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全书卷十二

译平天成’的说法，大禹被授予玄圭，他毕生经营，只是疏浚渠道修筑堤岸，以养育庄稼。孔子称赞他说：‘降低宫室的标准而尽力于沟渠’，这是论述夏朝王道的日子。有人怀疑只说疏通而不说封筑，那么堤岸似乎属于多余的事。不知道井田的制度，百步为一亩，深一尺宽一尺作为田间水道，而不设立封界。百亩为遂，遂上有小路；十夫有沟，沟上有田界；百夫有洫，洫上有大路；千夫有浍，浍上有道路；万夫有川，川上有大路。说致力于沟渠，那么田界大路都在其中。《禹贡》提到九泽，必定说‘已经修筑堤防’，这说明彭蠡、震泽的安定，也是借助堤防围堵积水形成沼泽。开凿疏浚和封筑，确实不是两件事。由此可以想象唐尧虞舜三代使用民力，专门用在这里而已。”【玄扈先生说：“《商君传》说：‘开垦田地开辟阡陌封疆从而使赋税公平’，必定不是破坏平整它。”】

西北水利

《郭守敬传》说：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熟悉水利，巧思过人。世祖召见，当面陈述水利六件事。第一件，中都旧漕河，向东到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航船，每年可节省雇车钱六万缗。通州以南，在蔺榆河口直接开引，由防村、跳梁务到杨村回到河里，以避开浮鸡、盘浅、风浪远转的祸患。第二件，顺德达泉引入城中，分为三条渠道，灌溉城东土地【天下像这样的很多】。第三件，顺德沣河东到古任城，失去了原来的河道，淹没民田一千三百多顷。这水开修成河，那些田地就可以耕种。从小王村直接汇入滹沱河进入御河，通行船只。第四件，磁州东北滏、漳二水合流处，引水由滏阳、邯郸、洺州、永年向下经过鸡泽汇入沣河，可灌溉田地三千多顷。第五件，怀孟沁河虽然浇灌，还有漏堰余水，向东与丹河余水相合，引向东流到武陟县北汇入御河，可灌溉田地两千多顷。第六件，黄河从孟州西开引少分一条渠道，经由新旧孟州中间顺河古岸下到温县南再入大河，其间也可灌溉田地两千多顷。每奏报一件事，世祖感叹说：“办事的人像这样，人就不算是白吃饭了。”授任提举诸路河渠，四年加授银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又跟随张文谦行省西夏。在此之前，中兴的古渠，一个叫唐来，长四百里；一个叫汉延，长二百五十里。其他州正渠十条，都长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条，灌溉田地九万多顷。兵乱以来废弃毁坏淤浅【古今之际可恨如此】。守敬重新设立闸堰，都恢复了旧貌。二年，授任都水少监。守敬说：“船从中兴沿河四昼夜到东胜，可以通漕运。并且看到查洎兀郎海古渠很

译多，应该加以修理。”又说：“金朝时从燕京西边的麻峪村分引芦沟一支向东流穿西山而出，这叫金口。那水从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溉田地若干顷，其利益不可胜计。兵兴以来，典守的人害怕有所损失，于是用大石堵塞它。现在如果查看旧迹，让水向东流，上可以获取西山的利益，下可以扩大京畿的漕运。”又说：“应当在金口西预先开减水口，西南回大河，让它深广，以防涨水突入的祸患。”皇帝认为很好。十二年，丞相伯颜南征，商议设立水站，命守敬巡视河北、山东可通船的地方【不巡视谁则知道？不是合适的人如何巡视】。从陵州到大名，又从济州到沛县，又南到吕梁，又从东平到纲城，又从东平、清河越过黄河古道到与御河相接，又从卫州御河到东平，又从东平西南水泊到御河，于是得到济州、大名、东平、泗、汶与御河相通，画形势图，奏报。二十八年，有人说滦河从永平挽舟越山而上可到开平，有人说泸沟从麻峪可到防麻林，朝廷派守敬相视，滦河不可行，泸沟船也不通，守敬于是陈述水利十一件事【一相视即言者莫敢妄言；不相视

译丘濬说：井田的制度虽然无法实行，但沟洫的制度则不可废除【北方正可以实行井田，正可以依照古人的制度，只是不必限定田亩大小罢了】。如今京畿地区，地势平坦广阔，大多低洼，一旦连续几天降雨，便会淹没，不必等到积水很久，庄稼就会遭受损害。农夫终年辛勤劳作，殷切地盼望麦禾成熟，以此作为一年衣食和赋税徭役的来源，但往往在即将成熟时却收获无望，实在令人怜悯。北方土地经过霜雪，不太害怕干旱，只怕水涝。十年之间，干旱的年份只有十分之一二，而水涝的年份常有十分之六七【并非不害怕干旱，只是干旱造成的损害不如水涝多，干旱伴随蝗灾才最可怕，而蝗灾又往往生于水涝之后】。为今之计，不如稍微效仿遂人的制度，每个郡以境内的河流为主干，又随地势挖掘大沟，宽度在一丈以上，以连通大河；又随地势挖掘小沟，宽度在四五尺以上，以连通大沟；又随地势挖掘细沟，宽度在二三尺以上，蜿蜒曲折以连通小沟。大沟由官府负责挖掘，小沟由拥有田地的人共同挖掘，细沟则由每个人在自己的田地里自行挖掘。每年二月以后，官府派人督促开挑，并且时常巡视，不让沟渠淤塞。这样，即使连续旬月以上的降雨，下游充盈溢出，或许未必能迅速消涸【下游为何充盈溢出，难道不能加以治理吗？】至于旬日之间的降雨，纵然有连绵大雨，也不能造成灾害了。朝廷在此方面，又派遣治水官员，疏通大河，使其没有壅塞；又在河流两岸修筑长堤，高出一二丈左右，那么众沟渠的水都有归宿，不至于溢出，田地庄稼没有淹没之苦，百姓享受丰收之利了。这也是王政的一个方面。

徐贞明上疏请求尽快兴修水利以预先储备粮食，说：臣认为神京（北京）稳固地占据上游，以统御天下，兵源和粮食是至关重要的事务，应当就近从京畿地区获取而自给自足。然而粮食依靠漕运转运，兵员依靠清勾（清查补役），都仿佛要从东西两地供给，一天也不能缺少。难道西北自古称为富强的地方，不足以充裕粮食和简省兵员吗？赋税出自民间，搜刮百姓的血汗；而军船的费用，夫役的烦扰，常常是用数石的代价转运一石，东南的力量已经枯竭了。而且河流多变，运道时常阻塞，忠于谋划国家的人，借鉴前朝往事的教训，以忧虑未来的变故，私下里有着隐忧。这是竭尽东南的力量，却不能保证国家大计没有忧患，因此西北的水利应当尽快兴修。军丁被派遣戍守，虽然有骨肉亲情，但军装出自户丁，解送出自里递，每个军丁花费不下百金。东南的百姓困苦，而军丁不是本地人，志向不能长久安定，往往

译贿赂卫所官员私自返回。卫所官员贪图眼前的贿赂，又可以顶替军丁冒领军粮。于是放纵他们返回，又都冒领存恤月粮。这是困苦东南的百姓，却不能使军政有所依赖，因此东南的清勾应当商议停止。臣担任该科官员，水利的兴修，与职责相关。先前担任山阴知县时，对于清勾之苦，也曾亲眼目睹，敢竭尽愚诚向皇上陈述。西北的土地，向来号称肥沃，都可以耕种而获得粮食。只是水利不修，那么旱涝就没有防备；旱涝没有防备，那么田地日益荒芜，于是使得千里沃野，茫茫一片，只能空腹等待江南的供给，这不是防备周全的做法。臣听说陕西、河南废弃的渠道和堰坝，到处都有；山东的泉水可以引水成田的很多。现在暂且不谈远方，就像都城之外和京畿各郡县，有的支流经过，有的山涧泉水流出，都可以引水成田。北方人不熟悉水利，只苦于水害，而水害未能消除，正是因为水利未能兴修。水聚集起来就是灾害，分散开来就是利益【抛弃不用就是灾害，加以利用就是利益】。如今顺天、真定、河间等地，桑麻产区，一半成了沼泽之地，推究其原因，是因为上游十五河的水都排泄到猫儿湾一处，想要它不泛滥壅塞，势不可能。现在如果在上游疏渠浚沟，引水成田，以削弱水势；在下游多开支流，以排泄横流。其中地势最低下的淀泊，留作蓄水；地势稍高的淀泊，都依照南方圩岸的制度，那么水利兴修而水患也消除了。这是京畿内部的水利应当兴修的。臣又曾考证《元史》，学士虞集建议，想在京东濒海地方，像浙江人筑塘挡水成田，可惜他的建议中途受阻。等到元朝末年海运断绝，才设置海口万户，已经无法挽救元朝的事了。臣曾经临文感叹惋惜，恨虞集的话没有早点在当时被采纳。如今从永平、滦州直到沧州、庆云的边界，土地都是芦苇丛生的荒地，实际上非常肥沃，虞集的建议断然可行。在国家全盛之时，河漕每年畅通，而思患预防，纷纷献议，唯独对虞集的建议还废弃不讲。如果仿照他的意思，招抚南方人，筑塘挡水，即使北起辽海，南滨青齐，都可以成田，有不烦劳从江南转运漕粮而自给自足的。这种思患预防的深意，又不止于开河通漕而已。这是濒海的水利应当兴修的。议论的人有的认为水利长久废弃，突然实行，必然劳役繁重而百姓骚动，形势逆反而功效难成。臣认为不是这样，大概施行的缓急，在当时斟酌而行罢了。百姓向来从事的行业，暂且放置不问，而荒芜不治、众人共同抛弃的土地，去经营其开端，那么不弃者就会群起效力。难以施展功力的地方，暂且放置不问，而形势顺当、费用节省、

译功力易成的地方，从而经营其开端，那么难成的也会逐渐就绪。顺应百姓的情意，依据地势的形势，又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恳请敕令工部斟酌商议覆奏，特别任命实心为国为民的宪臣，赋予事权，不被浮议所阻挠，给予岁月，不追求近功，将京畿各郡及京东濒海的水利，相度土宜，率先兴修。或者安抚穷民而供给牛种，或者任用富室而缓征科税，或者选拔健卒而分建屯管，或者招抚南人而允许他们落户。各种招徕劝奖的措施，都允许因地制宜行事。等到施行稍有成绩，再推广到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江南每年转运的粮食酌情折价，资助费用而究其功效。东南的岁运逐渐减少，西北的储备常常充裕，不仅民力可以舒缓，而且国家大计永远保持没有忧患了。东南的百姓，素来被称为柔弱脆弱，本来不适宜远戍。清勾补役无用，没有人不知道，而军伍日渐虚耗，又不能举其法而尽废。现在只是在清勾补役中严格，而不商议在清勾补役之外安置，这不是得当的计策。各处军户，除了户绝依法应当除豁以及户内消耗只剩老弱不堪依法应当纪录的以外，那些应当解送的军户丁田众多，不愿远戍的，如匠班事例，量征军班行分。将户分为三等，上下其班行。上户若干，中户若干，下户若干，都解送到应戍的地方，用来资助招募。班行既定，可以免除

译徐贞明《西北水利议》（即《潞水客谈》）

徐子徴进入谏院任职，没过多久，便因获罪被贬逐出京城。有人在潞水岸边前来吊唁，看见徐子居住在郊野的寺庙中读书，神情安适，没有怨恨之色，于是责备徐子说：“您从地方官吏，一朝位列侍从之班，恰逢圣明的君主在位，这本来是世间难得的际遇。您却不能降低身份、顺从行事，哪怕贡献一点微薄之力来图谋报答，反而带着怨恨离去，难道是要在明君时代自我放逐吗？况且您曾经想请求辞官回家奉养父母，假如让您迅速实现这个愿望，哪里会有今天这样的处境呢！在奔走逃亡之间，辜负了国家的恩德，又违背了奉养父母的孝心，忠孝两方面都做得不当。我私下为您感到悲哀。”徐子听了这话，泪水顺着帽带流下，坐着对客人说：“客人责备我，我确实感到悲哀。但客人又哪里了解我呢？我当初在谏院任职时，首先上疏陈述西北水利的事。主管水利的官员认为我的言论迂腐，搁置不闻不问。于是我拍着胸口叹息说：‘当今治理国家的宏大谋略，其重大且紧急的，哪有超过西北水利的呢？虽然如此，如果全面推行，那么效果遥远而难以达成；如果突然推行，那么事情骇人而人们不信服。大概西北各地都可以施行，何不先在京城周边地区施行呢？京城周边各郡都可以施行，何不先在京东永平地区施行呢？京东永平地区都可以施行，何不先在靠近山岭、濒临海洋的地方施行呢？靠近山岭、濒临海洋的地方都可以施行，何不先在几口井上施行，以显示可行的开端呢？这样效果就近而易于达成，事情熟悉而人们信服。我又担心难以远程揣度，于是又带着干粮，带领两三个懂行的人，前往永平靠近山岭、濒临海洋的地方，考察测量并规划治理。既然了解了水土的性质、疆域治理的详细情况，才确信这件事必定可行，并且仍然希望我的言论能够被采纳。我想再次上疏请求，草稿即将呈上，恰好与获罪的时间相冲突。假如我获罪稍晚一些，那么奏疏必定会再次呈上，或许我的言论能够被采纳。假如我不想再次上疏以让言论被采纳，那么请求辞官奉养父母，应当在第一次上疏被驳回的时候。哪里会拖延忍耐直到获罪谴责，辜负国家恩德而违背奉养父母，正如客人所说，我确实感到悲哀。客人又哪里了解我呢？”客人说：“我听说天下的事，谏官都可以进言。如今天子锐意治理天下，您担任谏官几个月，即使水利之事被驳回，难道没有高明的议论可以打动听闻，并符合主管官员的心意吗？却畏缩不前，只计较水利的重新施行，这也是错误的。”徐子说：“大禹的功绩盛大，但疏通沟渠、治理河流，是他竭尽全力并终身从事的事业。驺忌和孟轲谈论王者的田里制度，种植蓄养，将其作为首要任务。客人怎么能因为水利就认为它是错误的呢？我将为客人详尽说明它的利益。风雨旱涝在于天，而适时地蓄积和排泄以等待

旱灾与涝灾，是人力难以完全掌控的。西北之地，干旱时赤地千里，水涝时洪流万顷，只能将性命寄托于上天，侥幸求得雨水适时。如果天时顺遂，或许能有个丰收年景，没有饥荒罢了。这可以长久依赖吗？只有兴修水利，之后旱涝才有防备，这是第一个好处。京城北面的防御巩固，财赋取自东南。忠诚谋划国家的人，借鉴前朝往事，怀着杞人忧天的隐忧，应当有超出治理黄河之外的考虑。只有兴修水利，就近获取常年的富足，把东南视为外库就可以了。中等人家治理生计，必定要有靠近居所、常年丰收的田地，才能安居乐业而不受饥荒。然而国家全盛之势，防御上游以控制天下，却独自依赖东南供给。就近废弃可耕种的田地，远道依赖难以持续的粮饷，这难道是周全的计策吗？现在漕运早到而积蓄已久，储蓄确实有所依赖。然而漕运早到而收割不及成熟，有受潮损坏的祸患；积蓄已久而分发常常超过

译期限，有腐烂变质的忧虑。水利既已兴修，那么田间地头都成了粮仓的积蓄，这是第二个好处。东南转运粮食，往往耗费数石才能运到一石，民力已经枯竭。而国家财政所依赖，想要暂时缓解却未能做到。只有西北有一石的收入，就能节省东南数石的运输。收入逐渐丰富，那么节省的就逐渐增多【〇扈先生说：这条是西北人所忌讳的，千万不要说，千万不要说】。先则改折之法可行，久则蠲免租税的诏令可下，东南民力或许能获得复苏，这是第三个好处。从前大禹疏导九河，而对沟渠的修治尤其尽力，固然为了利民，也为了分流削减支流，而不助长黄河的暴虐。黄河没有祸患，沟渠是其根本。周定王以后，沟渠逐渐废弃，而黄河祸患种种出现了。现在黄河从关中进入中原，汇聚泾、渭、漆、沮、汾、泌、伊、洛、瀍、涧以及丹、沁等河流，数千里的水流。当夏秋霖雨涝灾之时，各河流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一条沟渠可以停蓄注水，旷野的洪流全部进入各河流。其势头既已盛大，而各河流又汇聚进入黄河，那么黄河的水势怎能不盛大？水势盛大则其本性自然强悍，水性强悍则迁徙自然不固定，这固然是形势必然导致的。现在如果从沿河各郡县，访求古人旧有的渠道废堰，效法其意，不拘泥其形迹，疏通为沟渠，引导收纳支流，使霖雨涝水不至于泛滥于各河流，那么沿河居民得以利用水利成为良田，而黄河水势逐渐减弱，黄河祸患可以消除，这是第四个好处。古人划定土地建立国家，说：“我的疆界我的治理，向南向东开垦田亩。”既顺应土地适宜耕种，百姓也设置险阻以抵御外侮。晋国要挟齐国，必定说：“全部向东开垦田亩

（前文省略），认为这是战车的便利。对晋国有利，对齐国就是有害。如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敌寇骑兵得以长驱直入，如果使沟渠堤防全部修筑起来，那么田野之间都成为像金城汤池一样的险要，而在田里种植榆树、柳树、枣树、栗子树，既供民用，又可以设置伏兵来躲避敌人，这是第五个好处。过去刘六、刘七作乱时，拿着竹竿一呼喊，跟随的就有数万人，这是因为游手好闲的人归附了他们。大概从事农业的人被束缚在乡里，只有游手好闲的百姓容易离开乡土而轻易作乱，如今西北边境土地空旷而百姓流离，有见识的人常常担忧害怕。如果确实使水利兴起而空旷的土地可以开垦，流民有所归宿，消除祸端、平息动乱，效果就会深远，这是第六个好处。东南地区人口日益繁盛，土地似乎承受不了这么多百姓，而百姓都不安心于本土，于是西北长满蓬蒿的荒野常常急于耕种却无法遍及。苏洵说聚集在一起就在不足中争夺，分散开来就在有余之外被抛弃，这种不均衡本来就是这样。如今如果招抚南方人，修筑水利来耕种西北的土地，那么百姓均衡了，土地也均衡了，这是第七个好处。东南多有逃避徭役的百姓，而西北遭受沉重徭役的痛苦，这是因为南方的赋税繁多而徭役减少，北方的赋税节省而徭役沉重。如果土地开垦而百姓聚集，百姓聚集那么赋税增加而北方的徭役可以减轻，这是第八个好处【徐公只看到江浙的徭役，而没有看到其他地方的徭役罢了。至于三吴地区的痛苦，哪里忍心说，哪里忍心说】沿边各境有转运物资无法到达的地方，招募商人来代替运输，大概有几顷田的国家，国家依赖一个商人，于是商人放弃产业而迁往他处。那些曲折逃避转运之苦的，就私下用折色兑换军需，商人得以苟且偷安，军队没有储备，即使承平时期且不说，假设有烽火警报，拿什么来应对呢？只有靠近边境的土地开垦，转运不烦劳，这是第九个好处。屯田中成熟的多数属于隐匿侵占，时间久了就难以查考了，然而也不必查考。西北不是没有田地作为祸患，而是不开垦作为祸患，他们既然已经开垦并成熟了，何必归还官府才成为国家的利益呢？只有从那些荒芜不理的土地中，招募人来开垦，那么新的屯田自然就会各种各样地出

译现。士兵中强壮勇猛的人内心以背负锄头为耻，而瘦弱的人又力气疲惫于扛着兵器，驱使士兵去务农，形势本来难以实行。只有招募他们务农而选拔他们当兵，那么内心安定而力气振奋，屯田政令没有不能推行的【不必说选拔，只是人多了就可以招募，那些自己组织保卫聚集的听任他们即可。如今边人只要衣食充足，就招募为家丁，这是将官的欺诈手段】如今天下依附富家作为田客的流动人口有多少，招募并聚集他们可以立刻招致。招募农民来修筑水利，修筑水利来推行屯田政令，这是第一个好处。

边塞的士兵中，本地定居的人很少，不得已而招募军队，那么无论是驻守还是行军，供给粮饷的费用都极其巨大；又不得已而实行轮班戍守的班军制度，那么春秋两季往返奔波，士兵疲于奔命；再不得已而按照名册勾补缺额，公文刚发出，逃亡的消息随即上报，民间百姓深受困扰，军队编制又变得空虚。如果靠近边塞的水利工程已经修筑，屯田政策大力推行，土地开垦而人口聚集，人口聚集而兵力充足，这样可以节省远距离招募的费用，可以缓解班军戍守的劳苦，可以停止勾补缺额的痛苦，这是第十一项利益。

宗室俸禄的形势将难以维持，大家都对此深切忧虑，却没有人愿意承担议论此事的责任，打算把难题留给后人，而后人面临的困难将比今天更加严重，这是不能不赶快谋划解决的。世上有勇于提出建议的人，就说削减俸禄、放宽禁令罢了。如果不资助他们谋生的手段，只是说削减俸禄，那么饥寒交迫的人谁来体恤？如果不让他们安定居住，只是说放宽禁令，那么流离失所的人依靠谁？我们圣明的天子爱护宗族、亲近亲属的仁德，必定不忍心让他们落到这种地步。从前范仲淹凭借两府（枢密院和参知政事）的俸禄收入，尚且能广泛购置义田来供养族人，何况以国家之大，难道不能使皇族子孙都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吗？

现在西北的土地，荒地遍布，在其中选择人们抛弃的土地，由官府开垦，划分井田，按照中尉以下官员根据年俸多少授予相应田地的原则，授予若干田地，使他们能够安居并依靠土地生活。后来宗室分支逐渐繁多，田地不再重新授予，因为既然已经授予了田地，开启了他们谋生的途径，他们知道田地不再重新授予，就会在刚授予田地的时候，在其中勤俭务农，用每年的剩余粮食，逐渐开垦田地、扩大产业，作为子孙长远的打算。那些英武杰出的人不会失去成为富家翁的机会，即使平庸笨拙的人也可以依靠田地努力耕作，这与坐吃山空导致饥饿、分散居住失去依托的情况相差甚远了，这是第十二项利益。

过去有志向的人，曾经想要仿效井田制的遗意，授予百姓产业，但可惜时机不可行，痛恨豪强兼并土地，限制百姓的田产，又恨这种政策难以推行。现在如果在西北空闲的土地上，兴修水利，那么仿效古代的井田制也是可以的，限制百姓的名田也是可以的，古代养育百姓的政策，可以逐渐推行，这是第十三项利益【但真正治理田地就是井田之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实在有意为民，百姓的田地自然平均，不必限制百姓的名田，况且现在办事正需要借助豪强的力量，先限制他们的田地可以吗？什么时候没有豪强呢？对下层百姓有什么害处呢？只看如何使用他们罢了。大禹治理水土，建立万国，后来的王、君、公都是豪强】。

古代用井田划分土地，测量土地安置居民，比、闾、族、党等基层单位，以井田为界限，百姓不能多得一寸土地。

土地虽然广大，但适宜耕种的良田也不易多得，一个普通百姓，其人口与土地应当是相称的。如今大城市里的百姓，摩肩接踵，争相追求繁华奢靡，大多违背教化而败坏风俗；那些争斗较少、习俗淳朴的地方，只有辽阔偏远的乡村才是这样。现在如果划分井田来安置居民，增减其人口的多寡，

译使人口与土地相均衡，如同古代比、闾、族、党的制度那样，那么教化就可以兴起，风俗自然美好，这是第十四项利益。

客人说：“确实像您所说，水利的恩泽很广博。西北地区都可以实行，唯独先在京东地区实行，这是什么原因呢？”

徐子说：“京东是京城的辅佐郡县，而蓟州又是重镇，本来就是京城的重要支柱，在紧急或缓急时刻都是必不可少的。况且现在这里背靠山峦、面临大海，背靠山峦则泉水深而土壤润泽，面临大海则潮汐淤积而土壤肥沃，利用水利尤其容易。”

我所管辖的几位懂事的人，大概都遍览了山海之间的境地，经过两个月返回，展开地图展示给我看，如同指掌般清晰。他们说各州县的泉水从地下涌出，一旦决口就能贯通【当地人称之为仰泉，在那里随地都可以寻找挖掘，只是大小不同罢了】，水位与田地持平，一旦引导就能到达【这是流动的泉水】，到处都是这样。姑且摘取那些土地肥沃但人口稀少荒废的地方，就可以着手兴修以作为开端，从西到东，比如密云县的燕乐庄，平峪县的水峪寺及龙家务庄，三河县的唐防庄，顺庆屯地，都是显著的例子。

蓟州城北有黄厓营，城西有白马泉镇国庄，城东有马伸桥沿夹林河而下，城南有别山铺及沿夹阴流河而下，至于阴流淀疏渠也都是田地。遵化西南平安城沿运河而下，以及沙河铺地方，还有铁厂涌珠湖以下至韭菜沟上素河、下素河百余里，沿河两岸都可以成为田地。迁安县北徐流营山下涌出五股泉水，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桥涌泉流出滦河，又蚕姑庙涌泉成河【迁安种植桑树很兴盛，所以应该有蚕姑庙吧？但听说那里种桑的人都是剥皮造纸，恐怕是前人曾经养蚕而后逐渐废弃了】，与滦河相接，沿河两岸都是可以成为田地的地方。卢龙县燕河营涌泉成河，以及营东五股泉水涌漫四处流至张家庄，抚宁县西台头营的河流，也是从燕河营涌泉而来，都可以成为田地。

从西到东，比如丰润县南面有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的地方，东面有榛子镇，西面有鸦洪桥，沿河五十多里都可以成为田地。玉田县的清庄坞〇河可以成为田地【怀柔县的髽髻山下可以开垦水田百顷】，后湖庄疏湖可以成为田地，三里屯

等到“大泉”、“小泉”、“引泉”等可开垦为农田的地方，其中有些是百姓没有从事耕作的土地，有屯田，有牧马和屯积草料的草地，这些都属于官府。官府清除其中的荒芜并收取利益，并不困难。至于那些百姓没有从事耕作的土地，招引百姓去耕种，官府协助他们出力，怎么会连片土地都被抛弃，长满茂盛的杂草呢？【招引百姓应当有鼓励的方法，官府出资则不可以，恐怕被人当作话柄】至于沿海可以开垦的土地，从水道沽关黑崖子墩起，到开平卫南宋家营的地方，东西测量有一百多里，南北测量有一百八十多里，都〇丰润，这块土地与吴越地区沿海的肥沃区域相当【这块田地开垦成功，就是东南一个大郡了，宝坻、静海都是这样，静海的葛沽高地都已经开垦为农田】现在芦苇遍布视野，名义上属于权贵家族，然而芦苇的利益微薄，即使是权贵家族在其中也没有丰厚的收入。如果像吴越人那样开垦耕种，那么利益是芦苇的十倍，即使拿出一部分给权贵家族，使他们不失去原有的收入，权贵家族又有什么遗憾呢？【让权贵家族即使获得十倍利益又有什么害处，我的意思只是希望粮食多而价格便宜罢了】从前虞文靖公的提议，东到辽海，南到青徐沿海，都可以开垦为农田，现在丰润实在处于其中间地带，想要推行他的提议并实行，这不是首先应当努力的地方吗？先在京东几处地方开始以作为开端，那么京东的土地都可以逐渐实行。先在京东几处地方开始以作为开端，那么京畿以内和各个郡县都可以逐渐实行。先在京畿以内各个郡县开始，那么西北的土地都可以逐渐实行。在边疆则先在蓟镇开始，那么各个镇都可以逐渐实行。至于沿海则先在丰润开始，那么辽

译海以东，青徐以南都可以逐渐实行。事情在小范围内使用就适宜，在大范围内使用就拘束而不通达；在大范围内使用就适宜，在小范围内使用就窘迫而难以布置。这里尝试在一处地方，最终推广到天下，没有不利的。事情有朝夕计算功效而长远谋划不存在，积累久了考核成效而近期效果难以看到，这里暂时看一年的收成，长久看永久依赖，没有不利的。特别在京东几处地方开始，从而推广到西北，一年开其始，十年究其成，而万世享受其利了。客人说：西北的人每年苦于水害，怎么利用它呢？况且他们长期苦于水害，而你突然说它的利益，他们不相信又有什么奇怪呢？徐子说：唉，水在天地之间，本来是为了利于人，不是为了害人的。只有不利于人才成为害处【以利于人为害，什么事不是这样】是人自己造成的。而怪罪水可以吗？大概聚集它就成为害处，而分散它就成为利益；抛弃它就成为害处，而利用它就成为利益。就像血在人体内，流贯于四肢关节，而

滋润人的肌肤。一旦有堵塞积聚，就会向上形成痈疽，向下形成痔疮；有时甚至从口鼻溢出，从而伤害身体。于是有人说：血对人来说，是有害的，这也错了。现在那些归咎于水害的人，即使对山川的源头和归宿没有完全了解，为什么不拿人体来观察呢？古代盛世，各国分布，划分井田，田间小沟通向大沟，大沟通向中沟，中沟通向大渠，大渠通向河流，纵横交错顺应地势，以获取水的利益。现在西北地区都是它原来的疆域，难道古代认为有利，而现在却认为有害吗？况且东南地区的百姓，在方寸之间争夺细流，为什么呢？他们本来就认为水是有利的。说水对南方有利，而唯独对北方有害，这一定是没有的道理。客人说：南北都利用水，那么北方相对于南方，也有难易的区别吗？徐子说：北方容易。客人于是感叹说：你确实太好奇了！说北方利于水罢了，怎么能说北方容易呢？徐子说：你怎么和我的说法不同呢？南方的百姓，披着蓑衣耕种，抱着湿气收获，大概总是与雨水相遇。盛夏时禾苗将要干枯，就控告风伯而祈祷雨师，急切地以得到一点湿润为快。然而西北地区的雨多在盛夏，而耕种收获的时候少雨，它比南方容易，是天时使然。西北地区地旷且水势平缓，稍微疏导引导，水就变为有利；东南地区的地势高低悬殊，有把水从几丈深的地方转运的情况，两天不下雨，那么提水工具就要深入到郊野，耗尽人力来资助灌溉，辛苦且艰难，是地势使然。考察古代，田间小沟深约一尺，中沟深二尺，大沟深四尺，中渠深八尺，大渠深二丈罢了，没有像东南地区那样把水从几丈深的地方转运的情况。至于像京东山的涌泉，溢出地面，河流的支流，与地面持平，这在西北地区尤其容易。东南濒临大海，每年多有潮汐的祸患，大概是因为海水的趋势流向东南。辽海以及青州、徐州，有海洋的富饶，而很少有潮汐的祸患，其难易又很明显了。为什么把它看作芦苇丛生的地方，而抛弃它不耕种呢？我说北方容易，是有根据的。客人说：南北水利的兴修和废弃截然不同，也有原因吗？徐子说：水利的兴废，由于人口的聚集和离散，而旋转的关键，实际上掌握在上层手中。西北地区在三代盛世，沟渠及时修葺，农事全部完成。后来，魏

史起引漳水灌溉邺地，邺地因此富庶；秦国开凿郑国渠，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关中成为肥沃的田野，秦国因此富强。到了汉代，文翁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蜀地因此丰饶；白公开凿渠道引泾水，灌溉田地四千五百多顷，百姓因此富足。马援引洮水种植水稻，狄道及边塞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虞诩收复三郡，引河水疏通渠道进行屯田，从而节省了省内郡县的开支。大概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沟渠遍布各国，水带来的利益非常宏大。魏、秦两国独占这种利益，文翁以下的各位贤人各自兴

译修水利，水带来的利益非常显著，都在西北地区。如果在东南地区称颂水利的，在汉代以前只有马臻开凿鉴湖而已，其他没有听说过的。等到五胡乱华，中原人口逐渐减少，跟随晋室向东迁徙的人称为侨人，时间久了就安于当地并乐于生活。西北人口分散而东南水利兴起，这不是小事。就像东南的富饶，三吴地区最为著名，在《禹贡》扬州的区域，那里的土壤是黏土，田地等级是下下等而已。汉代时也不过是一个泽国罢了。只有晋室东迁后，百姓日益聚集而利益逐渐兴起，然而其财赋也没有达到今天的兴盛程度。到了五代时期，钱镠割据一方而称富；等到南宋偏安以致富裕，那么百姓更加聚集，利益更加兴起，而财赋于是冠绝天下【靖康之乱，北方人南来的更多】曾经考察宋绍兴五年，屯田郎中懋宾说：“荆湖、江南与两浙肥沃的田地绵延数千里，没有人可以耕种，那么土地有遗留的利益；中原士民扶老携幼南渡，多达千万人，那么人力有余。如果让流寓失业的人全部耕种荒闲不耕的田地，那么土地没有遗留的利益，人力没有遗留的力量，用来资助中兴。”由此看来，那么宋室刚南迁的时候，东南还有荒废的土地；等到其末年，人多而田地少，豪强独占陂湖来自我增殖，地利耗尽而百姓无法生活是因为聚集的缘故。东南地利耗尽而西北空旷，是有原因的【南宋用东南支撑军国费用，所以百姓贫穷，然而其正税也只相当于今天的五分之一罢了】现在国家处于全盛时期，兵器不用已经二百多年，西北人口日渐繁多，而东南的百姓争相依附于京城之下，如果确实能在其中安抚聚集百姓，那么百姓聚集而利益没有不兴起的。即使规划井田并修筑沟渠，也不困难。况且秦汉以来，那些兴修水利而满足百姓的人，难道不能效法他们的踪迹、学习他们的意图而实行吗？何至于依赖江南供养呢？那些割据称富、偏安致富的人

这也不过是迫不得已罢了。那么如今国家依靠什么呢？其关键固然在于一个转折之间。客人说：西北的水利，我本来就知道它过去的情况了。然而我听说怀庆府的纪太守曾经因为丹水、沁水的支流疏浚渠道形成农田，百姓颇为受益。纪太守离任后，农田也就随之荒废了。又如真定府的杨中丞在他的家乡，也曾招募南方人沿水开垦农田，每年的收入非常丰厚。等到滹沱河在旁边决口，良田变为泽国，只在瞬息之间罢了。难道长期荒废之后，本来就难以立即成功吗？徐子说：这是所谓因噎废食，不是全面的论断。治理水患的方法，地势高就开渠，地势低就筑堤，水流急就引水灌溉，水流缓就疏导引流。最下等的做法是把它作为受水的区域，因为顺应地势不能强行改变。然而用力应当先在水的源头，源头水流微弱就容易控制【不在源头就在下游，源头常流，下游常积水，所以没有突然泛滥、突然干涸的祸患。如果不是源头也不是下游，处于中游的，也必定常流不断，不泛滥或者断流时可以引流，泛滥时可以抵御】农田逐渐形成，水流就逐渐减弱，水没有泛滥的担忧，农田没有冲刷的祸患。那怀庆处于丹水、沁水的下游，而真定更是滹沱河必定冲刷的地方，怎么能长久而没有祸患呢？大概是因为没有先在水源处用力的缘故。我曾经考察桑干水发源于浑源州，经过保安的地界，就从怀来夹山而下，到泸沟桥狼窝地方冲溢成灾，漫到彰仪门，前朝屡次修筑，耗费无数。现在听说保安地界有用土牛挡水成田的，恐怕也不能长久而没有祸患。如果督责有人，多方招募，使桑干上游都引水成田，那么不仅保安的农田可以依靠它而没有祸患，而且怀来以下的水患也减弱了。我又曾经寻访瀛海之间，如元城洼、罗家湾洼、郝家庄洼、高桥铺洼、章家桥洼，都是连片的肥沃黑土，荒废为水区，并非不能种田，只是因为是下游承受黑洋等九河的水，如果不先在水源处用力，不能指望早晚获利，而最终会遗留水患【西北的水，一开浚就可以没有祸患而成为利益，大要是开浚上游流入〇，开浚下游流入海而已。我曾经对官吏和乡绅说过，他们认为对但当事者不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停止】客人说：你的论述很详尽，然而世上怀疑而不立即实行的，也有说法。一是难于得到人才，二是怕

译耗费钱财，三是怕劳役百姓，四是怕承担怨恨，五是拘泥于旧习，你也不能不考察。徐子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也考虑到了。害怕做事的人，既因循守旧而不治理；喜欢做事的人，又轻率而没有功效，

确实如此。得到合适的人才很难。这必定要有长远规划的功效，而没有频繁变更的困扰，使得利益兴起而百姓却不觉察，那就好了。世上固然有能胜任的人，也不如宋人专门以劝农为名，也不如现在的制度将水利作为专职。因为劝农并兴修水利，是养育百姓的首要事务。现在如果另外设立劝农官，而水利又有专职，那么这就像在养育百姓之外，又增加劝农水利这一项事务，那些号称养育百姓的人，又将做什么呢？

“现在开设府治、持节巡视以及藩司、臬司、知府、知县，都是以养育百姓为职责。劝农水利的责任将推给谁呢？只有在开设府治、持节巡视的人中选拔合适的人，来挑选藩司、臬司，来挑选知府、知县，长期任职并责成他们完成，考核优劣系于其中。利益兴起而百姓不觉察，可以坐着就实现了。”

“世上谈论费用的人，我感到困惑。在春天投入数万金的费用，而在秋天收获数万石的粮食，费用出自国库而偿还来自田地，那些只懂得计算十分之一利润的庸人，尚且心甘情愿。难道善于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反而以费用为忌讳吗？【想要实行这个必定不应该花费公帑，那些贪婪的人天天想要陷害我，如果使用公帑，那他们的借口怎么应付呢？】况且开始时有所收获，接着就有兴起，就用所收获的作为资金，逐渐扩大，不再需要再次花费。害怕劳民伤财，虽然苏文忠公曾经有过这样的言论，文忠公的话说：‘天下长期太平，人口物资滋生繁衍，四方的剩余利益都大致用尽了。现在想要凭空寻找水利，所谓追逐鹿而没有向导，岂止是徒劳，必定大加烦扰。各地召集老少互相查看是否可行，官吏士卒经过的地方，鸡犬一空。如果像文公所说的那样，百姓确实劳苦了。’”

“我认为不必在养育百姓之外，专门设立劝农水利官，也是担心他们喜欢多事而劳民伤财，像文忠公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得到了养育百姓的人，选择地势顺当而功效省俭的地方，暂时拿出官府的财物，招募愿意从事的百姓，规划其开端，以显示倡导率领的契机，使百姓清楚地知道水利可以兴起，那么必定有竞相劝勉而争先的人，大概政令不烦扰而事情自然成功。”

“如果一概用水利役使百姓，使贫民苦于追呼，妨碍他们的生计，而富家反而独占其利，我曾见过水利使者下达公文到各县，视察治理水利，往往饱了官吏的口袋，而祸害波及平民，这是文忠公极力论述而深深叹息的原因。”

“怨恨产生有两种，妨碍小百姓的生计，怨恨隐蔽而危害深重；夺取豪强的利益，怨恨明显而诽谤迅速。既然不一概用水利役使百姓，百姓没有追呼的困扰，怨恨就不聚集在小百姓身上了。而豪强的利益，也是国家的利益【由此话推论

这样，就可以不劳扰百姓而把事情办成了。何必夺取他们的利益呢？《周礼》让世代享有俸禄、拥有土地的有力人士，以及那些广阔的水泽和巨大的原野等能够利于百姓的地方，分别由主人通过利益来赢得民心，由水泽原野通过财富来赢得民心。那些小民想要谋取自身利益但力量有所不及，官府作为倡导表率，豪强权贵随之在中间竞相劝勉，那么借助豪强权贵的力量来扩大小民的利益，本来也是主人和水泽原野遗留下来的用意。正要借助他们的力量，何况说是夺取呢？这哪里是招致怨恨的理由呢？北方治理农田比较安逸，南方治理农田比较辛劳。那些北方人怀着懒惰之心，又乘着安逸的习惯，最终如果驱使他们，应当会有不顺从的人。然而他们粗疏地耕种，也就粗疏地收获，所得本来很少。如果用南方辛劳的方式治理北方的农田，那么一亩的收成抵得上几亩，而

译且旱涝灾害可以不担忧。北方治理农田，只有拥有土地的人安于旧习惯罢了，那些出力劳作的人何尝不辛苦呢？大概他们的辛劳程度不低于南方人，而淡泊名利超过南方人。越地人治理水田，大多使用北方人的劳力。如果真的驱使他们，他们追求利益的心必定会暗中改变他们喜好安逸的习惯，而且那些互相带领着追求安逸的人，也是因为习惯的缘故。然而邻里宗族都是这样。官府作为倡导表率，对能够争先努力耕田的人，稍微给予优待，那么大家就会以安逸为耻而趋向辛劳了。从前张全义出身于群盗之中，他担任河南尹时，正值丧乱之后，白骨遮蔽大地，荆棘遍布视野，居民不满百户。张全义挑选人来修习屯田政令，招引农户和流民，逐渐归来，远近的人像赶集一样趋向这里。张全义施政宽厚简略，外出看见田地美好的，就下马与僚属共同观看，召见田主用酒食慰劳他们。有养蚕种麦收成好的，有时亲自到他们家，把老幼全部叫出来，赏赐茶酒衣物。民间说张公不喜欢歌舞伎乐，见到她们不曾笑，唯独看见好麦良蚕才笑。有田地荒芜的，就召集众人杖责他，有人申诉说缺乏人力牛力，就召集邻里责备他们说：“他缺乏人力牛力，为什么不帮助他？”因此乡里互相帮助，家家户户都有积蓄。在洛阳四十年，于是成就了富庶。大概他劝勉农耕、重视根本，使人口繁衍、教诲百姓，将荒废的废墟变为富饶的土地，不是偶然的。如果让西北牧养百姓的人，能够以张全义的心为心，没有拘泥于旧习惯而不改变的。不是一天倡导表率就说道：“习惯难以改变，可以吗？”得到合适的人并任用，拿出公款来招募服役的百姓，应当不会产生怨恨，懒惰的习惯可以改变，而农田的工作都能完成了。然而如果不花费公款，不烦劳招募百姓，而农田的工作自然能完成，我又可以仔细筹划了。边境地区屯田用来供给军粮，其道有三：倡导努力耕作的契机

确立奖赏功劳的制度，扩大世袭官职的法令罢了。在内地开垦农田以充实百姓生计，方法有三：优待恢复产业的人，设立鼓励耕种的科目，开辟赎罪的条款罢了。因为大将本来就是副将和士兵所仰望并追随的对象。如今各边疆肥沃的土地，大多是大将用来保持廉洁的封地，如果大将愿意将这些土地划分成井田来耕种，以此率领副将和士兵，没有不响应并竞相耕种的。过去郭子仪因为河中军曾经缺乏粮食，于是亲自耕种一亩地，将领们以此作为考核的标准，于是士兵们不用劝勉就都去耕种，这一年河中地区野外没有荒废的土地，军队有了多余的粮食。过去宋朝给事中廖刚也曾首先陈述这个说法。将领和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敌阵，是希望凭借军功获得奖赏。现在如果计算田产来施行奖赏，又如同廖给事中所说，手持农具安居，相比手持兵器作战的危险，难道不是特别容易吗？这种奖赏一旦实行，万顷良田不难得到，确实是可信的。现在富裕的百姓可以缴纳钱财来获得武职闲官，但对军政没有益处。如果效仿虞公、靖公的意思，允许富裕百姓想要做官的人，能够带领万人耕种就担任万人的长官，千人、百人也是如此，先授予虚衔，减轻他们的赋税征收，等到他们田地收入充裕，积蓄逐渐充足，就任命实职并酌情征收赋税，从征收的赋税中发放俸禄，授予印信绶带，允许世代承袭官职，训练集结他们的耕夫，把军队寓藏其中，这真是好办法【第一要警惕这些人多，还担心没有士兵吗，怎么反而先因此阻止他们呢】百姓流离失所，抛弃产业而害怕不敢恢复，大概是创伤尚未恢复，催征督税又严厉，严重的甚至把旧欠都算进去凑足数额，这应该由上级招徕他们，免除他们的债务，放宽他们的征收，适时赈济借贷，那么流离失所的人就会争相恢复产业，荒芜的土地逐渐开垦了【寓兵于农，这是古人不如今人的地方，以往把它当作美谈，想要效

译仿它，可以说是习以为常而不加审察。平时听任他们教习以防御盗贼，是可以的】汉朝兴盛时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勤于耕种同属一个科目，大概是致力于根本、重视农业，以此寓含劝勉引导的微妙权术。现在如果制定制度，有能够在荒芜之乡开垦田地并划分井田的人，田地可以自行经营并向官府缴纳赋税，官府根据赋税核查田地，根据田地确定等级，上等的人如同缴纳粮食等待选拔，次一等的人遥授散官【缴纳粮食获得的官职能够治理百姓处理事务，这是当今最〇的】再次一等的人补充胥吏而在官府服役，那么勤于耕种的人就会争相奋起了。赎罪有规定，借着贪污受贿来谋取私利的人有多少呢？如果让犯罪而有力气的人捐资开垦田地，官府考核他们开垦田地的费用与赎罪相当，就把田地归还给他们并征收赋税，即使是无力缴纳应该远配的人，也能在近处归属，在田亩之间用力开垦田地来赎罪

犯罪，这本来就是法律执行而人们也乐于顺从的【说开垦田地而借助卖爵赎罪来资助，就像病弱的人用参苓做药方，却用鸩毒做药引一样。我的想法是想用世袭爵位来诱人，这是采纳文靖公的意思而稍加斟酌，并不是卖爵位让他们去处理政务。这两种策略相差很远了。如果现在的军徒有名无实，那么用种田来抵充摆站差操是非常好的。又律文中的流刑，正是想要迁徙百姓来充实空虚之地。营田的防备得以施行，可以重新实行流刑的法令，尤其是非常好的】如果推行这几项措施，屯田可以兴盛，开垦的田地可以增多，又何必耗费国库的钱财而劳烦招募百姓呢？客人说：就你说的这几条，还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冒着生命危险而获得边疆的赏赐，积累汗马功劳而获得世袭官职，想要用种田的劳苦来并列，可以吗【〇扈先生说：提出这种论点的人，萧何就不能和韩信、彭越论功吗】用力种田来赎罪，田地本来就是他们的田地，税收收入有多少，恐怕不足以供给经费而帮助司农解决急迫的需要，谈何容易，你再筹划筹划。徐子说：审察时势，各有其恰当的做法。敌人的刀刃已经相接，军功是首要的；边疆烽火稍微平静，屯田政务就紧急了。如果屯田政务推行而边疆土地开垦粮食充足，军队强大敌人来了应对有胜算，敌人走了防守有长策，又何必羡慕军功呢？如果只是崇尚军功，就会忽视内部修治而开启外部祸端，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况且边疆人中剽悍的，勇于赴战；那些质朴愚钝的，乐于种田，各自凭借自己的长处来邀取皇上的赏赐，又有什么妨碍呢？现在边疆土地长久荒芜，军队不能吃饱，如果不是差距悬殊，又怎么指望屯田政务的修治呢？即使在用兵之时，转运粮饷勤劳，也能和前线作战的人论功，客人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至于世袭官职的法令，关系到今日边疆事务的尤其不小。现在的武官能凭借世家的门第来树立功名的固然也有，然而其中贫困衰弱勉强生存的种种情况都有。只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有汗马功劳，不忍心立刻废除，是可以的。想要借此来训练士兵来应对敌人，一定不能做到。那些富人想要得到官位的，如果能带领万人耕种，那么他的财力智识已经超出万人之上；能带领千百人耕种的，也超出千百人之上，他们的财力智识既足以作为主帅的倚重，让他们统领耕夫作为精锐士兵，又都是他们衣食供养的人，人心归附而力量加倍。他们和现在那些武官贫困衰弱剥削瘦弱士兵来使自己富足，固然有天壤之别。子孙承袭他们的世业，也不至于立刻衰败，即使有衰败的，又一定有财力智识的人代替他们的产业而继承他们的官职。边疆地区由弱转强，这就是主要的方面

了。沿海地区，建国之初都设立瞭望墩台，分派军队戍守，以防范南方的倭寇。如今草头沽关的水道，从沽关到新桥海口、赤洋海口等处的遗址尚存，却日渐毁坏废弃。遥想建国之初设立墩台分派戍守，固然为了防备倭寇，也是因为利用其险要的地势，使沿

译海的墩台戍所相互联络，那么即使内地发生变故，这条路仍可通行，这更是防微杜渐、深谋远虑的用意。只是当初设立的墩台戍所稀少，希望日后逐渐增加，然而没有田地可供耕种，那么墩台戍所逐渐废弃，是必然的趋势。如今如果在沿海开垦田地，用世袭官职的方法屯驻军队在其中【其中更多细节须要商议】，长久之后田地日益开垦而人口日益增多，那么海上成为乐土，沿海有通道，即使内地发生变故，南北不至于隔绝，这与建国之初设立墩台分派戍守的用意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分派军队屯田，授予他们田地，由卫所的官员统领，法令并非不详尽，然而时间久了田地就被隐匿侵占，屯田也逐渐废弃，大概是因为田地授予官兵并非他们的私产。只有让富民获得官职屯驻，那么他们的田地就是私产，子孙世代继承，稽查核实自然详细，没有隐匿侵占的祸患，这大概是井田制中蕴含封建制的用意【这样比封建制更好，封建制是生杀爵禄自行决定，现在给予他们空名如同封君却不能治理政事安抚百姓，想要他们治理政事安抚百姓或将领军队，我又能选拔任用他们，认为封建制美好而羡慕它，也如同先前寓兵于农的说法一样】。富民捐献自己的资财，开垦荒地以缴纳赋税，供养耕夫以寓兵于农，这对国家的利益很多。就他们缴纳的赋税给予俸禄，朝廷用虚名驾驭他们，让他们世袭官职而守护产业，有增加赋税的富饶，没有供养军队的耗费，又何必吝惜而不给予呢？那些即使有汗马功劳的人，俸禄收入军队耗费都依赖官府供给，每年耗费而无补益，怎么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论断呢？如今民间子弟进入国子监的，按规定可以缴纳三百五十两银子。如果让努力耕种的人在荒芜之地开垦三百五十亩田地，得以与缴纳三百五十两银子的人同等科第，那么国家一时虽然得不到三百五十两银子的收入，但每年收取三百五十亩的赋税，年年积累，所得更加加倍，谚语说千金藏在家中，不如分文按时收入，这尤其容易。田地少而减免，与赎罪而入的，都可以类推。如果担心努力耕种等同于缴纳银子，那么必然有人虚增田亩来欺骗上级，或者开始开垦，随即废弃，难以一一稽查，那么又不然。民间开始登记名字在国子监，距离他们入仕得官的时候，多的三十年，少的也不下二十年，所开垦的田地每年

征收官税，总计起来，应当不止三百五十金。那些已经开垦田地的人，用田地的收入来缴纳官税，并不困难，又怎么会乐于伪造田产增加赋税，每年以此伤害自己呢？即使有伪造田产而承担赋税的人，主管官员也会随时核查并剔除他们的名字，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说国家用度正感匮乏，经费中每年缺少三分之一，必须依靠开纳捐输来缓解急迫，不能慢慢等待每年的赋税收入，这也是考虑得不周全。因为经费庞大，是由于各边防驻军和客兵的军饷耗费太多，如果各边防的屯田政令逐渐推行，经费自然节省，况且努力耕种的人能够凭借田地获利，而每年的赋税又从田地的收入中足额征收，他们顺从本来就容易，那么通过努力耕种来响应的人，比起现在缴纳金钱的人必定会多出几倍。愿意缴纳金钱的人仍然缴纳金钱，不会因此废止，这两者并行，国家用度又何必担忧呢？实行久了，田地开垦而赋税扩大，费用节省而用度充足，那么鼓励耕种的科条与缴纳金钱的制度都可以逐渐废止。也不必在财物上权衡盈虚，在开纳捐输上斟酌多寡。客人说：前朝定都燕京将近百年，虞文靖公的建议被搁置没有实行。我们国家定都这里又两百年了，疏通漕运、治理财政，纷纷提出建议，而西南的水利却未曾听说采纳其建议并实行，您为什么对今天如此念念不忘呢？徐子说：前朝往事已不值得议论，虞文靖公的话既然不能在泰定帝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被采纳，等到末年东南有叛乱，想到他的话并仿照他的意思，设置海口万户，已经无法挽救元朝的局势了，真是令人感慨！如今国家太平已久，竭尽东海的力量尚

译不足以充裕西北的储备，幸好外夷前来朝贡，修缮内地的水利，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可错过。如果对此感到惊骇并谋划它，将会达到这种地步，这就是我念念不忘的原因。客人说：时机确实可以行事了，然而您刚因罪被贬逐，应当引咎缄默，或许可以弥补过错，却又鼓动舌头谈论国家的大计，这不是所谓地位低下却谈论高位之事吗？这是加重您的罪过。徐子脸色严肃地说：“您说什么？葵藿生长在崖谷的阴处，见到太阳就倾向它，这是植物本性所决定的。人臣身处江湖之远，对时局的忧虑更加深切，这是秉持道义的常情。如果有益于国家计策，即使是平民百姓尚且可以进言，何况我本是圣天子曾经放在身边并责成我进献意见的人，怎敢因为一次外放就自认为疏远呢？况且与客人私下谈论并记录，又有什么罪过呢？”客人于是起身感叹说：“唉，您离开了！其中意味深长啊

你所说的话如果希望再次施行，我每天都在盼望。」徐子说：「这是否可行，我不敢断言。然而我当初上疏请求停止，大司马谭公惋惜我的建议未能实行，谭公又自己说长期在边塞任职，深知这必定可行。王开府写信给我，愿意亲自承担这件事。戚元戎想要减少那些愿意务农的南方士兵，只听从开府的意见【我们这些人不值得信任，谭、王、戚几位公卿也不值得信任吗？有什么长远考虑，这简直是短视罢了】。因为过去边塞南方人很少，如今南方人应募而来的多到形成集市，那些正在等待招募而尚未录用，以及招募后退兵但不愿回去的人，都可以驱使他们务农，即使数千人也能顷刻间聚集。开府怀抱救济时局的谋略，元戎有裁减士兵的心愿，而大司马公又在其中掌握着石画（关键谋划），即使我离去，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大多赞同我的言论，倘若有人再次上疏请求，西北的水利事业或许就能兴办起来？只要对国家有利，何必一定要由我来说呢？我当初希望言论和行动迟缓一些再离开，恰逢遭受此罪。客人说我辜负国恩而违背奉养双亲的责任，我又如何为自己辩解？倘若有人采纳我的言论并加以实行，我因此能够贡献自己微薄之力，又或者我的罪过时间久了稍得宽缓，我将陈述衷情以实现私愿，努力耕种以奉养老人，歌颂太平盛世，暗自比作击壤歌的遗民，难道不是幸运吗？客人的心意非常深厚，我将在君主与亲人之间勤勉尽力，以不忘记客人的大恩。」谈话结束，客人散去，徐子驾船向南而去【〇扈先生说：北方可以开垦为水田的地方少，可以开垦为旱田的地方多，您只说水田，而不说旱田，不知道北方人还不了解种植旱田的方法】

译《农政全书》卷十二

子部，农家类，《农政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农政全书》卷十三

明代 徐光启 撰

水利

东南水利【上】

宋代范仲淹给吕相公的信并呈送中丞的咨询条目说：去年苏州的水灾，过了秋天还不退去，我作为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