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
循次而书者，原可无庸立表。栋髙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防以七言歌括，于著书之体亦乖。然条理详明，考证典核，较公説书实为过之。其辨论诸篇，皆引据博洽，议论精▯，多▯前人所未▯，亦非公説所可及。其朔闰一表，用杜预隠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説，与陈厚耀所推长歴退一闰者不合。盖厚耀之书，栋髙亦未之见，故稍有异同云。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译按照次序书写，原本就不必设立表格。栋高对每件事都立表，未免过于繁琐细碎。至于用七言歌诀来概括，也违背了著书的体例。然而其条理详尽清晰，考证经典严谨，实际上比《公说》一书更为出色。其中辩论各篇，都引证广博，议论精当，多有前人所未能达到的地方，也不是《公说》所能比及的。其《朔闰》一表，采用杜预关于隐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的说法，与陈厚耀所推算的长历退一闰的说法不合。大概是因为陈厚耀的书，栋高未曾见过，所以稍有差异罢了。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敬校订进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一
国子监司业顾栋髙撰
时令表
春秋》开卷书「春王正月」，议者纷然。蔡氏《尚书传》既主不改时、改月之说，而文定传《春秋》又谓夫子虚加春字于月之上，谓周本是冬十一月，夫子特借以明行夏时之意。是皆攷古未核，惑于冬不可为春之疑，遂至辗转相误也。《后汉书·陈宠传》有曰：「天开于子，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地辟于丑，地以为正，殷以为春；人生于寅，人以为正，夏以为春。」是子、丑、寅三阳之月皆可以言正，皆可以为春明矣。而谓周有天下，更姓改物，于履端初始称冬十一月以号令天下，一年之内首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视聴也。周既不改时月矣，而谓夫子为周之臣子，改冬为春，改十一月为正月，戾王朝之正朔，改本国之史书，尤不可以训也。今试以经文最显然者证之：隠九年三月大雨震电，若是夏正，则震电不为灾矣；桓十四年春正月无氷，若是夏正，则无氷不足异矣。葢自王朝之▯号施令，列国之聘享防盟，与史官之编年纪月，较若画一。其余田狩祭享，犹用夏时，如搜、苖、狝、狩，禴、祀、烝、尝，则以夏时起事，而易其时与月之名，若桓四年春公狩于郎，桓八年春正月己夘烝是也。此皆其歴歴可见者。而▯文内间有一二从夏正者，葢亦有故。隠六年冬宋人取长葛，而▯书秋，刘氏敞谓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致与经错异。可见当时诸侯亦不尽用周正。孔氏颖达云：「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故杞、宋各行其祖正朔。先儒谓宋行商厯，晋行颛厯，颛厯即是建寅，故▯书晋国之事多有从夏正者，若卜偃与绛县老人之言可证也。要自其国通行已久，习俗使然，三代原所不禁。而其告于王朝，则一禀周之正朔。左氏特采録列国之私史，其史官之纪载未经改正，故致偶见此一二耳，无容以为不改时月之验也。其经文则与《尚书》符合，断然周正无疑。善乎朱子之言曰：「夫子未笔削以前，鲁史原名《春秋》。」可见以春首时，片言破的，诸儒无所置喙矣。辑《春秋时令表》第一。
经文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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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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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春秋类,春
译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一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时令表
《春秋》开篇记载“春王正月”，议论者众说纷纭。蔡氏在《尚书传》中既主张不改季节、只改月份的说法，而朱熹在《春秋》传注中又说孔子虚加“春”字于月份之上，认为周历原本就是冬季的十一月，孔子特意借用此字来表明实行夏历季节的意思。这都是考据古史不够严谨，被“冬季不能称为春季”的疑惑所迷惑，于是辗转相误。《后汉书·陈宠传》中有话说：“天道始于子月，天以子月为正，周朝以子月为春；地道始于丑月，地以丑月为正，殷朝以丑月为春；人道始于寅月，人以寅月为正，夏朝以寅月为春。”由此可见，子、丑、寅这三个阳气初生的月份都可以称为“正”，都可以称为“春”，这是很明白的。如果说周朝取得天下后，改换姓氏、更张器物，在一年之始称冬季十一月来号令天下，导致一年之内首尾都是冬季，这不符合统一天下视听的道理。周朝既然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又说孔子作为周朝的臣子，将冬季改为春季，将十一月改为正月，违背周朝的正朔，更改本国的史书，尤其不可以作为准则。现在试着用经文中最明显的例子来证明：隐公九年三月大雨并伴有雷电，如果是夏正，那么雷电就不算灾异了；桓公十四年春季正月没有结冰，如果是夏正，那么没有结冰就不值得奇怪了。大概自从周王朝颁布号令，诸侯国的聘问享礼、会盟，以及史官编年记月，都统一划一。其余田猎祭祀，仍然使用夏历季节，如搜、苗、狝、狩，禴、祀、烝、尝，都是以夏历季节开始行事，但改换了季节和月份的名称，例如桓公四年春季鲁公在郎地狩猎，桓公八年春季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等。这些都是历历可见的。而《春秋》经文中间有一两条遵循夏正的，大概也有原因。隐公六年冬季宋国人夺取长葛，而《春秋》记载为秋季，刘敞认为左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的史册，有用夏正的，有用周正的，所以导致与经文错杂不同。可见当时诸侯也不完全使用周正。孔颖达说：“王者保留前两代王的后裔，让他们统领其正朔，穿着其服色。”所以杞国、宋国各自实行其祖先的正朔。先儒说宋国实行商历，晋国实行颛顼历，颛顼历就是建寅，所以《春秋》记载晋国之事多遵循夏正，如卜偃与绛县老人的言论可以证明。这主要是因为该国通行已久，习俗使然，三代原本也不禁止。而它们向周王朝报告，则一律遵循周朝的正朔。左氏特别采录列国的私史，其史官的记载未经改正，所以偶尔见到这一两条罢了，不能以此作为不改季节月份的证据。其经文则与《尚书》符合，断然使用周正无疑。朱熹的话说得好：“孔子未加笔削以前，鲁史原名《春秋》。”可见以春为首时，片言破的，诸儒无处插嘴了。辑《春秋时令表》第一。
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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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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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春秋类,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