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七
兵之策，合天下诸侯盟于宋，而伯统絶而蛮夷横矣。谓春秋全无意于宋者，岂识春秋之防哉！
译用兵的谋略，是联合天下的诸侯在宋国结盟，然而霸主的统绪断绝，蛮夷便横行无忌了。如果说《春秋》对宋国毫无用意，哪里是真正懂得《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呢！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八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晋楚争盟表
孔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子朱子専以伐楚一事言之，其説葢原于杜氏。愚窃意其非然也。论其谲与正之大者，如齐桓不纳郑子华之请，而晋文因元咺执衞侯；齐桓定王世子，而拜天子之胙；晋文则至请隧。其规模之正，大事事不如齐桓。至论城濮之战，则胜召陵远甚。何则？召陵虽盟，而楚灭▯围许，毫无顾忌，蔡、郑亦未敢即从齐。至如城濮一胜，而天下之诸侯如决大川而东之，其功之大小，宁可以数计哉！论者曰：「晋不宜伐衞以致楚，尤不当矜兵力以求必胜。」其説皆非也。论当日从楚之罪，则曹、衞为罪首。何则？楚之最近者许、蔡，其次则陈，又其次则郑。诸国之从楚，实迫于不得已。若衞为北方大国，而曹介在齐鲁之间，与楚风马牛不相及，又均为文昭之后，其相率而従楚，何为者？原楚之意，不过欲结衞以搘晋，结曹以来齐鲁，使天下诸侯俱南面朝楚而止耳。此门庭之寇，匪直为报怨之私而已也。且论者之意，果以为晋不伐衞而遂可以胜楚，晋不胜楚而晋遂可以伯乎？尤非也。不胜楚，则楚之虐焰未息，而不伐曹、衞势必加兵于陈、蔡、郑、许，目前齐、宋之急未易解也。且使晋而勤兵于四国，劳兵顿师，而楚檄曹、衞议其后，令楚反得仗义之名，而晋有孤军转战、腹背受敌之苦，胜负未可知。孰若蹙方张之寇于大河四战之地，一举胜之，为中原立赤帜？圣人宜录其不世之功，不宜以为谲而訾之也。且当日之时势何如者？鲁従楚矣，宋亦尝及楚平矣，鲁又乞师伐齐取谷。楚兵威所未及者，周与晋耳。斯时楚頵之横埒于安史，而晋文之功侔于李、郭。假令以安史之桀骜，唐室能仗义执言以服之乎？李、郭百计殄之，收复京师，而论功之际，乃谓其兵出诡道，非王者之师，鳃鳃焉议其后，恐朱子之《纲目》其书法不应如是。或又谓子所论者，后世之事耳。春秋未远，三代不可以战争论。曰：「果如是，则宋襄有明验矣。不重伤，不禽二毛，而遂至败于▯。令晋文而守拘方之见，城濮一挫，周室将不可问，其利害孰为大小？而又可执儒者之见以议之乎？」刘氏敞乃谓宋襄能守信义，虽师败国削，非其耻；又谓周末诸侯交争，贱守信而好竒功，故谷梁子亦以宋公为非。呜呼！是皆杜氏「谲而不正」之説误之，其弊驯至陈余儒者不用诈谋竒计，卒为泜水之擒而后已，岂不谬哉！辑《春秋晋楚争盟表》第二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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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
译《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八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晋楚争盟表
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朱子专门就伐楚这一件事来谈论，他的说法大概源于杜预。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论及诡诈与正派的大节，比如齐桓公不接纳郑子华的请求，而晋文公却因元咺之事拘捕卫侯；齐桓公安定周王世子，并拜受天子赐肉；晋文公却竟然请求使用天子规格的墓道。其格局的正大，在重大事务上都不如齐桓公。至于论及城濮之战，则其胜利远超召陵之盟。为什么呢？召陵虽然结盟，但楚国后来灭国围许，毫无顾忌，蔡、郑两国也不敢立即服从齐国。至于城濮一胜，天下的诸侯就像决开大河向东流一样归附，其功劳的大小，哪里可以用数量来计算呢！评论者说：“晋国不应该讨伐卫国以致招来楚国，尤其不应该倚仗兵力以求必胜。”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论及当时跟随楚国的罪责，曹、卫两国是罪魁祸首。为什么呢？离楚国最近的是许、蔡，其次是陈，再次是郑。这些国家跟随楚国，实在是迫于不得已。如果卫国作为北方大国，而曹国夹在齐、鲁之间，与楚国风马牛不相及，又都是文王、昭王的后裔，他们率领跟随楚国，是为什么呢？推究楚国的意图，不过是想结交卫国以支撑对抗晋国，结交曹国以招引齐、鲁，使天下诸侯都南面朝向楚国罢了。这是家门前的寇患，不仅仅是为了报复私怨而已。况且评论者的意思，如果真的认为晋国不讨伐卫国就可以战胜楚国，晋国不战胜楚国就可以称霸吗？更是错误的。不战胜楚国，那么楚国的肆虐势头就不会平息，而不讨伐曹、卫，势必会对陈、蔡、郑、许用兵，眼前齐、宋的危急局势也不容易解除。况且假如晋国在四个国家之间频繁用兵，军队疲惫困顿，而楚国发文书给曹、卫，让他们攻击晋军后方，让楚国反而得到仗义的名声，而晋国则有孤军转战、腹背受敌的痛苦，胜负还不可知。哪里比得上将正在张狂的寇敌逼入黄河边四面受敌之地，一举战胜它，为中原树立赤色旗帜呢？圣人应当记录这不世出的功劳，不应当因为诡诈而诋毁他。况且当时的时势是怎样的呢？鲁国已经跟随楚国了，宋国也曾与楚国讲和，鲁国又请求出兵讨伐齐国夺取谷邑。楚国的兵威所未能达到的，只有周王室和晋国罢了。这时楚国的嚣张程度堪比安史之乱，而晋文公的功劳等同于李光弼、郭子仪。假使以安史之乱的桀骜不驯，唐室能仗义执言来使他们屈服吗？李、郭百计歼灭他们，收复京师，而在论功的时候，却说他们出兵使用诡道，不是王者之师，小心翼翼地议论他们的过错，恐怕朱子的《纲目》其书法也不应该这样。有人又说：“您所论述的是后世的事情罢了。春秋时代离现在不远，三代时期不可以用战争来论断。”回答说：“果真如此，那么宋襄公就有明显的验证了。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却最终在泓水战败。假如晋文公也拘守这种死板的见解，城濮一战受挫，周王室将不可问津，其利害哪个大哪个小？又怎么能拿着儒者的见解来议论呢？”刘敞竟然说宋襄公能守信义，即使军队战败、国家削弱，也不是他的耻辱；又说周末诸侯互相争斗，轻视守信而喜好奇功，所以《谷梁传》也认为宋公不对。唉！这都是杜预“诡诈而不正派”的说法误导了他们，其弊端逐渐发展到陈余这样的儒者不用诈谋奇计，最终在泜水被擒杀才停止，难道不荒谬吗！辑录《春秋晋楚争盟表》第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