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二

译历城东面五里有一座土丘，叫作闵子的墓，只有坟墓而没有庙宇，按等级举行的祭祀也没有到达这里，地方百姓对此不安，守土的官吏曾经想要兴建庙宇，却没有成功。熙宁七年，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濮阳李公来镇守济南。过了一年，政事修明、各项事务治理有序，地方的老人们一同来告诉他说：“这个地方过去有像闵子这样的人，却没有庙宇享受祭祀，难道不是很大的缺憾吗？”李公只是因为不知道，假如知道了，哪有不整治的道理。李公说：“唉，确实可以缓办。”于是召集工匠建造祠堂，并且让人在春秋两季整治常规祭祀事务。祠堂建成后，备办三献礼，笾豆排列整齐，傧相各有位置。废弃百年的祭祀，一天之内便重新举行。学士大夫在祠堂下观看礼仪，叹息流泪，有人说：“孔子那样贤明，尚且不以做官为污辱；而闵子等三人不做官，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话还没有说完，有人回答说：“您难道没有见过前往东海的人吗？远望东海，水势浩瀚无边；靠近它时，只见茫茫无际，也测不出它的深度。那里的船像遮天的山，船帆像漂浮在天空的云。这样以后才能驾驭风涛而不翻覆，触到蛟龙海怪也不被吞没。假如用江河中的船只来渡越东海的艰险，那么走十里就会返回，走百里就会沉没，不足以经历万里的祸害。周朝衰微时，礼乐崩坏，天下大乱，却有人想要挽救它，这比渡海还要困难。如今孔子不顾一切而出仕，是因为他的船只足以凭借；弟子们急急忙忙出仕而不肯返回，大概也只是有一条简陋的船想试航罢了，只能做到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至于闵子等三人，希望成为像孔子那样的人却不能达到，只看着其他弟子而认为出仕不值得做，所以停止下来等待时机。”孔子曾经说：“世上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一个像鲁国那个独居的男子。”我认为对闵子等三人也可以这样说。”众人说：“是的。”退下来后，我把这些话写下，于是刻在石碑上。原编者评论：孔子让漆雕开出仕，漆雕开说：“我对这件事还没有建立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也正是这个意思；不只是说侍奉君主的人应当衡量时势，然后才进入仕途，也包含不入仕之后再作衡量的意义。春秋时期，礼乐和征伐由诸侯发出，后来甚至下到大夫、陪臣手中，他们都掌握国家命令，君臣的道义在天下已经不明确了。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可以轻率地把自身交出去，委身做臣子吗？在家就孝顺父母，出外就敬爱兄长，守持先王之道，等待后世的求学者；这就是所作所为和时代一起运行。颜回、曾参、冉耕、闵损之所以都成为孔门高等弟子，正是这个原因。《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

译我近来错误地蒙受圣恩，得以充任官属。接受任命至今，已经五个月了。虽然勉强办事，但才力浅薄，没有什么建树。至于筹划大政方针，很多地方都不能明白。每次献上浅陋的意见，往往便形成不同意见；退下来详细考察，又难免疑惑。因此不顾越职冒犯，姑且再说一番。我私下看到本司近来奏请派遣八名使者，分赴天下，考察寻求农田水利和徭役的利弊。朝廷认为如今各职司和守令没有可信任任用的人，想要兴办事业，就应当另外派遣使者。我愚昧不通达，私下认为国家养育人才多如树林，治理百姓的官员遍布天下。兴利除害，难道还要等待别人吗？如今刚开始有事，便特别派遣使者。使者一出，各人都不安。能干的人嫌使者侵犯自己的职权，不能干的人害怕使者议论自己的短处。客人与主人彼此猜忌，情实无法沟通；利弊相互牵扯，事情多半失实。使者既然知道朝廷正想兴办事业，必定认为功效可以立即建立；人人都抱有这种心思，谁肯白白返回？替国家制造事端，后果将逐渐不可预知。只会使官府增加迎送供给的烦劳，使百姓承受变更制度和劳扰的弊端，所得不能抵偿所失，要它有什么用呢？朝廷如果一定要兴办事业来使百姓获利，我认为各职司和守令就足够了。这是因为形势有便利之处，众人有安定之心。如今让各职司治理百姓，虽然不知道他们贤能还是不肖，但众人平素服从他们的权势，顺势而行。稍微加以选择，便足以有所作为。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听说的是选用各职司来责成他们取得成功，从没有听说派遣使者代替各职司办事。大概自近代以来政事失去旧制，均税、宽恤等每件事都派遣使者，车马冠盖相望，最终却没有丝毫益处。诽谤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不知道今天派遣的使者和以前有什么不同？至于派遣使者的具体条目，也有不妥。为什么呢？劝课农桑、开垦田野，关键在于用对人就能兴办，并没有固定成法。假如职司任用得人，守令各自兴办应做的事务，停止不合时宜而没有益处的劳役，去除突然加派而不急迫的赋税，不夺取百姓的劳力，不损伤百姓的财力，使人知道务农是可以安乐的，那么不用劝导就会自然勤勉。如今不治理根本，却直接派遣使者，那么将让使者从哪里着手施行？议论的人都说现在农事没有修治，所以可以兴办经界，可以设置农官。我看各职司以下所设的劝农名目，和农官有什么不同？嘉祐以来实行的方田法，和经界有什么不同？实行了多年，也没有听说有什么益处。这就是关于农田的主张我不能明白的原因。天下水利虽然有尚未兴办的地方，然而百姓的劳逸不同，国家的贫富也不相同。顺应百姓闲暇、利用国家富余来兴办水利，利益就可以期待；趁百姓劳苦、依靠国家贫困来兴办水利，祸害就会先显现。如果确实知道百姓的劳逸和国家财用的贫富，水利应当废弃还是兴办，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何况事情突然开始，百姓平时又没有讨论研究，连水利所在都不知道，就先派遣使者。使者所到之处，必定要向官吏求问。官吏中有不知道的，有知道却不肯报告的，也有实际上没有可以报告的。向官吏求不得，必定转而向百姓求问；向百姓也求不得，势必会到田野乡间搜求。事情发展到这里，也就非常劳苦了。这就是关于水利的主张我不能明白的原因。关于徭役，议论的人很多。有人想让乡户出钱，由官府自行雇人；有人想让城郭各等级的百姓和乡户平均承担徭役；有人想让品官之家和普通百姓一起服役。这三种办法都只看到了好处，没有看到坏处。役人不能不用乡户，就像官吏不能不用士人一样。乡户有田地作为生计，所以没有逃亡的忧虑；他们质朴少诈，所以没有欺骗蒙蔽的祸患。如今却舍弃他们不用，而使用浮浪无根基的人。我担心掌管钱财的人一定会有盗用的奸弊，捕盗的人一定会有逃窜的弊端。如今国家设置捕盗的官吏，有巡检，有县尉。然而比较他们捕获盗贼的情况，县尉常常周密，巡检常常不行。巡检愚钝，县尉聪明，大概是因为弓手属于乡户之人，和屯驻的客军不同。现在如果要雇人捕盗，就和只依靠巡检没有区别。盗贼横行，必定从这里开始。我看近几年即使让乡户多少能够雇人，但到了所雇之人逃亡时，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现在竟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税目，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人。乡户旧有的法令全部废除，雇人的责任由官府自己承担。而且自从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以来，取大历十四年应当征收的赋税数额，来确定两税的定额；这就是说，租、调和庸已经一并包含在两税中了。如今两税照旧征收，为什么又想再征庸钱呢？大概天下郡县中，上等户总是少，下等户总是多。上等户徭役繁重，下等户徭役简少，因此中下等户常常能够得到休息。如今不问户等高低，一概让他们出钱助役，上等户便利，下等户实际上困难。这种颠倒不合适的办法，没有看出有什么可取之处。然而议论的人都说，助役法的关键，是要让农夫专心致力于耕作。我考察夏、商、周三代之间，最重视农业，而战争和田猎也都由农民承担。如果拿徭役来比较，轻重就可以看出来了。城郭中的人户虽然被称为兼并之家，但在紧急情况下，郡县所依靠的正是他们。发生饥荒的年份，要劝他们分出财物来帮助百姓；发生盗贼的年份，要借用他们的力量来抵御敌人。所以财富在城郭人户手中，和在官府手中没有区别。如今天下虽然没有战事，但三路所需的刍草粮食，大多取自京师银帛的余资，再摊派给百姓出售；承担这些负担的都是城郭人户，如果再让他们充役，将靠什么来完成这些事？所以不如稍微宽免，使他们得到休息，这确实是国家的利益，并不只是百姓的利益。品官之家重新服役已经很久了，议论的人不考察事情的本末，只听说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守边疆，便想让士大夫之家和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承担同样的徭役。汉代一年一次的更役，不过三天；三天的雇役，不过三百钱。如今本朝三大户的徭役，从公卿以下没有人能够免除；拿本朝三大户的徭役和三天的更役相比，今天已经很重了，怎么可以再增加呢？自古以来太平时代，国子、俊造中将要任用其才干的人，都免除本身的徭役；胥史、贱吏中已经任用其劳力的人，都免除其家人的徭役。圣人的旧法确实有深意：因为如果一方面要求他们学习，另一方面又夺取他们的劳力；用他们为公事效力，又使他们的私家受害，这是人们难以同时承担的，所以不采用这种做法。

译为什么到了官户，又要让他们服役呢？况且州县差役的制度，都是根据丁口来确定轻重；如今官户已经脱离乡里而归属于官府，丁口的增减升降，势必难以详细掌握。到了差役之时，将以什么作为依据？如果一定要按丁口计算，州县就有可能无法知道；如果一定不按丁口计算，官户的徭役与百姓相比就会更加沉重。如今朝廷对于官户所作的规定，例如租佃田宅、断卖产业、坊场废置兴办、货物财利不得和众人争夺，都和普通百姓相比有固定的禁令。假如让官户和百姓一起服役，那么过去这些禁令都应当废除。废除以后弊端必定更严重；不废除，又不如把他们当作百姓。这就是关于徭役的主张我不能明白的原因。我又听说，发运使的职务现在将改为均输；常平法现在将改为青苗法。我这个愚昧浅陋的人也不能理解。从前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用匮乏，力量不能支撑，便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虽然说是没有增加百姓赋税而使国家财用充足，然而法术不正，官吏借机作奸，搜刮剥削日益深重，百姓因此受害。汉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排斥他的主张，霍光顺从百姓的愿望而废止它，天下人心归附，终于因此相安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又兴起，众口纷纷，都说它造成的祸患一定会比汉代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如今聚敛财货的臣子，在才智谋略方面还没有达到桑弘羊那样的水平，朝廷却破坏规矩，解除禁约，使他们能够任意驰骋、自由行动，只知道贪图利益。依我苏辙看来，这样做的危害必定有说不尽的。如今制定均输法之初，提出的说法很漂亮，只说把贵重的物品运到便宜的地方，把近处的物品运到远处；如果确实只限于此，似乎也还可以实行。然而一旦借此动用财货，又允许设置官吏，事情规模既然扩大，人人都会怀疑。人们认为，虽然没有明说要贩卖，但既然已经允许官府变换物品，那么变换买卖一经实行，便从未听说有不与商人争利的。商人的经营，曲折艰难：买进时，要提前交钱；卖出时，要过期才能收取货款。多方互相救济，委婉周转，成倍的利息就是由此取得的；但最终往往也会亏折，不能预先确定。如今官府收购物品，必先设置官署、任用吏员，簿册文书和俸禄廪禄的费用已经很大，然后让百姓各自交纳所有物品；不是优良的货物不收，不送贿赂就办不成，因此官府收购的价格一定比民间贵。等到出售时，弊端又和前面一样。这样说来，商人的利润从哪里能够得到呢？结果只会使诽谤议论沸腾，使商旅无法通行。议论此事的人没有考虑到这些，竟要拿出数百万缗钱作为均输法的经费，只怕这些钱一旦拨出，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况且如今想任用忠实的人，又担心他们拘泥呆板、不通达事理；想任用机巧聪明的人，又担心他们行踪诡秘、难以考察。在委任官职的时候，尤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均输法的主张，正是我苏辙所以不能理解的。常平法的条文和敕令，纤细详尽，全都保存着，问题只在于没有实行。依照旧法，弊端不在法本身，关键只是按时收购，以有利于农民；按时发放，以有利于商人。收放得当，物价自然平定，贵贱之间，官府也能获利。如今却改动原有的成法，把青苗法混杂进去，分路设置官员，号称提举，又另立赏罚制度来督促增减盈亏。法令制度纷繁复杂，何至于此？何况钱财一旦散布到外面，遇到灾荒、水旱，情况又无法预料。收取它，就会同百姓结怨；放弃它，官府又将凭什么偿付？这就是青苗法的主张我所以不能理解的原因。以上几件事，都是议论者详细讨论过、明公深入探究过的；而我苏辙资质朴拙、学问浅陋，见解又与众不同，动不动就形成违忤。虽然想勉力自效，势却没有办法。如果明公能够宽容体谅我的不足，特别赐予准许，让我到外地担任一个官职，以求免除罪过；而明公选拔贤能，来充任僚佐，这样双方都能得到所愿，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呢？原编者评论：议论新法危害百姓的文章，两篇苏氏文字最为出色。然而苏轼的文章，在谈到国运和人心时，虽然极其缠绵深沉、真挚动人；但剖析事情的利害，却不如苏辙确切明白。我曾考察王安石的新法，毒害了有宋天下的四海人民；司马光辅佐元祐年间的朝政，于是全部革除。宣仁太后去世，蔡京入朝为相，又全部恢复，直到宋朝灭亡。时代不同、时势变迁，这些事情已经渺不可复见了。可是其中的雇役法，却一直实行到今天而没有改变。当司马光要革除它时，苏轼当即断然说不可以革除，以至于同司马光发生抵牾，于是群小便在其中挑拨争斗。司马光虽然最终革除了它，但百姓反而不认为这样便利。过去人们常说苏轼历任内外官职很久，所以能够通晓民情，而司马光稍显木讷刚强。殊不知司马光的见识深远而苏轼的见识浅近，司马光忧虑的是万世大计，而苏轼谋划的只是一时利便，二者实在不能同日而语。古代士大夫直到府史、胥徒一类人员，无不通过乡举里选而出。两汉以后，贤能的公卿从属吏出身的比比皆是。古诗说：‘十五岁任府中小吏，二十岁做朝廷大夫，三十岁任侍中郎，四十岁出任一城之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从乡里出身而做小吏，由小吏出任上计吏，和他们一同升入朝廷，虽然同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不同，却未尝不是承袭了三代的遗意。自从唐宋科举兴盛以后，士人以做吏为耻，于是古代由乡里选任官吏的传统就消亡了。然而差役制度却没有改变旧制。只是农民和差役没有分成两类，所以服役的人没有固定对象。一个县中，若不是几百人，就不能供给全县的差役；而这几百人都出自农民，看起来好像妨碍了百姓的生业。至于服役，有时由众人推举，有时按轮流值役，既没有可以凭借的势力去祸害乡里，也没有办法长期充任而熟悉地方弊端。差役和吏员彼此不熟，官吏也就没有办法联手作弊、欺侮官府、危害百姓；官府所要察访的不过几十个吏员，耳目容易遍知。如今实行雇役法，乡里的年轻人中那些强悍狡黠、不安于田亩劳作的，全都钻进了役中；他们的任用和罢免由官吏决定，而不由乡里决定，于是放纵他们贪婪侵夺，却没有差役届满的限制。差役退免后，怨家报复的祸患，使一个县中平添几百只虎狼。治理一个县的人，察看几十个吏员尚且担心智力不足，如今办一件事就要借助众多虎狼，官员哪里能够分身成百上千，跟着虎狼进入百姓家中呢？后世州县之所以难以治理，实际上就是由此造成的。从前杨炎把租庸调改为两税，两税中本来已经包含了调税，又命百姓缴纳雇役钱，这就是加重赋税。两篇苏氏文章都在新法开始实行时把这一点辨析得很详细，但这个意思总没有说出来。

译到了元祐年间，苏轼又认为差役法实行多年，百姓反而已经觉得便利，而差役也有不便之处；把两者相比较，看不出哪一个更好，不如仍旧实行雇役的旧制。司马光大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只是他言语木讷，不能把它充分说明给苏轼听，于是形成了一个疑案。如果只讨论一时的便利，差役法的烦扰远远超过雇役法；但雇役法对于政事的危害，却有无法预先看清的地方。百姓愚昧而没有见识，实行得越久，就越难以革除。司马光任宰相时，还来得及停止它；这就是司马光的见识之所以是为万世谋划，而不是两位苏氏所能知道的原因。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 臣伏见皇帝陛下凭借至孝纯仁的品德继承帝位，太皇太后陛下凭借聪明睿智亲自总揽政务。两位圣人协同德政，使天下得到福佑；还不到一年，弊政便逐渐除去，宽厚的政令重新施行。普通百姓免除了流离失所的忧患，蒙受了重新获得生机的福分，天下安然，没有意外的忧虑，臣实在感到万分庆幸。臣恭敬地思量，陛下恭谨节俭、敬畏天命，这是出于天性，却仍然在群臣中选拔人才，增加谏官人数，寻求直言来帮助自己。天下士人听到风声，互相庆贺。臣究竟是什么人，竟能在今天忝列此职？然而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必定首先端正风俗。风俗端正，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也都会自我勉励而行善；风俗一旦败坏，中等资质以上的人也都会自暴自弃而作恶。中等资质的人自我勉励行善，君主的耳目就会众多，容易治理；中等资质的人自暴自弃作恶，臣下的朋党就会滋长，容易做出非法之事。邪正盛衰的根源，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过去真宗皇帝统御群臣时，奖赏任用正直之人，一时的贤能俊秀都争着把自己托付给明主。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这些人，既然因进谏诤言而显名，忠良之士便接连兴起。后来真宗年老而厌倦政事，丁谓乘机将要窃取国政；但风俗已经形成，朝廷中正直之士很多。丁谓虽然怀有奸邪，却没有人与他同恶，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发动，便很快被流放。仁宗皇帝仁厚而深沉，不亲自作出是非判断，把是非之论全交给台谏官。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这一类人，以能论说政事相互推重。这种风气一经形成，士人便以闭口不言、不能尽职为耻。当时执政大臣难道全都是贤能吗？然而他们畏惧人们的言论，不敢胡作非为；一旦有人说出不善之言，便立即随即斥退，所以即使君主宽厚，朝廷之中也没有大的过失。等到先帝继位，执政大臣改变祖宗的法度，直到普通百姓都知道这是错误的，而卿士大夫却随风倒伏，风俗的变化由此可见。当时只有吕诲、范镇等人公开说明其中的过失；两人既已获罪，台谏官中凡有一人提到此事的，也都纷纷被逐出。于是风俗大坏，再没有一个人敢于正直进言。上天保佑皇室，启发圣明；陛下亲政不久，便把开通言路作为急务，天下人都震动起来，想要看到祖宗时代的遗风。然而臣来到朝廷后，听说台谏官所上的封事一概留在宫中，不发下施行，也不斥退责罚。臣实在忧虑疑惑。朝廷用来对待台谏官的，不过两件事：说得对就实行，说得不对就斥退。他们所上呈的封事，除非事情涉及机密、应当由君主独自知道，必须留在宫中以外，其余都应当发下，依照奏疏内容施行。这样向上可以端正朝廷的纲纪，使台谏官不至于荒废职守；向下可以保全人臣的名节，使他们不至于辜负公众的议论。如果说得对却不实行，说得不对却不斥退，那么上下都将苟且偷安，廉耻之道就会废弃，风俗衰败鄙陋，国家也将随之衰亡。臣愿陛下永远思考邪正盛衰的渐变始于台谏：整顿台谏官的职守，就听取他们的言论；言论有不当之处，便根据事情随即处理，大的可以罢黜，小的可以免职。这样使风俗固定下来，忠言日日到达，陛下在上面垂衣拱手，群臣在下面肃敬和睦，那么太平之治便可以指日而待了。希望陛下留意审察，天下幸甚。原编者评论：极力论述风俗淳厚或浇薄的关键，实际上穷尽了古今的大势。言路不通，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言路既已畅通，辨识正确的言论尤其重要。如果不是以敬与义相互扶持，并以古代训诫为法式，又凭什么能够面对众说混杂的局面，而使处理措施都恰当呢？乞罢左右仆射蔡确韩缜状

译臣先前曾论奏蔡确、韩缜才干不足以任用，而且有许多过失罪恶，请求下令罢免，至今还没有看见施行。蔡确近来已经上奏章请求退职，而韩缜却安然在位，没有离去的意思。臣担心陛下含忍不决，长久失去天下人的希望。臣私下想，先帝在位仅二十年，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变更法度，想凭此努力实现太平、恢复三代盛世，因此提拔任用臣民，以至于有人从小臣起步，十多年间便做到宰相，任用人的迅速，是近世无人能比的。推究先帝的本意，原本是要寻求贤能来帮助自己，以利于安定百姓，为社稷作长久打算，难道是想让身边的大臣苟且迎合、偷安容忍，进退只知唯唯诺诺，国家危急时不扶持，倾覆时不搀扶，只窃取利禄来供养妻子儿女罢了？然而自从新法实行以来，民力困乏，天下忧愁怨恨。先帝晚年卧病，病危之际，明白地知道以前政事的过失，亲自发布仁德的诏令，将要洗心革面、重新自新，以合乎上天的意旨，却没有实现这个志愿，便突然抛弃万民而去世。天下人听说后，知道前日的弊政都是先帝想要改正的，思慕先帝的圣德，接着便流泪哭泣。因此皇帝登上帝位，圣母亲自临朝处理政务，奉行先帝遗旨，停止导洛工程，废除市易法，减少青苗法，停止助役法，放宽保甲法，免除买马，停止修筑城池的劳役，恢复茶、盐、铁的旧制，贬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人。命令所到之处，普通百姓都欢欣鼓舞，互相庆贺。臣愚昧，不知道朝廷认为这几件事究竟是谁的过错？向上说，是大臣蒙蔽塞闭君主的聪明，迎合君主去做坏事；向下说，是小臣贪图冒进、追求荣利，奔走竞争而不知羞耻。这两类人都有罪，大臣因为所负责任重大，责罚就重；小臣因为所负责任较轻，责罚就轻，即使三尺高的孩子也都知道这个道理。如今朝廷既然已经罢黜小臣，对于大臣却反而任用他们，将要再次让他们调和阴阳、陶铸万物，臣私下实在困惑。臣私下揣测，朝廷的意思也许是为了以礼体恤大臣，等待他们自己感到羞愧而离去，以此保全国家体面。然而蔡确、韩缜自山陵之后，仍然端然任职，不肯引咎辞位来向天下谢罪。臣谨按查，蔡确、韩缜受恩最深，任职最久，占据的地位最高，获罪最重，却还有脸面面对人，竟不知道羞愧。蔡确等人如果真认为过去所做的是对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不争辩；如果认为过去所做的是错的，那么当时为什么不进言？追究他们内心的想法，他们之所以安然不去，不过是认为这些事都是先帝所做的，不是自己的罪过。做大臣却忘记君主而只顾自己，不以自身承担罪责，反而把过错归给先帝，这种不忠不孝，哪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臣私下不忍心想象，千年之后史册上记载此事时，大臣既把自己置于无过之地，先帝却独自承受恶名；这正是臣痛心疾首、吃饭也吃不饱，甚至眼泪鼻涕横流的原因。蔡确等人都只是庸碌的寻常才干，没有超过常人的实际能力。朝廷若要取用他们的德行，却听不到他们有什么孝悌可称；若要取用他们的才干，却听不到有什么功业值得记载；若要取用他们的学问，却听不到有什么经术可以作为师法。他们只是凭借讨好媚上媚下，牢牢保住恩宠和俸禄。陛下为什么不正确地追究蔡确、韩缜的罪责？对上可以替先帝分担诽谤，对下可以安慰天下人的愿望。如今只依法惩治小臣，却把蔡确、韩缜这样的大臣置于宽纵之列，那么大处不能彰明先帝遗留下来的本意，小处不能安定反复不安之人的心。因此臣私下认为，只要大臣确实退职，那么小臣中不是提出建议、制造事端的人，便可以一概不追究，使他们改过自新、顺从君主，竭尽力量自我效命，以洗刷过去的罪恶。臣不胜狂妄愚昧，忘却自身而为国家进言，请求公布这篇奏疏，使蔡确、韩缜自己处理进退去留的问题。臣即使死上万次，也不以此为遗憾。谨抄录奏疏上奏，恭候敕旨。原编者评论：赏赐和惩罚，是决定人心趋向邪正的关键。赏罚已经恰当，而人心仍不信服，是因为只记录了小事，却遗漏了大事。所说蔡确、韩缜确实退职后，小臣中不是提出建议、制造事端的人，便可以一概不追究，使他们改过自新、顺从君主，竭力自我效命，最能把握事情的大体。乞诛窜吕惠卿状

译臣听说汉武帝时期，御史大夫张汤凭借巧诈迎合皇帝的心意，变乱货币制度，扩大严酷的刑狱，使天下人两脚并立、不敢移动，几乎导致祸乱。汉武帝醒悟后杀了张汤，天下才安定。唐德宗时期，宰相卢杞嫉妒贤能、残害善类，极力劝说出兵征伐，帮助加重暴虐的赋税，使天下人相继背叛皇帝，以至于皇帝流离播迁。唐德宗醒悟后驱逐卢杞，社稷才得以保存。小人天性倾邪，安于不义，本性阴险狠毒，尤其喜欢害人；如果不让他死亡，最终一定会成为祸患。臣伏见前参知政事吕惠卿，具有张汤的机变欺诈，又兼有卢杞的奸邪凶狠，诡变多端，敢于肆意妄为，见利忘义，贪污财货永不满足。王安石刚开始任执政时，把他当作心腹。王安石是来自山野的人，强横傲慢而荒诞，对吏治事务没有知识。吕惠卿为他指摘教导，帮助他作恶。青苗法、助役法的主张就是出自吕惠卿之手。韩琦最初说青苗法的危害，先帝知道韩琦朴实忠诚，立即醒悟，想罢免王安石而采纳韩琦的意见。当时执政大臣都听到了圣明的诏意，王安石也惊慌失措，接连上表请求退职，天下人欣然产生了可以歇息肩负的希望。吕惠卿当时只是小官，知道自己失势，便上奏请求入对，竭力进献邪说，迷惑圣听，巧妙地扭转了皇帝的心意。他以馆阁殿职而兼摄内侍之职，亲自前去传达诏令，唤起王安石，让他肆意施展虚伪的辩说，破坏韩琦的主张，又替王安石谋划劫持上下、控制朝廷的策略，大体上多使用刑狱来震慑天下。从此诤臣都忍声吞气，有识之士丧失志气，天下人也就纷纷随从。至于排斥攻击忠良、援引邪党，十件事中有八九件是吕惠卿的力量。后来他又提出手实簿法，上至一尺屋椽、寸土土地，搜检括取无一遗漏；鸡、豚、狗、猪等牲畜，也几乎全都抄查遍了。专门利用告发攻讦，推求剖析到极细微之处，鞭打刑罚交相施用，纸张笔墨的价格飞涨，小民的怨恨痛苦超过了青苗、助役两法。又借保甲中的正长发放青苗钱，编甲押赴官府，不遗漏一户，上下骚动，百姓无法安生，于是导致河北百姓流离迁徙；即使上等富户，也有赶着车牛、怀带金银，流入襄、邓一带的。随后又兴起大规模的刑狱，来恐吓胁迫士人，像郑侠、王安国这些人，仅仅保住性命而离开。推究他害人的用心，本来想牵连蔓延，污辱公卿，并不止于此；只是依靠先帝天性仁慈圣明，每件事都加以裁抑，所以吕惠卿不能把他的罪恶发展到极端；不然，安分守道的士人就没有一个能活下来。后来吕惠卿因贪赃罪被贬黜，于是竭力陈说边疆事务，以迎合皇帝的心意。他在延安时，开始改变军队制度，杂用蕃汉之人；对上同冯京持不同意见，对下同蔡延庆等人竭力争论，只有党人徐禧帮助他，于是实行了他的主张。这样违背众人的情愿，败坏扰乱边疆政务，直到今天仍然成为祸患。西夏并没有发生变故，他却妄奏有紧急警报，擅自率领大军，进入敌境，最终没有遇到敌人，拖延着返回，耗费粮食军需，丢弃铠甲兵器，数量以几万计；他肆意欺骗蒙蔽，坦然如同旁若无人，还立碑记功，使西夏明白知道朝廷有吞并消灭灵州、夏州的意图。从此西夏人怨恨反叛，边境骚动，河陇地区困乏枯竭，天下疲惫。永乐之败，大将徐禧本来是吕惠卿从平民中保荐提拔的，两人始终意见相合，于是把边疆政务交给徐禧；失败的消息开始传来，震动了宫廷，接着导致先帝身体不适，病情最初实际上就是由此引起的。边境的祸患一经发生，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等到吕惠卿调任统领河东，大规模征发人力和牛，去耕种葭芦、吴堡两寨的荒地，假托有重兵保护，才敢播种；播下种子就返回，不敢再去查看。到了秋收时，又用重兵防守保护，收割所得大多是秕谷和稗子，在雨中收获，立即腐烂。吕惠卿夸大其收成数字，发文转告转运司办理交割，妄称可以停止粮饷运输；其实耗费不可估量，丝毫没有利益，边疆官员都畏惧他，没有人敢说话。这只是吕惠卿在朝廷任职时的一两件事，即使把他公开置于市朝处死，也不算过分。至于他私下的行为险恶刻薄，简直不是人所能做的，即使乡间的下等贱民，也有人不肯吃他剩下的食物。王安石对于吕惠卿，有像鸟养育小鸟一样的恩惠，也有父亲和老师般的情义。当他们谋求进用时，彼此牢固地结成一体，互相引荐，以欺骗朝廷。等到权位相当，势力互相冲撞，转眼便相互吞噬，变成仇敌。起初王安石罢相时，以执政身份推荐吕惠卿；吕惠卿既已取得地位，担心王安石再次被任用，便制造王安国、李士宁的案件，促使王安石回到朝廷。王安石察觉后，被召即起，双方轮番攻击，务求把对方置于死地。王安石一党说，吕惠卿让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朱华等人的钱，置办田产；又让他的舅父郑膺请求夺取百姓的田地，让僧人文达请求夺取天竺寺的僧舍。朝廷派蹇周辅审理追究此事，案件将要完备时王安石罢去职务，事情便不再追查案情；这件事在御史那里可以复查。吕惠卿说王安石同他一起作奸，拿出王安石的私信，其中一封说：‘不要让齐年知道。’齐年就是冯京，因为冯京和王安石都生于辛酉年，所以称为齐年。先帝还认为这件事罪过不大；吕惠卿又拿出另一封信说：‘不要让皇上知道。’王安石因此获罪。吕惠卿和王安石既然推心置腹，彼此托付妻子儿女，平日结交唯恐不深，所以即使欺骗君主的话写在书信中，也不再互相怀疑和离间。吕惠卿在他们相安无事时，已经把这些信一一收存，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一旦发生利益之争，便互相揭发检举，不遗余力，必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这是犬豕都不肯做的事，吕惠卿却做了，竟然不感到羞愧。天下士人看见他在位，都侧目而视，畏惧不已。君主用人，想要他对自己忠诚信实，就必须先看他对父兄是否仁爱、对师友是否守信，然后才能把政事交给他。因此，放走小鹿虽然违背命令，但推究他的仁爱之心，便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吃掉自己的孩子来顺从君主，固然表现出残忍，但推究这种残忍，便可能杀害君主。栾布只是没有废弃彭越的遗命，所以汉高祖知道他贤能；李责力只是没有侵夺李密的土地，所以唐太宗称许他的义行。两人最终侍奉了两位君主，都成为有名的臣子，为什么呢？因为仁爱之心存在于内心，施用于什么事情都不会错。虽然公事与私事有所不同，但忠厚之心没有差别。至于吕布侍奉丁原便杀死丁原，侍奉董卓又杀死董卓；刘牢之侍奉王恭便反叛王恭，侍奉司马元显又反叛司马元显，都是违背人伦常理，世人共同疑忌。因此吕布被曹公杀死，刘牢之被桓氏杀死，都是因为他们一生反复无常，按情势不可能容存。

译曹公、桓氏都是古代的奸雄，能够驾驭英豪，什么样的人才没有？然而推究利害，他们最终仍然畏惧这种反复无常的人。如今朝廷选用忠诚信实之人还唯恐来不及，却把吕惠卿置于其中，譬如香草和臭草共处，猫头鹰和凤凰同栖；不但双方势不两立，而且恶人一定会取胜。况且自去年以来，朝廷罢黜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人，有的因为贪图牟利，有的因为滥用兵力，只要一件事危害百姓，都不能逃脱谴责。如今吕惠卿一人兼有众多罪恶，自己知道罪大，却想借退居闲散职位来逃避惩罚，天下公论不肯赦免他。然而近来言事官论奏奸邪之人，连邓绾、李定之类都细小罪过一一举发，却没有涉及吕惠卿，大概是因为他凶悍猜忌残忍，像蝮蛇和蝎子一样，万一重新被任用，必定因一点怨隙就报复，所以进言的人不肯轻易发言。臣愚蠢少虑，认为身居言责之职，却同大恶之人同时存在，反而畏惧退缩、含忍不言，就是辜负朝廷。因此不顾死亡，献上这番愚直之言。伏望陛下独断圣意，略为依照典刑，即使还不把他污辱后斩首示众，也应追削官职，放逐到四方边远之地，使他去抵御魑魅。谨抄录奏疏上奏，恭候敕旨。原编者评论：宋代儒者对王安石多有宽恕之辞，而对吕惠卿的罪责却特别严厉。吕惠卿的罪恶在这里都看得很清楚，确实如此。然而像吕惠卿这样的奸邪小人，哪一个时代没有呢？如果没有王安石、吕惠卿，他们不过老死在卑微官职上，哪里能够毒害四海呢？《礼记》说：‘行为邪僻却固执坚决，言语虚伪却巧辩，学问错误却广博，修饰不正当的事却使它显得光泽。’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当得上这几句话。他的气势风貌确实足以打动君主，他的文采又足以欺骗后世，所以本来就是小人中罕见的人物。正当应该在他死后追究其罪时，元祐年间反而首先追赠他太师，名分和实际完全混乱了。吕惠卿虽然被贬谪流放，又怎么能使他心服呢？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弭盗贼状》臣听说，减轻赋税、散发积蓄，即使表面上像是导致贫穷，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盗贼不兴起，县官收取租税，粮仓有余粟，府库有余布，时间久了，富裕得不可胜数。加重赋税、夺取百姓利益，即使表面上像是使国家富裕，但收入有限，造成的祸害无穷；大则亡国，小则招致盗寇。盗寇一旦兴起，把所得的全部利益都用上，也抵偿不了所耗费的十分之一；时间久了，贫穷得不可胜数。臣不敢远引陈胜、吴广、庞勋、黄巢之类，只说淳化年间的李顺、庆历年间的张海等人，以及熙宁年间的廖恩。这几股盗贼，计算他们焚烧官署寺院、抢劫仓库，以及朝廷发兵命将、运输粮食、损耗兵器、招募士卒、赏赐功劳的费用，大概不少于数百万贯。只要事情平定，哪里敢谈费用？然而事情尚未发生时，如果有人能够建议拿出几十万贯钱来消除变乱，那么上下就会争执不休，像爱惜身体一样不肯割舍；这是天下最大的迷误，也是古今共同的弊病。因此臣愿意请求从元丰库或内藏库拨钱三十万贯，上可以让先帝在过去积累的恩德得到实现，下可以在祸患尚未发生时为社稷消除隐患。伏愿陛下权衡福祸的轻重，比较得失的多少，果断施行，不要让主管官署因吝惜收支而损害国家大计。河北百姓喜欢从事抢劫，来由已经很久了。近年创设保甲法，把他们驱离田亩，教他们练习凶器；一人到官府服役，一家人都要资助供送，生活穷苦无聊，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掩埋尸体以作奸恶，十人中有九人如此；他们号称保甲，却没有人敢于过问。若再过一年还不废除，那么陈胜、吴广那样的事情就可以立刻等待发生了。如今虽然已经废止，但拿弓刀的手不能再拿锄头，习惯酒肉的嘴不能再吃蔬菜；既然无处归宿，势必成为盗贼。如今河北盗贼成群，访察得知都是保甲的残余党徒；如果再加上饥荒，变故的发生就无法预料。近年富弼任青州知州，当时河北流民有百万之多，辗转迁徙到京东；富弼制定方略，赈济救活其中的老弱，又招募强壮剽悍者编入军队，不等朝廷诏旨，便都在脸上刺‘指挥’二字；后来他们都成了精锐士兵，百万之众没有一个成为盗贼。富弼作为人臣，尚且能够权宜行事做到如此，何况陛下富有四海，而元丰库和内库的钱物堆积如山，多得无法计算。只说近日内库降下睿思殿的一色金银，命令另库收贮的，据估计就有一百多万贯；这些都是先帝从各方面积聚起来，以备紧急时支用的，没有取自百姓，圣明的筹算深远，非凡人所能达到。如果只是积蓄而不使用，那么同东汉的西园钱、晚唐的琼林库和大盈库有什么不同呢？这对先帝的圣德也不是没有损害。因此臣愿请求拨三十万贯作为招募军队的例钱，选派一两名有才干的文武臣僚，分赴河北各路，在保甲中招募强壮勇敢、精悍敏捷者编入禁军，按照各人的才干确定军队编制。本州若没有空缺，就从近处到远处安排；有的押送到京城，不过一二万人，那么河北的豪杰大体就招募尽了。其中武艺特别出众、过去凭此补入班行的人，押送到朝廷考验；确有实才的，便补入内六班的空缺，或者补充本贯及邻近地区空缺的军员。但应当严明地颁赐指挥，等到事情办完，派人复查按验；有不依法办理的，便重重治罪有关官吏。臣听说先帝本来认为保甲可以使用，所以想把兵力隐藏在农民之中，逐渐削减正规军，因此禁军有许多空额。如今保甲既已废止，即使没有事情，也应当补足空额，何况像臣前面所陈述的情况。只愿陛下深思明察，果断而有力地实行。今冬今春大旱，大小麦都没有成熟，事情的形势如此，恐怕不能再拖延。谨抄录奏疏上奏，恭候敕旨。原编者评论：所说散发财物正是为了使国家富裕，这个主张确实不可动摇，可以世世代代作为天下的法则。至于他替神宗聚敛财物的做法加以回护，立论还算得体；至于招募保甲、补充禁军，从那里取来补到这里，把祸患转化为福祉，可以说很能治理国家。卷五十三 眉山苏辙文三状上书祭文 论西事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