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
义曰：以奇诈而用兵，乖於大道。何者？国以政刑为本，政在於简易因循。兵以变诈为先，变在於应权合理。政失於道则刑赏滥，诈失於道则杀害多。滥刑赏以为功，恣杀害而求胜，而欲兴邦致理，不亦难乎？与夫任物自化，有征无战远矣。兵犹火者，《春秋》隐公四年春，卫公子州吁弒其君完。初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为赋《硕人》之诗。娶于陈，曰厉伪。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璧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不纳於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早定之。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修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凌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石碏之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碏乃老。二月戊申，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将修先君之怨於郑，而求宠於诸侯，以和其民，使来告於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弊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於是陈、蔡方睦於卫，故宋与陈、蔡、卫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宋公乞师於鲁，鲁辞之。隐公问於众仲曰：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理乱。理乱犹理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夫州吁杀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秘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於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弒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於卫。九月，卫人使石宰丑杀州吁于#1濮。石碏使其宰孺羊肩杀石厚于陈。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预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所谓子从杀君之贼，国之大逆，不可不除。故云大义灭亲。明小义则兼爱其子也。以无事取天下。注：在宥天下，贵乎无为。若以政教理国，奇诈用兵，斯皆不合。唯无事无为，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标也。疏：此示标也。有道之君，无为而理。夫无为则无事，无事则不烦，不烦则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义曰：政教理国，奇诈用兵，岂若无事无为而化天下，民聚国泰以致和平也。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注：以此下文知之。疏：吾何以知，发问也。其然，犹如是也。以此，答也。老君详问我何以知取天下又须无事，以下文云多忌讳，则人弥贫，我无为而人自化，验可知矣。义曰：以政教求理，以奇诈用兵，固不可以致理矣。上多忌讳下多利器，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皆非太平之本。唯无事无为，乃可化物。以此观之，理乱之道昭然矣。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注：以政理国，动多忌讳。人失作业，故令弥贫。疏：此覆释以政理国也。为天下之主，不能敦清静以化人，崇简易而临物，政烦网密，下人无所措其手足，避讳无暇，动失生业，日就困穷，所以弥贫也。义曰：上多忌讳，谓法令多门也。动有拘於忌犯则获罪，民不聊生，怨叛忧虞，农桑隳废，故其民弥贫。释曰无财曰贫。君上无为，法令宽简，人无拘忌，适性自安，凿井耕田，以饮以食，故民富而国昌矣。人多利器，国家滋昏。注：利器，谓权谋也。人主以权谋为多，不能反实，下则应之以诈谲，故令国家滋益昏乱也。疏：此释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权谋也。夫权道在乎适时，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用权谋，不能反实，不必应之以诈谲，故云滋益昏乱。义曰：昏乱，不明也。君好奇变，民尚欺饴，上下交诈，正道不明，故为昏乱也。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注：人主以伎巧为多，不能见素，下则应之以奢泰，故令淫奇之物滋起。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谓刻镂雕琢，宝货珍玩之属。言人君不尚淳朴而好浮华，百姓效上而为，奢泰驰竞，淫饰日以繁多也。义曰：淫巧悦目，珍奇荡心。上耽玩而不除，下增饰而弥甚。华侈既作，朴素遂忘，固可戒矣。《春秋》丹桓宫之楹、刻桓宫之桷，书而讥之。臧文仲山节藻税，亦以为过。盖欲人君尚於俭素也。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注：无为既失，法令益明，窃法为奸，尽成盗贼。岂非多有乎？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嗜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齐物。人既苟免而无耻，窃法而为奸，上下相蒙，故令盗贼多有矣。
译用奇谋欺诈来用兵，违背大道。为什么呢？国家以政刑为根本，政事应当简易而顺应自然；用兵则以变化欺诈为先，变化在于应合时机、合乎义理。政事失道，刑罚和赏赐就会滥用；欺诈失道，杀害就会增多。以滥施刑赏来求取功劳，任意杀害来求取胜利，却想使国家兴盛、天下得到治理，不是很困难吗？这与任凭万物自我化育、能够有征讨却不交战，相距太远了。说兵器像火，《春秋·隐公四年》记载：卫国公子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完。当初，卫庄公娶齐国东宫得臣的妹妹为妻，名叫庄姜，美丽却没有儿子，卫国人为她作了《硕人》诗。又从陈国娶来一位女子，名叫厉妫，生了孝伯，但孝伯早死。她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桓公当作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嬖人的儿子，受到宠爱而喜好用兵。卫庄公不加禁止，庄姜厌恶他。石碏劝谏说：我听说爱护儿子，就应以正当的道理教导他，不使他陷入邪道。骄傲、奢侈、放纵、逸乐，都是邪道的来源。这四种情形的出现，是因为宠爱和俸禄过度。如果准备立州吁为君，就应及早确定下来；如果还没有确定，却一步步助长他的势力，便会酿成祸患。受宠而不骄傲，骄傲后还能降下身份，降下身份后不怨恨，怨恨后还能自我修正的人，很少。况且卑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小者压制大者，淫乱破坏义理，这就是所谓六种逆乱。君主有义，臣下就会奉行；父亲慈爱，儿子就会孝顺；兄长友爱，弟弟就会敬重，这就是所谓六种顺理。抛弃顺理而效法逆乱，就是招来祸患。因此，做君主的人本来应当努力消除祸患，却反而招来了祸患，这不是不可以吗？卫庄公不听。石碏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游，石碏禁止他，他却不听。桓公即位后，石碏便告老。二月戊申日，州吁杀死桓公，自立为君。他准备为先君报复郑国，并向诸侯求取宠信，以此安定本国百姓，于是派人到宋国说：如果君主能讨伐郑国，替君主除去祸害，由君主担任盟主，我国将带着赋税，同陈国、蔡国一起跟从，这是卫国的愿望。宋人答应了。此时陈、蔡正与卫国和睦，所以宋国联合陈、蔡、卫讨伐郑国，包围郑国东门，五天后撤军。宋公向鲁国请求援军，鲁国推辞。隐公问众仲：州吁能成功吗？众仲回答：我听说要用德行使人民和睦，没听说用祸乱来治理祸乱。治理祸乱就像整理乱丝，反而使它更加纷乱。州吁倚仗兵力而安于残忍；倚仗兵力就没有民众，安于残忍就没有亲近的人。民众背叛、亲族离散，他很难成功。兵器就像火，不及时止息就会自我焚毁。州吁杀害自己的国君，又残酷地役使人民，不致力于施行美德，却想凭祸乱取得成功，一定不能免于祸患。州吁还没有使人民和睦，石厚便向石碏询问如何确定君主。石碏说：朝见周王是可行的。石厚问：怎样才能得到朝见的机会？石碏说：陈桓公正受到周王宠信，陈国和卫国又正相和睦；如果先朝见陈国，请陈国代为请求，一定可以做到。石厚跟随州吁到了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狭小，我又年老昏聩，已经无能为力。这两个人实际上杀害了我国国君，希望你们立即设法处置他们。陈人便把他们拘捕，并请求卫国派人来处理。九月，卫国派石宰丑在濮地杀死州吁。石碏派他的宰臣孺羊肩在陈国杀死石厚。君子说：石碏是纯粹的忠臣。他憎恶州吁，也连同自己的儿子石厚一起处置。为了大义而灭除亲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所谓儿子跟随杀害国君的贼人，是国家的大逆，不可不除。所以说大义灭亲。明白小义的人，则会兼顾爱护自己的儿子。用无事来取得天下。治理天下，贵在无为。若用政教治理国家，用奇谋欺诈来用兵，这些都不合乎道。只有无事无为，才可以取得天下。这三句是标明宗旨。这是显示宗旨。有道的君主实行无为而治理天下。无为就没有烦扰之事，没有烦扰之事就不会使政事烦琐，政事不烦琐，百姓就会自行化育，于是天下太平。用政教治理国家、用奇谋欺诈来用兵，哪里比得上无事无为而教化天下，使人民聚集、国家安泰而达到和平呢？我凭什么知道天下应当如此呢？凭的就是这个道理。从下面的文句可以知道。“我凭什么知道”，是发问；“其然”，就是“如此”；“以此”，是回答。老君详细发问：我凭什么知道取得天下又必须无事？下面说禁忌越多，人民就越贫困；我实行无为，人民便自行化育，由此就可以验证并知道。依靠政教求得治理、依靠奇谋欺诈来用兵，本来就不可能实现大治。上面禁忌越多，下面的利器越多，奇异之物越多地兴起，法令越多地彰显，这些都不是太平的根本。只有无事无为，才能教化万物。由此看来，治理和造成混乱的道理就清楚了。天下的禁忌越多，人民就越贫困。用政事治理国家，行动中往往有许多禁忌。人民失去谋生的事业，所以更加贫困。这是反复解释用政事治理国家。作为天下的君主，不能以敦厚清静来教化人民，不能崇尚简易而治理万物，政事烦琐、法网严密，下面的人无处安放手脚；他们忙于躲避禁忌，动不动就失去谋生的事业，日益走向困穷，所以更加贫困。上面禁忌很多，是说法令门类繁多。人民一行动就受到禁忌约束，触犯了就获罪，百姓无法安生，怨恨、背叛、忧虑和恐惧接连而来，农桑事业荒废，所以人民更加贫困。这里所说的贫，是没有财物。君主实行无为，法令宽松简约，人民没有拘束和禁忌，顺应本性而自得安宁；他们凿井、耕田，以此饮水、吃饭，所以人民富足而国家昌盛。人民拥有的利器越多，国家就越加昏乱。“利器”是指权谋。君主过多地使用权谋，不能返归真实朴素，下面的人就用诡诈来应对，因此使国家更加昏乱。这是解释上文用奇谋用兵。“利器”就是权谋。权谋之道在于适应时机，不到不得已时不能使用。君主如果过多使用权谋，不能返归真实朴素，下面的人不免用诡诈来应对，所以说会更加昏乱。昏乱，就是不明正道。君主喜好奇谋变化，人民便崇尚欺诈；上下彼此欺诈，正道不能彰明，所以称为昏乱。人民拥有的技艺巧诈越多，奇异之物就越多地兴起。君主以技艺巧诈为贵，不能见素抱朴，下面的人便用奢侈来应合，所以使淫靡奇巧的物品越来越多。“伎”就是技能，“巧”就是工巧。奇物，是指刻镂雕琢、珍宝财货、珍玩之类。意思是说，君主不崇尚淳朴而喜好浮华，百姓效法上面的人，争相奢侈，淫靡的装饰日益繁多。淫靡的技巧使眼睛愉悦，珍奇之物使心神荡动。上面沉溺玩赏而不能除去，下面便增加装饰而更加严重。华丽奢侈一旦兴起，朴素就会被遗忘，实在值得警戒。《春秋》记载在桓公宫殿的柱子上涂丹、在桓公宫殿的椽子上雕刻，并加以记载来讥刺。臧文仲建造有山节藻棁的房屋，也被认为是过失。这大概都是希望君主崇尚节俭朴素。法令越是彰明，盗贼就越多。无为已经丧失，法令更加严明；人们钻法律的空子而作奸犯科，最终全都成了盗贼。这难道不是盗贼增多吗？“法”是刑法，“令”是教令。君主放纵自己的欲望来控制人民，却想靠彰明法令来整齐万物。人民既只求苟且免罪而没有羞耻，又钻法律空子作奸犯科，上下彼此蒙蔽，所以盗贼就多了。
义曰：法令所以齐於民也，令烦则民奸生矣。奸诈既作，盗贼日多，谓之乱政。《礼运》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理，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春秋》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殷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民是以乱免而无耻者，《论语□为政篇》孔子曰：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言为政者导民以法制，齐民以刑罚，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免脱罪辟，而不暇避於耻辱。故注云苟免罪也，民既免而无耻，必假窃法制以为奸诈，则弄法舞文，害於人矣。庄子云：大盗之生，则并窃圣智之法而盗其国，况於盗贼乎？蒙，蔽也。窃法作奸，下欺其上，上害其下，上下相蔽，恩化不行，大乱之本也。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疏：此释无事以取天下也。我，谓圣人也。夫圣人之德不尚伎巧，体道之主所贵无为，无为之为，无所禁忌，下化上之无为，故云而人自化。义曰：人化无为，自归於理也。夫有为则多事，多事则政烦。烦政事多，而民愈乱。无为则事简，事简则政清。政清事简，而人不待教令而化於善也。我无事而民自富，疏：上无赋敛，下不烦扰，耕田凿井，家给人足，故云而人自富也。义曰：多财曰富。君无劳民之事，民得动而耕农。农功不妨，谷稼丰瞻。故人富也。凿井耕田者，古诗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此言唐尧在上，人遂无为，不知上之有君，不知君之养己，自饮自食，无患无忧，所以家自给而人自足也。我好静而民自正，疏：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上好安静无以动摇，则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义曰：《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言人之禀生，本乎道气，六尘未染，六欲未侵，任以元和，体乎澄静。及既孩之后，爱恶生焉，喜怒形焉。若人君静以理之，天下之人复归简易，则自清而正也。我无欲而民自朴。注：无为则清静，故人自化。无事则不扰，故人自富。好静则得性，故人自正。无欲则可全，故人自朴。此无事取天下也。疏：人君诚能内守冲和，外无营欲，则下之感化，自淳朴矣。义曰：人君无欲於物，物遂其宜。无欲安民，民自朴素。此自然之理也。理身之道，莫大於无欲知足。理国之道，莫大於无事无为，诚能实而行之，身泰而国理矣。又一本有两句云：我无情，而民自清。此亦义理相符，而御注阙之，故辄详载於此。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疏：前章明以政之君失无为之自化。此章明以政必败，示祸福之所由。初标二政宽急不同。次明祸福二门，倚伏无准。人之迷下致众生之迷执。是以圣人下举圣德以劝修尔。○义曰：前明以政以奇用兵理国，法令伎巧，率下化人，既非无为，是皆资乱。此又明闷闷之政为是，察察之政为非，执於善则善反为妖、执於政则政反为谲，所尚者在於无滞无执，不有不为，不割不秽，不肆不耀，而能祛久迷之俗也。其政闷闷，其民淳淳。注：政教闷闷，无为而宽大，人则应之，淳淳而质朴矣。疏：闷闷，无心宽裕也。淳淳，质朴敦厚也。言无为之君政教宽大，任物自成，既无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质朴矣。义曰：政简则人淳，人淳则务省，务省则刑罚不用，赏劝不劳。君拱默而任贤臣，因循而顺物国泰。无为之理，渐於兹乎。苛者法细而急也，暴者不令而刑也。夫先令而后刑，民知教矣。法简而事缓，民知禁矣。苟犯其禁而后加刑，则刑一人而千万人惧矣。朝令夕刑，民未知法，得非暴乎？况不令而刑，害人甚矣。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注：政教察察，有为苛急，人则应之，缺缺然而凋弊矣。疏：察察，有为严急也。缺缺，凋弊离散也。有为之君，其政峡急，以法绳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人则凋弊而离散矣。义曰：政刑则民乱，民乱则国残。凋散之事，渐於兹矣。《素书》曰：国将衰者，人先弊。根枯则枝朽，人困则国残。固当宽政养人，而康其国也。察察者，伺人之过，强明而急也。缺缺，凋败不全，伤和害物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注：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闷闷，俗则以为无政理之体，人乃淳淳然而质朴。此则祸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俗则以为有政理之术，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则福为祸之所藏矣。疏：祸兮福所倚者，前言闷闷之政，俗以为恶，而人反淳淳。质朴敦厚，岂非福因倚祸中而生也？福兮祸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政，俗以为善，物却缺缺而凋弊，岂非祸伏藏福中而发也？孰知其极者，夫失道丧德，习伪尚华，故祸福循环，倚伏无准，谁有知其穷极者。
译法令本来是用来使人民整齐的，命令烦琐，人民就会产生奸诈。奸诈既然兴起，盗贼便日益增多，这就叫作乱政。《礼运》说：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各家的天下；于是修筑城郭、沟池来坚固防守，以礼义作为治理原则，所以阴谋由此产生，战争也由此兴起。《春秋》说：夏代有乱政，于是制定《禹刑》；殷代有乱政，于是制定《汤刑》；周代有乱政，于是制定《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兴起，都是末世的事情。人民因此只求逃避刑罚而没有羞耻心。《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用政令引导人民，用刑罚整齐人民，人民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意思是，执政者用法制引导人民，用刑罚整齐人民；人民畏惧威势，便想尽各种办法巧妙躲避，以求免除罪刑，没有时间顾及羞耻。所以注说是苟且免罪。人民既然逃脱了刑罚而没有羞耻心，就必然借助法律制度作奸使诈，玩弄法律、舞弄文辞，伤害他人。庄子说：大盗出现后，甚至会一并窃取圣人和智者的法度来盗取国家，何况普通盗贼呢？“蒙”就是遮蔽。钻法律空子作奸犯科，下面欺骗上面，上面又侵害下面，上下彼此蒙蔽，恩德教化不能施行，这是大乱的根本。所以圣人说：我实行无为，人民就会自行化育；这是解释以无事取得天下。“我”是指圣人。圣人的德行不崇尚技艺巧诈，体悟大道的君主所看重的是无为。无为之治没有什么禁忌，下面的人受到上面的无为教化，所以说人民自行化育。人民受到无为的教化，自然归于治理。有为就会产生许多事情，事情多，政事就烦琐；政事烦琐，人民就更加混乱。无为则事务简少，事务简少则政事清明；政事清明、事务简少，人民不必等待教令便会化入善道。我不扰民，人民就会自行富足；上面不征收赋税，下面没有烦扰，人民耕田凿井，家家给足、人人富足，所以说人民自行富足。财物多就叫富。君主没有劳扰人民的事务，人民便能行动起来从事耕农。农事不受妨碍，谷物庄稼丰收，所以人民富足。所谓凿井耕田，古诗说：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是说唐尧在位时，人民于是实行无为，不知道上面有君主，也不知道君主在养育自己，只是自己饮水、自己吃饭，没有祸患、没有忧虑，所以家家自给、人人自足。我喜好清静，人民就会自行端正；人生来就是清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上面喜好安静，不用外在行动扰乱人民，下面的人便受到君主德行的感化，顺着本性而自行端正。《礼》说：人生来就是清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意思是说，人的禀生本于道气，六尘尚未污染，六欲尚未侵入，任凭元和之气运行，体性本来澄澈清静。等到长成之后，爱憎产生，喜怒显现。如果君主以清静来治理，天下人民重新归于简易，就会自行清明而端正。我没有欲望，人民就会自行归于淳朴。无为就会清静，所以人民自行化育；无事就不会扰民，所以人民自行富足；喜好清静就能复得本性，所以人民自行端正；没有欲望就能保全天性，所以人民自行淳朴。这就是以无事取得天下。君主如果确实能够内守冲和，外在不经营欲求，下面的人受到感化，自然就会淳朴。君主对外物没有欲求，万物就能各遂其宜；君主无欲而使人民安定，人民就会自行朴素。这是自然的道理。修治自身的方法，没有比无欲知足更重要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比无事无为更重要的。如果确实能够实行这些，自身安泰，国家也会得到治理。另一本有两句说：“我没有情欲，人民就会自行清明。”这也与义理相符，但御注本删去了它，所以特意在这里详细记载。《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 前一章说明用政事治理的君主失去了无为而使人民自行化育的道理；这一章说明以政事治理必然失败，并指出祸福产生的原因。开头标明宽缓与严急两种政教的不同；接着说明祸福两门彼此依存、没有固定的准则；然后说明人民的迷误会导致众生迷执；因此圣人以下文举出圣德，劝人修行。前文说明依靠政事、依靠奇谋用兵来治理国家；法令和技艺巧诈引导下面的人、教化人民，既然不是无为，便都足以助长混乱。这里又说明闷闷的政教是正确的，察察的政教是错误的；执着于所谓善，善反而会变成妖异；执着于政事，政事反而会变成诡诈。所崇尚的正在于没有滞碍、没有执着，不刻意占有也不刻意作为，不割裂也不污秽，不放纵也不炫耀，从而能够除去长期迷误的风俗。他的政教宽缓含混，人民就淳朴敦厚。政教宽缓含混，实行无为而宽大，人民便相应地变得淳厚质朴。“闷闷”是没有机心而宽裕；“淳淳”是质朴敦厚。意思是说，无为的君主政教宽大，任凭万物自行成长，既没有苛刻暴虐，所以风俗淳厚而质朴。政事简约，人民就淳朴；人民淳朴，事务就减少；事务减少，刑罚便无需使用，奖赏劝勉也不必费力。君主默然端坐而任用贤臣，顺应自然、任物自成，国家就会安泰。无为的道理，大概就是由此逐渐实现的吧。苛，是法令细密而急迫；暴，是不先发布命令便施刑。先发布命令然后施刑，人民就知道教令了；法令简约、办事宽缓，人民就知道禁令了。如果确实触犯禁令，然后才施刑，刑罚一个人，就会使千万人畏惧。早晨发布命令，晚上便施刑，人民还不知道法令，这难道不是暴虐吗？何况不发布命令便施刑，对人民的伤害更大。他的政教明察苛细，人民就凋敝离散。政教明察苛细，实行有为而严急，人民便相应地凋敝困乏。“察察”是有为而严急；“缺缺”是凋敝、离散。实行有为的君主，政事苛急，用法令约束人民，法令越发彰明，盗贼越多，所以人民凋敝而离散。以政刑治理，人民就会混乱；人民混乱，国家就会残破。凋敝离散的事情，正是从这里逐渐产生的。《素书》说：国家将要衰败，人民先行困弊。根枯了枝条就会腐朽，人民困顿了国家就会残破。确实应当采用宽缓的政事来养护人民，使国家安康。“察察”是窥伺人的过错，自逞明察而急迫；“缺缺”是凋败残缺，伤害和气、损害万物。祸啊，是福所依托的；福啊，是祸所隐藏的地方。谁知道它们的终极呢？“倚”是依托，“伏”是隐藏。上文说政教宽缓含混，世俗却认为这是没有治理之道，于是人民反而淳厚质朴，这是祸成为福所依托的地方。政教明察苛细，世俗却认为这是有治理之术，人民反而凋敝困乏，这是福成为祸所隐藏的地方。“祸啊，是福所依托的”，是说前文的闷闷之政，世俗认为不好，人民却反而淳厚；质朴敦厚，难道不是福从祸中依托而生吗？“福啊，是祸所隐藏的地方”，“伏”就是隐藏；察察之政，世俗认为好，万物却凋敝困乏，难道不是祸隐藏在福中而发作吗？“谁知道它们的终极”，是说人失去道、丧失德，习惯虚伪而崇尚华饰，所以祸福循环、互相依存，没有固定准则，谁能知道它们的终极呢？
义曰：天地有休否，日月有亏盈，此倚伏之数也。祸藏福中，福极则祸至；福隐祸内，祸尽则福来。拘彼俗，缠此为常矣。惟有道之士，上德之君，抱道体和，阴阳不能制；全真反俗，善恶不能移。故祸不能加，福不能利，超然出得丧荣衰之外矣。夫以国言之，亦贤哲不能料，倚伏不可穷。齐有仲孙之难，而桓公兴，遂霸其国。晋有里克之难，而文公起，乃统诸侯。是二国因祸而昌也。卫方宁静，狄人灭之；邢方晏安，卫人灭之。是二国无祸而丧也。故伏藏因倚，莫知其极，故《春秋》云：有祸而启其疆土，无祸而丧其守。守不可知也。其无正耶？疏：此言祸福之极，岂无正定耶？但由於人不能体道无为，妄生迷执，失其正尔。义曰：常俗之人惑於祸福，宠至则喜，辱至则惊，愈失其正，致为妖祥矣。岂知侧身修德，雊雉不足以贻灾；垣虑忘怀，失马未必以为祸。悔吝无准，召之由人尔。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注：祸福之极，岂无正耶？但众生迷执，正者复以为奇诈，善者复以为妖祥。故祸福倚伏，若无正尔。疏：此释迷正所由也。言众生迷於祸福，正处於正不明，以正者为奇诈，於善不了，以善者为妖祥，故若无正尔。义曰：修道之要，在乎应变无心，方圆任器。不滞於祸福，不惑於正邪。滞於福则善复为妖矣，惑於正则正复为奇矣。帝王乘时任人，随才适用。求正过切，矫正者必来；求善过切，矫善者必至。若虚心无滞，推公任贤，奇诈妖祥，几乎息矣。民之迷，其日固久。注：以正为奇，以善为妖，如此迷倒，其为日也固已久矣。疏：此叹众生迷於正善，反以为奇为妖，其所由来尚矣。故曰其日固久矣。义曰：俗之迷妄，积习生常，为日且久，终不开悟。老君叹彼群迷，丁宁垂训，将以祛其迷也。迷谓失方也。夫不为祸福所惑，不为邪正所拘，旷荡乎襟灵，均齐乎得丧，则何正善之能迷其方哉？是以圣人方而不割，疏：方，由正也。此举圣德以劝修。圣人弘道济代，万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则应之以自正，非立言教，裁割於物使从己也。义曰：圣人正方以约己，人自正方以从化。夫人既失其正，所以迷方，由邪正不分，祸福所挠尔。圣人於祸无辱，於福无荣，不矫正以饰其心，不徇邪而溺其志。卓立物表，允执大中，则人皆向方，从其正也。廉而不秽。疏：廉，清廉也。秽，浊也。圣人率性清廉，自然化下，非秽彼之浊以扬其清。有本为刿，刿，伤也。圣人廉以成行，不伤於物。义曰：圣人清廉以澡身，人自廉洁以顺教，岂复滓秽乎？世人行教令也，制之以法，威之以刑，劝之以利，诱之以赏，而人顺其教者十无二三矣。今圣人不以赏刑，不以法制，但清其己，廉其行，人自化之。岂俟宰割正方，而后知劝也。直而不肆，疏：肆，申也。圣人之行不邪，彼自从而正直，非为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义曰：圣人自然正直，故非申而正之。以正直率人，人自清正，所以上下俱正，而天下正矣。若上行回邪下为谀誷，何因正哉？《尚书□冏命》曰：仆臣正，其后克正。仆臣谀，其后自圣。此由臣之不正，以佞於上也。《春秋》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申上化下，以成其邪正也。光而不耀。注：圣人善化，不割彼以为方，不秽彼以为廉，不申彼而为直，不耀彼而为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疏：光者，谓明智也。圣人虽有明智而韬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圣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从化也。义曰：圣智光明，非强炫耀也。此四者，皆圣人之行，借以开喻於人。以此而王天下，乃可称其圣德。然大旨在乎知吉凶倚伏，祆奇不常，韫廉方而内明。含光直而内照，弃严暴之事，澄宽裕之怀。既除迷固之由，自吁希夷之妙也。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竟#1卫人使石宰丑据《左传》，『石』当作『右』。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一唐广成先生杜光庭述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疏：前章明无为之政，人致淳和。此章明理人事天，无过用俭。初标理人事天莫先乎啬。次夫唯下转通前义。是谓下举深根之喻，以况长久之道。○义曰：前章举方廉直光圣人四德，以教理国。此章明用啬四翻，以教事天。善理国其祚延洪，善事天其寿长久。此续前章之义也。治人事天莫若啬。注：啬，爱也。人君将欲理人事天，莫若爱费，使仓廪实，人知礼节。三时不害，则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也。疏：啬，爱也。言人君将欲理化下人，敬事上帝，为德之先，无如爱费，即俭德也。俭即足用，可以聚人。粢盛丰备，天享明德。故云莫若啬。
译天地有兴盛和衰败，日月有亏损和盈满，这就是祸福互相依存的规律。祸藏在福中，福达到极点祸就到来；福隐伏在祸内，祸尽了福就会到来。世俗之人拘泥于一边，把这些变化纠缠起来当作常理。只有有道之士、上德之君，抱持大道而体合和气，阴阳不能制约他；保全真性、返归世俗，善恶也不能改变他。所以祸不能加害他，福也不能使他获利，他超然处在得失、荣衰之外。就国家而言，即使贤哲也不能预料，祸福的依存变化不可穷尽。齐国有仲孙之难，齐桓公却因此兴起，最终使齐国称霸；晋国有里克之难，晋文公却因此兴起，于是统领诸侯。这两个国家都是因祸而昌盛。卫国正处于安宁之中，却被狄人灭亡；邢国正处于安定之中，却被卫国灭亡。这两个国家都是没有祸患却丧失了国家。因此祸福隐藏、彼此依托，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终极，所以《春秋》说：有祸患却因此开拓疆土，没有祸患却丧失守国之道。守国之道实在不可预知。难道其中没有正定的规律吗？这是说，祸福的终极难道没有正定的规律吗？只是由于人不能体悟大道、实行无为，妄自产生迷惑和执着，才失去了正定。世俗之人被祸福迷惑，宠爱到来便欢喜，屈辱到来便惊惧，越来越失去常态，最终把事情看成妖祥。哪里知道只要侧身修德，即使雉鸟鸣叫也未必会带来灾祸；即使不再忧虑墙壁之事，丢失马匹也未必就是祸患。悔恨和忧患没有固定准则，招致它们的原因只在于人自己。正道反而被当作奇诈，善行反而被当作妖异。祸福的终极难道没有正定的规律吗？只是众生迷惑执着，把正道反而当成奇诈，把善行反而当成妖祥。因此祸福彼此依存，好像没有正定一样。这是解释迷失正道的原因。意思是众生被祸福迷惑，在正道之处不能明辨，把正道当成奇诈；对于善行不能明白，把善行当成妖祥，所以好像没有正道。修道的要旨，在于应对变化而无私心，像器物一样随方圆而成形；不滞执于祸福，不迷惑于正邪。滞执于福，善行反而会变成妖异；迷惑于正，正道反而会被当成奇诈。帝王应时任用人才，随其才能而适当使用。求正过于急切，矫饰正道的人必然到来；求善过于急切，矫饰善行的人必然出现。如果虚心而没有滞执，推行公道、任用贤能，奇诈和妖祥大概就会止息了。人民的迷惑，已经持续很久了。把正道当成奇诈，把善行当成妖异，这样颠倒迷惑，已经持续很久了。这是感叹众生迷失正道和善行，反而把它们当成奇诈和妖异；这种情形的由来已经很久，所以说已经持续很久了。世俗的迷妄由积习而成为常态，时间已经很久，始终不能觉悟。老君感叹众人迷惑，反复恳切地降下教诲，是想要除去他们的迷惑。“迷”就是失去方向。若不被祸福迷惑，不被邪正拘束，使胸襟心灵旷达，使得失平等，那么正和善哪里还能使他迷失方向呢？因此圣人方正而不割裂，“方”就是正。这是举出圣人的德行来劝人修行。圣人弘扬大道、救济世俗，万物都向着正道；他自身奉行正道，万物便应和着自行端正，并不是树立言教、割裂万物来强迫它们服从自己。圣人以端正来约束自己，人民便自行端正而受到教化。人民已经失去正道，所以迷失方向，是因为不能分辨邪正，又受到祸福扰乱。圣人面对祸患不感到受辱，面对福分不感到荣耀；不矫饰正道来装点内心，也不顺从邪道而沉溺心志。他卓然立于万物之上，真正把持中正之道，于是人民都向往正道，随着他的正行而行。清廉而不污秽。“廉”是清廉，“秽”是污浊。圣人顺其本性而清廉，自然教化下面的人，并不是先使他们污浊，再以自己的清廉来彰显自己。一本作“刿”，“刿”是伤害。圣人以清廉成就德行，不伤害万物。圣人以清廉来修治自身，人民便自行廉洁而顺从教化，哪里还会再污秽呢？世俗之人施行政令，用法令约束人民，用刑罚威慑人民，用利益劝诱人民，用奖赏诱导人民，但人民顺从这种教化的，十人中不过两三人。如今圣人不用赏罚，不用法制，只是使自身清明、使自身廉正，人民便自行受到感化。哪里还需要宰割、矫正人民，之后他们才知道应当自我勉励呢？正直而不肆意伸张，“肆”是伸张。圣人的行为不邪曲，人民自然跟随而端正，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不正，才特意伸张正直来矫正弯曲。圣人自然正直，所以不必特意伸张来纠正别人。以正直率领人民，人民自然清正，于是上下都正，天下也就正了。如果上面实行邪曲，下面便谄媚欺骗，又怎能使天下端正呢？《尚书·冏命》说：仆臣正直，他的君主后来就能正直；仆臣谄媚，他的君主后来就自以为圣明。这是由于臣下不正，以谄佞对待君上。《春秋》说：自身端正，不发布命令人民也会行动；自身不端正，即使发布命令人民也不服从。这是说明上面教化下面，从而形成邪正。光明而不炫耀。圣人善于教化，不割裂别人来显示自己方正，不污秽别人来显示自己清廉，不伸张纠正别人来显示自己正直，不炫耀别人来显示自己光明。他只修治自身，天下便会自行受到教化。“光”是指明智。圣人虽然具有明智，却将其韬光养晦，不用来炫耀，所以说光明而不炫耀。圣人的德行如此，百姓自然淳厚而顺从教化。圣人的明智光明，并不是强行炫耀。这四点都是圣人的行为，借此启发说明给人们。凭借这些来统治天下，才可以称为圣德。然而其中的大旨在于明白吉凶彼此依存、妖祥奇异并无常定；内含廉正，内心明察；含藏光明，正直而内照；摒弃严苛暴虐的行为，澄清宽裕的胸怀。既然除去了迷惑固执的根由，便可以领悟希夷的妙理。《道德真经广圣义》第四十卷完。卫国人派石宰丑这一句，据《左传》，“石”应当作“右”。《道德真经广圣义》第四十一卷 唐代广成先生杜光庭撰述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前一章说明实行无为的政事，使人民达到淳和；这一章说明治理人民、奉事上天，没有比节俭更好的。开头标明治理人民、奉事上天没有什么比节俭更重要；接着从“唯有”转而贯通前面的义理；“是谓”以下以根深的比喻，说明长久之道。前一章举出方正、清廉、正直、光明这四种圣人的德行，用来教导治理国家。这一章说明以节俭的四重意义来教导奉事上天。善于治理国家，国家的福祚就会延长；善于奉事上天，人的寿命就会长久。这是承接前一章的义理。治理人民、奉事上天，没有比节俭更好的。“啬”就是爱惜。君主将要治理人民、奉事上天，没有比爱惜费用更好的；这样可以使仓廪充实，使人民懂得礼节。春、夏、秋三时不受灾害，上天就会降下吉祥。人民和睦可以治理人民，上天保佑可以奉事上天。“啬”就是爱惜。君主将要治理、教化下面的人民，敬奉上帝，这是立德的先务，没有比爱惜费用更好的，也就是节俭的德行。节俭便能使物用充足，足以聚集人民；祭祀用的黍稷等供品丰盛齐备，上天便享用明德。所以说没有比节俭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