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春秋大事表七十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儒藏 · 春秋 · 已译 · 第 344–347 段

？圣人之作《春秋》，葢有防微杜渐之道。为为人君父者言之，则《书》所云『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是也；为为人臣子者言之，则《礼》所云『齿路马有诛』是也。圣人尝自▯其作《春秋》之防于《坤卦》之《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权不可窃，翚帅师、公子庆父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必书，谨其渐也；盟防不可専，公子遂盟晋、盟雒戎必书，晋赵盾盟于衡雍、楚公子围防于虢必书，亦谨其渐也。人君知其渐而豫为之防，则无太阿旁落之患；臣子凛其渐而力为之避，则无功髙震主之疑。此则游、夏不能赞一辞，圣人独断之于心而书之于防，以诏天下万世者也。且人而忍推刃于其君父，是人而禽兽也，禽兽焉知惧？惟当夫威权已逼、声势渐成、觊觎初萌、形迹未露，是人禽之戒，圣人烛其隠微而大书特书以惕之，俾天下万世之读是编者，人人耻为大恶而不敢一毫逾臣子之常分，有以寝邪谋而戢异志，此圣人之作《春秋》所谓拨乱世而反诸正也。孟子谓孔子作《春秋》以存几希之统，直接尧、舜、汤、文者，端在于此。若谓圣人苐从其实而书之，且或未得其实而欲访求▯闻而得之，则圣人岂能从百年后窃司冦之大权，而妄欲与鲁史争真伪哉？」

译圣人创作《春秋》，大概含有防微杜渐的道理。为君父者而言，就是《尚书》所说的“在动乱未发生前制定治理之法，在国家未危殆前保全邦国”；为臣子者而言，就是《礼记》所说的“数路马的齿数要受诛罚”。圣人曾在《坤卦》的《文言》中自己阐明创作《春秋》的防范之意，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由来已久的渐变，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因此，兵权不可窃取，翚率领军队、公子庆父率领军队以及郑国公子归生率领军队必定记载，是谨慎其渐变；盟会之权不可专断，公子遂与晋国结盟、与洛戎结盟必定记载，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楚国公子围在虢地会盟必定记载，也是谨慎其渐变。君主知道渐变而预先防范，就没有太阿剑旁落他人之手的祸患；臣子敬畏渐变而极力避免，就没有功高震主的嫌疑。这就是游夏不能赞一词，圣人在心中独自决断并记载于史册，以昭示天下万世的原因。况且人如果忍心对君父动刀加害，那就是人变成了禽兽，禽兽哪里懂得恐惧？只有当威权已经逼近、声势逐渐形成、觊觎之心初萌、形迹尚未显露时，这是人与禽兽的警戒界限，圣人洞察其隐微之处而大书特书以警惕他们，使天下万世阅读这部书的人，人人都以犯大恶为耻而不敢丝毫逾越臣子的本分，从而消除邪恶的谋算、收敛异样的志向，这就是圣人创作《春秋》所说的拨乱反正。孟子说孔子创作《春秋》以保存那细微的统绪，直接承接尧、舜、汤、文，关键就在于此。如果说圣人只是根据事实来记载，甚至可能没有得到事实而想要访求传闻来获得，那么圣人岂能从百年后窃取司寇的大权，而妄图与鲁国史官争辩真伪呢？

春秋逐君以自奔为文论

春秋乱贼最甚弑君，其次逐君。弑君或书国，或书人，或书名氏，余既为论著之矣。至出君，则概以君自奔为文，不书逐君者之名氏，此葢圣人之特笔，不由赴告，不因鲁史，欲以警惕震动乎人君，使知谨其操柄，而得制驭臣子之道也。何以明之？考襄二十年▯：「卫▯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防，曰孙林父、▯殖出其君。』」此则当日赴告与列国史官书法之明证，而经于十四年苐书「卫衎出奔齐」，若为孙林父、▯殖掩其恶，何哉？曰：此圣人端本清原之义，欲垂万世鉴戒，所谓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夫君出令者也，社稷于是乎凝承，臣民于是乎统驭，故君而见弑，则讨贼之义严诸臣子；君身尚在，则制驭之道责诸君身。君而淫虐不道，或阘冗萎薾，则君不君，而徒以一身寄诸巍巍之上，如一叶之战秋风，几何其不飘堕也哉？曰：出奔者，言已不能居其位，此太康之距于河，《五子之歌》之所以痛恨；厉王之流于彘，《板》《荡》诗人之所以告哀者也。人君知鉴乎此，而▯愤自强，如宣王之能中兴，则有方叔、召虎为之臣；如晋悼之能复伯，则有荀防、魏绛为之佐。功业烂然，天禄永固，何至窜亡相继也哉！

　　许世子止弑其君论

案三▯皆谓止非弑，《彚纂》亦从之，而斥欧阳子之说为非是。愚案左氏之言与公、谷别，如左所云，则许世子不得辞乎弑。诸儒所称不尝药，与左氏之言絶逺若据之以为非弑，是非特不信经文，并错看左▯矣。夫所谓不尝药者，庸医不识病症，妄投药剂，人子失于不知，遂致大故，若此后世多有，谓之非弑可也。而左▯则云：「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太子止之药，卒。太子奔晋。」又云：「舎药物可也。」杜注：「药物有毒，当由医，非凡人所知。」责止身为国嗣，国非无医，而轻果进药，如此则无论误与故，皆不得辞乎弑。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君父有疾，其慎重宜何如者？以晋国之大，犹求医和、医缓于秦，计止身为储嗣，年尚幼小，国事所当与知，非素习方书、精通药剂者，而不延医诊视，率意自为，是以君父为尝试也。虽果尝药，何益于事？固有平人服之无恙，而投剂失宜，遂致立毙者，亦不得以其尝药遂可求解于弑君之罪。是则左氏所云，已显然为弑君立案，而谓止非弑君，其可乎？《彚纂》又解之曰：「止之非弑，有可属辞比事而知之者。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则弗立乎其位。」左▯明言太子奔晋，夫国人以弑赴于诸侯，必其为国人不容而逃窜求免，未几病死，不得以弗立乎其位而明其非弑也。又谓许与陈、蔡皆密迩于楚，楚防能假讨贼之名以灭陈、蔡，何独释许不问？夫楚之灭陈、蔡，不过欲利其土地耳，岂真为讨贼哉？而许素属楚，其地亦无足贪，故遂置而不问，不得以蛮夷之举动定人之罪状。虚实至冬而葬，止已出奔，罪人已得，国人以礼葬旧君，鲁遣使往防其弑逆之迹已昭然暴白于天下，更不宜以书葬为赦止之罪。欧阳子谓：「既以大逆加人，又輙赦之，则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之用法不若是也。至谷梁之说尤为诬妄，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死，则是止为孝子也。在有司折狱，固当矜疑；而圣人作经，遽加以大逆之罪，与撡刃而杀其父者同科，此残刻之吏周兴、来俊臣之所不为，而谓圣人为之乎？若惧后世有假托者，而借一止以立教，则是圣人加诛于无罪之人也。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诛一无罪以垂教万世，圣人用心不如是之迂且曲也。赵氏《木讷》谓欧阳子固尝攻之，吾愿鸣鼓而先登。然欧阳止谓宜信经弃▯，愚谓即据左▯，而其罪状已显然，谨标出之，以告后世之善读《左氏》者。乾隆十一年三月下浣一日，复初氏识。

　　孔子请讨陈恒论

案左氏续经▯：哀十四年，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齐三日而请伐齐。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

译春秋以“君自奔”为文论

春秋时期，乱臣贼子最严重的罪行是弑君，其次是驱逐国君。对于弑君，史书有时记载国家，有时记载人名，有时记载姓名和氏称，这些我已经在别的论述中写过了。至于驱逐国君，则一概用“国君自己出逃”来表述，不记载驱逐国君者的姓名，这大概是圣人的独特笔法，不依据各国的通报，也不沿袭鲁国史官的旧例，想要以此警戒震动人君，使他们知道谨慎掌握权柄，并懂得驾驭臣下的道理。凭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考察《襄公二十年》：“卫惠公病重，召见悼公说：‘我得罪了国君，后悔也来不及了。我的名字被列在诸侯的边防文书上，说孙林父、宁殖驱逐了他们的国君。’”这就是当时各国通报以及列国史官书写法则的明确证据。然而《春秋》经文在十四年只记载“卫衎出逃到齐国”，好像是为孙林父、宁殖掩盖他们的罪恶，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圣人正本清源的原则，想要垂示万世的鉴戒，所谓连子游、子夏也不能增添一字的地方。国君是发布命令的人，社稷因此得以凝聚承续，臣民因此得以统辖驾驭，所以国君被杀，那么讨伐贼臣的道义就严厉地施加于臣子身上；国君身体还在，那么驾驭臣下的道理就责成于国君自身。国君如果淫乱暴虐不合道义，或者庸碌无能萎靡不振，那就是国君不像国君，而只是把自身寄托在尊贵的地位上，就像一片叶子在秋风中飘摇，怎么能不飘零坠落呢？回答说：出逃，是说他已经不能居于其位，这就是太康被放逐到黄河，《五子之歌》之所以痛恨的原因；厉王被流放到彘地，《板》《荡》诗人之所以哀告的原因。人君如果知道以此为鉴，而愤发自强，像宣王那样能够中兴，那么就有方叔、召虎作为他的臣子；像晋悼公那样能够恢复霸业，那么就有荀防、魏绛作为他的辅佐。功业辉煌，天命长久稳固，怎么会落到相继逃亡的地步呢！

许世子止弑其君论

考察三家都称许世子止不是弑君，《彚纂》也跟随这种说法，而斥责欧阳修的说法是不对的。我认为《左传》的说法与《公羊》《谷梁》不同，如果像《左传》所说，那么许世子止就不能推脱弑君的罪名。各位儒生所称的“没有尝药”，与《左传》的说法相差甚远，如果依据它来认为不是弑君，这不仅是不能相信经文，并且是看错了《左传》。所谓没有尝药，是庸医不认识病症，胡乱投药，人子失于不知道，于是导致大祸，像这样后世多有，说它不是弑君是可以的。而《左传》却说：“许悼公患疟疾，五月戊辰，喝了太子止的药，去世。太子逃奔到晋国。”又说：“舍弃药物是可以的。”杜预注：“药物有毒，应当由医生（决定），不是普通人所知道的。”责备止身为国家继承人，国家并非没有医生，却轻率果断地进药，像这样那么无论误杀还是故意，都不能推脱弑君的罪名。医生如果不是三代行医，就不服用他的药，君父有病，那慎重应当如何呢？以晋国之大，尚且到秦国寻求医和、医缓，计算止身为储君，年纪尚且幼小，国家事务应当参与知晓，不是平时学习医书、精通药剂的人，却不延请医生诊视，随意自行处理，这是把君父当作试验品。即使真的尝了药，对事情有什么好处？本来有健康人服用没有事，而用药不当，于是导致立刻死亡的，也不能因为他尝了药就可以从弑君的罪责中解脱。这就是《左传》所说的，已经显然为弑君立案，而说止不是弑君，可以吗？《彚纂》又解释说：“止不是弑君，有可以通过属辞比事而知晓的。楚商臣、蔡般都立在其位，而止却没有立在其位。”《左传》明言太子逃奔晋国，国人以弑君向诸侯通报，一定是因为国人不能容忍而逃窜求免，不久病死，不能因为他没有立在其位而证明他不是弑君。又说许与陈、蔡都靠近楚国，楚庄王能够假借讨贼的名义来灭陈、蔡，为什么唯独放过许国不问呢？楚国灭陈、蔡，不过是贪图它们的土地罢了，难道真的是为了讨贼吗？而许国一向归属楚国，它的土地也不值得贪恋，所以于是放置而不问，不能以蛮夷的举动来确定人的罪状。虚实直到冬天而安葬，止已经出逃，罪人已经得到，国人以礼安葬旧君，鲁国派遣使者前往防备，其弑逆的踪迹已经昭然暴露于天下，更不应该以记载安葬作为赦免止的罪过。欧阳修说：“既然以大逆加于人，又随即赦免他，那就是自轻其法而人不畏惧。”《春秋》的用法不是这样的。至于《谷梁传》的说法尤为诬妄，哭泣喝着稀粥，喉咙容不下米粒，不到一年而死，这就是止是孝子。在官吏断案，固然应当怜悯怀疑；而圣人作经，就加上大逆的罪过，与持刀杀父者同列，这是残暴刻薄的官吏周兴、来俊臣所不做的，而说圣人做吗？如果害怕后世有假托者，而借一个止来立教，这就是圣人诛杀无罪之人。杀一个无辜者而得到天下都不做，诛杀一个无罪者以垂教万世，圣人用心不像这样迂腐且曲折。赵氏《木讷》说欧阳修固然曾经攻击它，我愿鸣鼓而先登。然而欧阳修只是说应当信经弃传，我认为即使依据《左传》，而其罪状已经显然，谨标出之，以告知后世善于阅读《左传》的人。乾隆十一年三月下浣一日，复初氏识。

孔子请讨陈恒论

考察《左传》续经：哀公十四年，齐陈恒在舒州弑其君壬。孔子斋戒三天后请求讨伐齐国。哀公说：“鲁国因为齐国而衰弱很久了，你讨伐它，将怎么办？”回答说：“陈

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嗟乎！此诚知己知彼，乗机赴防，足征大圣人经济不外寻常理势之中。而子程子顾绌之，谓「如是是以力不以义，孔子之所以胜齐者，特其余事耳，岂计鲁人众寡？」呜呼！先生此言殆失之矣。夫兴师讨罪，兵凶战危，必计出万全而后可举事。若不计其力之不能，则如王元谟之伐魏、韩侂胄之伐金，何尝不名正言顺，而卒丧师辱国，蹙地千里？若谓名其为贼，无忧不服，则如汉翟义之讨莽、唐徐敬业之讨武氏，海内翕然称义举，终于家族诛夷，身首异处。又其甚者，董承、伏完之于曹氏，毒流帝后，汉祚旋移。是皆无益于事，而祸败随之。是以君子必审计利害，而不忍轻以民命为尝试也。且其言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此尤迂缓不识时务之论。夫陈氏之愚其民乆矣，独当骤弑简公，人心惶骇，齐之义士尚有挟公愤而思食其肉者，简公之人尚有念故君而欲报其仇者。故其道可急取不可缓圗，宜独断不宜牵制。必若告于天子、方伯，无论周天子守府，而当日之方伯则晋也，且听命于韩、赵、魏，与陈氏唇齿耳，告之万万无益。而周、晋去鲁俱二千余里，往返动羁时日，徒令陈氏得以其间收合人心，诛锄异已，虽复讨之，势必不克。且程子之谓告之者，岂谓其真能命将兴讨罪之师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为名乎？不知其不可，是愚也；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是伪也。曾谓大圣人而出此？然则孔子之志宜奈何？曰：鲁之兵权在三子，而三子之兵权在家臣。观阳货、弗扰且能以其众畔，而冉求、季路独不可出其兵以仗义讨贼乎？孔子能使由、求堕费、堕郈，而三子靡然听从。岂孔子当日奉鲁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诚得哀公一言听许，委夫子以兵权，空鲁国之甲，使家臣将之，此时子路虽仕卫，而冉有自在也。加以樊迟、有若皆勇锐之士，移檄逺近，声罪致讨，吾知四邻诸侯必有闻风响应，而齐之甲士且倒戈来迎。纵不能枭陈恒之首，亦当诛当日之推刃于齐君者，而更定齐嗣。如此，则国威可振，周道可兴，夫岂空言而不可见诸实事者哉！宋之儒者以力为讳，而但执正▯不谋利之说，谓事苐当揆于义，不论其力之能不能。如此，则《书》所谓「同力度徳孔子「好谋而成」，非矣；孔明之「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葢谓其谋出万全，至事之万有一失，则听之天耳，夫岂侥幸以尝试者哉！余向恶夫世之诋訾宋儒者，至先生此论，心窃疑其有未然，故备论之。

译陈恒弑杀了他的国君，齐国百姓不拥护他的占了一半。凭借鲁国的民众，加上齐国半数不拥护陈恒的民众，是可以战胜齐国的。」唉！这确实是知己知彼，抓住时机奔赴战阵，足以证明大圣人的经世济民之术，并不超出寻常的理势之中。然而程子却贬低这种说法，认为「这样做是依靠武力而不是依靠道义，孔子之所以能战胜齐国，不过是附带的小事罢了，哪里会去计算鲁国人数的多少呢？」唉！先生的这番话大概失之偏颇了。兴起军队讨伐罪人，战争凶险危险，必须谋划周全万无一失之后才可以举事。如果不考虑力量是否不足，那么就像王元谟讨伐魏国、韩侂胄讨伐金国，何尝不是名正言顺，最终却丧失军队、侮辱国家，国土千里沦丧？如果说只要称对方为贼寇，就不必担心他们不服从，那么就像汉代翟义讨伐王莽、唐代徐敬业讨伐武氏，天下人都一致称赞是正义之举，最终却是家族被诛灭，身首异处。更严重的是，董承、伏完对于曹氏，毒害流及皇帝皇后，汉朝的国运随即转移。这些都是对事情没有益处，而灾祸失败随之而来。因此君子必须详细审察利害关系，不忍心轻易拿百姓的生命去尝试。而且他说：「向上报告天子，向下报告方伯。」这尤其是不切实际、不识时务的言论。陈氏愚弄他的百姓已经很久了，唯独在突然弑杀简公时，人心惶恐惊骇，齐国的义士还有怀着公愤想要食其肉的人，简公的旧部还有怀念故君想要报仇的人。所以这条道路可以急取不可缓图，适宜独断专行而不宜受牵制。如果一定要报告天子、方伯，无论周天子只是守着府库，而当日的方伯是晋国，况且听命于韩、赵、魏，与陈氏唇齿相依，报告他们万万没有益处。而且周、晋距离鲁国都有两千多里，往返动辄耗费时日，只会让陈氏得以利用这段时间收拢人心，诛杀异己，即使再讨伐他，势必不能成功。况且程子所说的报告，难道是说他们真的能命令将领兴起讨伐罪人的军队吗？还是明知不可能却暂且报告以作为名义呢？不知道不可能，这是愚蠢；明知不可能却暂且报告，这是虚伪。曾以为大圣人会做出这种事吗？那么孔子的志向应该怎样呢？回答说：鲁国的兵权在三位大夫手中，而三位大夫的兵权在家臣手中。看阳货、公山弗扰尚且能率领他们的部众叛乱，而冉求、季路难道不能出动他们的军队来仗义讨伐贼寇吗？孔子能让子路、冉求拆毁费邑、郈邑，而三位大夫顺从地听从。难道孔子当日奉鲁君的命令，命令家臣出动士兵，而三位大夫敢违抗命令吗？如果真的得到哀公一句话的听许，把兵权委托给夫子，出动鲁国所有的军队，让家臣率领，此时子路虽然出仕卫国，但冉有自在鲁国。加上樊迟、有若都是勇猛锐利的士人，发布檄文远近传播，声讨罪过进行讨伐，我知道四邻的诸侯一定有闻风响应的，而齐国的士兵甚至会倒戈来迎接。纵然不能斩下陈恒的头颅，也应当诛杀当日对齐君动刀的人，而重新确定齐国的继承人。这样，国家威望可以振兴，周朝的礼乐制度可以复兴，这难道是空谈而不能见于实事的吗！宋代的儒者以武力为忌讳，只坚持正义而不谋利的说法，认为事情只应当衡量道义，不讨论力量的能不能。如果这样，那么《尚书》所说的「同力度德」，孔子所说的「好谋而成」，就错了；诸葛亮的「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大概是说他的谋划周全万无一失，至于事情万一有失，就听任天命罢了，哪里是侥幸尝试的呢！我向来厌恶世上诋毁宋儒的人，直到先生这番言论，心里私下怀疑其中有不对的地方，所以详细论述它。

黄楚望氏曰：「陈恒之事，鲁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鲁众加齐半之说。葢圣人徳义虽孚于人，然亦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岂得全然不论兵力？故当斟酌事情与彊弱之势以告君也。」

附髙紫超先生《公羊贼不讨不书葬》论

公羊「内贼不讨不书葬，外仇不复言葬」，义之精者也。然考经所书，则不书。然经固有内贼未讨而亦书葬者，若蔡景、许悼之书葬，则于所谓「内贼未讨不书葬」者，其说未信矣。然则或葬或不葬者谓何？曰：礼成而葬者书葬，委尸而藁葬者不书葬。葢凡所谓葬者，非徒掩之于土已也，将必有子孙之踊从焉，公卿之备位焉，邻国之▯奠焉。凡贼既讨者，必重更棺敛，告于邻封，成礼而葬。葢元凶既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尽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书葬？若贼未讨者，往往弑逆之贼犹擅国柄，怼其君父，藁葬路隅，若栾书以车一乗葬厉公于东门之外，邻封不与知，公卿不备位，则是不成乎葬也，如是而安得书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自掩其弑逆之迹，而反告于邻封，隆礼以葬，四邻诸侯亦皆遣使以供其事，则是实行葬礼矣，如是而又安得不书葬？然则凡讨贼者，必成礼而葬，则经亦书葬，非以讨贼之故而始书葬也；凡贼未讨者，多委棺暴尸，不成乎葬，则经亦不书葬，非以不讨贼之故而不书葬也；更有鬼蜮诪张，假饰以葬，则经亦书葬，又不以不讨贼之故而不书葬也。是则或葬或不葬，圣人一皆据实书之耳。然而葬则书葬，足以安既死之魄，而慰枕戈待旦之心；藁葬不书葬，足以彰暴骸之▯，而激同仇泣血之志；伪为葬者亦书葬，又以明其巧饰之恶，而一时之防葬皆当击其首而碎之也。而圣人之立义固精矣！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六

　　国子监司业顾栋髙撰

　　左传兵谋表

史称关忠义好《左氏》，讽诵略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尝曰：「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二公佐汉、宋中兴，而生平经略靡不由于左▯。甚哉，经术之足以戡乱也！余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国交兵，其行军用师屡矣。春秋以前为汤、武之仁义，春秋中叶为桓、文之节制，逮其季年，吴、越用兵，则以蛮夷轻生狎死之习，运后世出竒无方之智，而郑、宋交取师，为战国长平之坑所自始。世运迁流，岂一朝一夕之故哉！▯文所载，初年仍古法用车，最后毁车崇卒，吴、楚、越则用舟师。其用兵之制，曰偏两，曰卒伍，曰乗广，曰防阙。其陈法，则为鹳，爲鹅，为鱼丽之陈，为支离之卒。其两军交锋，则曰挑战，曰致师，曰夹攻，曰横击，曰衷，曰萃，曰覆，曰要。其假物立威，曰蒙虎，曰燧象。大扺世愈降则战愈力，而谋亦益竒。综其大要，为类十有二，胪而列之，俾知儒者胸中当具有武事，匪徒侈文雅章句之业而已。辑《春秋左▯兵谋表》卷第四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六》>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

译黄楚望先生说：“关于陈恒弑君这件事，鲁国如果任用孔子，也必然不会不采用‘鲁国出兵一半协助齐国’的说法。因为圣人的道德仁义虽然能让人信服，但也必须面对具体事务时保持敬畏谨慎，善于谋划才能成功，难道可以完全不考虑军事力量吗？所以应当根据具体情势和双方强弱对比来向国君进言。”

附高紫超先生《公羊贼不讨不书葬》论

《公羊传》说“国内弑君之贼未被讨伐，就不记载国君下葬；国外仇敌未被报复，也不记载下葬”，这是精微的义理。然而考察《春秋》经文所记载的情况，确实有不记载下葬的。但经文中也有国内弑君之贼未被讨伐却记载了下葬的情况，比如蔡景侯、许悼侯的下葬记载，那么对于所谓“国内弑君之贼未被讨伐就不记载下葬”的说法，就令人难以信服了。那么，有的记载下葬，有的不记载下葬，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按照礼仪完备地下葬的就记载下葬，草草掩埋尸体的就不记载下葬。因为凡是所说的下葬，不仅仅是把尸体埋进土里就算了，必定要有子孙跳跃哭踊跟随，公卿大夫就位陪葬，邻国派人来祭奠。凡是弑君之贼已被讨伐的，必定重新郑重地装殓棺木，告知邻国，完成礼仪后下葬。因为元凶已经除去，忠臣孝子得以尽心尽意，像这样怎么能不记载下葬呢？如果弑君之贼未被讨伐，往往弑逆之贼仍然把持国家大权，怨恨国君父亲，将尸体草草掩埋在路边角落，比如栾书只用一辆车将厉公葬在东门之外，邻国不知道，公卿大夫没有就位，这就不算合乎礼仪的下葬，像这样怎么能记载下葬呢？更有逆子杀害父亲，想要掩盖自己弑逆的痕迹，反而向邻国报告，隆重地举行葬礼，四方诸侯也都派遣使者来办理丧事，这实际上是执行了葬礼，像这样又怎么能不记载下葬呢？那么凡是讨伐了弑君之贼的，必定完成礼仪后下葬，经文也就记载下葬，并不是因为讨伐了弑君之贼才开始记载下葬；凡是弑君之贼未被讨伐的，大多草草装殓暴露尸体，不算合乎礼仪的下葬，经文也就不记载下葬，并不是因为不讨伐弑君之贼而不记载下葬；更有奸邪之人弄虚作假，伪装成下葬，经文也就记载下葬，又不因为不讨伐弑君之贼而不记载下葬。这就是说，有的记载下葬，有的不记载下葬，圣人都是根据事实如实记载罢了。然而记载下葬，足以安抚已死的魂魄，安慰枕戈待旦的忠臣之心；草草掩埋不记载下葬，足以彰显暴尸荒野的惨状，激发同仇敌忾、泣血复仇的志向；伪装下葬的也记载下葬，又用来表明其巧饰罪恶的行为，使当时防备这种伪葬的人都应当直击其要害而粉碎它。圣人所确立的义理本来就很精微啊！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六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左传兵谋表

史书记载关羽喜好《左传》，诵读几乎都能背诵，而岳飞尤其喜好《左传》，曾说：“用兵在于先确定谋略。栾枝拖着柴草击败荆楚，莫敖让人去砍柴导致绞国灭亡，都是谋略已定。”两位公辅佐汉、宋中兴，生平的战略谋划无不源自《左传》。经术足以平定战乱，真是厉害啊！我观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各国交战，行军用兵屡次发生。春秋以前是商汤、周武王的仁义，春秋中期是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到了晚期，吴、越用兵，则凭借蛮夷轻视生命、熟习死亡的习性，运用后世出奇制胜、没有定法的智谋，而郑、宋两国互相夺取军队，成为战国长平之战坑杀降卒的开端。世道变迁，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左传》所载，初期仍沿用古法使用战车，最后毁坏战车崇尚步兵，吴、楚、越则使用水军。其用兵制度，有偏两、卒伍、乘广、防阙。其阵法，有鹳阵、鹅阵、鱼丽阵、支离卒。两军交锋，有挑战、致师、夹攻、横击、衷、萃、覆、要。借物立威，有蒙虎、燧象。大致时代越往后，战争越激烈，谋略也越发奇特。综合其主要内容，分为十二类，罗列出来，使人们知道儒者胸中应当具备军事知识，不仅仅是炫耀文雅章句的学业而已。辑录《春秋左传兵谋表》卷第四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六>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