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九

译臣近日听到传闻，宫中因为皇女降生，从左藏库取用绫罗八千匹；染院的工匠正值大雪严寒之际，敲碎冰块取水来染练供应，十分艰辛。臣恭敬地看见，陛下恭敬节俭、勤劳政事、爱护百姓、忧虑国家，像这样劳累人力、徒然耗费的事情，陛下必定不肯做。然而外间议论相传，都说现在染练还没有停止。臣又见近日宫中降旨给美人张氏，她的亲戚所受恩泽过于频繁。臣忝居谏官，每当听说有稍微损害圣德的事情，就应当合力进言，难以躲避上天的责罚。臣私下观察，自古帝王所宠爱的嫔妃，如果能够谦逊节俭、温柔善良，不要求过多恩泽，就可以长久保有君王的宠爱；如果任性骄奢、索求过多恩泽，就都会很快招致祸败。臣不敢遥引古代事例，只拿如今宫中的近事来说。陛下近年来所宠爱的尚氏、杨氏、余氏、苗氏之类，在受宠之时都骄奢放纵；不早加裁减，等到恩宠满溢，如今她们又都在哪里？何况听说张氏本是良家女子，近日由修媛降为美人，朝廷内外都知道，认为她与杨氏、尚氏等不同，所以能够最久地保持恩宠。如今宫中一旦索取骤然增多，恩泽日益扩大，渐渐形成奢侈的事情，就会招来外人的议论。臣不知道陛下是想爱护保全张氏，还是想纵容她而使她败亡。如果想保全她，就必须经常使她保持谦逊节俭，不至于骄纵自满。臣料想八千匹绫罗一定不是张氏一人独自使用，不过是分发给众人罢了；这样就是白白耗费财物，最终都给了众人。至于朝廷内外的讥议，却由陛下亲自承受。这样说来，广泛赏赐有什么好处？昨日正月二日，曹氏封为县君，到初五日又封为郡君，四五天内两次封拜。又听说另有宫中降旨，大概是疏远的亲戚全都来求取恩泽。父母因为子女而显贵是可以的，但名分也不能太过。其他疏远亲戚都可以减免罢除。臣认为张氏没有入宫以前，那些疏远亲戚各自都在哪里？如今张氏得到富贵，何必广泛施恩给闲散之人，自己招来毁谤而连累圣德？如果陛下只是替张氏考虑，也应当这样做。何况这件事不只是关系张氏，大凡后宫恩泽过多、宫中用度奢侈，都是损害圣德的事情，关系到国家体面。臣应当合力进言，恭敬地希望圣慈防微杜渐，早日加以裁减，听候陛下裁决。原编者评论：张氏是仁宗的美人，死后谥为温成皇后。当初仁宗宠爱张氏，想立她为皇后，太后对此感到为难，于是立郭崇的孙女为皇后，后来又废掉了她。世俗儒者说，仁宗夫妇之间未免有很大的缺憾。然而郭后被废后曹后继立，史书所载曹后的事迹也不逊于女中的尧舜。既然如此，她的所作所为，张美人也一定有可取之处，并不只是凭容貌而升贵吧？欧阳修这篇奏疏，读者一定会说：仁宗也被女色迷惑了；否则就会说欧阳修彰显君主的过错，为什么还让这篇文章流传到今天呢？这样解释的人，不仅不了解欧阳修，也不了解仁宗。后宫床笫之间的宠爱，而当时文学侍从之臣能够这样直言无忌，不是圣贤之君，能够做到吗？论澧州瑞木请求不要向外廷宣示的奏札 臣近日听说，澧州进献一块柿木，上面形成了‘太平之道’四个字。知州冯载本是武人，不懂朝廷体制，便把它当作祥瑞来讨好朝廷。臣认为，前代号称太平，必须四海安宁，万物各得其所。如今西羌叛逆尚未平定的祸患在眼前，北方骄横悖逆、潜伏将发的祸患又在后面。一种祸患尚未消灭，另一种祸患已经萌发。再加上西边有泸戎，南边有湖岭，凡是与四夷相连之处，没有一处没有事端。国内又有百姓困苦，盗贼横行。近日京西、陕西出动八九千人，捕捉数百名盗贼，不能一下子消灭，只能勉强使他们溃散；然而他们又在别处聚集。如今张海虽然死了，但达州的军中贼寇已经接近百人，还杀害使臣，势力并不小。兴州又奏报有八九千人，州县惶恐不安，靠什么来保全救济？臣看现在的情形，正是四海骚动、万物失所，实在没有看见太平的迹象。臣听说天道重视真实，不会用虚假欺骗人。臣不敢遥引其他事情，只拿今年以内的事情来验证。去年夏秋之间，太白星经过天空，连续几个月不消失；金星、木星相互遮掩，距离端门很近。按照星占推考，这些都是天下将要兴起大规模战争的征兆。哪里有刚出现大规模战争的征兆，又出现‘太平之道’这几个字的道理？一年之内，前后变化竟然如此不同，难道不是星象排列在天空，异象不会凭空出现吗？凡是遇到警戒恐惧之事，通常都应当修养反省；而草木万类的变化没有常态，不能把它当作可信的凭据，否则就会因此懈怠。臣又想到，假如木头上的文字不是伪造的，确实是天生的，那么其中也有深意。它的文字只说‘太平之道’，其中含义是可以推知的。自古帝王达到太平，都各自有一定的道；得到这个道就能太平，失去这个道就会危乱。臣观察当今，只看见失去它的一面，没有看见得到它的一面。希望陛下忧勤于各项政务，举用贤能、采纳善言，始终像近日这样，不生安逸享乐之心，那么两三年之间，渐渐可以期待政事得到修整。如果因为前些日子贼人张海等稍有衰败，便认为后来的贼人不足忧虑；因为京城附近下了雪，便认为天下一定大丰收；看见北方敌人没有到来，便认为一定没有事情；看见西部贼寇派使者来往，便认为可以停止用兵，以为太平将要到来而渐生安逸，那么这块瑞木就是误事的妖木了。臣看见今年有人曾进献芝草，如今又进献瑞木，私下担心四方互相仿效，争相制造妖妄之事。这次进献的瑞木，恭请以后不要再向臣僚宣示；仍请迅速诏令天下州军，告诉他们兴兵多年、四海困弊，现在正是责备自己、忧劳国事的时候，凡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一概不得进献，以此彰明圣德，感发激励臣民。听候陛下裁决。原编者评论：《元史》的史臣说，真宗是英明聪悟的君主，但天书一事，实在令人惊骇。等到欧阳修编修《辽史》，才知道辽人的习俗崇尚巫觋、明信鬼神，所以借神道来设教，借此扰动敌人的听闻，消除他们的觊觎而停止战争。然而这个计策也并不高明。仁宗把天书随葬，真是贤明啊！欧阳修写《蜀王建世家论》，说自古称王的人，奇异祥瑞在五代同时出现，而且又都集中于蜀地，迷惑的人可以由此思考。他显然深以为非。到了这次澧州进献有文字的瑞木，欧阳修便慷慨地上疏议论，毫不顾忌禁讳。欧阳修对于真宗的错误并不自欺，对于仁宗也必定不被迷惑；虽然表面上好像不能互相理解，但他的议论正直、言语忠诚，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请勿亲临温成庙奏札

译臣恭敬地看见，本月八日圣旨疏决禁囚，特意减刑降罪，军士也各有特别的赏赐。陛下圣慈，本来是因为在兴国寺安奉真宗皇帝的御容，才有这道恩旨；但朝廷内外议论纷纷，意见不一，都说正月八日是温成皇后的周年忌日，所以才有这次特别赏赐和疏决。臣又看见近日圣驾朝拜万寿宫，又有人说温成皇后的画像在那里，所以圣驾亲自前往。大概自从去年追册温成皇后以来，朝廷每逢典礼都过分优厚尊崇，于是议论的人动不动就产生疑惑。如今又听说明日圣驾将到奉先寺酌献宣祖皇帝，外间喧哗，又说温成皇后的祠庙在那里。臣以为，陛下圣明仁孝，本来是按时为祖宗神御酌献，不可让朝廷内外的议论者说陛下心中只是追念后宫宠爱，假托拜谒祖宗之名而前往，从而损害圣德；这件事关系重大。臣想请陛下明日前往奉先寺酌献完毕后，不要再亲临温成祠庙，以消除朝廷内外的疑惑，平息议论者的说法。臣职居侍从而没有什么补益，听到外人的议论，不敢不说。不只是臣有爱护君主的心，应当具文陈述；陛下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万世的法则，也不能不慎重，听候陛下裁决。原编者评论：唐太宗的文德皇后下葬以后，太宗立即在苑中修建高台，登台远望昭陵，并让魏徵一同登上去。魏徵仔细看了一会儿说：‘臣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太宗便指给他看。魏徵说：‘这是昭陵吗？’太宗说：‘是。’魏徵说：‘臣以为陛下是在眺望献陵；如果是昭陵，臣本来就看得见。’太宗哭泣，于是毁掉了高台。欧阳修请求皇帝不要亲临温成庙，和魏徵前后相互辉映。咸卦、恒卦是《周易》下经的开头，古代圣明的君王在关系存亡的时刻，难道也同常人一样有这样的感情吗？但只有感情没有超过或不足，才合乎礼。礼失去，感情就会乖违；感情乖违，民心就会疑惑。对本应轻薄的地方过于厚重，就已经是对本应厚重的地方过于轻薄；根本混乱，末端就无法治理。因此即使抬一下脚、说一句话，子孙和百姓能否保全，也都系于其中。用礼来约束内心，然后才能把福泽留给后代；这就是忠臣志士对君主殷切不已的原因。那么，太宗不如魏徵，仁宗不如欧阳修，难道确实如此吗？回答说：怎么会这样呢？君主是表，臣子是影；观察影子的是否端正，就知道表是否端正。影和表难道可以说是两回事吗？何况善于说话的人从口中说出无穷的话，善于行动的人即使做尽万般事情仍然难免有缺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什么事情不是如此？但如果臣子能够把话说给君主听，就不能只看作说话，而应看作他的行动。然而君主如果能够听从并改正，那么说话就是臣子的空言，听从就是君主的实际行动。千句空话也比不上一件实事，怎么可以贬低实事而推崇空话呢？成汤是圣人，说过‘改正过错不要吝惜’。圣人之所以圣，不在于没有过错，而在于能够改正过错。然而过错发生后，自己已经察觉，自己已经改正，这还不足以称为圣人的大心。只有别人察觉到过错而自己立即改正，天下人的心才无不成为自己的心，德行才广大深厚而与大地相配，光明高远而与上天相配。这难道是太宗、仁宗所能完全做到的吗？一定是舜吧？舜喜欢询问，又善于考察浅近的言语。一定是孔子吧？孔子说：‘我丘能够感到幸运，是因为我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知道。’舜和孔子确实完全具备这两件事，太宗、仁宗难道也能做到吗？即使只达到舜、孔子的百分之一，也已经是最大的荣耀了。世俗之士因为魏徵有进言，就说太宗不如魏徵；因为欧阳修有进言，就说仁宗不如欧阳修。这是把人和我对立起来的看法没有消除，君臣如元首与股肱的道义也因此日益丧失。论台谏官唐介等应当尽早恢复职任的奏札

译臣的才干见识平庸昏暗，混在众人之中碌碌无为，却蒙陛下破格提拔，置于枢府之中；对于报效陛下，本来应当怎样做呢？但臣任职以来已经超过半年，凡是关系大体的事情，都必须依靠众人商议协调；其余每天进呈的，不过是有关官司的日常事务。至于谋划政务、启发辅佐圣意，却毫无所闻，上辜负圣恩，下愧对清正的舆论。别人虽然还没有责备我，臣难道能安心吗？因此日夜思考，希望竭尽愚拙的考虑，如果有可采纳之处，或许能够略微有所补益。臣近日看见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因为进言陈述陈旭的事情获罪，有的被授予小郡，有的被流放远方。陛下即位以来，提拔任用敢于直谏的大臣，扩大进谏的言路；进谏之言虽有时正确、有时错误，但陛下总是以圣慈优厚容纳。如今台谏官接连被驱逐，命令分头下达之日，朝廷内外都惊惧疑惑。臣虽然不知道台谏所说的是非，但看唐介、范师道都长期任职于言官，他们立身朝廷各有始末根由，前后补益政事很多，难道会在此时突然改变节操，故意欺骗蒙蔽圣听？按照人情，不应有这种情况。臣私下认为，自古臣子向君主进谏，有难有易，只是各随当时的形势罢了。如果君主刚暴猜忌，不愿听到自己的过错，却喜欢听臣下的过失；君主在上面好于察察多疑，大臣在下面战战兢兢害怕获罪，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很难，而议论大臣却容易。如果是宽厚仁慈、恭谨节俭的君主，举动都遵循礼法，听到自己的过失就从谏如流，听到臣下有过错就尽力宽容，以保全他们；而做大臣的，对外掌握国家权力，对内又有左右亲信的帮助，进谏的人还没有得到听取，怨仇却已经结在自己身上。所以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容易，进言谈论大臣却困难，这是不可不察的。自古君主听取言论，也有难有易，只在于懂不懂得其中的方法。忠臣和奸臣一同进到面前，公论和私言交相进入耳中，这就是听取言论困难的原因。如果能辨明那人的忠奸，分清言论的公私，听取起来就容易了。凡是言辞质朴直率、逆耳违意，初听似乎令人厌恶的，都是忠臣的话；言辞婉转顺从、迎合旨意，初听似乎令人喜悦的，都是奸臣的话。至于掌管言事的官员，各自举奏自己的职责，有的在朝廷上神色严正，公开在朝廷发言；有的接连上章、联名署名，共同议论其事。言论一经发出，万人争相传播，众目共同注视，即使想徇私，其势也不允许。所以凡是公开在外面说出、不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公正的言论。若不是负责言事的官员，又不敢公开发言，有的秘密上奏请求留在宫中，有的当面进言，请求由圣上裁断，都是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所说的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有的还要注明自己的姓名，大概是因为所说的话涉及倾邪，害怕遭到弹劾；所以凡是暗中上奏陈说而害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夹杂私心的说法。自古君主若能用这个方法了解臣下的真实情形，听取言论就容易了。臣恭敬地想到，陛下仁慈圣明、宽厚慈爱，亲身实行勤劳节俭，乐于听取谏诤，容纳直率的言论；对于大臣尤其优厚礼遇，常想保全他们始终不失，想到与臣下共同爱惜名节，对他们的进退更是慎重。因此臣说，如今向君主进言规劝还容易，要谈论大臣却困难。臣自从立于朝廷，亲耳所闻、亲目所见并记得的，景祐年间范仲淹进言宰相吕夷简，被贬为知饶州；皇祐年间唐介进言宰相文彦博，被贬为春州别驾；至和初年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进言宰相梁适，都被罢职出任外官。后来赵抃、范师道进言宰相刘沆，也被罢职出任外官；前年韩绛进言富弼，被贬为知蔡州；如今又有唐介等五人因进言陈旭而获罪。自范仲淹被贬到饶州以后，直到现在二十年间，任台谏官的多得很，却没有听说有人规劝君主而获罪。因此臣说，如今劝谏君主容易，谈论大臣困难。陛下如果由此推察唐介等人所说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用心了。昨天被罢黜的五名台谏官中，只有吕诲入台不久，其他四人的出处始末和行迹情状都十分清楚，可以逐一列举。唐介先前因进言文彦博，被远远流放到广西烟瘴之地，幸赖陛下仁慈宽恕、哀怜他，才改置湖南，得以保全性命；范师道、赵抃都因进言触犯刘沆，被罢去台职、出守外郡，接连多年以后才复职。如今这三人又因进言枢密大臣而遭罢黜。然而唐介不因先前曾踏入必死之地而畏惧，范师道与赵抃也不因仕途多年停滞而引以为戒，遇到事情一定进言，即使获罪也不后悔，大概就是所谓进退守持同一节操、始终不变的人。至于王陶，本来出身孤寒，只因韩绛荐举，才得以成为台官。等到韩绛任中丞，王陶不敢顾念私人的恩情而与他争辩，结果韩绛终于获罪。顾念私人恩情，是人的常情；能够断绝私恩而依从公义，不是懂得义理的人不能做到。由此说来，王陶可以说是奉行公义、灭除私情的臣子了。这四人的出处始末和行迹就是这样，可以由此知道他们的为人。即使他们的言论没有说中，按其情由也必定没有其他可议论之处。有人说，言事之臣喜欢互相结党，动摇大臣以树立威势。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唐介和范师道并没有与韩绛结党，而是和诸位台谏官共同议论韩绛的过错，那么他们不是互相结党、不是想动摇大臣，就很清楚了。本来就不能这样认为。因此不能由此怀疑言事之臣。况且唐介等人近来虽然身为贬官，幸蒙陛下宽厚的恩典，各自还能任一郡之职，并没有沦落失所。可惜的是，斥逐谏臣不是朝廷的美事；阻塞言路，也不是国家的利益。唐介等人尽忠守节，却没有蒙受陛下的怜悯和明察。希望陛下以圣上的慈悲，特意下令召回唐介等人，把他们置于朝廷之中，用来劝勉那些守节而敢于进言的士人，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现请陛下裁决施行与否。原编者评论：陈子龙说：当时欧阳修身在枢府，却恳切地以谏官和大臣之事进言，其忧国之心可以说是深厚了。论分路取士札子

译臣恭敬地看到，近来有臣僚上言，请求把南省考试的举人，分别按照路分糊名，在各路中每十人录取一人之类的事情。虽然已经奉圣旨，交给两制官详细审定，臣也有一些愚见，应该一并陈述。臣私下认为，国家取士的制度，与前代相比，最可称为公正。那是因为历代圣君都留心此事，反复讲求，务求周详，认为君王的统治没有内外之分，天下本是一家，所以不问东西南北的人，把各路贡士全都聚集起来，混合为一，只择取有才之人。又用糊名、誊录的办法考试，使主考官不知道是哪一方的人、是哪一家人的子弟，不能在其中产生厌恶或喜爱、轻视或厚待。因此议论者说，国家科场的制度虽然还没有恢复古法，却适合当今世道；它像大自然一样无所偏私，像秤一样极其公正，是祖宗以来不可改变的制度。《传》说：‘不要自作聪明而扰乱旧有章法。’又说：‘利益不能达到百倍，就不要改变法令。’如今言事之臣偶然看到一个方面，就议论要更改制度，这正是臣区区想替陛下守护祖宗法制的原因。臣所说的‘偶然看到一个方面’，是说言事的人只看见每次科场中东南进士录取得多，而西北进士录取得少，所以想要改法，使西北进士多录取一些罢了。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天下广大，各地风俗不同，人性也各有聪明和迟钝。东南的风俗喜好文章，所以进士多而经学之士少；西北的人崇尚质朴，所以进士少而经学之士多。因此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之士，都是根据他们才性所长，随着各自人数的多少来录取。如今把进士和经学之士合在一起比较，人数其实是均等的；如果一定只谈进士，人数自然不相等。这就是臣所说的偏见之一端，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国家正以官员冗滥为忧患，取士人数必定难以增加。如果想多取西北人，就必须多减少东南人的名额。如今东南州军进士取得解额的地方有二三千人，只发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已经大力裁减压抑了。西北州军取得解额最多的地方，不过百人，而发解达到十多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东南宽待十倍。若到了南省又减少东南、增加西北，就是已经受到裁抑的再加裁抑，已经得到宽待的再加宽待，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东南士人一千人中取十人发解，最初的选拔已经很精了，所以到了南省，考试合格的人很多。西北士人的学业不如东南，发解时又得到十倍的宽待，大概最初的选拔已经过于宽滥了，所以到了南省，考试不合格的人多。如今如果一律按十人取一人，那么东南人合格却落选的会多，西北人不合格却被录取的会多。至于其他各路，情况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偶然有一路合格的人多，也要限制为每十一人淘汰一人；偶然有一路合格的人少，也必须凑足十一人的数额，结果该落选的被录取，该录取的反而落选，取舍颠倒，贤能与无能混淆，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况且朝廷专门依据才艺高下取人，却使有才艺的人屈辱落选、没有才艺的人滥被录取，不问是否荒谬泛滥，只要求各路名额相等，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况且言事者本来想多取各路土著之人，如果这种办法一实行，寄应的人就会争相前往；如今开封府寄应的弊端正可以作为验证。这就是所谓法令一出台，奸弊便随之产生，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如今广南东路、西路的进士，按例几乎都没有举业，各州只是根据数额发解，那些人自己也知道没有才艺，只来参加一次省试就回去，希望取得摄官罢了。朝廷认为岭外有烟瘴，北方人不适宜前往，需要借助摄官，也允许他们这样做；如今若一律与各路按十人取一人，这种情况是荒谬泛滥的，又不是西北可比，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以上六点，只是大略而言。如果旧法一旦破坏，新议一旦施行，弊端和泛滥就会随之产生，哪里数得清呢？所以臣认为，暂且遵守旧制，只务必慎重择取人才，推行朝廷至公的原则，把四方看作一体，只选取有才能的人，人们自然就无话可说，这才是当今可以实行的办法。若说士人的习气浮华，应当先考察品行，那么即使按照新议，也只是考核程试，怎么能保证一定录取品行真实的人呢？议论者又说西北邻近敌境，士人需要加以笼络，这实在是不对的说法。假使能使不安分的人不能为患，那也就罢了；如果他们能够为患，哪里没有这样的人呢？前代作乱的臣子，从东南起兵的很多，其中大的如项羽、萧铣一类就是如此；至于黄巢、王仙芝之辈，又都是在中州起事作乱的人。不安分的人难道专在西北吗？况且设置贡举，本来是为了等待、选取有才有德的人；笼络不安分的人，应当另有办法，不在科场之中。只是事情延续久了不可能没有弊端，有应当留意的地方；但不必更改法制，只需振兴、整顿法令纲要罢了。近年以来，举人盛行夹带，拍门大声喧闹，摘掉帽子闯入，损害士人的风气，伤害败坏善良之士，这是因为举人太多，君子小人混杂聚集，而主管部门力量不足以制止。虽然朝廷一向有禁令，条文制度也十分严密，但上下因循敷衍，不再申明执行；只有这件事成为科场的大患，而言事者却唯独没有谈到它。希望交给有关部门议论革除这种弊端。这就是当今科场的祸患。臣忝居宰司副职，参与听闻国家政事。如果不能替陛下守护祖宗的法制，而所说的话又不足以取信于君主，那么厚着脸皮尸位素餐，难道还敢苟且安逸地长期处在这个职位上吗？所以仍然勉强进言，请陛下裁夺采纳。原编者评论：看欧阳修撰写这篇奏疏，可以知道东南文章的兴盛，从宋仁宗时已经如此；而解额不能平均，也同今天一模一样。我曾经谈论过这件事：虞舜之朝取士，说的是‘以言辞陈述，凭功绩考察’；周王室取士，说的是‘有的凭德行进用，有的因办事有功而举荐，有的因言论而显扬’。这样看来，凭言论取人本来只是一个方面；即使文风日益端正，经学日益明白，而那些从科目出身的人，也不过是三代以上凭言论显扬的人中的一种，不能说除此之外必定没有贤才。何况所比较的只是声调格律和时尚文体这些细节，凭此便想重视东南、轻视西北，实在不是帝王驾驭天下的大公之道。只是时代变迁、形势改变，古今不同，所以虞廷所谓凭功绩考察、周室所谓因德进用、因事举荐，后世一使用，反而更加滋生混乱。不如科举制度，尚且可以驱使天下人诵习孔子的法则，浸润自身于六经之中，不知不觉进入义理的领域。而且这种制度容易防范，综计百年，公正的仍占十分之九，因此不得不专门采用这种制度。难道是说治理天下的人才全都出自善于作文的人吗？所以只就文章而言，录取名额不可以按地域平均，确实如欧阳修所说；

译但若从任用人才而言，名额又不能不按地域适当均衡，这是天下的大势，不能因为一次噎住就废弃吃饭。欧阳修曾写过以试策询问进士、据此取士的办法，并极力论述其中的困难；与这篇奏疏相比，那更是千古不易的确论。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文字札子 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近年以来重新制定贡举科目的制度，作为取士的方法，又建立学校，努力推行培养士人的办法。然而士子的文章还不纯正，节操品行还不笃实，不符合朝廷勉励贤才、振兴善行的意旨，也不符合移风易俗的要求。臣愚昧地认为，士人立身的根本在于六经；自从暴秦焚烧书籍以来，圣人之道中断。汉朝兴起后收集散失的典籍，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有的残编断简从屋壁中发现，有的则由年老昏聩的人口头传授。距离圣人已经很远，没有办法考证。偏僻的学说和异端的说法，于是各自以一家之学自命。然而传授相承，仍然各有师法。到了晋、宋以后，师道渐渐衰亡，解释章句的篇章成为各家私藏。后来各家分别撰写笺注、传疏，附着在经文之上。这些说法的存亡，随着时代的好恶而变化，求学的人茫然昏暗，不知道归依何处。到唐太宗时，才下诏命名儒撰定九经的疏文，号称《正义》，总计数百篇。从此以后，被著录为定论，凡是不以《正义》为根本的都称为异端。于是它成为学者的宗师，也是百世之后取信的依据。然而其中记载既广博，选择又不精，多次引用谶纬之书混杂其中，内容怪异奇诡、偏僻不正；这类所谓非圣人之书，和《正义》之名并不相称。臣想请特地下诏，命名儒和学官把九经的疏文全部取来，删去其中的谶纬文字，使学者不被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就能纯一，不再驳杂。这样做所费的功夫极少，带来的好处却很多。臣愚昧地认为，如果想让士子学习古道、砥砺品行，却不以六经为根本；想学习六经，却不删去其中诡异驳杂的内容；还希望教化功业能够成就，是不可能的。恭请陛下以圣慈采纳臣的意见，交给外廷详细议论，现请陛下裁决。原编者评论：暴秦焚书，六经散失。汉代儒者搜集遗言，各自建立门户。那些有幸流传到今天的，固然是他们守护先圣、等待后世的功劳；但虚伪诈妄大量兴起，也没有比那个时代更严重的。其中敢于欺骗上天、蔑视圣人的，谶纬尤其严重。谶纬之书不知道从何时兴起。王莽特别喜好它，于是他的下属互相合谋伪造欺骗，用来售卖自己的私意；王莽又明知其中是欺骗，却乐于采用，用来愚弄百姓，并借此篡夺汉朝天下。这本是乱臣贼子的言论，却假托给孔子。既然假托给孔子，即使贤明如光武帝，也不能完全不受迷惑。唐代撰作《九经正义》，仍然引用其中的说法。欧阳修上疏请求删除它，见识也很高明了。可惜他还没有彻底揭露它的根底，痛加扫除洗涤，以解除后世的迷惑。谶纬之书把言论假托给圣人，是因为声称圣人能够预知未来，能够知晓天意。《中庸》说：‘至诚之道，可以预知未来。’又说：‘想要了解人，不能不了解天。’表面看似乎有些相近，但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所谓天，就是义理；把它叙述出来就是典章，使它成为秩序就是礼，把它确立起来就是三纲，把它施行开来就是五常。三纲确立，五常施行，人和万物就不会背离正道而夭折，万物发展到极盛便会继续生长；所谓‘生生不息就是《易》’，就在其中运行。这样乾坤因此不会毁灭。三纲崩颓，五常废弃，人与万物就会凋残丧亡，逐渐消减、逐渐毁坏，直到归于虚无，乾坤也就止息。所以孔子说：‘殷承袭夏代的礼制，其中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周承袭殷代的礼制，其中有所损益，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如果有继承周代的，哪怕百世以后，也可以知道。’孔子所谓知天而能够预知未来，不过如此罢了。至于继承周而成为汉，汉帝姓刘，孔子怎么能知道呢？又有什么必要知道呢？孔子安葬母亲，墓土已经封好了，后来雨下得很大，墓却崩塌了，孔子尚且不能预先知道。难道能说孔子预知沙丘崩塌会成为汉元王皇后的祥瑞吗？《国语》说：‘我不是瞽者和史官，怎么知道天道？’大概盲人以某种技艺为专门职业，必然精通，所以能够用术数测量气象，推知显著之事直到隐微之处。像裨灶、梓慎、京房、焦赣这些人，还算是古代瞽史的遗存，见于史书，历代不乏其人。然而他们所用的术数，以及所谓文史星历，接近于卜筮祝祷一类，又怎么能同《六经》《论语》《孟子》中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混杂陈列，却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此呢？何况王莽时刘歆一类人所造作的奸邪言论，纯粹是执持左道来扰乱政治，又怎么可以让它假托孔子，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却没有人加以纠正呢？汉朝承接七国之乱以后，圣人已经远去，道术微弱，言论庞杂，事情混乱，所以像传说中的斩蛇、交龙等事，仍然和篝火狐鸣是同一类的。萧何、曹参一类人都不曾学习问道，不知道纠正前代的错误，反而转而在后世夸赞它。后世被它迷惑，王莽于是乘机借此改易汉朝的社稷。后来当权的司马氏又利用它灭亡曹魏子孙，彼此辗转相灭，于是以讹传讹，以暴易暴。八代十六国交替之际，把弑君篡国看作上天所命、圣人所记，史官还津津乐道地称述它们。唉！人心到了这种地步，离变成禽兽还有多远呢？又如《晋王嘉拾遗记》等书所说的黄帝金枝玉叶、武王白鱼流乌之类，都说是自古帝王受命的符瑞，没有不是如此。删定《尚书》时从唐虞开始，既然这些事真的存在，周公、孔子一定会加以记述；周公、孔子没有记述，它们的荒诞就可以知道了。王嘉之流怎么能够从千年以后得到千年以前的事情？难道他们的博闻广见超过周公、孔子到这种程度吗？它们不过是搜集汉、魏遗留下来的传闻，拿神怪之说诬蔑帝王，不必等待明智的人就可以判定了。《尚书》说：‘上天所看到的来自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百姓所听到的。’百姓心之所归向，就是上天的符命罢了。人是万物之灵，是天地的心，是五行秀美精气所凝聚而成的。难道不观察人，却去观察云气、万物、鸟兽吗？这是多么重视末节而虐待根本啊！也与圣人的言论不同了。浅陋的儒者不能明察，于是使谶纬文字进入学校，流传到民间，即使妇女和儿童也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说。它对人心造成的危害，难道是小事吗？论议濮安懿王典礼札子

译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议论濮安懿王的典礼，两制官和礼官请求称为皇伯；中书省的意见认为，事情体制极其重大，按理应当慎重，必须符合典章故实才可以施行，而‘皇伯’这一称呼考察经书史籍都没有根据，正准备下令三省和百官广泛访求众议，以求得适当的办法。陛下委屈圣意亲自下诏，中止了这件事，但众议纷纷，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臣认为众多议论虽然很多，不过不外三种说法：第一种说应当称皇伯，这是没有根据的臆说；第二种说简略宗庙礼制导致水灾，这是严重诬蔑天人的说法；第三种说不应以汉宣帝、哀帝的事为法而干扰乱统纪，这是没有追究事情本末的说法。臣请求替陛下一一列举并辨析。谨按《仪礼·丧服记》说：‘为别人继承宗子之位的人，为他的亲生父母服丧，服丧等级为齐衰期，这叫降服，用来说明服制可以降低，但父母的名分不能改变。’又按《开元礼》《开宝礼》、本朝五服年月和丧服令，都说：‘为别人继承宗子之位的人，为亲生父亲服齐衰、不用丧杖的一年之服，大概是因为恩情没有比生身父亲更重的，所以父母的名分不能改变；但义理没有比所继承的宗族更重的，所以宁可抑制自己而降低服制。’这是圣人制定的礼，著录在六经中，作为万世法则；这正是中书省议论所依据的。至于所谓称皇伯，考察六经没有这种说法，如今本朝正在施行的典礼和律令也没有这种说法；自三代以后，秦、汉以来各代帝王从藩王府第入继大统的，也都没有这种称呼，可以说是没有根据的臆说。所谓《仪礼》，是圣人六经中的文字；《开元礼》，是唐朝三百年所使用的礼制；《开宝通礼》，是大宋百年所使用的礼制；五服年月和丧服令，也都是祖宗历朝所制定的，正是如今天下共同施行的制度。现在议论者全都抛弃这些不用，只想采用没有根据的臆说，这就是不能施行的原因。第二种说法是简略宗庙礼制导致水灾。臣恭敬地认为，上天降下灾害，都是因为人事有过失；自古圣王遇到灾害便恐惧，多半寻找政事中的缺失加以修正，或者自己知道有过失而改悔，希望借此堵塞上天的谴责。然而这都必须是人事上的过失已经显著发生在下，然后上天的谴责才会显现在上面。如今濮王之议，本来是因为两制礼官违背经书、抛弃礼法，采用没有根据的臆说，想确定皇伯的称呼；中书省怀疑不能施行，于是考察古今典礼，虽然有明确依据，也不敢自信自专，正准备再下令外廷广泛议论；陛下又立即下诏中止此事，想让有关部门从容寻求合乎典礼的办法。这就是说臣下如此慎重，人君如此谦敬畏惧，君臣都不敢轻率议论、妄行举措，而上天却突然发怒谴责，杀人害物，这就是臣所谓严重诬蔑上天。事情还没有决定，仍然停止议论，却说是因为确立两种统绪、两个父亲而导致天灾，这是严重诬蔑人。第三种说法引用汉宣帝、汉哀帝的事情。臣谨按《汉书》：宣帝的父亲称悼皇考，起初只称亲生父亲的谥号为悼，设置奉邑和寝园罢了。后来改称亲生父亲为皇考，并在京师建立庙宇。皇考只是亲生父亲的另一种称呼，都是儿子称呼父亲的名号。汉代儒者起初并不认为这是错误。自元帝以后，贡禹、韦玄成等人才开始提出毁废宗庙的议论，几十年间毁庙、立庙反复不定；到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一百四十七人上奏说：‘亲生父亲谥为悼，只设置奉邑，这都符合经义，不应非难宣帝称史皇孙为亲父。’所谓符合经义，就是《仪礼》所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只是宣帝在京师立庙，扰乱了汉朝祖宗的昭穆次序，所以平晏等认为以两种统绪、两个父亲相承是不合礼的，应当毁掉。定陶恭王起初只是称共皇，在本国建立庙宇，师丹也没有提出异议。后来要在京师建立庙宇，想去掉定陶国号，使其进入汉朝统绪之中，造成越礼之过，师丹才极力反对。因此师丹议论说：‘定陶恭皇的谥号先前已经议定，不得再改；只是说在京师立庙不可罢了。’ 这样看来，称亲、设置寝园，都是汉代儒者所认可、认为符合经义的；只有去掉国号、在京师立庙不可。如今言事者不究察朝廷本来议论的是什么事，不追寻汉臣所非难的是什么事，所以臣说他们没有追究事情的本末。中书省的意见，本来是说称皇伯没有根据，而礼经有不改变父亲名分的义理；当时正议论名号，尚未决定，所以尊崇的礼仪都还没有来得及议论。言事者却立即引用汉朝去掉定陶国号、在京师立庙的事情，严重诬蔑朝廷，说这是干扰、扰乱大统，这是多么过分的议论啊！去掉国号而在京师立庙，扰乱祖宗的昭穆次序，这确实是可以非难的事情。如果朝廷果真作这样的议论，就应该指责我们是奸邪之臣，也应该说人主有错误的举措。然而陛下的意思从未涉及此事，中书省起初也没有这样的议论；言事者不追究事情的本末，过分引用汉代可以非难的事情来作为说法，而外廷臣僚又没有审慎了解朝廷原本议论的内容，只看见言事者这样说，便认为朝廷想要施行非礼、扰乱统纪，信以为真。因此众口一词，纷纷议论不止；言事者想一定实现称皇伯的无稽说法，于是牵扯天灾，恐吓逼迫人主，而中书省坚持经义、执守礼法的议论却受到指责。反而被说成奸邪之言。朝廷认为按礼制应当优容言事之臣，不愿同他们争辩；外廷众人的议论又不可能逐家逐户地解释清楚，于是是非的道理不能辨明，上下的实情不能沟通，这就是议论喧闹不止的原因。为别人继承宗子之位的人，既然已经把所继承宗族的宗子当作父亲，圣人却又保存其亲生父亲的名分，并不是故意曲意迁就。因为自从有天地以来，从来没有没有父亲而出生的儿子；既然有父亲而出生，就不能讳言自己的生身父亲。没有儿子的人可以按照礼制让宗子继承自己，但怎么能让一个没有父亲而出生的儿子来继承呢？这就是圣人既不讳言无子、立别人的儿子为后，也不讳言为别人后的人是有父亲而生的原因，都是为了不欺骗上天、不欺骗人。为人后者承受所继宗族的重大责任，履行作为其子的职责，不得再归属于本宗；其亲生父母也不得前来参与这种祭祀等事务。至于丧服降低、压抑服制等一切，都可以依据义理裁定；唯独父母的名分不能改变，这是道理上不可改变的。改变它就是欺骗上天、诬蔑人伦。儿子为父母服丧，叫正服；出继为别人后的人，为亲生父母服齐衰期，叫降服；又为所继父亲服斩衰三年，叫义服。

译如今如果把亲生父亲称为皇伯，那么濮安懿王就成为从祖父，反而只服小功；濮王夫人是亲生嫡母，却反而服义服。自宗懿以下的亲生兄弟，按礼制虽然服制降低，仍然应当服大功，这是礼制规定的齐衰期；如今却反而服小功，原本属于正服的又反而成了义服。对濮王这个父亲一辈，反而服小功；对宗懿等兄弟一辈，反而服大功。自古之所以不把生身父亲称为伯父、叔父，就是因为一旦这样称呼，礼制便会违背，人伦便会错乱到这种地步。臣恭敬地想到，陛下聪明睿圣，没有什么道理不能洞察。如今众人的议论是那样，中书省的议论是这样，陛下难道一定要听从众人吗？那么众议本身看不出有什么可取；难道要违背众议吗？自古治理国家，从没有违背众意而能够办成事情的。希望陛下爽然下诏，明白告知朝廷内外：皇伯之称没有根据，决不可称；如今所要确定的，只是正定名号罢了。至于在京师立庙、扰乱统纪之事，都不是朝廷原来的议论，希望这样可以消除众人的疑惑。如果知道事情确实如此，却还一定要称皇伯，那么即使孔子、孟子再生，也不能再替这种说法辩护了。原编者评论：据史书记载，仁宗把同祖兄弟濮王元让的儿子宗实作为皇子，这就是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韩琦等上奏请求下令有关部门议定应行的典礼，诏令等大祥以后再议。治平二年，才下诏让礼官和待制以上官员议论。翰林学士王王圭等认为，应当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于是中书省上奏说，王王圭等人的议论还没有详细审定，濮王究竟应当称什么，还是不称名？王圭等议论说应当称皇伯而不称名。中书省又上奏，礼和法令规定，出继的儿子对所继父母和亲生父母都称父母；汉宣帝、光武帝也都称皇考。如今王王圭等议论称皇伯，在典礼上没有明确根据，请下令尚书省召集三省、御史台议论上奏。正在议论时，皇太后亲自下诏责问执政。于是下诏暂时停止议论，命有关部门广泛寻求典章故实上报。礼官范镇等又上奏请求依照王王圭等人的意见。御史吕诲弹劾欧阳修首先提出邪说，韩琦、曾公亮、赵概附和不正之罪，坚决请求依照王王圭等人的意见。后来宫中传出皇太后的手诏，可以让皇帝称亲，濮王称皇夫人，并称后。英宗当天亲自下诏说：称亲的礼仪，谨慎遵从慈训；追崇的典礼，哪里容易完全恰当地承担呢？应当把墓地作为园，在园中建立庙宇，让濮王的子孙奉祀。’第二天，吕诲等人交还诏敕，闭门居家等待治罪。英宗命阁门官传告他们回朝，吕诲等人极力推辞台职。吕诲等人离开台职以后，濮王典礼之议也被搁置。欧阳修撰写这篇奏疏，应当是在皇太后责问执政、英宗亲自下诏停止议论的时候。看宋代诸臣的见解虽然不同，但并不像明代张璁、桂萼等人那样谄媚皇上、迎合旨意，把它作为求取进用的阶梯。考察先王以顺应人情制定礼制、依据天性建立准则的宗旨，欧阳修的议论本来就是极其恰当的；而当时英宗的处置也很完善，可以说没有遗憾了。只是后世仍然争论不休，说称皇伯正确，大概是因为当时司马温公等贤臣也和王王圭持相同意见。君子也不能没有过错，有过错不妨碍他成为君子；但君子的过错也不能因为出自君子就一概遵从，只能以道理裁断罢了。世间传说朱子也认为欧阳修错了，说他对于两个父亲有所疑惑。他的说法是：‘譬如仁宗和濮王都在世，那么英宗难道可以都称他们为父亲吗？’但不知道这是否确实是朱子的说法，还是门下弟子附会的话，已经无法考证了。所谓伯、仲、叔、季，是兄弟排行的称呼。古人排行为伯，就称伯父；排行为叔，就称叔父，从来没有去掉‘父’字而只称伯、叔的。《曲礼》说：‘王官的长官，同姓的天子称他们为伯父；九州的牧守，同姓的天子称他们为叔父。’又如《鲁颂》说：‘王说叔父。’《小雅》说：‘既有肥壮的公牛，来迎接诸父。’经书典籍所记载的，无法全部列举，怎么能说这是两个父亲呢？伯父、叔父、诸父，与亲生父亲的意思相同。唯独对于所继承的宗族，只称父亲，这也足以彰明尊重宗族、符合降服齐衰期的意义。如今却一定要讳言父亲的称呼而称皇伯，这是多么没有根据啊！人的生身父亲，是上天使他出生的，不是人为的；他的名分难道可以任意改变吗？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就不能为别人后了。’为人后是人安排的，难道是上天安排的吗？回答说：本来就是上天安排的。自身以上有父亲，这是天意；父亲以上有祖父，也同样是天意。从父亲的角度看，自己和兄弟的儿子有亲疏区别；从祖父的角度看，二者同样都是孙子。既然同样是孙子，就是天意，不是人为的。宋代诸臣在这一点上，确实也有不能完全释然之处。又因为哀悼仁宗这样的大贤却没有儿子，必定想抹去濮王的痕迹，以消除他遗留的遗憾，于是朝廷之上纷扰喧闹不止。英宗不愿明白判定是非，而把两种意见都搁置，于是造成了千秋疑案。宋代的君臣，持正确意见的固然没有什么可非难，持错误意见的也仍然只是君子的过错。然而到了明嘉靖帝时的诸臣，竟执守宋代臣子的议论，在宫阙之下以死相争、痛哭进谏。嘉靖帝刚愎少恩，把他们全部交给廷尉收治，以致贤能之才因此空虚。于是奸佞之人混入其中，惑乱、张扬谣言，彻底改变明代祖宗的成法和贤士大夫的风尚，而明朝也逐渐衰落、逐渐灭亡了。唉！士君子立论，如果用天理民彝的本心来衡量，稍有偏颇，它的毒害流传到后世竟会如此，怎么能不谨慎呢？第三十卷 庐陵欧阳修文：九祭文碑铭 祭奠尹师鲁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