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十三

译这是《春秋》中改变文例的情况，以贼讨贼，不分辨谁是谁非，所以记载“楚子”、“防蔡侯般”，同样都直呼其名。比不称为君，是因为比不能算作国君；弃疾不称为人，是因为弃疾并非讨伐贼人，不能称为人。这就是所谓衡量轻重的标准，判断是非的准则。庆封被擒获，按惯例如此，他也是弑君的贼人，与泛泛地擒获他国大夫有所不同，所以遵循《春秋》讨伐乱贼的体例。

译吕氏大圭说：“杀害大夫，有时称‘公子’，有时称‘大夫’。称‘公子’而不称‘大夫’的，是身为公子而非大夫；称‘大夫’而不称‘公子’的，是身为大夫而非公子；称‘大夫公子’的，是身为公子且担任大夫。还有以官职来称举的，是因为官职重要而特意记载。观察圣人《春秋》的书写，褒贬之意就蕴含其中了！”

赵氏汸说：“地位相当的人互相杀害，史书不记载；如果记载了，说明讥讽的重点不在互相杀害这件事上。王孙苏与召毛争夺政权，派王札子杀害了召戴公和毛伯卫，王室再次陷入混乱。陈哀公嘱托他宠爱的儿子干司徒招、公子过，杀死了世子偃师，导致陈国灭亡，那么讥讽的重点就不在互相杀害上了。”

国内忌讳说“杀”，改称“刺”。

霞峯华氏说：“《谷梁传》说：‘先写名字后写刺，是杀有罪之人；先写刺后写名字，是杀无罪之人。’按鲁文公实际上是惧怕晋国，而杀害公子买来向楚国解释‘没有完成戍守任务’，怎么能说公子买有罪呢？又有人说：‘刺不说明罪行，说明罪行就不是他的罪；不说明罪行的，刺杀得合乎他的罪行。’鲁文公将要出行时，穆姜指着公子偃和鉏说：‘这两个人都是国君。’以此激怒文公驱逐季孙孟孙，而公子偃从未参与此事，穆姜也并非真心想立公子偃为国君，怎么能说公子偃有罪呢？《春秋》两次记载‘刺’，都是杀无罪之人。”方氏苞说：“《春秋》记载‘刺大夫’两次，有的说明原因，有的不说明原因，都是旧史的原文。大概杀害大夫必定要记录他获罪的缘由，这是史官的常法。然而公子买被杀的原因，是可以说明的；而公子偃被杀的原因，是不可以说明的。所以记载的措辞不同。孔子不加改变而直接沿用，为什么呢？公子偃不说明原因，是因为不可增添；对于公子买删去原因，那么刑罚的不当以及当时的邦交情况，都无法让人看到了。”

按《春秋》记载“刺”，是杀了不该杀的人；记载“肆大赦”，是赦免了不该赦免的人。宽严都失当了。

这里记载“执”而写“用”的情况。

李氏防说：“胡氏关于‘执诸侯’的条例，被执者虽有罪但不送往京师，就称‘人’，宋国执拿婴齐就是这样。成公九年晋国人执拿郑伯，襄公十六年晋国人执拿莒子、邾子，十九年晋国人执拿邾子，可归入此类。被执者送往京师而执拿他并非其罪，也称‘人’，僖公二十八年晋国人执拿卫侯并把他送到京师就是这样。至于邾国人执拿鄫子、晋侯执拿曹伯交给宋人、执拿戎蛮子送到楚国、宋国人执拿小邾子，则是暴虐恶劣到了极点，不仅仅是以专断和滥杀来定罪了。那些楚子执拿宋公【见伐例】、楚国人执拿徐子，是戎狄肆意逞威，天下发生大变，又不可与此类条例相提并论。国内大夫被执拿。”

他国执拿他国大夫。

以上执拿称“行人”的情况。

啖子曰：“凡是称‘行人’而被执拿的，是因为公事而被执拿；不称‘行人’而被执拿的，是因为个人原因而被执拿。”

放逐。

孔氏頴达说：“放逐与出奔，都是离开国家，但情由稍有不同。《释例》说：‘出奔，是迫窘而离开，逃命到邻国，不是以礼制出国的。放逐，是受罪被黜免，宽恕他而让他远去。’”

赵氏汸说：“以上记载王卿士出奔的有一条。庄公十六年，周公忌父出奔到虢国，惠王即位后让他回国，史书不记载。宣公十六年，王孙苏出奔到晋国，晋国人让他回国，也不记载。这是因为以王命为重。至尊发布命令，是纪法的根本，如果以王命让他回国，那么出奔者是否有罪，以及让他回国是否有援助，都不值得深入辨析了。周公楚以王命让他回国但他不回来，所以史书才记载。记载王子出奔的有两条。桓公十八年，周公想要弑杀庄王而立王子克，庄王杀了周公黑肩，王子克出奔到燕国，史书不记载，大概因为主谋者是黑肩，既然以天子讨伐有罪之人而不记载，那么王子克出奔也不记载，因为这不是他的罪。儋括想要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情，景王杀了佞夫，括、瑕、廖出奔到晋国。瑕、廖大概是与括同谋的人，杀佞夫既然以非其罪而记载，那么瑕记载出奔，是因为他是漏网的贼人。僖公十二年，周王因为戍守困难的缘故讨伐王子带，王子带出奔到齐国。后来周王又借助狄人的军队讨伐周，襄王复位，最终讨伐了他，那么他出奔到齐国不记载，是因为最终能够讨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