必也没有什么作为。栋戬本来同西夏世代为仇，元昊叛乱时，仁宗依靠他牵制西夏；梁氏篡权时，神宗借助他征讨西夏。他世代效忠尽力，不是其他蕃部所能相比的。近来栋戬年老多病，他的宰相鄂特凌古擅自掌握国事，同他的妻子契丹公主杀死了栋戬的两个妻子森摩氏；他的大将果庄、温锡沁等人都心怀不服。鄂特凌古欺骗蒙蔽朝廷，自称是栋戬的继承人；朝廷没有察辨其中的真伪，也没有考察逆顺，便把节钺交给了他，谋划不善，祸患从此产生。鄂特凌古既然知道失去众人支持，便滥用威刑，众人的心意日益离散。果庄自认为同鄂特凌古地位相当、彼此一体，只是自己反而居于他之下，心中常常不满。西夏人乘此间隙，降低身分来笼络他，先同鄂特凌古解除仇怨、结交欢好，再让他转而劝说果庄，出兵入侵；又诱骗胁迫杲多保忠，让他在泾原暗中发动兵变。党羽和同盟既已建立，羽翼既已形成，所以敢于肆意说狂妄的话来撼动朝廷的听闻。假如当初鄂特凌古以栋戬去世的消息来报告并请求册立继承人，朝廷便按照他的请求，遍问果庄、温锡沁等人究竟谁应当继位；如果众人认为鄂特凌古可以继位，那么他被立之后，众人一定无话可说；如果认为他不可以继位，那么就分割栋戬原有的领地和部众，把三使的名额分别授予这三个人；鄂特凌古没有侥幸得到任命的机会，果庄也没有怨恨不满的心情。这样西夏人就没有人可以作为援助，怎么能够动摇局势呢？加上这些年来朝廷本来厌恶战争，羌人已经察知这一点，也因此自我安定。近来忽然命令熙河点集人马，大规模修筑西关城池，又说来年应当修筑龛谷；声势和实际行动都已经暴露，敌人的心意便不得安宁，出兵以求自强，边衅也由此产生。这就是所谓招致敌寇的原因。先帝过去因为梁氏篡逆的祸乱，出兵讨伐，侵夺边界土地，结下的怨恨极深。羌人的性情看重报仇，推测他们想要报复的心思，没有一天忘记过。只是由于丧乱接连发生，兵力衰败，陛下刚即位时又一心想要招抚接纳，所以他们连年入贡，让百姓得到休息。虽然他们说了恭顺的话，大概也并非真正的本意。假如他们是先冒犯朝廷，固然还可以找借口；如今朝廷在他们承袭王位之后赐予册命，又拿出二十多万缗金钱作为礼物。他们既然同我们有了君臣名分，随后便可以用忠顺的节操来要求他们。朝廷此举，在道义上非常充分；可是羌人没有谋略，竟因此肆意桀骜。对内，他们国内的士人百姓自己知道他们理亏，一定不会为他们效力；对外，中国的将士都有斗志，容易借此建立功劳。是非曲直的关键，由此便开始确定。虽然有人认为舍弃金帛去封殖仇敌，是小人的失策；但能够分辨曲直来激励将士，智者就认为这是得计。这就是所谓行事的得失。元昊本来怀有远大志向，长于用兵；亮祚天性凶狂，轻率地使用兵众。他们过去成为边境祸患，都历经多年；然而国家小、力量弱，最终仍因困窘而灭亡。如今梁氏专擅国政，向来同杲多不和，内部自身困难重重，却想向外侵侮；中原推测他的奸谋，大概不是元昊、亮祚所能相比的。他以为两位圣人在位，恭敬沉默、安守成业，仁德恩泽的深厚为远近所知，既然没有用武的意图，便可以肆意提出无穷无尽的要求。兰会诸城、鄜延五寨，多次请求而没有得到满足，势必胁迫便会顺从；他把这当作狂妄的话传布，认为一旦提出请求就没有得不到的。如今朝廷既已逐渐加强边防，增加兵力、训练将领，那么羌人的心思已经违背原来的计划，不过想在秋冬寒冷之后稍稍跳梁，试探朝廷罢了。如果朝廷坚持意志而不动摇，守卫边境没有过失，那么他们前来边塞请求盟约，本来没有什么羞耻；如果朝廷用心不专一，只求讲和，那么他们的要求将有百端，逐渐会无法忍受。这就是所谓敌情所在。凡是想要应对敌人，必须先端正名分。西夏最初产生邪恶谋划时，一定有两种打算：第一，认为傲慢的言辞一旦送达，便可以得到地界，今后无穷无尽的要求也会因此不断增加；第二，认为即使得不到土地，实际上也没有损失，等到猖狂行动使力量屈服后，再稍稍请求讲和；中国厌恶战争，势必没有不答应的。正当他们态度不恭顺时，便夸大声势，在各部羌戎面前炫耀；等到他们柔弱降服时，便略微表示恭顺，使中国勉强听从。如今朝廷调遣军队、积储粮食，对地界的请求固然已经不答应了；然而号令还没有明确发布，逆顺也没有清楚表明。臣担心西夏不知道朝廷不怕用兵的意图，无法挫败他们的奸心；又担心将来他们的奸谋穷尽、力量屈服后，只稍微恢复臣属之礼，朝廷便同他们讲和。盟约如果不坚固，就一定难以长久。过去赵国想同秦国讲和，谋臣虞卿认为，跟秦国讲和不如先同齐国讲和。于是赵国在东方同齐国结交，秦国人便自行前来。小小的赵国尚且知道采取这种办法，何况堂堂中国，难道要畏惧退缩、苟且偷安，不辨明是非曲直，反而听命于羌人吗？臣愿陛下明白下诏，张榜告示沿边各郡，大意可以说：西夏自从亮祚丧亡以来，先帝出兵吊民伐罪，既断绝了岁赐，又禁止和市。

译羌人地区贫困，一匹绢的价值竟达到一万多钱。又命令沿边各位将领和官吏轮番出兵攻讨，横山一带的土地全都荒弃，不敢耕种，只能困守沙漠，衣食都已断绝，老少穷困饥饿，无法自行生存。朕统治四海，恩泽普遍覆盖而没有边界，怜悯这一方贫穷而无处申诉，于是下令各道统帅禁止侵扰掠夺。从此靠近边塞的田地才重新耕种开垦；既然恢复了和平贸易，又允许他们入朝进贡。使者一到，赏赐多得无法计算，他们贩运货物返回，获利无数。听说羌人那里得到这笔丰厚利益，父子兄弟才开始有了活路。朕还想到他们的君主年幼势弱，部族又离心叛离；如果不是本朝赐给他们策命，借此给予恩宠威灵，那么凭什么威服豪强首领、保有疆土呢？当时朝廷士大夫都说夷狄反复无常，内心不可测；使者将要出发时，这些议论还没有停止。朕有保存将亡、延续已绝的志向，想修复祖宗封爵命诸侯的典章，宁可让人辜负我，也要果断实行而不疑虑，所以派使者出境，授予他们礼命，金钱币帛接连不断地运往边地。边地百姓父老观看此事，无不长叹，认为仁义的厚重，是古来所没有的。然而他们却有着豺狼般的野心，吃饱之后便背弃恩德，既不派使者来致谢，也不来祝贺坤成。朕以君主之道安抚他们，他们却不以臣子的礼节来报答。朕被天地所共同厌恶的行为激怒，将相们也都愤怒。朕认为狂妄谋逆、违背节义的不过是一两个人，奸臣和国中百姓有什么罪，难道都应遭到杀戮吗？因此为了止息战争、安定众人，还没有议论攻讨。然而逆与顺的道理不能不明确。命令沿边各位将领整顿激励军队，广泛储备粮饷；胆敢侵犯边塞的，立即杀掉，决不赦免。他们既然背逆天理，即使没有人祸，也必有鬼神诛罚。姑且修治我们的疆界，等待他们发生变化。我料想这道命令一出，羌人会惭愧畏惧；即使还不会立即归顺，奸邪的计谋也会受挫，无法再张扬号令。让各路的军民知道他们理曲而我们理直，人人都想着拼死作战，勇气一旦发动，边地的声势自然会加倍，这是必然的形势。如今朝廷日夜防备边疆，常常如同敌寇将至，却只是委曲地一再忍耐，不下达这道命令；如果敌军一旦犯境，最终也免不了交战。若听从我的话，归根到底也并不是出兵，只是坐等敌人，起初没有什么不同；但可以使士气感奋而思战，使敌军知道困难而自行屈服，请求和好的使者一定会很快到来，这就是所谓制服敌人的长远谋略。臣私下听说，朝廷近来因为增添屯驻的兵将、扩大边地储备，议论断绝和平贸易，又让熙河帅臣招抚鄂特凌古、果庄、温锡、沁杲、多保忠等人，这正是兵法所说的上等用兵在于攻破敌人的谋略，不交战就使人屈服。陛下如果能够用金钱宽待他们，放宽对他们的约束，使将帅能够竭尽心力，使间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事情没有办不成的，敌军也就渐渐可以制服了。不过有一件事似乎不是臣所应当说的，只因蒙受国家深厚恩德，不敢不把话说尽。从前熙宁、元丰年间所施行的政令，虽然未必便利百姓，但先帝用法令掌握它，用威势辅助它，因此命令无不执行，事情无不办成。近来朝廷削除了苛刻的法令，施行仁政，可以说是很好了。然而刑法政令不明确，很多时候一味姑息，中外都在观望，渐渐形成纵容松弛、懒惰怠慢的风气，平常没有事情时，姑且偷安还可以。如今敌人正不顺服，胜负的变化大概还不可知，紧急关头平素没有威严号令，凭什么来驱使众人？臣认为应当根据事情依法惩处，向天下明确显示。臣先前说过，去年大臣接受并采用鄂特凌古欺骗蒙蔽的奏章，授予他节制之权，导致果庄怀恨入寇，夏人乘机违抗命令；这就是当时宰相、枢密使及副使苟且简略、没有谋略的罪过。近来泾原的贼骑有数万人到来，杀人掠夺数千人，侦察警戒不明，防备抵御不及；熙河的贼兵退去至今已经几个月，关于杀伤焚毁的奏报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这就是将帅松弛怠慢、不畏惧朝廷的罪过。陛下安然不以为怪，完全没有责问，政事败坏，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朝廷内外彼此相看，都觉得疑惑奇怪；朝廷正要使人冒着刀刃、赴汤蹈火，臣由此知道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从前公孙弘任宰相时，诸侯有叛逆的谋划，他请求归还侯爵印绶来承担责任；诸葛亮任宰相时，任用马谡不当，便请求自贬三级，以右将军身份处理政务。这是因为大臣以国家为重，不惜亲自降职贬黜，替众人执行法令。如今陛下为什么不把去年册命鄂特凌古的诏书以及参与此事的大臣，不论已经离职还是仍在任的，都各夺去一级官职？至于两路将帅，虽然不改变所委任的职务，也不能废弃法令，都应当随着罪责给予惩罚。用这种办法向四方发布号令，或许可以使人知道畏惧。朝廷上的政事得到整顿，敌人在千里之外感到恐惧，这是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不足为怪。如今陛下不能端正群臣，却希望西羌畏惧威势，是不可能的。臣听说范仲淹镇守庆州时，因为葛怀敏战败，请求以任用将领不当为由，由两府大臣辞职谢罪，削减他们的功勋爵位而仍恢复其职务，用来激励各位将领，感慰边地士兵。当时虽然没有采用，但范仲淹的话直到今天仍令人惋惜。臣虽然不聪敏，详细考察往事，认为可以施行于今天，所以不敢默不作声。小臣狂妄僭越，即使遭受斧钺诛杀，也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只请陛下裁断察看，决定是否采纳。原编者评论：辨明是非曲直，是用兵的根本。辨明自己的曲直，就能了解自己，这就是《易》所谓“维用伐邑”的意思。辨明对方的曲直，就能了解对方，这就是《司马法》所谓“上兵伐谋”的意思。京城以外的一切事务，都由将军统制；运用正兵还是奇兵，君主都不参与，只有功劳赏赐和罪责惩罚由君主掌管。法令一经确立就必须执行，丝毫不能差错，像山岳一样不可移动。这又是根本中的根本。本文所论，可以说抓住了根本。下诏声讨敌人的罪行，来彰明对方的曲；惩罚谋划错误的大臣，来使自己这方面理直。军队理直气壮，正是所谓朝廷预先筹划的谋略。至于有时进攻、有时防守，有时离散、有时联合等谋略，如果都由朝廷从中控制，即使反复推算都能算中，也会因为道路遥远而来不及用于实际，何况未必都能算中呢？从前宋仁宗对待契丹，恭敬得像小国侍奉大国一样，一时之间有志之士为此愤懑叹息。后来有出使契丹的人，契丹主谈到仁宗时声泪俱下，拉着使者去看所供奉的仁宗御容，说与本国祖宗没有不同。原来契丹主年轻时曾经微服跟随国信使来到宋朝边境，边帅侦知此事，秘密上报。到了馆舍，仁宗秘密召他进入内宫，让他拜见皇后，像抚养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他，说：‘你和我是同一家人。’ 仁宗赏赐给他的财物多得无法计算。他回国即位以后，没有一天忘记宋朝。可是仁宗在世时，全国都不知道契丹世子曾经来到中国。像仁宗这样，可以说是神武了。兵法难道一定存在于龙、蛇、鸟、虎之类的阵法之间吗？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

译臣以为，朝廷内外的臣民各有职掌，越过职分发表意见，国家有固定的法令。臣镇守陈州，并没有进谏言事的职责，却贸然发言，衡量自己的狂妄愚昧，实在是有罪。然而臣私下想到，近来因为年老多病，不能胜任官吏职事，陛下不忍心废弃臣，亲自选择便利之地，使臣得以安养。臣临行辞别之日，亲自承受陛下的恩言，认为大臣的义务都应当替国家谋划，不应以身在朝廷内外为嫌，有所隐瞒不尽。古人有话说：‘即使身在外地，内心没有不在王室的。’臣恭敬地认为圣德广大，没有什么不能容纳的。臣自到任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心目昏眩，越来越严重而没有痊愈，所以曾经请求苟延余生，求得返回乡里。这一点诚心，久而未能实现。陛下看到臣的志气衰颓到这种地步，难道还会有意辨明是非，与世俗争论吗？因此在得失之间，长久以来没有参与意见。如今私下有一些想法，上可以替陛下参验官吏，下可以替陛下考察百姓，而安危的关键，实在就在这里。臣自己想到连续承受历代圣主的恩德，国家的祸福，实际上也与自身相同。志向力量虽然衰弱，但在道义上不能闭口不言。然而臣想说的，并不是敢于广泛援引古代，也不是预先推测未来，来迷惑陛下的聪明。这些全都是陛下曾经亲自尝试过的，也是臣愚昧地有所听闻的。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之初，谋划深远，凡有所建言和施行，往往都合乎天意。开始议论修建山陵时，深深忧虑费用太大，推明先帝薄葬的遗命，来诏告有关部门。四方听闻后，没有不感动流泪的。后来一年之间，广泛发布号令，劝导率领宗族，敦厚孝悌的行为；勉励各州郡，把农桑政务放在首位；恢复转对制度，以扩大言路；议论徭役，以减轻百姓负担。盛大的德政，无法一一记述。当时天下虽然经历大变乱之后，却无不 eagerly盼望听到德音，以忘却自己的忧患。两宫欢欣，九族亲睦，群臣和百姓都受到福佑而安宁。纷乱的议论没有传到朝廷，诽谤和怨言也听不见于乡里。陛下从容无为，天下已经治理好了。这样治理国家，难道不是令人快乐吗？陛下如今回头看，当天的政务，有多少是可以后悔遗憾的？在臣看来，不但陛下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即使天下人也没有谁认为那样做不恰当。为什么呢？因为政令简易，符合人情所安。《易》说：‘容易，就容易了解；简约，就容易遵从。容易了解就会亲近，容易遵从就会有功。’ 有亲近就能够长久，有功效就能够发展壮大。假使陛下推行这条道路，始终不改变，那么臣认为长久而盛大的功业，是可以取得的。后来求得治理太过急切，用心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奸臣乘隙得以进用，邪说开始提出开拓边疆，以迎合皇上的意旨。于是延安有谋取横山的计划，保安有招诱敌人的计策。陛下用金帛宽待他们，借给他们兵器。小人贪图功劳，考虑不到长远的祸害，轻率发兵深入，和西戎结下怨仇，侵夺一点没有用处的土地，白白耗尽内府历代积蓄。大则使秦、雍疲敝，小则使自身死于敌手。西部边境骚乱不安，而陛下第一次后悔了。然而陛下天资英明果断，有汉武帝宏大通达的气度，即使军队和官吏屡屡失法，建立功业的心意却从未稍减。因此左右大臣揣知陛下的心意，又进献聚敛财利的说法。陛下喜欢听到这些利益，却没有空闲深入追究它的祸害，于是全盘听从。设置条例司，寻求天下遗留的财利。己酉年秋天，新政开始颁行。从此以来，凡是变革的事项，多得无法全部计数。其中最大的，第一次是常平、青苗，第二次是拣兵并营，第三次是出钱雇役，第四次是保甲教阅。这四项同时在世间推行，官吏疑惑，军民愤怒怨恨。进谏的人奏章交相呈上朝廷，诽谤的声音传播到市井。陛下不胜其烦，因此在朝堂上长声叹息，直到太阳西斜还不进食。然而还侥幸希望它们成功，竭力排斥众人的议论而固守不改。天下正共同厌恶困苦，却不知道这种局面何时停止。至于拣兵并营的政策，它的危害最先显现。武夫凶悍，怨恨最深，造成的祸患也最急。陛下知道这不可行，于是增加每月粮饷，又收纳退伍士卒，以顺应他们的心意。这样陛下已经第二次后悔了。然而军中的舆论仍然喧嚣不安。陛下虽然施加恩惠安抚他们，他们最终却不认为这是恩惠，反而说陛下是害怕他们。不幸边臣谋划失算，再次激发了戎人的敌意。帷幄中的大臣谋划不善，不设法安定他们，反而设法扰乱他们。临行派遣执政大臣，交付边疆事务，拨出大量金钱，预先写好诰敕，来促成其深入的计划。在这个时候，天下人都知道他们必定失败。可是陛下和一两个大臣正认为万事都能举措、万无一失。后来出兵进入无人之境，在不宜守卫的地方筑城，使腹心地区困顿疲敝，以求没有益处的功劳，导致秦、晋百姓父子离散，肝脑涂地。戎人聚集力量承受屈辱，已经筑成的城池随即倾覆，前往救援的军队接连溃败叛乱。四方震动，君臣日夜忧劳，这以后才下达罪己诏，流放窜逐宰相，以向西部两边境谢罪。这样陛下已经第三次后悔了。这三件事在尚未后悔时，陛下也认为是对的吗？不对吗？陛下违逆众人的心意，竭力实行而不顾一切，必定认为它们是对的，而不认为是错的。然而最终竟然达到这种地步，那么如今陛下认为正确而尚未后悔的事情，恐怕也与这些相似吧？臣听说，人数众多而不可欺骗的，是百姓；勇猛而不可侵犯的，是军队；地势险要而不可轻侮的，是邻国。如今陛下已经欺骗百姓、侵犯军队、轻侮邻国了。侵犯军队、轻侮邻国，变化来得快而祸患较小；至于欺骗百姓，变化来得慢而祸患巨大。变化快而祸患小，是瓦解的忧患；变化慢而祸患大，是土崩的灾难。如今瓦解的忧患，陛下已经知道后悔了；土崩的灾难，陛下还没有放在心上。这就是臣感到寒心的原因。《易》说：‘回头还不算远，就不会有大的悔恨，大吉，这是事情尚未败坏的时候。’陛下如果不醒悟这样做是错的，必定等到失败以后才后悔，像前面三件事一样，那么陛下回头就已经太晚，悔恨也会很大了。况且臣看如今陛下认为正确而尚未后悔的事情，也只有三项：青苗、助役、保甲。

译这三项的弊病，臣不再重复说了。为什么呢？议论时事的人说它们不可行的，不止一个人；百姓为了逃避而毁坏肢体、熏灼耳目、把母亲嫁掉、分家居住、贱卖田宅，也不是一家人的事情。陛下大概也已经知道了。却徘徊不改，使百姓无处申诉，再加上水旱灾害，接着发生饥荒，积聚怨恨的百姓奋起成为群盗，逐渐蔓延，消灭后又重新出现；英雄乘机而起，振臂一呼，就可以聚集千人的队伍。这样一来，胜广式的事变形成，这就是所谓土崩的形势。臣恐怕陛下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想再次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臣希望陛下把即位初年的政务同今天的事情拿来比较看看：天下纷扰不安，哪一天比今天更严重？群臣异口同声争论，哪一天比今天人数更多？陛下听取阅览而疲倦，哪一天比今天更多？后悔自责，哪一天比今天更迫切？陛下如果确实这样比较，就不必等臣把话说完，得失也可以自行判断了。况且即位初年的政务，是陛下的本心；今天的事情，是臣下错误的谋划。陛下抛弃即位时的本心，而顺从臣下错误的谋划，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虽然如此，臣私下听说，近来陛下也已经后悔了。后悔却不改变，并不是陛下的本意，而是被进献建议的大臣所迫。臣下向君主进献谋略，如果事情没有成功，便改变立场去顺从众人，那么君主就能看出他的深浅。君主既能看出他的深浅，那么对他的任用或罢免就掌握在君主手中，这正是臣下不愿意看到的。臣私下痛心陛下为了社稷的计策，想改正过失来安定天下，却被贪恋权力、固守职位的大臣坚持不放。陛下聪明睿智，废置任用本来可以自己作主，却偏偏为此郁郁不乐。汉宣帝和赵充国攻打匈奴时，魏相反对，认为应当同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以及有见识的人详细商议后才可以。这三个人并不比赵充国贤能，但他们与国家共同忧乐，没有侥幸求取功名的心，也没有希求爵位赏赐的意思，这些方面远远超过赵充国。赵充国尚且不能听从，何况那些不如赵充国的人呢？陛下将要安定百姓、保卫国家，却同喜欢功劳、好弄权利的人谋划，臣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可取。臣不胜区区忘身忧国的诚意，因此地位疏远而言辞迫切，只请陛下明察。原编者评论：茅坤说：通篇指向神宗生出悔悟之心的地方，感慨激愤而使人醒悟，得到了《易》中“从门窗纳入约束”的意思。自齐州回论时事书 臣从年轻时读书，就喜欢谈论天下治乱。正值陛下开始求治时，臣上书议论时事，陛下没有嫌弃臣的狂直，召臣到便殿应对，亲自听到圣上的言语；臣这个九品卑微的官员，从此才得以登殿应对、议论政事。在这个时候，陛下喜欢询问政事的声名震动海内。愚昧卑贱之人，忠实相信而考虑不周，以为天下的事情可以慢慢陈述，逐一指出后就能解决了。后来错误地承蒙恩泽，接受条例司的职务，因为抗议论说得失，同有关部门意见不合，于是请求外调任职。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可是天下的治安始终还看不出来，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天生具有圣德，聪明睿智，不用学习便具备谋划安排的才能，那还用说什么呢？近年以来，每有变更，百姓大都不服。大概青苗法实行，农民就没有多余财物；保甲法实行，农民就没有多余力量；免役法实行，公私双方都困窘；市易法实行，商人买卖都受到困苦。上面官吏辛劳，担忧难以施行；下面百姓忧愁叹息，希望它赶快改变。这四件事，难道陛下的圣明有所不知吗？臣认为不是。陛下的圣明，没有什么不知道的。凭什么这样说呢？两年以来，陛下多次作出英明决断，罢免或任用大臣，列举他们的罪过，明确告示臣民。凡是天下共同憎恶的事情，陛下没有一件不知道。由此看来，凡是天下共同怨恨困苦的事情，陛下又有什么不能察觉的呢？如今上天悔改而停止灾祸，启发圣上的心意，调换辅佐大臣，朝廷内外都踊跃欢欣，想要看到宽缓的政令；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月份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仍然寂静无声。众人的心惶惶不安，就像长久饥饿却得不到食物。臣虽然愚昧浅陋，却唯独替陛下感到遗憾。陛下自即位以来，求得天下治理的心情常常像来不及一样，心想要用尧舜时代的盛平来改变汉唐的浅陋。不幸左右近臣不明智，渐渐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天下人谁不知道呢？如今既然知道他们不能任用而把他们罢免，却又沿袭他们的旧法而不改变，难道要让后来的人代替他们承担罪责吗？这就是臣替陛下遗憾的原因。况且今天天下的安危，聪明的人已经不必再计算了。水旱连年，死亡的人将近一半，残存的百姓饥饿困苦，盗贼遍布田野，边疆尚未安宁，军队在外征战，府库空竭，边地粮饷短缺；值得忧虑的事情，哪里数得清？这些办法没有成效，已经清楚可见。然而陛下独自迟疑不决，难道是自己推行的政策又要自己废除，害怕天下人因此看出自己的深浅吗？臣听说，君主的德行，就像上天对于万物一样。天旱得酷烈，赤地千里，草木全都枯死，可以说是暴虐了。然而到了雷雨按时兴起的时候，丰厚的雨泽充满大地，百谷奋发而生长，百姓又能得到粮食，歌颂上天的盛德，把旱灾的暴虐忘掉。为什么呢？因为上天的度量广大，改过毫不迟疑。假如乌云密布却不下雨，下了雨又中途停止，迟疑犹豫，长久不能决断，那么上天生养万物的作用就会断绝了。

译传记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后人人都仰望。如今陛下如果确实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心境虚静专一，清明澄澈，不被彼我之分、得失之念所牵动；抛弃恶行如同丢弃尘垢，趋向善行如同救治饥渴；同百姓一起更新政治，停止这四件事：青苗钱已经发放的，约定三年不收利息；保甲已经编定的，保留旧有名册而不让其承担事务；恢复差役，废除免役法令；恢复通商买卖，废除市易法令。实行一年后观察，如果百姓不能安居，水旱灾害再次发生，盗贼再次兴起，财用再次耗尽，确实有一件事情使陛下忧虑，臣愿接受欺骗君上的诛罚，以此向左右大臣谢罪。陛下如果确实不相信臣，几年以后自然会亲自承受这些弊害。古人说过：‘一次惭愧都不忍心承受，难道要终身惭愧吗？’只希望陛下为社稷筹划。臣谨慎列举四件事的危害，逐条写成奏议进献，实在承受不住愚忠愤懑的诚意，冒犯天威，伏在这里等待斧钺之诛。臣苏辙诚惶诚恐，冒死上书。附上这篇奏状，谨慎考察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件事的得失，这些最容易看清。上至朝廷内外的臣僚，下至田间父老，没有一个不知道。但由于朝廷所推行的事情，说它正确就有功，说它错误就有罪，所以人们畏惧躲避，闭口不言，不敢直说。臣如今谨慎采集众人的议论，凡人们共同知道、明白可见的事情，逐条开列如下：一、议论者都说，富民借贷给贫民，坐收加倍的利息，因此富人日益富裕，穷人日益贫困。如今官府发放青苗钱，收取二分利息，夺取富人兼并获利的权力，以救济贫民急迫的需要。借贷方式不异于民间，利息又不到加倍，公家和私人都有好处，没有比这更方便的了。然而官府的贷款实际上同私人贷款不同。私人虽然有时收取较多利息，但人情相通，另无条文限制。今年不足，明年再偿还；米粮不够，就用柴草接着偿还；鸡、猪、狗、羊都可以用来还债。没有规定年月期限，也没有交纳费用，出入乡里而不耽误农事，想取就取，愿意偿还就偿还，不像官府贷款动不动就有妨碍。所以即使有时收取超过一倍的利息，百姓也安然不知。如今官府发放青苗钱，要求用现钱偿还，随两税催收，邻里互相作保，订立文书请求贷款；一家欠款，牵连九家，坐等奔赴城市，耗费各种费用。一旦有人逃亡，债务就平均摊到同保之人身上；贫富都被牵连，必定要使大家全都困毙才会停止。朝廷虽然多设法令来挽救弊病，实际上却没有益处。一、议论者又说，平时的差役破坏百姓家庭，一个人服役，全家就失去生计，所以让各户出钱，由官府雇人，称为免役。出钱虽然多，但百姓免除了家破人亡的忧患，因此以此为理由推行而不怀疑。然而他们不知道，三代的百姓用劳力侍奉君上，并不专靠钱财。近世根据各家的有无，各听其方便：有劳力而没有钱财的，让他贡献劳力；有钱财而没有劳力的，都可以雇人。每个人各自贡献所有的东西，所以不必劳累便能备办。如今抛弃百姓本来拥有的劳力，一概只取钱财；百姓即使有余力，也不能贡献。于是卖田宅、砍桑树、卖牛马，用来供应免役钱，天下从此开始遭受大害。况且钱是官府制造的，米粮布帛是百姓生产的。古代上面出钱来调节天下货物流通，下面出米粮布帛来补足上面的缺乏，上下交换，所以没有不利的。如今青苗和免役都要求百姓出钱，因此各种物品都变得便宜，只有钱最贵；想让百姓不贫困，是不可能的。至于京师各部门、郡县掌管刑法的官吏，没有俸禄却服役，已经很久了。周代制度中，平民在官府任职，虽然说有俸禄，但事务简单、官吏少，或许容易供给，不像如今人员极多，无法供给。何况三代的军队由百姓出，今天的军队坐在那里仰赖供给，如果又同时承担巨大的费用，百姓的力量实在难以承受。然而议论者认为，给他们俸禄，之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廉洁。大概朝廷选拔官员的精细程度，一定比不上慎重选择官员；给官吏的俸禄丰厚程度，一定比不上给官员的多。如今慎重选择、俸禄优厚的官员，尚且免不了贪污，何况普通吏员呢？而且从前制定法令时，按赃物数额定罪，没有俸禄的人减轻一等。如今采用仓法，吏员获罪反而重于官员，轻重颠倒，极为不恰当。如果朝廷确实担忧吏员贪污，只要让官员任用得当，吏员收受贿赂自然会有所限制。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即使增加俸禄、严刑峻法，也不能禁止。一、议论者又说，三代盛世时，军队由农民组成，所以编组什伍、保甲，以寄托军令。朝廷喜欢它接近古制，也认为可以实行。然而三代百姓从官府那里接受田地，官府供养他们很优厚，所以出身当兵而没有怨言。如今百姓买田耕种，然后才能得到粮食，官府供养他们很微薄，却想要求他们当兵，形势上是做不到的。大概自唐代以来，百姓用租、庸、调交给官府，从而免除当兵。如今租庸调变成两税，两税之中已经包含军费。况且还有更严重的：百姓交钱免役时，以为终身不再服役。如今既然已经免役，却在捕盗时让他们担任耆长，壮丁在催税时又让他们担任户长、里正，在巡防时又让他们担任巡兵、弓手；一个人同时承担三种差役，百姓将如何承受？至于让他们充任巡兵、弓手，一保甲之中，壮丁既然出外，老弱留在家中，盗贼便乘机进入，如入无人之境；而他们轮番上岗的期限又不过十天，对于坐、作、进、退等操练还没有学会。替换的人到了，大家便相继返回，来往奔波道路，劳累困敝，有什么益处？以至于盗贼纵横，官吏受到责罚，盗匪啸聚成群，攻打劫掠州县，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古代的循吏使百姓卖剑买牛；如今却使他们丢弃农具而置办兵器。小民没有知识，因而借机作恶；畏惧惹事的良民一旦加入，终身不能脱离；抛弃农务而喜好权力的人，一经补任，终身不得免除。它所造成的祸害，有说不完的。一、议论者常常担忧各种货物的价格涨跌控制在富民手中，货物少时就抬高价格出售以获利，货物多时就压低价格出售以求利，利润被阻塞，商业买卖难以流通。因此设置市易官来平抑价格。如果有关部门确实遵守这一主张，不再另行经营，那么即使琐碎而难以实行，也还没有深重地危害百姓。如今自从设置市易以来，没有什么货物不买，没有什么利益不包揽，命令官员派人贩运南北货物，放债取利，公开进行而无人怀疑。它杜绝财利来源，不让百姓共同经营；看它的宗旨，并不是调剂有无、权衡价格而已。

译只是使小民失去生计，商旅不能通行，空有专营利益的名声，实际上却丧失了商税的收益，使国家体面卑下受辱，天下人离心。巍巍盛大的朝廷，何苦要做这种事？况且小民喜欢获利，大多没有长远见识，争着借取官府贷款来救眼前之急，欺骗父兄，虚妄地拿物品作抵押；期限一到，逃跑也无处可去，父子离散，行路之人都为之叹息。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陷阱，诱骗他们落入其中呢？至于奸猾百姓和大商人，窥伺其中空隙，取得的利益很多：有的把积压卖不出去的货物交上去换取现钱，有的拿残破无用的房屋作抵押，赊取实物；巧诈机智层出不穷，难以一一说明。有关部门受蒙蔽，指着这些说成利益；钱币一旦散出，就漫无边际，难以收回。官府所藏的，不过是徒具形式的文书罢了。臣私下听说，朝廷近来将要议论彻底追查，然而已经造成弊害的法令还没有停止施行，买卖各种货物仍然照旧。这好比含着吞下毒药，喉舌已经破败，胸腹已经胀满，明知它不对，却还闭口不吐，安坐在那里切脉，广泛寻找医书，这样离迅速痊愈的方法就远了。以上臣所陈述的逐条事项，都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众百姓共同知道的。朝廷清明，难道会有不知道的吗？如果确实有意改易，实际上并不难行，只要早晨发布一纸诏书，四项弊法当晚就可废除，不像前代那样积累成弊。如果这件事是在列国之中，或是在四夷之地，要议论改更，恐怕会动摇天下，所以还可以暂且维持、涵养，苟且求得便利安宁。如今事情在朝廷发布命令就可以决定，既然众人都寄托希望，形势上难以长久保留；却私下顾惜留恋，迟迟不作决定，以至于失去天下人的心，臣私下认为不可取。愚昧之人，志向在于忧虑国家，言辞激切，冒犯典章刑法，这一点区区诚心，甘愿等待诛戮。谨慎写成奏状上报，伏候敕旨。原编者评论：杨慎说：新法施行后，苏轼竭力争论却没有获胜，纷扰将近二十年，天下几乎危亡。司马光革除弊病，使天下五年焕然一新；后来吕大防、刘挚提出调停的说法，颍滨又为此争论，过了四年，李清臣任用而“绍述”的说法兴起，新法重新施行，颍滨争论仍未获胜，天下的事情就无法挽回了。两位公的议论关系重大，就是这样。代替兄长苏轼下狱上书 臣听说，处于困急之中便呼喊上天，遭受疾病疼痛便呼喊父母，这是人的至情。臣虽然微如草芥，却有危急迫切的诚意，只愿天地父母哀怜同情。臣很早失去父母，只有兄长轼与臣相依为命。如今私下听说他获罪被捕押赴监狱，全家惊叫号哭，忧虑祸患不可预测。臣私下思量，轼居家或做官，没有大的过恶，只是天性愚直，喜欢谈论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议论政事，他的话虽然有不合之处，陛下圣德广大，也没有加以谴责。轼狂直而考虑不周，私下倚仗天地包容的恩德，不能自我抑制、畏惧。前几年任杭州通判和密州知州时，每逢见物触景生情，便写作歌诗，言语有时轻率发出。先前曾经有臣僚把这些诗交上来，陛下搁置不问。轼感激承受宽贷之恩，从此深深自责悔过，不敢再有所作。但他的旧诗已经自行传播开来，臣实在悲哀轼自信而不知文字轻率，言迹涉及不恭，即使改过自新，也已经陷入刑法，无法挽救。轼将要被逮捕时，让人对臣说：‘轼年早衰而多病，一定会死在牢狱中，死本来就是我的命分。然而遗憾的是，年轻时怀有有所作为的志向，遇到百世难逢的君主，虽然当年彼此有龃龉，终究还想在晚年稍稍效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如今遭遇这种灾祸，即使想改过自新，洗心革面来侍奉明主，也没有道路了。况且他在朝廷中最为孤立，左右亲近之人一定没有替他说话的。只有依靠兄弟亲情，试着向陛下求取哀怜罢了。臣私下哀痛他的志向，禁不住手足之情，所以冒死替他说一句话。从前汉代淳于公获罪，他的女儿缇萦请求没入官府做婢女来赎父亲，汉文帝因此废除了肉刑。如今臣如蝼蚁一般的诚意，虽然万万比不上缇萦，但陛下的聪明仁圣远远超过汉文帝。臣想请求交纳自己现有的官职来赎兄长轼的罪，并不敢希望减轻他的罪，只要能免于下狱而死，就感到幸运。兄轼所犯如果有明显的文字证据，一定不敢抗拒、不承认，以致更加获罪。如果蒙陛下哀怜，赦免他万死，使他能够走出牢狱，那就等于死而复生，应当怎样报答呢？臣愿同兄轼洗心改过，粉身碎骨以报效，任凭陛下驱使，直到死去才停止。臣不胜孤立危急迫切，无处申诉，只能归诚于陛下；只希望宽恕他的狂妄，特别允许臣所请求的事情。臣不胜祈求上天、请求保全性命的激切惶恐之至。原编者评论：据何春渚《纪闻》记述，他的父亲何去非从苏轼那里听说：当初被御史台逮捕拘禁，案件审理完毕上奏朝廷。这天晚上暮鼓已经结束，某人正要睡觉，忽然有两个人推门进来，把箱子扔在地上，随即枕着它躺下。到了四更，睡梦中感觉有人摇动身体，并连续说：‘恭喜。’某人慢慢转身侧卧询问，他们只说：‘安心熟睡。’于是提着箱子离去。原来最初奏章上报时，舒亶一伙在皇帝面前极力诋毁，必定要置苏轼于死地；而裕陵起初并没有深重治罪的意思，秘密派小黄门到狱中察看某人的起居状况，恰好某人鼾声如雷，小黄门便立即驰报。裕陵回头对左右说：‘朕知道苏轼胸中没有什么事情。’于是就有了贬往黄州的诏命。王安石因苏轼直言极谏而恼怒，搜取文字来杀害他的性命，以威慑天下，使天下人不敢再发言。神宗明白苏轼没有别的意图，听从王安石的不正当行为本来就可以了，治王安石的罪也可以了；至于如果有不得已的情形，先顺着他的意思给苏轼定罪，逮捕苏轼并判处死罪，然后再慢慢减轻他的罪责而责罚遣送，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倒拿着太阿宝剑，把剑柄交给别人，自己已经被转动其中，还要排解困难、调停纷争吗？自古以来奸邪小人迷惑聪明的君主，如同毒虫蛊惑人一样，能使人颠倒错乱，往往如此；所以明君把他们远远避开，如同躲避毒蛇蝎子，良臣则像鹰鹯捕击它们。邵伯温说：朱寿昌年轻时不知道母亲在哪里，便辞去官职走遍天下寻找她，还刺血抄写佛经，志向和苦心都十分深。熙宁初年，他在同州找到了母亲，迎接她回来。朝廷士大夫多用诗歌赞美他。苏内翰子瞻的诗说：‘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王荆公推荐李定担任台官，李定曾经没有服母丧，台谏官和给事中、中书舍人都议论他不孝，不可任用。内翰因朱寿昌的事作诗，借此贬斥李定，所以说：‘此事今无古或闻。’后来李定做了御史中丞，说内翰多次作诗贬斥皇上；苏轼从湖州赴诏狱。代三省祭司马丞相文

译呜呼！元丰末年，变故震惊四方，号令所由发出，大家都仰望帷幄中的谋划。公从西方归来，朝廷在庭中哭泣，士大夫都叹息。重新见到老成之臣，如同太妊在位、成王在旁，说：‘我孤独无依，谁来怜恤我？我的祸患已经使头发斑白、面容苍老，三代以来的老臣不能留下，谁能辅佐我、安定百姓？’公出发上路，百姓聚集呼喊，都说：‘我们的父亲回来了吗？回来了吗？’公害怕自己不能担当，迅速返回洛师；朝廷授予他宛丘之职，实际上准备重用他。公到来时，挺然独立，身子如枯木，心志如金石。当时正逢居忧服丧，恭敬沉默不说话；一两个卿士代替上天斡旋，事情纷乱如丝，众人密集如梳齿，治乱的关键间不容发，公亲自承担这一切，所依靠的只有诚心。我们的百姓如果能够姑且安定，我们的君主就会安宁；以顺从取得上天之意，以诚信获得百姓之心。暂且去掉过分的东西，恢复根本，白发老人和黄口小儿、织布妇女和耕田农夫，差不多都可以得到休息了。等待了日月，公乘坐安车入朝觐见，陈述调和政局、使百姓富裕的言论，至死不变，正要享祀合宫，百官都来供职。公在家中患病，卧床不起，第二天将要斋戒。傍晚听到公的讣告，上天以降雨哭泣，京城人都酸楚悲伤。礼仪完成却无人庆贺，人们知道这是君主的心意，龙蝉冠于是随着葬礼送给公作襚服。公刚来时，百姓手持弓矛；等到公永远离去时，百姓已经耕田并用耰平整土地。公虽然去世了，他的志向却还存在。国家有成法，朝廷有正直之人，应当坚持守护，一点也不要使它坠失；这不是为了报答公，而是为了报答君主。天子圣明，神母万年，百姓不再告劳，公的志向就是如此。死者如果能够复生，请相信我的这番话。呜呼，悲哉！原编者评论：司马光辅佐哲宗初年的政务，完全革除熙宁年间积重难返的弊病，使百姓休养生息，从沟壑中出来而登上安适的床席，宋朝几乎实现中兴。司马光死后，调停的说法流行起来，开始还说调停，后来就完全排斥君子，专门任用小人。苏辙写三省合祭文，约定谨慎守护司马光所成的法度，说死者如果复生，请相信我的话，大概是用来约束三省吧？哪里知道小人将国家和君主都不放在心上，又哪里会顾及司马光？他们正要连司马光的魂魄也一起杀戮，又要禁锢司马光的子孙，对于司马光所成的法度，又哪里会顾及呢？卷五十四 南丰曾巩文集·杂著·书序 《书魏郑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