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八》>
，而后可知《春秋》之兵法，而后可知圣人之书法。乃后儒之以一字为襃贬者，则曰：「侵蔡为蔡姬故，书曰遂，是圣人贬之也。蔡用吴破楚，能报数世之怨，书曰以，是圣人襃之也。」皆不考实事，悬空臆断。殊不知齐桓以天下之故而伐楚，积谋二十余年，岂为一姬？其曰蔡姬者，或反借此为兵端。若不讨蔡之従楚，使楚不忌而预为之备，因得轻行掩袭，疾駈至陉。而吴自舍舟淮汭【今夀州】过蔡境，蔡来防之道。吴自江南夀州陆行，经义阳三闗之险，至湖广汉川县小别山，深入敌地一千一百里，此非唐侯所能与，故虽与唐偕，而独书蔡侯。此皆当日之实事，圣人岂有襃贬于其间哉！夫《春秋》之作，因鲁史；鲁史之书，因赴告。故熟玩经文，而列国之地形与当日之兵势，了然可见矣。自哀三年吴迁蔡于州来，汝宁之地全为楚有，中国始无事于蔡，而蔡亦旋为楚灭。自定公以上，蔡为中国与楚之利害，岂不歴歴可验也哉！
译然后才能知晓《春秋》中的用兵之法，进而才能知晓圣人的笔法。那些后世儒者认为一字之间就有褒贬的，便说：“齐桓公侵蔡是因为蔡姬的缘故，经文用‘遂’字，这是圣人在贬斥蔡国。蔡国借助吴国攻破楚国，能够报数代之仇，经文用‘以’字，这是圣人在褒扬蔡国。”这些人都不考察实际史事，凭空主观臆断。他们哪里知道齐桓公是为了天下大义而讨伐楚国，谋划了二十多年，岂会为了一个女子？所谓“蔡姬”之事，或许反而是齐桓公借此作为出兵的口实。如果不先讨伐蔡国追随楚国的罪行，让楚国不产生戒备而预先做好准备，齐桓公就能轻装行进、出其不意地袭击，快速进军到达陉地。而吴国从淮水北岸【今寿州】渡过蔡国境内，蔡国前来防备的道路。吴国从江南寿州陆路行进，经过义阳三关的险阻，到达湖广汉川县的小别山，深入敌境一千一百里，这并非唐侯所能参与，所以虽然唐侯与蔡侯一同行动，但经文只记载蔡侯。这些都是当时的实际史事，圣人哪里会在其中夹杂褒贬呢！《春秋》的编撰，依据的是鲁国史书；鲁国史书的记载，依据的是各国的通报。所以仔细玩味经文，列国的地形与当时的军事态势，就清晰可见了。自从鲁哀公三年吴国将蔡国迁至州来，汝宁地区完全被楚国占有，中原各国才开始不再与蔡国发生战事，而蔡国也随即被楚国所灭。从鲁定公往上追溯，蔡国对于中原各国与楚国的利害关系，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可以验证的吗！
晋悼公论
悼公乗再伯之余，再合诸侯，天下翕然宗晋。论者谓较文公之创始稍易，然文公一战而伯，而晋悼萧鱼服郑，则八年九合而后定之，何迟速之相悬若此？曰：「此其故未可以一概论也。」当文公之时，天下之势已尽属楚，曹、衞、鲁、宋延及北方之诸侯，此如阴之进而至于剥，剥极当复，故文公一出而如日再中，是循环之理则然。至悼公时，所未服者郑耳。郑旧属楚，其势未可以旦夕服，而当日楚之执政如子囊者，又坚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轻脱以偾事，故其势常迭进而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之以不战，则徒暴骨以逞而无当于服楚之大计。故当日之谋臣，知长虑却顾、为国本计者，无如魏绛；制胜庙堂、不战而屈人之兵者，无如知防。此两人均非如狐偃、先轸为推锋出竒、慓鋭果敢之计者。魏绛之最得者，在定和戎之策以専事中夏，建息民之谋使国力不竭，则旣得于国本矣；然后知防复用孟献子之言，城虎牢以扼地势，却荀偃速战之策，三分四军以道敝楚人，而其要尤莫如戍虎牢。何则？郑为南北之中，其距晋、楚道里俱各半，若徒道敝楚人，恐楚敝而诸侯之力亦敝，故留宿劲兵于虎牢，则我为主而楚为客，诸侯散则各归其国，聚则兵众不劳而毕具，反客为主，静以待动，以逸制劳，此固不待交锋而楚已望风而却避矣。或者谓：「远人不服，则脩文徳以来之，未闻道敝诸侯以来之也。」曰：「戍虎牢者，所以保郑，非以争郑也。郑未尝不愿服于晋，特虑为楚所扰，故欲两事以茍免，其心葢不得已。戍之，则郑在晋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争郑，以郑屏楚，而东诸侯始得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计无出于此。」吾怪夫世之好为议论者，以服郑为劳民，而以范匄之弃陈为失策，此皆一偏之见而不审时势之论。夫陈、蔡与许，服楚已久，其国去楚又近，必欲致三国之服従此如齐桓之伐楚，合江、黄而适以速楚之灭也。当春秋襄、昭之世，中国至服郑而止，以郑为南北之界，使曹、衞、鲁、宋常服晋，而陈、蔡与许常服楚，各共牺牲玉帛以事其大国，岂至使晋、楚之従交相见，帅天下之诸侯仆仆哉！愚尝反覆究悼公之事，善其君臣能识大势，持重以服郑，即赵充国屯田以制羌之计；弃陈而不事，即贾捐之弃珠厓之计。葢其集效视文公为迟，而其规模较可经久，使晋之君臣世世守之，伯业常存可也。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九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吴晋争盟表
晋用申公之计，用吴以犄楚。其后吴卒破楚入郢，驯至为患于方夏，病齐及鲁，与晋争长于黄池。论者因以咎晋之失计，自啓门庭之寇，其实非也。晋欲制楚，则不得不用吴。吴之所以横不可制者，咎在晋君失政，六卿各擅强权，不复以诸侯为事，失不在用吴也。何以言之？楚之强，天下莫能抗。日者齐桓尝欲攘楚矣，不得已而用江黄，一防于贯，再防于阳谷，徐而兴召陵之师，《春秋》详书其事以美之。然江黄国小而近楚，楚灭江黄而桓公不能救也，是无益于制楚之事，而徒以速江黄之灭。若吴则不然，在楚之肘腋而力足与楚相抗。自成七年入州来，楚内有吴衅，奔命不暇，遂不复加兵于宋、郑，中国借以息肩者数十年。日后晋复用向戌弭兵之説，委天下诸侯南向而朝楚。晋亦偃然弛备，无复有经营诸侯之心。楚得肆其骄横，争长坛坫，至灵王遂大会诸侯于申。楚熄而吴炽，因遂踵其故辙。是则吴之所以争长黄池者，由于当日之玩楚而使楚得志，非用吴之过也。向使晋常修悼公之业，虽明知弭兵之説之不可郤，而严兵以待之，楚人争先，则正辞以折之，楚必俯首帖耳而不敢动。楚不敢动，而吴亦无缘萌其觊觎，乌有召吴而反为吴病者哉？且晋自昭十三年平丘之盟而后，晋已失伯，齐景欲嗣兴而不能，宋、鲁、郑、衞皇皇焉无所依，故吴得乗虚而争伯中国。就使天下不折而入于吴，亦必折
译晋悼公论
悼公趁着晋国再次称霸的余威，两次会合诸侯，天下欣然归附晋国。评论的人说，比起晋文公开创霸业来说，悼公的处境稍显容易。然而晋文公通过一次战役就确立了霸权，而晋悼公在萧鱼之战中使郑国臣服，却是经过八年九次会盟才最终安定下来的，为什么快慢相差如此悬殊呢？回答说：“这其中的原因不能用一个标准来概括。”当晋文公的时候，天下的形势已经全部归属于楚国，曹、卫、鲁、宋以及北方的诸侯，这就像阴气进逼到了极点（剥卦），剥极应当复返，所以晋文公一出马就像太阳再次升起，这是循环的道理本来如此。到了悼公的时候，没有臣服的只有郑国罢了。郑国旧属楚国，它的形势不可能在早晚之间就臣服，而且当时楚国的执政官像子囊这样的人，又坚忍持重，不像得臣那样轻率浮躁以致败坏大事，所以局势常常是交替进逼又交替退却，如果不是以持久战来迫使对方，以不战来消耗对方，那么只是白白暴露尸骨来逞强，而无助于制服楚国的大计。所以当时的谋臣，懂得深谋远虑、为国家根本打算的，没有比得上魏绛的；在庙堂之上制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没有比得上知罃的。这两个人都不像狐偃、先轸那样推行先锋出奇、勇猛果敢的计策。魏绛最得体的地方，在于制定和戎的策略以专心从事中原事务，建立休养生息的谋略使国力不枯竭，这样就得到了国家的根本；然后知罃又采用孟献子的建议，修筑虎牢城以扼守地势，拒绝荀偃速战的策略，将四军分为三部分以疲劳楚人，而其关键尤其不如戍守虎牢。为什么呢？郑国位于南北之中，它距离晋国、楚国的路程各占一半，如果只是疲劳楚人，恐怕楚人疲劳了，诸侯的力量也疲劳了，所以在虎牢留下精锐部队驻守，那么我就处于主动而楚国处于被动，诸侯分散就各自回国，聚集则兵众不劳而全部具备，反客为主，静以待动，以逸制劳，这本来不需要交锋而楚国已经望风退避了。有人或许会说：“远方的人不服从，就修明文德来招引他们，没听说过疲劳诸侯来招引他们的。”回答说：“戍守虎牢，是为了保护郑国，不是为了争夺郑国。郑国不曾不愿意臣服于晋国，只是担心被楚国骚扰，所以想要两面讨好以求苟且免祸，它的心大概是不得已。戍守虎牢，那么郑国就在晋国的庇护之下，楚国不敢向北争夺郑国，用郑国作为屏障阻挡楚国，而东方的诸侯才开始得以安宁，抵御楚国以安定中原，其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奇怪世上那些喜欢议论的人，认为使郑国臣服是劳民伤财，而认为范匄放弃陈国是失策，这都是片面的见解而不审时度势的言论。陈、蔡和许，臣服楚国已久，它们的国家距离楚国又近，一定要使这三个国家臣服，这就好比齐桓公伐楚，联合江、黄两国反而加速了楚国的灭亡。当春秋襄公、昭公的时代，中原国家臣服到郑国为止，以郑国为南北的界限，使曹、卫、鲁、宋常臣服于晋国，而陈、蔡和许常臣服于楚国，各自贡献牺牲玉帛来侍奉它们的大国，哪里至于使晋、楚两国频繁交战，率领天下的诸侯奔波劳碌呢！我曾经反复研究悼公的事迹，赞赏他的君臣能识大体，持重以服郑，这就是赵充国屯田以制服羌人的计策；放弃陈国而不加干涉，就是贾捐之放弃珠崖的计策。大概其成效比起文公来显得迟缓，而其规模比较可以经久，假使晋国的君臣世世代代遵守它，霸业常存是可以的。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九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吴晋争盟表
晋国采用申公的计策，利用吴国来牵制楚国。后来吴国最终攻破楚国进入郢都，逐渐成为中原的祸患，使齐国和鲁国受害，与晋国在黄池争夺霸主地位。评论的人因此归咎于晋国失策，自己开启了家门之寇，其实不是这样。晋国想要制服楚国，就不能不使用吴国。吴国之所以横行不可制约，过错在于晋国君主失政，六卿各自擅权，不再以诸侯事务为念，过错不在于使用吴国。为什么这样说呢？楚国的强大，天下没有人能抵抗。从前齐桓公曾经想要抵御楚国，不得已而使用江、黄两国，一次在贯地会盟，再次在阳谷会盟，接着兴起召陵之师，《春秋》详细记载这件事来赞美他。然而江、黄两国小而靠近楚国，楚国灭掉江、黄而桓公不能救援，这对制服楚国的事无益，反而加速了江、黄的灭亡。如果吴国就不是这样，它在楚国的肘腋之地而力量足以与楚国相抗衡。自从成公七年吴国进入州来，楚国内部有吴国的祸患，奔命不暇，于是不再对宋、郑用兵，中原借此得以喘息数十年。后来晋国又采用向戌弭兵的说法，让天下诸侯向南朝见楚国。晋国也安然放松戒备，不再有经营诸侯之心。楚国得以肆意骄横，在坛坫上争夺长幼，到了灵王于是大会诸侯于申。楚国衰微而吴国兴盛，于是沿袭它的旧辙。这就是吴国之所以在黄池争夺霸主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玩忽楚国而使楚国得志，不是使用吴国的过错。假使晋国常修悼公的功业，虽然明知弭兵的说法不可拒绝，而严兵以待之，楚人争先，就用正辞来折服它，楚国必定俯首帖耳而不敢动。楚国不敢动，而吴国也没有理由萌生觊觎之心，哪有召来吴国反而被吴国所害的呢？况且晋国自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以后，晋国已经失去霸权，齐景公想要继承兴起而不能，宋、鲁、郑、卫惶惶然无所依靠，所以吴国得以乘虚而争夺中原霸主。即使天下不折而入于吴，也必定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