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

译《上富丞相书》丞相阁下，从前天子震怒，罢黜并驱逐宰相，选用旧臣，选择能够把天下托付给他的人，让他处在相府，与天下一同开创新局面。而阁下的职位实际上排在第三位。当时天下人都高兴庆贺，认为阁下只是因为不愿做宰相，所以默默处在这个位置。如今正当国家困顿之后重新振作，您振作起来又重新做了宰相，难道还要辜负这个时机吗？不这样做又能做什么呢？况且我们的君主对您的期待是如此深厚！不这样做，又怎么对得起我们的期望？所以大家都说：以后如果有诏令不同于往日，一定是富公发出的。我们早晚翘首等待，长久仰望，却始终没有见到，内心忧惧疑惑。唉，大概是因为相距太远，所以没有听到您的消息。进而想到京师，也仍然没有听到什么。不敢因此怀疑您，仍然说：天下人这样多，几十年间变化这样大，大家都称为贤人。有人说：‘那个人心中自有道理，只是天下人还没有看见。’然而我不能不忧虑。古代君子爱护一个人，便忧虑他不能成功。而且我曾听说，古代君子辅佐这样的君主、和这样的贤人共事，都站在朝廷上；如果让我们都知道他的为人，知道他确实是贤善之人，然后才没有忧虑。一个人的力量本来就有限，却想独自掌管天下的事务，即使得到当时人的信任，同列之人只要一句话怀疑他，事情也就不能成功。如今政事由别人主持而自己不害怕，事情不由自己办理而自己不嫉妒，这两点只有善人才能做到；即使如此，还想取得他们的真心。至于普通人，政事由别人主持便害怕损害自己，事情不由自己办理便嫉妒别人成功，因此产生不平之心。有人在我之前，有人在我之后，而他们都怀有不平之心，我自身就危险了。所以君子处在他们中间，无论进退，都不让他们对我产生不平之心。周公站在明堂听取天下政事，召公却心中疑惑。为什么呢？天下人本来就会对重大的事情感到疑惑，召公还没有相信周公的这片心意。周公平定天下、诛杀管叔和蔡叔之后，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召公，使召公安定自身，也使成王安定下来。凡是使自身安定的，都是为了使周朝安定。召公对于周公，管叔、蔡叔对于周公，这两方面也都怀有不平之心，以为周朝的天下，周公将要最终夺取。周公诛杀了那些不可以告诉、也无法晓谕的人；对于可以告诉的人，则把自己的心志告诉他们，调和他们的不平之心。既然如此，只要不是绝对不能说明的事情，君子从来没有不想调和他们的内心的。天下的人，从士人直到卿大夫、宰相，都聚集在您的上面，想要有所作为，还有什么忧虑而不能成功的呢？如果不能忍受一点小小的愤怒，酿成彼此不平的事端，就会损害大事。因此君子忍住小的愤怒，包容小的过错，消除不平之心，然后在面对大事时听从命令。而且我的小愤怒，不值得拿来改变我的大事，所以宁可稍加容忍，使彼此之间不留下隔阂。古代君子和贤人共处并共同享乐，所以责备他们时很详尽。不幸与不肖之人相处，如果不谋划大事，却只治理细小问题，便会远离实际事务，对当世没有益处。因此天下无事时，才可以争论这些问题；否则就不应如此。从前诸吕掌权时，陈平忧惧不安，想不出计策。陆贾进见，劝他同周勃交好，陈平采用了他的策略，最终得到绛侯周勃进入北军的帮助，消灭了诸吕。绛侯是木讷刚强的人，如果不是陈平促成，谁能使他这样做呢？所以贤人能够促成不贤之人的作用，并不是不贤之人能够促成贤人。过去陛下刚即位时，寇莱公做宰相，只因身边有小人，不能诛除，又不能同他们消除怨忿，所以最终被贬斥而离去。等到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想在一年半载之内把天下的事情全部治理好，失误在于操之过急，也不能忍受小的愤怒，所以群小人也急于排斥他；他一离开，便终身没有再被任用。我恭敬地想到，阁下凭借世所罕有的才干，站在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您深谋远虑，其中必定自有安排，只是天下人还没有能够看见。苏洵是西蜀人，私下对当今世道有志向，希望能够到堂上拜见您。恭请阁下深思，不要忽略。原编者评论：韩琦、范仲淹、富弼等贤人当朝时，小人群起把他们视为朋党，实际上他们各自坚持己见，互不相让。看欧阳修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的奏状便可知道。君子谋划国家，虽然应当使朋党涣散，以断绝各类私下结党，也应当得到朋友，收取群策群力。元祐年间的贤人多半不肯向别人退让，后来洛党、蜀党各自树立旗帜，本来有埙篪和谐之雅，却呈现参商相隔之势；不必等到小人挑拨煽动，他们早已彼此攻击了。大概当时的风气就是如此，从韩琦、范仲淹、富弼诸公时已经显露端倪。苏洵的话往往像蓍草和龟甲一样能够预知，不只是《辨奸论》一篇如此。《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译内翰阁下，苏洵是一个居处困穷的平民，曾私下感叹：天下的人不可能全是贤者，也不可能全是不肖者，所以贤人君子处在世上，聚合之后必然离散，离散之后又必然聚合。从前天子正有意治理天下时，范公在相府，富公任枢密副使，阁下和余公、蔡公任谏官，尹公驰骋于上下，努力经营军务。当时天下的人，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才干，也纷纷奋起，聚合成一体。我自知自己愚钝无用，不足以在他们中间奋发，于是退下来修养心性，希望自己的学业将来能够有成，从而再次见到当世的贤人君子。不幸的是，学业尚未完成，范公向西出任，富公向北出任，阁下与余公、蔡公分散到各地，尹公也失势，只能奔走于小官任上。我当时在京师，亲眼见到这些事情，恍惚仰天叹息，以为这些人一旦离去，即使我的学业有所成，也不再值得荣耀了。后来又转念想到，从前众君子入朝，开始时必定有善人推举他们；如今他们离散，也必定有小人从中阻隔。若当今之世再没有善人，那也就罢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又何必忧虑呢？姑且修养自己的心，使自己的学业大有成就，以等待时机，这有什么妨害呢？我退居十年，虽然还不敢说自己的学业已经有成，但胸中浩浩荡荡，似乎与从前不同了。恰好余公也在南方取得了成就，阁下与蔡公又相继入朝，富公也从外地回来做了宰相，形势将要重新聚合为一体。我又高兴又自我庆幸，以为学业已经粗略有成，果然将有机会把它施展出来。后来又回想起从前所仰慕、希望、喜爱而不能见到的人，一共有六位，如今将要去见他们了。然而六人中范公、尹公两人已经去世，我又为此潸然流泪，感到悲伤。唉，这两个人再也见不到了；但我还可以依靠其余四人来安慰自己的心，于是又自我排解。想到只剩四人，便急切地想见他们一面，说出心中想说的话。可是富公又做了天子的宰相，远方的寒士不能马上凭言语通到他面前；余公、蔡公又远在万里之外。只有阁下在朝廷之中，职位也不算太高，可以呼请攀援，把言语传达给您；可是我饥寒衰老的疾病又长期困扰着我，使我不能亲自到您的门庭。怀着仰慕、向往、爱悦一个人的心情十年而不得相见，而那个人已经去世，像范公、尹公两人一样；那么在剩下四人中，有些人因为地位关系不能立即用言语相通，难道可以因为自己不能亲自前往就马上停止吗？阁下的文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我私下认为，苏洵对您的了解特别深，超过天下一般人。为什么呢？孟子的文章，言语简约而意思周全，不写尖刻决绝的话，但锋芒不可侵犯；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厚浩大、流转不息，其中鱼鼋蛟龙和各种怪异之物令人惊惶疑惑，但它又抑制遮掩，不让这些东西自行显露，使人自己看见其中深沉的光辉和苍然的气色，也自然畏惧退避，不敢逼视。阁下的文章，曲折有余、委婉完备，往返回旋、百转千折，却条理通达、疏朗流畅，没有间断；气势用尽、言语说尽，急切地陈言竭论，却又从容舒缓、平易自然，没有艰难劳苦的姿态。这三种文章都明确自成一家。只有李翱的文章，意味深沉而悠长，光彩油然而生又幽深含蓄，俯仰揖让之间有阁下的风度；陆贽的文章，遣词立意，切近而恰当，有阁下文章的实际功用。而阁下的才华，又有超过他们的地方。大概阁下的文章，不是孟子、韩愈的文章，而是欧阳先生自己的文章。喜欢称道别人的长处却不成为谄媚，是因为那个人确实足以当得起这种称赞。不知情的人，便以为是称誉别人来求取别人的欢心。用称誉别人来求取别人欢心的事，苏洵也不会做。我之所以称道阁下光明盛大的德行而不知停止，也是想让阁下知道我了解您。可是，阁下的名声已经传遍天下，即使没有看过您的文章，也早已知道有欧阳先生这个人了。苏洵却不幸坠落在草野泥途之中，而了解道的心思又只是刚刚粗有成就，想空手拿着一封短简，把自己托付给阁下，这将使阁下从哪里了解我、从哪里相信我呢？我年轻时不学习，二十五岁才开始知道读书，跟随士君子交游，年纪已经很晚了；又没有立即刻意磨炼品行，以古人为期许，反而看同自己并列的人都不如自己，便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后来困顿更加严重，于是拿古人的文章来读，才发现他们说话、用意同自己大不相同。时时回头反省，自己想来，才华似乎又不像只能停留在原来的程度。于是把从前写的几百篇文章全都烧掉，拿《论语》《孟子》、韩愈以及其他圣贤的文章，端正地整日独坐阅读，这样过了七八年。刚开始时，我进入他们文章的境界，心中惶恐；广泛观察文章之外的道理，又惊骇震动。时间久了，读得越来越精细，胸中豁然开朗，觉得那些人的话本来就应该如此。然而我还不敢自己写出文章。时间又久了，胸中的话越来越多，不能自我抑制，便试着写出来。写完以后反复阅读，浑厚充沛，觉得它们来得非常容易。然而我仍然不敢认为这样就是正确的。近来写成《洪范论》《史论》，共七篇，请阁下看看觉得怎样？唉，我这样琐屑地自我陈说，不知情的人又将以为我是在自我夸耀，求别人了解自己。只希望阁下思量我十年来的心志，知道这些事情并非偶然，然后加以察看。原编者评论：他评论韩愈、欧阳修、李翱、陆贽的文章，分量准确，毫无偏差；如果不是像苏洵和欧阳修这样的交情，便不能当面称赞而不成为谄媚，也不能自述所得而不成为夸张。茅坤说：这封信共有三段，第一段详细叙述诸位君子的聚合与离散，表现自己仰慕向往之情的深切；第二段称赞欧阳公的文章，表现自己对欧阳公了解之深；第三段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希望欧阳公能够了解自己。其情事曲折婉转，意气是何等充沛，风神是何等俊逸！《上欧阳内翰第四书》

译苏洵启禀：夏日炎热，恭敬地希望内翰大人尊体万福。从前您担任京兆尹，天下人都说您应当由此进入执掌政务的地位；后来听说朝廷有这一任命，有人认为这是违背世俗，过错在于您不肯草率从事。然而这难道足以损益您的品德吗？苏洵很久没有写信，不是敢于怠慢，而是想到因为您上奏而被召见，恐怕会有私下道谢的嫌疑。如今苏洵既没有前往，而朝廷又一定要招致我，恐怕听闻此事的人不了解情况，会以为一个平民竟然要挟君主的命令，假装清高以求名声，那样也将得罪于您的门下。因此略陈一二，使左右知晓。听孟轲说：‘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有时也因为贫穷而做官。’苏洵想做官，是因为贫穷吗？实际上还没有到饥寒交迫、无所选择的地步；难道是认为做官可以推行自己的道吗？道本来不在我自己，况且朝廷将怎样对待我呢？如今人们所说的富贵显达、接近君主、能够施行道的职位，没有比两制更好的了。然而两制仍然认为自己不能做宰相，受上级牵制，不能施行自己的志向；做宰相的人又认为时势不可作为，自己还要等待。这样还能责备苏洵说可以施行道吗？当初您推荐我的文章，从丙申年秋天到戊戌年冬天，共七百多天才得到召见；朝廷办事的程序、环节和期限，就是这样繁多而漫长。假使苏洵今天整治行装，过几个月到达京师，在城市中寄食等待命令；几个月后在所谓舍人院接受考试，然后让诸公专门考察文章，又要一两年；有幸认为没有错误，可以同等第一起上奏，再由中书下达相府，共同拟议，又要经过一年，之后才或许有希望得到一个官职。这样一来，苏洵本来已经老了，不能再做官。人人都说：‘求取仕进，是为了施行道。’像这样，果真足以施行道吗？既不足以施行道，又没有到为了贫穷而做官的地步，这两方面都没有名义，所以我迟迟前来，内心也不很乐意。君王的诏命又下达了一次，苏洵如果坚持辞谢，必定会被认为是沽名钓誉、另有所图。今年秋天，苏轼、苏辙已经服丧期满，我也不能不和他们一起向东行，恐怕内翰怪我久不前来，所以略陈自己的心意。拜见您还要等一段时间，只希望您千万为国家保重自己。原编者评论：宋朝政治迂缓、废弛，从这里便可以看出。君主和宰相的责任，只在于任用人才。如今召见、考试一个平民，却过了五六年还不能决定，也太不符合为天下求取人才的道理了。《上韩舍人书》舍人阁下，如今天下虽然号称无事，但政治教化还不清明，诉讼没有减少停息，赋税征敛日益沉重，府库车载般的财物已经耗尽，而更大的问题还有两个国家不向朝廷称臣。天子震怒，大臣忧惧，从两制以上的官员，都应该苦心焦思，日夜思考怎样解除君主的忧患。苏洵自认为是一个闲散之人，对国家没有丝毫责任，所以可以悠闲地度过一年，歌咏先王之道来自我娱乐。有时写作文章，也不求别人知道，因为天下正忙于处理各种事务，王公大人哪里有空看我呢？因此在京师住了一年多，而平生希望拜见、像您这样的人，我从未登过他的门。有人来告诉我，说您有意想见我，我不敢不来相见。然而我不知道您见我有什么用意？天子如此急切地求得治理，阁下作为两制大臣，难道想见一个闲散的平民，和他谈论闲事吗？这就是我不敢立即拜见的原因。闲居十年，人事荒疏，渐渐不喜欢迎来送往；如果您能不要求我向王公大人叩拜跪伏，使我能够从容坐在一旁，时常拿出自己所学的东西，或许也有值得一看的地方。如今承蒙您先来求见，这一定是有不同于世俗之处了。孟子说：‘段干木翻墙躲避，泄柳关门不接纳，这都做得太过分了；逼迫到这种地步，才可以相见。’唉，我难道是这两个人一类吗？想见我就来见，暂时不想见便慢慢离去，这有什么妨害？何况您正是我平生希望拜见的人，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不再一一陈说。苏洵再拜。原编者评论：苏洵虽然带有战国游说之士的习气，但同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代张籍与李浙东书》等篇相比，终究还是有区别的。这篇文章固然也是治疗士人卑下靡弱风气的良药。《苏氏族谱》

译苏氏的谱，是记载苏氏宗族的谱。苏氏出自高阳，后来繁衍遍布天下。唐神龙初年，长史苏味道出任眉州刺史，死在任上；有一个儿子留在眉州，眉州有苏氏，从这时开始。族谱没有记载更早的支系，是因为亲属关系已经尽了。亲属关系既然尽了，为什么不记载？因为族谱是为有亲属关系的人编写的。凡是儿子可以记载，孙子却不记载，为什么？因为要标明世代。自我的父亲直到我的高祖，无论做官还是不做官，娶了哪一氏，享年多少，哪一天去世，都记载；其他人却不记载，为什么？因为要详尽说明我的出身。自我的父亲直到我的高祖，都称其讳名，而其他人便直接称名，为什么？因为要尊重我的出身。族谱是为苏氏编写的，却唯独把我的直系先祖写得详细并加以尊称，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编的谱。唉！看了我的族谱，孝悌之心就可以油然而生了。亲情表现在亲属关系上，亲属关系表现在丧服制度上，丧服从重衰服开始，逐渐到缌麻，最后达到无服。没有丧服，便说明亲属关系已经尽了；亲属关系尽了，感情也就尽了；感情尽了，喜事不去庆贺，丧事不去吊唁；既不庆贺喜事，也不吊唁丧事，就成了路人。我们彼此相看如同路人，起初却是兄弟；兄弟在最初，本来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可悲啊！同一个人的身体，分离到最后竟成为路人，这就是我编写族谱的原因。它的意思是说：由分离而最终成为路人，是形势造成的；形势如此，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了。幸好还没有成为路人，只要使彼此不至于忽然忘记，也就可以了。唉！看了我的族谱，孝悌之心便可以油然而生。最后用诗说：父亲的儿子，如今成了我的兄长；我身体有病，兄长呻吟不安。几代以后，不知会成为什么人；他死了又生，彼此不再为悲喜而动情。兄弟的亲情，就像脚和手一样；这样的亲情还能有多久？他不能善待对方，那他究竟怀着什么心呢？原编者评论：万物的根本在于天，人类的根本在于祖先。向上直推，是天地；向旁推衍，则是百姓和万物。向上直推，是祖先和祖妣；向旁推衍，则是宗族和族人。向上直推，是父母；向旁推衍，则是兄弟。由父母等向上推，直到天地；由天地顺次向下推，直到父母，都是同一元气的分化，也是同一义理的合一。纵向穷尽过去、现在、未来，不能说这个身体不是父母、不是祖宗、不是天地的身体，稍微明白道理的人听到这话，没有不赞同的。可是横向延伸到十方，说这个身体就是兄弟、宗族、百姓、万物的身体，那就不只是私意遮蔽了它，连所见的道理也被遮蔽了。由此一层遮蔽开始于兄弟之间不能相处，最终会扩展到百姓万物；也开始于百姓万物彼此无关，最后又发展到兄弟之间。所以兄弟相互伤害，父母的心就悲伤；宗族彼此背弃，祖宗的心就悲伤；百姓万物相互伤害，天地的心就悲伤。父母、祖宗、天地的心，都在我身上得不到相同的体现，那么我的身体虽然只是血气凝聚的实体，生生之理也就断绝了。由血气而有这个身体，而这些血气正是父母、祖宗、天地之心汇聚形成的。既然有了血气，就有凭借血气而产生的自我。人据此血气把自己据为私有，所以才会出现弟弟生病而兄长哭泣这样的亲情。它同孩童时期自然产生的爱亲敬长的良知良能一起发生，不能用来损害人的本性和生命。假如不能把道理彻底扩展开来，使百姓万物合成一个大身体，却说自己能够孝敬父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假如不能孝敬父母，却说自己能够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读苏洵的族谱文章而有所领会，就可以读《张子西铭》；读《张子西铭》而有所领会，就可以谈论人的本性和天道。《春秋论》

译赏罚，是天下公有的权力；是非判断，却是一个人的私权。处在君位上，圣人就把自己的权力作为天下的公权，用来惩罚和劝勉天下；道义所在时，圣人就把自己的权力作为个人的私权，而天下人则据此得到荣誉或耻辱。周朝衰微时，君位不在孔夫子身上，但道义在他那里。孔夫子凭借自己的权力，可以评判天下的是非。然而《春秋》赞赏人的功劳，赦免人的罪过，诛绝人的宗族，灭亡人的国家，贬黜人的爵位；对于诸侯，有时直书其名，对于大夫，有时只书其字，并不拘泥于成法，而只取决于自己的意旨；不只是说某事正确、某事错误，还要施加赏罚。这样看来，孔夫子本来就可以说：我能够赏罚人了。赏罚人的事，是天子、诸侯的职权。孔夫子痛恨天下诸侯、大夫僭越天子、诸侯的职权，只作《春秋》来纠正它；如果他自己也这样做，又凭什么责备天下人呢？君位属于公权，道义属于私权。私权不能胜过公权，道义也不能胜过君位。君位的权力可以实行赏罚，而道义的权力不过只能评判是非。道义在我这里，却不能做有君位者所做的事；否则天下人都会说：君位不可僭越，正是如此。若不是这样，天下谁不会说‘道义在我这里’呢？那样一来，道义就成了君位的敌人了。有人说：孔夫子难道真的在行使赏罚吗？不过是口头上说赏罚罢了，这有什么妨害呢？回答说：我不是君主，也不是官吏，只是一个走路的人；我指着别人告诉旁人说：某人行善，某人作恶，这还可以。可是接着说：某人行善，我要赏他；某人作恶，我要罚他，那么还有谁不笑话我呢？孔夫子的赏罚，和这有什么不同？既然如此，凭什么称得上是孔夫子，凭什么称得上是《春秋》呢？回答说：孔夫子作《春秋》，并没有说这是孔氏的书，也没有说这是我作的书；赏罚的权力并不归于自己。又问：他说这是鲁国的史书，是鲁国作的。有善行而赏它，说是鲁国赏的；有恶行而罚它，说是鲁国罚的。怎么知道呢？孔夫子为《易》作《系辞》，称为《系辞》；讲孝道，称为《孝经》，都是自己命名的，所以是把它们看作自己的私作。至于《春秋》，本是鲁国用来命名史书的名称，孔夫子把自己寄托在其中，所以是把它看作公作。以鲁国史书的名义使它成为公作，那么赏罚的权力本来就在鲁国。《春秋》的赏罚，从鲁国推及天下，是天子的权力。鲁国的赏罚不能出国境，却把天子的权力交给它，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天子的权力在周王室，孔夫子不得已才把它交给鲁国。周武王去世时，天子的君位本应属于成王，但成王年幼，周公认为天下不能没有赏罚，所以不得已代理天子之位，用来赏罚天下、保存周王室。周朝东迁以后，天子的权力本应在周平王手中，但平王昏庸，所以孔夫子也说：天下不能没有赏罚，而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居住在鲁国土地上的人，应当像周公那样，不得已借用天子的权力来赏罚天下、尊奉周王室，所以把天子的权力交给了鲁国。然而，借用天子的权力，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呢？回答说：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就可以。孔夫子希望鲁国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却没有实现；那么为什么又把天子的权力交给齐、晋呢？齐桓公、晋文公表面上尊奉周王室，实际上是想使自己的国家富强，所以孔夫子赞许他们所做的事，却不赞许他们的内心。周公一心保存王室，即使他的子孙不能继承这种事业，孔夫子仍然思念周公，认可鲁国借用天子的权力来赏罚天下；他的意思是：有周公那样的心，才可以做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事。这就是他不把权力交给齐、晋而交给鲁国的原因。孔夫子也知道鲁国国君的才力不足以实行周公的事业，只是他心里认为当今天下已经没有周公，所以事情才到了这个地步；因此把天子的权力交给周公的后代，用来表示思念周公的心意。我考察《春秋》的法则，都是周公的法则，而且对内详尽、对外简略；它的用意是希望鲁国效法周公的作为，并且先治理自己，然后治理别人，这是很明显的。孔夫子感叹礼乐征伐从诸侯那里发出；田常弑杀齐简公时，他还斋戒沐浴，请求讨伐。那么，天子的权力，孔夫子本来就是明白地交给鲁国了。子贡一类人没有领会孔夫子的意旨，续写经书时竟写道‘孔丘死了’。孔夫子已经告老了，大夫告老后去世，史书都不记载，唯独孔夫子去世却记载下来。孔夫子作《春秋》是为了公之于天下，难道会偏私于一个孔丘吗？唉！孔夫子把它看作鲁国的史书，而子贡一类人却把它看作孔氏的书吗？司马迁、班固的史书有是非判断，却没有赏罚；那是史官的体例，本来就应当如此。后世仿效孔夫子作《春秋》的人，我感到疑惑。《春秋》具有天子的权力，天下有君主，就不应当再作《春秋》；天下没有君主，那么天子的权力，我不知道应当交给谁。天下人哪里有像周公后代那样可以授予权力的人呢？找不到这样的人却把权力交出去，就会造成混乱；不交给别人而自行占有，就是僭越；既不交给别人，也不自行占有而无所归属，天下就会离散。唉！后世的《春秋》，究竟是造成混乱吗？是僭越吗？是离散吗？原编者评论：苏洵这是六经论。他说，圣人制定礼，是为了迫使人们舍弃安逸而趋向劳作，用来尊崇君主、父亲和兄长，这些都是圣人隐微的权术。又担心直接告诫有所不能达到，于是制定乐，用隐蔽的方式驱使、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又担心礼乐长久之后容易废弃，于是制定《易》，尊崇它的道，使天下人在茫茫冥冥之中探索它、寻求它，把圣人看成鬼神一样幽深而不可测。又担心人们的嗜欲有时胜过生命，愤恨、怨怒到不顾死亡，于是制定《诗》来疏通人的情感。喜欢美色却不淫乱，怨恨君主、父亲却不发怒，这也为圣人所许可，是用来保全天下普通人的中正之性。他对《诗》《易》《礼》《乐》的认识，大致如此。唉！这也太浅薄了。他认为圣人的经书无不使用权术，那么六经难道不是六种权术吗？他论说《尚书》，认为圣人根据风俗的变化而运用权术；圣人的权术用于当时，而风俗的变化却更加严重。武王、周公于是随之改变，再也没有恢复旧制。这更是荒谬的论说。只有这篇论《春秋》，特别没有违背道理，所以记录下来。吕祖谦说：这篇文章必须看它首尾呼应、枝叶相生，就像引绳串珠一样。大体上，一层意思还没有说完，又生出另一层意思。别人的文章往往因为意思太多而杂乱，只有这篇文章意思虽多却不杂乱。谢枋得说：这篇文章有法度、有气力、有精神、有光彩，是谨严而又华美的文章。精熟《孟子》之后，才会有这样的文章。卷三十六 眉山苏洵文三论记 《洪范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