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

译前年五月，连下大雨，麦子被打坏，河水泛滥，东畿的低洼田地都被淹没。后来一直不下雨，到八月时，高田里的豆类和谷物也枯死了。三司有人说：“先前博州发洪水，百姓借河水灾害为理由申诉，因而免除租税的，大概有一万人。如今到了秋季应当收租，担心百姓借水旱灾害的机会，托关系胡乱请求免租，致使军粮减少。”于是朝廷严令有关部门谨慎办理。朝廷又据此发布田令，约束州县官吏；官吏无论远近，都看风向而厌恶百姓申报水旱灾害。一律用农田诏令规定的期限来限制，严重的甚至施以杖刑，使他们不敢再说。畿内百姓向县里申诉，县里不听，便向开封府申诉，开封府也不听，于是相互聚集站在宣德门外，向宰相申诉。朝廷于是派官吏四处察看各县。察看的人回来，有的说有灾，有的说没有灾；然而说没有灾的占十分之七八。最后一批察看者回来报告说：“百姓确实受灾，只是官吏害怕约束，想苟且使自己免罪罢了。”天子听说后，怜悯不已，把畿内百姓的租税全部免除。我曾私下感叹说：百姓有幸成为畿内百姓，遇到缓急之事，距离近而容易被知晓。雨从天降，河水泛滥，加上烈日出现，这三种情况都是世间容易看见的。前两三年旱灾蝗灾接连发生，朝廷年年按照灾害的轻重，分别减免赋税多少。到了军粮不足时，便每年买粮，或者让人输粟换取爵位来补足。这就是在上位者爱护百姓，而仁人的心容易被触动。以这样容易知晓的近处、容易看见的事情，去报告容易被触动的仁心，然而官吏一加阻塞，几乎就无法上达。何况天下四海广大，距离几万里；事情难以知晓，不像大雨、洪水和烈日那样容易看见的，不知有多少！假使上面有怜悯之心，却不能传达到下面；下面有苦心想要申告，却不能通达到上面，那只是官吏处在中间加以阻塞罢了，岂不可悲叹吗！扶风是一个县，在关塞以西，距离京师一千里；百姓遭遇不幸而事情又有隐情、令人畏惧的，哪里能限定有多少呢？县中有县令、主簿、县尉三人，百姓的意愿能够不被阻塞而上达州府，州府又不阻塞而上达朝廷。县中不阻塞、百姓的意愿能够上通，靠的只是县令、主簿和县尉把它传达上去而已。王君圣纪在该县任主簿，圣纪好学而有文才，辅佐这个县，正要开始检验他的治政能力。因此我把平日所感叹的这些事情告诉他。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庐陵欧阳修序。原编者评论：秦二世时，崤山以东各郡县的年轻人苦于秦朝官吏，纷纷杀死郡守、郡尉、县令、县丞，反过来响应陈涉，相互拥立为侯王，联合向西进军，名义上说是讨伐秦朝，数目多得不可胜数。谒者从东方出使回来，把反叛的事报告给秦二世，二世大怒，把他交给执掌司法的官吏。后来又有使者到皇帝面前，皇帝问他情况，他回答说：‘各地盗贼正在被郡守、郡尉追捕，如今已经全部抓到了，不值得忧虑。’皇帝很高兴。等阎乐来到望夷宫，箭射进帷帐。二世大怒，召唤左右侍从，左右惊惶混乱，不敢抵抗。旁边有一个宦官侍奉着，也不敢离开。二世对他说：‘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竟到了这个地步？’宦官说：‘臣不敢说，所以能够保全性命。如果臣早说了，早已被杀，怎么能活到今天？’唉！古代先哲君王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乐官献典籍，史官献书，太师进谏，盲人乐官作赋，乐工诵读，工匠进谏，平民传达意见，近臣尽力规劝，亲属补充监察。人的性情没有不喜欢赞誉、厌恶毁谤的，古代先哲君王也是人，却一定要让那些卑微小人怨恨你、辱骂你的声音交相传入耳中。况且皇帝自己敬畏道德，承认自己的过失，说：‘我的过失，难道只是不敢含怒而已吗？’这岂不是普通人所不能承受的吗？通常地位越高，受到的蒙蔽就越多、越远；下面的人有的望见风声便战栗，有的望见风声便迎合旨意，因为皇帝一高兴，万般利益都会聚集；一发怒，万般痛苦都会聚集，百姓怎么能不只希望讨他欢心，而只害怕触怒他呢？于是，凡是可以博得皇帝欢心的事，没有不去做的；凡是可能招致皇帝发怒的事，没有不躲避的。因此，下面的人越来越奸巧，上面的人越来越昏暗；下面的人越来越结党，上面的人越来越孤立。上面既孤立又昏暗，百姓就没有地方申诉，小人居于职位上也越来越得意，国家社稷危如累卵，就像秦二世时一样。《易经》说：“房屋筑得高大，遮蔽了家室；从门缝窥看，寂静得像没有人；三年见不到人，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秦二世，是可以和夏桀、商纣相提并论的人。后世君主谈到二世的事，总说：“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再出现在今天呢？”如今看欧阳修所说的，竟然就是宋仁宗时的事情。仁宗与秦二世相差如天渊，不能用道路里程来计算；然而只因为有了“害怕百姓借水旱灾害托关系免租”的看法，京畿附近百姓受灾却无法上报，派出的官吏四处察看，回来后说没有灾害的竟占十分之七八。仁宗虽然最终没有成为秦二世，但秦朝那位谒者难道不能在景祐年间重新出现吗？君主为什么不害怕？应该怎样害怕？回答是：谨慎对待自己的喜恶罢了。《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五代初年，天下分裂成十三四个政权。到建隆年间，有的灭亡，有的衰弱，尚存的还有七国。其中蜀和江南的土地最大。凭周世宗的雄才，三次进军淮河一带，仍不能消灭李氏；蜀也依仗险要地势阻挡宋军，秦、陇、山南都被侵夺。荆人便收缩退守归峡，不敢向西窥伺，争夺原来的土地。等到太祖承受天命，出兵不过万人，却把两国像平定一个郡县那样平定了，官吏的功业多么伟大啊！当时，文初的祖父跟随诸将向西平定成都，后来又向南攻打金陵，功劳最多。当时谈到名将，都称说田氏；田氏的功劳写入史官的记录，俸禄世代留在家中，直到今天仍未断绝。天下安定以后，将帅没有地方施展武力，士大夫争相凭借文才儒学进身，因此文初本是将门子弟，却反而穿着白衣，作为乡贡进士参加官府考试。前后处在同一时代，也都是各自顺应时势而已。文初辞学通达敏捷，为人敦厚清正，令人喜爱。这年仲春，他从荆南向西到万州拜见父母；我和他把船停在夷陵，一同登高远望，随后游览东山，窥看绿萝溪，坐在磐石上。文初喜爱这里，停留数日才离去。夷陵，据当地地志说：北面有夷山，因此得名。有人说：“巴峡的险峻到了这里才开始平缓。”大概文初如今所见，还没有见到山川真正的胜景。从这里往上，逆着江流穿过湍急水势进入三峡，山川险峻奇异、绝妙壮观，那才值得喜爱。当宋王朝的军队征伐蜀地时，兵分两路：一路从凤州进入，另一路从归州攻取忠州、万州以西的地方。如今经过的地方，都是当年王师用兵之处。观览这里的山川，可以慨然作赋了。原编者评论：这篇文章与《丰乐亭记》含义相同。俯仰于百年之间，想起创业的艰难，认识到太平治理自有根由，享受安乐的适意时光，又害怕不戒备便走向危亡；希望以抒发忠诚来成全孝道，害怕失去道义而背离正道。这种种情意，都流露在文字表意之外。《送杨寘序》

译我曾患有幽忧之病，退居闲处，却无法医治。后来向友人孙道滋学习弹琴，接受了几首宫调曲，时间久了便以此为乐，竟不知道疾病还在自己的身体里。琴这种技艺本来是微小的，等达到精妙境界时，宏大的声调如宫声，细微的声调如羽声；拨弄琴弦，琴声忽然变化，急促时凄凉而短促，舒缓时舒展而和谐，像山崖崩裂、巨石破碎，高山涌出泉水，又像风雨在夜里突然到来；也像怨妇、寡妇的叹息，像雌雄鸟相互和鸣。那种忧思深沉、意境高远的，是舜、文王和孔子留下的声音；悲伤、忧愁、感慨、愤懑的，是伯奇这类孤子的叹息、屈原这类忠臣的悲鸣。喜怒哀乐，都能深切而纯正地感动人；古代的淡泊情怀、尧舜三代的言语、孔子的文章、《易经》中的忧患意识、《诗经》中的怨刺，都没有什么不同。能够用耳朵听琴，用手指应和，取其和谐之声，疏通郁结，抒写幽深的思绪，那么感动人的地方，也会达到极致。我的朋友杨君好学而有文才，多次以进士身份应试，却一直不得志；后来凭祖荫调任剑浦县尉，孤身处在东南数千里之外，他内心本来就有不平之气。况且他年轻时便多病，南方又缺少医药，风俗和饮食也不适宜；以多病的身体，怀着不平的心情，居住在饮食风俗都不适宜的地方，他怎么能够郁郁不乐地长久生活下去呢？然而，如果想借琴来平和心情、调养疾病，也将会有所收获。因此我写作《琴说》来赠给他出行，并邀请孙道滋斟酒、弹琴，为他饯别。原编者评论：古代善于谈论琴的，只有韩退之《听颖师弹琴》一诗，但仍未免有三分像琵琶、七分像筝的讥评。至于这篇文章和枚乘《七发》中“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一段，便真像琴声从纸面上流淌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送王陶序》六经都记载圣人的道，《易经》尤其显明圣人施用道的方式；吉凶、得失、行动、静止、前进、退守，都是《易经》所论述的事情。它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在于刚与柔。乾卦刚健，坤卦柔顺，这是刚柔的主要作用。至于八卦的变化、六爻的交错，刚柔轮流处在各自的位置，于是吉、亨、利、无咎，以及凶、厉、悔、吝等征象便产生了。刚属于阳，属于德，属于君子；柔属于阴，属于险，属于小人。从乾卦的初九变为姤卦，再向上到剥卦，这五个卦都以阴爻为主，是剥落阳刚的卦，意味着小人的势力增长，君子应当安静退守。从坤卦的初六变为复卦，再向上到夬卦，这五个卦都以刚爻为主，是决去柔弱的卦，意味着小人的势力消退，君子应当行动进取、出来任事。刚这种德性，是君子经常使用的；庇护百姓、利及万物，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卦象从泰卦的九三到九四成为大壮卦，再到九五成为夬卦。壮，就是强壮；夬，就是决断。四个阳爻虽然旺盛，却还剩两个阴爻；阳多阴少，所以可以使用强力来攻取它，因此称为大壮卦。五个阳爻而只有一个阴爻，阴爻不足以形成阻碍，只须决然去除即可，因此称为夬卦。这样看来，君子运用刚强之德时，要审察自己的力量，观察时机，知道阴险小人确实可以除去，然后用强力攻取、果断决除。勇猛的人可以冒犯他人，强硬的人也可能被屈服，因此圣人对于使用大壮、夬决的方法一定有所戒惧。所以大壮卦的彖辞说：“大壮，利于守正。”它的象辞说：“君子不合礼的事情不要践履。”夬卦的彖辞说：“刚健而喜悦，决断而和谐。”它的象辞说：“安处于德，便能免除忌惮”，用来说明刚强不能独自任用。因此复卦从开始便亨通，临卦逐渐增长，泰卦阴阳交合而到大壮，凭众多的阳刚攻取少数的阴柔，夬卦乘其衰弱而决除它。君子运用刚强之德，要循序渐进而不失时机，又不能独自任性，必须用正道、礼法，用喜悦、和谐来辅助它，这样功业才可以成就；这就是君子行动进取、出来任事的方法。太原王陶，字乐道，是一个喜好刚强的人，常常憎恶世间的阴险，认为小人大多居住在京师，因而不随便同人交游；他努力学习古道，以此自信自守。如今他初次出仕到易州，得到的是君子行动进取的卦象，所以我写这篇《刚说》赠给他。大壮卦初九说：“强壮表现在脚趾上，出征凶险。”夬卦初九也说：“强壮表现在脚趾上，前往不能取胜，反而造成祸患。”由此可见圣人对于使用刚强之德的告诫，不只在彖辞、象辞中，又常常在卦初加以深切告诫。唉！世上的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努力学习、喜好刚强，以此蓄积志向，却还没有把它施用于事务之中。如今他要前往任职，尤其应当谨慎对待开始的时候。原编者评论：王陶任御史时，竭力攻击富弼。这个人难道正是子贡所厌恶的那种人：把不谦逊当作勇敢，把揭发攻击别人当作正直吗？欧阳修在他初次出仕之时，为他阐述《大易》刚德的好处，以此告诫他，看来早已看出了他的内心。他说君子使用刚强之德要循序渐进而不失时机，又不能独自任性，必须以正道、礼法、喜悦、和谐来辅助。确实深得“天德不居首”的宗旨，先圣微妙的言语和宏大的义理，都具备在这里了。可是像王陶这样的人，哪里配谈这些道理？他结党依附小人，伤害君子，这正是阴柔而不是刚强；他的所作所为罪恶积累而不可掩饰。至于“壮于趾”“壮九页”等说法，还可以说是君子。公与私、善与恶的不同，从最初发心时就已经像秦地和越地那样相隔遥远。像王陶这样的人，用《易经》的卦象来比拟，他难道是“羸豕孚躅”吗？《进士策问一》

译问：六经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工具，也是后世取法的依据。《尚书》记载上古之事，《春秋》记载历史事实，《诗经》用含蓄的言辞进行感发和讽刺，《易经》的道理幽隐而深远。与现实最切近的是礼和乐。自从秦朝焚烧书籍，六经几乎全都残缺了。到了汉代重新出现的，也都是残缺、脱漏、颠倒的本子；有的传自年老昏聩的老师，有的从坟墓、屋壁之间取得，所以学者不能明白，异说纷纷兴起。何况《周礼》出现得最晚，但它作为一部书却很完备：天地万物的统摄安排，制礼作乐，建立国家、治理人民，养生送死，禁止非道，行善作为治理的方法，都有条理。三代的政治已经很美好，而周代的治理事迹之所以比夏、商二代更详尽地见于后世，是因为《周礼》记载了它。可是汉武帝认为它是扰乱政事、不能验证的书，何休也说它是六国阴谋的学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但如今考察它，确实有可疑之处：内部分设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相互辅佐；外部分为九服，设置五等爵位，区别尊卑来相互统属治理，这是《周礼》的大略。可是六官所属在经文中略见的就有五万多人，还不包括里、闾、县、鄙的长官以及军、师、卒、伍等人。王畿方圆千里的土地，可以分成多少井田，容纳多少户百姓呢？王官、王族所封的国邑有多少？百姓的贡赋有多少？又要在其中供养五万多人，这些人是耕作并纳税的吗？如果不耕作而领取赋税供养，那么靠什么来供给他们？治理天下本来就要这样繁琐吗？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秦朝既然诋毁古制，彻底废除古代制度，汉代以后，帝王的称号、宫廷官府的制度，都沿袭秦朝旧制，一直到今天；虽然有沿用，也有变革，但大体上都是秦制，从来没有真正用心实行《周礼》，难道是因为它规模太大而难以实行吗？它果真不能实行吗？制定法令、建立制度，是要留给后代的；如果难以实行，万世都不能实行，那就和不能实行没有区别了。这样看来，还不如反秦制。即使有人实行，也未必能兴盛，甚至可能因此招致祸乱，王莽、后周就是这样；那么它不能采用，就可以断定了。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然而其中关于祭祀、衣服、车马、旗帜的规定，似乎有可以采纳的地方，难道这就是所谓郁郁文盛吗？三代的治理，其要领是什么？《周礼》经文的过失在哪里？哪些道理适合今天，应当从哪里着手？请把这些全部详细陈述，不要隐瞒。原编者评论：欧阳修说采用《周礼》会导致祸乱，举出王莽、后周为例；而王安石造成宋朝的祸乱，也正在同时代。欧阳修作策问时，已经看出了这种苗头，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吗？还是偶然相合呢？欧阳修主持贡举时，王安石造成的祸乱还没有兴盛。《周礼》一书，宋代儒者始终不敢直接说不是周公所作；有人说，王莽时刘歆伪造篇章，把它篡入书中，以讨好新室，使他的暴政仿佛出自周公的旧典，而礼学家们却争辩说不可这样看。如今看欧阳修这篇文章，核算六官的属员已有五万多人，尚且还有没有列出员额的人员不在其中，却想凭方圆千里的土地供给他们的俸禄，实际上势必做不到。不过欧阳修所怀疑的，仍然只是举出小处而遗漏了大处。圣王治理天下，养活人民是最大的事情。《尚书》说：“使民众生活富足。”《易经》说：“减损上面而增益下面。”《诗经》讽刺《苌楚》，《春秋》讥刺按田亩征税。孔子说：“使人民富裕。”孟子说：“减轻赋税。”《大学》说：“财富聚集在上面，百姓就会离散。”六经和四书之所以教诲后世的帝王、公卿大夫直到师长百官，没有比这一点更重要的。上天使有尊贵的人，是为了让他们养活卑贱的人；上天使有富裕的人，是为了让他们养活贫穷的人。这是天地的本性。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是因为希望使百姓获利；经书之所以成为经书，是因为希望把使百姓获利的法则传给万世。如今看《周礼》中的司市、质人、廛人、肆长、泉府、司马、司关、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掌茶、掌蜃等官职，把市肆、门关、山林、川泽中所有的鸟兽鱼鳖、草木玉石以及一切货物财产，都设置重重禁令，并全部征收。进入市场有税，进入城门有税，进入关口有税；如果躲避而不进入，连地产及其产物也没收，又由官府看守并按时收取。甚至百姓借贷，官府也要收取利息；不按照禁令行事的，便逮捕治罪。这样一来，天所生的、地所长的、人所养的，全都收入朝廷，不留一丝一毫的剩余利益给百姓。即使王莽的暴虐，恐怕他的力量也不能完全照书中所记载的那样，把残害百姓的事情全部实行。难道这会是周公制定的吗？至于有了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有男女；有了男女，然后有夫妇。《中庸》说：“事情从夫妇关系开始。”夫妇确实是人道的起点。如今《周礼》中的媒氏说：“仲春之月，让男女相会。”在这个时节，私奔者不加禁止；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执行命令，就要处罚。又说：“主管没有夫家的男女，并为他们安排婚配。”这样看来，就是设置官职、制定禁令，驱使天下没有丈夫的女子必须私奔，丈夫死去的妇人也必须改嫁，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其他琐碎的问题，不再一一论述。单凭这两个重大问题，即使制定者怀有《关雎》《麟趾》所表现的善意，又怎么能够实行呢？由此看来，即使周公确实有这部书，也早已不可能流传到后世。孟子不是说过吗？诸侯憎恨它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都把它的典籍毁去了。难道孟子在世时已经没有这部书，而今天却还保有完整的全书吗？即使还有残缺的篇章，埋没在荒草荆棘之中，如果圣人不能再生，又有谁能够辨明它呢？那么，有人说这是刘歆为讨好王莽而作的，似乎也有十分之六七的可能。《进士策问四首之四》

译问：古代选取士人，上下双方相互期待，共同成就彼此的美好；如今选取士人，上下双方反而互相伤害，想要借此成就事业，可以吗？古代的士人，教养有根基，进取有次序；上位者以厚礼对待下位者，所以下位者自我守持得更加慎重。上位者不厚礼待人，就不能得到士人；士人不自重，就不能受到上位者的礼遇。因此，有国家的人在朝廷设置爵位、俸禄、车服、礼乐，等待下面的士人；做士人的在家修养仁义、忠信、孝悌，等待上位者。朝廷设置这些待遇，知道下面的士人能够配得上这种期待，就更加厚待他们；居于下位的人知道上位者不轻视自己，所以更加自重。这难道不是上下相互成就对方的美好之处吗？后世的士人却相反：上位者把下位者当作只会求取利益、谋求进身的人；虽然设置了爵禄，却每天设置防范措施来杜绝进身过滥。下位者看待上位者，认为即使自己自重，上位者又有谁了解我？如果不主动求进，就不能通达。因此，上位者更加轻视下位者，下位者的自守也更加不被看重，反而变得轻薄。唉！居上位的人想得到合适的人才，居下位的人想推行自己的道，这能够实现吗？请考察三代选取士人的制度究竟怎样；汉代、魏代直到今天，制度又有怎样的变化；应当逐一详细说明。制度失去根本，想要恢复古制，应当从哪里开始？如今的士人都学习古道、通晓经书，渐渐懂得自重了，可是上位者礼待他们的程度并没有增加。唉！是上位者先厚待士人，然后才能使下位者自重吗？还是一定要下位者先自重，然后上位者才会厚礼相待呢？两方面都不肯先做，那么它们又凭什么能够结合起来呢？请把事情的根本和末节，以及今天可以施行的办法，详细陈述出来作为回答。原编者评论：学校教育比不上古代，选取士人的制度也没有长久有效的办法了。上下双方彼此失误、互相丧失人才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都写得很清楚。这大概是千古贤明君主和有志之士共同感慨的事情。《泰誓论》《尚书》说商朝开始责怪周，是因为周攻打了黎；所谓攻打黎，指的是西伯。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责，他攻打黎并取胜后，商人已经怀疑他难以控制而憎恶他。假如西伯显然表现出不臣服的样子，与商朝并立而称王，持续十年，商人反而安然不以为怪；他的太师、老臣如祖伊、微子这些人，也默然相互观望而没有一句话，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所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荒谬的。以纣王的雄猜、暴虐，他曾把九侯剁成肉酱，把鄂侯制成肉干。西伯听说后，私下叹息，纣王便把他拘捕囚禁，几乎使他死去。到了西伯背叛商朝、不再称臣而自立为王时，纣王却反而宽容他，十年不加追究，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所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荒谬的。孔子说：“天下三分，西伯已经占有其中的两分，却仍然服事商朝。”如果西伯不称臣而称王，怎么还能服事商朝呢？况且，所谓西伯称王的说法究竟从哪里产生？孔子的言论，是万世可信的。由此说来，所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荒谬的。伯夷、叔齐，是古代懂得义理的人。当他们让出国君之位离去时，回头看天下却没有可以归附的地方；听说西伯贤明，便一同前往归附他。那时纣王虽然无道，毕竟还是天子。天子在上，诸侯却不称臣而称王，这是僭越叛逆的国家。然而伯夷、叔齐不认为这不对，依附他很久也没有离开。直到武王讨伐纣王，他们才认为这样不对而离去。那两个人开始时因为看到天下没有可以归附的地方，最终却依附在僭越叛逆的国家而不离开；不责怪他的父亲，却责怪他的儿子，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所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荒谬的。《尚书·泰誓》说“十有一年”，解释的人因而认为这是从文王受命九年和武王服丧二年合计而来。所以，西伯听虞、芮两国争讼，被称为受命，并把那一年作为元年，这又是荒谬的说法。古代君主即位，一定要称元年，这是通常的事情，并不把它看得很重。后世拘泥于曲说的学者解释《春秋》，才开始把改元当作重大事情。那么改元果真是通常的事情吗？如果是，就不值得特别论述。果真是重大事情吗？西伯即位时已经改过元年，中间本不应再次改元，却又改了一次。到武王即位，按理应当改元，却反而不改元，竟沿用先君的元年，把居丧也合并计算为十一年；等到消灭商朝、取得天下，这件事远比听取诉讼重大，却仍然没有改元。由此说来，所谓西伯以受命之年作为元年的说法，是荒谬的。后来的学者如果知道西伯活着时没有称王，并且中间没有再次改元，那么《诗经》《尚书》所记载的文王、武王之事，就会清楚明白而不虚假。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武王服丧期满才讨伐纣王，《泰誓》为什么称“十有一年”呢？回答说：服丧期满才讨伐纣王，是各家小说家的说法；而《泰誓》是六经中的明文。过去孔子处在衰微的周朝末期，忧虑众说纷纭、惑乱当世，于是退下来整理六经，把它作为后世的法则。孔子死后，距离圣人渐远，众说又兴起，和六经互相混淆。自汉代以来，没有人能够辨别订正。如今有卓越之士，只取信于六经，那么《泰誓》所说的是武王的事情；“十有一年”就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司马迁作《周本纪》，虽然说武王即位九年，在文王墓前祭祀，然后在孟津整治军队；但他作《伯夷列传》时，又记载“父亲去世而没有安葬”的说法，这些都不能作为可信的依据，所以我不取用它们。只要取信于《尚书》，就可以了。原编者评：初读这篇议论，先说“妄说”，再说“妄说”，又三番四次地这样说个不停，好像文章毫无文采。反复思考之后，才知道他的用意。《无逸》说：“文王受命，在中年。”大概是因为武王已经取得天下之后，才推究文王的本意这样说罢了。周公仿佛是在说：“文王到了中年，已经可以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却仍不改变臣子的节操。”这正是文王成为至德之人的原因。文王并不是不能取得天下，而是一定要等待武王。孔子也说：“周分得天下三分之二，却仍使它臣服于殷。”周人的德行，可以说已经达到至德了。后世没有察觉这一点，反而因为“受命惟中身”一句话，就说文王有灭商的心思，而且明显有背叛商朝的迹象。推算他的年岁，应当是在征伐黎国的时候，于是便说那时西伯已经称王、改了年号；又说武王继承文王的志向讨伐商朝，即位后不改年号，而对于《泰誓》所说的十三年，产生了纷纷的错误解释。曹操、司马懿于是有了“我大概要成为周文王了”的话。经典的意义不能明白，是人伦方面的大祸患。韩愈既然确实看出这些是妄言而加以驳斥，就应当不遗余力，所以不惜语气严厉、言辞重复，写成斩钉截铁的议论，总之只是为了阐明人伦罢了。

译本论 天下的事情都有根本和末节；治理天下，也有先后次序。尧、舜时代的典籍记载大略简要。后世治理天下，没有不取法于三代的，因为三代能够推究根本和末节，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三王治理天下，是用礼法和法度使天下平均，用爵位和土地使诸侯国等级分明，用井田制度划分百姓的土地，用职事任用官员。天下有确定的法度，诸侯国有确定的制度，百姓有确定的产业，官员有确定的职责。这样就使下级供奉上级，勤劳却不困苦；上级治理下级，简易却不劳累。财物足以供日常使用，并且可以防备天灾；军队足以抵御祸患，又不至于反过来成为祸患。这些都具备之后，才修饰礼乐，兴起仁义，用来教化引导百姓。因此政令容易施行，百姓容易役使，风俗淳厚，王道也就成就了。即使有荒怠的儿子、衰弱的孙子继承，仍然能够延续七八百年才停止。三王治理天下，难道和后世的人有什么不同吗？财物必定取自百姓，官员必定靠俸禄供养，禁止暴乱必定要用军队，防范百姓必定要用刑法；这同后世治理天下，大体上是相同的。然而后世常常多有动乱败亡，而三王却独能安定，为什么呢？三王善于推究根本和末节，知道先后次序，做事有条理。后世拥有天下的君主，谁不想使天下安定太平呢？他们用心更加劳苦，政事却更加不能成就，忧惧不安，常常害怕动乱和败亡会降临，却总是走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不推究根本和末节，不知道先后次序罢了。现在需要办理的事情很多，其中应当优先办理的有五件。其中两件，是有关部门所知道的；另外三件，却还没有想到。要满足天下的用度，没有比财物更优先的；关系天下安危，没有比军队更优先的。这是有关部门所知道的。然而财物即使丰足，如果取用没有限度、开支没有节制，就会使下层越来越困窘、上层越来越劳苦。军队即使强大，如果不知道怎样使用，就会使军队骄横而产生祸患。所以节制财物、驾驭军队，没有比建立制度更优先的。制度已经完备，军队已经可以使用，财物已经足以支用，那么共同守护这些制度和成果，没有比任用贤能更优先的。因此，均平财赋而节制军队，建立法令来约束财赋，任用贤能来守护法令，尊重名节来激励贤能。这五件事相互为用，是拥有天下者经常应办的事务，也是当今世上最应优先办理、而执政者所忽视的事情。现在四海之内并没有发生叛乱；皇上的政令也没有暴虐；天时、水旱也没有造成大灾；君臣上下也不是不和睦。天下这样安宁而广大，没有一丝祸乱的端倪，然而南方夷人竟敢杀害天子任命的官吏，西方夷人竟敢有强横不服的君王，北方夷人竟敢有抗拒礼制的帝王，为什么呢？人口数量一天比一天增多，土地的产出一天比一天扩大，公家的用度却一天比一天紧迫。四方夷人不服，中国的威望不受尊重，天下的财力不能充实，为什么呢？因为上述五件事没有完备罢了。请姑且说其中一两件。如今农民忙着耕作，可以说很劳苦了；工商之人在山林湖泽中谋取利润，可以说很勤劳了；朝廷征收赋税、实行专卖，主管商业利益的官吏，可以说搜刮得细密而没有遗漏了。然而一遇到水灾旱灾，像明道、景祐年间那样，天下公家和私家的财物就都匮乏断绝。这说明在没有战乱的时代，百姓没有一年的储备，国家也没有数年的储藏。由此可知财物是不足的。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够使士兵赴汤蹈火；如今厢军和禁军，有关部门不敢役使，万不得已而暂时调用，就称为“借倩”。那些士兵彼此说道：“官府来倩请我。”官府的文书也写作“倩”。赏赐，是用来酬劳功劳的。如今因为举行大礼，每三年发放一次不劳而获的赏赐，每次耗费八九百万。有关部门不敢延误期限，士兵得到赏赐并不是因为没有功劳，而是他们知道羞愧，便把多的说成少的，把好的说成坏的；稍有不如意，就成群聚集喧叫，拿着棍棒想要殴打天子的大臣。无事之时尚且如此，由此可知军队已经骄横。财物全部支出却仍然不足，是因为没有确定的制度和数额；军队敢于骄横，是因为使用军队还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由此可知约束制度没有建立。财物匮乏、军队骄横、法制不统一，却没有人奋不顾身、以身许国。由此可知没有真正任用人才。所谓没有任用人才，并不是没有人才。那些人有的怀有才能、积蓄见识，只是因为当时正厌恶好名声的人，便都隐藏收敛，不敢奋发显露，唯恐沾上名声，触犯当时人所厌恶的东西。因此人人都把贤能变成愚拙；愚拙的人没有什么可责备的，贤能的人却遭到讥笑和嫉恨，于是使天下的事情将要松弛废弛，却没有人敢出力去做。这种不崇尚名节所造成的弊病，是天下最大的祸患。所以说，五件事全都废弛，前日五代的乱局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五十三年之间，改换了五个姓氏，出了十三位君主；亡国并被杀的有八人，统治时间长的不过十多年，短的甚至三四年就灭亡。五代的君主，难道都是愚蠢的人吗？他们的内心难道喜欢祸乱，而不想为长久安定作打算吗？只是他们的力量有不能做到的地方，是时势造成的。当时东面有汾、晋，西面有岐、蜀，北面有强悍的胡人，南面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裂成十三四块，四面包围着中央这块狭小的中国；又有叛将和强臣割据占有土地。那些统治天下的君主，大多在位时间很短，威望和恩德还没有普遍施及；即使有强君武主竭力经营，也只能勉强自守；不幸遇到软弱的儿子、懦弱的孙子，不过传了一两代，就又重新陷入动乱败亡。因此，他们养兵像养儿子一样，却又像喂养虎狼那样担心军队不肯效力，哪里还敢用残破疲敝的百姓来供养军队？无财可取的征税，按户计征、像簸箕一样搜刮，尚且担心不够，哪里还谈得上节省财物来使百姓富足？天下的形势，正像一座破败的房子：修补它的内室，角落就会坍塌；整修它的椽子，栋梁就会倾倒；只能用枝木支撑扶持，勉强保存罢了，哪里还有空闲按照法式，画圆用规、画方用矩，来制定制度呢？所以军队没有制度，开支没有节制，国家没有法度，一切都只是苟且应付。如今宋朝建立宋朝的局面，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定僭乱，没有敢于抗敌的国家；对内削弱方镇，没有强悍叛乱的大臣；天下统一，四海安宁。建国不能说不久，天下也不能说不广大。俗话说：“袖子长，善于跳舞；钱多，善于经商。”意思是有资本，做事就容易。如今承接三位圣君的基业，拥有万乘之尊的名位，统治四海一家、尽是大禹贡赋范围的天下，各地无不向朝廷输纳，只有皇上可以取用，不能说财物不足。六尺高的士卒，能够肩负兵器、穿戴铠甲，能拉开五石的弩、弯开二石的弓的，有数百万人，只要皇上加以统制、发布命令，不能说兵力不足。

译朝廷内外担任职务的官员有数千人，三班官和吏部经常积压的候选人又有数百人。每三年发布一次诏令，穿布衣来应诏的人有一万多人，参加礼部考试的有七八千人，只要皇上加以选择，不能说贤才不足。百姓至今将近四十年没有见过战争；对外振兴武备、排斥夷狄，对内修明法度、兴起德化，全都只在皇上的作为，不能说没有空闲。凭借天子慈爱圣明、仁厚节俭的德行，再得到一两个明智的大臣，和他们共同谋划，天下的积蓄可以像汉文帝、汉景帝时那样富足；制定礼乐，可以像成周那样盛大；奋发威势功业、显耀名声，可以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显赫；谈论道德，可以兴起尧舜的治理。然而现在财物还不足以供上层使用，而下层已经疲敝；军队不足以威慑外部，却在内部敢于骄横；制度不能成为万世遵循的法则，反而日益繁杂，一切苟且应付，与五代时没有不同，这实在令人叹息。这就是所谓处在能够达到理想的地位，正当能够达到理想的时机，又拥有能够达到理想的资质和条件，那么究竟是谁畏惧困难，长久不去做呢？原编者评：这篇文章切中宋仁宗时期政事的弊病。汉朝不能恢复三代的盛治，人们常常为汉文帝、汉景帝感叹；宋朝在宋神宗、宋哲宗时迅速衰败，人们也常常替宋仁宗、宋英宗惋惜。大概是因为国家没有人才，谁能和君主共同治理呢？这正是《雅》诗用来歌颂赞美的道理。君主必定要以贤才众多作为美辞，因为国家的福气、天地的祥瑞，确实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卷二十六 庐陵欧阳修文《五论》记 《为君难论》上 俗话说：“做君主很难，什么事情最难呢？大概没有比用人更难的了。”用人的方法，是任用他必须专一，信任他必须深厚，这样以后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和他共同成就事业。等到出了问题，如果想专一任用他，就不再同别人谋划，拒绝众人的议论，这是想发挥一个人的作用，却先失去了众人的心；如果想深厚地信任他，就对一切都不加怀疑，果断地一定实行，这是不审察事情是否可行，也不考虑功业能否成功。违背众人的意见办事，又不审慎谋划便轻率行动，那么一百次举动一百次失败，最终遭受祸患败亡，这是情理上必然如此的。然而也有侥幸成功的情况。人们总是把成功说成正确、把失败说成错误，于是又跟着称赞这种做法：把违背众议说成独到明见，把拒绝劝谏说成不被众议迷惑，把偏信一人而轻率行动说成果断善断，使后世君主羡慕这三点，并以此要求自己。等到信任一旦造成失误而导致祸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实在可叹。前代做君主的人，极力拒绝众议，专门信任一个人，却不能及早醒悟，终于导致祸败的，多得数不清，不能一一列举，姑且举一两个。过去秦朝的苻坚，土地广大、军队强盛，拥有九十六万士卒，号称百万；他轻视东晋，把东晋看作一隅之地，认为只凭气势就可以直接吞并它。然而全国的人都说晋国不可讨伐，进言劝说的人多得数不清；他们陈述天时、人事等理由，苻坚都随即用强词辩解驳倒他们，使忠言正论全都受到压制而离去。像王猛、苻融这样老成的意见，他不听；太子苻宏、少子苻诜这样至亲的意见，他也不听；沙门道安，是苻坚平生信任敬重的人，多次为此劝说，他仍然不听。唯独听信一位将军慕容垂。慕容垂说：“陛下只要在内心独自决断神妙的谋略就够了，不必广泛询问朝臣，以免扰乱圣虑。”苻坚大喜说：“和我共同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了。”于是他决意出兵，毫不疑惑，大举南伐。军队到了寿春，晋军用几千人攻击他们，苻坚大败而回。等到走到洛阳，九十六万军队已经损失八十六万；苻坚从此兵威沮丧，不能再振作，终于导致动乱和灭亡。接近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担心晋祖镇守太原；太原靠近契丹，晋祖仗恃兵力而跋扈，清泰帝商议想把他迁到郓州。满朝士人都进谏，认为不可；皇帝却一定要迁徙他，夜里召来平时常与自己谋划的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询问他来决定可否。薛文遇回答：“我听说在道路旁边建造房屋，三年也建不成。这件事由陛下决定就够了，何必再问群臣呢？” 皇帝大喜说：“术士说我今年应当得到一位贤能的辅佐，帮助我复兴国家，你就是那个人吧！”当即命学士起草诏令，把晋祖迁到郓州。第二天早晨宣布诏令，朝廷上的大臣全都变了脸色。过了六天，晋祖反叛的文书送到。清泰帝忧惧得不知如何是好，对李崧说：“我刚才看到薛文遇，气得浑身发抖，想亲自拔刀刺死他。”李崧回答：“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君臣相对哭泣罢了。”由此说来，能够极力拒绝众议、专门信任一个人，没有比这两位君主更果断的；由此导致祸患、败亡和动乱，也没有比这两位君主更惨烈的了。当苻坚想和慕容垂共同平定天下时，清泰帝认为薛文遇贤能、可以帮助自己复兴，都可以说是临近动乱的君主各自认为自己的臣子贤能。有人责问我说：“那么用人就不可以专门信任吗？”我回答说：“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用诸葛亮，可以说是专一而信任，却没有听说齐国、蜀国的臣民非难他们。大概是因为命令发出后，全国臣民都奉行，措施实行后全国臣民都得到便利，所以齐桓公、蜀先主能够专一任用而不改变。假使命令发出后两国的人都不奉行，措施实行后两国的人都感到不便，那么那两位君主难道肯专一任用、信任他们，以至于失去众人的心、聚集全国的怨恨吗？” 《为君难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