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五

译臣苏轼冒死再拜，恭敬地向皇帝陛下上书。臣以为，本月初五日是冬至，文武百官入朝祝贺，是为了庆贺一阳复始。臣谨按《易经》复卦说：雷在地中，就是复卦。先王在冬至这一天关闭关口，商旅不得通行，君王不巡视四方。讲解《易经》的人说：乾卦是六阳之气，分别对应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于是乾卦的阳气复归。阳气达到极点，阴气便产生；阴气产生，就是夏至。坤卦是六阴之气，分别对应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于是坤卦的阴气达到极点。阴气达到极点，阳气便产生；阳气产生，就是冬至。”从太极分为阴阳二仪，二仪分为四象，四象分为十二个月，十二个月分为三百六十五日，五日为一候，共分为七十二候；三候为一气，共分为二十四节气。上至日月星辰，下至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都不过是阴阳之气升降变化的结果。只有人，完全承受天地十干之气，经过十个月而形成形体，所以能够与天、地、人相通。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昼夜之间都与天地相通。只要有极其细微的差错，邪恶乖戾之气就会侵扰它。因此冬至一阳初生时，五重阴气在上，五重阳气潜伏在下，只有一阳刚刚从潜伏之气的下面生出；它的气非常微弱，征兆纡回混沌〔原文疑有讹字〕，可以静止而不动，可以节制保养，却不可以发散宣泄。所以《乾卦》初九爻说：“潜龙勿用。”孔子说：“阳气在下。”意思是阳气刚刚潜藏在地下，还不可以施用。先王在这一天关闭关口，商旅不得通行，君王不巡视四方。关，是门户所由出入、用来关闭的地方；商旅，是行动时心中怀有逐利之心的人；后，是凡处在人上、治理众人的人，称为群后；方，是事情的意思。门户不打开，微弱的阳气就被闭住而不外出；逐利之心不活动，外物的感触就不会使心有所回应；不察看政事，视听就收敛而不向外发散。先王奉行天道，周密到了这样的程度。把它用于国家，就能安静而不劳民；把它用于自身，就能保持冲和而不枯竭。从前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都得到了这种道理。臣冒昧借冬至这一天献上此说，伏望陛下圣慈留意省察，这实在是国家无穷无尽的福分。原编者评：上书的年月已无法考定，按意思推断，应当是熙宁三年冬天。到苏轼任职时，他任直史馆、判官告院；新法刚开始施行，谋求私利的人纷纷得势。苏轼因冬至入贺之机上书，援引《易》的义理加以讽谏，劝说不要动摇逐利之心，应当安静守持，以培养和平的福祉。第二年正月，他因谏阻购买浙灯而被采纳意见。后来议论学校和贡举而被召见，苏轼认为皇帝已经信任自己，于是两次上书，极力论说新法，但都没有被采用。又借进士策问，拟写成答策的言语，再次上书。王安石更加愤怒，便把他调到外地。把这几篇文章合起来看，可以看出苏轼进谏的次序。议论学校和贡举的奏状

译熙宁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具呈议论的奏状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取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考察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识人的才干，朝廷有考察实际的政务，那么胥吏、史官、皂隶都不会没有人才，更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制度，臣认为也已经足够。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识人的才干，朝廷没有考察实际的政务，那么公卿、侍从常常还担心没有人才，更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制度，臣也认为仍然不够。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事物有兴盛与衰废；正当它适宜时，即使暴君也不能废除；等到它已经令人厌倦，即使圣人也不能恢复。因此风俗改变，法制也随之改变；这就像江河改道，顺着它要流的方向加以治理，容易见功；强行使它恢复到不愿走的方向，就很难施力。假使三代的圣人重新生在今天，他们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办法，难道一定要依靠学校吗？况且天下本来曾经设立过学校，庆历年间还认为太平可以等待；到了今天，却只剩下空名而已。如今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求德行和学术方面的人才，要求他们完成九年教育的大业，那就将要改变现在的礼制，改易现在的风俗；还应当发动民力修治宫室，征收民财供养游学之士，在百里以内设置官署、建立师学，诉讼在这里审理，军务在这里谋划；又应当按时考察那些不遵守教令的人，把他们放逐到远方，终身不许参加仕进。这样岂不是徒然造成纷乱，使天下人困苦吗？如果不作大的变更，却希望对时局有所裨益，那和庆历年间又有什么不同？所以臣认为，现在的学校只要因循旧制，使先王的制度和旧有的事物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贡举制度，实行了百年，天下的治乱盛衰本来就不是由它造成的。陛下看看祖宗时代的贡举制度和现在相比，哪个更精密？言语文章和现在相比，哪个更优秀？所得的文武方面的杰出人才和现在相比，哪个更多？天下的事务和现在相比，哪个办得更好？把这四项比较一下长短，结论就清楚了。现在议论者所想改变的不过几项：有人说乡里应当按德行举荐而忽略文章；有人说只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沿用唐朝的旧例，同时采纳声誉名望而废除弥封；有人想废弃经生的朴实学问，不用帖经墨义而考察经义大旨。这几项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人所主张的。臣请逐一说明。要想振兴德行，关键在于统治天下的人修养自身，以影响外物；审慎地表示自己的好恶，以树立风俗。孟子所说的‘君主仁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义正，没有人不义正’，君主所趋向的方向，天下人都会跟随。如果想设立科目、确定名目来选取德行，那么就是教天下人一起作伪。上面以孝道取人，勇敢的人就割股取肉，怯懦的人就为亲人结庐守墓；上面以廉洁取人，便有人故意乘破车、骑瘦马，穿破衣、吃粗食。凡是能够迎合上意的事情，就没有做不到的了。德行的弊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再从文章来说，策论似乎有用，诗赋似乎无益；从政务来说，诗赋和策论其实都没有用。虽然知道它们没有实际用途，但自祖宗以来一直没有废除，是因为认为设置法令来选取士人，不过只能如此而已。难道只有我们的祖宗这样吗？自古尧、舜也是如此。《尚书》说：‘把意见铺陈上奏，再明白地用功绩考察。’自古尧、舜以来，进用人才何尝不是凭借言论？考察人才何尝不是凭借功绩？议论者一定想用策论来判定贤愚和能力，臣请拿事实来质问他们。近世士大夫中，文章华丽浮靡的，没有谁比得上杨亿。假使杨亿还在世，他也是忠诚清廉、刚正明亮的人，难道能因为文章华靡就轻视他吗？精通经学、研究古道的，没有谁比得上孙复、石介。假使孙复、石介还在世，他们就是迂阔、矫饰、荒诞的人，又怎么能把他们施用于政务之中呢？从唐朝到今天，凭借诗赋成为名臣的数不胜数，他们对天下有什么亏负，却一定要废除诗赋呢？近世士人编纂经史类书，缀辑时务，称为策括以等待策问，条目搜罗得几乎没有遗漏；临场时却剽窃改换，颠倒首尾来迷惑主管官员，主管官员也无法辨别。而且这种文章没有规矩准绳，所以容易学成；没有声病、对偶等要求，所以难以精细考察。把容易学习的士人交给难以考察的官吏，其弊病反而比诗赋更严重。唐朝的通榜，本来就是有弊病的制度。虽然其中有按名望取人的做法，能够压服众议的优点，但也有贿赂公开流行、权贵请托的弊害，以至于恩德离开王室，权力归于私人门户。到了中期以后，又结成朋党的议论；通榜取人，哪里值得推崇呢？各科取士，大多分出三种途径：能作文的人已经改变身份成为进士，通晓经义的人又都离去考取明经，剩下的都是质朴愚鲁、没有受到教化的人。至于人才，本来各有一定的资质，施用于政务之后，能不能干自然会显现。如今进士日夜研习经传、诸子、史书，贯通驰骋，可以说很博学了；但到了处理政务时，何尝使用过其中一两分？反过来看过去的学问，已经成了空架子，却想让这些人辨析注疏、粗略懂得大义，便希望他们的才能增长，这也就算完了。因此臣说：这几项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是希望陛下着眼于长远和大局，若一定要进用贤俊、贬退庸邪，总揽众多人才，经略天下事务，那么关键就在陛下和几位大臣，以及下至各路职司和贤能的二千石官。这些琐碎的制度，与此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臣私下还有过分忧虑的想法，怎敢不把它告诉陛下？从前王衍喜好老庄，天下人都以他为师，风俗日益衰败，终于到了南渡。王缙喜好佛教，舍弃人事而修习异教，大历年间的政事至今仍被人讥笑。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天命，因为认为真正懂得的人很少。子贡说：‘老师关于文章方面的学问，我们能够听到；老师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我们听不到。’关于性命的学说，连子贡都不能听到，而今天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可耻，这难道可信吗？如今士大夫甚至把佛、老看作圣人，在市场上卖书的人，如果不是庄子、老子的书就卖不出去。读他们的文章，浩大空泛而没有实际归宿，无法穷尽；看他们的神态，超然无所执着，无法探取。难道他们真的能够这样吗？大概只是中等资质的人，喜欢放纵而又以荒诞为乐罢了。假使天下士人都能像庄周那样，把生死看得齐同，把毁誉看得一概，把富贵看得轻，把贫贱看得安然，那么君主用来砥砺世人、磨炼庸才的名位、器物、爵禄就都失去作用了。陛下又何必任用他们？更何况有些人实际上做不到，却窃取这些话来欺骗世人呢？臣希望陛下明白地命令有关官署，用正当的言论考查他们，用实际学问选取他们；对于博通经术的人，即使质朴，也不要废弃；稍微涉猎浮夸荒诞的人，即使文章工巧，也应当黜退。这样风俗就会稍稍淳厚，学术接近正道，也差不多可以得到忠诚朴实的人才，不至于陷入衰败末世的风气，那将是天下的大幸。谨将此文抄录上奏，恭候陛下诏旨。

译原编者评：据本传记载，熙宁四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办学校，诏令两制和三馆共同议论。苏轼上奏议论此事，神宗醒悟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件事，得到苏轼的议论后，心里完全明白了。’当天召见苏轼，询问政事的得失。苏轼说：‘陛下求治过于急迫，听取意见过于广泛，进用人才过于急进，希望您用安静来镇定局势，等待事物自行到来，然后再作应对。’神宗听后震动。后来王安石最终更改、制定了科举制度，直到今天六百年，再没有用诗赋来取士。朱子说：‘诗赋其实没有害处，穷究经义反而很不方便，分明是在侮辱圣人的言论。’大概学者解说经书，志向在于猎取功名，而不是求得通晓圣人的谋略和训诫；他们把漫无边际、无法比拟的言语寄托在经义上，所以说是在侮辱圣人的言论。宋朝时这种弊病已经如此。想要使山边海角的人都知道诵读六经，如果不以此取士，就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经义本来未必不是好的制度，但一个人是否通晓经书，看看他的诗赋，难道不能知道吗？如果真是金子，那么盘盂、钗钏中哪一样不是金子？何必一定要专门到矿砂中去寻找？矿砂中也有铜铁，不明白的人得到它就会把它拿走。苏轼的议论并不是说经义不如诗赋，而是说诗赋已经实行很久，没有必要改用经义来取得人才；取得人才的根本方法完全不在这里。古代取士，比后世确实精密，但也一定是广泛收取人才，然后量才使用，逐渐陶冶培养，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才。如果说所取的人万无一失，那么即使尧舜时代也未必做得到。《尚书》说过广泛进言、明白考察，后来又记载侯明等事。然而共工、欢兜一类的人又是从哪里来的？难道不是尧舜所取用的人才吗？圣人也只是设置庠序学校来教育他们而已。教育他们不嫌详细，取用他们不嫌广泛。如果学校兴明、风俗淳厚，那么成年人会有德行，年轻人会有成就，人才自然必定成批出现，并不在于改变贡举制度。苏轼的议论实在是极为公允。谏阻购买浙灯的奏状

译熙宁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使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奏说：臣先前承蒙在便殿召见，亲自听到陛下的教诲，说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替朕深思治乱，指出得失，不要有所隐瞒。从那以后，臣每次见到同僚，没有不向他们说明陛下这番话的。这不只是为了称颂陛下盛大的德行，也是希望朝廷中像臣等这样的人，都知道陛下不会因为他们地位疏远卑微而废弃他们的言论，让大家共同献出所听闻的情况，以辅成太平的功业。然而臣私下认为，用空话率领别人，不如自己先做实事，使别人自然受到激励。要知道陛下是否真的能够接受他们的意见，没有什么比拿臣来试验更好的了。因此臣愿意以自身为天下人的先导，先从小事试验：对上，可以稍微补助圣明；对下，可以替贤者探测陛下是否能够采纳。即使因此获罪，死上万次也不后悔。臣看见中使传达诏令到府衙，市司购买浙灯四千多盏，有关官署已经把实际价格具奏上报。陛下又命令减价收买，现在已经全部拘收，并禁止民间私自买卖，等待进一步的命令。臣起初听说时，惊愕而不敢相信，叹息了好几天。为什么呢？臣私下替陛下珍惜这一举动。臣虽然极其愚钝，也知道陛下留心经术，行动效法尧舜；即使穷尽天下的嗜好欲望，也不足以改变陛下从中得到的快乐；即使把天下所有的玩物珍品都收集起来，也不足以解除陛下的忧虑。难道陛下是把灯当作快乐吗？这不过是为了奉承二宫的欢心，极尽天下人奉养长辈的孝道罢了。然而最大的孝在于奉养志意，百姓不可能家家都知道其中的本意，他们都会认为陛下用耳目所喜欢而又不急需的玩物，夺取了他们吃饭穿衣所必需的资财。卖灯的百姓，通常并不是富豪之家；他们借债并支付利息，积存了一整年，衣食生活的指望就在这十来天。陛下是百姓的父母，只能加价高价买取，怎么可以减价低价付给他们呢？这件事虽然很小，但从根本上说影响很大。陛下之所以减价，难道是想和这些小民争夺这一点微利吗？大概是因为认为灯没有用而费用太高。既然知道没有用，何必还要再索取？如果嫌费用太高，那就不要买。况且宫内旧例，每逢放灯，不过命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量既少，也没有拘收督迫的严厉，费用不多，百姓也没有怨恨。所以臣希望追回前面的命令，一切照旧。京城百姓不习惯受到侵扰，陛下恩德已经很厚，但怨言也很容易产生，难道可以不慎重吗？难道可以不畏惧吗？近来小人妄造流言，士人有说要推迟科场的议论，商人有说京城要实行榷酒的议论，官吏忧虑减俸，士兵忧虑减廪。虽然这几件事朝廷绝不会决定，但这些纷纷的传言，也可以看出陛下勤劳体恤百姓的德意还没有被下民相信，而有关官署聚敛的意图，或者已经显露在百姓面前。正当责备自己、设法消除谗言的时候，台官又劝陛下用严刑强吏把造谣者捕来杀掉；损害圣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又加上购买灯的事情，使他们有机会把它作为造谣的口实，臣实在替陛下可惜。现在各种冗费还没有除去，物力已经凋敝；陛下即使拿出内库财物，不使用大司农的钱，内库中所储藏的，哪一样不是民力所供给的？与其平时耗费在不急需的用途上，哪里如同留下来储存，以等待匮乏时使用？所以臣希望陛下以后放灯以及游观苑囿、宴饮赏赐之类的事情，都命令有关官署务必遵从俭约。近来诏令裁减皇族的恩例，这确实是陛下极其明断的做法，深谋远虑，割舍自己的爱好来为百姓着想。然而臣私下揣度其中的意义，不能不对陛下稍有期待：只应当痛切地自我节制，以身作则，使人知道君主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人呢？这不但可以节省费用，也可以消除怨恨。从前唐太宗派使者到凉州，暗示李大亮进献有名的鹰，李大亮不肯，唐太宗十分嘉许他，下诏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明皇派使者到江南采办交鸟、青鸟，江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论说此事，遣返了使者；明皇又命令益州织造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物，苏许公不奉诏。李德裕在浙西时，诏令制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件、织绫二千匹，李德裕上疏极力论说，也因此停止了这件事。假使陛下内有像这样的几位台谏之臣，那么购买灯的事一定会极力进谏；外有像这样的几位有关官员，那么购买灯的事一定不会奉诏执行。陛下聪明睿圣，追踪尧舜，而群臣却不拿唐太宗、明皇时的事来劝谏陛下，臣私下曾深深责怪他们。臣忝居府中属官，亲眼看见这件事；如果又不进言，臣的罪过就太大了。陛下如果赦免臣而不杀，那么臣还有比这更超越职分的话，难道忍心不替陛下全部说出吗？如果不赦免，这也是臣应当承担的本分。谨将此文抄录上奏，恭候诏令。原编者评：苏轼既因议论学校、贡举之事而得到皇帝认可，于是又进谏购买灯的事情来试探皇帝的意旨，意见再次被采纳，于是上奏说明新法不便。现在考察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直截刚正、毫无顾忌，横冲直撞地触犯了皇帝的忌讳。然而神宗听取它，就像转动圆环一样顺畅。等到苏轼论说新法不便、指斥王安石时，御史便抓住他担任推官时的职务来审查盘问；既然查不出丝毫过错，便使他处于不安的境地，让他请求到外郡任职。到任一年多，李定、舒亶等人便迎合风向、奉承旨意，诬陷他诽谤朝廷，将他下狱，判处死刑。欧阳修说：‘议论君主的过失容易，议论权臣的过失困难。’难道不是这样吗？上给神宗皇帝的书

译熙宁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谨冒万死，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来不自量愚陋卑微，冒然上密封奏章，谈论购买灯的事情。自知冒犯天威，罪在不可赦免，便在私室铺藉草席，等待斧钺诛杀。然而侧耳听候十多天，威严的诛罚命令还没有到来。询问府司，才知道购买灯的事情不久已经停止。于是知道陛下不但赦免了臣，而且能够听取臣的意见，惊喜超过了意料，以至于感动流泪。为什么呢？有过错便毫不吝惜地改正，听从善言像水流一样顺畅，这是尧、舜、禹、汤勉强自己而努力实行的事情，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回头看这次购买灯的微小过失，哪里能给日月般的圣明增添一点污损？然而陛下立即翻然改变命令，一刻也没有耽搁，这就叫智慧超过天下，却肯听从最愚昧的人；威势加于四海，却肯向一个匹夫屈服。臣现在知道，陛下可以和尧舜相比，可以和汤武相比，可以使百姓富足而废置刑罚，可以使军队强盛而使戎虏屈服。有这样的君主，臣怎么忍心辜负他？只应当披露内心，抛弃肝脑，竭尽所能，不去顾虑其他。近来臣知道天下的事情有比购买灯更大的，却偏偏把这件小事放在前面，是因为在尚未取得信任时就进谏，圣人是不赞许的；交情浅薄却谈论深刻的道理，是君子所戒忌的。因此先试着谈论小事，而大的事情本来要等到以后再说。如今陛下果然赦免臣而不杀，这就等于已经允许臣进言了。既然得到允许却不说，臣便有罪。所以愿意把话说完。臣想说的有三件事：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淳厚风俗，保存纪纲，仅此而已。人没有不有所依仗的。臣下依仗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够役使百姓；依仗陛下的法令，所以能够制服强暴。至于君主所依仗的是什么，又是谁呢？《尚书》说：‘我面对众多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这是说天下没有比君主更危险的了。民众聚合就成为君主的基础，民众离散就成为仇敌；聚散之间，不能容纳丝毫差错。因此天下归附，称为王；人人各怀异心，称为独夫。由此看来，君主所依仗的只是人心。人心对于君主，就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财。树没有根就会枯槁，灯没有油就会熄灭，鱼没有水就会死亡，农夫没有田就会饥饿，商人没有财就会贫困。君主失去人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是无法逃避的灾祸。它之所以可怕，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不是喜欢灾祸、乐于灭亡，或者狂乱反常、丧失志向，那么谁敢放纵自己的胸臆，轻率地触犯人心呢？从前子产烧毁载书来平息众人的议论，又用财物贿赂伯石来安抚大族，因为他认为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断的愿望难以实现。孔子也说：‘取得信任以后才能劳役百姓；没有取得信任，百姓就会认为是在虐待自己。’只有商鞅变法时不顾人们的议论，虽然能够很快达到富强，却也因此招致天下的怨恨，使百姓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理，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恩德。即使取得天下，很快也会失去。至于商鞅本人，最终也免不了负罪逃走，诸侯不肯接纳他，被车裂示众，秦国人也没有为他哀痛。君臣之间，难道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却失去众人而灭亡；田常虽然不义，却得到众人而强盛。因此君子还没有评判事情的是非，先要观察众人的拥护或反对。谢安任用桓氏诸将，未必完全正确，但众人乐于接受，国家因此安定；庾亮召用苏峻，未必完全错误，但形势不允许，反而造成危辱。从古到今，没有顺和易近、与众人同心而不安定的，也没有刚愎果断、独断自用而不危险的。如今陛下也知道人心不悦了，中外之人，无论贤愚，都说祖宗以来治理财用的，不过是三司使、副使、判官等官员，至今已有百年，从未耽误过事务。如今却无缘无故另设一个机构，名叫‘制置三司条例使’，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朝廷内部研究，又派四十多名使者分赴外地经营办理。事情一开始规模就很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法令新奇，官吏全都惶惑。贤能的人想寻求其中的道理却无法得到，不免忧虑；小人则按照自己的心意揣度朝廷，便把它作为诽谤的材料。有人说陛下身为万乘之主却谈论财利，有人说执政身为天子的宰相却治理财货。商贾不敢经营，物价腾跃上涨。近的从淮甸，远的到川蜀，众口喧传，议论纷纷。有人说京师的正店要设置监官，有人说夔路的深山要实行酒禁，有人说要拘收僧尼的常住财产，有人说要削减军队和官吏的廪禄，类似的话多得无法尽数。更严重的是，甚至有人认为将要恢复肉刑。这些话一传出，百姓就要惊恐回望。陛下和几位大臣也听到这些话了，然而都不加理会，只说：‘我们没有做那件事，也没有那种意图，何必顾虑人们的议论？’人们的议论虽然未必全是真的，但只要有相似的迹象，就会招来诽谤。一个人必定贪财，别人之后才会怀疑他偷盗；一个人必定好色，别人之后才会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没有设置这个机构，就不会有这些诽谤，难道去年的百姓都忠厚，而今年的百姓都浮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孔子说：‘工匠想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如今陛下掌握着工具，却讳言它要做的事情；有了名目，却推辞它的真实意图。即使每家都派一个人张嘴自我辩解，即使在市场上摆出千金来收买人心，人们也一定不相信，诽谤也不会停止。‘制置三司条例司’，是追求财利的名目；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名使者，是追求财利的工具。驱赶鹰犬奔向山林，却对人说‘我不是来打猎的’，不如放掉鹰犬，野兽自然会驯服；拿着网罟进入江湖，却对人说‘我不是来捕鱼的’，不如抛弃网罟，人们自然会相信。因此臣认为，要消除谗言邪说、招来和气，恢复人心、安定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比罢去制置三司条例司更好的了。陛下创设这个机构，不过是想兴利除害。假使罢去它之后利没有兴起、害没有除掉，那就不要罢；假使罢去之后天下喜悦、人心安定，兴利除害无所不可，那么何苦不罢呢？陛下想除去积弊、建立法令，必定要让宰相详尽商议后再施行。如果不经过中书省，那就是乱世的法令。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难道会这样吗？如果制定法令免不了要经过中书省，详细商议免不了要让宰相参与，那么设置这个机构，岂不是徒然重复而且没有名义？

译智者谋划事情，贵在不留下痕迹。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史书没有什么可记载的事情；唐朝房玄龄、杜如晦任职时，传记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功劳。然而天下谈论治理的人，都称许文帝、景帝；谈论贤能的人，都称许房玄龄、杜如晦。大概是事情已经建立而痕迹却看不见，功劳已经完成而人们却不知道。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震动的功劳。难道只有用兵如此吗？事情没有不是这样。如今所谋划的事情，万分之一还没有取得，痕迹却已经散布天下，好像泥中的野兽互相争斗一样，也可以说是拙劣的谋略了。陛下如果确实想使国家富裕，就选取三司官员和漕运使、副使，让陛下与几位大臣勤勉不懈地研究，经过岁月磨炼，那么积弊自然会消除，而人们并不知道其中的过程。只怕立志不坚定，中途就废止。孟轲说：‘进取过于急猛的人，退步也会很快。’如果有始有终，自然可以慢慢推进。十年之后，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呢？孔子说：‘希望快速反而达不到目的，看到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假使孔子不是圣人，这句话也不能采用。《尚书》说：‘谋划时征询卿士的意见，直到普通百姓，大家完全一致，才达到大吉。’ 如果违背多数而听从少数，那么静止不动还会吉祥，贸然行动就会凶险。如今上至宰相大臣，既然已经以辞职来表示不愿参与，那么外界的议论也完全可以知道了。宰相是臣下，尚且不愿用这件事玷污自己，陛下却独自安心接受这个名声而不辞谢，臣实在无法理解。君臣辛勤操劳、早起晚睡，已经将近一年了，但富国的成效茫然如同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数百万缗钱，祠部发给度牒五千多人罢了。用这种办法，谁不能做到？况且派遣使者四处奔走，本来就不是良好的制度。汉武帝派绣衣直指，桓帝派八名使者，都是因为郡守县令混乱、盗贼公然横行，自己没有办法，才采取的下策。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治，可以和文帝、景帝相比。当时只责成郡县办理，从未派遣使者。到了孝武帝，认为郡县行动迟缓，才开始命令台使督促。一直到萧齐，这种弊病也没有革除，所以景陵王萧子良上疏极力论说此事，认为这些使者早晨辞别宫门，神态气势就已不同；晚上住宿乡村县邑，威势和福祸便随意施行。他们驱使邮传，折辱郡守县令，使公私都受到劳扰，百姓无法生活。唐朝开元年间，宇文融上奏设置劝农判官，派裴宽等二十九人兼任御史，分赴天下，招集流散的户口，检查追究漏报的田地。当时张说、杨皇甫璟、杨相如都认为这样不合适，接连被罢免贬黜。虽然增加了八十多万户，但都是州县迎合旨意，把主人说成客人，把少数说成多数。等到皇帝让百官在都省集议时，公卿以下都害怕宇文融的威势，不敢提出不同意见。陛下读到这些记载，看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不对？近来均税宽恤，官员车马相望。朝廷也很快察觉它不对，而天下至今还把它当作诽谤的材料。还没有过几年，是非就清楚了。我恐怕后人看待今天，也会像今天看待过去一样。况且所派遣的人员尤其不合适：事情少而人员多，身份轻而权力重。身份轻而权力重，人们就多半不服，甚至会招致轻慢而引发争斗；事情少而人员多，就无法建立功劳，必须制造事情来敷衍责任。陛下虽然严格给予约束，不许他们邀功，但臣下侍奉君主的常情，是不按他的明令，而按他的意图行事。如今朝廷的意图是喜欢动而厌恶静，喜欢一致而厌恶不同。旨意所指向的地方，谁敢不服从？臣恐怕陛下的赤子从此没有安宁的年岁了。至于他们所要施行的事情，行路之人都知道困难。为什么呢？汴水是浑浊的水流，自有百姓以来，从来没有用来种稻。秦地人的歌谣说：‘泾水一石，其中的泥有数斗；一边灌溉，一边施肥，使我们的禾黍生长。’ 哪里曾经说过能使我们的粳稻生长呢？如今想筑堤拦蓄并使它澄清，要种万顷稻田，就一定要有千顷堤陂。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淤满。陛下如果竟相信这种说法，就会派人察看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以为陛下有意兴办工程，上面牵累国库和廪禄，下面夺去农民的农时；一旦堤防决开，水流失去原来的河道，即使把提出建议的人吃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救？天下长期太平，人口和物产不断增长，四方遗留下来的利益大概已经略尽了。如今想凭空挖掘、访寻水利，正所谓‘追逐鹿而没有虞人引导’，岂只是徒劳，必定还会造成巨大的扰乱。凡有谋划，不问是谁提出，小的就按事情给予酬劳，大的就衡量才干录用。如果官府或私人阻挠废止，一并加以贬黜降职，不因赦免而宽宥；如果才力不能胜任兴修，就允许上奏请求替换。这样赏赐可以说很重，处罚可以说很轻。但始终没有说明：各种人如果妄自上陈，或者官府、私人错误地兴起工程劳役，应当获什么罪？这样一来，妄庸、轻浮、剽悍、浪荡的奸邪之人，从此就会争相谈论水利。成功便有赏，失败却没有诛罚。官府即使知道建议疏漏，难道就能立即施行吗？只能压制退回当地，召集老少，察看是否可行。官吏士卒所经过的地方，鸡犬都会被扰得一空。如果不是确实明显难行，就必须暂且兴起劳役。为什么呢？阻挠废止的罪重，而错误兴工的过失轻。人多爱惜自身，形势必然如此。况且古代废弃的陂塘堤堰，多被附近的人冒占耕种，岁月久了，已经和永久产业一样。如果想兴复它们，就必须全部追收，人心或许因此动摇，这实在不是良好的政事。又有些喜欢诉讼的党徒、怨恨别人的人，妄说某处可以修筑陂渠，图谋毁坏自己所怨恨者的田产；或者指称别人原有的产业是官陂，冒占田地的诉讼一定会比今天增加一倍。臣不知道朝廷本来没有任何事情，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自古役使人力，必定要用乡户；正如吃饭必定要用五谷，穿衣必定要用丝麻，渡河必定要用舟楫，行走陆地必定要用牛马。其间虽然有时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但终究不是天下能够经常实行的办法。如今只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郡雇役，便想把它推广到天下，这就像看见燕、晋的枣栗、岷蜀的蹲鸱，就想废弃五谷，难道不困难吗？又想让官府出售各地的坊场，以充作衙前雇役的工钱；即使有长期服役的人，也不再给酬劳。长期服役所得既然很少，从此一定会逐渐衰落离散，那么州郡的事务衰败不堪，也就可以知道了。士大夫舍弃亲戚、抛下坟墓，到四方去做官，在用力办事之余，也希望得到一些快乐，这是人的真实情感。如果凋敝困乏得太严重，厨传供应冷落萧条，就像危乱国家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景象。陛下如果确实考虑到这一点，一定不会这样做。况且现在的法令没有比军队法令更严的，军法没有比逃亡法更严的。禁军逃亡三次、厢军逃亡五次，大体上都要处死。然而逃亡的军人常常遍布天下的一半，不知道雇人服役和厢军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人逃跑，要根据什么给他定罪？势必会比逃军处罚更轻，那么逃跑一定比今天更严重；作为他们的官长，岂不是更加难以管理吗？近来虽然允许乡户多少可以雇人，但到了所雇的人逃亡时，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又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税目，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人；这样一来，雇人的责任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从唐朝杨炎废除租庸调而实行两税，以大历十四年应当征收的赋税数额来确定两税的定额，那么租、调和庸已经包含在两税之中了。如今两税照旧，为什么还要再征收庸？圣人制定法令，必定要考虑后世，怎么可以在两税之外另列税目呢？万一后世不幸遇到欲望很多的君主，又有善于聚敛的臣子辅佐，庸钱不废，差役仍旧，使天下人怨恨痛恨，追究它的来源，必定会有人承担这个罪责。

译又想让坊郭等第的百姓和乡户平均服役，让品官、权势之家的子弟同普通百姓一起服役。他们的理由是：周礼规定，田地不耕种的人要交屋粟，住宅土地不生产的人要交里布；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守边疆，这就是他们借以辩解的依据。古代是官府养活百姓，如今却是百姓养活官府；给了官员田地而不耕种，劝他们务农而不尽力，于是才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百姓没有谋生办法，离开去经商，这是形势使然，为什么还要让他们服役？况且一年戍守不过三天，三天雇人的工钱是三百钱。如今世上三大户的役，从公卿以下没有谁能够免除，它的费用难道只有三百钱吗？大体说来，如果事情确实可行，不必一定有旧例；如果是百姓不喜欢、风俗不安宁的事，即使经典中有明文，也不能弥补人们的怨恨。如果实行这两件事，必定会招来怨恨。女户和单丁，大概是天下百姓中最贫困的人。古代的君王首先要救济他们，如今陛下却首先要役使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户口将要断绝却尚未灭亡，就是家中虽有男丁却还年幼；假如宽限他们几年，他们一定会成年而服役，直到老死。官府富有四海，怎么忍心不加以体恤？孟子说：‘第一个制作土偶来陪葬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 《春秋》记载‘作丘甲’，实行田赋，都是因为特别重视制度刚开始给百姓造成的祸患。青苗放贷钱财，从前一直有禁令；如今陛下开始制定成法，每年经常实行。虽然说不许强行摊派，但几代以后，暴君和贪官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强行摊派吗？将来天下人怨恨它，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况且东南购买绢帛本来使用现钱，陕西购买粮草不许折兑，朝廷已经有明确的法令，有关官司也常常执行。然而购买绢帛从来没有不折算盐价的，购买粮草从来没有不折算钞价的，由此可知青苗不许强行摊派的说法，也只是一纸空文。就像治平初年挑选、刺配义勇，当时诏旨明白安抚晓谕，说‘永远不戍守边疆’，写在简册上，犹如盟约。到今天才过了多久，议论已经动摇，有人想让他们代替还在东军服役的人，有人想用他们抵换弓手，原先的约束难以凭信，难道还不明显吗？即使这个命令果真实行，确实不强行摊派，估计其中愿意申请的人，一定都是孤苦贫困、无法维持生活的人家。如果自己有余财，怎么会同官府进行这种交易？这些人受到鞭打催逼已经很急迫，接着就会逃亡；逃亡之后，就把负担平均摊给邻居和保伍，这在形势上必然如此，在道理上也必然如此。况且常平法可以说是最完备的了。它所守持的原则简约，而所能救济的范围广大。假使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城邑只有一千斛粮食，在粮价昂贵的时候，把一千斛粮食投入市场，物价自然会平稳。一市的价格平稳了，一地的百姓自然就能满足，不会有拿着瓢乞讨的弊病，也没有里正催逼驱使的劳苦。如今如果把它改变为青苗法，每家贷一斛，那么一千户以外的人，谁来救济他们的饥荒？况且常平的官钱，常常忧虑太少；如果全部用来收购粮食，就没有钱借贷；如果留下钱用来借贷，那么能收购多少粮食？由此可知，常平法和青苗法在形势上不能并存。毁坏原有的成法，丧失的东西更多，既亏损官府又损害百姓，即使后悔又怎能挽回？臣私下估计，陛下如果想考察实际情况，必定会询问众人；人们知道陛下正要竭力推行此法，一定会说这种法令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怕不能相信这种说法。怎样可以说明呢？臣从前在陕西，见到挑选、刺配义勇，提举各县，臣曾亲自巡视；忧愁怨恨的百姓，哭声震动原野。当时奉使回来的人，都说百姓全都乐意这样做，以迎合上意来求得容纳，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否则，山东的盗贼，秦二世为什么没有察觉？南诏的失败，明皇为什么没有知道？如今事情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只希望陛下审慎地听取意见罢了。从前汉武帝时期，财力匮乏，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当时商人无法通行经商，盗贼日益猖獗，几乎到了发生动乱的地步。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们争相排斥这种主张，霍光顺从百姓的愿望，因势利导地加以推行，于是天下归心，终于相安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又重新兴起。刚开始制定法令时，这种说法还很浅陋，只说把贵重物品运到低价之处，把近处的物品运到远处。然而大量设置官属，支出许多缗钱，豪商大贾都心存疑虑而不敢行动，认为虽然没有明说要与商人争利，但既然已经允许这样做，等到变易之事实行起来，却不与商人争利，这种情况从未听说过。商人的经营，曲折而难行：买货时要预先约期付钱，卖货时要等到约期才收取货款，还要多方互相接济，委曲周转沟通，成倍的利息正是由此取得的。如今官府购买这些货物，必先设置官署、任用吏员，文书、仓廪和俸禄的费用已经很厚；不是优良货物便不收购，不送贿赂便不能办成，因此官府购买的价格必然比民间昂贵。等到出售时，弊端又同前面一样，商人的利润又从哪里取得呢？朝廷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却拿出五百万缗钱给他们。这笔钱一旦支出，恐怕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即使其中能够略有所得，所牺牲的商税数额也一定更多。如今假如有人替主人放牧牛羊，却不告诉主人，拿一头牛换五只羊；丢失一头牛便隐瞒不说，得到五只羊却指称为自己的功劳。陛下认为破坏常平法却宣称青苗法有功，损害商税却取得均输法的利益，与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同呢？陛下天资洞察，圣明谋略如神，这件事如此明显，难道会不明白吗？一定是认为已经实行的事情不愿中途改变，担心天下人以为自己守德不一、任用人不终，因此拖延时日，希望万一能够成功。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古代英明的君主，没有谁超过汉高祖。郦食其谋划削弱楚国的权势，想要复立六国。高祖说：‘好，赶快刻制印玺。’等听到留侯张良的意见后，却吐出嘴里的食物骂道：‘赶快销毁印玺！’刚说好不久，接着便转为怒骂。刻印和销印，简直像小孩子做游戏一样。这难道曾经损害高祖知人之明吗？恰恰足以说明圣人没有私我。陛下认为可行便实行，知道不可行便停止，这是至圣至明，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如今提出这项主张的人一定说，百姓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同他们谋划开始，所以陛下才坚决执意、不顾一切，期望一定实行。这是战国时代贪求功名之人的说法，是冒险侥幸的主张。陛下如果相信并采用它，就是顺从高深空泛的议论而违背最真实的人情，执着于空名而招致实际的祸害。还没有等到享受成功，怨恨已经产生了。臣所希望用来凝聚人心的道理，说的就是这个。士人进言的并不少，然而可曾有人把国家存亡的原因、国运长短的道理告诉过陛下吗？

译国家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力量的强弱。国运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财富的贫富。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穷而弱小，也不妨碍国家存续并长久；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浇薄，即使强大而富裕，也无法挽救国家短促而灭亡。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什么该轻、什么该重了。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不因国家弱小便抛弃道德，不因国家贫穷便损害风俗。有智慧的人观察别国，也用这一点来考察它。齐国极其强大，周公却知道它后来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卫国极其弱小，季札却知道它后来会灭亡。吴国攻破楚国，进入郢都，陈国大夫逢滑却知道楚国一定会复兴。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何曾知道晋国将要发生动乱；隋文帝平定陈国后，房乔知道隋朝不会长久。汉元帝斩杀郅支单于，召呼韩邪单于入朝，功劳比汉武帝、汉宣帝还多，却苟且偷安，王氏篡权的祸根因此产生。唐宣宗收复燕赵，恢复河湟，力量比唐宪宗、唐武宗更强，却销兵息武，庞勋之乱因此发生。所以臣希望陛下致力于崇尚道德、淳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建立功业而贪求富强。即使陛下富裕如隋朝、强大如秦国，向西取得灵武，向北取得燕蓟，说是有功也可以。但国家的长久或短促并不在于这些。国家的长短，就像人的寿夭；人的寿夭在于元气，国家的长短在于风俗。世上有身体瘦弱却长寿的人，也有体格强壮却突然死亡的人。只要元气尚存，身体瘦弱也没有妨害；等元气已经耗损，即使外表强壮，反而更加危险。因此善于养生的人，谨慎安排起居，节制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需要用药时，就选择品级上等、药性良善、可以长期服用而没有害处的药，使五脏调和，寿命长久。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谨慎的功效，迟疑于吐纳导引的作用，厌弃上等药而使用下品，损伤真气而助长虚假的强盛，根本一旦空虚，倒地死亡就不知在什么时候了。天下的形势与此没有不同，所以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保护元气一样。古代圣人不是不知道严酷的法令可以整齐众人，不知道勇悍之人可以迅速成事，也不是不知道忠厚看似迂阔、老成起初似乎迟钝；然而最终不肯用那些取代这些，是知道所得的很小，而丧失的很大。曹参是贤明的宰相，说：‘千万不要扰乱监狱和市场。’黄霸是奉行仁政的官吏，说：‘治理之道要去除过分严酷的做法。’有人讥讽谢安因为清谈而耽误政事，谢安笑着说：‘秦国任用严苛的法吏，两代就灭亡了。’ 刘晏主管度支时，专门任用果断锐利的年轻人，务求迅速办成事情，逐利的一党互相仿效，逐渐形成风气。唐德宗刚即位，提拔崔祐甫为宰相。崔祐甫用道德和宽厚来推广皇上的旨意，所以建中年间的政治声誉很盛，天下人寄予希望，差不多可以比拟贞观。等到卢杞任宰相，便暗示皇上用刑法名教来整顿天下，逐渐导致风俗浇薄，终于发展到皇帝播迁。我仁祖治理天下时，执法极其宽厚，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盖和包容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有章程；但考察他的成效，只能说还没有达到理想。说到用兵，十次出兵九次失败；说到府库，只能勉强供给而没有余 surplus。只是因为他的德泽留在人心，风俗使人懂得义理，所以他升遐那天，天下人如同失去父母，国家社稷能够长久，最终一定要依赖这些。仁祖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如今议论政事的人没有看清这一点，只看到仁祖晚年官吏多因循敷衍、政事没有振作兴举，便想用苛细监察来纠正，用才智来整齐天下，招来新进而勇锐的人，企图取得一举速成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它的好处，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况且天时不能完全协调，人谁能没有过错？国君能够包容污垢，过于苛察却没有可用之人。如果陛下能够多方包容，人才就可以逐次得到任用；如果一定要广设耳目，专门寻求瑕疵，那么人人都不得自安，各自只求苟且免祸，恐怕不是朝廷的福分，也难道是陛下所愿意的吗？汉文帝想任命虎圈啬夫，张释之认为他只是能说会道，会损伤风俗。如今如果因为口才敏捷而选取士人，因为应答迟钝而斥退人才，因为虚浮荒诞、没有实际内容而认为善于文章，因为矫激而不肯出仕便认为有德，那么先王的恩泽就将逐渐消散。自古任用人才必须经过实际考验，即使有卓越的才器，也一定要有已经验证的功劳：一方面使他在历练中更加改变成长，知道艰难的事情不能轻易去做；另一方面等到他功劳高、声望重再提拔，使人自然无可推辞。过去刘备任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担忧黄忠不配与关羽、张飞齐名；如果班爵骤然相同，关羽一定不高兴。后来关羽果然提出了这件事。凭黄忠豪迈勇猛的资质，凭刘备君臣之间的契合，尚且还要考虑这个问题，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没有任用贾谊，认为这是深深的遗憾。臣曾推究其中的意思，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贾谊固然是天下奇才，他所说的也是当时的良策；然而他请求出任属国，想以此牵制单于，这就是隐士的夸大之言、年轻人的锐气。过去汉高祖率领三十万军队被困于平城，当时的将相群臣中，难道没有像贾谊这样的人吗？所谓三表五饵，人人都知道它疏阔，却想用来困住中行说，更加不可信。战争是凶险的器具，却把它说得轻易，正如赵括轻视秦国、李斯轻视楚国一样。如果汉文帝急于采用他的主张，天下恐怕将不得安宁。假如贾谊曾经经历艰难，他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主张；到了晚年再任用他，他的谋略必然会更加精熟，只是不幸早逝，结果不是他所能料到的。不然，汉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吗？绛侯周勃、灌婴难道是蒙蔽贤才的人吗？至于晁错，更以刻薄著称，在汉文帝时只做到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命他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这位贤相因激愤而死。晁错频繁更改政令，天下骚动；等到七国发动叛乱，晁错的谋略也穷尽了。汉文帝、汉景帝的优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大体说来，名位、爵禄是人们争相追逐的东西，必须让人积累劳绩、按资历逐步升迁，以表明它们需要长期努力且难以得到；这样人人安守本分，不敢躁进求取。如今如果大量打开突然晋升的门路，使人能够得到意外的收获，那么公卿侍从的职位，几步之内就可以谋求。那些已经得到的人既然不肯把侥幸得来当作自己的名声，那么没有得到的人一定都会以沉沦为叹息，使天下按常规选拔的人产生妄想，以不如别人为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想要风俗淳厚，怎么可能做到？候选官改任京官，通常需要十多年，还要经历多次艰险，计算考核细到毫厘；其中只要有一件事不合格，常常终身沉沦而被弃置。如今却只凭一个人的推荐就给予职位，尚且担心不相称，奏章回复很快便接连到来。

译这样一来，那些积累劳绩、按资历长期等待才得到职位的人，怎么会心悦诚服呢？按常规调任的人，不是担任州守，就是担任县令；职位多而空缺少，他们早已为此忧患，不能再打开许多门路来迎合投机取巧的人。如果投机取巧者侵夺职位过分，老实笨拙的人便会受到逼迫而无所作为；两方面的利害如此明显，不能不加以察看。所以近年以来，朴实笨拙的人越来越少，投机钻营、迅速进身的士人越来越多。只有陛下应当重视他们、爱惜他们、怜悯他们、救助他们。比如近日三司献议，让天下各郡选一人催促驱使事务。三司的文书又允许他们优先依次指名占取职位，以酉守其劳；这样几年以后，审官院和吏部又会有三百多人先行占据空缺，按常规等待的人岂不是更加困难吗？此外，主管发运、均输以及巡察农田水利等事务，已经振作了监司的体制，使各人都怀有求取进用之心；转对的人希望以符合圣旨而迅速升迁，奏报考课的人希望取得优等而快速变化，彼此以力量争胜，以言辞争高，于是名实混乱了。只有陛下把简易作为法则，把清静作为内心，使奸邪无从利用机会，百姓的德性归于淳厚。臣所希望用来淳厚风俗的，就是这个道理。古代建立国家，使内外互相制约，轻重彼此平衡；像周朝、唐朝，便是外重而内轻；像秦朝、魏国，便是外轻而内重。内重的弊端，必然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重的弊端，必然有强大诸侯问鼎的忧虑。圣人在国家正盛时就考虑衰败，常常预先建立法制来挽救弊端。我国的租税赋役登记在计省，重兵聚集在京师，按照古今情况衡量，似乎是内重。恭敬地想来，祖宗深谋远虑、预先防备，当然不是小臣所能凭空推测并完全知晓的。然而只观察他们委任台谏这一点，便可见这是圣人过分防范的深谋远计。纵观秦、汉直到五代，因进谏抗争而死的人，大概有几百人；而自建隆以来，从未因一句话获罪，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得到越级升迁；允许台谏根据传闻进言，又不使他们受长官约束。他们的声望所系，不论尊卑，言及皇帝，天子便改变容色；事情涉及朝廷大政，宰相便待罪。因而仁宗时期，议论政事的人讥讽宰相只不过奉行台谏的风旨而已。圣人的深意，世俗哪里知道？台谏固然未必都是贤人，所说的也未必全对；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借给他们重大权力，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这是要折断奸臣刚刚萌发的势头，挽救内重的弊端。奸臣刚开始时，靠台谏弹劾他还绰绰有余；等到奸臣已经形成势力，动用兵戈来取胜也仍然不足。如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万不会有这种道理。然而养猫是为了除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一只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备奸邪，不能因为没有奸邪就养一只不吠叫的狗。陛下难道不应该向上体察祖宗设置这一官职的用意，向下为子孙建立万一发生变故时的防备吗？朝廷的纲纪，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臣从幼年所记得的，以及听长者谈论的，都说台谏所说的话通常随着天下的公议，公议赞成的，台谏也赞成；公议抨击的，台谏也抨击。到了英宗初年开始提出称亲的议论，这本来并不是君主的大过错，礼典中也没有明确条文，只是众人的内心尚未安定，公议不予赞同，当时的谏官竟以死相争。如今舆论沸腾，怨恨和指责交相而来，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然而彼此观望而不发言，朝廷内外都感到失望。弹劾积累威势之后，即使庸人也可以奋发振作；声望风采消磨衰败之后，即使豪杰也有不能振起的。臣恐怕从此以后，习惯形成风气，台谏全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至君主孤立，纲纪一旦废弃，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孔子说：‘鄙陋小人可以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没有得到职位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之后，又担心失去。如果一味担心失去，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臣刚读到这段话时，怀疑它说得太过分，认为鄙陋小人害怕失去，不过是保住职位而苟且容忍罢了。等到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取自己的权力，便拥立秦二世，最终使秦朝灭亡；卢杞担心李怀光数说自己的罪恶，便误导唐德宗，使天下再次陷入动乱。他们的心本来产生于害怕失去权力，造成的祸患却竟至于丧失国家。孔子的话确实没有说过头。因此可知治理国家的人，平时一定要有敢于舍弃生命、冒犯君主颜面的士人；这样遇到危难时，才差不多会有为义而死、坚守节操的臣子。如果平时尚且不能说一句话，遇到危难时凭什么要求他们为节义而死？臣下如果都这样，天下也会说危险了！君子和谐却不苟同，小人苟同却不和谐。和谐如同调和羹汤，苟同如同把水加到水里。孙宝说过：‘周公是大圣人，召公是大贤人，尚且彼此不相悦，这件事已经写在经典里了。’晋朝的王导可以说是国家元勋，他每次同宾客谈话，满座都称善；但王述却不高兴，认为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王导也整理衣襟向他道歉。假如说话的人没有一句不同意见，彼此没有一处不相合，只有一唱一和，那么还有谁不是贤人呢？万一有小人混在其中，君主又凭什么察觉呢？臣所希望用来保存纲纪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并不是敢于逐一诋毁新政，故意提出异议。比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整器械、检阅操习鼓旗，都是陛下神机妙算中极其英明、乾刚独断的决定，既然舆论已经赞同，臣岂敢再有异议。至于臣所进献的三句话，并不是臣个人的看法，而是朝廷内外共同忧虑的事情，谁不知道呢？过去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游荡。’舜难道有这些毛病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酒德。’成王难道有这些毛病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帝、灵帝，当时的君主都没有因此责罪他们，反而把这件事写入史册作为美谈。假如臣所献的三句话，朝廷从来没有这些弊病，那就是天下的幸运，臣也参与了这份幸运；但如果万一有些相似，陛下怎么能不加以察看呢？然而臣为自己打算，可以说是愚蠢了。拿蝼蚁一样的生命来试探雷霆的威严，把狂妄愚昧积累到这种程度，难道还能多次获得赦免吗？大则身首异处，家门破败；小则削除名籍，流放荒远，流离道路。虽然如此，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臣天性极其愚钝，却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先前参与议论学校贡举时，臣一开始就违背大臣的本意，已经料定会被放逐，哪里敢想保全自己？但陛下独自认为臣的话有道理，特意曲意召见应对，从容交谈了很久。后来陛下对臣说：‘如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臣当即回答说：‘陛下有生而知之的禀性，天赋文武才略，不必担心不明察，不必担心不勤勉，也不必担心不能决断；只担心求治理想过于急切，提拔人才过于锋利，听取意见过于广泛。’

译陛下又让臣详细陈述这样说的原因。陛下点头说：‘卿所献的三句话，朕应当认真思考。’臣的狂妄愚昧，不只是今天才得到陛下的宽容，陛下既然长久容纳臣，难道会在开始时容忍、到最后却不赦免吗？臣凭借这一点进言，所以不感到害怕。臣所害怕的是，讥刺已经很多，怨仇确实不少，他们一定会用深文周纳来诋毁臣，用危险的法律陷害臣，使陛下即使想赦免臣也做不到，这难道不是危险吗？死亡我不推辞，只恐怕天下人把臣当作戒鉴，再没有人敢进言。因此臣思考了一个月，夜以继日，奏表写成后又毁掉，反复了两三次。臣感念陛下听取臣的一句话，心中不能自已，最终还是献上了这些主张。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诚，最终赦免臣；臣不胜俯伏待罪，忧惧到了极点。原编者评论：黄震说：‘东坡的文章像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于它浩荡浑厚、流转自如、曲折变化的妙处，就再也无法用言语形容了。大概善于写文章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他尤其长于指陈世事，叙述民生疾苦。当他年轻气盛时，还想迅速扫除积弊，更张百事，具有贾太傅流泪叹息的风格。等到后来受到王氏的惩戒，一心崇尚忠厚，希望同天下人休养生息，他的言论切实击中百姓的隐忧，发挥出来恳切周到，使朝廷高堂那样崇高的地方，仿佛亲眼看见民间百姓哀痛的情状，不能不为之恻然感动。真可以垂示万世，作为训诫了。’茅坤说：‘考察苏氏父子兄弟上给皇帝的书，彼此不同。老泉在仁宗时，朝廷正崇尚安静、扩大德泽，所以他的文章大多劝皇上努力掌握威权，责求名实相副。长公、次公在神宗时，朝廷正急于改变法令、追求富强，所以他们的文章大多劝皇上减少纷繁更改，持守宽大。然而次公的言论还委婉舒缓、典雅谦逊，长公的言论却似乎更加刚直痛切。不过三人之中，长公更为高明；他指陈利害，像贾谊那样明白切实；说明事情，又像陆贽那样清楚。读古人的文章，必须在这里仔细权衡，才能理解他下笔的着力处。’ 卷四十六。眉山苏轼的九篇上书。再次上给皇帝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