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四

译悦说：“《春秋》的道义，舍弃中军是赞许这种做法。”大家都被《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所迷惑。

译鲁僖公七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国与齐国讲和。

【家氏〇翁说：“《左传》认为是‘燕国与齐国讲和’，《谷梁传》认为是‘鲁国与齐国讲和’，应当遵从《谷梁传》的说法，详见《杜注正譌表》。”】

鲁僖公八年秋季，在红地举行搜狩。

【李氏亷说：“搜狩合乎礼制的，是常事，史书不记载；不合时令、不合地点以及超越礼制的，才予以记载。《谷梁传》认为秋季搜狩是正当的，《公羊传》认为因为罕见才记载，这两种说法都不对。”】

【按：《春秋》凡是只记载季节而不记载月份的，都指该季节的第一个月，这里的“秋”大概是指七月。周历的秋季七月，相当于夏历的五月，并不是应当举行搜狩的时候。《谷梁传》认为这是正当的，大概是因为《谷梁传》主张使用夏历，这也是一个证据。】

安葬陈哀公。

【彚纂说：“赵氏认为袁克不是重臣，怎么能办理丧事？死去的国君又怎么能告知诸侯让他们会葬？黎氏认为陈国被楚军占据，鲁国难道会在其安葬时派臣子前往防备吗？大概是楚灵王灭掉陈国后安葬其故君以显示恩德，就像齐襄公灭掉纪国后安葬纪伯姬一样。等到灭陈之后，诸侯震惊恐惧，所以下文鲁僖公九年春季，鲁国派叔弓在陈国防备楚子以表达敬意，哪有在未向楚国表示敬意之前，反而先派人去防备安葬陈国国君的道理？大概惯例是一定要去防备安葬然后才记载，唯独这次因为变例而得以记载，这也是所谓的保存陈国之意罢了。”按：保存陈国的说法也不对，我另有论述附在《凶礼表》之后。】

【先母舅说：“楚国安葬陈哀公，是承接上文而言的。根据《左传》，是陈国的袁克安葬的，鲁国决不敢前往防备，为什么能记载在《经》中呢？”】

鲁僖公九年夏季四月，陈国发生火灾。【《公羊传》《谷梁传》作“火”】

【刘氏敞说：“何休认为陈国是被上天所保存，这是不对的。这是圣人想要保存它，所以记录罢了，怎么知道这是天意呢？”】

【髙氏闶说：“如果〇、鄘两国已经被卫国兼并，圣人还保存〇、鄘的风俗，也不与卫国合并诸侯，而是保存天子所建立的邦国。”朱熹说：“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朝尚未灭亡，《通鉴》就写成魏黄初元年，剥夺汉朝太快，拥立魏国太急，大大违背了《春秋》保存陈国的用意。”】

【彚纂说：“《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这是保存陈国，认为不承认楚国灭陈，这是对的。但《公羊传》又说‘拘捕人的罪人’等等，似乎楚国的灭陈不失为正义之师，这完全不符合经义。”】

【按：胡康侯认为楚国已经灭了陈国，一定不会派遣使者告知诸侯，说的是亡国遭受天灾。大概当时叔弓在陈国防备楚子，亲眼目睹此事，回来报告陈国火灾，鲁国史官于是记载下来。赵氏木讷则认为楚国忌讳天灾发生在楚国，而以陈国的名义上报，圣人也因其名义而保存陈国。按：外国的灾祸如果没有上报就不记载，木讷的说法似乎更有道理。】

鲁僖公十一年冬季十一月，丁酉日，楚军灭掉蔡国，拘捕蔡国世子有并带回楚国。

【刘氏敞说：“《公羊传》认为不承认灵公为君，不承认其为子。我认为不承认其为子却称其为世子，义理与文辞相反。”又说：“让他去筑防，这简直像儿童游戏。”】

【家氏〇翁说：“蔡国有婴城固守，国亡身死，特意保存其世子的名录，是为了宗庙社稷而死。”】

鲁僖公十三年夏季四月，楚国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干谿弑杀其君防。

【汪氏克寛说：“弑君是逆天的大恶，圣人不随意加给人，难道因为无恶而称弑吗？《公羊传》的说法不对。《谷梁传》说：‘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比没有弑君。’里克、商人、陈乞的弑君都没有记载日期，难道他们都没有弑君吗？弃疾胁迫比让他做国君，与隋朝司马德戡、裴虔通对待宇文化及类似。虽然宇文化及听到阴谋后变色流汗，迎入朝堂战栗不能说话，但《纲目》记载宇文化及弑杀其君，而且不因为〇帝是弑杀君父的贼人而减轻其罪，这就得到了《春秋》记载楚比的本意。”】

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

【陆氏淳说：“《公羊传》说：‘不赞成专断封立。’这本来就是列国，现在不过是恢复其国土罢了，何来专断封立之说？《谷梁传》说：‘不赞成楚国灭陈。’现在正在记录复兴，何关灭国之事，要责备其灭国之时吗？”】

【汪氏克寛说：“不说‘自楚国归’，好像两国是自己能够复兴一样。”】

鲁僖公十九年，夏季五月戊辰日，许国世子止弑杀其君买。冬季，安葬许悼公。

【万氏孝恭说：“许止的事情，虽然似乎可以宽恕，但万一后世臣子侥幸希望君父病重，进药将其致死，而借不知尝药之义来自我开脱，这是开启作乱的根源。”】

【按：三家都认为是止没有弑君，欧阳修认为止确实没有弑君，圣人不必妄加罪名。赵氏木讷极力主张此说，我考察《左传》〇及杜预注、孔颖达疏，许止的罪状已经昭然若揭，欧阳修并非苛刻的言论，另有论述附在《乱贼表》之后。】

【黄氏仲炎也说：“如果按照三家的说法，那么罪疑惟重，不符合圣人忠厚的用意。大概许止进药而药死，与汉朝霍显下毒害死许后相似，如果以不尝药来掩盖实情，那么乱臣贼子都能借此逃避罪责了。”】

鲁僖公二十年夏季，曹国公孙防从鄸地出逃到宋国。【鄸，《谷梁传》作“梦”】

【陆氏淳说：“《谷梁传》说：‘称赞防，不认为他凭借封邑叛变。’臣子不叛君，是常事，哪有值得褒奖的道理？称其为公孙，大概是受王命的卿，但因为国家小的缘故，不能自我尊崇树立，其大夫向周王请命的情况较少。只有这与成二年公子……”】

译起初，只有两个人罢了。其他没有事情记载在经文中，不能因此说没有大夫。说从鄸地出发，是因为先前占据鄸地而叛乱，如今力量耗尽而逃跑，这与鱼石从宋国南里逃跑、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奔，道义上完全相同。叛乱时不记载，是因为没有向周天子报告罢了。」《公羊传》说：「为贤者的后代避讳。」然而，贤者的后代就可以肆意做出不臣服的行为吗？这种说法尤其浅陋。

译王氏樵说：“《公羊传》尚且说是避讳，胡氏却直接说他是等待被放逐后才出逃，符合离开国家的礼仪，因此称赞他贤德。又说：‘等待放逐后出逃，是臣子的常规礼仪，免于被贬斥就足够了，为什么要称赞他贤德呢？是因为他是公子喜时的后代，所以称赞他贤德。’这比《公羊传》更加迂腐曲折了。”

按：《公羊传》的说法，陆氏《辨疑》、刘氏《权衡》都驳斥过，其中的道理很容易明白。而胡《传》仍然沿用这个说法并且更加过分，甚至说后世有请求录用贤者后代、公卿臣子世袭的情况，大概符合《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这种见解多么偏颇啊！

黄氏仲炎说：“从鄸出逃到宋国的人，大概是从他的国都出发，停留在鄸，又从鄸逃往宋国，所以《春秋》用‘自鄸’来记载。《春秋》叛乱就记载叛乱，出逃就记载出逃，没有出逃却可以诬蔑为叛乱，叛乱却可以避讳为出逃的。如果叛乱可以避讳，周公当初就应当先为管叔避讳了。”按：《公羊传》和《谷梁传》两家的说法，正好相反，一个说是叛乱，一个说是力量足以叛乱却没有叛乱。我认为《春秋》只是记载了一位出逃的大夫罢了，说“自鄸”，就像郑詹从齐国逃来一样，《春秋》没有叛乱的记载，从哪里知道他是叛乱呢？又从哪里知道他是力量足以叛乱却没有叛乱呢？陆氏淳把他比作鱼石、宋辰，也似乎是硬要坐实这两人的叛迹明显有据，怎么能因为“自”这个字偶然相同，就加上叛逆的罪名呢？文定依据《谷梁传》认为他好的说法，甚至说等待放逐后出逃，符合离开国家的礼仪，尤其缺乏依据。大体上各位儒生拘泥于一个字，于是褒贬相差如此之大。我私下认为黄氏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陆氏都不免穿凿附会。

二十一年冬天，蔡侯朱出逃到楚国。

按：这是缺失错误，朱是“东”字的错别字，又脱漏了一个“国”字，应当遵循《谷梁传》的说法，但它说贬去一半名字，则是不对的，其余详见阙文表。

二十二年，刘子、单子带着周王猛居住在皇地。

刘氏敞说：“《公羊传》说‘当国’，不对。王猛已经是王了，但没有超过一年，不可以称天王，又不可以按照诸侯的例子称子。为什么呢？单独说子，就像鲁国的子；在子前面加上王，又与其他王子相混淆，所以称王猛罢了。”《谷梁传》说：“王猛有嫌疑。”不对。如果王猛有嫌疑，怎么能说居住呢？

严氏启隆说：“刘单‘以’，是说王猛不能自立，出入都是刘单的功劳，不是圣人贬斥他。胡氏拘泥于‘以’这个字，说挟持天子命令诸侯而专掌国权，功罪颠倒了啊！”

《彚纂》说：凡是记载“以”的，美恶取决于事情本身，并非都是贬斥。单子、刘子带着王猛是正当的，尹氏、召伯带着周王是罪过。各位儒生的说法都错了。

秋天，刘子、单子带着周王猛进入王城。

王城

刘氏敞说：“《公羊传》说是篡位的言辞，不对。如果认为进入就是篡位，下面有天王进入成周，也可以说是篡位吗？《谷梁传》说内部不接受，不对。如果认为进入就是内部不接受，那么天王进入成周，也是不接受吗？”

家氏翁说：“刘单，是坚守正道的人。《春秋》记载，是因为他们应当这样做。”

冬天十月，王子猛去世。

刘氏敞说：“《公羊传》的说法不对。之前说王猛，是因为文字上不能系于子。现在说王子，是因为死后应当用子的礼仪安葬，明确他是王的儿子。说卒，是因为没有超过一年的君主，像子赤、子般都说卒。《谷梁传》说失去嫌疑，也不对。王猛没有超过一年，不可以说崩，又不可以说薨，所以通说卒，有什么失去嫌疑的呢？”

李氏廉说：“《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王子猛是篡位，所以记载卒，这个义理不可遵循。”

高氏攀龙说：“之前称王猛，这里为什么又称王子猛？在他去世时，遵循他平时的称呼，意义不在这里，只是不掩盖事实罢了。”高紫超氏说：“太子即位没有超过一年，不适宜称王。《春秋》记载王猛，是因为王子朝而起，是变例。所以在他居住王城时称王，而在他去世时仍称王子，是遵循他的本来身份。”

二十三年，晋国人包围郊地。

赵氏说：“按：这实际上不是讨伐天子，如果真的是讨伐周天子，难道是为了掩盖他的恶行吗？”

戊辰日，吴国在鸡父打败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胡子髠、沈子逞被杀。

《彚纂》说：“《公羊传》认为这是偏战，而经文用诈战的言辞记载，不对，大概是拘泥于日月的体例才这样说。《谷梁传》认为说败是为了解释他们的灭亡，也不对，也有军队失败而国君没有灭亡的，难道一定要说败来解释灭亡吗？这次战役，楚国是罪魁祸首，先前的儒生都认为楚军没有与吴军交战，所以只记载六国。然而史称楚军大败逃跑，那么经文也应当记载打败楚国。圣人之所以省略楚国不记载，是不认可六国跟随楚国。”

二十四年，叔孙舍从晋国回来。【《左传》《谷梁传》没有“叔孙”二字，“舍”《左传》作“婼”】

啖氏助说：“《左传》记载叔孙婼想要杀死晋国的士弥牟，等等。按：叔孙忠贤，以身体许国，怎么肯杀死强国的卿大夫来招致祸患而连累国家呢？”

按：舍回来记载氏，《公羊传》与《左传》《谷梁传》不同。胡氏独自采纳《公羊传》，而《公羊传》又没有解释。疏解的人认为意思像是有罪，所以去掉氏；叔孙贤德，所以没有贬斥。胡氏大概是采用刘原父因为他可以褒扬就褒扬他的意思，《彚纂》也并存这个说法。我认为三家都不足以凭信。大概去掉氏与不去掉氏，

译第三十条所授内容与你不同，这是由于脱简与不脱简的区别，实际上并非义理所在。叔孙虽然贤能，不必因为不去氏就认为他贤能。至于左氏认为舍族是为了尊崇晋国，尤其没有道理。《春秋》只是根据事实来记载，用以记录鲁国的衰弱和晋国霸权的失序罢了，难道会因为去氏与不去氏来对叔孙一人进行褒贬吗！东莱吕氏说：“原父能知道别人的穿凿附会，却不知道自己的穿凿附会。”这大概是解说经书的通病啊。

译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日举行大雩祭，季辛日又举行雩祭。

【啖氏助说：“查考雩祭只有礼官和女巫参与而已，这怎么足以用来攻击季氏呢？”】

【刘氏敞说：“如果七月聚集众人，那么为什么到九月国君才出逃呢？”】

三十一年，黒肱带着滥地来投奔鲁国【“肱”字，公本作“弓”】

【李氏亷说：“这条记载的大体例，原本只与庶其、牟夷的书法相同，左氏得到了这一点。只是左氏关于齐豹书‘盗’的说法，先儒大多不采纳。”汪氏克宽说：“两处都称邾黒肱，而经文不连属邾国，是缺文罢了。有人认为滥是通国，或认为有别于邾，都是妄说。齐、楚是大国，尚且不曾分割土地封给子弟，何况微小的邾国呢？”有人说：“又说滥是天子的土地，而黒肱是天子的命吏，这更是穿凿附会的臆说。如果王吏守土，就能独自专擅其地，为什么要投奔诸侯呢？”】

【彚纂说：“叔术娶弟弟的妻子为妻，扰乱人伦；天子诛杀顔，而叔术为顔报仇，违犯王命。他得罪《春秋》的罪过大了！公羊派却认为他贤德，不也很谬误吗？”】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国君在干侯。攻取阚地。

【孔氏颖达说：“查考《定公》元年将要安葬昭公时，季孙派役人前往阚地，公氏将要在那里挖沟，那么阚是鲁公的葬地，不是邾国的邑。赵氏鹏飞说：三年之间，岁首都记载‘公在干侯’，是为了保存国君并诛讨季氏的不臣行为，而左氏每年各为之解说，太牵强了。”】

【《西亭辨疑》说：“公羊、谷梁想要阐发‘定公无正’的意义，于是将‘春王’二字分为一节，胡氏沿袭它，致使经义反而晦涩。定公在六月戊辰即位，此时君位尚未安定，春秋怎么能预先责备他的罪过呢？大概这一年正、二月无事，三月恰好有执仲几的事，所以记载它。其意义是责备晋国，不是责备鲁国，两节合起来自然明白。”】

【霞峰华氏说：“定公在六月的戊辰即位，那么正月不是定公的正月，没有理由削去正月以显示他无正。正经本以‘春王三月’为一句，《公》、《谷》自行析分为二，这与圣人的事有什么关系呢？昭公死于干侯，过了明年六月定公即位，鲁国多年没有君主，统纪几乎断绝，《春秋》详细记载在册，而鲁君臣的罪过就显着了，哪里需要用小巧穿凿呢？”】

三月，晋人在京师逮捕了宋国的仲几。

【啖氏助说：“前年冬十一月，修筑成周，左氏说：‘在狄泉会盟。’这一年正月又说：‘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一本用夏正，一本用周正，因此重叠致误。根据前面已说魏子南面，卫彪傒讥讽他，这里又说，与前不异，所以知道必定是重复。”】

【李氏亷说：“从事来说，是以王事讨伐有罪之人；从义来说，则是大夫专擅在王侧逮捕人，而不归还给王吏，所以《春秋》也不给予霸讨的认可。谷梁、胡氏是对的。公羊认为大夫不得专擅逮捕是对的，认为在京师是霸讨则是错的。”】

九月举行大雩祭。

【啖氏助说：“雩祭，是用来祈求降雨的。如果等到草木枯萎、人力耗尽，即使下雨，又有什么益处呢？谷梁以日月为例，所以有此分别。又大雩，凡是山林川泽能兴云降雨的，都祈求，不一定专门向上公祈求。”】

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

【赵氏匡说：“这是雉门延烧到两观，义理分明，据实成文罢了。”公谷却说：“从两观开始。”违背经文妄说，实在奇怪。杜氏谔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设立雉门两观，是僭越天子之礼。凡是《春秋》讥讽鲁国僭越礼制，必定因事而寄托义理。如果雉门两观不发生火灾，就无法记录它。现在火灾波及而记载，实在是讥讽其僭越。”】

四年，刘卷去世。

【家氏翁说：“刘子拥立两位君主，安定宗社二百四十年，周家大臣没有能比得上他的，所以特别记载他的卒葬。”彚纂说：“召陵之盟，刘子参与了，所以他去世时来向鲁国报丧，而鲁史记载它。”公羊认为我主持，谷梁认为为诸侯主持，都不可从。”】

十一月庚辰，吴国进入郢都。

【赵氏匡说：“楚君不久返回国家，国家不绝祀，所以不说灭，谷梁妄为义说罢了。”又说：“吴不称子，是不正其乘人之败而深为利，那么凡是进入的都乘人之败，为什么不总称狄呢？”】

【王氏樵说：公、谷以前称子为褒奖，后不称子为贬斥，都不对。吴之为吴自若，以其师而败楚者，是蔡人的愤慨；利其有而入郢者，是吴人的志向。《春秋》前称子，不是进而褒奖，既已书蔡侯之以，那么其立文不得不然。后书吴入郢，也正为依实而书。诸儒拘泥于一字见褒贬的说法，所以忽而予吴，忽而贬吴，而对于圣人伸蔡侯、伤中国的微意，则不能明白。”】

五年夏，归粟于蔡。

【查考公、谷认为诸侯归粟，杜注认为鲁归粟，二说不同，《彚纂》并存之。总之，非义所存。只是左氏认为周急，谷梁以归粟为

译正，如果认为这一条是《春秋》的褒奖之辞，那就错了。蔡国自二百年来遭受楚国的祸害也已经很多次了，前年弃疾围困蔡国，蔡国坚守城池八个月，力量耗尽而被俘，为什么不在那时向蔡国赠送粮食，却在楚国攻破郢都之后才赠送粮食呢？特意记载这件事，圣人的心意就显现出来了。方苞说：“只有鲁国向蔡国赠送粮食。赠送粮食必定是两地接壤、水道相通。鲁国向蔡国赠送粮食是因为有淮河，向齐国借粮是因为有济水，秦国向晋国输送粮食是因为有黄河。如果是齐、晋、宋、卫，那么只能向蔡国赠送财物，怎么能输送粮食呢？知道‘与’和‘戍’的意义不同，因为戍守不是单一国家所能承担的。”

译鲁昭公八年冬天，昭公的牌位随同先公一起配享太庙。

【胡安国说：“昭公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得以在太庙中配享祭祀，这种说法是对的。季氏断绝了昭公的兆域，此时昭公尚未能按照昭穆次序附祭于祖庙。等到阳虎想要杀害季孙，借正名来行不正之事，才让昭公的牌位配享太庙，大概是想要取悦国人。”汪克宽说：“昭公下葬时称谥号，怀疑已经附祭于祖庙，但配享祭祀不称昭公，与在庄公庙举行禘祭的书法不同，那么应当以第三种说法为是。”诸儒如高闶、薛季宣都兼用两种说法，而《汇纂》也并存四种说法，始终没有定论。我认为胡氏的说法不对。大概把配享当作附祭，是后世的俗称，比如孔庙配享以及功臣配享帝王庙之类，春秋时的文法未必有这种用法。况且如果确实是昭公此时入庙，就应当大书特书，以明确季氏的不臣之罪，以及从前朝臣无人当面指责争辩的罪过，为什么反而隐去昭公不提，这是想替谁隐瞒呢？第三种说法必定有所依据，不容许另出新意来解释】

【荆南马氏说：“昭公、闵公、僖公都有谥号，怎么能统称为先公？根据《左传》顺祀先公而祈马，大概是从远祖到近祖遍及群公】

盗窃了宝玉和大弓。鲁昭公九年夏四月，找回了宝玉和大弓。

【赵匡说：“《左传》凡是获得器物都说得，得，是相对于失而言的。如果器物必须说‘得’，那么郜国的大鼎为什么说是‘取’呢？”《谷梁传》说：“不记载地点，是感到羞耻。”按：因为还没有出境就找回了，所以只用‘得’字命名，况且记载了‘窃’字尚且不感到羞耻，记载地点又有什么羞耻呢】

【高闶说：“《春秋》记载‘得宝玉大弓’，以显示器物空手归还而没有获得。盗贼按照正典刑罚处理，那么也是侥幸而得到的】

鲁昭公十三年秋天，晋国赵鞅进入晋阳发动叛乱。冬天，晋国赵鞅回到晋国。

【高闶说：“先儒把‘归’当作善辞，于是认为赵鞅有叛乱的迹象而没有叛乱的心，春秋先纠正他的罪过以激励臣节，这里允许他回归以扩大君恩，这是大错特错。人臣没有君命，就占据土地兴兵，这难道可以赦免吗？况且卫国孙林父也记载为‘归’，有什么善的呢】

【《汇纂》说：“人臣的罪过，没有比叛乱更大的，春秋必定诛讨。赵鞅专占地盘而联合韩、魏来胁迫他的君主，又进入晋国，圣人记载这件事，是用来讥讽晋侯失刑，而三卿分晋的祸患，实际上从这里开始。《公羊传》、《谷梁传》没有察觉，说赵鞅以地盘匡正国家。陆淳于是说不是叛君，孙复又说这是王法所赦免的，刘敞说他的忠义足以倚仗，谬误妄说相互沿袭，不足以作为训诫】

【按《公羊传》说赵鞅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谷梁传》说允许悔改，范甯说驱除恶人以安定君主身边，所以在放下武器时记载为‘归’，都是错误的。根据《左传》，赵鞅因为诛杀无辜，导致与范氏、中行氏为难。范氏、中行氏并没有罪过，只是不应当擅自讨伐赵氏罢了，并不是君主身边的恶人、与君父为难的人。随即联合韩、魏，胁迫君主要求进入晋国。春秋记载秋天叛乱、冬天回归，这与唐代牙将杀害节度使，随即授予他节度使的职位相似，彰显晋国没有政令刑罚。《公羊传》、《谷梁传》把‘归’当作赦免的辞令，诸儒相互沿袭，到刘敞更说他的忠义足以倚仗，与经义大相违背了】

鲁哀公

二年，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把卫国世子蒯聩送入戚地。三年春天，齐国国夏、卫国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地。

【程颐说：“为蒯辄考虑的人，把君位委托给可以立的人，使不失去君主的社稷，而自己跟随父亲，这样就合乎义了。”《公羊传》、《谷梁传》关于祖父命令的说法是不对的。《汇纂》说：“《公羊传》认为蒯辄可以立，胡安国辨析认为蒯辄没有接受灵公的命令，两种说法都不对。即使接受了灵公的命令，就可以拒绝蒯聩而不允许他进入吗？又说蒯辄辞位避父，那么卫国的臣子应当拒绝蒯聩而辅佐他，这更是违背情理。辅佐儿子而拒绝父亲，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呢】

【按卫国蒯辄拒绝父亲，齐国帮助儿子来拒绝父亲，直接记载而罪过自然显现。《公羊传》说是霸主讨伐，极其错误；《谷梁传》说儿子不包围父亲，非常正确。但因为齐国先行动，就能免除包围父亲的罪过吗？为什么如此迂腐拙劣】

四年春天，盗贼杀害了蔡侯申【杀，《公羊传》、《谷梁传》作弑】

【按《公羊传》把盗贼当作罪人，怀疑没有依据。《谷梁传》的说法尤其无理，疏远外弑者反而宽恕他的罪过，尊重内君反而放纵他的贼人，为什么疏远者幸运而尊贵者不幸呢？至于胡安国传认为蔡侯背叛楚国欺骗吴国，谋划国家不善，夫人得以害他，所以变文记载为盗。公孙翩弑君而省略他的名氏，姓与霍都是公孙翩的党羽，称国以杀而不除去他的官职，这更是违背情理之甚。君主即使无道，臣子不可以行弑，况且蔡侯将要前往吴国，众大夫只是担心他又迁徙，并不是大恶。胡安国却在君父身上求全责备，为乱贼开脱，这样那么《春秋》就成为助乱的书了，难道可以作为训诫吗？孙复认为责备蔡国的臣子不能抗拒危难，家铉翁认为乱党众多不容全部记载，这就对了。互见《刑赏表】

【又按，公孙翩不是贱者，况且当时已经杀了公孙翩，那么罪人已得，为什么不记载“蔡公孙翩弑其君”呢？回答说：“‘盗’，是不可指名道姓的辞令】

【方苞说：“《春秋》记载：‘盗。’不知道贼人在哪里

译如果是公孙翩，那么直接写明那个人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用“盗”来记载。正因为不知道贼人在哪里，所以辰因为害怕获罪而逃跑，姓、霍因为被怀疑而被杀。

译五年闰月，安葬齐景公。

【徐彦说：《郑志》中赵商提问说：“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谷梁传》说：‘闰月，是附在月份之余日，丧事不计算在内。’又这一条‘闰月葬齐景公’，《公羊传》说：‘丧事计算闰月。’这两家说法相反，在礼法上究竟如何解释呢？”回答说：“居丧的礼制，以月数计算的，计算闰月；以年数计算的，不计算闰月。郑玄的意思认为，说丧事不计算闰月的，是指期年（一年）和三年之丧；说丧事计算闰月的，是指大功以下之丧。如果按照《谷梁传》的意思，认为大功以下之丧以及安葬都不计算闰月。”】

【按：计算闰月与不计算闰月，《公羊传》和《谷梁传》不同，各位儒者各有主张，汇编也一并保留。我认为《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这一条记载安葬齐景公，是为了表示讥讽。当今世上的五服之丧，都不计算闰月，如同《谷梁传》所说。】

【又按：《春秋》凡是记载闰月的，都指闰十二月，置闰多在年终。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左传》列在十一月丙寅晋国杀续简伯之后。这一年齐景公在九月去世，连同闰月计算为五月而安葬，这都是置闰在年终的证据。】

七年秋天，鲁公讨伐邾国。八月己酉日，攻入邾国，把邾子益带回来。

【刘敞说：“《公羊传》的说法不对。邾国、鲁国相近，所以初秋讨伐它，八月又攻入它，这是两件各自的事，按理应当一并记载罢了。况且攻入邾国，如果是让其他人，还可以推托；把邾子益带回来，又能说是其他人吗？”《谷梁传》说：“‘来’，是疏远鲁国的说法。”不对。如果《春秋》不疏远自己的国君，那么应当说‘把邾子益带回来’吗？”】

【王樵说：“讨伐邾国的是三桓家族。鲁公虽然在军中，但没有参与其事。鲁国自从设立三军、分割公室以后，权力不在国君手中。凡是接纳叛人、叛邑，内部的恶行都如实记载而不避讳，因为避讳的责任不在国君。胡子认为记载‘邾子来’而不避讳，是想显示后来记载‘归还邾子’是能够改正恶行并施予恩惠。这种解释太迂腐了。”】

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宋公攻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来。

【刘敞说：“此时鲁国自救尚且来不及，难道有不救援同姓国家被灭的吗？《春秋》于是责备它吗？况且责备鲁国不救援，却避讳曹国被灭，纵然宽恕宋公的罪恶，反而责备无罪的鲁国吗？”】

【郑玉说：“有人说‘灭’是亡国的委婉说法，表示上下同心协力。曹国灭亡与虞国相同，所以不记载‘灭’。按：曹国与虞国，事情既不相同，书法也不同，难以作为例子看待。又有人说曹国在《春秋》终结时灭亡，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孔子曾经有过这样的话，到这里不忍心说‘灭’，这种解释过于巧辩。宋公既然杀了曹伯，后来又没有恢复曹国的事，那么终究是灭亡了。‘入’字恐怕有误。”】

【汇编说：“虞国不记载‘灭’，是因为晋国保存了它的祭祀而不以灭亡上报。宋公攻入曹国，或许也是同样的情况。孟子时代还有曹交作为曹君之弟，那么战国时期曹国尚未灭亡，大概是灭亡后又复存，像陈、蔡、许那样。”】

夏天，齐国人夺取讙地和阐地。

【家铉翁说：“《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齐国因为邾国的缘故夺取讙、阐，而《左传》则认为因为季姬没有归宁的缘故。观察齐国发动战争的起因，应当遵从《公羊传》和《谷梁传》，不是因为女人的缘故，大概是齐国夺取两邑，要挟鲁国以保全邾国罢了。”】

十三年，鲁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

【陆淳说：“《左传》说吴子将要带着鲁公去见晋侯。”啖助说：“此时吴国正与晋国争长而不愿落后于晋，怎么肯率领鲁侯去见晋侯呢？又说将要囚禁子服景伯，用宗祝的话恐吓他，尤其接近儿戏。”赵匡说：“《左传》有单平公而不在经文中记载的，是因为吴国和晋国以敌对之礼相会，如今宾客主人对举酒杯，自然单子没有座位，所以不记载。况且经文有‘及’字，是两个霸主的意思分明。”《公羊传》说：“吴国是盟会的主持者。”与经文相悖。又说：“吴国在这里，那么天下诸侯没有不敢来的。”赵匡说：“黄池是鲁地，所以只有鲁国参与盟会罢了。如果还有其他诸侯，不应当不排序。”《谷梁传》说：“黄池之会，吴子进了一步。”赵匡说：“这是因为吴国同为盟会主持者，所以不记载‘人’。《公羊传》和《谷梁传》不达此理，于是妄加解说。”汇编说：“《左传》说晋国在先，《国语》说吴国在先，两种说法各位儒者互有主张。夫宋之盟，晋国正强盛而最终让楚人在先，那么说晋定公不能使吴国在后，似乎有理。吴国正在盟会而边境急报越国作乱，那么说吴子内心恐惧而不敢再争，春秋所记载的次序乃是事实，也似乎有理。赵匡则认为吴国和晋国以敌对之礼相会，如今宾客主人对举酒杯，所以晋国史书就说晋国在先，吴国史书就说吴国先歃血，各自维护自己的君主，也似乎有理。”】

【孔颖达说：“《左传》经文依据鲁国史策书，《公羊传》和《谷梁传》采录鲁国的简牍，所记载的必定是依据事实。《国语》是各国所记，或许可以曲笔直书。”傅玄说：“《国语》不是左丘明所作。凡是共同解说一事，而文字不同，必定《国语》虚妄而《左传》真实。”】

【按：蛮夷即使强大都称‘子’，这里称吴子，是因为上文鲁公、晋侯，吴国不可单独称爵号，如果记载‘吴人’，又掩盖了夫差亲自参与盟会的事实，依据事实记载，没有其他含义。有人说赞许他尊崇周王，进而称‘子’；有人说吴国贬低爵号从‘子’，都过于穿凿。楚国自从进入春秋时期就称王，

译然而经文中都记载为“楚子”，未曾听说楚国被贬称其爵号。郑玄说：“齐桓公强盛之时，尚且不能责备楚国僭越称王的罪过，难道晋国衰弱之时，反而能使吴王废除其僭越的尊号吗？”这显然不是事实。

译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到西部狩猎，捕获了一只麒麟。

【赵氏匡说：“《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经文没有记载狩猎者的名字，因此有砍柴人引诱捕捉的说法，他们不明白‘举兽获’的含义，所以这样说。”汪氏克宽说：“解释《左传》的人认为《春秋》是因感于麒麟而作，学习《公羊》、《谷梁》的人认为《春秋》写成后招致了麒麟。我私下怀疑圣人作经，在‘获麟’这一句停止笔触，那么就不是经文写成后麒麟才到来。如果说经文写成后麒麟才来，那么《春秋》在哀公十三年十二月‘螽’这一条就停止笔触，毫无意义，只是世俗儒生推崇孔子作经的效验，极其盛大，所以才这样说罢了】

【陈氏际泰说：“如果说《春秋》是因感于麒麟而作，获麟的那一年，距离孔子去世，时间有多长，而孔子急切地握笔写作呢？况且假如麒麟没有被捕获，孔子就始终不写《春秋》吗？”另一种说法：“经文写成麒麟到来，麒麟被捕获，哪里能算是祥瑞，从而可以应验经文写成呢？”胡氏认为《春秋》以天道终结，这就是经文写成麒麟到来的说法，而且更加夸大，都是尊崇圣人却不符合事实。大体上孔子作《春秋》，可能在定公末年，或者在哀公初年，以及在哀公十年前后，无法确定】

【按：各种说法纷纷，都嫌牵强附会，即使是朱熹的解释，也似乎未尽完善，我另有论述附在左边】

春秋绝笔获麟论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终于获麟。解说的人说孔子感于麒麟而作《春秋》，又有人认为《春秋》写成招致了麒麟，何休的说法尤其荒诞。杜氏已经驳斥了他，文定公却承袭他的意思，说“《春秋》经文写成，道义完备，吉祥的瑞兆，应验了它而用天道终结”，比作箫韶九奏，凤凰在庭院中仪态万方；鲁国史官写成经文，麒麟出现在野外。无论这不符合常理，而圣人难道就涉及自我夸大了吗！到了宋代郑氏樵则认为终于获麟，圣人起初没有这个意思；欧阳氏认为意义在《春秋》之中，不在起止之处。像这样，那么《春秋》应该终于哀公十四年，或者十三年冬天，不应该因为年初的一件事就突然停止笔触，那么又似乎不是没有意思。朱熹说：“我不敢指定是书成感麟，也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概麒麟出现不合时宜，被人杀了，是不祥之兆。”意思是感于它的不祥而停止笔触，那么也不是没有寓意。然而我反复通读经文，知道各位儒者的说法不对，即使是朱熹也没有得到真谛。大概《春秋》的经文，因为这一年请求讨伐陈恒没有实行而停止笔触。《春秋》是为天下没有君王而作，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生存的道理断绝了，所以不得已而作《春秋》，急切地辨别嫌疑、阐明细微，端正名分、确定等级。它在鲁国的应用，就是摧毁三都来壮大公室；等到他归老，季氏攻打颛防就阻止，季氏祭祀泰山就阻止，口诛笔伐，还希望人心慑服于大义而不敢放肆。到了十四年四月，陈恒拘禁他的君主安置在舒州，六月实行弑杀。孔子这时七十一岁，沐浴斋戒请求讨伐，而鲁国的君臣坦然不应，这就是人心死而天理断绝，天下再也没有知道篡弑是错误的了。于是感叹叹息说：“罢了！不要再期望了！”于是放下竹简废弃学业，而这年春天恰好有西部狩猎获麟一事，《春秋》就以此终结。这就是《春秋》停止笔触，是因为大义不再伸张，哪里是因为区区一个小物，而随意寄托于不可知的气数呢！《春秋》责备人事而不谈论灾祥，即使获麟确实不祥，还应当勤于人事作为补救。如果因为麒麟出现不合时宜，明显应当退隐，那么《春秋》是拨乱反正的书，却以个人的际遇终结，私而不公，尤其不是圣人的志向。问：“《春秋》中弑君的事很多，为什么唯独对陈恒如此谨慎？”答：“各国都远离鲁国，而孔子这时还希望大行其道于天下，起来纠正它。即使哀公十年弑齐侯阳生，而以‘卒’报丧，还”害怕别人讨伐，到这里明显实行弑杀。鲁国与齐国是唇齿相依，而且是甥舅之邦。圣人在此，大概每天害怕三桓成为陈氏。所以他回答季子然问仲由、冉求说：“弑父与君，也不顺从。”等到请求讨伐没有实行，明显势力结合而交好。他停止笔触，眼睛不忍看，嘴巴不忍说，所以在《春秋》中断简，而在《鲁论》中记载此事，说：“后世有能伸张讨伐贼臣之义的人，这就是我的《春秋》的志向。”这就是圣人未竟的心史啊！

我作这篇论述，是在乾隆辛酉年，在邓年丈悔庐学使的官署中，当时校阅温、台两地的士子，山中行囊中没有书。过了一年，掌管淮阴书院，从李明府借得《春秋经解》，得以看到宋家则堂先生《春秋详说》内的一条说：“《春秋》以诛讨乱贼开始，也以诛讨乱贼终结。陈恒弑君，孔子沐浴斋戒请求讨伐，国君不能采用。这一年《春秋》以获麟停止笔触，大概鲁国大乱，君主被弑死的有四代，《春秋》因此开始；齐国大乱，君主被弑死的也有三代，《春秋》因此终结。”读到此处，不觉大为痛快，知道人心相同，即使相隔五百年，如同面对面在厅堂上质证，从此纷纷以获麟起义的说法可以停止了。因此附记于此，以表明我不是凭空臆说。

春秋入国灭国论

按《公羊传》说：“入，是得到但不居住。”这在秦人入滑、楚人入陈、吴人入

译郢、鲁攻入邾国这件事，确实可以说是符合“入”的含义了。然而《春秋》的书写体例，在此处适用的，就不能通用于彼处。我曾将前后事例反复对照观察，才知道并非如此。隐公二年，莒国人攻入向国，无骇率领军队攻入极国，这是《春秋》记载“入”的开始。考察极国的地理位置，在今山东兖州府鱼台县以西，靠近鲁国的棠地，而直到《春秋》结束，极国不再见于经书，那么极国被鲁国所灭是显而易见的。莒国人攻入向国，而到了宣公四年，鲁公讨伐莒国并夺取了向地，那么向地已成为莒国的城邑，而隐公二年向国被莒国所灭也是显而易见的。况且即使《公羊传》创立了这个体例，对于无骇不称氏，又说这是痛恨他率先灭国；《谷梁传》又说因为灭的是同姓国家所以贬斥。那么即使在同一个事件之中，前后说法自相矛盾到了这种地步，还能说“入”不是“灭”吗？况且秦国人攻入滑国，但秦国未能占有它，后来滑国归入晋国；卫侯燬灭掉邢国，但卫国也未能占有它，后来邢国也归入晋国。同样是得到土地却不占有，对于秦国却记载为“入”，对于卫国却记载为“灭”，还能说“灭”与“入”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吗？楚庄王将陈国改为县，听从申叔时的劝谏而恢复陈国，只从那里取了一个人，称为夏州，这确实是得到而不占有的确证。楚灵王灭掉陈、蔡两国，而楚平王又恢复了它们的封国，也未曾最终占有陈、蔡两国，但经书却记载为“灭陈”、“灭蔡”，这是什么缘故呢？这还可以说是楚灵王志在灭国，直到他去世，陈、蔡都成为楚国的属邑，圣人只是根据楚灵王的事情来记载罢了。至于像哀公八年宋景公灭掉曹国，抓获曹伯阳带回去杀掉了，曹国成为宋国的城邑，后来向魋进入曹国叛乱，这确实是灭国无疑，反而记载为“入曹”，那么“入”与“灭”没有轻重之分，显然容易明白了。于是《公羊传》在隐公二年《春秋》开始的地方创立这个体例，又在哀公八年《春秋》结束的地方回头修正自己的说法，对于宋国入曹这件事说：“不说是灭，是为同姓被灭而避讳。”大概是认为鲁国有能力救援却不救援，导致曹国被灭，是为鲁国避讳。然而此时鲁国正忙于自救都来不及，《春秋》难道应该严厉责备鲁国去救援同姓国家的灭亡吗？况且想要为鲁国避讳，反而纵容开脱宋公灭国的大恶，在法律上更是本末倒置。苏子由又认为曹伯阳无道，自取灭亡，与晋国人拘捕虞公不记载为“灭”是同样的体例，那么《春秋》为什么对曹国责备得太苛刻，对宋国对待得太宽纵呢？又有人认为曹国在《春秋》结束时灭亡，孔子曾经以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为言论，所以在这里不忍心记载为“灭”，这更是牵强附会。总之，都是被《公羊传》的一句话所误导，想要牵强附会其说法，辗转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而不自知。那么《春秋》有时记载为“灭”，有时记载为“入”，有时记载为“迁”，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是各自根据实际事情来记载罢了，没有其他含义。坚守抵抗力量耗尽而灭亡，就记载为“灭”；空虚没有防备而直接攻入，就记载为“入”；清空土地、更换百姓、毁坏宗庙，就记载为“迁”。这些都是极尽贬斥断绝的严厉措辞，但并不是轻重所在。明白了这一点，对于《春秋》的全部体例就没有不合的了。”

译《书万季埜、黄梨洲〈春秋祔庙问答〉后》

问曰：“郑玄的注解认为，神主牌位祔入祖庙后，又返回寝宫，后人多沿袭此说，而朱熹对此主张尤为有力。只有陈用之、吴幼清认为没有返回寝宫的道理，如今将依从他们的观点，先生以为如何？”

答曰：“各位儒者都是因为错误地解释了《左传》的文字而产生了误解。《左传》说‘特祀于主’，似乎神主不在祖庙，所以有祔入后又返回寝宫的说法。却不知道既然已经返回寝宫，那么在祖庙中举行烝、尝、禘祭的，是新死者的神主呢？还是祖先的神主呢？如果是新死者的神主，新主在寝宫，就不应当说在祖庙祭祀；如果是祖先的神主，那么四季常祭，不应当只系于此。大概祔祭，是在虞祭之后，将重器埋于祖庙门外，随即制作新神主，按照昭穆的班次祔入皇祖的庙中，各神主位置不动如故。此时的祭祀，只有皇祖与新主两位，这就是所谓的‘两告之’，不再涉及其他祖先。从此以后，小祥、大祥、禫祭之类，都在祖庙单独祭祀新死者，连皇祖也不涉及。在祖庙举行的烝、尝、禘祭，是四季吉祭，在庙中进行，也不涉及新死者。《左传》这样说，是嫌新主在庙中会妨碍吉祭。三年丧期结束，亲属超过高祖的应当祧迁，于是改变檐涂，群神主合食于庙，依次迁移，而新主则迁入祢庙了。”

按：黄梨洲这一条也有见解，他说“卒哭而祔，三年丧毕而迁”，正符合朱熹所谓“祔与迁本是两件事”的说法，而且不违背丧事即远之义，可以说圆融通达了。但他将“特祀于主”解释为“特祀于祖庙中”，以推翻郑玄“返主于寝”的说法，终究不能没有疑问。为什么呢？古礼吉凶不相混杂，所以穿凶服的人不进入庙门。小祥、大祥、禫祭都还没有转为吉礼，怎么可以在庙中进行受服、释服的礼仪呢？这是第一个疑问。在皇祖的庙中特祀新死者，并不涉及皇祖，对皇祖未免有些漠然，这是第二个疑问。四季吉祭皇祖的庙，新死者的神主也在庙中，却祭祀而不涉及他，又未免有些漠然，这是第三个疑问。总之，练祭与卒哭，是殷周祔祭的不同制度，见于《檀弓》可以考证。三年丧毕而迁，应当是殷周礼制所相同的。至于祔祭以后、迁庙以前，神主返回与不返回寝宫，则暂且保留郑玄的说法作为疑案，不必再曲为之解了。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三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阙文表

儒者解释经书，是后世帝王典章制度的起源，国家的善败往往由此决定，能不慎重吗！《春秋》文字多有缺失错误，三类传注多附加附会，而《公羊传》《谷梁传》尤其严重。追溯其流弊，毒害滋深。其中大的如“纪子伯莒子盟于密”本是阙文，而习《公羊》《谷梁》的人于是说纪本为子爵，后来因为天子将在纪国娶妻，进爵为侯，加封百里，以广孝敬。汉代沿袭此例，凡是立皇后先封其父为侯，进位大司马、大将军，封爵泛滥从此开始，而汉室因此衰微，这都是因为不知道是阙文的缘故。我曾经推演论述，日食缺书“朔”字的共有十次，本是史官失误，而《谷梁传》却说：“说日不说朔，是食于晦日；说朔不说日，是食于既朔。”查自襄公十五年以后无不书日朔的，难道从此到获麟近百年间，总共没有食于前、食于后的情况，而唯独在襄公以前参差不齐呢？那么《谷梁传》的说法是不对的。外诸侯卒缺书名字的共有十次，也是史官失误，而《左传》却说：“不书名字，是未结盟的缘故。”查隐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而八年宿男卒不书名字；成公十三年会盟诸侯同伐秦，而十六年莒子卒不书名字；杞与鲁结为婚姻，而僖公二十三年杞成公卒不书名字。那么《左传》的说法是不对的。夫人不书姜氏，以及去姜存氏、去氏存姜的共有四次，而《左传》却说：“不称姜氏，断绝不为亲，是礼。”贾逵又说：“哀姜杀子罪轻，所以只贬去姜。”《公羊》《谷梁》又因为出姜不宜在齐国成礼，穆姜不宜随从夫丧娶，所以都贬去氏。夫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何况文姜、哀姜的罪过，难道要等到去掉其姓氏才明了吗？至于夫人正值处女，事由父母，却一定要责问其间是否合礼，岂不是蹈了拊骖移臼的讥讽吗？也是拘泥不通极了。王不称天的共有六次，其中三次是史官脱漏，三次是从省文，而胡氏在锡桓公命、归成风之命及会盟时却说圣人去天以示贬。夫归仲子之命王已称天了，难道在前只罪宰咺，而对天王无贬？在此数事又独责天王，而对荣召无讥吗？桓公五年三国从王伐郑，这是自省文罢了，与“公朝于王所”同义，而胡氏以为桓王失天讨，难道朝于王所不责诸侯，而反责王吗？必以桓公十四年不书王为责桓无王，那么宣公也是篡弑何以书王？必以桓公四年、七年不书秋冬为责王失刑，那么昭公十年不书冬、定公十四年不书冬又怎么说？秦伐晋、郑伐许、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