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铅总録卷二十五

译然而齐国人归还鲁国土地而孔子却离开了，秦穆公疏远戎人而由余便离去，这又不只是从楚国开始的。《汉书·郊祀志》记载：“祭祀郊外、畤地和宗庙时，使用装扮华丽的舞女。”这就是现在的旦角装扮，对神灵的防备可谓极严了。《左传》说：“庇护它却反而挥动长斧砍伐它。”另一个版本中，“焉”字下面有“斯之”二字。唐代人的文集引用这段话时说：“保护树木的人，不折断它的枝条。庇护它却反而挥动长斧砍伐它，这样做可以吗？”

译六朝的人才中，韦叡最为杰出。司马光说：“他临阵作战勇敢，处理事务恭敬，约束自己谨慎，对待他人仁爱，担任官职明察。功成身退，明智地保全自身。齐梁时代，竟然有这样的人吗？”当时梁武帝正热衷于佛教，天下人随风倒向，唯独韦叡不参与。唉，韦叡也是豪杰之士啊！五代的人才中，王朴最为杰出。他平定边境的策略，攻取的先后顺序，宋朝兴起之初，先平定江南，后平定河东，次序不可更改。对外征伐，对内修明文治，他论述星历，宋朝制定《钦天历》，不可更改。他论述乐律，宋朝制作《大晟乐》，不可更改。他说：“彼民与此民的心相同，这与天意相契合。天意人心相同，就没有不成功的功业，这接近于懂得大道了。”五代乱世，竟然有这样的人吗？

《魏书·钟繇传》说：“明堂是用来祭祀上帝的，灵台是用来观测天文的，辟雍是用来修习礼乐的，太学是用来聚集儒生的，高禖是用来祈求吉祥的。既然称太学，又称辟雍，可以证明辟雍不是太学，这是很明显的。”

王肃说：“古代单辕的车，夏后氏驾两匹马，称为‘丽’；殷代增加一匹副马，称为‘骖’；周人又增加一匹，称为‘驷’。现在考察周人实际上兼用这些方式，所以说‘騧骊是骖’，又说‘城门之轨，两马之力’吗？”

刘向赋中写大雁说：“顺风而飞，以助长气力；衔芦而翔，以躲避箭矢。”羊祜赋中写大雁说：“鸣叫则相互应和，行走则脚步相接；前面不断开队列，后面不超越次序。”辞藻超逸深远，比一般的辞赋家高出一等。

夏后氏属金德，最初用芦苇编织门帘，表示阴阳二气相交。殷人属水德，用螺壳做门首，谨慎地闭塞，使其像螺壳一样。周人属木德，用桃木做门杠，表示阴阳二气更替。《庄子》说：“在门上插芦苇，在下面撒灰，童子进入不害怕，而鬼害怕。”这是说鬼的智慧不如童子。现在人们元旦，在门上插芦苇，螺就是现在的门环，桃梗就是现在的桃符。

《草堂诗余》中有《花深深》词，是郑文之妻孙夫人所作。

枇杷黄了，医生忙；橘子黄了，医生藏；萝卜上场，医生回乡。说的是夏天多疾病，冬天自然平和。这是古谚语。

苏辙说：“区以别矣”中的“区”，如同〇、畴、芋、区中的“区”；“自反而缩”中的“缩”，如同王祭不供，无以缩酒中的“缩”。

黄几复解释《庄子》“逍遥游”的名义说：“消，如同阳气发动而冰消融，虽然消耗但不枯竭其根本；摇，如同船行而水摇动，虽然动摇但不伤害其内部。在世间如此游历，只有体悟大道的人才能做到。”

陆贽说：“兴王时代的良佐，都是末世被抛弃的人才。”欧阳修说：“胜棋所用的，是败棋的着法；兴国所用的，是亡国的臣子。”

古代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中的不羹、华不注，《史记》中的不周、不姜、不耐，《山海经》中的不津、不庭、不其。有人说“不”读作“丕”，古代没有“丕”字，“不”就是“丕”。《诗经》说：“不显惟德，不戢不难”，都读作“丕”，这也是一种说法。

刘歆说：“三皇象征春天，五帝象征夏天，三王象征秋天，五伯象征冬天。”邵雍的《皇极经世》完全采用此说。《孝经纬》引用孔子的话说：“《春秋》属商，孝经属参。”《皇极经世》以《易》《书》《诗》《春秋》配春夏秋冬，也是有渊源可追溯的。谯周《古史考》认为炎帝与神农各为一人。罗泌《路史》认为轩辕与黄帝不是同一位帝王，史皇与苍颉乃是一君一臣。共工氏有人认为是帝王，有人认为是诸侯而未称王。祝融氏有人认为是臣子，有人认为是火德之主。杨朱说：“三皇的事迹若存若亡，五帝的事迹若觉若梦，三王的事迹或隐或显，亿中不识其一。亲身经历的事或见或闻，万中不识其一。眼前的事或存或废，千中不识其一。”话说得太深刻了！我看近日刻印的《国朝登科录》，洪武庚戌至甲子年间，不知道取士的科目开了几次？张防、花纶、金璹，不知道是哪一科的大魁？何况考证论述洪荒时代的事呢？

袁裒说：“王羲之用笔内擫，而收敛，所以森严而有法度；王献之用笔外拓，而开阔，所以散朗而多姿。”

“以吾一日长乎尔”，长老也；“无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而把用世的重任托付给四个弟子。所以三个弟子都谈论用世。曾皙的话也是用世，但不是大用。冠者、童子、雩祭的人。浴乎沂，是涉沂水。象龙从水中出来。风乎舞雩，是风歌。咏而馈，是咏歌馈祭。职责比抱关击柝还轻，事情又接近乡俗里巷，不必去夷狄的远方，浮海的险境。偶尔为之的时候，是适其适。自适其适，而不适人之适。夫子赞同他，意在言外。喟然感叹，是因为感触很深。这是王符的说法，古代一定有人传授韩愈以浴为防，而不是宋人尧舜气象、天地同流的说法，又太过分了。曾皙是狂者，本有用世的大志，而知道世道不任用我，所以说这话，以消解壮心。

译从而耗费我剩余的岁月。这种风气一旦盛行，便成了庄子、列子那样的境界；若再进一步衰落，便成了嵇康、阮籍那样的行径了。怎么可以鼓动它、助长它，推波助澜呢？

译月中的兽，是蟾蜍。它的同类在陆地上，是螺和蚄。月亮在天上缺损，螺和蚄就舀取缺口（来修补）。

《尚书》中，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公。《尚书大传》说：“太师是天公；太傅是地公；太保是人公。”如果郊外祭祀的烟云气氛不庄重，山川不祭祀，风雨不合时令，雪霜不降落，责任在天公。臣子多弑杀君主，孽臣多杀害宗室，五伦不训导，责任在人公。城墙不修缮，沟渠池塘不整治，水泉不涌出，责任在地公。东汉末年张角作乱，自称“天公将军”、“人公将军”，大概是窃取古代的含义。事情重大而紧急的，使用钟鼓；事情轻微而迟缓的，使用铃和〇。〇与笛相同。查《穆天子传》注：“〇，是防吏所吹的。”这也如同《急就章》注所说：“汉代亭长吹鞭。”

《尚书》说：尸位素餐；《诗经》说：白吃。商鞅称之为荒饱，吴起称之为枝官。史书称之为冗食；又叫做：游手好闲。蝝蝗蟊贼，已经不在田里了。

商鞅说：“用强者去对付强者，就会变弱；用强者去对付弱者，就会变强。”《管子》说：“攻击瑕疵，那么坚固的也会变成瑕疵；攻击坚固的，那么有瑕疵的也会变得坚固。”这是用兵的方法。治学的道理，也是如此。善于提问的人，就像砍伐坚硬的木头，最后才砍到节疤，就是这个意思。

尹子说：“《诗经》咏叹流离，史书记载枭镜。流离，是鸟名；小时候好看，长大后丑陋。这大概是毛亨、郑玄旧有的说法。”

关尹子说：“狡猾胜过贼人，就能捕捉贼人；勇猛胜过老虎，就能捕捉老虎。能克制自己，就能成就自己；能战胜外物，就能成就外物。”

朱文公谈论道义、著书立说，百代都尊崇他。我仔细观察他评论古今人品的言论，确实有违背公理而远离人情的地方。王安石引用奸邪之人，颠覆国家，是最大的元凶恶贼，却把他列入名臣录，称赞他的文章道德。文章确实有，哪有引用奸邪之人还能称为道德的呢？苏文忠公文章忠义，古今共同敬仰，他却极力诋毁，说如果让他实现志向，祸害比王安石还严重。孔子说：“我对于人，诋毁谁？赞誉谁？如果要赞誉，一定是经过考验的。”文公解释说：“赞许善人快，厌恶恶人则已经迟缓了。”又说：“只有先褒扬的善，没有预先诋毁的恶。”相信这话，文公在此厌恶恶人难道算是迟缓吗？岂不是自己陷入了预先诋毁人之恶的境地吗？对于王安石的奸邪，就减轻他已显露的罪责；对于苏子的贤德，就刻意寻找他未显露的斑点。这是什么心呢？有人说：“不止这些。”秦桧的奸邪，人们恨不得吃他的肉，文公却称赞他有骨力；岳飞的死，天下人垂泪，文公却讥讽他蛮横，又讥讽他直率。向前厮杀，汉代儒生如董仲舒、贾谊之类，都一一议论他们言论的瑕疵。匡衡的言论颇为纯粹无瑕疵，文公却说：“匡衡有好怀挟私心，不能成人之美。”例子如此，诸葛亮则被命名为笨，又讥讽他像申不害、韩非；陶渊明则被讥讽像庄子、老子；韩文公则被罗织他与大颠往来的书信，滔滔千余言，极力诋毁，一定要使他不是完人然后才罢休。大概自从周公、孔子以下，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他的议论。古人说君子应当在有过错中寻求无过错，不应当在无过错中寻求有过错。文公语录中论人，都是在无过错中寻求有过错。看他与同时代两三个同道在私下评论的说法，简直像村夫骂街，诉讼揭发，哪有得道者的气象呢？或者是门人记录的过错，朱子没有忠臣，才导致这样吗？

王粲《英雄记》中“整兵骇鼓”，韩文公《郓州溪堂诗》中“其鼓骇骇”，沿用了这个字。先辈说韩文无一字没有来历，像这类情况很多，注释者十个人中不能有一两个人知道。

《后汉书·志》：襄邑每年进献虎纹衣，就是现在彰德府的虎斑绢。不是珍贵的丝绸，而古人重视它，为什么呢？

《吕氏春秋》：宋国子罕的邻居是鞔工，鞔音蛮，是蒙鼓皮。又说：“味道众多珍贵则胃充实，胃充实则心中大鞔，而气不通达。”鞔又作懑，音气懑，像鼓的鞔一样。古人用字没有定规，音也随转。说《吕览》说：“辩论议论而不可认为是，穿粗布衣进入，穿锦绣衣出来。”孔明说：“违背覆没而得到中肯，就像丢弃破鞋而获得珠玉。”大概古代有此语，赞美改过。筮短〇长，杜预注说：“筮数，〇象，象长数短。”这是瞎说。孔颖达说：“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因此极妙，虽然〇之长，无以加。”这是以至理而言，卜筮实在没有长短，大概也知道杜预的错误而不敢反驳。现在查献公占卜骊姬，卜吉而筮凶，卜人说：“筮的言辞所说的理短，〇的言辞所说的理长。”所以下文就引用〇辞，大概是就立骊姬一事而言，而不是说筮〇有长短。杜预的错误大多如此。前茅虑无，中权，后劲。注：虑无，如今军队行进前有斥候埋伏，都拿着红色和白色旗帜，看见骑兵贼人举红旗，看见步兵贼人举白旗。中权，中军制定谋略。后劲，后面用精兵作为殿后。蹹伏，现在的装塘伏路。中权，现在叫中军。后劲，现在叫合后。

妇女都跟随丈夫的谥号，而穆姜却特别有谥号。看她说女论诗的话，大概是有才智的哲妇。文姜也特别有谥号。

定公六年，子西说

译做不到像言辞所说的那样。昭公十三年，朝吴说：“各位如果能赴死，那么就违背他，以等待有所成就；如果只求安定，那么就顺从他，以达成他的愿望。”僖公二十一年：“如果爱惜对敌人造成重伤，那么就不如不要伤害他；如果爱惜头发花白的老人，那么就不如投降。”正义说：“敢于做，不敢像那样做，不如。经传中的文字，这类情况很多。”

译苏洵说：“唐朝三百年间，文章虽不能与两汉并驾齐驱，但史学之才，理应出现像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那样的人，却最终没有一人能与范晔、陈寿比肩，这是公正的评价吗？还是他们的议论呢？”大概连韩愈的《顺宗实录》也在不被采纳之列。而宋代的腐儒竟然将《五代史》与司马迁相提并论，这不足以欺骗儿童，难道还能蒙蔽后世吗？苏洵评论刘知几的《史通》说：“世人称颂它详尽广博，然而其中多有俚俗之辞和俳优之态，史书记事，难道还要更过分吗？他所讥讽的人，只有子餗稍微好一点，唉，这难道是因为难以做到而这样吗！”杨万里说：“刘知几的《史通》，对前代史书一字一句必加呵斥，我曾得到他撰写的《高宗武后实录》阅读，心想他大概可以拳打班固、司马迁，而将陈寿、范晔视为奴仆。等到看他记载永徽三年的事，却说‘发遣薛延陀’，这是什么话呢？记载天授二年的事则说傅游艺死了，到了长寿元年派遣使者流放人，却说‘傅游艺进言的’。傅游艺的死到这时已经三年了，难道有白骨复生而傅游艺再返回的吗？古人关于目睫之论，确实意味深长。”两位先生的评论是恰当的，然而刘知几《史通》的妙处，确实切中前人的要害，选取其精华是可以的。黄庭坚曾说：“评论文章则看《文心雕龙》，评论史书则看《史通》，这两本书不可不读，确实对后学有益【刘知几、子餗作《史例》三卷】。”

宠辱若惊，是说宠爱即是侮辱，惊惧于宠爱就是惊惧于侮辱。贵大患若身，是说身体即是最大的祸患，珍视身体就是珍视祸患。惊惧于宠爱与惊惧于侮辱相同，那么就没有侮辱了；珍视身体与珍视祸患相同，那么就没有祸患了。什么是宠辱？宠爱并非真正的宠爱，实际上就是侮辱。将宠爱与侮辱分开，是虚妄的看法；将宠爱视为侮辱，才是真实的看法。宠爱处于下位，是说福气中潜伏着祸患。侮辱处于下位，世人谁不知道呢？宠爱处于下位，只有得道真人才能知道。得到宠爱感到惊惧，是惊惧而欢喜，欢喜于无缘无故一朝得到，却不知道这是上天降下的侮辱。失去宠爱感到惊惧，是惊惧而悲伤，悲伤于忽然不知为何离去，不知道这是上天去除了侮辱。这就叫做宠辱若惊。惊惧，是容易变动而没有形迹的，过度就会虚妄。什么是贵大患若身？我之所以有大祸患，是因为我有身体。心是罪恶的源头，与忧愁一同产生，形体是罪恶的渊薮，保养形体实际上是保养祸患。等到我没有身体，我还有什么祸患？像枯木死灰一样，我丧失了自我，哪里还有什么祸患？所以珍视身体如同治理天下，就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推而广之，也可以说珍视身体的人，不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爱护身体如同治理天下，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引而伸之，也可以说惊惧于宠爱的人，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河上公、李轨、苏辙、林希逸、刘会孟等各家解释这一章，不仅失去了老子的本义，连文章的法度也弄糊涂了。昨天会见张汝玉，夜晚寄宿在张汝玉家，他深通老氏之书，他的话完全符合我的心意。我说：“这话啊，苦县（老子故乡）的沉魄会点头赞同，柱下史（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的浮魂会拍手称快吗？”于是推衍《韩非解老》一篇，附在《老子本义》中，并抄录一份送给张子。

苏轼说：“文字的衰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其根源出自王安石。王安石的文章，未必不好。但弊病在于喜欢让人与自己相同。自从孔子不能让人与颜渊的仁、子路的勇相同，不能互相转移。而王安石想以其学说统一天下。土地肥沃的地方，生物相同，但所生的物不同。只有荒瘠盐碱之地，放眼望去都是黄茅白苇。这就是王安石的统一。然而当时学者不敢与王安石不同的，是畏惧他的权势。南渡以后，人人攻击他了。现在的学者，黄茅白苇的情况更严重了。”我曾经说：“宋代儒者失之于专断，当今学者失之于浅陋。失之于专断的，一味逞弄意见，扫灭前贤；失之于浅陋的，只跟随宋人，不知道有汉唐以前的学说。”宋人说：“对！”今人也说：“对！”宋人说：“错！”今人也说：“错！”高深的谈论性命，祖述宋人的语录；卑下的习举业，抄袭宋人的策论。其中学习古文、诗歌的，虽然知道效仿韩愈的文章、杜甫的诗，却从未真正了解韩愈的文章、杜甫的诗。不过是看到宋人曾经称颂这两个人而已。文章古雅的，是《左传》、《国语》；宋人认为是衰世的文章，现在的科举将其禁止。诗歌高妙的，是汉魏六朝；而宋人的盲儒说诗歌到《文选》是一个灾难，而学诗的人只知道李白、杜甫而已。高棅不懂诗，反而说从汉魏进入盛唐，是从周公、孔子进入颜回、孟子一样。这些都是宋人的学说误导的。唉！奇怪啊！宋人不难否定汉唐，而今人不敢否定宋儒。宋人评价汉唐说：“汉朝大纲端正，唐朝万目并举，而自尊其宋朝说：本朝家法与三代相同。”超过前代五件事。今人也说：“本朝家法与三代相同。”宋人说：“汉朝有七制，唐朝有三宗，本朝有四圣。”成化年间有殿试策问，袭用本朝及四圣字，称前代为“本朝”，称前君为“四圣”，与三家村中学生称人父为“家父”，有什么不同而人们不认为不对呢？已经没有了独特的见解，一一随人声附和，譬如应声虫。从前有人生病腹中有虫，名叫应声，人呼亦呼，人语亦语。当今浅陋的人，是宋人的应

译声音不过是虫鸣罢了。如果让病人觉察到这一点，他也会自己厌恶这种声音，想要用青黛来药死这些虫子了。将酒液从酒糟中压榨出来，称为“笮”字，有时也写作“醡”，虽然《集韵》中有这个字，但也是俗字。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声音本身并不主宰悲哀或欢乐，就像用布袋过滤酒液一样，虽然压榨的工具不同，但酒的味道并不会改变。”古书中关于压榨酒液的“笮”字，仅在此处见到而已。

译士会从秦国回到晋国，绕朝赠送给他竹简，说：“你不要说秦国没有人才，只是我的计谋恰好没有被采用罢了。”这里的“策”如同“方策”中的“策”，指的是书写用的竹简。下面所说的内容，就是竹简上的文字。大概士会将要回国时，绕朝曾劝谏阻止他，但秦君没有听从。等到士会出发时，又难以明言劝阻，所以赠送竹简说这些话，以此显示秦国有人才，让士会回到晋国后不敢谋划对付秦国。现在有人认为这是马鞭，这是错误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绕朝赠送士会竹简，子家送给赵宣书信，巫臣留给子反书信，子产劝谏范宣。”仔细查看这四封书信的辞令，就像面对面交谈一样，据此来看，这难道是马鞭吗？李白的诗说：“临行将赠绕朝鞭。”这是诗人为了押韵而犯的错误罢了。

古代西戎使用瓦器作为乐器，这就是古代的土著音乐。党项国也敲击瓦器。那么瓦器原本是中国（中原）的乐器，夷人窃取并使用了它罢了。李斯说：“敲击瓮和瓦器，是真正的秦地音乐。”渑池之会时，蔺相如请求秦王敲击瓦器。《淮南子》说：“君子有酒，小人敲击瓦器。”这就是证据。后世的击盏之乐，也源于敲击瓦器。

越国称为于越，吴国称为勾吴，邾国称为邾娄，本来是一个字而演变为两个字，这是古音双叠的现象。《庄子》说：“离朱的眼睛”，《孟子》说：“离娄的视力”，娄和朱本是两个字而两个声音足以作为证据。有人把勾吴、于越解释为方言或夷人的口音，这是错误的。《书纬·中候握河纪》说：“帝尧接受河图的礼仪。”又说：“稷辨别防制。”注释说：“辨别防制，指供给时令所需的相互礼仪，这是监典的意思。”后世史册中有“卧防”、“监防”的文字，官名中有“都护”，大概都源于这个含义。

《论语》说：仲由粗俗，这里的“谚”指俗论。有时写作“喭”，见于《文选》注。又写作“唁”。刘勰说：谚、喭、唁是同一个字。谚，就是直白的话。浅显直露的语言，有质朴而无文采。丧事中的言语不讲究文采，所以吊唁也称为唁。《刘子新论》说：子游袒露裘衣而说话粗俗，曾子挥手而讥笑。这说明谚与唁是相同的。

现在的巷道，名叫胡洞，字书中没有记载，有人写作衙同，又写作〇防，都没有依据。《南齐书》记载萧鸾在西弄杀害君主萧昭，注释说：“弄，就是巷。”南方称巷为弄，北方称〇防，弄的反切音就是〇防，这大概是方言罢了。复姓中有毌丘氏，各种姓氏书注音为母，没有错误。《汉书》中有曼丘臣，颜师古说：“曼丘，即母丘，本是同一个姓，这种说法接近事实，但也没有考证其本源。”《史记·田齐世家》记载讨伐卫国夺取贯丘，索隐说：“毌音贯，丘是古国名，卫国的邑，现在写作毌丘，字残缺了。”索隐的说法得到了本源。但是认为毌字是残缺字也是不对的，大概古字从简省，不一定要写完整罢了。汉代有毌丘兴、毌丘长、毌丘毅，魏国有毌丘俭，都是同族。现在分为两个姓，曰母、曰丘，而母成为父母之母，不仅士人不知道，连母氏子孙自己也不知道，这是谱牒不明确的弊端由来已久了。曾经有一位姓毌的朋友，请我篆刻私印，我写成了母，并且告诉了他本源。那个人回去后对别人说：“杨用修也太蛮横，竟然想改别人的姓音吗。”我听说后一笑置之。

杜甫的诗“大家东征逐子回”。刘须溪说：逐字不好。我思考，杜甫的诗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历，所以好；这个逐字没有来历，所以不好。现在称人的母亲跟随儿子去奉养称为逐子，可以吗？然而也没有其他好字可以替换。最近有人建议用将字替换，诗说：“不遑将母”，这是反言见义。如果像《春秋》记载杞伯姬带着她的儿子来朝见，却只写“杞伯姬来朝”，这是省略其子的例子。写文章富有万篇，却穷于一个字，困难就是这样。古乐府有一句“一母将九雏”，那么将字非常恰当，试着与知音者商定。《尔雅》说：“尔，近也。雅，正也。”意思是说它接近于正，这是错误的说法。雅可以解释为正，尔不可以解释为正。迩可以解释为近，而尔不是近的意思。按照《说文解字》：“尔，从〇为义，从尔为声。”丽尔也，丽尔的意思，就像靡丽一样。汉代人有这样的说法。《三苍》解诂说：“尔，华繁也。”《诗经》说：“彼尔维何？维常之华。”《本草》中紫藄一名月尔，就是现在的紫蕨，它的芽拳曲繁盛，所以名叫月尔。《雅》的意思，取义于鸟，鸟有善德称为雅。古人用“呜呼”作为叹词，那么雅是正音，可以知道。那么《尔雅》的说法，就像“丽则”的说法一样。《汉书》“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把《尔雅》与深厚相对，固然知道应当解释为“丽则”，而不能解释为“近正”。如果像近正的旧说，那么只是接近正而已，还没有得到正。《尔雅》一书所载，都是六经的语言，有什么不正，而说接近正呢？

宋人讥讽荀卿说：“荀卿的学问不纯正，所以一旦传给李斯，就有坑焚的祸患。”这种说法过分了。孔子说：“赞许他的进步，不赞许他的退步。”弟子作恶而罪及老师，有这样的道理吗？如果李斯可以连累荀卿，那么吴起也可以连累曾子了。刘向《别录》说：“吴起开始侍奉曾子，而学习春秋于

译曽申。」《盐铁论》说：“李斯和苞丘子一同师从荀卿。苞丘子在简陋的屋子里修养道德。”这两件事人们都加以引用，却很少知道它们的来源，所以在这里提及。《孟子》记载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时颁布的五项禁令说：“不要筑堤阻碍水流，不要阻止粮食买卖。”《公羊传》说：“不要堵塞河谷，不要囤积粮食。”《谷梁传》说：“不要阻塞泉水，不要断绝粮食交易。”《左传》中的“遏籴”写作“蕴年”，措辞各不相同。韩愈所说的“只有古人在言辞上，必定出自可信的典籍”，确实如此。《公羊传》说：“葵丘会盟，桓公因此骄傲自满，结果有九个国家背叛了他。”这里的“九国”是说背叛的国家很多，并非实指有九个国家。宋代儒者赵鹏飞说：“葵丘之会，只有六个国家参加；咸牡丘之会，是七个国家参加；淮水之会，是八个国家参加；难道会有九个国家吗？”《公羊传》的本意是说，因为一次骄傲自满而导致九国背叛，就像《汉纪》所说“叛乱者九次兴起”那样。赵氏非要按实数去推算，真是痴人说梦。古人说数量多时，往往止于九，《逸周书》说：“左儒九次劝谏，干王孙武子善于进攻的在九天之上行动，善于防守的在九地之下潜伏。”这难道是实数吗？《楚辞》中的《九歌》实际上是十一篇，《九辩》也是十篇。宋人不懂古人虚用“九”字的含义，强行把《九辩》中的两章合并为一章，以凑足九的数目，这更是可笑。宋儒阅读古文，也像是在说梦话，这类情况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译《谷梁传·春秋》记载：“戊申日，五块陨石落在宋国。这个月，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解释说：“石头是没有知觉的东西，所以用‘日’来纪时；鹢鸟稍微有点知觉，所以用‘月’来纪时。”这种说法的错误，本来不需要辩驳。宋人万孝恭辩解说：“梁山沙麓也是没有知觉的东西，为什么不用‘日’来纪时？麋鹿和蜮也是稍微有点知觉的东西，为什么不用‘月’来纪时？”这大概只能让人一笑罢了。《谷梁传》像是痴人说梦，万孝恭又像是痴人解梦。

有人问：“柳宗元说封建制度不好，而胡寅仲认为封建制度不能否定；区博说井田制难以实行，而张载认为一定可以实行。他们的说法哪个正确？”回答说：“孔子谈论历代继承时说：‘增减变化是可以预知的。’孟子谈论治国时说：‘润泽百姓在于当政者。’假如孔孟生活在夏商周三代之后，他们对于制度的增减变化、润泽百姓的方法是可以预知的。谈论治理国家却一定要说是井田制和封建制，这就是所谓的生在今天却复古，也是应该的。”

《北史》称崔浩瘦小懦弱，胸中怀有的谋略却超过甲兵。不如《说苑》称孙叔敖清秀瘦弱多能，这四个字文雅而不冗余。先秦文人造词造句如同商彝周鼎，根据事物赋予形态，文采与质朴适中，后世的文风要不就是质朴，要不就是雕琢。《汉书》中“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说苑》作“白头而新，倾盖而故”，“如”和“而”古字通用。“白头而新”，意思是即使到老交往依然像新交一样；“倾盖而故”，意思是初次见面交往却像老朋友一样。解释为“而”字，尤其有意味。

《丹铅总录》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丹铅总录》卷二十七 明杨慎撰 琐语类

《春秋说题辞》说：“星，是阳精的荣耀。阳精是太阳，太阳分开成为星星，所以‘星’字从日从下生。”查考字书，“星”字上面作三个圆圈，是象形字，不是从日。《春秋题辞》出自汉人伪托之笔，不可深信。

《说文解字》引用孔子的话很多，如“狗是叩击的意思，叩击气息吠叫以守卫”，又说“看‘犬’字，就像画狗一样”，又说“‘牛’‘羊’的字，是用形状来举示的”，又说“‘黍’可以酿酒，禾苗进入水中”，又“一贯穿三为王”，这类话恐怕未必是孔子所说，是班固所说的“尊崇孔子，以加重其言论”罢了。

琼，是赤玉。谢惠连《雪赋》说“林挺琼树”，世上哪有赤雪呢？李商隐说“已随江令夸琼树”。李贺诗说“白天碎碎堕琼芳”。沿袭误用，都是不考证的过错。

张伯英称赞弭仲叔说：“仲叔高德美名，是命世之才，不是弭氏小族所应该有的，也不是新丰贫瘠土地所应该产生的。”当时认为这是名言。我认为称赞别人的贤德，必须依据他的家世，推究他的乡里，这是厚道。张伯英的话，不足以加重仲叔的份量，只是自我贬低罢了。

鼓三百三十三捶为一通。鼓声停止，号角响起，吹十二声为一叠。所以唐诗有“叠鼓鸣笳”的句子【出自《卫公兵法》】

苏洵诗说：“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白居易诗有“百年愁里过，万感醉中来”的句子。苏洵未必祖袭白居易，大概是偶然相同罢了。

梁简文帝集说：“车渠屡酌，鹦鹉骤倾。”车渠、鹦鹉都指酒杯。俗传车渠为杯，注酒满过一分不溢出，尝试一下，确实如此。京城里的俗语，形容短矮叫“□”。《文选》有“□脆”的话。《唐书·王伾传》：“形容□陋。”《通鉴音义》作“七禾切”。

《春秋纬》说：“武露，布文露沉。”注说：“甘露降在它的国家，布散的人崇尚武，沉重的人崇尚文。”文露的说法，其他书很少听说，文人也很少引用。

孔融志向远大节操刚直，是东汉名流，却与建安七子并称；骆宾王言辞刚劲忠愤，是唐之义士，却与垂拱四杰并列。用文章的末技掩盖立身的大节，可惜啊。君子应当表彰并指出这一点。晋代人士都崇尚虚无，而裴頠作《崇有论》；都崇尚庄学，而王坦之作《废庄论》。这两个人的言论，可以说卓然自立，不随俗尚。然而考察他们的行为，裴頠的欲望没有满足，自取灾祸，只是能言善辩罢了；王坦之风格忠直，始终不变，大概不愧对他的言论。晋陆抗拜侍中，对宾客说：“以我为三公，是天下为无人。”唐郑綮听说拜相，说：“郑五作相，天下无人矣。”这两个人审视自己衡量力量，他们的视力小，任重折足覆餗，却还不知道停止，有异乎寻常了。

《晋载记》记载外裔源流，多夸大不实。这大概是依据他们本国的史书文字，不审察的过错。像李特、廪君、赤穴、土船、盐神的事情，怪诞诬妄到了极点，以至于可鄙可笑，甚于齐东野人的话，而接近于现在所谓的白莲教了。这些流民妖语用来迷惑众人的，却取而载入信史，为什么呢？

“落星依远戍，斜月半平林。”是梁元帝的诗句。“故乡一水隔风烟，两岸通。”是陈后主的诗句。唐人高处才能及之。见《五代新说》。

《省心录》是沈道原作，不是林和靖作的。《指掌图》不是东坡作的。《李卫公问对》是阮逸伪作。《文中子元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