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七之四

译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七之四。

译高江村驳正《地理志》，大多依据《左传》文意来推知道路里程的远近，其说法多合乎情理。唯独在僖公二十年“郑人入滑”一事上，他认为这不是缑氏的滑国，反而采纳熊过的说法，认为是大名府的滑县，这是大错特错，是所谓强求解释反而弄错了。滑县在春秋时期只称为漕邑，没有“滑”这个名称；汉魏时期为白马县，直到隋朝开皇十六年才改称为滑州。听说过前代的地名后世沿用的，没听说过后世的改革前代可以借用的，这是它不可信的第一点。漕原本就是卫国下属的城邑，所谓的白马与北岸的黎阳只隔一条河。卫国旧都在黎阳的废卫县，被狄人驱逐后，渡河野外居住，离其国都不远。如果先前有滑国在那里，戴公怎么能居住在那里？而齐桓公又怎么能驱赶滑国的百姓而重新封给卫国呢？如果说既是滑国，又封给卫国，那么卫国就是鹊巢鸠占，而滑国就是鸟鼠同穴，这必定是没有的事。另外高江村说：“戴公在漕邑野外居住，与齐桓公筑城于楚丘封给卫国，都在滑国境内，滑大概是卫国都城所在，所以郑人极力争夺它而最终没能得到。”自古以来没有与人争夺国都的道理。凭借战国时秦国的强大，围攻赵国邯郸，已经是罕见的事，在春秋时还没有这样的事。况且假如滑是卫国都城，那么滑已经被卫国灭掉了，怎么能还称滑属于列国而让周天子下命令呢？推究高江村怀疑滑不是缑氏的滑的原因，是因为《左传》说“滑人听从命令，军队回来后又归附卫国”，认为滑必定是郑、卫交界的地方，而缑氏远在河南，不是卫国所能达到的。这似乎也不必如此拘泥。齐、晋两国几乎占据天下的一半，就像鲁国的邾、莒，也不必十分逼近。考察秦人灭滑，《左传》记载秦军经过周都北门，驻扎在滑”，郑国商人弦高遇到他们，滑与郑国邻近，自不必说，而卫国的仪封也在河南，与滑并非极其遥远，不必以此为疑。又按庄公三年“公次于

译“滑”，杜预注解说：“郑国的地方，在陈留郡襄邑县的西北。”这原本是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说法，就是今天睢州西北的滑亭，与缑氏县的滑地自然是不同的。大概那个是滑国，这个是滑地。说有两个滑地是可以的，高江村说有三个滑地，而把滑县的滑当作其中之一，那就是错误的。

译春秋时期有两个楚丘。隐七年记载“戎人在楚丘劫掠凡伯”，这个楚丘位于山东曹县东南四十里，本是戎州己氏的城邑。凡伯经过此地，因此遭到劫掠。杜预注中所说的济阴成武县西南的地方就是这里。此地处于曹国和宋国之间。襄十年记载“宋国在楚丘宴请晋侯”，指的就是这个楚丘。另一个楚丘是僖四年记载的“卫国迁都到楚丘”，位于滑县东六十里，汉代称为白马县。杜预注《春秋》对此没有明确记载，但《毛诗传》、郑玄笺注、孔颖达疏以及《水经注》都讲得很清楚。《毛诗传》说：“虚，就是漕邑的废墟。楚丘有堂邑。”郑玄笺注说：“从黄河以东，夹在济水之间。”文公登上漕邑的废墟眺望楚丘。孔颖达疏则说：“楚丘西边有黄河，东边有济水，所以说夹在济水之间。”《水经注》说：“白马济水有白马城，卫文公向东迁徙，渡过黄河在此建都。”这显然不能与成武的楚丘混淆，事实非常明白。

又隋朝开皇十六年，同时设置了两个楚丘县：一个在汉代己氏县，以“戎人劫掠凡伯”的楚丘命名，称为南楚丘；一个在汉代白马县，即齐桓公封卫国的地方，称为北楚丘。后来因为曹县已有楚丘，所以将南楚丘改名为卫南县。杜佑《通典》记载：“白马，是春秋卫国漕邑。卫南，是卫国楚丘。”《元和郡县志》和《旧唐书》的记载与此相同，而朱熹《诗集传》也说“漕、楚丘都在滑州”，尤其明显确凿。然而班固《汉书·地理志》在成武条下却说“齐桓公所筑，迁卫文公于此”，既把滑县的楚丘混同于成武；而程颐解说《春秋》在凡伯传中又说“罪在卫国不救援遭受祸难的王臣”，又把成武的楚丘混同于滑县，大概两方面都错了。至于熊过认为楚丘是鲁地，说筑楚丘就像筑向、筑郎一样，因此极力辩驳齐桓公封卫之事，引用伪《子贡诗传》说《楚丘》是鲁国风诗，不仅与《公羊传》原文相悖，还把诗中提到的楚宫、楚室一概抹杀，这岂不是更加荒废经义、蔑视古法吗？高江村辨析楚丘很明晰，唯独把“宋国在楚丘宴请晋侯”说成是卫国之地，这又不对了。宋国都城在归德府睢州，与滑县的楚丘中间还隔着开封府，相距五六百里，即使是宋国的边境也不至于这么远，况且宋国宴请晋侯也没有在卫国都城进行的道理。他又臆测说：“卫国向北迁都帝丘，距离南方边邑遥远，因此这块地沦陷于宋国。”这也缺乏明确记载，不能强行解释。不如景范所说“戎州己氏地界在曹宋之间，宋国的楚丘与戎人劫掠凡伯的楚丘”……是同一个，比较接近事实，是正确的。

春秋时期卫国的莘地，是今天的东昌府莘县。

宣公十六年传记载：卫宣公派公子伋出使齐国，派盗匪在莘地等候他。杜预注：“卫国之地，阳平县西北有莘亭。”《水经注》引京相璠说：“莘，是从卫国前往齐国的道路，县城东边有二子庙，还称为孝祠。”现在山东东昌府莘县北边的莘亭故城就是这里。成公二年鞌之战传记载：晋军在莘地追击齐军。杜预又注：“莘，是齐国之地。”高江村说：“莘原本跨越两国边境，齐国、卫国都有，大概是因为晋军从卫国来到齐国边境的缘故。但是莘距离鞌四百多里，齐侯既然亲自到边境迎敌，就应当阻挡不让晋军进入，为什么不打仗就撤退，放任敌人进入境内四百里后才交战呢？”由此推断，莘也应当是靠近鞌的地方，大概调和了两属的说法，又怀疑莘县未必正确。然而我曾询问东昌府熟悉往来此地的士大夫，他们说：“莘县在东昌府治西南七十里，从府治聊城县向东，经过茌平、长清、齐河三县然后到达济南府治历城，共二百四十里。华不注山在城北，那么从莘到鞌大约三百一十里，也没有四百多里那么远。”而仔细考察传文，莘与鞌原本属于两天的事，高氏的怀疑是不对的。杜预两处注释分别说是齐地、卫地，也属于隔墙之见。《左传》明明说莘是卫国之地，只是人们习惯阅读而不仔细考察罢了。传文说：“晋军救援鲁国、卫国，季文子率领军队防备他们。到达卫国之地，韩献子将要杀人，郤献子驰马将要救他。”等等，下面接着说：“晋军在莘地追击齐军。六月壬申，晋军到达靡笄山下。”看它特别记载了月日，就知道在莘地追击是前一个月的事，还在卫国之地。到了六月壬申，经过东昌到济南，深入齐境三百多里，齐侯才开始亲自迎敌，里程和时间一丝不差。大概自从四月丙戌孙良夫在新筑战败，不能进入，于是到晋国乞求援军，而晋军随即在五月到达。这时莘地一定有齐国的偏师侵略卫国疆域而没有返回，晋军恰好遇到，于是与之交战。因为这支偏师零散，望风披靡，所以不说战胜。直到六月壬申，长驱直下到靡笄山下，齐侯才请求约定战期，前面说“齐军”、后面说“齐侯”，条理分明可以证明。如果像高氏所怀疑的那样，哪有国君巡视边境亲自迎敌的道理呢？大概高氏之所以怀疑，是因为《左传》插入了“韩献子将要杀人”一事，隔断了上下文，而又忽然忽略了“六月壬申”四个字，怀疑莘与靡笄山下是同一天到达的缘故。有莘应当是靠近鞌的怀疑。

译认为这是齐地而非卫地的说法，是拘泥于杜预的注解而不仔细考察传文的原因。现在将“及卫地”与下文“师从齐师于莘”连起来看，在六月壬申日稍作停顿，那么莘仅仅是卫地，即今天的东昌府莘县，两处传文的地理情况就都清晰明白了。

译秦国从穆公开始，东边的边界到达黄河，应当遵从《史记》的说法，不应当遵从《郑诗谱》的说法。评论郑康成的《诗谱》说：“秦襄公在周平王初年，发兵讨伐西戎，救援周王室。平王东迁，把岐山、丰邑的土地赐给他，于是横向占据了周朝西都京畿内八百里的土地。”《史记·秦本纪》记载：“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与他盟誓说：‘戎人侵夺我的岐山、丰邑，秦国如果能攻逐戎人，就可以拥有那块土地。’”襄公十二年讨伐戎人，到达岐山去世。到了襄公的儿子文公，率兵讨伐戎人，戎人战败逃走，于是收编周朝剩余的百姓并占有土地，地界到达岐山，把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朝。岐山是现在陕西凤翔府岐山县，这说明秦国到文公时，未曾越过岐山以西一步，丰邑、镐京的旧地，依然还在周朝手中。当时周朝的号令，还在西土施行，虢国、郑国是周室的至亲，虽然跟随周王东迁，但他们的旧封地完好无损，往来通达。鲁庄公二十一年，周惠王与虢公在酒泉会盟。酒泉在现在同州府澄城县。计算从东迁到这时，已经历了平王、桓王、庄王、僖王四代，九十四年了，而国土还没有缺损。直到鲁僖公二年，秦穆公灭掉芮国，就在其地修建王城，以控制晋国，在黄河边防守。晋国也在僖公五年灭掉虢国，守卫桃林的险塞。秦国、晋国于是以黄河为界，丰邑、镐京的旧都，沦入秦国而不可恢复了。计算到这时距离初迁，已经一百二十年了，这难道是朝朝夕夕的缘故吗！假如像郑氏所说，那么西都早已在秦国的封地内，天朝的宫殿应当已经修缮，周王的使者到秦国应当有设馆迎候的礼节，何至于有《黍离》的悲痛，满目悲凉，破瓦颓垣，依然是旧物呢？孔颖达曲解郑氏的说法，引用《终南》这首诗作为证据，说襄公时已经得到岐山以东，不只是岐山以西。查考终南山长达八百里，横跨凤翔、岐山、郿三县以及西安一府的境地，所以岐山以西也有终南山，不能援引作为依据。况且这首诗原本是用兴的手法，说山的高大，必有美材来匹配它的穹隆；人君尊崇，必有美德来匹配他的显赫服饰，未曾指终南山是当时的实际境地。只有朱熹的传注说“至止”是到达终南山下，似乎指是本国的境地，而郑玄的笺注则说受命服于天子而来，是为下句作起头罢了，与当时的封域无关。孔颖达又说：“如果按照《本纪》的说法，文公把岐山以东献给周朝，而春秋时秦国的边界东到黄河，计算襄公以后还有什么功德的君主得到它呢？”唉！这又是不思考得太严重了。根据《史记》，秦武公十年讨伐邽、冀戎，开始设置县。十一年开始设置杜、郑县，灭掉小虢。而汲冢《周书》记载穆公二年灭掉芮国，《春秋传》记载僖公十九年秦国夺取新里，于是灭掉梁国，这是历代蚕食，不是一日之故，而说东迁之初一举手就横向拥有西都八百里的土地，这是情理势所必无的。我反复研读《左传》、《史记》以及《诗·秦风》，而断定《诗谱》不值得信任如此。后世的评论者，希望采纳我的言论。乾隆十年七月中旬九日，复初氏识。

春秋大事表卷七之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八上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列国山川表

有人问：“春秋时期的山川与今天有差异吗？”回答说：“济水在王莽时断绝，而泺水的源头趵突泉、作为大小清河入海的，还是济水的旧河道。黄河不两行，即使屯氏南北的旧河道几乎不可查问。到了近世，蔡水、颍水断绝，汴水、泗水成为细流，不再是当时的旧迹了。那么山川为什么会有差异呢？”回答说：“也是由于天运，也是由于人事。夏、商的时候，世运淳厚古朴，民气安静，所以那时只有王者，没有群雄。没有群雄，所以也不谈论地利。殷朝取代夏朝时，只有一位汤，没听说有先于汤而举事的；周朝战胜殷朝时，只有一位武王，没听说有与武王同时并兴的。八百诸侯都归顺有德之人，未曾角力才臣服，问所谓‘萆山而军，阻河为固’的，没有。到了周朝衰微，才有七国。秦国攻伐二百年才统一天下，所以六国是群雄的祖先，而春秋是战国的先声。那时才有以天地之山川为攻守之备、富强之计的。齐国在防门、广里开凿沟渠，起于平阴；楚国修筑方城为城，横跨宛、叶，而山的形势逐渐失去了。吴国开凿邗沟以通运输，而江、淮才开始相通；齐桓公遏制八流以自广，而九河才开始堵塞，水的旧道逐渐改变了。春秋以后，战功日益兴盛，甚至有堑山堙谷、壅川塞河以求一切战胜攻取之计的。知伯决开晋水，王贲灌大梁，蒙恬筑长城堙地脉，以至于西汉与河患相始终。改变天地之性，违背川陆之宜，譬如人身日事壅阏，则血脉营卫不再是旧常，衡决盭逆，随间辄溃，山川之不能不改变的，也是自然之势。春秋一书，在衰周之中，伯功之始，言地利者权舆于是乎在。所以读《禹贡》而识山川奠定所由基，读《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