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译崔生足下：承蒙来信并惠示文章，文辞和意旨都很高明，志向和追求也不平凡，近来确实有意于圣人的言论吗？圣人的言论，目的在于阐明道理。求学的人应当致力于求道，而不应遗弃文辞。文辞要流传于世，必定要凭借书籍；道借助文辞而彰明，文辞借助书籍而流传，归根到底只是为了道而已。道的达到，只在于达到事物罢了，这才是取道之内在实质。如今世人因为看重文辞便自矜于书籍，用粉饰润色作为工巧，用精密遒劲作为才能，不是已经流于外在了吗？您所说的，认为道不在文辞和书籍中；您对我的期望，也不在文辞和书籍上。这样岂不是离开了达到事物的道而更加遥远了吗？我曾经学习圣人的道，虽然自身困穷，求道的志向却不停止，希望多少可以和古人谈论。遗憾的是我与您不在同一州部，闭口无从阐发。看您的文章，作为秀才已经可以通晓圣人的言说。如今您求道，却向外寻求并期望于我，而且越来越流于外在，这难道不可惜吗？我如果不说，就是辜负您远隔数千里仍不弃我这个衰朽废弃之人的心意，所以再次这样告诉您。凡是喜好辞藻、工于书写的人，都患有一种癖好。我不幸很早就患上这两种毛病，自从学习道以来，每天都想用针砭、针刺、火熨等方法攻治它们，最终却不能去除，缠结在心腑之中，非常牢固；我私下里曾痛恨自己，希望片刻忘掉它们，却做不到。如今您才开始认真地想改变我的毛病，不也是迷惑吗？这本来就像潜藏的硬块、积聚的痞块，藏在您的内脏之中，安然存在而自己没有觉察，实在可怜；您最终与我又有什么不同呢？同样是这两种毛病，您的书法文字越来越差，而您的意趣又越来越低，那么您的毛病就更加严重了。您是沉溺于技艺的人。我曾见过心腹有病的人，想吃土、炭，嗜好酸味、咸味；得不到就非常忧愁，亲爱他的人不忍看他忧愁，便替他寻找拿来给他。看您的意思，也已经忧愁了。我虽然还没有亲自成为您的亲爱之人，但也看重您来意恳切，不忍心置之不理。您如果真想分取我的土、炭、酸、咸之物，我不敢吝惜；但隔着书信说明您的病症是不行的，等见面后我再把我的情况全部告诉您。我们还没有见面，您姑且真诚地寻找良医开方医治吧。如果能够治好，那就太好了；这样，达到事物的道就会专一而容易通晓。如果积结已经固定，医生没有办法治好，希望到相见时，我一定分给您所想吃、所嗜好的东西。不详尽陈述。宗元启。原编者评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技艺。德行成就了，地位就高；技艺成就了，地位就低。技艺处于下位，是君子用来游习的；所谓游习，是说所操持的技艺越卑下，所能达到的境界反而越高，无不是用来培养德行的。若沉溺其中，进而只追求技巧，那就是把用来养德的东西变成损害德行的东西了。唐代重视文章，尤其重视书法。考选士人，以身、言、书、判四项考核，成绩优异才能任近职。所以韩愈以文章、书法为问，而柳宗元想把这些全部摒弃，使经世济物的方法专一而容易通晓，又把经世济物作为取士之道的范围，这是卓然有见的名儒之言。柳宗元可以说已经身亡，而他的言论却树立起来了。柳宗元擅长书法，今天龙城的柳宗元石刻还保存着。《与韩愈论史官书》

译正月二十一日，某叩首。呈给十八丈退之身边：承蒙来信谈史事，说已经把情况详尽地写给刘秀才。到今天才看到信稿，我私心很不高兴。我过去同退之谈史事，实在大错特错。若如信中所说，退之不应该在史馆任职，那么怎么会去探问宰相的意思，认为只要用修史的荣耀来成就一个韩退之吗？如果真是这样，退之难道应该白白接受宰相给自己的荣耀，冒然居于史馆吗？史馆是近密之地，享受俸禄供养，役使人员，掌管典故，使用纸笔，却拿来写私信，供给子弟的费用。古代有志于道的人，不是这样的。况且退之认为修史的人会遭受刑祸，所以躲避而不肯任职，这尤其不对。史书用名声来褒贬人物，尚且令人恐惧，不敢轻易下笔。假使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他所褒贬的人物成败，影响会更加显著，应该更加恐惧。难道那时还要得意洋洋地进入御史台府，吃好饭安坐其中，只在朝廷上传呼唱喏吗？做御史尚且如此。假使退之做宰相，生杀予夺、升降天下士人的权力都出自他手，仇敌就会更多。难道还要得意洋洋地进入政事堂，吃好饭安坐其中，只在内廷和外面的街道上传呼唱喏吗？这同不做史官而只图虚荣、贪图俸禄又有什么不同？你又说，不遭人祸，就会遭受天刑。如果因此怪罪古代那些修史的人，那也实在糊涂。凡居于这个职位的人，都应当想着使自己的道正直。道理如果正直，即使死了也不能改变；如果要改变，还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困厄于鲁、卫、陈、宋、蔡、齐、楚，是因为当时诸侯昏暗，不能任用他。他不得志而死，并不是因为作《春秋》的缘故；即使当时不作《春秋》，孔子仍然会不得志而死。至于周公、史佚，即使记载言语、记录事情，也仍能得到任用并显达，又不能把《春秋》说成是孔子的累赘。范晔行为悖乱，即使不做史官，他的家族也照样遭到诛灭。司马迁触犯天子的喜怒，班固对下属不加检束，崔浩以沽名求直而挑动对北方强虏的战争，这些都不是合乎中道的做法。左丘明因疾病而失明，是不幸；子夏不做史官也失明，不能把这当作鉴戒。其余的人也都没有超出这些情形。退之应当守住中道，不忘正直，不要因其他事情自我恐惧。退之所应恐惧的，只是不正直、不能守中道；刑罚和灾祸不是应当恐惧的。大凡谈到二百年文武大事的文字，其中有许多这样的劝诫。现在退之说：‘我只有一个人，怎么能把史事说明白？’那么同职的人也都这样说，后来接任的人也都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有一个人’，最终还有谁来为他们作纪传呢？如果退之只根据自己听到和知道的事情，勤勉不敢懈怠，同职的人以及后来接任的人，也各自根据所听所知，勤勉不敢懈怠，那么史事或许就不会失传，最终也会有明白的记载。否则，只听信人们的口头传说，常常各有不同说法，日久之后，所说的那些光明磊落、震动天地的事情，必然不会沉没，却会混乱杂陈而无法考察，这不是有志之士所忍心任其如此的。果真有志，难道应当等到别人督促责备、逼迫催逼之后，才去履行官职的责任吗？又说到鬼神之事，渺茫荒诞，毫无凭据，是明智的人不谈的。以退之的智慧，竟然还害怕这些。如今学问像退之，文辞像退之，善于议论像退之，慷慨自任、正直刚强也像退之，尚且还这样说，那么唐代的史书，最终难道没有可以托付的人吗？有圣明的天子、贤能的宰相，又得到像退之这样的史才，却仍不能成事，实在令人痛惜！退之应当重新考虑可以做的事情，赶快去做。如果最终还是因为恐惧而不敢做，那么一天之内就可以引退，又何必说将要做、还要谋划呢？现在该做而不做，又引诱史馆中的其他人和后来的年轻人不做，这是太糊涂了。不勉励自己，却想勉励别人，实在困难啊！原编者评论：叶适说，令狐德棻在武德初年就已经提出修史的建议，所以贞观年间晋代以及南北朝的各种史书都得以完整保存。李延寿又自己编纂史书，虽然这些文字都不足以同古人相比，但成败有考据，统纪没有失传，对世人的补益很多。自北齐到隋，文学之学汇聚兴盛，太宗又设置文学馆，收罗当时才俊，名篇俊笔相继出现。后世却说东汉以来道术丧失、文章衰敝，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也不能挽救，而古文从韩愈才开始重新振兴，这种说法本来就不可更改。本朝接着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然而虽然文辞兴盛，往往不过是记叙、铭、论和浮泛闲谈，实际有用的地方反而远远不如唐人。《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退之在史馆任职时，先前来信谈到退之的进退和修史之力，我写信答复史事，确实切中了我的病根。至于你怀疑事情没有实据、尚未立即登记的那些话，全都是这样。退之平生不曾因不被信任而得到对待。我私下自以为喜爱游历边地，向故老和退伍小吏询问旧事，得到的段太尉事迹最为详细。如今我所奔走服役的州刺史是崔公，他也赐我谈论此事，又详细获得了太尉的真实事迹，彼此参校，材料已经完备。太尉的大节，古来本来没有可以相比的；但人们以为他只是偶然奋发一次，便获得无穷声名，现在看来大不相同。太尉在军中自有艰难处境，他内心的操守从未偏斜，所处理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可记载。只是恰逢他地位低下、名声未达，所以事情没有流传，并不只是因为一时夺笏击人就足以取信。司马迁死后，退之又认为修史之道在于任职时不能苟且。过了一段时日，过去曾同退之约定要作史传的志向仍然很壮大。如今我孤独囚禁、废弃困顿，又接连遭受瘴疠，衰弱疲惫，早晚将死，已经无能为力了。只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事业；像太尉这样的人，应当使他的事迹不至失传。太史公记荆轲，征引夏无且的话；记大将军，征引苏建的话；记留侯，还征求画工来传写他的容貌。如今我身为孤囚，卑贱受辱，虽比不上夏无且、苏建等人，但比起仅仅依靠画工传写容貌，还是略胜一筹。《春秋传》所说的‘传信、传著’，即使孔子也是这样做的。我私下认为这些足以取信，而且已经把他的逸事写成了有事实根据的文字。原编者评论：记载段太尉平日的心志和行为，说明他的声名并非靠一时激烈地用笏击打朱泚而成，立意非常美好。同上篇《上史馆状》一起读，可以看出柳宗元表扬善行、彰显隐微、勤恳不止的心意。这封信应当写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以及韩愈回信之后。可惜韩愈的信已经失传了，但‘怀疑没有实据，尚未立即登记’这七个字，也大致可以看出他回信的意思。然而后世仍然真以为韩愈不肯修史，这是为什么呢？《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译二十六日，集贤殿正字柳宗元敬写尺牍，致太学诸位学生：起初朝廷任用谏议大夫阳公担任司业，诸位学生陶冶于淳厚美善之中，和乐融洽，至今已经四年。诏书下达，要把阳公调任道州；我当时在光范门登记入籍，正在尚书省任职，听说后忧郁而不高兴。不只是替诸位学生忧愁，也是因为我失去了自己的师表，再没有可以敬仰效法的人。不久，署中官吏有人把诏书草稿传给我，我得以看到。原来皇上非常了解阳公，对他嘉奖、褒美、显扬、宠信，情意勤恳而待遇丰厚。于是我知道，皇上是想烦劳阳公到边远地方传播风教，把美好的教化广泛施行于百姓。这样我才稍稍宽慰而有些高兴，仿佛得到天子美好诏命的安慰。然而回头又感伤自己，幸而生在圣明而不忌讳言论的时代，却不能把胸中所积蓄的意见公开陈述，议论大体，传达给执事，希望稍稍得到采纳而返回朝廷。阳公南行的第二天，我从书府退出来，到司马门外上车，听守门和掌管人员说，诸位学生爱慕阳公的德行教诲，不忍心让他离去，于是叩首于西阙之下，诚恳至极地请求像原来一样留下他的人，有一百几十人。我顿时拍手大喜，激动得不能安定。没想到古代的正道又在今天显现出来。我曾读李元礼、嵇叔夜的传记，看到其中说太学生们仰望宫阙、前往申诉，我以为千百年后再也不可能看见听见这样的事情。如今竟然亲耳听到、亲眼看见了，诸位学生实在给了我极大的恩惠。唉！我年轻时曾经有意到太学游学，接受老师的教诲，以此树立志向、立身处世。当时议论的人都说：太学生聚成朋党，侮辱老人、怠慢贤者；有的堕落懒惰、败坏学业，只图用巧言求食；有的粉饰恶言，肆意争斗诉讼；有的凌辱傲慢于长官，辱骂有司。能够退让自我约束、明显不同于众人的，没有几个。’我听了惶恐惊骇，实在痛惜他们游学于圣人门下，却大多如此喋喋不休。于是退居乡里，依托家塾，考究磨砺自己的志业，经过太学门口也不敢回头张望，更何况还能抬头看太学的学生吗？如今他们竟然奋发志向、磨砺道义，超出千百年的人物，这见闻为什么如此相反呢？难道是过去的议论错了？还是时代不同、人物不同，已经没有过去那样的恶劣之人了？莫非是阳公长期熏陶、引导教诲所产生的明显成效吗？如果确实如此，接受圣人的遗教，居住在天子的太学中，也可以无愧了。唉！阳公有博大厚重、恢弘宽容的德行，能够同时容纳善人与未善之人，对来者从不拒绝。过去听说有狂妄迷惑的小生依托于门下，有的人甚至写文章陈述自己的愚陋丑行而无所顾忌，议论者便以此非难阳公，说他过分包容污浊，没有做人师表的道理。这是完全不对的。孔仲尼尚且同我党中的狂者、狷者交往，南郭惠子讥笑曾参门下七十二人招致祸患，孟轲在齐国收留宾客，跟随他的人还曾偷鞋。他们一位圣人、两位贤人，后来都成为大儒，却仍不能免除这些事情，怎么能拒绝别人呢？俞跗、扁鹊的门下不拒绝有病的人，绳墨旁边不拒绝弯曲的木材，师儒的席位不拒绝品行偏曲的人，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况且阳公在朝廷时，四方听到他的风声，都仰慕而尊敬他。贪婪冒进、邪僻浅薄的人，也许因此能稍稍挫伤他们的野心，不让他们实现恶行。阳公虽然没有师尹那样的职位，但人们实际上都在仰望他。与其让他在一方传播风教、在一州广施教化，他的功劳影响远近，又哪里能够估量呢？诸位学生的话，不只是为了自己，对国家的体制实在很合宜。希望诸位学生不要把他只当作私人的老师来挽留。想来你们还会再次上书，所以我略微在笔端助成一番。勉励并保持这种美好的志向，使后来修史的人有所记述。努力吧，值得庆贺！柳宗元白。原编者评论：听到别人有善行，便乐于把它说出来，像是自己亲自发现的一样；诱导扶助、奖勉鼓励，以成全他的美德。忠孝的本性郁积于内心，便发露表现于外。《答周君巢书》

译奉上二月九日的来信，其中安抚教诲之意非常周备，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丈人凭借文雅的声望跟随知己，每天使大府的政务更加敦厚盛大，十分称意。从东方、西方来的人都说：海上有很多君子，周君是其中的倡导者。’谨拜贺。宗元因为罪过重大而被排斥废弃，居住在小州，和囚徒作伴，出行仿佛身上带着绳索，居处仿佛被关在桎梏中，步履迟疑而无所趋赴，拳曲拘束而不能舒展，枯槁得像草木，珍贵得像未雕琢的玉。外形既然如此，内心也可以由此推知了。然而我从来不肯谈论鬼神等事，如今丈人却极力称誉隐居山泽、清瘦自守的人，把他们当作长寿之道，而且把这种道说得神奇，仿佛同尧、舜、孔子相似，这是什么缘故呢？又说：服食药物可以长寿，将分给我一些。这本来就是小人不愿得到的东西。’曾经按照君子的道来处世，就会外表愚拙而内心更加智慧，外表木讷而内心更加善辩，外表柔弱而内心更加刚强。出仕以后，内外就如一体，随时行动而取得适宜；适宜了，人的天性便能安定，圣人的道也能得到光大。这样到最后，即使不能活到老，自己的道却可以长久。如今所谓山泽隐士的清瘦长生之道，我这里并没有；他们把世间的混乱看成治理，把人的祸害看成利益，把违背道义看成义理。我长寿而活着，他短命而死去，本来不能因此撼动我的内心。他昏昏暗暗地奔走，困顿迟滞地居处，却自以为浩然充足，挖草、煮石来私自保养筋骨，日益变得愚昧。别人没有从中得到利益，自己却独自以为快乐。像这样越来越过上千百年，才是真正的夭折，又凭什么算作高明的追求呢？宗元当初讲求道理不够笃实，被蒙蔽于世俗的显达利益所动，遭受大辱，因此奔逃、窜逐、禁锢，成为世人诟病的对象。凡是我所施行的事情，都被认为是乖戾，跟着吠叫的人成群结队；自己尚且不能说明白，何况别人呢？然而如果确实守住先圣之道，从大中正道出发，即使遭受万般排斥，也不会改变内心。大致仍像过去在京城西面同丈人所谈的那样，我不能改变自己的想法，也希望丈人坚持过去所持守的道理并加以推广，不要被方士迷惑。做官即使尚未显达，也不要忘记百姓的疾苦，那么圣人的道就幸甚了。想来其中必定还有可陈述的地方，不能一一展开。宗元再拜。原编者评论：神仙之说确实幽深渺茫，嵇叔夜作《养生论》，还说一点滋养的好处不能抹杀；以苏轼的明达，尚且不能完全不受迷惑。朱子排斥异端、平息邪说，却仿照陈子昂《感遇诗》，也说：‘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这是为什么呢？谷永所说的‘人们传言世上有仙人，服食不会终结生命的药物，远远地飞升轻举，登上高处倒看日影，游览悬圃，周游蓬莱，耕种五德，早晨播种、晚上收获，与山石同其无穷，黄治变化，坚冰淖溺，变化容色、充实五脏的方法’，不也都是奸人惑众、挟持邪道、怀有诈伪来欺骗君主之类的话，却还不是真实情况吗？天地称为两大，寿命似乎万古长存，然而天地也从来没有没有生死的时候。深谷变成高陵，那么一处山谷的天地就死了；高岸变成深谷，那么一处高岸的土地就死了。难道人会有不死的道理吗？如果说茫茫天地俯仰无边，终古不灭，便认为天地不会死，那么人之为人本来也是不会死的，又何必说万物众多，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呢？人的身体，正如山谷中的天地以山谷为身体，高岸上的土地以高岸为身体一样。却想拘守这一身的百骸九窍，希望它长久存在而不坏，这同一定要使深谷永远不能变成高陵、高岸永远不能变成深谷有什么不同？一种微小的技艺尚且必定有师承，如今讲长生之说的人，难道不是以庄子、老子为老师吗？庄子说：‘天下没有比夭折的孩子更长寿的，而彭祖反倒是夭折的。’又说：‘养护内在的东西，老虎从外部来吞食；守护外部的东西，豹子从外部来吞食，而疾病从内部来侵攻。’那么善于驳斥长生之说的，没有超过他的老师了。可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受迷惑，为什么呢？人的眼睛想要美色，耳朵想要声音，鼻子想要香气，嘴巴想要滋味，四肢想要安逸，而尤其想要长久存在；希望自己的欲望永远得到满足、永远不断绝，于是慨然产生了长生的愿望。然而讲长生的人说，必须先断绝各种欲望，然后才能做到；即使果真得到长生，也等于是买了匣子却退还了珍珠，已经不是原来所追求的东西了。何况他们必定不能做到呢？至于他们所说的元精、元气、元神，归结为天地同根、万物一体，那么一开始就不存在所谓生，又何必谈论长短呢？况且他们的身体如果已经成为大身体，同这茫茫天地一样无边无际、终古不灭，那么在其中还要安排安置什么呢？至于服食药物的说法，更加荒谬妄诞。人出生以后，阴阳均衡，百体就没有疾病；阴阳偏颇，就会产生灾病。如今这种说法认为：一丝阴气没有耗尽，仍然不能成仙，于是烹炼天地间纯阳的东西作为服食之物；这不是求长生，简直是在求速死。温带以下的地方，没有带血气的生物，因为它逼近太阳，像在大熔炉旁边一样，不能有生物存在。那么怎么会有阴气断绝而仍然能够生存的呢？这也是没有明白阴阳的道理。又有守中、服气、还精、补脑等方法，说不死之药不离自身，却不知道人的一身，什么才算是自身？眼泪、鼻涕都是水，皮肤、肌肉都是地，温暖、热力都是火，运动、摇动都是风，精神明觉都是天。凡是地、水、火、风这些东西进入我的耳、目、鼻、口，都是用来养护我的生命的，总的说来都同我身体内部原有的东西没有差别。然而它们都不是不死之药。为什么偏偏说自身所有的地、水、火、风就足以使人长生呢？读柳宗元这篇文章，可以说，合乎道便长久，违背道便夭亡，他的见识非常卓越；于是类推而把其余道理也说尽，用来解除世人的迷惑。《与杨京兆凭书》

译某启：恭敬地听说，您任用武都人符载为记室，天下有志之士纷纷相顾，继而叹息；他们知道行善的人有了归依，传播流言的人也有了可以离间、攻击的对象。正直之道得以施行，正义的风气得以发扬，堂堂然盛大地存在于荆山之南，实在值得庆幸，值得庆幸！凭符君的才艺和志气，早已为当时所知，只是人才与职位尚未相合，长期徘徊不遇；中间又因缘际会陷身于危乱的邦国，随时俯仰以求自保，却没有废弃自己的道，于是被嫉妒者横加诋毁。房给事以高尚节操特立于世，在朝廷上为他辨明；王吏部以清正舆论自任，在外面为他申辩。然而小人的浮议仍使他困于交错的攻击之中。各诸侯想得到符君，城郭相连、疆土相接，却被沸腾的流言迷惑，彼此观望推让，没有人敢首先举荐。等到任命下达那天，大家都张口垂臂，惆怅地望着而后悔。譬如到海中求珠，直径一寸的珠子先被人得到，众人便都怏怏而罢，知道奇宝已经有了归宿。唉！巧言难以辨明，下层之人多有讥谤；若不是大君子出世的气概，又能有什么指望呢？仰望清正的风范，仿佛远在天外。我感激欣喜到了极点，冒昧写信陈贺，惶恐不安，不能尽述。谨启。如今像这样的人，在世上并不少。将相大臣听到他们的话而一定能够辨别出来，那也是妄想。没有才能却又不善言辞的人，像土木一样。周仁凭重臣身份做了二千石，许靖凭借世人的称誉而做到三公。近世尤其喜欢这类人，把他们看作厚重长者，最容易得到举荐和宠信。一个人如果质朴愚拙而无害，在田野乡里做平民，即使称作长者，也可以；但从守关击柝的职位以上，就一定要敬重自己的职事。职位越高，能够影响和帮助的人越多，哪里有可以任用的无用朴拙之人呢？如今却说：‘某人是长者，可以做大官。’这类人并不是古代所谓的长者，那就必然只是土木罢了。捧来泥土、举起木头，把它们送到朝堂高位，给它们穿上绶带冠冕，让仆役在左右奔走侍奉，难道能对万民的劳苦有所补益吗？圣人的道不能增益世间实用，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说：‘知人难。’孔子说：‘仁者的言语简约。’孟子忧虑未能相同却要发表意见，那么对方还没有相信我，我却告诉他士人必定有三种疑间。对方将会说：‘他真的了解士人吗？真的了解文章吗？’怀疑而不予重视，这是第一种疑间。又说：‘他莫不是有私人的偏爱吗？是不是与人交往以谋利呢？’这是第二种疑间。又说：‘他是不是认为我不如他，因而嫉妒我呢？这违背我的事情。’ 这是第三种疑间。因为害怕这些疑间而不敢说，所以说：‘进言难。’进言还会有这样的忧患，所以说：‘使人听信更难。’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做到：既能找到值得举荐的人，又能使自己的话得到听取；其中一项做不到，就不能有所希望。然而君子不因为进言难、使人听信难，就不努力搜求人才，因为士是治理的根本。如果有关官署不信任我，我仍然知道而不放弃，那么一定会有相信我的人。如果识得人才，即使没有官署，士人也可以显达；那么将来一旦我掌握任用人的权柄，一定会有所施行。所以公卿最重要的责任，没有比搜求人才更重要的了。士人不预先准备并熟练讲习，突然天子有所询问、宰相有所咨询、有关官署有所求取时，如果没有可以应答的内容，那么大臣的职责就可能有所缺失，因此不能害怕烦劳。如今世俗谈论士人，先说文章；文章只是士人的末端。然而立言的根本正在其中，虽然是末端，却能由此掌握根本，十个人中也许有七八个，因此不能轻易忽视。自古文士之多，没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如今后辈写文章，能达到屈原、司马相如水平的，可以数出几人；能达到王褒、刘向一类的，又可以数出十人；至于陆机、潘岳这样的，更是接连不断。若他们都不停地写下去，那么文章的盛大，古代从未有过，后代自会看得出来。如今世俗的耳目庸陋，不能凭此取得信任，只有杰出而特别的人才能被看见。丈人凭文章法度通行于当世，叔、仲如鼎足般并列天下，号称文章家。如今又有吴敬之，敬之是能达到屈原、司马相如水平的人之一。天下正处于太平治理之中，如今的文士都能够先谈治理，治理并不只取决于古人。吴武陵的文章直接趋向尧、舜的大道，把孔子的志向明确地发挥出来，这也是古代少有的。然而这样说来，文章未必是士人的末端，只看取用的方式如何罢了。宗元从小就学习写文章，中间有幸连续考中甲乙科，做到尚书郎，专门掌管百官的章奏，但还没有彻底懂得作文之道。自从被贬官以来，没有公务，便阅读诸子百家的书，上下驰骋思考，才稍稍知道文章的利弊。去年吴武陵来到这里，我赞美他年少，才气壮健，可以振兴西汉的文章，便每天同他交谈，于是替他写出几十篇文章，希望能够铿锵有声、陶冶文思，时时看到古人的情状。然而古人也不过是人罢了，哪里真的遥远呢？普通人可以谈论古人，却不可以谈论今人。桓谭也说：‘亲眼见到扬子云的容貌，不能使人感动，哪里肯传播他的文章呢？’即使有人博大如庄周，悲壮如屈原，深奥如孟轲，雄壮如李斯，峻拔如司马迁，富赡如司马相如，明辨如贾谊，专精如扬雄，只要仍是当代的人，世上所谓高明的人就太少了。由此看来，古人未必不被当时轻视，却在后世获得荣耀。像吴武陵这样的文章，如果没有丈人，就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只担心当世才高的人不肯长期学习，因而不能穷尽训诂、风雅的道理。难道要认为一代文章极其兴盛，而像宗元这样，才力衰败，不能远行高举，不能同诸位学生摩九霄、抚四海，向后人夸耀吗？为什么呢？凡是作文，以精神志气为主。我自从遭受责罚放逐，又接着遇到大变故，心神荒乱、耗损、枯竭，又常常积累忧愁恐惧，精神志气已经很少了。所读的书随即又遗忘，一两年以来痞气尤其严重，加上各种疾病，行动失常，昏昧不安，内心生出阴霾雾气，充塞拥挤，凄惨沮丧。虽然有意穷究文章，却被疾病夺去了志气。每当听到别人说大话，就气息受挫而震恐，抚心按胆，不能自止。永州又多火灾，五年之间四次被大火逼迫，只好赤脚逃出，墙坏窗穿，仅仅避免被焚烧，书籍散乱破毁，不知散落到哪里。每遇火灾惊恐，数日茫然，不能出声，又怎么能把心意尽情寄托在笔砚之间？难道还要辛苦不止，以损伤这危险衰败的魂魄吗？内心的诚恳郁结，都写在所献的《许京兆丈人书》中，不能再烦劳您重复陈述。

译凡是被贬斥废弃的人，都希望有朝一日得到任用，而宗元独独没有这种念头，自己认为罪过太大而无法解脱，才性资质也无从施展，只求苟且度日、借叙述忧惧为幸，哪里敢有其他志向？伏念先君禀有孝德，秉持正道，德行高于天下，曾两次入朝，做到六品官。宗元没有才能，也曾两次入朝做到六品官，怎么承受得起如今的处境呢？况且柳氏号称大族，五六代以来没有人做朝廷士大夫，难道只有我愚昧无能，却独自超过数百人吗？由此自我衡量，官位已经超过应得，宠遇已经非常厚重了。知足同知止不同，宗元已经知足了；若说立即停止、不再接受俸禄官位，却又还做不到。如今再得到好官，仍然不推辞退让，为什么呢？以众人对我的期望来衡量，我还足以自行进取；如果达不到，也就没有遗憾了。进取的志向已经消歇。自身和身世孤单，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建立家庭，即使受到极其崇高的宠遇，又同谁共享荣耀呢？只是遗憾不幸娶妻之后，妻子早早凋亡，守寡十多年；曾经有一个男子，却没有一天能够承受他的寿命，至今没有可以托付后嗣的人，这种遗憾和悲痛常在心中眼前。孟子说：‘不孝有三种，以没有后代为最大。’如今那些急切追逐世俗的人，只是害怕这一点罢了。上天如果不抛弃先君的德行，使我有后代，也许还能希望延长寿命，得到极大的赦免，回到乡里，建立家庭，那么为人子孙的责任就完成了。超过这个愿望以后还要争逐宠爱和利益，上天会厌弃他！上天会厌弃他！丈人早晚将回到朝廷，再次成为大僚，伏望把这些话放在心上。我流泪叩首，把它陈列在座右，感激到了极点。宗元再拜。原编者评论：这篇文章后半篇也是哀怨之声，同《与萧俛书》一类；前半篇所说知人难、进言难、听取言论难，把末世人物的情理曲折写尽了，确实是至理名言。《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某启：恭敬地听说您任用武都符载为记室，天下有志之士纷纷相顾，继而叹息，知道行善的人有了归宿，传播流言的人也有了可以离间、攻击的对象。正直之道得以施行，正义的风气得以发扬，堂堂然实在存在于荆山之南。幸甚，幸甚！符君凭才艺和志气在当时闻名，只是人才与职位尚未相合，长期徘徊不遇；中间又因缘际会陷在危乱的邦国，随时俯仰，却不废弃自己的道，因此被嫉妒者横加诋毁。房给事以高尚节操特立于世，在朝廷上为他辨明；王吏部以清正舆论自任，在外面为他申辩。然而小人的浮议仍使他困在交错的攻击中。各诸侯想得到符君，城郭相连、疆土相接，却被沸腾的流言迷惑，彼此观望推让，没有人敢首先举荐。等到任命下达那天，大家都张口垂臂，惆怅地望着而后悔。譬如到海中求珠，直径一寸的珠子先被人得到，众人便都怏怏而退，知道奇宝已有归宿。唉！巧言难以辨明，下层之人多有讥谤；若不是大君子出世的气概，又能有什么指望呢？仰望清正风范，仿佛远在天外。我感激欣喜到了极点，冒昧写信陈贺，惶恐不安，不能尽述。谨启。原编者评论：符载未必是天下寄予厚望的关键人物，但可以由他的出处来预测士人的进退。然而伤害幼苗、杀死鸟卵，凤凰就不会出现。不要说一个人可以受冤，何况是才俊之士呢？鸣犊被晋国杀害，孔子回去；郭隗受到燕国重视，乐毅便到来。无知在汉代被任用，曲逆得以进用；咸博获得绶带，萧何的后代显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堂之上有两张琴，宫调和商调必然相应；草木气味相同，怎么敢有差别呢？依照人事来说，这是君主和臣子的大义。柳宗元祝贺赵宗儒，确实是出于不忘君主的诚心啊！卷十五 河东柳宗元文五篇序论 《愚溪诗序》灌水北岸有一条溪流，向东流入潇水。有人说，冉氏曾经居住在这里，所以把这条溪叫作冉溪。有人说，这里的水可以用来染色，于是按照它的功用命名，叫作染溪。我因为愚昧而获罪，被贬到潇水之上，喜爱这条溪，进入二三里，找到景色最优美的地方，就在那里建屋居住。古代有愚公谷，如今我在这条溪边居住并给它命名，名称不能确定，当地居民还在争论不休，不能不更改，于是把它改名为愚溪。在愚溪上面，我买下一座小丘，叫作愚丘。从愚丘向东北走六十步，得到一处泉水，又买下它居住在那里，叫作愚泉。愚泉共有六个泉眼，都从山下平地涌出，大概是从地面向上涌出的。泉水汇合后曲折向南流，成为愚沟；于是背土运石，堵塞它狭窄的地方，筑成愚池。在池子的东面建愚堂，南面建愚亭，池中建愚岛。美好的树木和奇异的岩石错杂布置，都是山水中的奇景，却因为我的缘故，全都蒙受了‘愚’这个名称的羞辱。水，是聪明人所喜爱的；如今这条溪却独独被‘愚’字羞辱，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它的水流很低，不能用来灌溉；又险峻湍急，多有水中高地和石头，大船不能驶入。幽深、狭浅，蛟龙也不屑居留，不能兴云降雨，不能给世间带来利益，正好像我。因此，虽然受了羞辱，把它称作愚也是可以的。宁武子在国家无道时就显得愚笨，是有智慧却故意显得愚笨的人；颜子整天不违背孔子，看起来像愚笨，是明智却故意显得愚笨的人。他们都不能算真正的愚人。如今我遭逢有道的时代，却违背常理、悖逆事理，所以凡是称为愚的人，没有比得上我。既然这样，天下就没有人能同我争这条溪，我可以专有它并用‘愚’来命名。溪水虽然对世间没有什么益处，却善于照见万物，清澈明净、秀美通透，水声像金石一样铿锵，能使愚笨的人欢笑、喜爱、眷恋，快乐得不能离去。我虽不合于世俗，也颇能用文章来自我安慰，洗涤万物，包容各种姿态，没有什么需要回避。用愚辞歌咏愚溪，便茫然无所违逆，昏然与万物同归，超越鸿蒙，混同希夷，寂寥无声而没有人能够了解我。于是作八首愚诗，刻记在溪边的石头上。原编者评论：水色黑叫作卢，水流不动叫作奴。水不能滋润万物，古人便给它加上恶名。柳宗元因为溪水不能灌溉田地、不能承载船只，所以称它为愚，也是有根据的；大概也借此感叹自己救济世人的愿望不能实现。把没有知识叫作愚；没有知识的人，却说是万物知识的根源，超越鸿蒙、混同希夷，这未免又太自我称许了。至于‘洗涤万物，包容百态’，实在是善于描写自己的文章，可以当作真实记录。虽然如此，恐怕同布帛、粮食这些实际有用的东西，还是有距离吧？《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