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一

译春季，周历正月。

李廉说：“春王正月”，《春秋》三传都没有明确的解释。《左传》认为正月是建子之月，这是对的，但忽略了“春”字的含义；何休认为北斗星斗柄指向东方就是春季，这也是对的，但忽略了正月的文字记载；至于《谷梁传》，则两者都没有论述。汉唐时期的儒者，直接认为周朝的孟春就是建子之月。到了宋代，才开始有“三代改变正朔，但不改变季节和月份”的说法。所以程子认为书写“春”字是借天时来确立义理，这意味着十一月本来不是春季，圣人虚设“春”字在正月之上，以表示实行夏历的意思。胡安国沿袭了这一观点。赵汸说：“周人改变了季节和月份。如果周朝不改变季节，那么圣人何必说‘行夏之时’呢？如果孔子确实是用夏历来改变周历，那么他又凭什么责备诸侯没有尊王呢？”

译朱熹说：“胡文定关于《春秋》的解说，认为孔子用夏历的时令来标注月份，比如‘公即位’，实际上还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我对此不敢相信。”

按：《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不记载“即位”是表示谦让，但《公羊传》认为谦让是正当的，《谷梁传》认为谦让是不正当的；《公羊传》认为桓公的母亲是夫人，《谷梁传》认为桓公的母亲不是夫人，那么《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国君不再娶妻，按照礼制没有两个正妻，仲子怎么能称为夫人呢？桓公怎么能因为母亲尊贵而获得地位呢？高紫超说：“春秋时期，诸侯不禀受周王命令而没有继承人的遍布天下，而孔子以本国臣子的身份首先删去隐公的‘即位’记载，以彰显大法，这是出于尊重君父不敢直言斥责的意思。又说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五位国君都记载了‘即位’，既然已经诛杀了首恶，此后可以从轻处理。为何偏偏不幸，让春秋初期的国君承受最大的惩罚呢？至于说圣人修撰经典时直接以天的身份自处，对此毫不顾虑，这就更加违背情理、违逆天意了。”《汇纂》说：“《左传》认为是摄政，《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是谦让，而杜预解释为没有举行即位之礼，所以不记载‘即位’，这是确定的解释。胡安国说孔子首先贬斥隐公以彰显大法，其义理恐怕不妥。国君举行即位之礼就记载‘即位’，不举行就不记载，孔子怎么能随意删改呢？”

夏五月，郑伯在鄢地击败了共叔段。

按：《左传》说共叔段出逃到共国，而《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被杀了。根据隐公十一年庄公说：“我有弟弟，不能和睦相处，让他流落在四方糊口。”这就明确说明没有被杀，《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是错误的。

秋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和仲子的助丧财物。

刘敞说：“《春秋》对于大夫大多不记载他们的官职，到了冢宰却记载了，以此显示其职位最为重要。‘宰’是尊称，不是中士所能冒用的。认为他是士，认为‘宰’是姓氏，都是错误的。”

李廉说：“春秋时期有惠公的仲子、僖公的成风，《左传》和《公羊传》都认为是一起送助丧财物，唯独程颐提出惠公宠爱仲子、僖公尊崇成风的说法，认为惠公的仲子、旧公的成风，其义理最为精微。至于《谷梁传》又认为仲子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室，那就大错特错了。”

《汇纂》说：“《左传》说‘子氏尚未去世’，其错误无需辩驳。《谷梁传》认为仲子是惠公的母亲，母亲以儿子的姓氏称呼，按此例成风也符合。但《史记·年表》记载惠公在平王三年即位，到隐公元年，历经四十七年其母才去世，似乎太遥远了，应当以《公羊传》的说法为是。宰是冢宰，那么刘敞的说法是正确的。”

冬十二月，祭伯前来。

《汇纂》说：“祭伯记载‘来’，诸儒都认为这是朝见，唯独《公羊传》认为是奔逃。祭伯记载‘伯’，诸儒都认为这是爵位，唯独《公羊传》认为是字。应当以《左传》的注解为是。不记载‘来朝’，《谷梁传》认为是不正当的外交行为，许多儒者沿袭此说。程颐认为诸侯不行觐见之礼，周王不能治理，而祭伯反而与他交往，其持论尤为正确。”

公子益师去世。

刘权说：“《左传》说：‘国君不参与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这是错误的。公孙敖、叔孙婼、公孙婴齐难道都参与了小敛吗？为何能记载日期？《谷梁传》说：‘因为厌恶他。’这也是错误的。公孙敖、仲遂、季孙意如难道不是坏人吗？而都记载了日期。叔孙得臣没有听说有罪，反而不记载日期。这些都是妄说。”

程颐说：“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是沿袭旧史。古代的史书记事简略，日月有时不全备，《春秋》只能删减而不能增添。”家铉翁说：“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是旧史记载的详略不同，并非褒贬，只有《公羊传》的说法接近真相。”

二年，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

刘敞说：“《公羊传》认为是开始讨伐，这是错误的。《春秋》的文辞不损害事实，现在将‘灭’改为‘入’，那就是文辞损害事实了。春秋初期，接近西周，先王的余法尚存，诸侯僭越放纵还很少，所以鲁国执政卿多由再命之臣担任，翚、挟、无骇都是如此。《谷梁传》认为贬斥灭同姓，这是错误的。考察‘入’就不能称为‘灭’了。”

许翰说：“凡是大夫未被天子赐爵命，就不称氏。春秋初期还谨慎遵守这一点，如无骇、翚、挟、柔、溺就是这样。齐桓公以后，各国都任命大夫，没有不称族的，大概不再向周天子请命了。”

李廉说：“无骇不记载氏，杜预、胡安国、陈氏都认为未赐族，公羊传认为是开始讨伐，谷梁传认为是贬斥灭同姓。根据《左传》八年赐氏的说法考察，那么《公羊传》和《谷梁传》就没有依据了。”

九月，纪侯的缗前来迎娶女子。

程颐说：“前代儒者都认为诸侯应当亲迎，亲迎是指在所住的馆舍迎接，哪有抛弃宗庙社稷而远赴他国去迎娶妻子的？文王在渭水边亲迎，未曾离开镐京。周国就在渭水旁，况且文王当时还是公子，尚未成为国君。”

按：太史公《外戚世家》说：“春秋讥讽不亲迎。”索隐引用《公羊传》此文来解释，而对于桓公三年公子翚、宣公元年公子遂、成公十四年公孙侨如到齐国迎娶女子，都讥讽他们以大夫身份迎娶，这是确定的解释。程颐独自反对，说……，他的话也很有道理。《汇纂》采纳他的说法，所以在这年删节了《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文字，而在桓公、宣公、成公三年迎娶女子之处，凡是主要依据《公羊传》和《谷梁传》讥讽

译凡是不亲自前往迎娶的记载都予以删去，这可以说是另开了一番新天地。然而程子以及《彚纂》都没有另外解释《春秋》之所以记载“逆女”的原因。《春秋》对于符合礼制的行为不加以记载，既然“逆女”这一行为并不让人怀疑是大夫所为，那么这又为什么要记载呢？我另有论述，见《嘉礼表》之后。只有叶梦得认为“逆”与“迎”是两回事，“逆女”乃是娶妻于他国的礼仪，由上大夫前往迎接，到达馆舍，等到约定的日期然后才正式迎娶，从来没有在迎娶女子时由新郎亲自前往迎接的。以前的儒者将二者混为一谈，认为《春秋》记载“逆女”是为了讥讽没有亲自迎娶，这是只知“迎”而不知“逆”。这又是另一种说法。

译纪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

【《谷梁传》说：“‘伯’字的穿凿附会可笑。《左传》把‘子帛’当作裂繻的字，杜预的注释因此增补了平莒、鲁之怨的内容，这件事不见于经文，尤其支离破碎毫无意义。况且大夫没有列在诸侯之上的，何休的说法尤其荒诞无稽。这应当直接视为阙文。程子说：‘应当说“纪侯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吴澂也说：‘“子伯”二字可能是“侯”字的误写。’直截了当。只是不知道阙文的说法，所以《公羊传》在桓公二年记载纪侯来朝见，根据何休的注释说：‘纪本来是子爵，因为天子将要娶纪国的女子，所以加封百里，进爵为侯。’班固《外戚恩泽侯表序》中有说：‘后父依据《春秋》褒奖纪国的义理。’应劭引用这个作为证据。《汉书》凡是立皇后，先晋升她的父亲为大司马大将军，封邑为侯，恩泽泛滥从此开始。因为《春秋》一个字的错误，曲解成这种说法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赵氏《经筌》唯独主张《左传》的说法，认为自从莒人入侵向地，有窥视鲁国的心思，所以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地来震慑他们，而莒国伺机而动的心思未曾停止。纪国裂繻道与莒子在密地结盟，为鲁国谋划，所以书写名字来褒奖他。这是因杜预的注释而更加滋生枝节，尤其牵强附会。家氏翁说：‘木讷对于《春秋》，喜欢揣摩附会而为之解说，这类就是。’积斋《或问》说：‘如果“纪子伯”旧史本来有误，孔子必定会纠正，纠正不了就不记载，哪有如此错误而可以记载给后世看的？这一定是孔子笔削以后的阙文，所谓先儒传授承袭错误而不敢增补的。】

十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

【吕氏大圭说：‘《左传》说是桓公的母亲，《公羊传》说是庄公的母亲，《谷梁传》说是庄公的妻子，应该听从哪一个？’回答说：‘庄公、桓公的母亲都不能称为夫人，那么她是庄公的妻子比较接近事实。’】

【《彚纂》说：‘子氏去世，三家说法互相不同。《左传》认为是桓公的母亲，固然不对；《公羊传》认为是庄公的母亲，先儒认为妾母不应当称夫人，《春秋》初期，礼法尚存，不能拿成风、敬嬴来相比。只有《谷梁传》认为是庄公的妻子，义理最为长远，所以程子和胡安国都听从它。’】

【积斋《或问》说：‘鲁国以庄公为君，难道能不以子氏为夫人吗？称夫人，是国人的辞令。不记载葬礼，是庄公不以夫人的礼仪安葬她。’】

【张氏洽说：‘君主在世，那么葬礼未完备，等待君主去世而合葬。本朝皇后虽然先崩，必定等待合葬于山陵，大概是古代遗留的制度。’】

三年夏四月辛夘日，尹氏去世。【尹，《左传》作君】

【赵氏匡说：‘《春秋》作为经典，是大训诫，难道因为他是诸侯以及鲁国大夫作主人的恩惠，就记录在经典中吗？’《公羊传》只有讥讽世卿的说法是正确的。】

【欧阳公说：‘《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尹氏是正卿，《左传》认为君氏是庄公的母亲，一个认为是男子，一个认为是妇人，得到的说法大概就是这样。’《彚纂》也怀疑而不敢确定。我认为：《左传》的说法全无义理，而赵东山坚持主张他的说法，说：‘妾母本来不登上丧位，这里因为我们的君主为她母亲服丧，不可不记载，说“君氏”，是孔子的特笔。’最支离破碎不可理解。《公羊传》讥讽世卿是得当的。近世季氏本更认为这是鲁国的大夫，就是庄公囚禁在郑国的尹氏，与尹氏归来而立其主的人，恐怕只是后人弄巧成拙的说法。赵氏《经筌》也说：‘“君氏”不成称谓，古代没有这种说法。’】

秋，武氏子来请求赙赠。

【家氏翁说：‘《公羊传》、《谷梁传》对于仍叔的儿子说：‘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对于武氏子说：‘父亲去世，儿子未被任命。’大概认为仍叔是尚存的人，武氏是已去世的大夫。王朝公卿大夫，无非是世官世禄之家，为什么唯独在这两个儿子而书法不同？’回答说：‘某氏子这样说，有父亲在，所以这样。’】

【按《春秋》大义，重在诸侯不供王职，与天家威令不行罢了。说“武氏子”，大概是轻忽的辞令，以王丧大事，而让乳臭未干的人出使，取轻列国，也可见其失政之甚。如果认为王当丧未被任命，与武氏子未被任命，就出使，薄父子之恩，失之小矣。《春秋》所责备的是大事，哪有空闲责备到武氏的儿子呢？】

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

【赵氏匡说：‘《左传》说“同盟则赴以名”，哪有臣子在创巨痛深之日，竟然忍心称君主的名字呢？大概同盟名于载书，朝会名于要约，聘告名于简牍，所以在去世赴告可知而记载。’】

【孙氏觉说：‘《左传》记载楚公子围派使者赴告于郑，伍举问应为后之辞，改之为：‘共王之子围为长。’这是当君主去世赴告诸侯，已经说了嗣君的名字，所以凡往来之国，皆得记其名。如果以盟会求之，那么未尝与者五十二，而不名者九，不可通也。’】

【《彚纂》说：赵氏匡驳《左传》同盟的说法，极是；孙氏觉又说即位之初即以名赴，似更有理。】

【家氏翁说：‘诸侯曰薨，降而书卒。胡氏说《春秋》贬之，不与其为诸侯。当时诸侯未必人人皆放恣无王，而一

译如果全都予以贬斥，恐怕不符合《春秋》用法的本意。杜预认为，鲁国史书称“公”并记载“薨”，是为了尊崇自己的国君，所以不得不略去对外国君主的记载以显示区别。恐怕应当采纳杜预的说法。

译癸未日安葬宋穆公。

【按：《左传》与《公羊传》的说法各不相同。家氏（家谟）赞同《左传》，说：“谦让是美德。宋国的动乱，是由于殇公不仁，以怨恨回报恩德，与宣公、穆公之间的谦让无关。”赵氏（赵匡）赞同《公羊传》，说：“后世有启那样的贤人，不把政务的过失归咎于禹；没有朱、均那样的儿子，却苟且谦让，从而僭越比拟尧、舜。”家氏极力驳斥他。我认为家氏的说法不对。拥有国家的人必须立嫡子，嫡子去世就立嫡孙，一脉相承，觊觎之心自然平息。旁及支庶，尚且会引发动乱，何况是矜持谦让弟弟的名声呢？宣公让位给弟弟穆公，穆公去世后，把君位还给儿子与夷，冯因此作乱。宋太祖让位给太宗，太宗在位期间很快就违背了初衷。太宗号称英明的君主，一向友爱，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不贤的人呢？家氏生活在宋朝，却这样解释经义，可以说是不懂事了】

【又按：《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有危险，我认为此时并没有变故，没有因为危险而不能安葬的道理。这大概是因为后来战乱连绵不断，才编造出这种义例。《春秋》中安葬不记载日期和月份的，都是文字缺失，由此可知其错误】

四年，卫国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完。

【刘氏（刘敞）说：“《公羊传》认为不称‘公子’是因为州吁当权，这是不对的。凡是弑君称‘公子’的，是公子已经担任大夫；不称‘公子’的，是尚未担任大夫。当权与不当权，有什么值得分辨的呢？”《谷梁传》认为州吁弑君并取代了国君，也是不对的。宋督、宋万，也可以说是弑君并取代国君吗？家氏（家谟）说：“胡氏（胡安国）认为州吁以国氏，罪在庄公没有用对待公子的礼节对待他，让他参与政事，掌握兵权而当权。”我认为此时正在诛讨乱贼，不应当追究庄公过去的过错】

【按：州吁不称‘公子’，是因为没有被任命为大夫，应当以孔颖达的疏解及刘敞的说法为正确，程子及胡安国的说法都不妥当，详见《乱贼表》】

秋天，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赵氏（赵匡）说：“春秋初期，公室还很强盛。如果国君实在不允许，臣子怎敢坚持请求而行事？大概是《左传》不知道未任命就不书族的义例，编造了这件事端】

【啖氏（啖助）说：“凡事都在本事中褒贬，哪有未弑君就先贬斥的呢？翚不称‘公子’，自然是因为未被任命】

【按：啖助、赵匡在《辨疑》中驳正三家之说极为精辟，刘敞《权衡》的意思大致相同。我认为《春秋》此条记载重在‘帅师’，不重在翚是否称氏。说‘帅师’，则可知翚掌握兵权、专断国政。隐公不能早点罢免他的兵权，因此招致钟巫之祸，这与庄公二年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宣公二年郑公子归生率领军队在大棘作战，同为千古炯戒。胡文定（胡安国）的说法精辟，唯独他认为去掉‘公子’是为了谨慎地警示履霜之戒，这是不对的。春秋初期，诸侯还向天子请命，不自行任命大夫，所以隐公、桓公的大夫多不称氏，如无骇、翚、挟、柔、溺以及郑国的宛都是如此。到了庄公时代，稍微逾越制度了，所以庆父称‘公子’并带氏族。总之，重在‘帅师’，不重在是否是‘公子’】

卫国众人拥立晋为国君。

【胡氏（胡安国）说：晋虽然是诸侯的儿子，对内不继承先君的君位，对外不禀报天子，众人认为应当拥立，于是他就自立了，所以《春秋》在‘卫人’之后特别记载‘立’，用来彰显擅自拥立国君的罪过，对晋断绝其‘公子’之称，用来表明他独占国家的非义】

【叶氏（叶梦得）说：“晋不称‘公子’，是因为没有经过三次任命”】

【张氏（张溥）说：“州吁应当被杀，天下人都知道；晋不应当被拥立，天下人不知道。《春秋》加以辨析，天下的父子君臣之分就确定了。”按：三家说法相同，认为‘人’是众人的意思，晋不是卫国人所能拥立的，胡文定申述这个说法是对的。唯独认为断绝其‘公子’之称，这是不对的。晋不称氏，自然是因为没有经过三次任命，与翚、挟、无骇同类。胡氏不知道未任命就不书族的义例，所以立此义例】

【高紫超氏说：“胡文定认为不书‘即位’是为了首先贬黜隐公以明示大法，这是不对的。圣人想要端正君臣的名分，不应当先自行贬黜自己的国君。内无所承、上不禀命的义理，在‘卫人立晋’的记载中已经体现，这与三家前后说法都吻合】

【按：积斋问曰：“有人说晋后来淫乱，所以《春秋》不赞成拥立他，这是不对的。《春秋》赞成正统而不赞成贤能，如果晋应当被拥立，就拥立他，怎么能预知他淫乱而不赞成拥立他呢？”我由此知道宣公与夷姜通奸的事情是诬蔑。如果真有此事，在桓公初年，像这样秽德昭彰的公子，石碏怎会拥立他为国君？况且晋此时出居邢国，石碏又越境迎接拥立他，在创伤巨大、痛苦深重之后，哪有这种情理呢】

五年九月，落成考仲子的宫庙。

【啖氏（啖助）说：“按此时桓公母亲的丧事始终，正是落成宫庙的时候，所以知道《公羊传》的说法是对的”】

初次献舞六佾。

【胡氏（胡安国）说：记载‘初献’，是为了表明此前使用八佾是僭越】

【赵氏（赵匡）说：“鲁国僭用八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趁着这次减少舞队数目时记载”】

【汪氏（汪克宽）说：“乐舞的数目，按等级递减，诸侯既已低于公爵，那么伯爵就应当低于诸侯而使用二佾了，子爵、男爵又用什么呢？况且《礼经》所记载，庙制、堂制、衮旒、席数，五等

译诸侯的礼制都相同，难道会因为舞队的行列不同而单独改变其制度吗？

彚纂认为用六佾是好的，大概是依据孔颖达称赞其恢复正统的说法，却不知道《春秋》记载初献，是为了表明八佾的僭越；记载六羽，是为了表明妾母的僭越，并没有所谓“好”的意思。

译鲁隐公六年春天，郑国人来请求讲和。【“输”，《左传》作“渝”。】

【《彚纂》说：“‘渝平’、‘输平’，在《春秋》三传中互有差异。《左传》以‘渝平’为改变旧有的盟约，而《公羊传》、《谷梁传》以‘输平’为毁坏盟约。考察前一年公子翚攻打郑国，双方有怨恨而未平息，那么‘改变旧约’的说法在义理上更为接近。但《左传》认为改变以前的恶行而转为和好，那么‘渝’与‘平’是两种意思。叶氏、胡氏等儒者多主张《公羊》、《谷梁》作‘输’，并训‘输’为‘纳’，说郑国纳贡求和于鲁国，而改变以前恶行的意思也在其中。文字上遵从《公羊》、《谷梁》，义理上遵从《左传》，似乎才算是得当。叶梦得认为郑国用丰厚的财币向鲁国求和，就像晋国饥荒时秦国输送粮食一样。】

　　冬天，宋国人攻取了长葛。

【《彚纂》说：经文记载‘冬’，《左传》作‘秋’。杜预说是秋天攻取，冬天告捷，引用鲁桓公八年‘齐侯告成’作为证据，其义理非常明白。刘敞说《左传》的日月与经文不同的地方很多，或许左丘明作书时，杂取当时诸侯的史策，有的用夏历，有的用周历，所以经文说‘冬’，《左传》称之为‘秋’，似乎也有道理。】

【按：春秋时期诸侯中只有晋国使用夏历，先儒说晋国封给太原因唐虞故俗，理或许如此。这是宋国来告捷，宋国是殷商的后裔，应当使用商历，也应当相差一个月。】

　　鲁隐公七年，滕侯去世。

【啖子曰：“附庸之君以及真正的夷狄都有名字，何况滕国是文王的子孙，即使微弱到极点，岂能没有名字呢？”】

　　【程子曰：不记载名字，是史官缺漏了文字。】

【胡安国说：“滕侯记载了‘卒’，为什么不记载‘葬’？怠慢于礼制，削弱其君主而不为其举行葬礼的，滕侯、宿男之类就是如此。”】

【家铉翁说：“不记载名字也不记载葬礼，各种说法不同。我认为不记载名字，是史官遗失了他的名字；不记载葬礼，是鲁国没有前往吊唁，因此失于记载，不容许穿凿附会地加以解说。”】

冬天，周天子派遣凡伯来鲁国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凡伯得以回国。

【啖子曰：“不说‘执’（俘虏），是尊重天子的使者，所以说‘伐’（攻打）。如果说‘不与夷狄执中国’（不记载夷狄俘虏中原诸侯），那么那些记载夷狄侵、伐、灭、入的，难道都是这样吗？”又说：“如果卫国实际上攻打天子的使者，改称为‘戎’，这是为卫国掩盖罪恶，如何能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呢？”】

鲁隐公八年三月，郑伯派遣宛来归还祊地。【“祊”，《公羊传》、《谷梁传》作“邴”。】

【啖子曰：“郑国人请求祭祀周公，自己却不近人情。泰山不在郑国的封地内，本来就不应当祭祀，又何必解释呢？”宛不称氏，按：未经国君任命的大夫来到鲁国，例常记载其名，不必以贬斥来立论。】

【按：程端学说：“经文在鲁隐公八年记载郑伯派遣宛来归还祊地，而郑伯用璧玉假借许田是在鲁桓公时期，与此毫无关联，怎么能相信《左传》而怀疑经文呢？”赵鹏飞说：“归还祊地到假借许田已经过了五年，难道到了这时才要求偿还？”胡宁说：“如果真的交换许田，那么许地应当立即归还，怎么能等到郑伯假借它才给予呢？”大概以前郑国因宋国的兵祸而归还祊地以结交鲁国，后来郑国趁着鲁国有篡弑的间隙而假借许田以要挟鲁国，结合啖子的说法，那么《左传》确实是诬妄的。《左传》喜欢把两件事合成一件事，生出牵强附会的解释，不仅仅这一件事如此。】

　　无骇去世。

【家铉翁说：“《春秋》中有未死而赐予族氏的，如季友、仲遂就是；也有虽然身为卿大夫却最终没有赐予族氏的，如挟、柔、溺的后人没有听说就是。无骇以名行世，到他去世时赐予他族氏，是以祖父的字为族氏。春秋初年，周代的制度尚存，所以有未赐予族氏的大夫。后来大夫世代承袭官职，无不赐予族氏，而周代的制度几乎扫地以尽了。”】

【李廉说：“《公羊传》、《谷梁传》认为罪在无骇攻入极国而贬斥他，又认为鲁隐公未能成为正式的君主，所以不爵位大夫，都没有根据。”】

鲁隐公十年秋天，宋国人、卫国人进入郑国。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戴国，郑伯攻打并夺取了他们。

【程子曰：“戴国是郑国所结盟的，所以三国攻打它。郑国、戴国联合进攻，夺取了三国军队。”】

【赵鹏飞说：“戴国在前面战斗，郑国在后面扼守，一举而夺取了三国的军队。”赵伯循怀疑郑国的孤军不能夺取三国的军队，更认为郑伯趁着危险夺取戴国。戴国是郑国的附庸，既然属于郑国，何必夺取呢？”】

【贺仲轼说：“郑人的愤怒在于三国而不在于戴国，所以趁着他们在戴国而攻打夺取他们。《左传》说：‘郑伯包围戴国，攻克它，夺取了三国的军队。’这是对的。”】

【《彚纂》说：“《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郑国借助三国的力量来夺取戴国，胡安国认为四国已经交战，郑国趁着他们的疲弊，一举而兼取他们，都于情事未尽符合。只有程子采用《左传》夺取三国军队的说法，认为郑国、戴国联合进攻，尽取三国军队，诸儒多遵从之，于经义较为接近。”】

　　鲁桓公

二年，宋督杀死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

【啖子曰：“古代大夫都乘车，他的妻子怎么会在路上让人看见她的容貌？大概是因为旧说孔父义形于色，而作《左传》的人以为是女色之色，于是妄造了这个说法。”】

【赵子曰：“按孔父的事，自是史册记载的，不是殇公自己写的，何关君主不忍心呢？”又说：“不称名字，是为祖先避讳。《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不是孔夫子的家谱，哪里会有祖先避讳呢？”】

【孔颖达说：“春秋时期，有齐侯禄父、蔡侯考父、季孙行父、卫孙林父，都是名字。所以杜预以孔父”

译为名。」彚纂说：「谷梁传认为孔父是字，赵氏匡对此进行辩驳，这是对的。左传认为父是名，杜氏预因此提出孔父有罪的解说，这也是不对的。只有刘氏敞关于君前臣名的解说，最为精当，所以程子以及苏氏辙、胡氏安国都采用了这个说法。」

译查考孔氏在《春秋》历法中引用春秋时期以父亲名字作为自己名字的情况，确有证据，而刘氏关于“君前臣名”的义理尤其精辟。因为古人有祖孙同谥的情况，比如春秋时有滕文公，孟子时代也有滕文公；也有祖孙同名的情况，比如桓公八年记载“天王派家父来聘问”，而幽王时代先前就有作诗的家父。家父也是名而不是字，《节南山》诗中自称“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哪有不自称自己名字的道理呢？那么“父”作为名字就更可信了。

秋七月，纪侯来朝见。

刘敞说：“春秋虽然是乱世，但对于战争之事，也谨慎使用。杞国来朝见，鲁国有一点不敬，也不应当就进入其国境。左氏误将纪当作杞，于是产生了不敬的说法。谷梁认为谨慎而按月记载，也不对。六年冬，纪侯来朝见，这是应当责备得尤其深的，深则应当按日记载，反而按季节记载，为什么呢？”

李廉说：“公羊注说增加封地百里，谷梁注也认为是当时周王所进封，这都是不知道纪子伯是阙文的原因。详见隐二年盟密。”

蔡伯、郑伯在邓地会盟。

汇纂说：“公羊认为邓与防，正符合隐元年盟宿的体例。杜氏认为邓是蔡地的地名，孔疏于是说邓国离蔡很远，蔡郑不应当远离其国都去会盟，况且是因为惧怕楚国才开始这次会盟，怎么反而去求近楚的小国与之结盟呢？”他的说法似乎更有道理。

冬，公从唐地回来。

胡安国说：“平常的事为什么要记载？有的记录其离开国家时间之久，有的记录其会盟侵伐之危险，有的彰显其结党附奸之罪。桓公远与戎人结盟而记载其归来，是表示担忧。”

孔颖达说：“春秋记载鲁公出行一百七十六次，记载其归来的只有八十二次，不记载的九十四次，都是没有告庙。”汇纂说：“告庙就记载，不告庙就不记载，杜注、孔疏非常明白。诸家纷纷议论，有的认为是因为远，有的认为是因为久，有的认为是因为危，有的认为是因为幸，这都是穿凿附会。”

黄仲炎说：“隐公与戎人结盟，不记载归来，这为什么记载归来？”谷梁说：“表示担忧。”这不对。担忧桓公而不担忧隐公，这种说法不通。大概《春秋》认为与戎人结盟是可耻的，隐公不记载归来，隐公还有不得已的意思。桓公在宗庙策勋，是不以可耻之事为耻，所以如实记载其归来，以记录桓公的罪过。

三年，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

刘敞说：“受命于天子，是正统；诸侯互相受命，不是正统。”

张洽说：“当时周王不能任命霸主，而想要自己成为霸主，所以在这里彼此互相受命以成就私欲。等到战国时期，魏、齐在浊泽会盟以互相称王，其后齐、秦约定共同称帝，从互相受命到互相称王，从互相称王到互相称帝，僭越窃位的趋势，必然发展到这一步。”查考公羊、谷梁都认为胥命是善事，荀卿也说《春秋》赞许胥命，诸儒多跟随他们。而赵匡说：“凡是会遇，都是不结盟，约定言辞就退去，怎么唯独这篇文章不同？况且两位君主都不是贤君，根据经文直接讥讽其没有君主的礼仪罢了。”至于张洽申述刘敞的说法，而极力言说其僭越窃位所至，朱熹认为其有理，所以《汇纂》也并存其说。

查考齐僖公、卫宣公自这年之后，没有一件事符合人心。齐国则图谋纪国，卫国在桃丘背叛鲁国而更帮助齐国与鲁国作战，那么这次胥命乃是结党营私，有什么善事呢？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

赵岐说：“哪有正当祸乱之时，而有空闲派人赴告？即使再赴告，孔子也应当审定其实际日期，怎么都记载呢？公羊、谷梁又说狂而出。人君虽然狂而出，也应当有臣子跟随，哪有君主走出，臣下不追逐，以至于不知道其死亡日期呢？总之，三传不知道有阙文的义理，所以多造事端。这大概是经文甲戌之下，应当记载陈佗作乱之事，而现在简册脱落了。”

天王派仍叔的儿子来聘问【仍，《谷梁》作任】

汇纂说：“左氏认为弱，公羊、谷梁认为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胡安国认为讥讽世官，其义理大概相互关联。程子认为仍叔承命而派儿子代行，那么就是仍叔自己派其儿子，为什么称天王派呢？”汪克宽驳斥他是对的。

黄仲炎说：“经文称‘武氏子’、‘仍叔之子’，以乳臭未干的孩童，而承担一国之政，子产所谓‘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冬，州公到曹国。六年春正月，实来。

张洽说：“记礼的人说天子说‘非佗伯父实来’，成二年周王说‘所使来抚予一人而巩伯实来’。现在查考记载州公说‘实来’，是因为其不再回国而略写。”

汇纂说：“三传都认为‘实来’是州公来，程子及胡安国也相同。只有三传认为‘实来’是承接上文，而程、胡认为‘实’是州公的名字。张洽独自主张三传的说法，引证‘实来’，非常详细严谨。”

查考以“实”字为虚字，张洽的说法极为弄巧，《汇纂》采纳它，不知何故。泰山孙氏说：“阙文也。”师氏说：“不应跨越时间隔年而记载实来。”岩晦黄氏也认为应当如郭公、夏五之阙，简册脱落错误。根据诸儒的说法，推测……

译应当以经文存在阙文为正确。方苞也说：“如果按照左氏的说法，那么应当记载‘遂来奔’，或者‘州公自曹来奔’，像‘郑詹自齐逃来’的例子那样就可以了。宋国的华元出奔到晋国，宋国的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事情因为相关联，尚且再次列举他的名字，何况事情不相隶属，时间年份已经相隔，却直接省略文字，使得经文的辞例和防微杜渐的原则无法区分明白呢？这说明经文确实存在阙文，傅氏是顺着经文来做出解释的。”

译蔡国人杀了陈佗。

【赵子曰：根据《左传》，陈佗是杀害太子的罪犯，所以《春秋》经文不把他称作国君。《公羊传》和《谷梁传》不明白这个意思，胡乱说陈佗“在蔡国淫乱”、“在蔡国淫猎”，这不符合人情事理。胡安国说：“陈佗即位超过一年，不成其为君，这是讨伐贼寇的说法。记载‘蔡人’是为了褒奖蔡国，记载‘陈佗’是为了褒奖陈国。褒奖蔡国，是因为蔡国人知道陈佗是贼寇；褒奖陈国，是因为陈国不把陈佗当作国君。”】

【方苞说：“春秋初期，先王的恩泽尚未消失，人心中的正道尚存，所以蔡国人不把陈佗当作陈国国君而杀了他。凡是篡位作贼却被称作国君的，是因为臣子不能报仇，邻国不能讨伐叛乱，从而让他成了国君。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贼寇而对他动刀，那么就不问其动机是公是私，都按照讨伐贼寇的道义来肯定他，这是为了让乱臣贼子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

九月丁夘日，子同出生。

【赵子曰：“《谷梁传》说：‘因为怀疑，所以记载下来。’这是乡野小道的说法，不符合人情事理。”】

【刘敞说：“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尊贵。为什么尊贵？因为是世子。《谷梁传》的说法，圣人难道会这样吗？况且《诗经》说：‘展我甥兮。’诗人相信鲁庄公是齐侯的外甥，怎么会有孔子反而怀疑先君是齐侯儿子的情况呢？”】

【朱熹说：“桓公三年，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六年，子同出生；十八年，桓公才和夫人去齐国，那么庄公确实不是齐侯的儿子。”按《春秋》这里的记载，是为了为先君表明嫌疑，并不是怀疑先君是齐侯的儿子。看夫人从齐国回来，以及和夫人去齐国，并且这里都详细记载了年月，圣人未必没有深意。朱熹的话，也自然采纳了《谷梁传》的观点。倘若不记载，又加上文姜的控诉，后世不就成了一桩重疑案吗？积斋《或问》唯独采纳《谷梁传》的说法，说：“《左传》所说的，是《春秋》认为常事不记载罢了。《春秋》直接记载反常的事情，子同出生虽然不算反常，但借此来表明他不是齐侯的儿子，这就是反常了。”】

【按赵鼎说：“生子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那么《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大概当时人们都认为子同是齐侯的儿子，所以圣人趁他出生，纠正名分而记载下来。高闶认为齐襄公、文姜的淫乱，大概发生在子同出生之后，此时还没有乱伦，如果不记载他的出生，事情就不分明。郝敬说：“当时人们怀疑庄公不是桓公的儿子，所以特意记载他出生的年月来驳斥众人的议论。”方苞说：“圣人特意记载以证明他是周公的后裔。”又《猗嗟》诗的小序说：“庄公不能防范他的母亲，人们认为他是齐侯的儿子。”根据这四家以及诗小序，都与《谷梁传》的说法吻合，那么确实符合人心的共识了。赵氏、刘氏驳斥它，是不对的。家铉翁也跟随《谷梁传》的说法】

七年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赵子曰：“根据那些失去国家的君主，只有跟随敌人回去的才记载名字，如果逃跑到其他国家，并不记载名字。《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不对。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使用夷狄的礼仪。诸侯失去国家，自己羞辱自己，尚且要记载名字，何况施行夷狄的礼仪，羞辱到宗庙，被同辈轻视，能不记载名字吗？”】

【刘敞说：“杜预说‘偏僻简陋的小国’，是轻视他们。侯、伯的爵位，难道小吗？况且上面记载杞侯来朝见，虽然不恭敬，尚且不记载名字。估计杞国的国土，又不比邓、谷大。又经文记载夏天，而杜预说是春天，杜预是用夏历记事。”】

【方苞说：谷、邓，是远方的国家，靠近荆楚，所以鲁国人把它们看作像介葛卢、郳黎来一样，而用名字记载。杜预说是失去土地的君主所以记载名字，不对。失去土地的君主不可以说朝见。先儒说因为朝见桓公所以贬低，也不对。朝见桓公而不记载名字的很多，不应该同罪异罚】

八年，祭公来，于是从纪国迎回王后。

【赵子曰：“如果合乎礼制，那么常事不记载。《左传》的说法不对。《公羊传》说婚礼不称主人。假设婚礼确实不称主人，那么在到达纪国那天，只称鲁国使命就可以了。来到鲁国还未是婚礼，何必不称天王？假如《谷梁传》说不正当其把宗庙的大事立即谋划于我，如果真的讥讽天王，说使不更明显吗？”】

【按赵匡所驳斥三家之说很对，但说天子嫁女则由同姓诸侯为主，迎王后没有让诸侯为主的礼仪。根据庄公十八年虢、晋、郑派原庄公迎后，那么同姓诸侯为主确有依据。鲁国作为周公的后代，为王主持礼仪很久了。《谷梁传》说不正当其立即谋划于我，不对。《公羊传》说：“说‘遂’，是讥讽王不亲迎而让鲁国迎。”也不对。孙复说天子不亲迎，娶后则派三公迎接。孔颖达说文王亲迎太姒，是身为公子迎接，在殷商时代，不能作为天子之礼的依据。那么春秋为什么讥讽？回答说：讥讽专在祭公而不在王。根据经文记载“祭公来”，与“祭伯来”同例，大概是讥讽他私交。程颐说：“祭公受命迎后，而到鲁国先私下行朝见之礼，所以记载‘来’，而把迎后作为‘遂’事，责备他不防备王命而轻慢天下之母。”这个说法最为得当】

九年春天，纪季姜嫁到京师。

【李廉说：“迎后的例子，三家说法都相同。唯独陈氏说：‘

译后来归国没有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呢？是为了详细记录这件事。后妃是天地、宗庙、神灵和百姓的主宰，不久宗国就灭亡了，这不能不详细记载。』这种看法极有见识。鲁桓公六年冬天，纪国正依托鲁国请求周王的命令，以求与齐国讲和，而鲁侯告知无法做到。如今幸好周王有命令，鲁国为纪国求婚，所以鲁国急切地为纪国谋划，不等请求周王的命令就派遣祭公去迎接新娘，以此寄托对纪国的关怀，而纪国最终还是没有幸免。《春秋》详细记载纪国的事，是为了表明周天子的衰弱以及齐国的无道。

译【按：此时不仅鲁国不能保全其姻亲之家，连周天子也不能保全其后族，春秋时代的状况由此可知了。】

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鲁国在郎地作战。

【赵子曰：“鲁国按照周朝规定的爵位次序排在郑国之后，这既是合乎正礼的，郑国即使稍有怨恨，难道至于兴兵动武吗？即便当年确实结下了祸端，哪有经过五年之后，才联合诸侯来报复这种小怨的道理？《谷梁传》说这是‘前定之战’，是不对的。经文用‘来’字，是责备三国不该来鲁国作战。不写‘及’字，是为了替鲁国避讳。如果真的是避讳，那么只应当不记载战败，何必不写‘及’字呢？”】

【季氏本曰：“齐国想要吞并纪国，与郑国、卫国联合，而鲁国则专心援助纪国。三国来作战，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况且鲁国因为援助纪国的缘故，与齐国关系不亲近。自从齐国、郑国前往纪国之后，与鲁国断绝往来已经六年了，怎么会到齐国去讨论爵位次序呢？”】

【卓氏尔康曰：“齐国憎恨鲁国为纪国谋划困难，所以发动战争的是齐国。郑国与齐国一同前往纪国，卫国又与齐国在蒲地结盟，所以三国来作战。按：胡安国认为郑国发动战争而把齐国列在前面，就像卫国州吁发动战争而把宋国列在前面一样，这是依附《左传》而做的解说，其实是不对的。郑国只是小忿，国力又小于齐、卫，却在五年之后报复这种旧怨，牵动齐、卫这样的大国，必定不是这样。况且当时发怒的是郑忽，与郑庄公无关。此时郑庄公年老，郑忽又失宠，第二年就被公子突篡位，正孤立危殆不能自立，向齐国请求出兵，是郑庄公请求的吗？是郑忽请求的吗？郑庄公难道会因为儿子的缘故，赫然兴师，报复这种细微的小怨吗？齐国想要图谋纪国不是一天了，大概齐国都城在青州府的临淄，而纪国在青州府的寿光县，逼近齐国肘腋之地，不吞并纪国，齐国就不能拓展一步土地，所以多年联合郑国来图谋它，而鲁国为纪国向周天子纳后。齐僖公还畏惧名义，终身不敢加兵，但心中恼怒鲁国，所以九年春天纪季姜归于京师，十年齐国就发动这场战争，大概是因为不敢侵犯纪国而迁怒于鲁国，情势显然明白。看经文以齐国为首，赵匡与季氏本的说法也可以互相印证。刘敞也说，如果真是郑人发动战争，经文应当先列郑国以显示其罪，为什么反而以齐国为首来掩盖郑国的恶行呢？况且郑忽救齐之时，经文没有鲁国人前往齐国的记载，足以证明其荒谬了。”】

十三年二月，鲁公与纪侯、郑伯会合。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作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按：《左传》认为是郑国与宋国作战，《公羊传》认为是宋国与鲁国作战，《谷梁传》认为是纪国与齐国作战。赵氏独取《谷梁传》之说曰：“根据经文，内兵以纪国为主，外兵以齐国为主。如果真是为了郑宋而战，就应当以郑宋为兵主，为什么以齐纪为主呢？况且责备贿赂的小事，只应当两国自己不和，没有容许诸侯为之作战的道理。大概齐纪结仇已久，这一年齐国联合三国来攻打纪国，想要趁机灭掉它，鲁公与郑国救援它而获胜，得以免除祸患，其踪迹非常明显。不然的话，纪国惧怕灭亡都来不及，怎么敢带兵越过国境帮助鲁郑来增加怨恨呢？作战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在纪国。如果帮助郑国，只应当在宋郑的郊外作战，没有必要在纪国作战。郑厉公刚被宋国所立，而去年就与鲁国及宋国作战，今年又帮助纪国作战，必定是因为责备贿赂太多的缘故。”按：赵氏的说法很对，孙觉及胡安国都跟随他的说法。】

【刘敞谓：前年鲁国与郑国攻打宋国，在宋国土地作战，所以宋国今年来报复怨恨。在宋国作战时，在宋国城下，可以说战于宋；现在也在城下作战，不能说战于鲁，所以不举出地点。这是主张《公羊传》的说法，《春秋考异邮》所说‘战在鲁国的龙门，百姓死伤填满了沟壑’就是这个意思。据此也应当用‘来战’为文，不能说‘及’。‘及’字，是我及之的意思。赵子曰：‘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在纪都，没有其他含义。’《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张洽曰：“平常的事不记载，现在记载，是因为壬申日有御廪火灾的变故，遇到灾变而恐惧，不可以匆忙在祖考面前行事，况且祭祀用夏历，这八月是夏历的六月，不是当时祭祀的时候，为什么在四天之间匆忙举行尝祭呢？”】

【李廉曰：“只有《谷梁传》说得对，《公羊传》认为不如不举行尝祭，而注者认为应当废祭自责，是错误的。《左传》的注释尤其失实，如果不妨害，何必记载呢？所以胡安国不时、不改卜的说法，跟随赵子。”】

十五年，鲁公与宋公、卫侯、陈侯在袲地会合，攻打郑国。

【吕大圭曰：“有人怀疑宋国既然向公子突索取贿赂，而攻打郑国，不应当又接纳公子突，于是认为是攻打公子突救援公子忽。春秋时期诸侯离合不常很多，但根据经文‘伐郑’二字，那么公子突在栎地，公子忽在郑国，是攻打公子忽非常明显。”】

【汇编：《左传》认为接纳厉公是对的。注释《公羊传》的人认为诸侯征讨公子突是善举，不知道公子忽正在郑国，公子突还居住在栎地，怎么能以伐郑为征讨公子突呢？《谷梁传》说是疑辞，会合而后攻打，那么计谋已经确定了，有什么可疑的呢？】

十六年，卫侯朔出逃到齐国。

【《左传》：二公子因为伋、寿的缘故。《公羊传》：卫侯朔为什么称名？得到。《谷梁传》：朔称名，是厌恶他。天子怨恨惠公，十一月，《左传》：有罪于天子。召见而不前往。】

【家翁曰：“朔杀兄篡国，罪过固然应当驱逐，是”】

译凭借名分去投奔他。然而《春秋》庄公六年记载周天子的大夫子突去救援黔牟，《春秋》对此表示赞许，由此可知周惠王太子郑朔因有罪被周天子废黜，而黔牟的即位，实际上是周天子所任命的】

译彚纂说：“左氏认为两位公子是被驱逐的，公羊、谷梁认为他们得罪了天子。张洽兼采两说，认为朔即位已经五年，两位公子不能独自驱逐他，一定是因为王室想要讨伐，然后两位公子才得以实现他们的意愿。这种说法与情理事实非常吻合。”

十七年，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家铉翁说：“公羊认为献舞和蔡季是两个人，左氏认为蔡季就是献舞，众多儒者多遵循公羊的说法，认为蔡季因为让国而出走，献舞已经即位，蔡季于是从陈国回来，所以尊贵而书写他的字，与闵公元年季子来归的意义相同。然而献舞是失去国家的君主，蔡季是让国的贤人，两人的贤与不贤在书法中已经显现，左氏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公羊错了。”

彚纂说：“蔡季不是献舞，杜预错误地将他们合为一人。左氏只说：‘召蔡季于陈，蔡季自陈归于蔡’罢了，并没有说立他为君。先前的儒者都主张何休的说法，而家铉翁用书法来防范，尤其可信。”

按：《谷梁传》及范宁的注也与杜预相同，学者遵循哪种说法都可以。

十八年，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华岫峰说：“贼人在国内，一定要先讨伐然后安葬；仇人在国外，可以先安葬然后讨伐。先讨伐后安葬，不是怠慢安葬，而是以安葬作为期限。急于讨伐贼人，不容许一天延缓，延缓了贼人就会逃脱。先安葬后讨伐，不是计策迟缓。仇人在国外，臣子的力量不能立即复仇，如果要求必须复仇后才安葬，假如仇人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复仇的，这将长久地抛弃亲人而不安葬。所以放宽期限在安葬之后。然而这并不是说仇人在国外就可以不讨伐，枕着兵器等待天明，发誓不与仇人共戴天，这种志向可以一天忘记吗？像夫差报越国之仇，三年后才复仇，这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仇人在国外，不是臣子的力量所能复仇的，《春秋》就宽恕他们，这不是圣人的心意。”

按：高紫超的论述非常精辟，详见《凶礼》。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二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三十异同表

庄公

元年春王正月

陆淳说：“左氏说：‘文姜是母亲，因为得罪而离开国家，还说不能忍心，父亲被其他国家所杀，他的心情如何？不举其大罪而举其小过，不是通论。’”

刘敞说：“推原左氏这个意思，应当是文姜与桓公一起出行，没有到达文地，所以说‘出’。不知道夫人出行不合礼制的，到达后都不记载。况且文姜杀君，自己断绝与鲁国的关系，庄公为什么不忍心即位呢？庄公不忍心即位，文姜感动而回来，那么庄公已经忘记了文姜杀他的父亲，为什么文姜又在齐国退让呢？”

彚纂说：“左氏的错误，陆淳、刘敞驳斥的是对的。胡安国说内部没有继承、向上没有请示命令，所以《春秋》贬斥他，也不对。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外部都记载即位，难道都禀命于周王吗？桓公、宣公、定公，难道内部都有承受吗？自然应当遵循公羊、谷梁。”

三月，夫人孙于齐

啖助说：“哪有先在齐国而现在记载‘孙’的呢？”大概是公羊看到没有夫人到达文地的记载，所以说这样。不知道夫人随丧而归，因为不告庙，所以不记载。谷梁也说夫人先在齐国，到练祭时才记录，也不对。

按：公羊说思念母亲尤其错误。

华岫峰说：“考察文姜在这里不称姜氏，而哀姜孙于邾则不除去她的姓氏，对于她以丧归则只记载‘夫人氏’而不称姜，一个在孙于齐的日子断绝，一个在丧至的日子断绝，大概各自因事垂训，作为万世的法则。文姜亲身犯下大逆，而孙于齐就回来，圣人说：‘此时道义上不应当回来，鲁国的臣子道义上不应当让她回来。’所以在她孙于齐的时候断绝她，使她知道背负弑逆之罪的人，虽然她的儿子继位为国君，但活着不能顺从母子之情而违背大义。哀姜孙于齐而不回来，而以丧归，圣人说：‘此时丧不应当归，鲁国的臣子道义上不得让她的丧归。’所以在她的丧至的时候断绝她，使她知道与篡弑之恶有关的人，虽然她已经被方伯讨伐，但死后还是不能进入先公的宗庙以辱没宗庙。不在她孙于齐的日子断绝她，使文姜离开后迅速返回，俨然成为国母，然后防禚、会防、防谷、如齐、师享祝丘，出入无忌，专制内宫，即使想复齐襄公之仇，怎么可能呢？不在丧至的日子断绝她，使哀姜以国母的丧归，随后以小君的礼仪安葬，禘太庙致夫人，即使想不越礼而为之，怎么可能呢？”

按：华岫峰的论述非常精辟，但这条除去“姜”氏字是省文，哀姜书“夫人氏”是阙文，不是义理所在，只是因先儒的论述而为之说罢了。范宁注《谷梁》，认为哀姜杀子的罪轻，所以说“夫人氏”，只除去“姜”以贬斥她；文姜杀夫的罪重，所以全除去“姜氏”，这是轻重的差别。杀夫与杀子，都是弑君，范宁的说法简直是儿童之见，更不可通。书法只在一个“孙”字，此外不必多生枝节。

夏单伯逆王姬【逆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