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五

译我起初看到馆阁以及世间所藏的徐干《中论》二十篇，以为全部就在这里。后来读《贞观政要》，奇怪唐太宗说曾经看过徐干《中论》的《复三年丧》篇，而现在的书中却缺少这一篇。于是考察《魏志》，看到魏文帝称徐干著有《中论》二十多篇，这才知道馆阁和世间所藏的二十篇《中论》并不是全书。徐干字伟长，是北海人，生于汉、魏之间。魏文帝称徐干文才与质朴兼备，性情恬淡、欲望很少，有隐居箕山的志向。《先贤行状》也称徐干品行笃实、体察大道，不沉溺于世俗荣华。魏太祖特意表彰并征召他，他以有病推辞不就职。后来任命他为上艾长，他又因病没有赴任。大概汉朝承接周朝衰微以及秦朝毁灭学术之后，诸子百家和圣人之道一同流传，学者很少能够独自洞察道德的要旨，而不被俗儒的说法牵引。至于修养内心、涵养本性，以及出仕或退处、发言或沉默之间，能够不违背义理的，本来就很少，何况处在魏朝这样污浊的时代呢？徐干却独自考察六经，推求孔子、孟子的旨意，记述并论说它们。考察他的言辞，有时似乎有小小的失误，但归根到底不合乎道的地方很少。他从内心所得的道理，又能够诚信地实行并充实它。他在污浊的世道中从容自处，把出仕退隐、显达隐晦看作重大的节操。我起初读他的书，体察他的用意而认为他贤能；又根据他的书探求他的为人，知道他的行为也值得称贤。可惜他的学说对世间有补益，而认识它的人很少。考察他的言论行为所达到的境界，却用世俗的好恶来观察他，那些人哪里足以知道他的心意呢？只是凭我的力量，哪里足以提高这部书的地位，使求学者尊重并相信它呢？因此我校正其中的脱漏和错误，叙述它的大略，大概是为了表达我的心意。原编者评论《孟子》说，曾巩把守护先王之道、等待后世学者自任。大概圣贤仁爱天下的心是永无止境的。既然不能使自己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不能用这种道理启发百姓，就将把恩泽施加给后世百姓；希望后世承受这种恩泽，必须使它的事业有所传承，使它的风尚能够延续。如果说要到万世以后才有人理解它，那也如同早晚相遇一样有功劳，难道一定要由自己显名，难道一定要由自己完成吗？《诗经》说：“芦苇苍苍，白露凝结成霜。所说的那个人，就在水的另一方。”伟长在乱世中怀抱大道、守持节操，著书阐述孔子、孟子的旨意，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这就是曾巩用来发扬潜藏德行的幽微光辉，却自觉有所不及的原因。《先大夫集后序》先公所撰写的书，题为《仙凫羽翼》的三十卷，《西陲要纪》的十卷，《清边前要》的五十卷，《广中台志》的八十卷，《为臣要纪》的三卷，《四声韵》的五卷，总计一百七十八卷，都已刊行于世。如今又把诗、赋、书、奏分类编排，共一百二十三篇，自己另编为十卷，收藏在家中。五代之际，儒学已经被排斥，后生小子在闾巷间学习治国之术，文章大多浅近。当时先公虽然年轻，所学已经通晓治乱得失、兴衰成败的道理。他的文章宏阔深沉、隽永优美，长于讽谏晓喻，现在编在乐府以下的就是这些文章。宋朝平定天下以后，先公才出仕。当时太祖、太宗已经建立纲纪和大法。先公于是直言当时政治的得失；他在朝廷任职，痛恨当权者不忠，所以凡是谈论天下大事，必定以天子忧虑怜悯百姓、操心万事的心意为根本，并指出大臣、从官和执事之人观望徘徊、包藏奸心，不符合天子任用他们的本意，因此治理长期不能完全完善。遇到难以言说的事情，别人有所不敢说，他即使屡次不合上意，所说的话却越来越恳切，不因利害祸福而动摇自己的心意。起初先公尤其被太宗认为奇异而赏识，从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来见面，任为直史馆，随后任两浙转运使。不久真宗即位，更加因为他的才能而了解他。起初试任知制诰，西部战事兴起后，又任命他为自陕州以西的经略判官。先公常常激烈切直地议论大臣，当时人都不高兴，所以最终没有被重用。然而真宗始终感念他的话，因此任他为泉州知州；不到一年，又任苏州知州，五天后又任扬州知州，这是准备再次召回他。先公在这时又上书斥责大臣，言辞更加切直，所以最终因彼此不合而结束仕途。先公所说的大事，是认为自唐朝衰落以来，百姓困穷已经很久了。天下既已统一，天子正在修明法度，而掌权者仍然多有琐碎烦扰，主管财利的大臣又更加急迫。先公独自认为应当遵循简易的原则，停止对盐铁等物的专卖，使百姓得到休养。祥符初年，天下各地争相谈论符瑞感应，天子因此大举举行泰山封禅和汾阴祭祀，道家的说法也越来越盛。从京师到四方都大规模修建宫观，先公更加极力进谏，认为天命不能专门依靠，应该贬黜奸臣、修治人事；反复陈说，达到数百上千言。唉！先公竭尽忠诚，天子能够接受尽情直言，何必一定要说只有古人才做得到呢？这不就是传文所说的“君主圣明，臣下正直”吗？多么盛大啊！多么盛大啊！先公在两浙上奏请求废除苛税二百三十多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免除百姓租税，释放百姓所欠的债负；先公所推行的事情，大致就是这样。他所实际推行的事情影响很大，差不多可以说实现了他的志向。先公曾经说过的话很多，其中在皇帝面前所说的以及书信散失的，大概无法收集。至于有的意见被采纳、有的没有被采纳，而后来常常值得思考的内容，以及他历任官职时的事迹，庐陵欧阳公已经在他的碑铭中记载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不再论述。至于那些没有全部记载的，是因为先公最终因彼此不合而结束仕途，他的功劳和行为也许没有被史官记录。即使记录下来，当时喜欢先公的人很少，史书果真就完全可信吗？后来有君子想要推求考察这件事，阅读先公的碑铭、他的著作以及我这个小子的序文，那么他的内外本末大致都能看见，关于虚实的议论也可以得到核实。先公去世后，追赠谏议大夫，姓曾，名讳某，是南丰人。为他的书作序的，是先公的孙子曾巩。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慎作序。原编者评论：茅坤说：“子固阐发先世不得志的地方，很有大体；文章安排铺陈之处极其浑厚雄健，即使韩愈、欧阳修和苏轼也应当低头。王慎中说：先生的文章像这一篇这样曲折深沉、感慨万端而气势不迫、含意不晦的，也不多见。” 《范贯之奏议集序》

译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的奏议共有若干篇，他的儿子世京辑为十卷，嘱托我作序。大概在至和以后十多年间，范公常常以议论政事而任职；从天子、大臣直到群臣百官，从后宫到四方幽僻隐微之处，只要有一项得失善恶关系到政治治理，范公无不竭尽心力反复陈说，替皇帝极力进言。有时纠正和拂逆皇帝的情欲，有时切磋谋略和考虑，有时辨别忠臣奸佞并安排他们的进退；一篇奏章上奏一两次，有的甚至上奏十多次。有些事情暗中争论、独自陈说，有些则把谏官、御史全部召集来共同议论、畅所欲言。仁宗常常虚心采纳，因此改变诏令，重新任用或废止近臣，有时立即听从，有时过了一月、超过一季，有时甚至到了后来最终都采纳了。大概当时仁宗在位已久，熟悉人事的真伪和群臣的能干与无能，正以仁厚清静的政策休养百姓；至于是非取舍，则一概归于公议而不自行专断。他所提拔的以直言为职的人，像范公这样的，都是一时之选；范公和同时代的士人也都乐于听取他的意见，不曲意顺从、苟且敷衍，所以天下的实情得以完全上达，而违背事理的事情常常最终不能实行。至于诡奇邪僻、任意妄为的人，也往往立即失败后悔。所以在那个时候，朝廷常常把政事交给七八位大臣，而朝政没有大的缺失，群臣奉行法令、恪守职分，天下安定。根据人才而不自行专断，是天道。仁宗之所以仁厚如天，能够享有国祚四十多年、承继太平基业，原因就在这里。后世得到范公的遗文而考察其根本，看见君臣上下相互成就到这样的程度，一定会低回感慨、心生仰慕，发出自己无法达到的叹息。到那时才知道这样的时代难得，那么范公的言论不被湮没，难道只是为了显明他的志向吗？它也足以使先帝盛大的德行永远彰明。范公为人温和善良、慈爱宽恕，他从政时宽缓平易、爱护百姓；到了朝廷上，却能正色直言，这是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当时和范公一样负有进言职责的人，后来大多做到高官，唯独范公早早去世。范公名师道，他的世系、籍贯、历任官职和事迹，现有资政殿学士赵公抃为他所作的墓志铭记载于其中。原编者评论：黄震说：“贯之名师道，侍奉仁宗，担任言官；他的儿子世京把奏议辑成十卷，南丰阐明了他的遭遇和成就之盛，所以足以使先帝的盛德永远彰明。墓志则由清献赵公撰写。”《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熙宁三年三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钱君纯老出任婺州知州，三馆秘阁同舍的士人一起在城东佛寺观音院设宴为他饯行，参加的共有二十人。纯老也重视同僚朋友的情谊，想慰藉留在京城者的思念，于是作了一首二十字的诗给在座的人看；在座的人各自取其中一句作为韵脚作诗送给他。纯老到州任职后，准备把这些诗刻在石碑上，写信来说：“请替我作序。”朝廷常常把天下有文学才能的士人召集到馆阁，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才能，等待皇帝任用；有人出使外地时，他的同僚一定互相告知，选择都城中宽广的屋宇、丰盛的厅堂和优美的游览之处，约定日期一同饮酒作诗，来叙写离别之情，表达深厚的情意。历代延续日久，便成为惯例。因此他们从容讲论道义的快乐，是其他官署所没有的；而他们作诗中所称引比喻的，无不称赞离去者的美德，祝愿他回到朝廷任职，并希望他不要长久留在外地。这正显示士大夫之间相互推重的风雅习尚深厚，是世俗之人不能相比的。他们还将等待皇帝据此考察并信任他们，使这些诗汇集进呈不只是空洞的文章。纯老以明经进士、制策入等的身份进入仕途，历任国子监教官，进入馆阁担任编校书籍、校理、检讨；他的文章和学问有过人之处，本应在天子左右接受询问、承担献纳之责，却反而请求治理一个州，想在河流尽头、山岭阻隔的偏僻绝远之地亲自施展才能。他的志向和节操之高，也不是普通人才所能达到的。因此作诗的人才推重他的贤能，惋惜他的离去，殷勤反复地表达心意而不能停止。我所以为它叙述大意，是为了阐明士大夫的公论，也让同舍之人共同考察，使他们知道纯老不会长久滞留在外地。十月某日作序。原编者评论：这篇文章作于新法施行以前，太平时代馆阁人物的风雅，曲折从容，美好而盛大。这是治理清明时代的声音，是安宁而乐于享受政治和谐的人所发出的声音吗？《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译议论的人说，南越偏僻而遥远，它的风气与中原不同，所以做官的人都不愿久居，往往车船还没有出发，便已经屈指计算归期；又都轻视那里的官职，认为不值得做事，他们预先替自己忧虑到这种地步，所以到任后全都动摇懈怠。他们忧虑、勤劳的心态以及这种习俗，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不然的话，为什么从越地与中国交通已有一千多年，而名声上能够安抚治理当地百姓的不过几个人呢？所以越地和闽、蜀起初都被视为夷地，闽、蜀都已经改变，唯独越地还保守鄙陋，难道是它的风俗不能改变吗？大概是做官的人没有施展治理教化的心意罢了！唉，这也是当地百姓的不幸啊！那些人不知道，从京师前往越地，水路陆路都可以安稳通行，并不像闽地的溪流峡谷、蜀地的栈道那样难以预料；同样都是到远方做官，这难道不是越地尤其优越吗？它的风气是我熟悉的，与中原也没有太大不同；起居不违背节度，未曾生病，如果违背节度，即使在中原，难道就能不生病吗？当地物产美好，水果有荔枝、龙眼、蕉柑、橄榄，花卉有素馨、山丹、含笑之类，食物有海中的各种物产和陈年酒醋，都在天下称绝；百姓少有争斗诉讼，喜欢嬉游娱乐。做官的人只是因为没有长久居住的心意，所以说这里不可任职；如果有长久居住的心意，又有什么不可的呢？古人治理一个乡、一个县，他们的德义恩惠和爱护尚且足以熏陶浸润、逐渐施加恩泽；如今大的可以专门治理一个州，难道反而应当轻视自己的官职而不办事吗？假使李材叔得到我的这番话并加以思考，使人人都有长久居住的心意，又不轻视自己的官职，为越地百姓洗除鄙陋风俗，引导他们走向治理，使越地居处胜过闽、蜀，那么当地就不会再有不幸的叹息了。这样的事业超出一千多年以前的水平，其美善的大小便可以知道了！然而若不是才能卓异、远远超过众人的人，就不能做到。到南方任职的官员很多，我知道他的才干卓异、远远胜过众人，能够实行我这番主张的，只有李材叔。材叔长久以来与他的兄长公翊一起做官，同一年又都因推荐而任县令；如今材叔任柳州知州，公翊任象州知州，都是同时任职，才能又相近，那么两州可以互相促成政绩，施政的迅速和形势的便利，真是说不尽。越地的百姓实在幸运，实在值得庆贺啊！原编者评论：生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做官，都是命运，都是没有人刻意造成却自然来到的处境。生在柳州的人背井离乡，那么他思念柳州，与其他地方的人思念故乡没有区别。在柳州做官的人，却都不愿长久居住，这是为什么呢？生在柳州的人，对于宗族亲戚的事情，绝不会认为不值得做而动摇懈怠；在柳州做官的人，把当地的百姓和土地看作自己的宗族亲戚，责任反而更重，却为什么要动摇懈怠，认为不值得做呢？人的感情，往往停留在已经过去的事情上，违逆将要到来的事情；而对于当前居处的职位所应当做的事，却没有能够尽心尽力的。这叫作感情和见识颠倒。孔子说：‘不知道命运，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 《送江任序》同样是做官，有的是中原人，被任用到荒远边地、偏僻境地、山区海滨聚落和蛮夷异域；有的是燕、荆、越、蜀以及海外万里的人，被任用到中原，甚至四方极远的乡里，彼此交换前往。他们翻山涉水、穿越沙漠荒野奔走，常常受到风霜冰雪、瘴气雾毒的侵害，遭遇蛟龙、虺蜴、虎豹之类，或者被急流巨浪、险峻崖岸、滚落的山石压覆。出发时，无不携带粮食、举带药物，选择船只、调换马匹，组织兵卒成伍后才行动，戒备着早晨奔走、夜晚赶路，经历寒暑变化才到达。到任后，宫室、器械、衣服、饮食等用具，当地风土气候的适宜与否，以及百姓、歌谣、风俗、语言、习尚等事务，变化难以遵循，实情难以掌握，于是往往忧愁居处、警惕生活，不能安息而思归。等到久居之后，所习惯的已经安定，所受蒙蔽的已经解除，然而岁月也有期限，可以牵引着离开了。所以不能专心思考、整治政务，来宣布天子的仁德并解决下层百姓的困难，制定后世可以遵守的法令。有的九州之人各自在自己的土地上任职，不在西方边疆却到东方境地任官；士人不必劳顿舟车，车马也不必费力。传达于本地城邑，坐在官署正堂深处，道路上停留时的升降疲倦、冒险侵凌的忧患，都不会接触他的身体、扰动他的心思。到任后，耳目口鼻和全身所需的养护，好像不曾离开自己的家；父兄、六亲、故旧之人早晚相见，好像不曾离开自己的乡里。山川形势、土地田野、市场街道、歌谣风俗、言辞学说的变化，利害得失、善恶条理，不是他童年时所听闻的，就是他成年后游览所见；不是他自己体察得到的，就是乡里先生长者告诉他的。他居处已经安适，对所有事务的适宜办法也已经熟悉到这种程度，就能专心考虑职事，宣扬皇上的恩德，救济百姓的急难；施政先后不必向旁人咨询、长久观察，取舍损益的关键已经在胸中决定，哪里会被孤身客居远方的忧虑拖累，而用苟且的方式处理政事呢？临川江君任职洪州丰城县，这两个县的牛羊牧地彼此相连，树木、果蔬和五谷的田垄相互交错。这就是所谓九州之人各自在自己的土地上任职，还有比这里更相近的吗？江君既已得到居处的快乐，厌闻并熟听当地百姓的事情，又有聪明敏捷的才干和廉洁的品行来推行政务，我知道他不会离开读书讲论的适意和宾客交往的乐趣，而所做的事情还会绰绰有余。县里的政务治理好了，百姓自然能在大山深谷之中安居，州府在上面也可以无为而治。我将看见江西幕府不必再面向南方忧虑了。于是趁他出发，写下这些话送给他。南丰曾巩序。原编者评论：储欣说：“官吏治理没有比汉代更盛的，而汉代法制尤其合乎人情。由郡中人担任本郡太守的，多得数不清，唐宋也是如此。到了明代才开始私下猜疑这种做法，跨省任命官员，猜忌防范更加深，吏治也更加不像古代了，这有什么好处呢？” 《送赵宏序》

译荆地百姓和蛮人联合起来成为盗寇，潭州附近几个州都遭受他们的祸害。天子和宰相认为潭州是重镇，原来的守臣不能胜任，于是改用别人；后来又不能胜任，再次更换。新任守臣到任后上书请求增加军队，诏令给他三百名抚兵，殿直、天水人赵君希道实际上负责带领他们前往。希道一向同我有交往，闲暇时经过我这里，谈到潭州的事情。我说：潭州的山川形势、兵力怎样？粮食有多少？盗贼人数多少、强弱如何？这些我不能知道，但我能知道书上的记载。书中记载的事情，像潭州这样的事很多。有时集合几路军队，达到数万人，越过山谷进军，声势不能说不大而且强盛，然而最后被歼灭的很多；有时单车独行，却接连有人凭此取胜，只在于义理和信用能达到什么程度罢了。能够建立自己的义信，即使单车独行，盗寇也可以被当作无事。龚遂、张纲、祝良这一类人就是这样。义信不足以感召人，即使集合几路军队达到数万人，最后也会被歼灭，只是恰好增加盗寇的势力罢了，何况还能使局势平定吗？阳旻、裴行立这一类人就是这样。那么，军队不能使局势平定，使局势平定的关键在太守本人身上，这是很明显的。前任守臣如果果真能够这样做，天子和宰相为什么要更换他？之所以一定要更换，是因为前任守臣不能做到这一点。现在赴任的人又说‘请求增加军队’，这和书中所说的为什么如此不同呢？” 我担心潭州百姓会更加困苦，盗寇的势力会更加扩张。从前潭州的官吏和附近郡县曾请求尽力战胜盗贼，有的暴尸野外，有的杀戮投降者。如今前往的人难道只是不做这些事而已吗？还是仍然免不了做这些事呢？天子和宰相任用他的本意，难道是这样吗？潭州守臣是近侍之臣，朝廷派去安抚、侦察潭州的人，郎官、御史、博士接连不断；请替我告诉那些贤能的人：如今谈论古书，往往说它迂腐，但古书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已经实践过的事情。把已经实践过的办法用于治理，和当时的人自行任意作为相比，哪一种得失更好呢？我的愚见倘若有一点可以采用，希望潭州能够因此受益。潭州的祸患现在虽然还小，但大中、咸通年间，南方的忧患一向很严重。难道不是小患逐渐发展成大患吗？那些身居近臣、郎官、博士职位的人，难道唯独可以不思考这个道理吗？希道本来就是喜爱办事的人，我便趁他出行，把这些话依次写下来送给他。庆历六年五月某日，曾巩序。原编者评论：蛮夷成为边郡祸害的情形，与敌国不同。所谓敌国，就是秦、越那样的国家。秦战胜越国，越国没有屈服而归入秦国；越国战胜秦国，秦国也没有屈服而归入越国。然而一旦取胜，敌国就一定害怕，不敢侵扰边塞，我国也因此安定。若取得大胜，敌国就会屈服归入我国，土地得到开辟，政教相同，成就霸王之业。至于蛮夷，他们的土地本来就是我国的土地，他们的百姓本来就是我国的百姓。一旦他们劫害百姓、盗窃府库，就称作叛乱。但他们终究不能越出我国疆界而成为别国。用军队进攻他们，他们就逃跑；逃跑后便分散在山谷中，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最终无法辨认。如果把应当受诛戮的人杀掉，而出兵又不能到达那些地方，他们就会聚集起来互相保护、劫杀，蔓延不止。若与他们彼此追逐交战，军队就会疲于奔命，还没有交战便先使自己困顿了。难道要集中军队，一举把他们全部消灭吗？可是那里地势险峻狭窄、深远阻隔，实在是上天造成的，无法全部消灭。况且天地万物的规律，必定不会让几百万人在一天之内全部被消灭。那里的气候湿热有毒，土地贫瘠坚硬，不是生长在当地的人居住就不能生存。即使把当地人全部消灭，也不能迁移百姓去充实那里。因此，蛮夷不能用武力治理，这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没有长官扶持信义，逐渐把盗寇教化为普通百姓，本来就没有第二种办法了。然而武夫悍卒所做的事，必定与信义相反。像曾巩所说的奋力战胜贼寇、暴露尸骸、杀戮投降者，就是这种情况。难道武夫悍卒唯独不是人、没有人心吗？利益在这里，祸害也在这里；趋向利益、躲避祸害，就必然会这样做。奋力战胜贼寇的人，难道百战百胜能够没有一次失败吗？百战百胜不足以使他们畏惧，一次失败反而会招致侮辱。贼寇本来就不以失败为耻，我们却以失败为耻，所以要把贼寇杀得极其惨酷，以发泄愤怒、树立威势。于是便有暴露尸骸的做法，却不知道蛮夷的本性本来就不怕死，哪里会害怕暴尸？他们难道是禽兽吗？禽兽本来就不怕暴尸。他们难道还具有人心吗？既然具有人心，就也知道剖腹破肚、肢解尸体不是人所应做的事，于是更加不服，也更加不害怕。等到想杀也杀不到，计策越来越无聊，于是诱骗他们投降，再杀掉并暴尸。于是蛮夷像麇鹿受惊、鸟群乱飞一样，至死也不服，百姓也就无法安生了。凡是这些做法，都与信义相反，是武夫悍卒的长处。因此，蛮夷不能用武力治理，这是确定无疑的。《越州鉴湖图》序

译鉴湖又称南湖，南面连接山岭，北面通向州城的漕渠，东西两面与江相距相接。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修建了它。到现在已经九百七十有五年了。湖岸周长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是从东南流出的水，都汇聚到这里。越州东面，从城到东江，北堤上有石渠、木渠，通达十九条阴沟；凡是民田南面连接漕渠、北面和东西两面连接江流的，都由它们灌溉。越州东面六十里，从东城到东江，南堤上有十四条阴沟；凡是民田北面抵达漕渠、南面连接山岭、西面连接堤岸、东面连接江流的，都由它们灌溉。越州西面三十里有柯山斗门，通向民田；凡是民田东面连接城、南面连接堤岸、北面临近漕渠、西面连接江流的，都由它灌溉。总计可以灌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的田地九千顷。并不是说湖水只能灌溉九千顷田地，而是田地一直延伸到江边的，正好全是九千顷。湖东面有曹娥斗门、蒿口斗门，沿南堤向东流的水，通过它们流入东江。湖西面有广陵斗门、新径斗门，沿北堤向西流的水，通过它们流入西江。湖北面有朱储斗门，距离湖最远，大概是因三江上游两山之间疏浚设置的两道斗门，按时察看田间水势：稍有漫溢就打开一道，大量漫溢就全部打开，使水流入三江的入海口。所谓湖水高出田地一丈多，田地又高出海面一丈多；水少时，就泄湖水灌溉田地，水多时，就排出田中的水使它流入大海，所以没有因水旱之年而荒废的田地。自汉代以来将近千年，这项水利一直没有废弃。宋朝兴起后，百姓才开始侵占湖面，把湖改作田地。祥符年间有二十七户，庆历年间有二户，共改成田地四顷。当时三司、转运司还下文严厉责令州县，使田地恢复为湖。然而从此以后，官吏越来越怠慢法令，奸民逐渐兴起。到了治平年间，侵湖造田的共有八千多户，改成田地七百多顷，湖泊几乎全部废弃了。仅存的部分，东面是漕渠，从州城到东城六十里；南面通向若耶溪，从樵风泾到桐坞十里；这些水面都宽不过十多丈。每年雨水稍少，田地还没有受害，湖水却已经先干涸了。从这以后，人们争相提出办法。有人向蒋堂建议说，应当设置刑罚来禁止侵湖耕种，设置赏赐来鼓励告发者。杜杞则说，侵湖造田的人，获利在于放纵湖水；一下雨就放声喧嚷，借此惊动州县，而斗门往往因此废弃，所以应当为此立石标：水位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尺、五寸〕 会稽县主标之一，设在跨湖桥，水深四尺五寸，由山阴县主管；而斗门的钥匙，都应交纳州府。水上涨时派官员察看水位，谨慎关闭斗门；需要泄水时再打开。又有人认为应当进一步修治堤防；对于敢于侵湖造田的人，拔掉其禾苗，责令其出力恢复湖面，并加重处罚，这样还以为不够。又有人认为应当增加两县县令的职位，授予提举的名义，考核他们的督察情况，并分别判定优劣。吴奎则认为，每年农闲时应当雇人疏浚湖泊，把淤泥堆成丘阜；由县令负责役使，州府以及转运使、提点刑狱负责督察，并实行赏罚。张次山则认为，湖已废弃，仅存部分很难立即恢复；应当进一步拓宽漕运水道及其他便利之处，使其能够通漕并灌溉民田，在里中设置石柱作为界标，石柱以内禁止耕种。刁约则认为，应当把湖的三分之一划给百姓作田，并把堤坝加高一丈；这样湖可以不疏浚而水利自然恢复。范师道、施元长则认为，加重禁止侵湖耕种的法令，尚且不能使百姓不犯法；如果把湖划给百姓，侵占者谁能抵御？又说湖水水位比城中地面高，有的高三尺六寸，有的高二尺六寸；再加高堤坝、壅积湖水，使水位更高，那么水冲毁城郭房屋就必然发生。张伯玉则认为，每天役使五千人疏浚湖泊，使湖底降到五尺，需要十五年完成；降到三尺，需要九年完成。但恐怕工程开始时，外部的浮议动摇人心，内部的役夫溃散，那么即使有智者，也不能保证成功。如果每天役使五千人加高堤坝至八尺，一年就能完成；所需竹木费用共九十二万有三千，计算越地共有二十万有六千户，向他们征收赋税而免除其租税，这样费用很容易筹足，水利可以坐享其成而百姓不受劳困。陈宗言、赵诚又以水势高下难以处理为理由反对，并认为应当修治吴奎的方案，用年岁逐渐恢复湖泊。当时都水认为他们说得好，又认为应当增加赏罚的法令。他们的主张如此，可以说很详尽了。朝廷未尝不听取采用，并把它们写入法令；所以刑罚从罚钱三百直到一千，又直到五万，刑罚从杖一百到徒刑二年，法令条文可以说很周密了。然而耕田的人没有停止，反而一天比一天多；湖泊没有更加疏浚，反而一天比一天荒废。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法令不能实行，而苟且因循的风气占了上风。从前谢灵运向宋文帝请求把会稽的回踵湖改作田地，太守孟不准许；又请求把休崲湖改作田地，仍不准许。谢灵运甚至用言语诋毁太守，可见贪图请求把湖改作田地的做法，在越地由来已久。然而南湖自汉代经历吴、晋，接着到唐代，又接着经历钱镠父子主掌此州的时候，水利从未废弃。他们有的凭小小一块土地抗衡天下，有的以数州作为镇守之地，有的以一国自立为王；内有供养俸禄的需要，外有贡赋馈赠的供给，不能只是安然无事而已。因此，他们加强水土治理，努力重视农业、使农民获利，也都有一定的制度，其中钱镠的法令最为详备，直到今天民间还流传很多；水利能够不废，是有原因的。近世却不是这样，天下统一，人们安于太平；在位者看重兴办大事，乐于因循守旧，而请求把湖改作田地的人，往往凭借言辞和势力足以打动人。至于修治水土、兴办水利，又要耗费财物、动员众人，自古以来就是难事。所以郑国主持修渠时，人们认为这足以使秦国疲惫；西门豹治理邺地渠道时，人们也认为烦琐辛苦。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我们的官吏，谁肯承担难以承受的怨恨，招来容易得到的责难，去等待尚未实现的功效呢？

译所以主张虽然很多，却从未真正施行；法令虽然严密，却从未真正举用。耕田者之所以日益增多，湖泊之所以日益荒废，原因就在这里。因此说“法令不能实行，而苟且因循的风气占了上风”，难道不是这样吗？一座有千年历史的湖泊，兴废利害明明白白，很容易看见；可是自庆历以来三十多年，受到官吏因循的影响，直到湖泊已经废弃，世人还没有觉察它为什么会这样。何况那些隐微难以考察的事情，由于苟且简略而在冥冥中逐渐松弛败坏，又怎么能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如今有人说湖泊不必恢复，理由是：“湖田的收入已经很丰厚了！”这是那些游谈之士替从侵湖耕种中获利的人说的。湖泊没有完全废弃时，湖下的田地已经遭受旱灾，这是当今的祸害，是众人所看得见的。假如湖泊完全废弃，湖面改成的田地也会干旱，那将是将来的祸害，是众人还看不见的。因此说：“这是游谈之士替侵湖耕种者谋利而说的话，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所说的。”有人说不必疏浚湖泊，只要不断加高堤坝、壅积水势就行了！这是好争辩的士人替喜欢听苟且简略之说的人说的。按照地势来看，壅积湖水使水位升高，必然会冲毁城郭，这是议论者已经说过的。按照地势来看，疏浚湖泊使湖底降低，然后才能不失去它原来的状态；不失去原状，然后才能不失去它原有的作用。这却是议论者没有说到的。山阴的石标高四尺五寸，会稽的石标则几乎是它的两倍。壅积湖水使水位升高，会稽县得到一尺，山阴县得到一半。土地的高低并不相同，因此加高堤坝未必有益。所以说：“这是好争辩的士人替喜欢听苟且简略之说的人说的，又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所说的。”上述两种主张既然都不能采用，那么要禁止侵湖耕种、鼓励告发，就有赏罚的法令；要谨慎控制蓄水和泄水，就有关闭、开启斗门的法令；要严禁敢于耕种湖面的人，就拔掉他的禾苗，责令他出力恢复湖泊，并加重处罚，也已有法令。有人想把责任交给州县以及转运使、提点刑狱；有人想每年农闲时疏浚湖泊；有人想禁止在石柱以内耕种，这些也都有法令。想知道疏浚湖泊应达到的深浅、需要多少工力、要用多少天，已经计算过了；想知道加高堤坝所需竹木的费用、如何筹措，也已经计算过了；想知道疏浚湖泊的泥土堆积到哪里，也已经计算过了；想知道工程开始时外有浮议动摇、内有役夫溃散，因而不能保证成功，也已经议论过了。若真能汇集各种意见，考察它们是否可行，采用可行的办法，再用自己的力量加以润饰完善，使言论必定实行、法令必定举用，那么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什么水利不能恢复呢？我起初蒙受恩典，担任此州通判，向人询问湖泊兴废的情况，却没有人能说清其中实际的利害。等到到任以后，我才向两县询问图册，向州府和河渠司查问文书，直到互相参照核验，图册绘成，详细考察清楚，文书完备，然后才明白其中实际的利害。因此我编次论述，希望谋划议事的人有所考察。熙宁二年冬，卧龙斋。原编者评论：东南地区水泽众多，土地适宜种植粳稻，因而水利最为重要。文章叙述鉴湖兴废的始末，以及历代关于修复鉴湖的议论、官民利弊中隐而未显的情形，最后用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难道不是治理此地的人应当深入考察的吗？可惜文章还在，而图已经亡佚了。我还曾这样评论：官府要为百姓兴办有利之事，如果没有勤勉体恤民间疾苦的君主，又没有慈惠忠诚能干的臣子，就不能开始；即使开始，也不能完成。事情完成以后，年代久远，百姓破坏它的办法有无数；已经破坏以后，想恢复原状，百姓阻挠它的办法也有无数。治理此地的人，只想着任期届满后升迁，谁会把百姓放在心上呢？即使有一个这样的人，又禁不住众说纷纭和形势隔绝，往往只能叹息而停止。为百姓兴利，何其艰难啊！大概天下人都只把利益看作属于自己，不知道使别人获利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利益，所以弊病到了这种地步。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候，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大道衰微的时候，各人只亲爱自己的亲人，各人只疼爱自己的子女。”各人只亲爱自己的亲人、只疼爱自己的子女，合起来看，天下也没有不亲爱自己的亲人、不疼爱自己的子女的人；可是圣人仍认为这是大道衰微，称作“小康”，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存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见解，流弊就会发展到无所不至。习俗浇薄，人心顽钝，人人只知道有自己，人人都想让天下的利益全部归自己所有。一旦涉及利益，甚至会发展到不亲爱亲人、不疼爱子女。即使还没有真正涉及利益，只要他们心意所向仿佛将会有利可图，就已经不亲爱亲人、不疼爱子女了。最终会达到有无数祸害而没有一点利益的地步，唉，真可悲啊！谁能知道，使别人获利而不使自己获利，才是使自己获利的最大方式呢？圣人没有自我，所以没有什么不归于自我，难道他是刻意作为来表达这种心情的吗？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都是人；把利益称为利益，应该在于别人而不在于自己，这可以吗？那么，行道之人也是我的同胞；把利益称为利益，应该在于别人而不在于自己，这可以吗？如果离开众人而独自存在，那么所谓自己，不过是一具孤零零的血气之躯，所需要的只是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口渴饮水、饥饿吃饭罢了。唉，一生能穿坏几双木屐，为什么一定要把利益取到满盈呢？怎样才能使人人都有这样的心意，让天下的利益都兴起、祸害都革除呢？《叙盗》

译盗贼共有三十人，总共犯案十五起。从孙仙以下，抢夺吴庆的船并杀人的，都应判斩刑；抢夺朱缟的船、赃物数量很重的，都应判绞刑。凡应当处死的共有十八人。从汤庆以下，有的赃物较轻，有的是窃盗，有的是自首，共有十二人应判徒刑。这是有关部门所依据的法律。如今图中所能看见的，有他们的姓名、赋税等级、刑具武器，以及各案发生的年月日、被盗人家、所取财物，甚至每个人分别犯了多少起，都用旁行标示出来。每个人分别犯了多少起，又用朱色另行标明，想查看的人容易看懂。吴庆船上的赃物分为三等；吴庆、吴道一类人之间亲疏不同，居处也有异同；至于孙仙、汤庆的亲属关系，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免于死刑的原因，都分别标在图的上下两部分，案件刑罚的轻重就详细明白了。他们制造兵器，纠集众人，在方圆数百里内辗转劫掠，甚至杀害良民，这是情状中最令人痛恨的。然而正值五六月间，水灾十分严重，田地已经被洪水冲荡淹没，房屋也已经漂流；城郭之内，官府正在出售官粮赈济百姓，却还有人吃不上饭。至于穷乡僻壤、大河长谷之间，即使中等人家，到了日暮时拿着钱也找不到可以买粮的地方，更何况那些衣食短缺、常年困苦的人呢？他们正要把草和芦苇扎起来，寄身在毁坏的堤岸、崩塌的土台上；有饥饿的逼迫，没有乐于求生的心情，他们屡次作案而成为盗贼，其中的情状也有值得怜悯的地方。《康诰》说：“杀人越货，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认为，这种人不必等待教化就应处死。这样说来，杀人的盗贼不必等待教化就应处死，这是历代君王共同的原则，却没有人知道它起始于何时。然而孔子说：“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这是说，百姓供养已经充足，教导已经明白，那么做盗贼的人知道羞耻而自行改过；因此，对于不是杀人的盗贼，应当等待教化之后再处罚，这也是历代君王共同的原则，却没有人知道它起始于何时。不必等待教化就处死的人，是天下所不能容忍的；应当等待教化后再处罚的人，是等待、教导他们的办法已经用尽，然后才可以全面责罚他们。假如供养确实还不充足，教导确实还不明白，等待、教导他们的办法也确实还没有用尽，那么在荒年百姓食物不足、有人起来成为盗贼时，天子曾秘密下达宽大的命令，允许减轻他们的罪刑；但这并不是有关部门通常施行的法律。至于杀人和赃物数量重的人，也不减刑，有关部门的法律仍然存在，这也是《康诰》的意思。我正好审阅这起案件，所以详细列出它的始末和实际情状，供人查看，也表明我对这件事已经尽心了。原编者评论：其中有痛切而忠诚爱民的心意，可以作为担任士师者的准则。卷五十六 南丰曾巩文三论记 《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