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铅摘录卷四

译岭北角，积雪结冰，春夏不化，悬挂锅釜做饭，铺着冰面睡觉。走出山七天后，有一处清澈的水池，也叫热海。因为它对着凌山却不结冰，所以得到这个名字。它的水未必是温暖的。”〇玄奘大概是亲自到达亲眼所见，不是参照想象之词罢了。

译《易林》说：“舜帝登位，大禹在石夷的原野。”东汉戴叔鸾的传记中说：“大禹生于西羌。”《水经注》记载：“禹出生在蜀地广柔县的石纽村，即现在的石泉县。”石纽村，就是现在的石鼓山。这座山在早晚两个时辰，有五色霞气。还有大禹采药亭，位于大业山。那地方的药气熏人，往往让人无法靠近。地方志上没有记载，是听当地百姓说的。

教坊设有部，有色，部有部头，色有色长。元朝周伯清误把“部头”叫作“务头”，真是可笑。部，比如法部、胡部之类；色，比如杂剧色、觱篥色、舞旋色、参军色之类。各类中以杂剧色为首，杂剧用四个人或五个人：末泥色负责引导戏目，吩咐副净色装腔作势，副末色插科打诨，有时再增加一人扮演孤老。那些吹奏曲破、防送乐曲的，称为把色。见于《宋氏灌园》《古杭梦游录》。

《论语》说“郑声淫”，淫，是声音过分的意思。水漫过平地，叫淫；雨水超过节度，叫淫；雨声泛滥于音乐，叫淫。声是一样的。郑声淫，是指郑国制作音乐的声音过分淫靡，并不是说郑国的诗歌都是淫诗。后世弄错了，把《郑风》都解释为淫诗，这是错误的。《乐记》说：“流荡破碎、邪僻散乱、狄成涤滥的音乐兴起，百姓就会淫乱。”狄与逖相同。逖成，是说乐曲的一个终结非常漫长，含有淫靡失度的意思。逖成，就像古代的曼声，后世的花字，如今俗称为劳病腔之类【《考工记》说善于做工的人水淫，《左传》说星在岁纪而淫于○枵】。

箫管的形制，有六个孔，旁边一个孔，加上竹膜。足以发出黄钟一均的声音，或者叫作尺八。管《容斋随笔》引用逸史以及孙夷中《仙隐传》、吕才传，都有尺八的事。文《醉乡日月》中唐人酒令说：“远望渔舟不宽尺八，凭栏一吐，已觉空喉。”

新年芬芳的梅花，树上繁花茂密，四面如同春天，风吹渐渐飘落，一夜之间几枝空了。小妇如今如此，长城的恨意无穷。不要将辽海的雪来相比，在后庭之中。这是刘方平的梅花诗。既不用典故，又不拘泥对偶，却工整精致、天然去雕饰，即使是李白也不易分出先后。梅花诗被宋人写坏了，让人看见梅花的枝条觉得可憎，而香气和影子也没有味道。怎么能诵读这首诗以及梁元帝、徐陵、阴铿、江总等人的作品，来洗刷梅花受到的屈辱呢？

晋朝僧人帛道猷有《陵峰采药诗》说：“连绵山峰数千里，修长树林带平津。茅屋隐藏看不见，鸡鸣知道有人。”这四句是古今绝唱。有石刻在沃州岩。查《○明集》也记载此诗，原本八句，其后四句不称，只刻这四句。是道猷自己删去的呢？还是另有高人确定的呢？宋秦少游诗：“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道潜诗：“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在翠微。”虽然祖述道猷的语意，但不如庚溪。作诗话的人说少游、道潜比道猷更为精炼，所谓“苏粪壤以充帏”，说申椒其不芳也。

南齐高祖性情清俭，主衣中有玉导，皇上说：“留此正是兴长○源”，就命令击碎它。玉导不知是什么东西？又查《晋书》：“冯迁追上桓○，○拔下头上的玉导给他，说：‘你怎敢杀天子’。”以此类推，那么玉导，是玉簪或冠篦之类。导，是择的意思，义取择发。然而自唐以后，没再听到它的名字。

孟浩然诗“草堂时偃曝，兰枻日周旋”。偃曝，是说偃卧曝晒背部。用《文选》王僧达“寒荣共偃曝”的句子。现在刻印孟诗不知其出处，改作“掩瀑”，可笑而错误，还说“诗刻必去注释，从容咀嚼，真味自长”。这是近日强作解事小人的通病。大概颐中有物，才可以说咀嚼，而出真味。如果空肠作雷鸣，而强作戛齿之状，只是垂下饥涎罢了。真味从何而来呢？

汉朝有厌胜钱，藕心钱，形状如干盾，长且方不圆，大概是古刀布的演变。与近世花蕊夫人封绶及穿钥钱相似，见封濥及李孝美钱谱。赵宝文用红罗命匠人做烛心，匠人用绢替换，召来质问，伏罪。罗烧则灰飞，绢则余烬而已。出自《博闻录》。宋代官烛用龙涎香贯穿其中，而用红罗缠绕烛芯，烧烛则灰飞而香散。又有让香烟形成五彩楼阁龙凤纹的，不知是什么药物。

唐朝诗人多用金膏、水碧字，只知道是奇宝之类，没有探究其出处。《穆天子传》黄金之膏，束晳说：金膏可以续骨。崔寔《政论》呼吸吐纳，非续骨之膏，水碧、水玉也。《山海经》耿山多水碧。《墨子》大药有水脂碧。诗绝顶水底花开，谢向渊腹揽之不可得，滴沥空在掬。又采碧时，逢婺女船。宋韦禹锡《道州鼓角楼记》说：鼓角的形制，由来已久。始于黄帝统治天下，在涿野战蚩尤，壮大虎旅，取象龙吟。此后开始完备于卤簿，稷嗣定于雅乐。前征乌蛮之国，遂寝于兜勒之曲。

译后来（他）被委派镇守边疆的重任，却受到胡人进奏的限制。因此修筑了高耸于襄湖之上的城墙，建起了高耸入云的城楼。号角吹奏的曲调深切悲壮，精锐的军队严整肃穆，极大地彰显了威武，使边境得以安宁。由此可知，圣人准备器物、制定用途，其利益真是广博啊。近代的胡祭酒胡俨说：画角的曲调，是曹植所作的。歌词说：“为臣难，难，又难。”他的说法很新颖，但没有注明出处，其他书籍也没有记载这件事。查考陈氏的《乐书》、《文献通考》、《事物纪原》，这些书引用最为广泛，也不记载这件事。韦禹锡这篇记文专门征引鼓角之前的旧事，可以说没有遗漏。曹植是名人，难道应该被遗漏吗？胡氏的这个说法似乎没有根据，恐怕出自民间俗传，没有被载入典籍，不可作为依据。就像近代传说双陆游戏是曹植创制的，我也对此表示怀疑。等到阅读洪迈的《双陆谱》说：“世人传说是曹植创制的，不对。”这才知道典籍中没有收录的，都是民间俗传的虚妄之言罢了。

译孙承节认为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这一句是墨翟的话，增添了这一层意思，使得士子从古至今都感到困惑，并且喧哗争论不止。方逢辰说：“孟子‘性善’这一句话，反而激起了荀子、扬雄、韩愈的争论；周茂叔说‘无极而太极’，也开启了陆九渊的排斥诋毁。立言的困难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孔子之所以想要无言，于是就知道后人的糊涂了吗？

唐代开元年间宰相的奏请文书以及郑畋的《凤池稿》，大多使用四六骈文，都是宰相亲自起草。五代时期也是如此，直到范质才去除那些繁琐的辞藻。所以寇准对杨亿说：“我不能做唐代的宰相，大概是因为厌倦了构思辞藻。”然而其间应制词的草稿，比起现在还要多百倍。因此唐代的辞藻华丽，远远超过宋代，而现在的辞藻华丽，又不及宋代的万分之一。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苏轼在《议学校贡举书》中，斥责士大夫信奉佛老之说是错误的。又在策别中说：“天子有七座宗庙，现在又装饰佛老的宫室而为之，言辞本来就过分了。”又让大臣兼任官职来统领它们，每年供给的费用以巨万计算，这是做什么呢？他的话与佛骨有什么不同？又作《胜相院记》，说那些治学的人，大抵是设置器械来应对敌人，隐藏身形来逃避失败，窘迫时就推堕到恍惚迷乱之中，无法捕捉，如此而已。这几句话穷尽了古今禅学自欺欺人的弊病。苏轼对禅学深入冥契，而他的言论却如此，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与世俗不合，姑且用来消解他的不平之气。《庄子》说：“顺着它变化无穷，所以能终其天年。”这大概是说苏轼吧【又《贺坤成节表》：“释放亿万只羽毛鸟，不如消除兵祸来保全百姓；供养无数僧侣道士，不如散发粮仓来救济饥民】

宋代周密的《癸辛杂识》说三苏都不推崇诸葛亮，这是不对的。我查考苏轼说《出师表》两篇与《伊训》《说命》互为表里。苏辙在《上皇帝书》中说：“诸葛亮用兵如神，但因为粮道不继，屡次出兵没有功效。”由此说来，如果没有财力，即使是圣贤也不能前进半步。两位先生把诸葛亮比作伊尹、傅说这样神圣的人，赞许他也到了极点。苏洵说诸葛亮放弃荆州而前往巴蜀，“我知道他没有什么作为”，只是说放弃荆州这一件事，然而不考察诸葛亮在草庐见先主时的话，已经说“荆州是用武之地，放弃而不取，是刘备的失误”，以此指责诸葛亮，不也是错了吗？

姓氏书把姓氏与郡望配合非常没有意义，虚高族望起源于江南，侯景向王谢两家求婚而不被允许，于是骂道：“难道一定要用吴地的儿女来配奴才。”江东散乱，正是由此引起的【事情虽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官员世袭酿成的祸患不是一天形成的】后来河北也效仿，以崔、卢为首，比作江东的王、谢，薛宗起不能进入郡姓，直到在皇帝面前摔碎印信争夺，才被录入郡姓。现在的百家郡望，起源于北魏胡卢的事情，哪里值得作为依据呢？这时韩显宗上疏，其中有说：“门第声望，是父祖遗留的功业，对皇家有什么好处？如果有才能，即使是屠夫渔夫也可以做宰相，士兵也可以做将领；如果没有才能，即使是三皇的后代，也会坠落到皂隶之中。”又说：“陛下难道可以让贵者继承贵位，贱者继承贱位吗？”李冲说：“不知道鲁国的三卿，哪一个比得上四科？”真是名言啊。

九流中有农家，《隋书·经籍志》所载农家共有数十种，流传到今天的只有《齐民要术》。它所引用的多为古书奇字，现在略载其一二：如〇【鸟更切，开荒田的方法，林木大的要砍伐】〇【无音切，《玉篇》也没有这个字，它说〇死不扇，便任耕种，似乎是防意的意思】〇揍【铁齿耙】防【一感切，秋耕防】搆【故项切，搂扰】楼【熟耕楼下以为良】防【胡滥切，爪虫】苯【奔去声，蠢笨】缹【方九切，缹豚，缹鹅，引《食经】防【鸟驿切，恣意饱食，也不防】腩【如感切，腩炙】酵【起麫】餢〇【无音切】糭防【无音】〇籷【上草片切，〇下苏革切，臼音代字从〇】漤【音览，益溃物】有的得不到它的读音，有的得不到它的意义，文士尚且吞吞吐吐，何况民间哪里能用呢？

古代耕莘、筑岩、钓渭的人，对于天下，不是事事都探究其利弊，不是人人都访求其贤愚。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得志行乎天下，举而措之而已。现在有闲居而口谈时事的人，称之为留心世故，不过是奔竞而已。随驾隐士，时务道学，由此选拔。《文心雕龙·声律篇》说：“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所以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所以遗响难契。”宋词、元曲，都在仄韵用和音来叶平韵，大概是因为平声为一类，而上去入三声附之。如“东”“董”是和，“东”“中”是韵。

苏轼梅诗：“鲛绡剪碎，玉簮轻，檀晕妆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悬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诸家注都不解“檀晕”的意义，现在为之注解。《宇文氏妆台记》记载妇女画眉有倒晕妆，古乐府有“晕眉拢鬓”的句子。

译元稹在给白居易的信中说：“亲近妇人，晕染淡描眉目，束扎整理头鬓。”画谱中有正晕牡丹、倒晕牡丹。《太平广记》许老翁传中有“银泥裙五晕罗”，画工七十二色中有檀色，与张萱所画妇女晕眉所说的“紫沙羃”可以互相印证。苏轼的诗又说：“剩看新翻眉倒晕。”又说：“晕连眉秀岭浮岚。”东坡《岭南诗》中有句：“稻凉初吠蛤，栁老半书虫。”注释不知“蛤”是什么东西，近来阅览《岭表録异》说：“唐朝林蔼任高州太守，有牧童放牛，听到田中有蛤鸣【原注：岭南称虾蟆为蛤】，于是捕捉它，蛤跳入深穴，挖掘它却不见踪迹，而在穴中得到了铜鼓，旁边多铸造有蛙黾的形状，怀疑鸣蛤就是鼓的精气。东坡《岭南诗》正是运用了岭南的典故，哪里是浅薄的学者所能注释的呢？

译山谷的一封书信中说：“年轻时喜欢写草书，起初不师法古人，只是管中窥豹，稍微推演类比着写。当事情紧急时，就凭心意写成，时间久了有时连自己也不认识了。”我认为山谷，难道是凭空杜撰的人吗？大概是用自我贬抑的方式来教导别人罢了。

周朝有八位贤士。马融认为他们是成王时代的人，刘向认为他们是宣王时代的人，其他没有可考证的。汲冢出土的《周书·克殷解》记载：于是命令南宫忽分发鹿台的财物，于是命令南宫伯达、史佚迁移九鼎。三位巫师怀疑南宫忽就是仲忽，南宫伯达就是伯达。《尚书》中有南宫括，怀疑他就是伯适。那么这八位贤士，都是南宫氏的人。认为他们是成王时代的人，比较接近事实。《尚书》中南宫的姓氏与《汲冢书》中南宫的姓氏相合，伯达、伯适与仲忽的名字又相合，似乎没有疑问。姑且记录下来告知博古之人。

《史记》近来没有好的版本，屡次经过翻刻，错误越来越多，大概是因为被不懂的人随意改动罢了。比如《韩信传》中“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字下面原本有“也”字，须溪批注说：“这个‘耳也’字用法不同。”《司马相如传》中“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故倦游”，须溪说：“‘已失身于司马’是一句，‘长卿故倦游’是一句。”现在俗儒不懂断句，在“长卿”下面又添加了“长卿”二字，失去了古人的本意。然而俗儒凭借科举应试的见闻，想要窥探雄深雅健的胸怀，难怪会这样。只能对一两个喜好古道的士人说说罢了。李太白《梁甫吟》中“手接飞猱〇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大概是用了《尸子》记载的中黄伯和莒国勇夫的事，而杨子见到《萧粹可》都不能注释。现在在这里录下全文：《尸子》说：“中黄伯说：‘我左手抓住太行山的猱，右手抓住雕虎。贫穷的人，就是太行山的猱；疏远低贱的人，就是雕虎。而我每天遇到他们，也足以考验了。’又说：‘莒国有个叫石焦原的地方，宽五十步，面临百仞深的溪谷。莒国没有人敢靠近。有个以勇力见称莒子的人，独自倒退着走到边缘，所以被世人称道。义就像焦原一样，也很高。贤者对于义，必定会走到边缘，所以能服众于一时。’”

秦朝焚书坑儒起于李斯吗？李斯之前本来就有在秦国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了，韩非就是。韩非说：“世间的愚昧学者，都不了解治乱的情理，啰嗦防备多诵读古代的书，来扰乱当世的治理，又胡乱非议有术之士，听他们言论的国家危险，用他们计谋的国家混乱。”又说：“群臣做学问，门客喜好辩论，国家就可以灭亡了。”又说：“舍弃法律而谈论先王的，君主把国家交给他们，君主因此有过失给予，臣子因此白白获取。”这与李斯所说的“是古非今”，如同符节相合，始作俑者是韩非，不是李斯。凡是提出异说的人，一开始使人惊骇，再后来使人习惯，开始时使人怀疑，最终使人实行。宋代儒者有过分追究的，于是说李斯的学问出于荀卿，焚坑的灾祸，荀卿有开启之责。荀卿曾经入秦见应侯，讥讽秦国没有士人了。舍弃韩非而怪罪荀卿，这难道是洗去污垢却寻找疤痕吗？

唐代尚书郎入值，供给青缣、白绫被，有的用锦缎做成。供给帷帐、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都挑选端正妖丽的，拿着香炉、香囊、保护衣服。唐诗“春风侍女护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韩退之《红桃花》诗“应知侍史归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都是指这个。

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碑，把五经文字刻在太学讲堂前，这是第一次刻。蔡邕在熹平四年，与五官中郎将高堂谿、典禅议郎张训、韩説、太史令单飏，奏请正定六经文字。灵帝准许了，蔡邕于是亲自用朱砂在碑上写字，让工匠镌刻，立在大学门外，这是第二次刻。魏正始年间，又立中篆、〇三体石经，古文用鸟迹科斗体，篆书效仿史籀、李斯、胡毋敬体，〇用程邈体。晋永嘉年间，王弥、刘曜进入洛阳，焚毁过半。魏世宗神龟元年，听从崔光的请求，补刻石经。唐天宝年间，在长安刻九经，《礼记》以《月令》为首，是听从李林甫的请求。五代孟昶在蜀地刻九经，最为精确。这时僭越称帝的主，只有孟昶有文学，而蜀地不受兵祸，又富有文士，所以他制作的独善。朱子《论语》注引用石经的，说的是孟蜀石经。宋淳化年间，刻在汴京，现在还有存留的。

字画刻在碑碣上，比起简牍，已经很难得；刻工精良，尤为困难。古刻存留至今的，岣嵝山禹碑，是夏时刻工所成；石鼓文是周刻，夏承碑，雅州高孝亷碑，夹江县酒官碑，新都县王稚子石关，都是汉刻。然而都是篆籀八分，笔画齐匀，没有绾牵折搭，看不出难，而且工巧。晋献之《保母帖》，自己写在砖上，晋代工匠刻之。宋潜溪评论认为胜过《兰亭》，大概是刻工的妍丽。唐颜鲁公书写碑文，让家僮刻之，恐怕俗工失去笔意。至于李北海亲手刻的几块碑，碑中书黄仙鹤刻，有人说伏灵芝刻，有人说元省已刻，都是公自己刻而虚构这些名字。元赵子昻

译刻书，得到茅绍之的刻工，精细到毫发不差。茅绍之在江南，凭借这门技艺致富。晚年有位会稽人李璋，声称自己的技艺胜过茅绍之。茅绍之试着让他在字的下面刻一个“磔”笔，李璋一挥而就，茅绍之才信服。绝妙的技艺，确实自有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