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春秋大事表七十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八》>

儒藏 · 春秋 · 已译 · 第 352–353 段

国举职，而不知其为公子鲍之私人也。足知名字褒贬之例，断断不可通于《春秋》。

译国家举荐任职，却不知道他是公子鲍的私党。由此可知，名字褒贬的体例，绝对不可以套用到《春秋》之上。

　　已上系杜氏解经传之误

　　春秋无书字之法论

苏老泉《春秋论》曰：「诸侯而或书其名，大夫而或书其字，胡文定因为之説曰：『王朝大夫例称字，列国之命大夫例称字，诸侯之兄弟例称字，中国之附庸例称字。』《春秋》书法，有例当称字或黜而书名，例当称人或进而书字，则褒贬系焉。」呜呼！大夫为诸侯之臣，附庸之君下公侯。

伯、子、男一等，今君称名而臣称字；公、侯、伯、子、男称名，而附庸之君称字，于崇卑之分不防倒置？为此说者，不过欲以名字见褒贬尔。于是有以杀大夫之书名为贬，至以泄冶之直谏而死，与里克、甯喜之弑逆同科；以大夫出奔之书名为贬，至以公子憗之为国除恶，与良宵、栾盈之叛臣同罪，而《春秋》之防愈晦。善乎方氏望溪之言曰：「《春秋》从无书字之法。旧以王人子突为字，非也。古有以子某名者，如陈子亢、介子推之类是也。以邾仪父为字，非也。古有以某父名者，如齐侯禄父、仪行父、箕郑父是也。」而支离穿凿之▯扫除过半矣。且《左▯》以仪父为克之字，计其年分尢辽逺。盟于隠之元年，而卒于庄之十六年，相距四十六载，而仪父又未必以即位之初年而盟也。意克为仪父之子，仪父之卒不书，至克而后书，方氏之言得之矣。且邾仪父与介葛卢、郳黎来均为附庸，则不宜有差别。今以仪父为字，而以葛卢与黎来为名，可乎？夫大夫之杀与出奔，列国无不以名赴，而以字赴之理。列国不以字赴，鲁史何从而得其字？鲁史既不书其字，孔子于百年后更何从追书其字耶？杜于凡书名者皆曰恶之，必当日俱有字书于简册，圣人特以恶之而斥其名。殊不知大夫既已正典刑，与逃窜其本国，方深恶痛絶之不暇，岂更有褒嘉之辞，而以其字赴于诸侯耶？且《春秋》之法果以称字为褒、称名为贬，子贡之徒当必习闻之，哀十六年续经何不书曰「仲尼卒」，而书「孔丘卒」耶？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九

　　国子监司业顾栋髙撰

　　人物表

昔班孟坚篹《汉书》，列表十，其终曰《古今人表》。余读之，殊苦其不伦。自邃古羲皇以至孔子，下逮桀、纣、幽、厉、妲己、褒姒、夏姬之徒，列为九等，猥杂已甚。且世代辽逺，难可悉数。以余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物号为极盛。无论孔子大圣垂法万世，即如栁下惠之和圣、季札、蘧伯玉之大贤，亦古今罕俪；而谗佞乱贼之徒，后世之殊形诡状者，亦莫不毕见于春秋之世。无他，国异政则贤否絶殊，世变亟则奸邪辈出也。谨就其中区其类为十有三：曰贤圣、曰纯臣、曰忠臣、曰功臣、曰独行、曰文学、曰辞令、曰佞臣、曰谗臣、曰贼臣、曰乱臣、曰侠勇，而以方伎终焉。凡孔门弟子之见于左▯者，靡不具载，所谓附骥尾而名益显。其余宁愼无滥，而向戌、栾书之列于谗臣，卫子鲜之不得列于独行，亦《春秋》推见至隠、原情定罪之意云。辑《春秋人物表》第四十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九》>

右各项俱极谨慎。纯臣列士燮而不列士防，以士防在秦时为秦画防谋战，故也。提弥明之于赵盾，董安于之于赵鞅，俱以身死难，而

译以上都是杜预解释《春秋》经传的错误。

关于《春秋》没有书写“字”的法则的论述：

苏老泉在《春秋论》中说：“诸侯有时被书写其名，大夫有时被书写其字。”胡文定因此解释说：“周王室的大夫惯例称字，各诸侯国的命大夫惯例称字，诸侯的兄弟惯例称字，中原地区的附庸国君主惯例称字。”《春秋》的书写法则，有惯例应当称字却贬抑而称名的情况，也有惯例应当称人却进升而称字的情况，那么褒贬之意就系于其中了。唉！大夫是诸侯的臣属，附庸国的君主低于公、侯、伯、子、男一等爵位，现在君主称名而臣属称字；公、侯、伯、子、男称名，而附庸国的君主称字，对于尊卑的分别不是颠倒了吗？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不过是想通过名和字来体现褒贬罢了。于是有人将杀害大夫时书写其名视为贬斥，以至于将泄冶因直谏而死，与里克、宁喜的弑君叛逆归为同一类；将大夫出奔时书写其名视为贬斥，以至于将公子憗为国除害，与良霄、栾盈的叛臣同罪，从而使《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更加晦暗不明。方望溪的话说得好：“《春秋》从来没有书写‘字’的法则。过去认为‘王人子突’中的‘子突’是字，这是错误的。古代有以‘子某’为名的人，比如陈子亢、介子推之类就是如此。认为‘邾仪父’中的‘仪父’是字，也是错误的。古代有以‘某父’为名的人，比如齐侯禄父、仪行父、箕郑父就是如此。”这样，那些支离破碎、穿凿附会的说法就扫除过半了。况且《左传》将仪父当作克的字，计算他们的年代尤其遥远。在隐公元年结盟，而在庄公十六年去世，相距四十六年，而且仪父未必是在即位之初年结盟的。推测克是仪父的儿子，仪父去世未被记载，直到克才被记载，方望溪的话是正确的。况且邾仪父与介葛卢、郳黎来都是附庸国君主，那么不应该有差别。现在将仪父当作字，而将葛卢与黎来当作名，可以吗？大夫的被杀与出奔，各国无不以名上报，哪有以字上报的道理。各国不以字上报，鲁国史官从哪里得到他们的字？鲁国史官既不记载他们的字，孔子在百年之后又从哪里追记他们的字呢？杜预对于凡是书写名的人都说是厌恶他们，必定认为当时都有字写在简册上，圣人特意因为厌恶他们而斥责其名。却不知道大夫既然已经正典刑，或者逃窜其本国，正是深恶痛绝之不暇，哪里还会有褒奖之辞，而以他们的字上报给诸侯呢？况且《春秋》的法则如果真以称字为褒、称名为贬，子贡等弟子应当必定习闻此法，哀公十六年续经为什么不写“仲尼卒”，而写“孔丘卒”呢？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九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人物表

从前班孟坚编纂《汉书》，列出十表，最后一个是《古今人表》。我读它，非常苦于它的不伦不类。从远古的伏羲、神农直到孔子，下至桀、纣、幽王、厉王、妲己、褒姒、夏姬之类，列为九等，混杂已经非常严重。况且世代遥远，难以全部列举。以我看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物号称极其兴盛。无论孔子是大圣垂法万世，即使如柳下惠的和圣、季札、蘧伯玉的大贤，也是古今罕见；而谗佞乱贼之徒，后世那些形态怪异的人，也没有不全部出现在春秋时代的。没有其他原因，各国政令不同则贤与不贤截然不同，世道变化急迫则奸邪辈出。谨从中区分类别为十三类：曰贤圣、曰纯臣、曰忠臣、曰功臣、曰独行、曰文学、曰辞令、曰佞臣、曰谗臣、曰贼臣、曰乱臣、曰侠勇，而以方技作为结尾。凡是孔门弟子在《左传》中出现的，无不全部记载，所谓附在骥尾而名声更加显扬。其余的宁可谨慎而不滥收，而向戌、栾书被列入谗臣，卫子鲜不能列入独行，也是《春秋》推究隐微、推原情状定罪的意思。编纂《春秋人物表》第四十九。

以上各项都极其谨慎。纯臣中列入士燮而不列入士会，因为士会在秦国时为秦国出谋划策作战，所以如此。提弥明对于赵盾，董安于对于赵鞅，都以身死难，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