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春秋大事表六十六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三

儒藏 · 春秋 · 已译 · 第 336–337 段

伐鲜虞，皆是偶阙人字，而《公》、《谷》以为狄之。夫秦且无论，晋之罪莫大于助乱臣立君，襄十四年防孙林父于戚以定卫，当日不闻狄晋。郑伯射王中肩，未甞有防词示贬，而沾沾责其伐许、伐鲜虞，亦可谓舍其大而圗其细矣。凡此皆《公》、《谷》倡之，而后来诸儒如孔氏頴达、啖氏助、赵氏匡、陆氏淳、孙氏复、刘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复大炽于宋之中叶者，盖亦有故焉。自诸儒攻击三▯王介甫遂目《春秋》为「断烂朝报」，不列学宫。文定反之，矫枉过正，遂举圣经之断阙不全者，皆以为精义所存，复理《公》、《谷》之故说，而吕氏东莱、叶氏少蕴、张氏元徳诸儒俱从之。由是《春秋》稍明于唐以后者，复晦昧于宋之南渡，岂非势之相激使然哉？夫蔑弃圣人之经，与过崇圣人之经，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圣人垂世立教之防则一也。愚故不揆梼昧，浏览诸家之说，于南渡以后兼取黄氏仲炎、吕氏大圭、程氏端学、俞氏臯齐氏履谦五家，列阙文凡百有余条，俾学者于此不复强求其可通，则于诸儒支离穿凿之论，亦扫除过半矣。辑《春秋阙文表》第四十三。

译讨伐鲜虞，都是偶然缺失了“人”字，而《公羊传》、《谷梁传》却将其解释为狄人。况且秦国尚且不论，晋国的罪过没有比帮助乱臣拥立国君更大的了，襄公十四年晋国在戚地阻挡孙林父以安定卫国，当时并没有听说有人指责晋国。郑伯射中周王肩膀，未曾有委婉的措辞表示贬斥，却喋喋不休地指责晋国讨伐许国、讨伐鲜虞，这也可以说是舍弃了大事而图谋小事了。凡此种种，都是《公羊传》、《谷梁传》所倡导的，而后来的儒者如孔颖达、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等人，也已经辩驳过了，然而这种风气在宋朝中期再次盛行，大概也有其原因。自从诸儒攻击王介甫，王介甫于是将《春秋》视为“断烂朝报”，不再列入学宫。文定公反之，矫枉过正，于是将圣经中残缺不全的地方，都认为是精义所在，重新阐发《公羊传》、《谷梁传》的旧说，而吕东莱、叶少蕴、张元德等儒者都跟随他。由此，《春秋》在唐以后稍为明晓的，又在南宋南渡后变得晦暗不明，难道不是势态相互激荡造成的吗？蔑弃圣人的经典，与过分尊崇圣人的经典，其用心不同，但其未能领会圣人垂范后世、设立教化的深意则是一样的。我因此不揣浅陋，浏览诸家的学说，在南渡以后兼取黄仲炎、吕大圭、程端学、俞皋、齐履谦五家的观点，列出阙文共一百多条，使学者在此不再强行寻求其可通之处，那么对于诸儒支离破碎、穿凿附会的议论，也就扫除过半了。辑《春秋阙文表》第四十三。

日食阙书日朔凡十　又疑误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三》>

　　外诸侯卒阙书名凡十

　　时月日阙误凡二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三》>

　　王不称天凡六　误称天子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三》>

　　夫人姓氏阙文凡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三》>

　　杀大夫阙书名凡四

　　秦郑晋伐国阙书人字凡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三》>

　　盟会阙文凡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三》>

　　外诸侯名谥国名阙误凡五

　　侵战围灭入救阙文衍文凡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三》>

　　补遗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三》>

春秋》俱系孔子修成以后阙误论

案孔氏頴逹曰：「春秋阙文有二，有史本阙、圣人因而不改者，有系修成后始阙者。」愚谓史阙而圣人因之，无是理也。孔子修《春秋》，垂训百世，必择其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书之。若前史有阙，宜并削而不録，此何闗于劝惩，而重书之以惑误来世？故知皆修成以后阙也。然《易》、《诗》、《书》三经与《春秋》并▯于世，其阙文百不一二见，而《春秋》之阙文独多，何也？曰：「是亦有故焉。」古者用竹简汗青为书，易于剥蚀，须掌于官中，每嵗脩辑。《易》掌于太卜，《书》藏于柱下，《诗》▯于乐官。《易》自天子至士庶所习用，国家有大事，则诏卜筮；《书》则太史陈之以诏王善败；《诗》则燕飨祭祀，比诸乐歌。故偶有阙误，随即较正。而《春秋》自修成以后，则为孔氏之私书，又定、哀以后多有所刺讥隠讳，故当时游、夏不能赞一辞，而曽子、子思亦无一语及《春秋》。至孟子始标出「知我罪我」及「其义则丘窃取」之言，而是时去孔子已百年矣。书藏于私家，其补缀脩辑必不能如官中之勤，阙误是理之所有，无可疑者。左氏约生在孟子前后，故已有以纪子伯为履緰之字，以甲戌、己丑为再赴；而公、谷则生于汉时，据所▯闻，谬误尤甚。幸左氏为史官，得见列国之史与鲁未笔削之《春秋》，此二书皆掌于官中，其义虽不存，而文之阙误则无有，故左氏得据为▯。其日月与经互异，往往▯是而经误，此尤其显然可见者。孔子甞自言曰：「辞达而已矣。」若《春秋》之去姜存氏、去氏存姜，及曹、宋之大夫不书名，不达已甚，显系阙断。宋儒不察，皆目为意义所存，虽经杜、孔、啖、赵之驳正而不悟也，岂不谬哉！夫左氏亲见国史，最有功于《春秋》，而当其时，孔圣之经已多阙，左氏不知而反为之说。如澶渊之防，▯据国史本有「叔孙豹防」四字；幽之盟，《公羊氏》经现有「公」字，而左氏所▯授之本偶无之，遂以为「讳不书公」、「讳不书大」。夫不知《春秋》时防盟之非义者多矣。僖二十八年，公会诸侯盟于宋；成二年，公防楚公子婴齐于蜀，絶不一讳，何独于此焉讳？是则圣经之阙误，因左氏而明。左氏且不知而妄生穿凿，何况后来余子哉！曰：「文定之为▯，近世亦有知其非者，而列于学宫，厯代不废，何也？」曰：「在朝廷之公令，自不得不用胡▯，以其字字▯挥，便于经筵之进讲敷陈大义，士子之命题横▯议论耳，要非经义之本然也。夫明知其非是而不得不遵用之，此所以说经而经愈晦也。」

春秋僖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卒论》

余

译日食缺记朔日共十次，又怀疑有误三次。

外国诸侯去世缺记名字共十次。

时间、月份、日期缺漏错误共二十八次。

周王不称“天”共六次，误称“天子”一次。

夫人姓氏缺文共四次。

杀大夫缺记名字共四次。

秦、郑、晋三国伐国缺记“人”字共三次。

盟会缺文共五次。

外国诸侯名、谥号、国名缺漏错误共五次。

侵、战、围、灭、入、救缺文衍文共九次。

补遗

《春秋》都是孔子修成之后缺漏错误的论述

按孔颖达说：“《春秋》缺文有两种，有史官原本就缺漏、圣人沿袭而不改动的，有修成之后才开始缺漏的。”我认为史官缺漏而圣人沿袭，没有这样的道理。孔子修《春秋》，垂训百世，必定选择那些善的可以作为法则、恶的可以作为警戒的事情记载下来。如果前代史书有缺漏，应当一并删削而不收录，这与劝善惩恶有什么关系，却重重地记载下来迷惑误导后世？所以知道都是修成之后缺漏的。然而《易》、《诗》、《书》三部经典与《春秋》同时传世，它们的缺文百中不见一二，而《春秋》的缺文却特别多，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有原因。”古代用竹简汗青做书，容易剥蚀，必须掌管在官府中，每年修辑。《易》由太卜掌管，《书》藏在柱下史处，《诗》由乐官掌管。《易》从天子到士庶都习用，国家有大事，就命令卜筮；《书》则由太史陈述来告诫君王善恶成败；《诗》则在宴饮祭祀时，配合各种乐歌。所以偶尔有缺误，随即校正。而《春秋》自修成之后，就成为孔氏的私书，又定公、哀公以后多有讥刺隐讳，所以当时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而曾子、子思也没有一句话提及《春秋》。直到孟子才标出“知我罪我”以及“其义则丘窃取”的话，而这时距离孔子已经百年了。书藏在私家，其补缀修辑必定不能像官府那样勤谨，缺误是情理之中，无可怀疑的。左氏大约生在孟子前后，所以已经有把纪子伯当作履緰的字，把甲戌、己丑当作再赴；而公羊、谷梁则生在汉代，根据所传闻，谬误尤其严重。幸好左氏是史官，得见列国的史书与鲁国未笔削的《春秋》，这两部书都掌管在官府中，其义理虽然不存，而文字的缺误却没有，所以左氏得以据为考证。其日月与经文互异，往往左氏对而经文误，这尤其显然可见。孔子曾经自己说：“言辞达意就可以了。”如果《春秋》的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以及曹、宋的大夫不书名，不达意已很严重，显然是缺断。宋儒不察，都视为意义所在，虽然经过杜预、孔颖达、啖助、赵匡的驳正而不醒悟，难道不荒谬吗！左氏亲见国史，对《春秋》最有功劳，但当时，孔圣的经文已多有缺漏，左氏不知道反而为之解说。如澶渊之会，左氏据国史本有“叔孙豹会”四字；幽之盟，《公羊》经文现有“公”字，而左氏所传授的本偶无之，就认为是“讳不书公”、“讳不书大”。殊不知《春秋》时不合义的会盟多矣。僖公二十八年，公会诸侯盟于宋；成公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绝不隐讳，为何唯独在这里隐讳？这样看来，圣经的缺误，因左氏而明白。左氏尚且不知道而妄生穿凿，何况后来的其他人呢！有人说：“文定作为注疏，近世也有知道它不对的，却列于学宫，历代不废，为什么呢？”回答说：“在朝廷的公令中，自不得不使用胡注，因为它字字发挥，便于经筵进讲敷陈大义，士子命题横加议论罢了，要并非经义的本然。明知它不对而不得不遵用，这就是说经而经义愈晦涩的原因。”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去世的论述

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