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三

译顺势而下，就像屋顶倾倒瓶中的水灌注到地面一样，而吴国凭借水军逆流而上进攻，势必不能取胜。先前那些甘心受吴国役使的人，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吴国争夺州来之地，历时七十年，三次动用大军才最终完全占据该地，大概是想要切断长江水路，凭借淮河作为坚固防线，扼住楚国的咽喉，作为进可作战、退可防守的凭借。所以后来任用贤人季子去安抚柔化当地，又迁移蔡国人去充实那里。他们舍弃船只，在淮河弯曲处登陆，径直奔向汉水岸边，大概是预先料到楚国的令尹子文不仁，势必会导致军队离散，也必定会在此地预先部署重兵屯守，占据险要地形设置伏兵，为归路做打算。所以楚国司马戌建议说：“在方城之外，烧毁他们的船只，返回时堵塞城口。”当时这个计策没有实行，即使实行了，吴国也一定有应对敌人的办法而不会失败。否则，吴国的全军将会像翻倒的锅一样覆灭，没有幸存者。阖闾君臣难道肯采取这种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计策吗？唉！古代善于作战的人，常常根据地形制定策略，顺应时势适应变化。吴国舍弃船只使用战车而最终攻破楚国，晋国毁坏战车使用步兵而能够战胜狄人，到了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世于是将其作为长久之技，而车战几乎成为古代之法不可再用。唐代房琯一旦使用车战就失败了，明代孙传庭再次使用车战也失败了。古今世道的变迁，难道可以用同一标准来论断吗？辑录《春秋吴楚交兵表》第三十三。

译《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三

春秋吴楚柏举之战论

春秋时期吴国与楚国在柏举的战役，令尹子常渡过汉水布阵，从小别山一直到大别山。孔颖达说：“小别山应当在大别山的东边，子常从小别山与吴军交战，退却到大别山，这说明他是从东边逐渐向西边撤退。”高江村驳斥他说：“根据地形考察，大别山在汉阳，小别山在汉川，柏举在麻城，汉川在汉阳西北一百七十里处，麻城在汉阳东北，这与孔颖达的说法正好相反，大概是孔颖达弄错了。”我考证认为：高氏的话是可信的。唯独吴国在东边，楚国在西边，楚国的子常三次作战都不能战胜吴国，吴国没有理由撤退向东回归，所以孔颖达才有这种主观臆断。然而我曾经反复考察，才知道他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原来吴军驻扎在淮水弯曲处，随即舍弃船只，从豫章与楚国夹汉水对峙，汉水就是现在的汉口，淮水弯曲处就是现在的寿州。从寿州到汉口九百多里，孤军深入，粮道不能接续，这也如同齐庄公讨伐晋国，进入孟门，登上太行山，只是想践踏其内地来夸耀威武罢了，此时并不是真的有攻破都城、灭亡国家的谋略。所以他们的作战常常是边打边退，想要退归淮水弯曲处以收拢军队返回。〇说：“从小别山到大别山，庚午日在柏举布阵。”从小别山到柏举，向东移动了三百里，那么他们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司马戌建议毁掉船只返回，堵塞城口，世人认为这是好计策。然而我认为阖闾君臣不应该愚蠢到这种地步。古代善于用兵的人，经过险要之地必定命令搜索山林，沿途常常设置伏兵，一方面以防备敌人的拦截，另一方面作为自己的应援。所以周亚夫进入荥阳时，先派人在崤山、渑池之间搜索伏兵而得以发现；王阳明攻打宁王朱宸濠时，先搜索城外的伏兵。当吴军平行进至城口，看到地形险要狭隘，预料楚人必定会堵塞断绝以阻挡他们的归路，必定会多部署精锐士兵，占据险要设置伏兵，作为归师的接应之计。所以夫概请求出战不被允许，而日夜引诱楚军靠近东边，意图诱敌进入伏击圈，回师合击以取胜，这是阖闾原本的谋略。到了柏举之战，夫概没有请示命令，率领他的私兵率先拼死作战，大破楚军，追击溃兵千里，差点导致楚国灭亡，这是楚国的失算，也属于有天幸，而阖闾君臣万万没有预料到这一点。那么小别山、大别山的战役，是从西边趋向东边，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当时为楚国谋划的人，只应当严阵固守营垒，不要轻易交战，拖延十天，吴军必定疲倦想要返回，正不必采取毁船和堵塞城口的计策，只需用重兵慢慢驱赶他们，即使让他们通过险要之地。等到他们争抢船只渡河时，然后纵兵追击，可以取得大胜。所以当时楚国的失策在于急于求战，更在于楚昭王轻易抛弃国家根本，狼狈逃窜，人心惊恐，于是导致宗庙社稷失守。假使子常虽然战败，而昭王固守郢都，屹立不动，慢慢命令楚国的城邑坚壁清野，四面合围救援，吴军前进被困于坚固的城池，后退得不到粮食，楚国取胜也可以有百全之策。可惜当时子西、叶公等人不知道出此计策，于是让吴国得以侥幸成功。而在决战之时，本来也没有料到会达到这种地步。只要整顿军队撤退，不至于失败也就罢了。唉！世上评论的人多根据已经成败的局面，所以常常被古人所愚弄。所以世人常遗憾司马戌的计策没有实行，认为是楚国的失算，却不知道即使实行其计策，楚国也未必能战胜吴国。又说子常三次作战不胜，吴国没有理由退却向东而去，却不知道吴国当时的战事，形势常常担心不能战胜楚国，最终能够取胜，是天意。不实行司马戌的计策，也是司马戌侥幸得以成就其名。假使其计策得以实行，而吴国在淮水弯曲处必定驻扎重兵，城口必定埋伏死士，只是让偏师先败，动摇军心罢了。不然的话，伍子胥善于谋略，难道肯让君臣陷入死地，连一只车轮也不返回，再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吗？我因此根据高氏的辨析，而私下推测当时的成算如此。至于孔氏所说的，只是肤浅末节之见，不可以与他谈论战争之事。

春秋蔡侯以吴师入郢论

圣人的经文都是依据事实记载。定公四年：“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作战，楚军大败。庚辰日，吴军进入郢都。”根据《左传》，唐国、蔡国都跟随吴国讨伐楚国，而《春秋》只记载蔡国。先儒认为蔡国遭受楚国的毒害最深，赞许他能报仇雪耻，所以特别记载为“以”。但我深入考察当时的地理，知道吴军进入郢都，完全依靠蔡国作为向导，唐国不得参与，圣人也只是防止如实记载，而不是有意褒奖蔡国。考察吴国、楚国都是水乡泽国，都善于水战，而楚国地处上游，吴国常常不能取胜。所以进入春秋百年以来，吴国屈服于楚国成为属国，就是这个缘故。等到申公巫臣从晋国出使吴国，教吴人乘车射箭驾驭，吴国才开始用陆路与楚国角逐，而楚国才开始渐渐担忧吴国了。

译楚国既然失去了长江上游的险要地势，于是又在淮河右岸的北道修筑州来、钟离、巢三座城池来抵御吴国。吴国对于楚国的水军，攻克了鸠兹、朱方，却完全不加追究，只是每日在庐、寿、淮、颍之间骚扰。等到攻克钟离、巢，楚国的祸患才开始严重，但吴国仍然不敢孤军深入。直到灭掉州来（今江南寿州）与蔡国接近，蔡国便引导吴国舍弃水路改走陆路，从淮汭（即州来）经过光州、黄州，径直通过义阳三关的险要，到达汉江北岸，与楚国隔着汉水列阵对峙。在这个时候，吴国穿越楚国境内一千一百多里，深入绝境，也不敢确信一定能攻入郢都。所以吴军在作战时常常是胜退交替，撤军到柏举（今湖广麻城县，距离小别汉川县三百多里），恰逢楚国令尹瓦不仁，国人没有坚守的意志，而夫概身先士卒死战，于是长驱直入攻入郢都，这固然属于有上天眷顾，而蔡国的计谋也狠毒了。这时蔡国凭借小国身份却声震天下，诸侯都向蔡国输送粮食。五年后，楚国复国，随即灭掉唐国以报怨，却不敢对蔡国动手，也是因为蔡国靠近吴国，有吴国作为后援的缘故。那么当时吴国和楚国向各国告急，自然必定以蔡国为出兵之首，鲁国史官因而记载下来，圣人也就跟着记载下来，哪里是有意要褒扬蔡国呢！那些读《春秋》的人，如果不了解《春秋》中的地理，就不能明白当时的事势；不能明白当时的事势，就无法看出圣人的书法。我因为“蔡侯以吴师”这件事，阐明经文据实记载就是如此。蔡国凭借弱小利用吴国颠覆楚国，而晋国作为盟主，拒绝救援蔡国，却去对付鲜虞，那么通过对比相关事件来看，罪责自然就显现了。

译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四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吴越交兵表

世人常遗憾吴王不听伍子胥灭越的建议，导致越国最终灭亡了吴国，我认为并非如此。吴国的灭亡，是因为骄傲淫乱、滥用武力，沉溺享乐而忘记祸患，轻率役使民力，在数千里之外驰骋作战，即使没有越国，吴国也必定灭亡。如果吴国能守住四方边境，安抚百姓，任用贤能之士，并加强修明政治，那么越国虽然切齿思报，也会畏惧屈服而不敢行动，一旦行动就会灭国，难道百越之地能成为吴国的祸患吗！况且吴国在黄池与晋国会盟，听说有越国军队，就惊慌失措地奔逃回国，太子战死，国家不灭亡的情况如同头发丝那样细微，而越国未曾不与吴国讲和。此时如果吴国能效法勾践在会稽山下的志向，那么吴国的疆域大于越国，而吴国受到的创伤还未到会稽那样严重，将会看到越国能复兴吴国，而吴国也能复兴越国，将越国囚禁，列举勾践背弃恩德的罪行而诛杀他，天下谁敢议论！于是因循苟且长达十年之久，再次遭受越国军队进攻，最终迷惑不悟，庆忌急速进谏以至于被杀，那么不是越国能灭亡吴国，而是吴国自取灭亡罢了。唉！古今存亡的道理，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人事吗！吴国曾经攻破楚国进入郢都，却不到一年楚国最终返回故国；越国一次进入吴国，而泰伯的后代于是断绝祭祀，这又不只是夫差的过错。楚国能够信任宗族，执政的都是公子。昭王逃到随国，而子西在脾泄为王准备车服，以安定国人；子期甚至自身为王与吴国作战，他们的大臣多是舍身尽忠之士，譬如百足之虫，直到死也不会僵倒。假使夫差虽然灭亡，而夫概还在，凭借他精通用兵，得到吴国周边的郡邑而防守，哪里见得死局不可挽回然而吴国自从阖闾以来，世代疏远猜忌骨肉，王僚被杀，掩余、烛庸逃亡无处容身，夫概有攻破楚国的大功，最终却逃到楚国成为堂谿氏，尽数斩断其枝叶，而想要以孤干独立于二千里之地，所以凭借吴国的强大，却被越国摧折如同折断枯朽之物，难道不令人悲哀吗！为了著录其始终得失的缘故，明确鉴戒，编撰《春秋吴越交兵表》第三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四》>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五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齐鲁交兵表

孔子有言：“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度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散头发、衣襟左开了。”唉！孔子称“到于今天”，就知道这话不只是赞许管仲，也赞许晋文公。我曾经观察齐鲁的旧事，而感叹春秋时期的天下不可一天没有晋国，晋国的霸业衰落而齐鲁都遭受其弊害。为什么呢？霸业的格局，不是管仲与齐桓公不能开创，而不是晋国就不能维持以至于百年。齐桓公的时代，天下所依赖的只有齐国；齐桓公死后，鲁国所担忧的也只有齐国。齐桓公的子孙，到春秋末年共八九代，只有惠公稍微安静，而景公有志争夺霸权，观察衅隙而动，所以这两位公的时代，齐鲁争斗较少。其余如孝公、懿公、顷公、灵公、庄公，都像疯狗一样狂咬，而悼公的时代，国家已被陈氏控制，喜好让他们的国君在诸侯中结怨。所以那时鲁国一旦有齐国的危难，就向晋国乞求援军，晋国军队出动而鲁国得以安枕无忧几十年。等到晋国稍有间隙，或者新君初立，来不及处理诸侯事务，那么齐国的祸患又起。所以齐国对于鲁国，如同切肤的顽固疾病，不时发作，所借以作为扁鹊的只有晋国。晋国霸业衰落，那么鲁国无处控诉。所以晋文公未兴起时，僖公甚至借楚国攻打齐国；晋国霸业既去后，哀公甚至借吴国攻打齐国。至于借吴、楚攻打齐国，天下恐怕不再有中原华夏，这就是孔子之所以有披发左衽的恐惧。世人只见孔子有诡诈与正统的言论，认为圣人或许伸张齐国而压抑晋国，忽略晋文公的功劳而不记录，哪里懂得《春秋》的宗旨呢！桓公一度匡正天下，而他的子孙首先破坏他的法度，狼贪鼠窃，昼伏夜行，依赖晋国继承齐桓公的事业，整顿了几代。到晋国霸业衰落而齐国衰弱，鲁国也能乞求援军以削弱齐国，齐鲁互相疲敝，而吴楚得以横行于天下。孔子处于定公、哀公的时代，亲眼见到昭公娶吴女了，哀公借吴国攻打齐国，甚至齐国杀君以取悦吴国了，到吴、晋在黄池争长，而齐桓公一度匡正的绪业，吴国且分得其半。孔子大概心中悲伤，但要不是齐桓公，就不能开创这个格局以留给晋国，孔子之所以独归功于管仲的原因在此。孟子说：“所记述的事则是齐桓公、晋文公。”只有桓公、文公并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到于今天”。编撰《春秋齐鲁交兵表》第三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五》>

<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