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三
善者乎？楚以令尹当国执政，而自子文以后，若鬬氏、陈氏、蒍氏、防氏、阳氏，皆公族子孙，世相授受，絶不闻防异姓为之，可以矫齐、晋之弊。然一有罪戾，随即诛死。子玉、子反以防师诛，子上以避敌诛，子辛以贪欲诛，子南以多宠人诛，絶不赦宥，可以矫鲁、卫、宋之弊。以肺腑而膺国重寄，则根本盛强；以重臣而骤行显戮，则百僚震惧。且政权画一，则无牵制争竞之病；责任重大，则无诿罪偷安之咎。楚之国法行而纲纪立，于是乎在。或者以秦之用孟眀、晋之不杀荀林父，以是为楚咎，曰：「此自朝廷宥过之典，可偶一用之。」然晋亦未为得也。若鲁之庆父弑二君，而卒立其后为孟孙氏；公孙敖从己氏，而卒归公孙敖之防，此则鲁之法纪倒地，其终至干侯之孙宜矣。
译楚国是善于治理的吗？楚国由令尹主持国政，自从子文以后，像鬬氏、陈氏、蒍氏、防氏、阳氏，都是公族子孙，世代相继任职，从未听说有异姓担任此职，这可以纠正齐国、晋国的弊端。然而一旦有罪过，随即就被诛杀。子玉、子反因为战败被杀，子上因为避敌被杀，子辛因为贪婪被杀，子南因为宠妾过多被杀，绝不宽恕赦免，这可以纠正鲁国、卫国、宋国的弊端。凭借亲信重臣承担国家重任，那么根基就强盛；对重臣突然施以显赫的杀戮，那么百官就会震恐畏惧。况且政令统一，就没有牵制争竞的弊病；责任重大，就没有推卸罪责、苟且偷安的过错。楚国的国法得以施行，纲纪得以确立，就在于此。有人拿秦国任用孟明、晋国不杀荀林父，来指责楚国，说：“这是朝廷宽恕过错的常典，可以偶尔使用一次。”然而晋国也没有做得对。至于鲁国的庆父弑杀两位国君，最终却立他的后代为孟孙氏；公孙敖私通己氏，最终却归还了公孙敖的封地，这才是鲁国的法纪荡然无存，其最终导致干侯之孙的结局，是理所应当的了。
楚子囊城郢论
左传》：楚子囊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将死不忘卫社稷。后四十年，而子囊之孙囊瓦秉政，首成其志。沈尹戍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诸侯守在四境，后世以沈尹戍为名言，而以子囊为诟厉。宋仁宗朝，▯丹有警，时范文正公为谏官，请大脩京城。吕公夷简笑曰：「此子囊城郢计也。」命宿重兵于北京大名府，卒以无事。当时以吕公为持重，而以范公为少不更事。鸣呼！世儒徒以成败论人，徒见囊瓦城郢，而昭王卒至于出奔；吕公绌范公之计，而宋室卒保于无事，遂以此为定论。其实子囊之城郢，未必非即孟子凿斯池、筑斯城之计也；吕公之绌范公，未必是；后世成靖康之祸者，未必不自吕公启之也。盖尝综其大势而论之，当吴兵之长驱而向楚也，孤军深入，转战千里，昭王正宜固守国都，厉兵登陴，坚壁清野，不出十日，救援必至。为吴者，顿兵坚城之下，师老财匮，楚之属邑截其归路，四面夹攻，此时如虎入陷阱，阖闾之君臣可坐缚，则子囊之城郢，正是社稷之至计。失在囊瓦信谗不仁，人心离叛，而昭王轻弃国本，狼狈出走，自取灭亡，此孟子所谓「髙城深池，委而去之」者，奈何并其城郢而重訾之哉！世传宋祖之营京城也，命赵韩王以圗上，怒掷诸地，徐取幅纸以笔涂之，曰：「依此营造。」城衢街巷如蚯蚓屈曲，乘舆出多阻碍，子孙莫敢违其制。后蔡京务侈大，改其式从方广正直。尼玛哈来攻，命植炮四隅，一炮所击，随手摧壊，始识太祖之逺虑。夫当仁宗之朝，未经蔡京之改制，使常用范文正公之防，髙城浚隍，严设守备，则当靖康之世，亦可坚守以待四方之援，不至有青城之辱矣。徒以子囊城郢为嗤笑，而不知城郢未始非社稷之至计，此又可与楚昭之事连类而并观之也。后宋百年，而金复都汴，珠格髙琪……筑京城縻费累巨万。元苏布特以百万之师，尽鋭来攻，不克，卒讲和而退。唐德宗幸奉天，朱泚围困京城逾年，卒能殱厥巨魁，光复旧物。此尤深根固本之关于长算，可为明效大验者也。然则沈尹之言非欤？曰：「此又不可偏废也。」当疆埸告警，而遽为婴城自守之计，势必人心惊惶，讹言四起，外为敌人所窥，而内解将士之志，此为不战而自败。为国家者，平日凛勇夫重闭之戒，而临事持从容镇定之度。故子囊言之于四十年之前，则为老成之忠谋；而囊瓦为之于四十年之后，则为怯懦以误国。论者当总前后之时势而观之，未可泛然为执一之论也。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四
国子监司业顾栋髙撰
宋执政表
中州为天下之枢，而宋郑为大国，地居要害，国又差强，故伯之未兴也，宋与郑常相鬬争。逮伯之兴，宋郑常供车赋，洁玉帛牺牲，以待于境上，亦地势然也。顾春秋时，宋最喜事。春秋之局大变，自宋起。当齐桓之伯，宋尝先诸侯以求盟。桓死而襄继之，求诸侯于楚，卒至执于盂，伤于▯，楚遂横行不可制，而春秋之局于是乎一变。继恃其有礼于晋公子，逮公子反国，首先辅晋成伯业，郑、卫、陈、蔡翕然从服，而春秋之局于是乎再变。最后华元欲合晋楚，向戌以弭兵为名，令晋楚之从交相见，卒至宋虢之盟，楚先晋；黄池之后，吴先晋。举中原之势凌夷，而折入于吴楚，悉向戌为之祸首，而春秋之局于是乎三变。厥后南里之叛，晋已失伯，而吴楚帅兵以助叛人，夫非宋自阶之厉欤？叙其次第，于南北胜复之故，有深感焉，亦春秋升降之一大机也。其执政不拘一官，孔父以大司马，华督以太宰，华元以右师，向戌以左师，乐喜以司城，与晋楚又异。辑《春秋宋执政表》第二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
译楚子囊修筑郢都城墙的论述
《左传》记载：楚国令尹子囊临终前，留下遗言告诉子庚一定要修筑郢都的城墙。君子认为子囊忠诚，临死不忘保卫国家。四十年后，子囊的孙子囊瓦执政，首先实现了他的遗愿。沈尹戍说：“子常必定会丧失郢都，如果不能保卫国家，修筑城墙也没有益处。”古代诸侯的防守在于四方边境，后世把沈尹戍的话当作名言，却把子囊当作耻辱的榜样。宋仁宗时期，契丹有警讯，当时范文正公担任谏官，请求大规模修缮京城。吕夷简公笑着说：“这是子囊修筑郢都的计策。”于是命令在北京大名府驻扎重兵，最终平安无事。当时人们认为吕公持重，而认为范公年轻缺乏经验。唉！世俗的儒生只凭成败来评价人，只看到囊瓦修筑郢都，而楚昭王最终出逃；吕公驳斥范公的计策，而宋朝最终保全无事，于是将此作为定论。其实子囊修筑郢都，未必不是孟子所说的“挖掘护城河、修筑城墙”的计策；吕公驳斥范公，未必正确；后来造成靖康之祸的，未必不是从吕公那里开始的。我曾综合大势来论述，当吴军长驱直入指向楚国时，孤军深入，转战千里，楚昭王正应该固守国都，磨砺兵器登上城墙，坚壁清野，不出十天，救援必定到达。对于吴军来说，军队停滞在坚固的城池之下，军心疲惫财力枯竭，楚国的附属城邑切断其归路，四面夹攻，此时如同老虎落入陷阱，阖闾君臣可以坐等被擒，那么子囊修筑郢都，正是保卫国家的最佳计策。失误在于囊瓦听信谗言不仁，人心背离，而楚昭王轻易抛弃国家根本，狼狈出逃，自取灭亡，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高城深池，却放弃而离去”，怎么能连同修筑郢都一并严厉指责呢！传说宋太祖营建京城时，让赵韩王呈上图样，太祖愤怒地将其掷在地上，慢慢取出一张纸用笔涂抹，说：“按照这个样式建造。”城墙街道曲折如蚯蚓，皇帝出行多有阻碍，子孙不敢违背他的制度。后来蔡京追求奢侈宏大，改变样式为方正宽阔笔直。金军来攻，命令在四角安置火炮，一炮击中，随即摧毁，这才认识到太祖的远见。在仁宗朝，未经蔡京改制，如果常采用范文正公的防备，高城深池，严设守备，那么在靖康年间，也可以坚守等待四方救援，不至于有青城之辱了。只把子囊修筑郢都当作笑柄，却不知道修筑郢都未尝不是保卫国家的最佳计策，这又可以与楚昭王的事情联系起来一起看待。宋朝之后百年，金朝再次定都汴京，珠格、高琪……修筑京城耗费巨资。元军以百万大军，精锐来攻，未能攻克，最终讲和退兵。唐德宗幸临奉天，朱泚围困京城超过一年，最终能诛灭巨魁，光复旧物。这更是深根固本关乎长远谋划，可以作为明显的效验。那么沈尹戍的话不对吗？回答说：“这又不可偏废。”当边境告警，就急忙采取据城自守的计策，势必人心惊惶，谣言四起，外被敌人窥探，内瓦解将士斗志，这是不战而自败。治理国家的人，平日要警惕勇夫重闭的戒律，临事保持从容镇定的态度。所以子囊在四十年前提出，是老成的忠谋；而囊瓦在四十年后实行，则是怯懦误国。评论者应当总括前后的时势来观察，不可泛泛地坚持一面的论点。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四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宋执政表
中州是天下的枢纽，而宋、郑是大国，地处要害，国力又较强，所以在霸主未兴起时，宋与郑常相争斗。等到霸主兴起，宋、郑常供应车马赋税，洁净玉帛牺牲，在边境等待，这也是地势使然。然而春秋时期，宋国最喜多事。春秋局势的大变，从宋国开始。当齐桓公称霸时，宋国曾率先诸侯请求结盟。桓公死后襄公继位，向楚国求诸侯，最终在盂被执，在〇受伤，楚国于是横行不可遏制，春秋局势于是第一次变化。接着依靠对晋公子有礼，等到公子回国，首先辅佐晋国成就霸业，郑、卫、陈、蔡顺从，春秋局势于是第二次变化。最后华元想要联合晋楚，向戌以弭兵为名，命令晋楚的随从互相见面，最终到宋虢之盟，楚国先于晋国；黄池之后，吴国先于晋国。举中原之势衰落，转而落入吴楚手中，都是向戌造成的祸首，春秋局势于是第三次变化。其后南里之叛，晋国已失霸权，而吴楚率兵帮助叛人，这难道不是宋国自取灾祸吗？叙述其次序，对南北胜复的缘故，有深感，这也是春秋升降的一大关键。其执政不拘一官，孔父以大司马，华督以太宰，华元以右师，向戌以左师，乐喜以司城，与晋楚又不同。辑录《春秋宋执政表》第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