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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丹铅余录六十

丹铅总録卷二十三

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532–547 段

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纳养而命续前火;非后火,故为薪而火傅。」又以生死为寤寐,以形骸为逆旅。又云:「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又云:「通彼而不丧我,即所谓惠而不费也。」又云:「天性在天,窦乃开。」又云:「尧有亢龙之喻,舜有卷偻之谈,周公类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吕以声兼形,▯黄以色兼质。」又云:「生之所无以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无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语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草不谢容于春风,木不怨凋于秋天。」李太白用为诗语,而人不知其本于子▯也。

译《生主》篇的注解说:“向息非今息,故纳养而命续前火;非后火,故为薪而火傅。”又用生死来比喻觉醒与睡眠,用形体来比喻逆旅。又说:“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又说:“通彼而不丧我,即所谓惠而不费也。”又说:“天性在天,窦乃开。”又说:“尧有亢龙之喻,舜有卷偻之谈,周公类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说:“律吕以声兼形,〇黄以色兼质。”又说:“生之所无以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无奈何者,命表事也。”这些话尤其精妙,可与荀子、孟子相媲美。又说:“草不谢容于春风,木不怨凋于秋天。”李白将其用作诗句,而人们却不知道它本于子〇。

严君平注《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见。如云:“肝胆为胡越,眉目为齐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亿万而道王之,众灵赫赫而天王之,倮有穴处而圣人王之,羽者翔虚而神凤王之,毛者蹠实而麒麟王之,鳞者水居而神龙王之,介者泽处而灵▯王之,百川并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为祸匠,黙为害工,进为妖式,退为孽。”容尝鼎一脔,可知其味也。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鹗,难居累百之先;智异众狙,遂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见离堆之利;复陂谁云,两黄鹄讵烦鸿隙之谣?四六中古文也。

韩诗外传》载孔子南入楚,见阿谷之女,而令子贡与之言。容斋已辨其妄,予观《孔丛子》载平原君问子髙曰:“子之先君南游乎阿谷,而交辞于漂女,信有之乎?”子髙曰:“阿谷之言出于近世,殆是假其类以行其心之所为也。”又观王逸《楚辞·东方朔七谏》云:“路室女之方桑兮,孔父取以自侍。”注谓孔子出游,见采桑之女,一心不视,嘉其贞信,遂取以自侍,亦此类矣。其妄皆不待辨。

乐律五音之外,有二变声,曰变宫、变徴。史又谓之闰宫、闰征。闰即变也。

晋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虽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韩非谓之五蠧。」

尝有人问于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毎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覈矣。叄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此言也,虞邵庵常举以敎人,诚读书之良法也。

佛寺曰香界,亦曰香阜。江总诗:「息舟候香阜,怅别在寒林。」髙适诗:「香界泯羣有。」

常璩《华阳国志》云:防无县有元马河,元马日行千里,死于此地,遂埋焉,今元马塜是也。县有元马祠,土人牧马山下,或产骏驹,元马子也,今名元谋,土语谓马为谋。敖陶孙《器之评诗》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逺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韦苏州如园客独茧,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落;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事事言言皆着实;元微之如李▯年説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如镂冰雕琼,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覈其归存,恍无定处;韩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韩信独能;李长吉如武帝食露盘,无补多欲;孟东野如埋泉断劒,卧壑寒松;张籍如优工行乡,饮酬献秩,如时有诙气;栁子厚如髙秋独眺,霁晩孤吹;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宻懐妍,要非适用;宋朝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百怪,终归雄浑;欧公如四瑚八琏,正可施之宗庙;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絶为功;山谷如陶▯景入官析理,谈▯而松风之梦故在;梅圣俞如闗河放溜,瞬息无声;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陈后山如九皋独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识赏;韩子苍如棃园按乐,排比得伦;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殚陈。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

薛符溪云:「楚辞悲囘风,云借光景以往来兮,施黄棘之枉防。」盖秦、楚尝盟于黄棘,后懐王再防武闗,遂被执,是黄棘之盟,楚祸所始。朱子以黄尘荆棘解之,缪矣。汉武帝崩后,忽见形,谓陵令薛平曰:「我虽失势,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劒乎?」因不见,乃遣吏按陵旁,果有方石可以为砺,吏卒常盗磨刀劒。霍光欲斩之,张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为法。」故阮公咏懐诗曰:「失势在须臾,带劒上吾丘【汉武故事】

抱朴子曰:「古诗今赋,丽则不同。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説游猎,而叔田、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

译严君平注解《老子》,他的文辞奇特,世人大多未曾见过。比如他说:“肝胆之间如同胡越般疏远,眉目之间如同齐楚般亲近。”又说:“活着不枉费精神,死后不埋没志向。”又说:“天地广大亿万,道主宰它们;众灵显赫,天王主宰它们;裸体穴居的人,圣人主宰他们;有羽毛飞翔于虚空的神鸟,神凤主宰它们;有毛发行走于大地的走兽,麒麟主宰它们;有鳞片生活在水中的水族,神龙主宰它们;有甲壳生活在沼泽的介类,灵龟主宰它们;百川并流,江海主宰它们。”又说:“言语是祸患的工匠,沉默是灾祸的工人,进取是妖邪的范式,退守是罪孽的根源。”品尝鼎中的一块肉,就可以知道它的味道了。

宋代人的骈文,比如“才非一鹗,难居累百之先;智异众狙,遂起朝三之怒”,又如“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见离堆之利;复陂谁云,两黄鹄讵烦鸿隙之谣”,这是骈文中的古文风格。

《韩诗外传》记载孔子南游进入楚国,见到阿谷的女子,让子贡与她交谈。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已经辨明这是虚妄的,我观看《孔丛子》记载平原君问子高说:“您的先祖南游到阿谷,与洗衣的女子交谈,确实有这回事吗?”子高说:“阿谷的言论出自近世,大概是假借这类故事来施行内心所想罢了。”又看王逸《楚辞·东方朔七谏》说:“路室女之方桑兮,孔父取以自侍。”注释说孔子出游,见到采桑的女子,一心不看,赞赏她的贞洁诚信,于是娶来侍奉自己,也是这类虚妄的说法。这些虚妄之处都不需要辩驳。

乐律五音之外,有两个变声,叫变宫、变徵。史书又把它们称为闰宫、闰徵。闰就是变的意思。

晋朝庾峻说:“秦国堵塞这条道路,利益出自一个官府。虽然有处士的名号,但没有爵位位列朝廷的人,商鞅称之为六蠹,韩非称之为五蠧。”

曾经有人问苏东坡说:“您的博学广识可以学习吗?”苏东坡说:“可以。我曾经读《汉书》,大概读了多次才完全掌握。比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次专门求取一事,不需要多次阅读就能事事精详了。参伍错综,八面受敌,充沛地应对而没有谁能抵挡。”这话,虞邵庵常常举出用来教导别人,确实是读书的好方法。

佛寺叫香界,也叫香阜。江总的诗:“息舟候香阜,怅别在寒林。”高适的诗:“香界泯群有。”

常璩《华阳国志》说:防无县有元马河,元马日行千里,死在这里,于是埋葬在此,现在的元马墓就是。县里有元马祠,当地人在山下牧马,有时产下骏马,是元马的儿子,现在名叫元谋,土语称马为谋。敖陶孙《器之评诗》说:魏武帝像幽燕的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像三河的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像饥鹰独自飞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像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像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像秋水芙蓉,倚风自笑;韦苏州像园客独茧,暗合音徽;孟浩然像洞庭初起波澜,木叶微落;杜牧之像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像山东父老,课农桑,事事言言都着实;元微之像李延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像镂冰雕琼,流光自照;李太白像刘安的鸡犬,遗响白云,核查其归宿,恍无定处;韩退之像囊沙背水,只有韩信能懂;李长吉像武帝食露盘,无补多欲;孟东野像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张籍像优工行乡,饮酬献秩,有时有诙谐之气;柳子厚像高秋独眺,霁晚孤吹;李义山像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怀妍,终究不是适用之物;宋朝苏东坡像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幻百怪,终归雄浑;欧公像四瑚八琏,正可施于宗庙;荆公像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山谷像陶景入官析理,谈玄而松风之梦故在;梅圣俞像关河放溜,瞬息无声;秦少游像时女步春,终伤婉弱;陈后山像九皋独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识赏;韩子苍像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吕居仁像散圣安禅,自能奇逸;其他作者不容易详尽陈述。唯独唐杜工部像周公制作,后世没有人能比拟。

薛符溪说:“《楚辞》悲回风,说借光景以往来兮,施黄棘之枉防。”大概秦、楚曾在黄棘结盟,后来怀王再次在武关结盟,于是被俘,这是黄棘之盟,楚国祸患的开始。朱子用黄尘荆棘解释,错误了。汉武帝去世后,忽然显现形貌,对陵令薛平说:“我虽然失去权势,还是你的君主,为什么让吏卒上我的陵墓磨剑呢?”于是消失不见,于是派遣吏卒查访陵墓旁边,果然有方石可以作磨刀石,吏卒常常偷磨刀剑。霍光想斩他们,张安世说:“神道茫昧,不宜作为法律。”所以阮公咏怀诗说:“失势在须臾,带剑上吾丘。”

《抱朴子》说:“古诗今赋,华丽则不同。都论述宫室,而奚斯路寝的颂,哪里比得上王生的赋灵光呢?同说游猎,而叔田、卢令的诗,哪里比得上相如的说上林呢?”

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璞南郊之艶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何如陈琳武库之壮乎?」

译至于山林题材,同样以祭祀为美,那么《清庙》《云汉》的辞藻,怎能比得上郭璞《南郊赋》的艳丽呢?同样以征伐为题材,那么《出车》《六月》的篇章,怎能比得上陈琳《武库赋》的雄壮呢?

干宝《周礼注》曰:“言司者,总其领【司防之属】言师者,训其徒【甸师之属】言职者,主其业【职内之属】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属】言掌者,主其事【掌舍之属】言氏者,世其官【师氏之属】言人者,终其身【庖人之属】不氏不人,权其材也【宫正、膳夫、内外饔、飱之属】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则置副佐;陈师命将,则立监贰;宣命遣使,则设介副;当难则权足相济,陨缺则才足相代。韩信伐赵,张耳为贰;马援讨越,刘隆副车。宋乾道二年定中兴十三处战功:张俊明州,呉玠和尚原、饶风岭,杀金平;韩世忠大仪,刘锜顺昌,张子盖海州,李宝海道,邵宏渊正月浦桥,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刘锜皁角林,王宣汲靖确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盖秦桧之党犹存,掩之也。

宋干徳中,牂牁入贡,召见,询问地理风俗,令作本国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即今芦笙也。予在大理见之,尝作《芦笙吟》五觧,其辞云:「芦笙吟,芦笙吟,可怜一寸匏,能括四海音【一彻】芦笙吟,芦笙吟,可怜一节芦,能通四海心【二彻】昔我闻芦笙,乃在盘江河河边,跳月歌,令人▯鬓皤【三彻】今我闻芦笙,乃在开南桥,短歌和长谣,从夕至清朝【四彻】悲亦不在声,欢亦不在声,昔声与今声,不是两芦笙【五彻】

管子曰:「攻坚则轫,乘瑕则神。」唐宪宗欲平藩镇,张▯靖以为先淮蔡,而后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为先江南,而后河东。刘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难于谢▯,又莫难于杨行宻。谢▯以八千人当苻坚九十万之众,清口之役;杨行宻以三万人当朱全忠八州之师,众寡殊絶,而卒以胜者,扼淮以拒敌,而不延敌以入淮也。」

六书合体为字,上下左右可以相易。如秋之与秌,▯之与酬,相易而音义同。惟重束为▯,并束为棘,日乘干为旱,干从日为旰,此则不可易。又不知何説也。

抱朴子曰:「八卦生鹰隼之所被,六甲出灵▯之所负。説者谓鹰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未验无以知其然否也。」

后汉《礼仪志》:“清明骑士传火。”唐诗:“日暮汉宫传蜡烛。”又“鱼钥清晨散九门,天街一骑走红尘。”则其制古矣。废之,当自元时始也。

北堂书钞》载东方朔与公孙▯书云:「同类之游,不以逺近为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抚尘而游,垂发齐年,偃伏以日数哉?」抚尘,谓童子之戏,若佛书所谓聚沙也。知梵志翻着韈法,则可以作文;知九方皋相马法,则可以观人。文章。

吹台即繁台,本师旷吹台,梁孝王増筑,班史称平台,唐称吹台。又因谢恵连尝为雪赋,又名雪台。

唐宋务光谏疏云:「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浑脱队即所谓公孙大娘浑脱舞也。苏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段国《沙州记》: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一百五十步,勾栏甚严饰。勾栏之名,始见此。王建《宫词》:风帘水殿压芙蓉,四面勾栏在水中。李义山诗:帘轻幕重金勾栏。李长吉诗:蟪蛄吊月钩阑下,字又作钩。宋世以来,名敎坊曰勾栏。

唐诗《春寒》侧侧掩重门。王介甫《侧侧轻寒剪剪风》。许奕小词《玉楼十二》春寒侧。吕圣求词《寒侧斜雨》侧。寒字词人相承用之,不知所出。大意侧不正也。侧寒字甚新,特拈出之。

魏鹤山云:吾乡观物张先生行成文饶,颇得易数之详,有《通变经世》《述衍翼》《▯通灵》等凡七书。而大意谓:理者,太虚之实义;数者,太虚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数,因数而有象。既形之后,因象以推数,因数以知理。今不可论理而遗数也。其书惜不传,而世亦罕知其人矣。《文选》载木▯虚《海赋》,似非全文。《南史》称张融《海赋》胜▯虚,惜今不传。《北堂书钞》载其略:「如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信为奇也。

吕不韦月令,自东风解冻至水泽腹坚,后魏始入厯为七十二候,其所载与《夏小正》《淮南时则训》《管子

译干宝在《周礼注》中说:“称‘司’的,是统领其下属【如司防之类】;称‘师’的,是训导其门徒【如甸师之类】;称‘职’的,是主管其业务【如职内之类】;称‘衡’的,是平衡其政事【如虞衡之类】;称‘掌’的,是主持其事【如掌舍之类】;称‘氏’的,是世代承袭其官职【如师氏之类】;称‘人’的,是终身任职【如庖人之类】;既不称‘氏’也不称‘人’的,是根据其才能权宜任用的【如宫正、膳夫、内外饔、飱之类】。

魏国的何昌说:“先王制定法度,建立官职授予任务,就设置副手辅佐;陈列军队任命将领,就设立监军副将;传达命令派遣使者,就设置副使;遇到危难时权宜之计足以相互补救,出现空缺时人才足以相互替代。韩信攻打赵国,张耳担任副将;马援讨伐越地,刘隆担任副车。宋孝宗乾道二年评定中兴十三处战功:张俊在明州,吴玠在和尚原、饶风岭,杀金平;韩世忠在大仪,刘锜在顺昌,张子盖在海州,李宝在海道,邵宏渊在正月浦桥,虞允文在采石,李道在光化次湖,刘锜在皂角林,王宣在汲靖确山,共十三处,却没有包括岳飞。这是因为秦桧的党羽尚存,掩盖了岳飞的功劳。”

宋太祖乾德年间,牂牁国入朝进贡,皇帝召见使者,询问地理风俗,让他们表演本国的歌舞。有一人吹奏瓢笙,曲名叫做《水曲》,就是现在的芦笙。我在大理见过这种乐器,曾作《芦笙吟》五解,歌词说:“芦笙吟,芦笙吟,可怜一寸匏瓜,能包容四海之音【第一解】芦笙吟,芦笙吟,可怜一节芦管,能沟通四海之心【第二解】昔日我听到芦笙,是在盘江河边,跳月歌唱,令人鬓发斑白【第三解】今日我听到芦笙,是在开南桥,短歌和长谣,从晚上唱到清晨【第四解】悲伤不在于声音,欢乐也不在于声音,昔日的声音和今日的声音,并非两支不同的芦笙【第五解】”

《管子》说:“攻击坚固之处就会受阻,利用缺陷之处就能神速取胜。”唐宪宗想要平定藩镇,张靖认为应先平定淮蔡,再平定恒冀;周世宗想要平定天下,王朴认为应先平定江南,再平定河东。刘季裴说:“自古以来守卫淮河,没有比谢玄更难的,也没有比杨行密更难的。谢玄以八千人抵挡苻坚九十万大军,那是清口之战;杨行密以三万人抵挡朱全忠八州的军队,众寡悬殊,但最终取胜的原因,在于扼守淮河以抵御敌人,而不让敌人深入淮河。”

六书组合成字,上下左右可以互相替换。如“秋”与“秌”,“酬”与“酓”,互相替换而音义相同。只有重束为“束”,并束为“棘”,日乘干为“旱”,干从日为“旰”,这些则不能替换。又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

《抱朴子》说:“八卦产生于鹰隼所覆盖的地方,六甲出自灵龟所背负的地方。解说的人认为鹰隼的羽毛纹理,也有八卦的形象。没有验证无法知道其真假。”

后汉《礼仪志》:“清明骑士传递火种。”唐诗:“日暮汉宫传蜡烛。”又“鱼钥清晨散九门,天街一骑走红尘。”可见这种制度自古就有。废除它,应当是从元朝开始的。

《北堂书钞》记载东方朔给公孙弘的信中说:“同类的交游,不以远近为借口,士大夫相知,何必非要抚尘游戏,垂发齐年,整天躺卧计数呢?”抚尘,是指童子的游戏,就像佛经所说的聚沙成塔。知道梵志翻穿袜子的方法,就可以写文章;知道九方皋相马的方法,就可以观察人。文章。

吹台就是繁台,本是师旷的吹台,梁孝王增筑,班固的《汉书》称为平台,唐朝称为吹台。又因为谢惠连曾作《雪赋》,又名雪台。

唐宋务光谏疏说:“近来看到坊邑互相结队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叫苏莫遮。浑脱队就是所谓的公孙大娘浑脱舞。苏莫遮是胡帽,现在的曲名中有它。”

段国《沙州记》:吐谷浑在河上造桥,叫做河厉。长一百五十步,栏杆非常严整装饰。栏杆的名称,开始见于此。王建《宫词》:“风帘水殿压芙蓉,四面栏杆在水中。”李义山诗:“帘轻幕重金栏杆。”李长吉诗:“蟪蛄吊月钩阑下”,字又写作钩。宋朝以来,称教坊为栏杆。

唐诗《春寒》:“侧侧掩重门。”王介甫《侧侧轻寒剪剪风》。许奕小词《玉楼十二》:“春寒侧。”吕圣求词:“寒侧斜雨”侧。寒字文人相承使用,不知出处。大概意思是侧不正。侧寒字很新颖,特别提出。

魏鹤山说:“我家乡观物张先生行成文饶,颇得易数之详,有《通变经世》《述衍翼》《通灵》等共七本书。而大意说:理,是太虚的实义;数,是太虚的定分。未成形之初,因理而有数,因数而有象。既成形之后,因象以推数,因数以知理。现在不可论理而遗弃数。他的书可惜不传,世人也不知道他这个人了。《文选》载木华《海赋》,似乎不是全文。《南史》称张融《海赋》胜过木华,可惜现在不传。《北堂书钞》载其略:‘如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确实奇妙。”

吕不韦《月令》,自东风解冻至水泽腹坚,后魏开始入历为七十二候,其所载与《夏小正》《淮南时则训》《管子》

》与汲冢书互有出入。朱文公作《仪礼经传通解》,备引之。予又见王冰注《素问》,亦引吕令七十二候,与今世行《吕氏春秋》及厯中所载不同。如桃始华为小桃华,雷乃发声,下有芍药荣,田鼠化为鴽,下有牡丹华,王▯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呉葵华,麦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荣,蛰虫坯户,下有景夭华。惟《易通卦验》亦载节候,而其书今亡,类书所引,若条风至而杨栁津,景风至而博劳鸣,虾蟇无声,凉风至而鹤鸣,阊阖风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跃,泉跃即水泉动也。可考古今节候之异,因备録于此。其书「玉衡杓建,天之纲也;日月初躔,星之纪也。」今名北斗为天纲,本此。予尝与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纲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谓《文选》只有班孟坚文,无班固文,观子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译与汲冢出土的书籍相互有出入。朱文公撰写《仪礼经传通解》,详尽地引用了它。我又看到王冰注释《素问》,也引用了吕令中的七十二候,这与当今通行的《吕氏春秋》以及历书中记载的不同。例如“桃始华”作“小桃华”,“雷乃发声”下面有“芍药荣”,“田鼠化为鴽”下面有“牡丹华”,“王〇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呉葵华”,“麦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面有“木槿荣”,“蛰虫坯户”下面有“景夭华”。只有《易通卦验》也记载了节气物候,但那本书现在失传了,类书所引用的内容,如“条风至而杨栁津”,“景风至而博劳鸣”,“虾蟇无声”,“凉风至而鹤鸣”,“阊阖风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跃”,“泉跃”就是“水泉动”的意思。可以用来考证古今节气物候的差异,因此我全部记录在这里。那本书说:“玉衡杓建,是天纲;日月初躔,是星纪。”现在把北斗星称为天纲,本源就在此。我曾经与客人夜晚闲坐,客人指着北斗星说:“这是天纲星,不是北斗星。”我于是笑着说:“从前有人说《文选》里只有班孟坚的文章,没有班固的文章,看你的话确实如此。”那个人也没有领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濬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髙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歴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后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以道治水,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虽禹复生,不过如此。」欧阳修曰:「开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文彦博曰:「河不出于东,则出于西,利害一也。今发夫修治,徙东从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説多矣,若宋二帝之见,二臣之言,可为百世法。《辍耕録》载:俞豹论诸葛孔明忠于▯徳而非忠于汉献,以汉献尚在而▯徳之立为不当也,此説谬矣。习凿齿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犹存而光武举号,先主合议讨贼,是宜速尊以奉大统。民欣反正,出覩旧物,可谓识时之卓见。」豹盖亦未尝见此论也。寡陋不学如此,不自知而轻议大君子,真可恶也。陶九成取之,亦轻薄子哉。

诸葛恪与陆逊书曰:“以道望人,则难以;人望人,则易。”张子厚云:“以众人望人,则易。”从其言,本此。

南史》何防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时人重其通,号曰「游侠处士」。然观豫章王嶷命驾造防,防从后门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尘不及,吾当望岫息心,则亦甚介矣。」

何恢有妓张耀华,美而有宠。阮佃夫频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遂讽有司以公事弹恢。此亦与緑珠事相类。

杜诗「衔杯乐圣称避贤」,用李适之「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句也。今本作「世贤」,非更取「楸花媚逺天」,今本作「椒花」,非。椒花色緑与叶无辨,不可言媚。

説文》重朿为枣,并朿为棘。洪迈曰:“棘与枣类,棘之字两朿相并,枣之字两朿相承。”沈括曰:“枣、棘皆有刺,枣独生髙而少横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为别。”其文皆从朿。朿音刺,木芒刺也。朿而相戴立生者枣也,朿而相比横生者棘也。不识二物,观文可辨。古人制字之妙义如此。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又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枣、棘二字,亦何异于画二木哉?

东坡跋《潭帖》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风味,故长沙法帖比《淳化》为胜。世俗不察,争访阁本,误矣。」乃知《潭帖》胜《淳化》多矣。希白,钱易也。

马融《笛赋》云:“裁以当簻,便易持。”李善注谓“簻,马防也”,裁笛以当马簻,故便易持。此谬説也。笛安可为马防簻管也?古人谓乐之管为簻,故潘岳《笙赋》云:“脩簻内辟,余箫外透。”“裁以当簻”者,余器多裁众簻以成音,此笛但裁以簻,五音皆具,当簻簻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此可正选注之失,故宜表出之】

芧栗,木果也。庄子所谓狙公赋芧者,今讹作芋栗。沈存中尝辨其非矣。杜诗“园收芧栗未全贫”,正指此物。今作芋栗解,作蹲鸱之芋,一何逺哉!

朱子语録谓与大颠书乃昌黎平生死案。呜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邪?愚考韩与大颠书刻石于灵山禅院,乃僧徒妄撰,假韩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犹懐素假李白歌称其草书独步也。懐素草书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独以大颠书为出于韩,何哉?李白作歌赠懐素,不足以损白之名,而韩公以道自任,一与颠书,则所损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虽心知其非,乃乘瑕蹈隙而挤之。卓哉李汉之先见乎!序公之文曰:“无有失坠”,总其目以七百,正虑后人羼入阑増以诬韩公也。以此证之,则死案犹可翻也。呜呼!至公无我之心,自圣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谓公论百年而定,若此者虽千年犹不定也。庄子曰:“胶胶扰扰乎”,胶之一字下得不茍。韩退之《送高闲上人序》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又云“一死生,解外胶”,字正应前“不胶于心”之“胶”。胶之为物,有粘着之意;解则有頽败不粘之意。韩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语虽本

译宋太祖说:“夏禹治理洪水,只说疏导黄河入海,顺着山势疏通河道,没听说强行遏制湍急的水流,大规模修筑高堤。自从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私利堵塞旧河道,用小堤防阻挡大洪水,因私害公,九河的制度于是毁坏,历代的祸患无法消除。”宋神宗说:“后世用事功的方法治水,所以常有阻碍;用顺应自然的方法治水,不违背水的本性就可以了。如果能够顺应水流的方向,迁徙城邑来避开它,还有什么祸患?即使大禹再生,也不过如此。”欧阳修说:“开凿河道就像放火一样危险。”又说:“水往低处流,是水的本性。河流已经废弃的故道,自古以来很难恢复。”文彦博说:“黄河不从东边出,就从西边出,利害是一样的。现在征发民夫修治,让河水改道从东流向西,有什么利益呢?”自古以来治理黄河的说法很多,像宋朝两位皇帝的见解,两位大臣的言论,可以作为百世的法则。《辍耕录》记载:俞豹论述诸葛亮忠于刘备而不是忠于汉献帝,认为汉献帝还在世而刘备称帝是不恰当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习凿齿说:“晋惠公朝见秦国而太子圉得以立为继承人,更始帝还在世而光武帝称帝,先主刘备合议讨伐贼寇,这是应该迅速尊崇以奉承正统。百姓欣喜于恢复正道,出来看到旧日的器物,可以说是识时务的卓越见解。”俞豹大概也没见过这种论述。见识浅陋而不学习,自己不知道却轻率议论大君子,真是可恶。陶九成采纳这种说法,也是轻薄之人啊。

诸葛恪给陆逊的信说:“用道德标准去要求别人,就难以做到;用人情常理去要求别人,就容易做到。”张载说:“用普通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就容易做到。”遵循他的话,本源就在于此。

《南史》记载何点不进入官府,但性格直率,喜欢亲近人物,当时的人看重他的通达,号称“游侠处士”。然而看豫章王萧嶷派车马去拜访何点,何点从后门逃走了。竟陵王萧子良说:“豫章王尚且望尘莫及,我应当望山息心,那也太孤介了。”

何恢有歌妓张耀华,美丽且受宠。阮佃夫屡次求娶她,何恢说:“我可以得到,这个人不能得到。”阮佃夫说:“这是爱惜手指而失去手掌吗?”于是暗示有关部门以公事弹劾何恢。这也与绿珠的事情类似。

杜甫诗“衔杯乐圣称避贤”,用的是李适之“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的诗句。现在版本作“世贤”,不对。又取“楸花媚远天”,现在版本作“椒花”,不对。椒花颜色绿,与叶子没有区别,不能说媚。

《说文解字》说,两个“束”重叠是“枣”,两个“束”并列是“棘”。洪迈说:“棘和枣同类,棘的字是两个束相并,枣的字是两个束相承。”沈括说:“枣和棘都有刺,枣单独生长高大而横向枝条少,棘成片生长低矮而成林,以此作为区别。”它们的字形都从“束”。“束”音同“刺”,指树木的芒刺。束而相承直立生长的是枣,束而相比横向生长的是棘。不认识这两种东西,看字形就可以辨别。古人造字的妙义就是这样。孔子说:“牛、羊的字是用形状来表示的,又说看‘犬’的字就像画狗一样。”枣、棘两个字,又有什么不同于画两棵树呢?

苏轼在《潭帖》题跋中说:“希白写字,自有江左的风味,所以长沙法帖比《淳化阁帖》更好。世俗之人不察,争相访求阁本,错了。”由此可知《潭帖》胜过《淳化阁帖》很多。希白,就是钱易。

马融《笛赋》说:“裁以当簻,便易持。”李善注认为“簻,马防也”,裁制笛子当作马鞭,所以便于手持。这是错误的说法。笛子怎么能当作马鞭呢?古人把乐器的管称为簻,所以潘岳《笙赋》说:“脩簻内辟,余箫外透。”“裁以当簻”的意思是,其他乐器大多裁制众多簻管来发出声音,这笛子只裁制一个簻,五音都具备,当簻的簻工,不借助繁杂,所以便于手持【这可以纠正选注的错误,所以应当标出】

芧栗,是木本果实。庄子所说的狙公分配芧栗,现在讹误作芋栗。沈存中曾经辨明这不是芋栗。杜甫诗“园收芧栗未全贫”,正是指这种东西。现在解释作芋栗,当作蹲鸱的芋,相差太远了!

朱子语录说与大颠的书信是韩愈平生的死案。唉!晦翁的话为什么像秋霜烈日一样严厉呢?我考证韩愈与大颠的书信刻石在灵山禅院,是僧徒妄自撰写,假借韩愈的名望来尊崇他们的道,就像怀素假借李白的歌来称赞他的草书独步天下一样。怀素草书歌,人们都相信不是李白所作,却唯独认为大颠书出自韩愈,为什么呢?李白作歌赠怀素,不足以损害李白的名声,而韩愈以道自任,一旦与大颠通信,那么损害就多了。世人多不成人之美,虽然心里知道不对,却乘隙蹈瑕来排挤他。李汉的先见之明真是卓越啊!他为韩愈文集作序说:“没有遗失”,总共列举七百篇,正是担心后人掺杂增加来诬蔑韩愈。以此证明,那么死案还可以翻案。唉!至公无私的心,从圣人以下都不能做到了。古人说公论百年而定,像这样的即使千年也不定。庄子说:“胶胶扰扰乎”,胶这一个字用得不是随便的。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虽然外物至不胶于心,又说“一死生,解外胶”,字正应前“不胶于心”的“胶”。胶这种东西,有粘着的意思;解则有颓败不粘的意思。韩愈用这两个字也不是随便的。话虽然本

于庄,而得韩之拈出,庄意益明。乃古今两敌手棊也。杜工部诗“黄门飞鞚不动尘”,苏东坡云“走马来看不动尘”,而杜公语益精神。焦氏《易林》云“过时不遇,防如旦饥”,而《毛诗》“惄如朝饥”之义益明。又云“枝叶盛茂,召伯游暑”,而《毛诗》“甘棠”之义益明,非如后人蹈袭之比也。

译在庄子那里,因为得到了韩愈的拈出,庄子的旨意更加明白。这就像是古今两位棋手的对弈。杜甫诗中说“黄门飞鞚不动尘”,苏轼说“走马来看不动尘”,而杜甫的话更加精神。焦延寿的《易林》中说“过时不遇,防如旦饥”,而《毛诗》中“惄如朝饥”的含义更加明白。又说“枝叶盛茂,召伯游暑”,而《毛诗》中“甘棠”的含义更加明白,不像后来那些人的蹈袭那样。

丹铅总録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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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定四库全书

丹铅总録卷二十五明杨慎撰琐语类

唐明皇问张説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后,古者无民邪?」说对曰:「古者民无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传云:『天子建徳,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后居诸侯之国土者,其民以诸侯之姓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説此言考古证今,不刋之论。予因以知尚书所称「百姓」与论语所言「百姓」可以类知矣。尧典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内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説也。圣人之视民逺近一也,岂分畿内与四方哉?百姓盖禄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徳,而后协和万国。万国诸侯协和,而后黎民于变时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为民庶,则黎民又是何物?亦岂有民庻先于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宻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读以「如丧考妣」为一句,「三年四海遏宻八音」为一句,非也。百姓如丧考妣,三年为一句;四海遏宻八音为一句,乃恊文义。百姓有爵命者也,为君斩衰三年,礼也。礼不下庶人,且有服贾力役农畆之事,岂能皆服斩衰?则但遏宻八音而已。此当时君丧礼制,如今大行遗诏,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为也。至周人尚文,则人皆有姓,所称百姓则民庶也。论语曰:「脩己以安人。」又曰:「修己以安百姓。」书曰:「百姓有过。」又曰:「非敌百姓。」也是时则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尧典「百姓昭明」,以百姓为有爵命者,其説出孔安国尚书古注。安国为汉人,孔子之后,其说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后,何据而变之邪?予每以古注语人,俗儒愕然曰:「先儒成说不可改也。」予曰:「蔡沉为先儒,孔安国非先儒邪?」又不悟。予曰:「吾见二事可语以证。」昔有二生,一在府学,一在县学,相遇争长,甲谓乙曰:“吾府尔县,我尊尔卑。县学生曰:‘府有文宣王,县学亦有文宣王,岂亦有异邪?’又有僧纲司观音、僧会司观音祈雨迎祷,相遇于路。僧纲司行者曰:‘尔寺观音,当避吾之观音,为姑尔之观音,侄女也。’闻者笑倒。如蔡氏之说,畿内为百姓,畿外为黎民。是府县学文宣王有尊卑,僧纲、僧会寺观音有姑侄之分也。逹者亦岂不大笑?

宋饶双峯解《孟子》引书:“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宻,八音。”云:“天子崩,畿内百姓为之服丧三年;诸侯薨,国中百姓为之服丧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盖不考孔氏注“百姓”为“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丧考妣三年”为一句,“四海遏宻,八音”为一句也。纵古礼文有“畿内百姓服丧三年”之文,亦是汉儒误解《尚书》而傅会之也。若以理论,天子天下之主,岂有畿内百姓服丧而非畿内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异于诸侯乎?稽之今制,国有大丧,亦止有位者斩衰,而不及庶人,盖亦古礼之遗,可正饶氏之妄。

考工记》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胷鸣者。郑▯注:「脰鸣,鼃黾之属;注鸣,精列属;旁鸣,蜩蜺属;翼鸣,发皇属;股鸣,蚣蝑动股属;胸鸣,荣原属。」《说文》防:「鼃,詹诸以脰鸣者;虺,以注鸣;又曰荣蚖蛇防,以注鸣者;蝉,以旁鸣者;▯蟥,以翼鸣者;蜙蝑,以股鸣者;蠵大▯,以胷鸣者。」蠵一作▯,二家觧不同,可以叅考。古诗文防:「双鸳鸯,裁为合欢被,着以长相思,縁以结不解。」着昌虑切,郑▯《仪礼》注:「着,充之以絮也。」縁以绢切,郑▯《礼记》注:「縁,饰边也。」「长相思」谓以丝缕络绵,交互网之,使不断,「长相思」之义也。「结不觧」,按《说文》:「结而可解曰纽,结不觧曰缔。」谓以针缕交鎻,连结混

译《丹铅总录》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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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丹铅总录》卷二十五 明 杨慎 撰 琐语类

唐明皇问张説道:“如今的姓氏都说出自帝王之后,难道古代没有平民吗?”张説回答说:“古代平民没有姓氏,有姓氏的都是拥有封地、享有爵位的人。所以《左传》说:‘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情况赐予姓氏,分封土地并命定氏号。’黄帝的儿子有二十五人,得到姓氏的只有十四人罢了。后来居住在诸侯国土上的百姓,以诸侯的姓氏为姓;居住在大夫采邑里的百姓,以大夫的姓氏为姓,无法分辨,所以说都出自帝王。”张説这番话考证古代、验证当今,是不刊之论。我因此知道《尚书》所称的“百姓”与《论语》所言的“百姓”,可以类推而知了。《尧典》说:“百姓彰明,协和万邦,黎民随之变化而和睦。”蔡氏注释说:“百姓,是京畿之内的民众;黎民,是四方之地的民众。”这是不通晓古今的说法。圣人看待民众,远近是一样的,怎么会区分京畿之内与四方之外呢?百姓大概是享有俸禄并拥有土地、任职并享有爵位的人,能够彰显自己的德行,然后才能协和万国。万国诸侯协和,然后黎民随之变化而和睦,这是其中的次序。如果把百姓当作平民庶民,那么黎民又是什么人呢?难道会有平民庶民先于诸侯的情况吗?《舜典》说:“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这两句现在的句读把“如丧考妣”作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作为一句,是不对的。“百姓如丧考妣,三年”作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作为一句,才符合文义。百姓是有爵位任命的人,为君主服斩衰之丧三年,是合乎礼制的。礼制不施于庶人,而且庶人有经商、服役、务农之事,怎么能都服斩衰之丧呢?所以只是四海之内停止八音罢了。这是当时的君丧礼制,如同如今皇帝去世的遗诏,并非百姓和四海之人不听从上级命令而自行其是。到了周代崇尚文治,人们都有姓氏,所称的百姓就是平民庶民了。《论语》说:“修养自己以安定他人。”又说:“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尚书》说:“百姓有过错。”又说:“不是敌视百姓。”这时候人们都有姓氏了,所以指称平民庶民也叫做百姓。《尧典》中“百姓昭明”,把百姓当作有爵位任命的人,这种说法出自孔安国的《尚书》古注。孔安国是汉代人,孔子的后代,他的说法必定有所传授。蔡氏出生在千年之后,凭什么依据来改变它呢?我每次用古注告诉别人,世俗的儒生惊愕地说:“先儒的成说不可更改。”我说:“蔡沉是先儒,孔安国难道不是先儒吗?”他们仍然不明白。我说:“我有两件事可以告诉你们来证明。”从前有两个书生,一个在府学,一个在县学,相遇后争论谁尊谁卑,甲对乙说:“我在府学,你在县学,我尊贵你卑贱。”县学生说:“府学有文宣王,县学也有文宣王,难道也有区别吗?”又有僧纲司的观音、僧会司的观音祈雨迎神,在路上相遇。僧纲司的行者说:“你寺里的观音,应当避开我的观音,因为我是姑母,你的观音是侄女。”听到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如果按照蔡氏的说法,京畿之内为百姓,京畿之外为黎民。这就如同府县学的文宣王有尊卑之分,僧纲、僧会寺的观音有姑侄之别一样。通达事理的人难道不会大笑吗?

宋代饶双峯解说《孟子》引用《尚书》:“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说:“天子去世,京畿之内的百姓为他服丧三年;诸侯去世,国中的百姓为他服丧三年。”这又是不通晓古今的话。大概是不考察孔氏注释“百姓”为“百官”,又不知道沈氏章句将“百姓如丧考妣三年”作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作为一句。纵然古代礼文中有“京畿之内百姓服丧三年”的文字,也是汉儒误解《尚书》而附会出来的。如果从道理上讲,天子是天下的君主,难道有京畿之内的百姓服丧而京畿之外的人不服丧的道理吗?这样天子的尊贵,与诸侯又有什么不同呢?考察现在的制度,国家有大丧,也只有有地位的人服斩衰之丧,而不涉及庶人,这大概是古代礼制的遗留,可以纠正饶氏的妄说。

《考工记》说:以颈部发声的,以腹部发声的,以侧面发声的,以翅膀发声的,以大腿发声的,以胸部发声的。郑玄注释:“以颈部发声的,是青蛙之类;以腹部发声的,是精列之类;以侧面发声的,是蝉之类;以翅膀发声的,是发皇之类;以大腿发声的,是蚣蝑动股之类;以胸部发声的,是荣原之类。”《说文解字》说:“蛙,詹诸是以颈部发声的;虺,是以腹部发声的;又说荣蚖蛇防,是以腹部发声的;蝉,是以侧面发声的;蝀,是以翅膀发声的;蜙蝑,是以大腿发声的;蠵大龟,是以胸部发声的。”蠵一作鼉,两家解释不同,可以参看。古诗文说:“双鸳鸯,裁为合欢被,着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着音昌虑切,郑玄《仪礼》注:“着,填充以絮。”缘音绢切,郑玄《礼记》注:“缘,装饰边缘。”“长相思”是说用丝缕络住绵絮,交互编织,使之不断,取“长相思”之意。“结不解”,按《说文》:“结而可解叫纽,结而不可解叫缔。”说是用针线交错锁扣,连结

合其缝,如古人结绸缪、结同心、制取「结不解」之义也。既取其义以着爱而结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欢被,宋赵徳麟《侯鲭録》有解,会而观之,可见古人咏物托意之工矣。《説文》妄入宫掖曰闗。徐▯曰:「律所谓防入也。」通作防。汉成纪防入上方掖门,应劭曰:「无符传妄入宫曰防。」《西域传》防出不禁,又加草作兰。《列子》宋有兰子,张湛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兰。」殷敬顺曰:「《史记》无符传出入谓之兰,此兰子亦谓以技妄逰,义与阑同。」或又加木作栏。李正巳曰:「园庭中药栏,药音义与篽同。药即栏,栏即药,非花药之栏也。」杜子美诗:「乗兴还来防药栏。」王维诗:「药栏花径衡门里。」皆贪新丽而理不通者也。今或加手作拦,官府文移曰巡拦、曰花拦票是也。以今花拦比古语药栏,语意益明。若以药栏为芍药之栏,则今之花拦乃花蘂之拦,可乎?

译缝合被子的接缝,如同古人结绸缪、结同心,取“结不解”的含义。既然取其含义以表达爱意并缔结美好关系,又给它美好的名字,叫作相思、叫作不解。至于合欢被,宋代赵徳麟在《侯鲭録》中有解释,综合来看,可以看出古人咏物寄托情意的精妙了。《说文解字》说:没有凭证擅自进入宫禁叫作“闗”。徐锴说:“律法中所说的‘防入’。”通用作“防”。汉代成纪人擅自进入上方掖门,应劭说:“没有符传擅自进入宫禁叫作‘防’。”《西域传》中说“防出不禁”,又加草字头写作“兰”。《列子》中有宋国的兰子,张湛注说:“凡是不知道事物产生根源的,叫作‘兰’。”殷敬顺说:“《史记》中说没有符传出入叫作‘兰’,这个兰子也是指凭借技艺擅自游荡,含义与‘阑’相同。”有的又加木字旁写作“栏”。李正巳说:“园庭中的药栏,‘药’字的音义与‘篽’相同。药就是栏,栏就是药,不是花药的栏。”杜甫诗云:“乘兴还来防药栏。”王维诗云:“药栏花径衡门里。”这都是贪图新奇华丽而道理不通的用法。现在有的加手字旁写作“拦”,官府文书中称巡拦、花拦票就是如此。用现在的花拦来比照古语中的药栏,语意更加明白。如果把药栏理解为芍药的栏杆,那么现在的花拦就是花蕊的栏杆,这说得通吗?

说文》略经,略土地也。《左传》天子经略,诸侯正封。注:聚土为封曰略。经谓巡行,略谓边界,即取土为封之略。《孟子》所谓「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后世不知略之为聚土,陆词黄公绍谓巡行为略,失之逺矣。巡行可以解「经」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经略」之云,犹云防邉也,犹云出塞也。二字相聫为义。若以略为巡行,则谓边云防御,谓塞为征行,可乎?「略」也、「边」也、「塞」也,皆实字也。边、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义少隐,故解者不以为实字,而虚之,转解转谬矣。再考《左传》中凡言略者,皆谓聚土为封也。如云「侵败王略」,又曰「与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将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义皆同。《尚书》云「嵎夷既略」,谓立边防以界嵎夷,正天子经略之事也。孔頴逹不识略字本义,以为俗称忽略简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大略也」,略字本喻言,谓得其边而未尽其中也。亦犹《庄子》所谓「道无封为是,而有畛也」。郭象注云「道无封,故万物得恣其分域」,妙得《庄》《防孟》子之言。「略」犹《庄》之言「封」与「畛」也。惜乎赵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注《庄》也,乃曰「大略」、「大要」也。《汉武纪》「杀略」谓入界杀人,《龚遂传》「刧略」谓入界刧人。今遂以略为杀为刧史云「智略辐凑」,盖谓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为才智之称,假借譬喻,逺失初意,何异瞽者听车轮之声以为雷哉!

史记·张良传》略地,谓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传》略通夜郎,谓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简奥如此。若《春秋》书「城楚丘」「疆郓田」,文法也。扬子《法言》云:「东沟大河,南岨髙山,西采雍梁,北卤泾垠。」韩退之《去邠操》云:「将土我疆。」其文法皆本于《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则,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识字哉?或曰:「兵法有《黄公三略》,何义也?」曰:「略与韬对,韬,弓衣也,义取藏器;略,封畛也,义取固守,决非简略之略也。」若依《集韵》谬解,因事生义,谓「略」简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则「三略」之名,又将曰「略书」名矣。用此以证「略」之为字,愈益明。《赵充国传》「图上方略」,图画本也;「方郷道也」,「略」边界也。注谓「方略」为计策,亦谬【王右军帖:「王略始及旧都】

尔雅》曰:“徒歌曰謡。”《说文》“謡”作“防”,注云:“防从肉言。”今按:徒歌谓不用丝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声也,出自胷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防”,以其言出自其胸臆,不由人教也。晋孟嘉云:“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谓徒歌曰“肉声”,即《説文》“肉言”之义也。

焦氏《易林》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謡。观者但以占卜书视之,过矣。如「夹河为昏,期至无舩,揺心失望,不见所欢」。如「三骊负衡,南取芝香,秋兰芬馥,利我少姜」。如「▯▯齧齧,贫鬼相责,无有欢怡,一日九结」。如「三夫共妻,莫适为雌,子无姓氏,父不可知」。其辞古雅,魏晋以后诗人莫及。又如「忧思约帯」,即古诗「去家日以逺,衣▯日以缓」也,而以四字尽之。如「簮短带长」,尤为奥妙。「簮短」即《毛诗》「首如飞蓬」也。「帯长」即「衣帯日以缓」也。两诗意但以四字尽之。「解我胷舂」,即《毛诗》「忧心如▯」也,影略用之,最为▯妙。且其辞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目睽睽」,韩文祖之曰「万目睽睽」。「九鴈列阵」,王勃《滕王阁序》用之。「酒为欢伯,白云如带,穴蚁封戸,天将大雨」,唐诗多用之。他如「雌鸑生雕,又文山鸿豹,肥腯多脂」。「鸨名鸿豹」,以鸨善食鸿为鸿之豹,犹言鱼鹰也,亦仅见此,可补《尔雅》。其云「防如旦饥」,即《诗》「惄如调饥」,据《韩诗》作「朝饥

译《说文》解释“略”字,是说划定土地。《左传》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注解说:“聚土为界碑叫做略。”经,意思是巡行;略,意思是边界,即取土筑界碑的略。这正是《孟子》所说的“限制百姓不靠划定疆界的界限”的意思。后世不知道“略”是聚土筑界的意思,陆佃、黄公绍说巡行叫做略,这就大错特错了。巡行可以解释“经”字,却不能解释“略”字。“经略”这个词,就像说“防边”一样,就像说“出塞”一样。两个字连用才构成意义。如果把略解释为巡行,那么说边是防御,说塞是征行,可以吗?“略”、“边”、“塞”,都是实词。边、塞的意思容易明白,人们都知道。“略”的意思稍微隐晦,所以解释的人不把它当作实词,而把它虚化,越解释越错误了。再考证《左传》中凡是说略的地方,都是指聚土筑界碑。比如“侵败王略”,又说“给他武公的略”,又说“我将略地”,又说“略塞垣”,意思都相同。《尚书》说“嵎夷既略”,意思是设立边防来界定嵎夷,这正是天子经略的事情。孔颖达不认识略字的本义,以为就是俗称的忽略、简略的略,于是注解说“用功少叫做略”,多么俗陋而且错误可笑啊!《孟子》说“这是它的大略”,略字本是比喻的说法,意思是得到了边界而没有穷尽其中。也就像《庄子》所说的“道没有界限才是对的,却有界限”。郭象注解说:“道没有界限,所以万物能够放纵它们的分域”,精妙地理解了《庄子》和《孟子》的话。“略”就像《庄子》所说的“封”和“畛”。可惜赵岐注释《孟子》不能像郭象注释《庄子》那样,竟然说“大略”就是“大要”。《汉书·武帝纪》中的“杀略”,意思是进入边界杀人;《龚遂传》中的“刧略”,意思是进入边界抢劫。现在竟然把略当作杀和刧。史书说“智略辐凑”,大概是说他的智慧足以周知天下的边界。现在竟然把略当作才智的称呼,假借比喻,远远失去了本意,这和瞎子听车轮的声音以为打雷有什么不同呢!

《史记·张良传》中的“略地”,意思是夺取土地并设立我们的边界。《唐蒙传》中的“略通夜郎”,意思是打通通往夜郎的边界。古文简奥就是这样。如果《春秋》记载“城楚丘”、“疆郓田”,这是文法。扬子《法言》说:“东面沟渠是大河,南面山势是高峻,西面采集雍梁,北面卤水泾垠。”韩愈《去邠操》说:“将士们守卫我的疆界。”这些文法都本于《春秋》。不知道古人用字的法则,就不能理解古人立言的意思,人们可以不识字吗?有人说:“兵法中有《黄公三略》,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略与韬相对,韬是弓衣,意义取收藏兵器;略是边界,意义取巩固防守,绝不是简略的略。”如果依照《集韵》的错误解释,因事生义,说“略”是简略、少、行走而夺取、有才智,那么“三略”的名字,又将叫做“略书”了。用这个来证明“略”作为字的含义,更加明白了。《赵充国传》中的“图上方略”,图画是原本;“方”是方向、道路,“略”是边界。注解说“方略”是计策,也是错误的【王右军帖:“王略始及旧都”】

《尔雅》说:“无伴奏的歌叫做謡。”《说文》“謡”写作“防”,注解说:“防从肉言。”现在按:徒歌是指不用丝竹乐器相和。肉言,是歌者的人声,出自胸臆,所以叫肉言。童子唱歌叫“童防”,因为他的话出自他的胸臆,不是由人教出来的。晋代孟嘉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把徒歌叫做“肉声”,就是《说文》“肉言”的意思。

焦氏《易林》是西京的文辞。辞句都是古韵,与《毛诗》《楚辞》的叶音相合。有的像诗,有的像乐府童謡。观看的人只把它当作占卜的书来看,就错了。比如“夹河为昏,期至无舩,揺心失望,不见所欢”。比如“三骊负衡,南取芝香,秋兰芬馥,利我少姜”。比如“〇〇齧齧,贫鬼相责,无有欢怡,一日九结”。比如“三夫共妻,莫适为雌,子无姓氏,父不可知”。这些辞句古雅,魏晋以后的诗人比不上。又如“忧思约帯”,就是古诗“去家日以逺,衣〇日以缓”的意思,而用四个字概括了。又如“簮短带长”,尤其奥妙。“簮短”就是《毛诗》“首如飞蓬”的意思。“帯长”就是“衣帯日以缓”的意思。两首诗的意思只用四个字概括了。“解我胷舂”,就是《毛诗》“忧心如〇”的意思,影略使用,最为〇妙。而且这些辞句古代文人也多用。“六目睽睽”,韩愈效法它说“万目睽睽”。“九鴈列阵”,王勃《滕王阁序》用了它。“酒为欢伯,白云如带,穴蚁封戸,天将大雨”,唐诗多用它。其他如“雌鸑生雕,又文山鸿豹,肥腯多脂”。“鸨名鸿豹”,因为鸨善于吃鸿,是鸿的豹,就像说鱼鹰一样,也仅见于此,可以补充《尔雅》。它说“防如旦饥”,就是《诗》“惄如调饥”,根据《韩诗》作“朝饥”。

」,言朝饥难忍也。此云「旦饥」,盖与《韩诗》合,可证「调饥」为「朝饥」无疑也。其云「大树之子,百条共母,当夏六月,枝叶盛茂,鸾凤以庇,召伯逰暑」。「逰暑」避暑也,此即用《诗》「甘棠」事。「逰暑憇甘棠」,盖古説如此。今注谓召伯听讼于甘棠之下,成周之时制度文物备矣,岂有以召伯之贵而坐于甘棠树下,如老人里长断争鸡之讼者乎?「逰暑」之説,盖近于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证禹生石纽村之事。此皆有禆于经史,又不但为修辞之助而已。

译“”,是说早晨饥饿难以忍受。这里说“旦饥”,大概与《韩诗》相合,可以证明“调饥”就是“朝饥”无疑。文中说“大树之子,百条共母,当夏六月,枝叶盛茂,鸾凤以庇,召伯逰暑”。“逰暑”就是避暑的意思,这里正是借用《诗经》中“甘棠”的典故。“逰暑憇甘棠”,大概古人的说法就是这样。现在的注释说召伯在甘棠树下审理诉讼,成周时期制度文物完备,难道会有像召伯这样尊贵的人坐在甘棠树下,像老人或里长那样审理争鸡的诉讼吗?“逰暑”的说法,大概更符合人情事理。文中说“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以证明禹出生在石纽村的事情。这些内容都对经史有所裨益,不仅仅是有助于修辞罢了。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杨子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音渚。齐武帝诗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冶,探懐怅徃事,意满辞不叙。」刘文房诗落日芜湖色,空山梅冶烟。」孟浩然:「水溢梅根冶,烟迷杨叶洲。」皆以冶为野也。世谓清谈放旷起于晋,非也。汉末已有之矣。仲长统《见志诗》曰:「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裂风雅。」郑泉嗜酒,临卒谓同类曰:「必▯我陶家之侧,庶千歳之后,化而成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二子盖阮籍、刘伶之先着鞭者也。

方逊志云:「杜子美论书则贵瘦硬,论画马则鄙多肉,此自其天资所好而言耳,非通论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东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轻?」又曰:「书生老眼省见稀,画图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为女色评,持以论书画可也。予尝与陆子渊论字,子渊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则不妙。」予戏答曰:「丰艶,丰艶不丰则不艶。」子渊首肯者再。

易》鼎卦初六「鼎颠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即足也,在初则颠倾侧而已,未折也;在四则折矣。沈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谓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体,在上则易熟而不偏烂。及升鼎则浊滓皆归足中。」《鼎卦》初爻「鼎颠趾,利出否」,谓浊否下,须先泻而虚之。九二阳爻始为鼎有实,今京师大庖钓悬而煑,不使着釡底,亦古人遗意也。今按沈之説,得象意可补《易》注之缺。就是义言,则初六洗鼎也,九四升鼎也。洗鼎而颠趾则利,升鼎而折足则凶。晋石崇以饴浴釡,贾勰《齐民要术》有涂瓮法,皆古庖人之遗意。

春秋恶絶秦、楚,而大学引秦誓、楚书。孟子羞称五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圣贤憎而知其善也。説文解防字云:「配,盐幽菽也。」三苍解靘字云:「靘,冥果青色也。」盖豉本豆也,以盐配之,幽闭于瓮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冥果、宻煎果」也。以铜青浸之,加宻而防于缶中,故曰「防果」。幽菽、防果,取名于幽防,见其与生菽、生果异也。解诂之妙,有如此,谁谓文章不在换字乎?

孟字,《集韵》作莫更切,予每疑之。尝考之,四方之音,无南北皆呼孟与梦同声。如依韵切,则当呼命,呼孟子为命子,指孟津为命津,可乎?但未有古韵语可为证,以改订之。一日观《说文》云:“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乃跃然。”曰孟与动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正沈约鴃舌之缪矣。凡字有当从古音者,十之九;有当从今音者,十之一。如此孟字,其一也。他如朋,当与蓬同音,而不当作蒲登切;薨当音烘,▯当音红,不当音宏;他当在麻韵,而不当在歌韵。盖以今之方言,无南北四方皆如今呼者多,而如韵呼者少也。今有迂士呼他必以拖音,至于临下语众,不省其语为何等语,反自诧曰:“予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诗》《楚辞》《韵补》古音五千有余,君皆不省,而独一他字为古音以对俗人,仆▯何异?施粉黛于足胫,缀靥子于眉目哉!”李文正先生尝云:“古字不可不知其音义,但不可着意用之于文字中,古音亦然。”然则诗文用古字古韵者,必自然谐协,若出于巳可也。

史记·周纪》武王曰:“维天不享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蜚鸿满野。”徐广曰:“夷羊,怪物也;蜚鸿,蠛蠓也。”张守节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飞鸿,喻君子放弃。”郑▯曰:“蜚鸿,鸿雁也,知避隂阳寒暑,喻民去无道,就有道。”慎按三説,皆如眯目而道黒白者,详此文据实事言,非喻也。纣有鹿台以飬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鸿,马名,若白蚁、紫燕之类,盖良马也。飬麋鹿而弃良马,故曰麋鹿在牧,飞鸿满野,言其飬无用而害有用也,此説为近。

墨池编》论字体有擘窠书,今书家不解其义。按《顔真卿集》有云:「防画稍细,恐不

译古冶字有时借作野字。金陵有冶城,扬子江有梅根野。有时写作冶字而音读为渚。齐武帝诗云:“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冶,探怀怅往事,意满辞不叙。”刘文房诗云:“落日芜湖色,空山梅冶烟。”孟浩然诗云:“水溢梅根冶,烟迷杨叶洲。”这都是以冶为野。世人认为清谈放旷起于晋代,其实不对。汉末就已经有了。仲长统《见志诗》说:“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裂风雅。”郑泉嗜酒,临死时对同类人说:“一定要把我葬在陶匠家旁边,希望千年之后,我化作泥土,有幸被取来做成酒壶,这才符合我的心愿。”这两个人大概是阮籍、刘伶的先驱了。

方逊志说:“杜甫论书法则推崇瘦硬,论画马则鄙视多肉,这是从他天生的喜好来说的,并非普遍适用的定论。大体上字的肥瘦,各自有适宜之处,未必瘦的都好,而肥的就不对。好比美人一样。”苏轼说:“美丑肥瘦,各有姿态,杨玉环、赵飞燕,谁敢轻视?”又说:“书生老眼少见,看画只怪周昉画的人太肥。”这话不只是评价女子容貌,用来评论书画也是可以的。我曾经和陆子渊讨论书法,子渊说:“字好比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则不妙。”我戏答说:“丰艳,丰艳不丰则不艳。”子渊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易经》鼎卦初六爻辞“鼎颠趾,利出否”,九四爻辞“鼎折足,覆公餗”。趾就是足,在初六爻只是倾倒侧翻而已,并未折断;在九四爻则折断了。沈存中说:“古鼎中有三足都是空的,容纳食物的是所谓的鬲。煎煮调和的方法,常希望清汤在下部,在上部则容易熟而不烂。等到把鼎升起来时,浑浊的渣滓都归于足中。”《鼎卦》初爻“鼎颠趾,利出否”,是说浊滓下沉,必须先倒出而使之空虚。九二阳爻开始表示鼎中有实物,现在京城大厨房悬挂锅具煮食,不让锅底着底,这也是古人的遗意。现在考察沈存中的说法,符合卦象之意,可以补充《易经》注释的缺漏。就这层意义来说,初六爻是洗鼎,九四爻是升鼎。洗鼎时颠趾则有利,升鼎时折足则凶险。晋代石崇用饴糖洗锅,贾勰《齐民要术》有涂瓮的方法,都是古代厨师的遗意。

《春秋》厌恶秦国、楚国断绝关系,而《大学》引用秦誓、楚书。孟子羞于称颂五霸,却引用晏子的话,叙述百里奚的功劳。这都是圣贤憎恶他们却知道他们的善处。《说文解字》解释“防”字说:“配,盐幽菽也。”《三苍》解释“靘”字说:“靘,冥果青色也。”大概豉本来是用豆子做的,用盐配合,在瓮盎中幽闭而成,所以叫“幽菽、冥果、宻煎果”。用铜青浸泡,加蜜密封在缶中,所以叫“防果”。幽菽、防果,取名于幽闭,显示它们与生豆、生果不同。解释训诂的精妙,有如此之处,谁说文章不在于换字呢?

孟字,《集韵》注音为莫更切,我每每怀疑。曾经考察,四方口音,没有南北都呼孟与梦同声的。如果依照韵切,则应当呼为命,呼孟子为命子,指孟津为命津,可以吗?只是没有古韵语可以作为证据,来改订它。一天看《说文》说:“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乃跃然。”说孟与动叶韵,乃是古中原之音,可以纠正沈约吴音的谬误了。凡是字有应当从古音的,占十分之九;有应当从今音的,占十分之一。像这个孟字,就是其中之一。其他如朋,应当与蓬同音,而不应当作蒲登切;薨应当音烘,〇应当音红,不应当音宏;他应当在麻韵,而不应当在歌韵。大概因为现在的方言,没有南北四方都如今呼的多数,而如韵呼的少数。现在有迂腐的士人呼他必用拖音,至于对下属说话,大家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话,反而自夸说:“我呼的是古音。”我笑着说:“《毛诗》《楚辞》《韵补》古音五千有余,你都不懂,却唯独一个他字当作古音来对付俗人,我〇何异?施粉黛于足胫,缀靥子于眉目哉!”李文正先生曾经说:“古字不可不知其音义,但不可着意用之于文字中,古音亦然。”那么诗文用古字古韵的,必须自然谐协,若出于己意就可以。

《史记·周纪》武王说:“维天不享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蜚鸿满野。”徐广说:“夷羊,怪物也;蜚鸿,蠛蠓也。”张守节说:“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飞鸿,喻君子放弃。”郑〇说:“蜚鸿,鸿雁也,知避隂阳寒暑,喻民去无道,就有道。”慎按三说,都像眯着眼说黑白一样,详查此文据实事言,并非比喻。纣有鹿台以养鹿,所以说麋鹿在牧,蜚鸿,马名,像白蚁、紫燕之类,大概是良马。养麋鹿而弃良马,所以说麋鹿在牧,飞鸿满野,说它养无用而害有用,此说较为接近。

《墨池编》论字体有擘窠书,现在书法家不解其义。按《颜真卿集》有云:“防画稍细,恐不

堪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王恽《玉堂嘉话》云:「东坡洗玉池铭擘窠大字极佳。」又云:「韩魏公书杜少陵画鹘诗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译可以长久。」臣现在恭敬地依据石碑,用擘窠体大字书写。王恽在《玉堂嘉话》中说:「苏东坡所写的《洗玉池铭》擘窠大字极佳。」又说:「韩魏公书写杜甫《画鹘诗》的擘窠大字。」这种写法宋代人多采用,是墨迹手札的源头。

月令「靡草死」注「荠苨之属」。按《吕氏春秋·任地》篇云:「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注:「昔,终也。三叶,荠苨也,葶苈也,菥蓂也。」见三叶之死,则大麦可获之▯也。月令本出自《吕氏春秋》,即以其书解之为宜。

古文语多倒。汉书中行説曰:「必我也,为汉患者。若今人则云:『为汉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则云:『言伐莒者,子邪?』」

晏子春秋》杀科雉者,不出三月。《吕氏春秋》亦载此事,科雉作随兕。按科雉,谓雉方乳也;随兕,亦谓兕初生随牝母者。注乃谓二兕相随,何其谬邪!

左传》溺人必笑,《吕氏春秋》云:溺者必笑,虽笑不乐。盖古有此语。

曹操伐乌桓,孔融与操书云:“肃慎氏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按也。”即苏子瞻《艾子》所谓“科斗时事”也。《诗》“天夭是防”,后汉《张衡传》引之云:“利害始萌,害渐亦牙,速速方糓,夭夭亦加以速速。”对“夭夭”为义,良为有理。今本作“天夭”,安知非字之误邪?

大戴礼》武王践阼三日,召师尚父而问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其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注:不解丹书为何物。按《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斐豹,▯也,着于丹书。”注: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近世魏律縁坐没配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此亦古人丹书之遗法。据此,则丹书,古人之法律书名也。盖戒人之怠与欲,而勉以敬义。失敬义则入怠欲,而▯于刑矣。然以法律之书而陈敬义之训,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异乎郑书、晋鼎乎?

左传》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郑行人公孙挥如晋聘,程郑问焉,曰:“敢问降阶何由?”子羽不对。归以语然明。然明曰:“是将死矣,不然将亡。”孔頴逹曰:“赵文子贤人也,将死其语偷。程郑小人也,将死其言善。皆为失常。”

墨庄漫録》载妇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后主,非也。予观六朝乐府有双行纒其辞云:“新罗綉行纒,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唐杜牧诗云:“钿尺裁良减,四分碧琉璃滑,裹春云。”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画裙。段成式诗云:“醉袂几侵鱼子缬,彯缨长戞鳯皇▯,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作锦鞋。”《花间集》词云:“慢移弓底綉罗鞋。”则此饰不始于五代也。或谓起于妲己,乃瞽史以欺闾巷者,士夫或信以为真,亦可笑哉。

史记》、《世本》、《国语》载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即位凡一千九十余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夀考,然而父子相继三十年为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为一千九十余年,即使人皆百嵗,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后可叶其数,岂有此理邪?稷与契同封,契至成汤四百二十余年,凡十有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长年,而契之子孙皆短世乎?此又可证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国史载之犹难明若此,近世家谱可尽信乎?

宋元祐党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则王安石啓之也。安石甞作《曹社诗》以寓意,谓「神奸变化,自古难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谋,盖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晩,盖以喻新法异意之人将为宋室之祸也。其后门生子婿相继得政,果铸宝鼎,列元祐诸贤,司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绩,而以司马诸公为魑魅。吕恵卿载诸谢章曰:「九金聚粹,画图魑魅之形。」自此党论大兴,贤才消伏,卒致戎马南骛,赤县丘墟。一言丧邦,安石之谓也。慎按,安石之恶,流祸后世,有如此。宋之南迁,安石为罪之魁,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虽后汉、晚唐党祸,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阉奴,身为恶而顕遭戮,国史明着为奸臣矣。安石以文济奸,党恶又众,至于后世是非犹舛。朱晦庵作《宋名臣

译《月令》中“靡草死”的注解说:“是指荠苨这类植物。”查考《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孟夏之末,杀死三叶草而收割大麦。”注解说:“昔,是终了的意思。三叶,指荠苨、葶苈、菥蓂。”看到这三种草死亡,就知道大麦可以收割了。《月令》原本出自《吕氏春秋》,所以用那本书来解释它是合适的。

古文中语序多有倒装。《汉书》中行说说道:“必定是我,成为汉朝的祸患。”如果按现代人的说法则是:“成为汉朝祸患的,必定是我。”《管子》说:“是你吗,说要去讨伐莒国的人?”如果按现代人的说法则是:“说要去讨伐莒国的人,是你吗?”

《晏子春秋》中说杀科雉的人,不出三个月。《吕氏春秋》也记载了这件事,科雉写作随兕。查考科雉,是指野鸡正在孵卵;随兕,也是指犀牛刚出生跟随母牛。注解说两只犀牛相随,多么荒谬啊!

《左传》中说溺水的人必定会笑,《吕氏春秋》说:溺水的人必定会笑,虽然笑却不快乐。大概古代就有这种说法。

曹操讨伐乌桓,孔融给曹操写信说:“肃慎氏不进贡楛矢,丁零人偷窃苏武的牛羊,可以一并查办。”这就是苏东坡《艾子》中所说的“科斗时事”。《诗经》中“天夭是防”,后汉《张衡传》引用它说:“利害开始萌发,祸害逐渐显露,迅速防备谷物,夭夭也加以迅速。”将“夭夭”作为义项,确实很有道理。现在的版本写作“天夭”,怎么知道不是字的错误呢?

《大戴礼记》中说武王即位三天,召见师尚父并问道:“黄帝、颛顼的道,还存在吗?恐怕也不能见到吧?”师尚父说:“在丹书中。上面说:‘恭敬胜过懈怠者吉祥,懈怠胜过恭敬者灭亡;道义胜过欲望者顺从,欲望胜过道义者凶险。’”注解说:不明白丹书是什么东西。查考《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斐豹,是罪人,记载在丹书上。”注解说:犯罪没为官奴,用丹书写下他的罪行。近代魏律中因连坐没入官府为工、乐、杂户的人,都用红纸作为名册,其卷册用铅做轴,这也是古人丹书的遗留方法。据此,那么丹书,是古人的法律书名。大概是为了告诫人们不要懈怠和放纵欲望,而勉励他们恭敬和守义。失去恭敬和道义就会陷入懈怠和欲望,从而陷入刑罚。然而用法律之书来陈述恭敬和道义的训诫,先王以道治理天下,而不依赖法律,这也不同于郑国的书、晋国的鼎吧?

《左传》中说晋侯宠幸程郑,让他辅佐下军。郑国行人公孙挥到晋国聘问,程郑问他,说:“请问降低地位是由什么引起的?”子羽不回答。回去后告诉然明。然明说:“这个人将要死了,不然就要逃亡。”孔颖达说:“赵文子是贤人,将要死时言语苟且。程郑是小人,将要死时言语善良。都是因为失去了常态。”

《墨庄漫录》记载妇女缠足始于五代李后主,这是不对的。我查看六朝乐府有《双行缠》,其辞说:“新罗绣行缠,足踝如春天般美好,别人不说好,只有我觉得可怜。”唐代杜牧诗说:“钿尺裁量减少,四分碧琉璃光滑,裹着春云。”五陵年少欺负她醉倒,笑着在花前露出画裙。段成式诗说:“醉袖几次浸染鱼子缬,飘带长击凤凰,知道你想作闲情赋,应该愿意将身体化作锦鞋。”《花间集》词说:“慢慢移动弓底绣罗鞋。”那么这种装饰不始于五代。有人说起于妲己,那是盲史欺骗乡里的人,士大夫有时相信为真,也可笑啊。

《史记》、《世本》、《国语》记载后稷到文王共十五世。我查考后稷始封到文王即位共一千九十多年却只有十五世,值得怀疑。有人说上古人多长寿,然而父子相继三十年为一世,是常理。用十五世推算出一千九十多年,即使人都活到百岁,也必须六十岁娶妻,八十岁才生子,然后才能符合这个数字,哪有这种道理呢?稷与契同时受封,契到成汤四百二十多年,共十四世;而稷到文王年限加倍而世数减半,为什么稷的儿子都长寿,而契的子孙都短命呢?这又可以证明。周家帝王的世系,国史记载尚且难以明白如此,近代的族谱可以完全相信吗?

宋元祐党籍碑,由蔡氏父子完成,其意图则是王安石启发的。王安石曾作《曹社诗》以寓意,说“神奸变化,自古难知,辨别而不怀疑的,只有禹鼎”。魑魅合谋,大概不是一天。太丘的社,其灭亡较晚,大概是用以比喻新法异意的人将成为宋室的祸患。其后门生子婿相继得政,果然铸造宝鼎,列出元祐诸贤,司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王安石比禹绩,而以司马诸公为魑魅。吕惠卿载于谢章说:“九金聚粹,画图魑魅之形。”自此党论大兴,贤才消伏,最终导致戎马南骛,赤县丘墟。一言丧邦,说的就是王安石。慎按,安石之恶,流祸后世,有如此。宋之南迁,安石为罪之魁,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虽后汉、晚唐党祸,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阉奴,身为恶而显遭戮,国史明着为奸臣矣。安石以文济奸,党恶又众,至于后世是非犹舛。朱晦庵作《宋名臣

言行録》,以王安石为名臣,与司马光并列。夫司马光与安石所争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则諌沮新法者,非安石为名臣,则司马光不得为名臣矣。今著名臣録,自拟于《春秋》,而光与安石并列,则是石碏与州吁皆为忠臣,崔杼与晏婴皆为义士,而孔子可与少正卯同列,孟子可与仪、秦齐班乎?其微意不可知,岂暗用绍圣调停之法于史册之间乎?朱子平生功业不可见,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马作《通鉴》,书诸葛亮入冦,公作《纲目》正之,当矣。然《通鉴》所书,因乎陈夀《名臣録》,公之进安石则未有因也。公之特笔,而天下后世虽儿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见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为其护细行有经学与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恶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众正,误人主亡社稷,此元恶大憝,虽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禇彦回未尝不护细行,孔光、张禹未尝无经学,李斯、曹操岂不能文章?史固未尝假借之也。予又见他书载金兵入汴,见铸鼎之象,而叹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长!」遂怒而击碎之。敌人犹知恶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于九原而一问之邪!

译《言行录》将王安石列为名臣,与司马光并列。司马光与王安石所争论的,是新法。新法施行,如果是对的,那么劝谏阻止新法的人就是错的;如果王安石是名臣,那么司马光就不能算是名臣了。如今在名臣录中,自比于《春秋》,而司马光与王安石并列,这就好比石碏与州吁都是忠臣,崔杼与晏婴都是义士,而孔子可以与少正卯同列,孟子可以与张仪、苏秦齐名吗?其深意不可得知,难道是在史册中暗中采用绍圣年间调停两党的做法吗?朱子平生的功业不可见,而他对人物的取舍如此可疑。况且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入侵,朱子作《纲目》予以纠正,这是恰当的。然而《通鉴》所记载的,是依据陈寿的《名臣录》,朱子提升王安石地位则没有依据。朱子的特笔,天下后世即使是儿童走卒,也没有一人赞同他的看法。有人说,朱子选取王安石,是憎恶他而知道他的优点,因为他注重小节,有经学和文章。唉,这又是极不通达的了。憎恶而知道其优点,是指小恶而可以改正的人。至于那些勾结奸邪危害众正,误导君主导致国家灭亡的人,这是元恶大憝,即使有小善也不值得称道。王夷甫、褚彦回不曾不注重小节,孔光、张禹不曾没有经学,李斯、曹操难道不能写文章?史书本来不曾宽恕他们。我又见其他书载金兵攻入汴京,看见铸鼎的图像,叹息说:“宋朝君臣用人如此,怎么能长久!”于是愤怒地击碎了它。敌人尚且知道憎恶王安石,而大儒朱子反而尊崇他,这是什么缘故?怎么能从九泉之下请出朱子来问一问呢!

辟雍泮宫非学名,予于鲁颂引戴埴之説而申之,既详矣。近又思之,《説文》辟雍作廦廱,解云:廦,墙也;廱,天子享宴廦廱也。鲁诗解云:驺虞,文王囿名也;辟雍,文王宫名也。以《说文》、鲁诗之解观之,则与《诗》“镐京辟雍”、“于乐辟雍”之义皆合矣。辟雍为天子学名,泮宫为诸侯学名,自《王制》始有此説。《王制》者,汉文帝时曲儒之笔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学曰辟雍,为周之制,则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颂云“于彼西雍”,考古图又有“胥雍”,则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为宫名无疑也。鲁颂既曰泮宫,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则泮宫者,泮水傍之宫;泮林者,泮水傍之林无疑也。鲁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宫,即使鲁之学在水傍而名泮宫,如《王制》之説,当时天下百二十国之学,岂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宫邪?予又观宋胡致堂云:“灵台诗所谓‘于乐辟雍’,言鸟兽昆虫各得其所,鼔钟簴业莫不均调,如此所论之事惟鼔钟而已,如此所乐之徳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声》所谓“镐京辟雍”,义亦若此而已。且灵台之诗叙台池苑囿与民同乐,故以蒙瞍奏公终之。胡为勦入学校之可乐与钟鼔谐韵而成文哉?《文王有声》止于继武功,作丰邑,筑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师,亦无縁遽及学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维辟”,下章曰“镐京辟雍”,则知“辟”之为君无疑也。泮水诗言鲁侯戾止,且曰“于迈”,固疑非在国都之中,且终篇意防主于服淮夷,故献馘献囚,出师征伐皆于泮宫,乌知泮宫之为学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为一篇之证,则末矣。《王制》起于汉文时,其失已久,后世既立太学,又建辟雍,若有两太学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与予见合,而《説文》、鲁诗解、戴埴之论皆可迎刃,特俗见胶滞已久,可与知者道耳。

司马温公《通鉴》载吴越王钱▯佐年十四即位,温恭好书,礼士。问仓吏今蓄积几何?曰:“十年。”王曰:“军食足矣,可以寛吾民。”乃命复其境内税三年。欧阳永叔《五代史》乃云钱氏自武穆王镠常重敛以事奢侈,下至鱼鸡卵鷇,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笞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百余人,不堪其苦。欧阳史司马鉴所载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马氏记▯佐复税之事,《五代史》不载;欧阳修记钱氏重敛之虚,《通鉴》不取。其虚实有证矣。”予按宋代别记载,欧阳永叔为推官时,昵一妓,为钱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后作《五代史》,乃诬其祖以重敛民怒之事。若然,则挟私怨于褒贬之间,何异于魏收辈耶?

欧阳氏五代史誉之太过,其实至云胜于《史记》,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实未也。《史记》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为独冠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笔力,亦由其书会辑《左氏》《国语》《战国策》《世本》及汉代司马相如、东方朔辈诸名人文章以为桢干也。五代史所载,有是文章乎?况其笔力亦萎靡不振,不足为司马迁家奴,而云胜之,非欺天防人而何?

  丹铅总録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丹铅总録卷二十六明杨慎撰琐语类

汉书·律厯志》上元至伐桀之嵗,十四万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杨朱》云:“伏羲至今,三十余万嵗。”二説既参差,而《路史》及《外纪》其年代复与二家参差。邵尧夫《皇极数》断以天地始终,止十二万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参之《汉书》《列子》,则天地之始终又两畨矣。其孰为是邪?善乎庄子之言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汉书》《列子》之言诚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论可也。《吕览》:“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注:“女曰巫。”《楚辞·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汉曰:“总章曰黄门倡

译辟雍、泮宫并非学校的名称,我在《鲁颂》中引用戴埴的说法并加以申述,已经非常详细了。近来我又思考这个问题,《说文解字》中“辟雍”写作“廦廱”,解释说:“廦,是墙;廱,是天子宫墙内的宴饮场所。”《鲁诗》解释说:“驺虞,是周文王苑囿的名称;辟雍,是周文王宫殿的名称。”根据《说文解字》和《鲁诗》的解释来看,这与《诗经》中“镐京辟雍”、“于乐辟雍”的含义都相符合。认为辟雍是天子的学校名称,泮宫是诸侯的学校名称,这种说法是从《王制》开始的。《王制》是汉文帝时期迂腐儒生的笔迹,难道可以相信吗?孟子说:“夏代叫校,殷代叫序,周代叫庠,‘学’这个名称是夏、商、周三代共用的。”假如天子的学校叫辟雍,是周代的制度,那么孟子本来就会说出来了。既然叫辟雍,而《颂》诗中又说“于彼西雍”,考古图中又有“胥雍”,那么辟雍、西雍、胥雍,都是宫殿的名称无疑了。《鲁颂》既说泮宫,又说泮水,又说泮林,那么泮宫就是泮水旁边的宫殿;泮林就是泮水旁边的树林,这也是无疑的。鲁国有泮水,所以依据水名来命名宫殿,即使鲁国的学校在水边而命名为泮宫,像《王制》所说的那样,当时天下百二十国的学校,难道都在泮水旁边吗?难道都叫泮宫吗?我又看到宋代胡致堂说:“《灵台》诗中所谓的‘于乐辟雍’,是说鸟兽昆虫各得其所,钟鼓乐架无不协调,如此所谈论的事情只有钟鼓而已,如此所喜爱的德行只有辟雍而已。辟,指君主;雍,指和谐。”《文王有声》中所谓的“镐京辟雍”,意义也是如此罢了。况且《灵台》这首诗叙述的是台池苑囿与民同乐,所以用盲人乐工演奏结束全篇。胡致堂为什么要生硬地将其纳入学校可乐与钟鼓谐韵的论述中呢?《文王有声》只说到继承武功,建立丰邑,修筑城池,建造城墙,以建成京师,也没有理由突然涉及到学校的工程。上一章说“皇王维辟”,下一章说“镐京辟雍”,由此可知“辟”指君主是无疑的。《泮水》诗中说鲁侯来到,并且说“于迈”(出发),本来就怀疑不是在国都之中,而且全篇的主旨在于征服淮夷,所以献祭战俘、出征讨伐都在泮宫进行,哪里知道泮宫是学校呢?特意选取其中“匪怒伊教”这一句作为全篇的佐证,那就太浅陋了。《王制》兴起于汉文帝时期,其错误已经很久了,后世既然设立了太学,又建造辟雍,好像有两个太学一样,尤其可笑。考察胡致堂的话与我的见解相合,而《说文解字》、《鲁诗》的解释、戴埴的论述都可以迎刃而解,只是世俗的见解固执已久,只能与明白的人谈论罢了。

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吴越王钱佐十四岁即位,温和恭敬喜爱读书,礼遇士人。他问仓库官吏现在积蓄多少粮食?回答说:“够吃十年。”王说:“军粮足够了,可以宽免我的百姓。”于是命令免除境内三年的赋税。欧阳修《五代史》却说钱氏自从武穆王钱镠开始,就常常加重赋税以供奢侈,下至鱼鸡卵雏,必定逐家逐日收取。每当鞭打一个人来追讨欠负时,各位官吏各自拿着账簿在庭中,凡是每本账簿所欠的数额,唱出多少,以此作为鞭打的次数。鞭打完毕后,就依次唱名鞭打。少的还累积几十下,多的有一百多人,百姓不堪其苦。欧阳修的史书与司马光的通鉴记载不同,令人怀疑。胡致堂说:“司马氏记载钱佐免除赋税的事情,《五代史》没有记载;欧阳修记载钱氏加重赋税的虚妄,《通鉴》不予采纳。其虚实已有证据了。”我查考宋代其他记载,欧阳修担任推官时,宠幸一名妓女,被钱惟演所牵制,欧阳修怀恨在心。后来撰写《五代史》,就诬陷钱惟演的祖先有加重赋税激怒百姓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褒贬之间挟带私怨,与魏收等人有什么区别呢?

欧阳修的《五代史》赞誉过度,实际上甚至说它胜过《史记》,这是宋人尊崇本朝人物的言论,实际上并非如此。《史记》自《左传》以下,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它之所以独自冠绝诸史,不仅因为太史公父子的笔力,也因为它会集了《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以及汉代司马相如、东方朔等名人的文章作为骨干。《五代史》所载,有这样的文章吗?况且它的笔力也萎靡不振,不足以做司马迁的家奴,却说胜过司马迁,这不是欺天罔人又是什么?

丹铅总录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丹铅总录卷二十六 明 杨慎 撰 琐语类

《汉书·律历志》记载,从上古元始到讨伐夏桀那年,共十四万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杨朱》说:“从伏羲到现在,三十多万年。”两种说法既不一致,而《路史》及《外纪》的年代又与这两家不一致。邵雍《皇极数》断定天地始终,只有十二万八千年。用邵雍的话参照《汉书》《列子》,那么天地的始终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了。哪个是正确的呢?庄子说得好:“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汉书》《列子》的话确实荒唐了。邵雍的话又怎么知道是确切的呢?存而不论就可以了。《吕览》说:“楚国衰败时,创作了巫音。”注释说:“女曰巫。”《楚辞·九歌》说:“巫以事神。”这是女妓的起源吗?汉代说:“总章曰黄门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