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九

译不能列入忠臣的行列，是因为他们只为私家效力，贪图被豢养的恩惠，而不明白大义，只不过与奸佞宠幸之人有所区别罢了。鬻拳以武力劝谏，不足以作为典范。子文与管仲同时代，却专门从事扰乱华夏之事。华元促成晋楚和解，成为向戌弭兵之议的先声。赵武、韩起文雅优柔，致使晋国的霸业不振。他们的功业都无可称道，所以都隐没其名不予列入。楚国的子西与仲归谋划弑杀穆王，郑国的众公子谋划杀害子驷，如果事情成功就会被视为讨伐，如果失败则自身和家族被灭而背负恶名。《春秋》对于楚国大夫宜申，称国名以杀之却不除去其官职，是保存宽恕之道，这是圣人笔法的权衡之处。卫国的子鲜依托于木门，终身不进入卫国，似乎可以列入独行其道的行列。然而先儒认为他引导宁喜弑君，又不忍心辜负宁喜而甘愿抛弃自己的君兄，这也算不上懂得正道，比起鲁国的叔肸、曹国的子臧就差远了。卜齮、圉人荦以及程滑亲手对君父施加刀刃，而贼臣名单中不列他们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地位卑微，况且怎能知道不是归罪于主谋，不让其他人分担罪责，就像后世魏高贵乡公之死，应当归罪于司马昭、贾充，不应当牵连成济一样。齐襄公被弑，跟随殉死的有三人；齐庄公被弑，跟随殉死的有十人。后来为庄公报仇的有两人，然而平时跟随君主行昏庸之事，苟且私忠于所侍奉的人，怎么能说他们明白大义？能够免于被视为奸佞宠幸之人就足够了。所有这些取舍，都有深意，不能因为遗漏而嫌弃。壬戌年十月下旬，复初氏识。

译郑庄公论

春秋初年，诸侯僭越奢侈，大多分封子弟以僭越比拟王室，最终却自己遭受祸患。当时卫国有了州吁，晋国有成师，郑国有叔段，都拥有强大的兵力，图谋夺取宗庙政权。后来卫桓公即位十六年，州吁弑杀了国君；成师从庄伯到武公，一共五次弑君，历经六十七年最终灭亡了晋国。唯独郑庄公能够平定大恶，宗庙社稷安然无恙。评论的人说庄公助长了叔段的恶行，本意是想杀他的弟弟，历经千百年没有人能为这桩冤案平反，这是相信传闻而不相信经书的过错。我却认为庄公为人，阴险狡诈猜忌残忍，没有一件事不违背天理讨伐，唯独他对待叔段的做法并没有过分。叔段作乱，路人皆知，形势已经形成，假如庄公稍微软弱一些，不是像卫桓公那样首级被砍，就是像晋国那样三代发生动乱，那时机之间容不下一根头发。况且以庄公的雄才大略，他想杀叔段，应该没有困难，而庄公未曾穷追猛打，像齐桓公杀子纠、楚平王杀子干、子皙那样，仍然让他在四方混饭吃，这就是所谓的“缓追逸贼”，正符合亲爱兄弟的道义。《谷梁传》解释“克”为杀，既与事实不符，而《左传》说称“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化。唉！庄公难道能教导叔段不让他作乱吗？叔段倚仗母亲的宠爱，常认为庄公侵夺了他的地位，心中常常愤恨不平。假如庄公稍微禁止约束他，正好给了他发动兵变的借口而反咬一口。所以母亲请求封京邑就听从，叔段扩张势力到廪延也不揭发，隐忍了二十二年之久，大概还存有畏惧名义、顾念母亲和抚育弟弟的心，不能说他是助长恶行。况且石碏是纯臣，哪有助长儿子恶行的道理？而石厚协助州吁弑君，石碏熟视十六年不能禁止，直到问安定国君之计，用诡计请求陈国而让陈国杀了他，这实在是出于无奈，却说石碏处心积虑是为了杀儿子吗？唉！对于石碏杀他的儿子，就说是大义灭亲；对于庄公因罪驱逐他的弟弟，就说是处心积虑为了杀他。这是看到世俗之情，偏私于父子而轻视兄弟，于是以此立论。而庄公也确实被众人所厌恶，没有人肯为他平反，以至于到了明建文年间，燕军越过边境，还说“不要让我有杀叔父的名声”，大概是还忌惮郑庄公的事，最终引发了金川门的祸乱。读书没有见识，千古蒙蔽双眼，真可叹啊。庄公的罪过，罪在发誓与母亲在黄泉相见，是得罪了名教罢了。假如做庄公的人，真诚恭敬地感悟母亲，流泪哭泣地训诲儿子使他遵循道德改过自新，再任命他做大夫，那就与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而任用蔡仲相合了。至于他对待叔段，本来并没有严重违背道义。后世对于明建文帝的逊位，就讥讽他不能承担重任；对于宣宗诛杀高煦，就赞美他能守住先业。唯独评论庄公，却相反。春秋时代，篡位弑君接连不断，往往宽待臣子，而苛责君父。对于称人弑君，就说：“国君无道。”又说：“国君恶行太甚。”对于庄公诛杀乱臣，就说：“助长弟弟的恶行而杀他。”假如君父对于所有桀骜不驯的臣子，真有进退两难的处境。这样，《春秋》就成了助长叛乱的书，怎么能作为准则呢？《春秋》初年，晋国未与中原各国通好，所以成师三世的事不见于经书，而郑、卫两国则书法显然明确。隐公四年记载“卫州吁弑其君完”，而桓公前有谗言而不见，后有贼人而不知的罪过，也难以推辞了。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称郑伯，举爵位，是没有讥讽；段不称弟，是削去他的属籍；记载说“克”，是赞扬郑伯能平定动乱。根据经书的书法来判断，那么《春秋》君臣的大义就确定了。

郑庄公后论

唉！我读《春秋》“郑伯克段”的传文，私下感叹明建文年间，他处置燕王的方法，事事与郑庄公相反，难怪他失守天下最终断绝祭祀。当初庄公刚即位，武姜为叔段请求制邑，庄公说：“制，是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用极尽防备的心思，却表现出慈爱，虽然是奸诈的谋略，实则关乎重大计策。而燕王雄踞北平，不能迁移驻防到其他地方，这是失于制驭的第一点。郑庄公的时候，群臣争着要除掉叔段，而庄公持重不发，大概是想积蓄全力等待他疲敝；而建文帝失于轻率急躁，今天下达罪状，明天削夺藩卫，周、齐、湘、岷同时受到囚禁，使他们合志并力来防备图谋我，这是失于人心的第二点。叔段的雄武可以比肩燕王，又多了一个姜氏作为内应，而庄公一举战胜他，绝不震惊，这一定有事先做到不可被战胜的计策，那二十二年之中未曾一天忘记防备；而建文君臣正粉饰太平，制礼作乐，仿效《周官》实行井田制，悠闲自得不再把燕军当作忧虑，这是疏于警备的第三点。唉！儒者谋划国事，平时议论，动不动就说庄公辜负叔段，叔段有什么辜负庄公的？意思是藩臣弄兵，像狂傻的孩童，不久自然败亡，谁知有雄大桀骜如燕王的人，顿时转移天命，此时即使诛灭十族来殉葬，对国家有什么补益？这尤其可叹息痛恨。孔子删诗，在《郑风》中收录《叔于田》、《大叔于田》两首诗，在《唐风》中收录《汾水》、《椒聊》两首诗，当时民心归向叔

译段与成师的情况，情势大致相似，而晋朝的国运最终转移到了曲沃。庄公亲手平定了大难，宗庙社稷安然无事，孔子推崇他的功绩而用“克”字，正好与《诗经》收录的意图相互对照，这更是明显彰著的了。《春秋》对于凡是叛臣进入国都的情况，一处说“郑人杀良霄”，再一处说“晋人杀栾盈”，称“人”，意思是这些人是可以被杀的，绝无怜悯伯有和栾盈的意思；唯独到了叔段，却说段没有罪，是庄公养成了他的恶行然后杀了他。历来书法，以称“人”为贬斥，称爵位为无讥讽，而对于乱臣贼子却相反，尤其令人不解。唉！春秋初年，争夺嫡位、构陷祸乱的事情，各国多有，而其开端无不由于助长祸乱。郑共叔的祸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桓公为他讨伐郑国，不久就在州吁手中被杀；州吁弑君，鲁隐公为他讨伐郑国以安定他的地位，不久就被羽父所杀。郑庄公亲身遭受共叔的祸乱，却最终帮助鲁桓公、帮助宋庄公。等到他的儿子厉公，起初篡位取代忽，接着杀了子仪，而且反对公父定叔，说：“不能让共叔在郑国没有后代。”乱臣贼子，同恶相济，即使是亲生父子也不顾念，而后世的儒者又可以帮助段而标榜自己的旗帜吗？我仔细阅览《春秋》列国的时事，以及明朝建文年间的事情，感叹左氏、谷梁氏解释经义与经意相悖，足以给后世招致祸乱，谨写下这些来向后来的君子请教。

译郑庄公第三论

我对于郑庄公与叔段的事情，已经两次作论来阐明，而《谷梁传》的议论尤其荒谬。《谷梁传》说：“缓追逸贼，是亲爱亲属的道理。”这导致建文帝在燕军越过边境之日，还敕令各位将领：“不要让我有杀害叔父的名声。”假如叛逆的臣子听到这话，就会轻装深入，冒险突围，各位将领不敢施加兵力，最终酿成金川门的祸乱。那么，使惠帝失去天下的，就是《谷梁传》这一句话开启的。所谓“人臣没有将叛之心，有将叛之心就必定被诛杀”，明确他是贼寇，敌人才能被制服。如果是亲属就不是贼寇，如果是贼寇就不是亲属，这两者不能并存。看到对君主无礼的人，驱逐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何况是亲自拿着兵器、攻破城池、杀害将领的贼寇，怎么能放纵释放而不诛杀，从而留下后患呢？况且《谷梁传》说：“郑伯处心积虑，终于杀了他。”难道不说叔段处心积虑，终于篡位吗？宽恕臣子而责备君主，是为乱臣贼子树立防范的符信，是为君父设置钳制。这导致周襄王在叔带的祸难中，仓皇出逃，说：“宁可让诸侯诛杀他，也不要伤害母亲的心意。”而后世的儒者认为这与舜对待象的做法相同，粉饰退让的小名声，忽视宗庙社稷的大计，这是徐偃王的仁爱、宋襄公的仁义，是灭亡的道路。况且对于叔段兴兵聚众、跋扈放肆，却说“还是从母亲的怀中取出来杀了他”，叔段难道是怀中的婴儿吗？果真如此，那么周公先前就不应该把管叔流放到商地了。如果说周公是为了国家消除祸难，而郑庄公只是利于自身，殊不知郑庄公既然即位，那么社稷为重而自身为轻，叔段所图谋的利益，是郑国的社稷，不仅仅是郑庄公一人。如果以此避嫌，那么应当在继承君位之初，先应当退让而不居位，不应当已经即位却轻率地把国家当作儿戏。《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杀害亲弟弟直接称君，加重了罪责，比作天王杀害佞夫。儋括想要弑杀天王而立佞夫，佞夫不知道，这是无罪而被杀，怎么能与叔段相提并论？所以佞夫记载为弟，而叔段不称为弟，书法显然可见。我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声讨乱臣，而三传不明大义，解释经典却反而扰乱经典。孔子明确记载“赵盾弑杀他的君主夷皋”，三传却说：“不是弑杀，是不讨伐贼寇。”这样的话，那么司马昭也可以说不是弑杀。孔子明确记载“许世子止弑杀他的君主买”，三传却说：“不是弑杀，是进药而药死了。”这样的话，那么霍显也可以说不是弑杀。孔子明确记载“赵鞅进入晋阳以叛乱”，三传却说：“不是叛乱，是想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这样的话，那么朱全忠、李茂贞之徒都可以横行无忌。孔子明确记载“子野卒”，与“子般卒”、“子卒”同类，三传却说“是毁谤”。这样的话，那么凡是把君主杀死在宫廷隐蔽处的人，都可以施展他们的奸计。赵鞅晋阳之甲，人人都知道不对；赵盾、许止的案件，欧阳修有定论。即使是子野蒙受弑君的罪名，前明各位儒者以及近世方望溪先生还有能够揭露其奸计的。唯独郑庄公、叔段的事情，晦暗不明直到古代，使得后世篡逆的臣子，成功的就享受晋国、燕王的天下，不成功的还能像叔段一样蒙受文人学士的哀怜，这与孔子作《春秋》的意图相反。韩愈说：“《春秋》三传束之高阁，独自怀抱遗经探究始终。”难道没有原因吗！

卫石碏论

唉！我观察《春秋》中卫国石碏的事情，就知道自古以来铲除奸佞，必定出于谨慎周密持重，而轻率发动就没有不失败的。当石碏极力劝谏庄公时，这不过是祸患刚开始萌芽。等到庄公去世而桓公即位，此时庄姜在内主持家政，石碏作为老臣在外掌握政权，难道不能夺取州吁的兵权，把他斥逐到外国，祸乱从哪里产生呢？却反而告老离去，这一定是揣度知道桓公为人柔懦，不足以共谋大事；又因为州吁权谋狡诈能驱使众人，看石碏的儿子石厚为他拼死效力，那么州吁的人品就可以知道了。先发制人恐怕会导致事情失败，所以隐忍不发。到了十六年，祸乱果然形成，各国不仅不能讨伐，反而为他援助。此时石碏决计图谋他，然而还是不敢声言讨伐贼寇，父子之间未曾稍微流露。等到石厚询问安定君主的计策，才让他进入陈国请求朝见，告诉陈国而让他逮捕石厚，这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的力量罢了。可见兵权在握，君主拿他的大臣没办法，父亲拿他的儿子没办法。然而这计谋为什么不在十六年之前发动，使得桓公不至于被弑杀？而国君新立，州吁罪恶未显，那么对于桓公来说内心不能容纳他的弟弟，庄姜下面不能容纳她的儿子，而石碏以残害骨肉引导他的君主，终究也不知道祸患会达到这个地步。唉！开始时能够谨慎，后来能够果断，指挥谈笑之间，变故立刻平定，石碏可以说是千古一人了！后世具备这种大力，以小人除去小人，就有元载对付鱼朝恩、史弥远对付韩侂胄；而大臣谋国，诛杀巨恶，就有王曾除去丁谓、杨一清利用张永除去刘瑾、徐阶计谋除去严嵩，都在外面不设置异同的痕迹，防备机巧可乘，不到一个早晨就制服了他们的死命。譬如老虎，一击不能取胜，就会被它所吞噬。我只悲叹明末各位君子，完全没有长远考虑、回顾后患的策略，虚张声势，恣意抨击，都落入奸

译宦官之手，卒士之身填塞牢狱门户，而国家命运也随之灭亡。后世的君子，也应当观察石碏的事迹，审慎地决定自己的举措啊！

译晋狐偃赵衰胥臣论

自古以来，一个国家的兴盛，没有不依靠得力大臣辅佐的。他们把利益放在道义之后，推举贤人，谦让能者。大概从唐尧、虞舜的时代起，禹、皋陶、稷、契等人在朝堂上互相谦让；向下直到春秋时期霸主的辅佐之臣，也没有不秉持这种精神来周旋应对的，没有后世那种在草创初期饮酒争功、拔剑击柱的粗鄙行为。由此更加知道先王礼义的教育，离人们并不遥远。我观察晋国的狐偃、赵衰、胥臣这三个人，冒着万死不顾一生的危险，跟随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有幸得以返回国家，即使他们的才能平庸低下，也应当居首功。何况这三个人都是天下的奇才，而在应当担任中军元帅的时候，赵衰推荐郤縠，又谦让给栾枝、先轸；狐偃谦让给狐毛，自己作为副手，还说：“这是与我同列的兄弟。”等到狐毛死后，先轸的儿子先且居担任上军将，狐偃作为副手；先轸死后，儿子先且居继承担任中军将，赵衰作为副手。胥臣也举荐了郤缺，直到这三个人去世，从未担任过中军将。狐偃、赵衰对于先且居是长辈，而先轸从未有随公子流亡的功劳，竟然父子两代统领中军、上军，而狐偃、赵衰作为他们的副手。先氏安然位列其上而不怀疑，狐偃、赵衰坦然处在其下而不嫉妒，共同出奇制胜，戮力同心，这难道是文公的德行所招致的吗？大概是气运使然，天生这三个人来兴盛晋国的霸业。到了第二代以后，狐偃的儿子狐射姑因为更换班次杀了阳处父，赵盾驱逐了贾季、放逐了胥甲父，胥童因为胥克被废而怨恨郤氏。结党营私，谋求私利，报私仇，即使是父子祖孙之间，也有完全不同的人，大概也有某种不可预知的力量在起作用吧？我观察臣子的功名得失，没有不在争夺中败坏而在谦让中成功的。樊哙以盖世英雄的身份，而淮阴侯韩信说“生来就与樊哙这类人为伍”；李道宗以宗室宿将的身份，而尉迟敬德甚至拳打李道宗，致使他一目失明；赵韩王以儒臣辅佐开国，也不免有专权的讥讽。大概谦让的美德难到如此地步。元代的李思齐与察罕同起兵，等到察罕死后，儿子库库统领天下军队，而李思齐不服从，以至于出兵相攻。像这三个人，岂止是天分过人，大概也是沐浴在先王礼义的教育中，潜移默化而不自知。看赵衰推荐郤縠，说：“他喜爱礼乐，敦厚诗书。”胥臣举荐郤缺，说：“敬，是德行的凝聚。”而狐偃教导公子，不以得到国家为利益，甚至冒着九死而不后悔，这不是得益于圣贤的教育而能这样吗？这三个人偶然没有被圣人列入论述，而曾子在《大学》中，告诫不要言利而叙述舅犯仁亲的训诫，他的意思认为超过齐国的管仲远矣。鲍叔牙推荐管仲，而管仲治理齐国，专门兴起鱼盐之利，没听说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三个人所举荐的人才，晋国依赖他们的利益长达两代；而管仲死后，五个公子争位，齐国大乱，没听说有管仲推举的臣子作为国家柱石、主持国政。那么比较这三个人与管仲的优劣，岂不大大不同吗！

郑烛之武论

世人多称赞烛之武退秦师，认为与展喜犒齐相同，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我考证，实在不是这样。烛之武只是战国防士的先声，窃取一时的利益，其实招致郑国二百年晋楚之祸的，是烛之武造成的。为什么呢？郑国的大患在楚国，而只有秦国与晋国联合，则力量足以抵抗楚国庇护郑国而没有祸患。过去齐桓公曾经救助郑国，最终楚国的祸患没有停止，更严重的是江、黄被楚国所灭。唯独到了城濮之战，晋国联合齐、秦抵御楚国，楚国力量屈辱远遁，而郑国才得以安心侍奉晋国。如今一旦秦国、晋国因小嫌伐郑，其实主兵的是晋国。为郑国计，应当屈体以求成于晋国，晋国退兵而秦国也退兵，秦晋的欢好不失，则晋国足以庇护郑国如故。竟然离间秦国扰乱晋国，用三位将领戍守，不久秦国转而图谋晋国，使晋襄公不在殽山抵御，而郑国早被秦国所灭了。自从殽山之师起，而秦晋的仇恨不解，楚国且趁机与秦国联合，使晋国力量疲于西方，不得再致力于东方，楚国得以日日剪灭东方诸侯而没有顾忌，郑国且日益逼近。秦国、晋国、楚国是匹敌的，烛之武只知道当日说服秦国可以缓解两患，不知道开启秦国窥觎之心，而又多了一个秦患。幸而殽山军队扼制了它，而秦患不至，而晋国势力孤立，力量不能抵抗楚国，而楚国的祸患方深。后来秦晋的仇恨二百年不解，而郑国晋楚的祸患也二百年不息，牺牲玉帛等待在两国边境，犹不得免，是谁的过错呢？晋悼公兴起，结交吴国扰乱楚国，楚国有吴患，犹如晋国有秦患。楚国势力稍屈，而郑国也得以稍安。吴国最终肆横，齐鲁且惴惴不安。假如秦晋合力，足以制楚而有余，无用召吴，中国不仅无楚患，并无吴患。我反复晋楚二百年事，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于烛武之一言为之阶也。后之当事变者，长虑却顾，审择所从，不要偷一时之利而酿百年之害，致蹈烛武之故智哉！卫蘧伯玉论。

我观察伯玉，世人称大贤，孔子屡次称赞他。等到看《左传》在襄公十四年孙甯驱逐其君衎，到二十五年衎复入，伯玉都不对，从近关出，说：“嗟乎！”《左传》所称

译这几乎不可相信。如果真有此事，那就是春秋时期的冯道，哪里还能算是伯玉呢？况且孔子作《春秋》，旨在严明君臣名分，确立臣子的界限，让做臣子的竭尽忠诚、不怀二心来侍奉君主。现在把伯玉的这种做法视为合乎道义，这就让后世那些苟且偷安、迎合取宠、保全性命、只求免祸的人有了借口的余地，这与《春秋》的宗旨相违背了。凡是吃别人俸禄的人，就要为别人的事情去死。〇说：“替人家谋划家国大事，遇到危险就要与之共存亡。”当孙林父把谋逆的计划告诉伯玉时，伯玉若能正色直言来驳斥他，使他不敢轻举妄动，这是上策；如果不能，就向大国请求出兵，讨伐孙甯的罪行并迎回他的君主，这是次一等的做法；如果不能，就逃入深山，终身不再出来，这又是再次一等的做法。然而衎出逃后伯玉却臣服于剽，剽弑君后伯玉又臣服于衎，有事时就约束自己离开国境，无事时就回来享受俸禄，把君主当作下棋一样看待，漠不关心，毫不挂怀，这是五代末年叛乱反复无常之人的行径，难道能说伯玉会做出这种事吗？有人说伯玉本身不是正卿，所以采取委曲求全的方式来合乎道义，这也不对。职位的高低虽然不同，但作为臣子和人子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如果有人想劫持绑架他的父亲，跟他的儿子商量，过了十年再把父亲送回来，他的儿子却安然无动于衷，父亲出逃时听之任之，父亲回来后又接受他，这哪里还能算是做儿子的呢？又有人说卫侯出逃，确实是因为君主做得太过分，晏子所说的“如果不是他的亲信，谁敢承担这个责任”，难道不是这样吗？回答说：晏子的议论，后世还有非议他的人，何况献公出逃，只是因为对权臣无礼，而孙〇先有谋逆之心，并没有荒淫昏乱、不可理喻的行为，尤其不能与齐庄公被弑相提并论。朱熹竟然引用这件事作为“卷而怀之”的证据，我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所以急忙这样辩驳。说：那么《左传》不是真实记录吗？回答说：《左传》和《史记》是一样的，史书称颂武公的德行，却说他是弑杀共伯而自立为王，难道弑君自立的事情也有可信的吗？《列国谥法考》。

译郑夹漈撰写《谥法略》，认为：“谥号只有赞美而没有讥讽，臣子在君主去世的重大时刻，对君父加以讥讽贬责，不符合先王的法度。楚国令尹尹子文死后，给他定谥号为‘灵’，他不瞑目；改为‘成’，他才瞑目。这是受夷狄习俗影响而改变的做法。”唉！郑氏喜欢发表异端言论，却不知道自己明显与秦始皇的观点相同，况且郑氏难道没有听说过孟子的话吗？“称他们为幽、厉，即使是孝顺的子孙，百代也不能更改。”孟子是周朝时的人，幽、厉难道不是恶谥吗？他的疏漏荒谬，不待辩驳就显而易见了。

于是我全面考察春秋时期，国君和臣子都有谥号的，只有鲁、卫、晋、齐四国是这样，然而都是卿有谥号而大夫没有，公族世袭的卿有谥号而庶姓没有。其余远方的国家如秦、楚，中原地区如宋、郑，则是国君有谥号而臣子没有。至于吴、越、徐、莒，则是国君和臣子都没有谥号。秦国的蹇叔、百里奚，楚国的令尹子文、孙叔敖、子重、子反，都位居正卿，建有功业，没有听说用谥号称呼他们。宋国的华元、向戌没有谥号，郑国的子皮、子产、子太叔，都在春秋时代显著闻名，但后世没有听说用谥号称呼他们。二百四十二年间，庄公时代只有公父定叔一人，僖公时代只有皇武子一人，襄公时代只有冯简子一人，哀公七年有驷𫏋别称为桓子思，九年有罕达称为武子賸。然而杜预的注只在公父定叔和驷𫏋处明确说是谥号，其余则没有注释。

又《晋语》记载：“郑简公派公孙成子来聘问。”韦昭注说：“成子，是子产的谥号。”这仅仅见于《国语》，而《左传》则没有记载。至于鲁、卫、齐、晋得到谥号的人最多，篡位弑君的贼人，如鲁国的共仲、季平子，卫国的孙文子、甯惠子，齐国的崔杼，晋国的赵盾，无不有谥号；而卫国的史鱼、蘧伯玉没有谥号，孔子这位大圣人也没有谥号，这是因为他们是异姓且不是世袭的卿；晋国因为祁奚、叔向贤能却没有谥号，这是因为虽然是公族但不是正卿；晋国有非公族而得到谥号的，只有乐王鲋一人，这或许是因为晋君宠幸他，以及他是范氏私人的缘故。

更改名称的典制，起源于周公，当时以正直之道施行，但后世只论爵位品级的高低，且被世袭的大族所窃取，而虚加美号于篡逆的贼人，如庆父定为共，意如定为平，谬误悖乱尤其严重。周公的后裔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外人呢？子贡与孔子评论各位贤人，如孔文子、公叔文子两人，都有循名责实的想法，而孔子去世，鲁哀公作诔文。子贡没有听说请求谥号，大概那时已形成习俗，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大圣，也不能援引公族的例子来请求吧？

此外如陈国的辕宣仲、公孙贞子，蔡国的声子，邾国的茅成子，其他国家实行谥法也偶尔有之，然而文献缺失简略，无法深入考证。吴越的国君如阖闾、勾践都没有谥号，所以即使像延陵季子这样贤能，也不能得到谥号。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去世，杨氏士勋说：“这是渠邱公。安葬须称谥号，莒国没有谥号，所以不记载安葬。”徐子章禹也没有谥号，这说明蛮夷的习俗不知道有谥法，而郑氏的话却相反，这更是极不思考的表现。

各国没有谥号，是因为使用夷狄的礼仪；宋国没有谥号，是因为沿袭殷商的礼仪。唯独郑国是王室至亲，冠盖往来于中原各国，而其见于传文的谥号寥寥只有三四人，然而他们的行事都不全面见于《春秋》，那些显然著名的人则没有谥号，这是不可理解的。我列出这些头绪，以等待后来的君子广泛考证而得知其缘故。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五十

国子监司业顾栋髙撰

列女表

周朝世代有妇德，从周姜到任姒，世代继承美好的德行。文王的后妃，教化施行于江汉地区，使污乱变为贞信，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等到春秋时代，四百多年，礼教衰败。卫国兴起新台的讽刺，齐国有南山的淫行，鲁国作为秉持礼义的国家，两代遭受女祸，文武的家法尽失。我们的夫子作《春秋》，对内的大恶加以隐讳，但夫人姜氏在防地、谷地会见齐侯，如齐师，在祝邱享宴，频繁记载而不删减，难道不是彰显其淫佚不道，作为世人的鉴戒吗！

上面有好色的人，下面必有更过分的人。因此春秋卿大夫家中，都淫乱失行，违背礼法，通奸易内，仗势不知羞耻。《春秋》大书特书记载纪叔姬、宋共姬的去世，大概是想拨乱反正。但有人说叔姬不该归葬酅地，共姬是女儿而非妇人，圣人记载以示讥讽，多么荒谬啊！我仿照孟坚的遗意，将《春秋》列女分为三等：最上等是节行，其次是明哲，下等则是纵恣无度，因而亡国丧家、戕害丈夫杀害子女的也有。唉！鉴察这些行事，变化也完备了。辑录《春秋列女表》第五十。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五十》>

按：晋国的怀嬴、鲁国的施孝伯女，都是失节的妇人，但不是她们的罪过，而且她们人也颇明白事理，见事识机，懂得道理，但无可褒奖，如同后世的蔡文姬一类。息妫委身侍奉仇敌，更下一等，但自从进入楚国以后，没有听说失检，即使有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