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一》>
孟子
案《春秋》周正、夏正纷如聚讼，宋儒既有冬不可为春之疑，而主周正者，又于经典一二偶不合之处，必欲强以同之，是自寻破绽，是以后人益增惶惑，靡所适从。愚谓改正朔即是改时月，周断无称冬十一月为岁首之理。王者之▯号施令，与史臣之编年纪事，自宜画一，断无不用周正而反从夏正之理。惟民俗话言，习于夏正已久，偶有杂出者，在三代原所不禁。如《毛诗》用周正，而「春日迟迟」与「秋日凄凄」、「冬日烈烈」，则不可以周正言，以抚时道景，于夏时为切也。《论语》「行夏之时」，明言周家改时，而「莫春曰春服既成」；《孟子》通篇用周正，而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俱不可以周正言，以饮食日用，于夏时为宜也。惟不必一一强求其同，而正无害其为同，因得张翠屏先生定本，附列于《时令表》之后。其未备者增入之，其强合者驳正之，而后学者于诸经通达无碍，无龃龉不合，亦无勉强求合之病，而《春秋》「王正月」之为周正，益了然无疑矣。其于经学，未必无小补云。
时令表附録
余纂《春秋时令表》，集《春秋》经传，证明周家改时改月，以驳文定「夏时冠周月」之误，已经七年。乾隆辛酉，于邓悔庐年丈处，得覩元儒史文玑先生《管窥外篇》，其论周家正朔月数，与愚见脗合，不禁先得我心。且其所引陈定宇、张敷言二家之说，详明▯当，真足荟萃诸经，疏通隔碍，而史先生之折衷尤核。读此，则凡《尚书》、《毛诗》、《周易》、《周礼》、《礼记》、《论语》、《孟子》所言时月参错不齐，悉与《春秋》相通，不烦牵就扭合，不似蔡氏解书，主不改时月之说，遂置《春秋》于不问也。谨备録其说于左。
史氏伯璿曰：「月数之说，朱子《孟子注》以为改，蔡氏《书传》以为不改。然以《诗·七月》篇攷之，则凡七月、九月之数，是自寅月起数，夏正也，观于流火、授衣之言可见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类，是自子月起数，葢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纪候，故周有天下，遂定为一代之正朔，以觱▯、栗烈之气候验之可见矣。夏正、周正同见一诗之中，可见月数之未尝不改，则蔡氏恐不如朱子之的当。近代惟陈定宇、张敷言之论最为分晓。」
陈定宇曰：「蔡氏主不改月之说，遂谓并不改时，殊不知月数于周而改，春随正而易，证以《春秋》、《孟子》、《左传》、《后汉书·陈宠传》，极为明着。成公十年六月丙午，晋侯使甸人献麦。六月乃夏四月也。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晋侯灭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时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书，可见十二月丙子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岂非夏十一月乎？经有只书时者，僖公十年冬大雨雪，葢以酉戌月为冬也。使夏时之冬而大雨雪，何足以为异而纪之？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葢以子丑月为春也。使夏时之春而无冰，何足以为异而纪之？惟夏时八九月而大雪，不当严寒而严寒；夏时十一月、十二月而无冰，当严寒而不严寒，故异而书之耳。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注曰：『冬猎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鲁犹按夏时之冬，而于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书曰『春狩于郎』，此所谓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亦然。定公十三年夏，大搜于比蒲。鲁虽按夏时之春，于夘辰之月行春田之搜，夫子只书曰『夏搜于比蒲』，此所谓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书五月大搜于比蒲，亦然也。陈宠传说尤明白，曰：『天以为正，周以为春。』注云：『今十一月也。』『地以为正，殷以为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今正月也。』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阳月皆可以言春也。胡氏《春秋传》不敢谓王正月为非子月，而于『春王正月』之春字，谓以夏时冠周月，皆攷之
译孟子
按《春秋》中周正与夏正的争论纷纭如聚讼，宋代儒者已有“冬天不能称为春天”的疑惑，而主张周正的人，又对经典中个别偶然不合之处，必定强行使其相同，这是自寻破绽，因此后人更加惶惑，无所适从。我认为改正朔就是改时月，周朝绝没有把冬十一月称为岁首的道理。王者颁布号令，与史官编年纪事，自然应当统一，绝没有不用周正反而遵从夏正的道理。只是民间习俗言语，习惯于夏正已久，偶尔有混杂出现的，在三代原本就不禁止。如《毛诗》使用周正，而“春日迟迟”与“秋日凄凄”、“冬日烈烈”，则不能用周正来解释，因为感时写景，以夏时为贴切。《论语》“行夏之时”，明确说周朝改时，而“暮春曰春服既成”；《孟子》通篇使用周正，而公都子说“冬天则喝热汤，夏天则喝冷水”，都不能用周正来解释，因为饮食日用，以夏时为适宜。只是不必一一强行求同，而正不妨碍其相同，因此得以采用张翠屏先生的定本，附列在《时令表》之后。其中不完备的增补进去，其中强行附会的驳正过来，而后学者对于诸经通达无碍，没有抵触不合，也没有勉强求合的弊病，而《春秋》“王正月”为周正，更加了然无疑了。这对于经学，未必没有小小的补益。
时令表附录
我编纂《春秋时令表》，汇集《春秋》经传，证明周朝改时改月，以驳斥文定公“夏时冠周月”的错误，已经七年。乾隆辛酉年，在邓悔庐年丈处，得以看到元代儒者史文玑先生的《管窥外篇》，他论述周朝正朔月数，与我的见解吻合，不禁先得我心。而且他所引用的陈定宇、张敷言两家的学说，详明恰当，真足以荟萃诸经，疏通隔阂，而史先生的折衷尤其精确。读此，则凡《尚书》、《毛诗》、《周易》、《周礼》、《礼记》、《论语》、《孟子》中所说的时月参差交错，都与《春秋》相通，不烦牵强附会，不像蔡氏解书，主张不改时月的说法，于是置《春秋》于不问。谨备录其学说于下。
史氏伯璿说：“关于月数的说法，朱子《孟子注》认为改了，蔡氏《书传》认为没改。然而用《诗·七月》篇来考证，凡是七月、九月这样的月数，是从寅月起数，是夏正，从‘流火’、‘授衣’的话可以看出；凡是一之日、二之日之类，是从子月起数，大概周朝的先公已经用这个来纪候，所以周朝拥有天下，就定为这一代的正朔，从‘觱发’、‘栗烈’的气候验证可以看出。夏正、周正同见于一首诗中，可见月数未曾不改，那么蔡氏恐怕不如朱子恰当。近代只有陈定宇、张敷言的论述最为清楚。”
陈定宇说：“蔡氏主张不改月的说法，于是说并不改时，殊不知月数在周朝改了，春天随着正朔而变，用《春秋》、《孟子》、《左传》、《后汉书·陈宠传》来证明，极为明显。成公十年六月丙午，晋侯派甸人献麦。六月是夏四月。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晋侯灭虢。此前卜偃说克虢的日期：‘大概是九月、十月之交吧？丙子朔，一定是这个时候。’卜偃用夏正说，而《春秋》用周正书写，可见十二月丙子是夏十月。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难道不是夏十一月吗？经文中有时只书季节的，僖公十年冬大雨雪，大概是以酉戌月为冬。如果夏时的冬天大雨雪，何足以作为异事而记载？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大概是以子丑月为春。如果夏时的春天无冰，何足以作为异事而记载？只有夏时八九月而大雪，不当严寒而严寒；夏时十一月、十二月而无冰，当严寒而不严寒，所以作为异事而记载。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注说：‘冬猎叫狩。周的春天，是夏的冬天。’鲁国仍按夏时的冬天，在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书曰‘春狩于郎’，这所谓的春，不是周的春是什么？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也是这样。定公十三年夏，大搜于比蒲。鲁国虽按夏时的春天，在卯辰之月行春田之搜，夫子只书曰‘夏搜于比蒲’，这所谓的夏，不是周的夏是什么？次年又书五月大搜于比蒲，也是这样。陈宠传的解说尤明白，说：‘天以为正，周以为春。’注说：‘今十一月也。’‘地以为正，殷以为春。’注说：‘今十二月也。’‘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今正月也。’这三代的正朔，子、丑、寅三阳月都可以说春。胡氏《春秋传》不敢说王正月不是子月，而在‘春王正月’的春字上，说以夏时冠周月，都考证
不审。安得有隔两月而以夏时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时之正，适冬寒夏热之宜，则惟夏时为然。夫子欲行夏时，葢答顔渊『使得为邦，则宜如此』耳。岂可但知有夏时之春，而不知有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阳、二阳、三阳之月皆可为春，故三代迭用之以为岁首，以一日论，子时既可为次日，子月岂不可为次年？观此，则三代皆不改月数，与冬不可为春之说陷于一偏明矣。
译我不明白。哪里会有相隔两个月，却用夏历的月份来冠以周历月份的道理呢？只有符合四季的正序，适宜冬天寒冷、夏天炎热的规律，才只有夏历是这样。孔子想要实行夏历，大概是回答颜渊“假使让我治理国家，就应当这样”罢了。怎么可以只知道有夏历的春天，却不知道有商历、周历的春天呢？一阳、二阳、三阳的月份都可以作为春天，所以夏、商、周三代交替使用它们作为一年的开始。从一天的角度来看，子时既然可以作为第二天，子月难道不可以作为第二年吗？由此看来，三代都不改变月份数目，以及冬天不能算作春天的说法，陷入片面性就明显了。
史氏伯璿曰：「陈氏此说援引的当，已无可议。但《商书》再言『十有二月』，正蔡氏主意之张本。陈氏既不于彼处辨之，及至此处辨论，又无一言及彼。惟张敷言之说可以补陈说之缺，今存于后。」
张敷言曰：「或谓三代改正朔无异议，月数之改，诸儒议论不一，学者病焉。间者伏读《春秋》至『王正月』，而窃得其说。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后世史书书正月，即时王之正月也，何假称王？窃意必其别有所谓正月者，故称王以别之。及读僖公五年，晋献公伐虢，以克敌之期问于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谣、星象之验，皆是夏正十月，而其传乃书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自实其年，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称正月，亦是夏正寅月。考之老人所歴七十三年，二万六千六百六十日，当尽丑月癸未，其传乃书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俱是周人，一则对君，一则执事大夫，其岁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时王之正月月数而言夏正哉？聴之者何故都不致诘，即知为寅月起数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数皆必改，其朝觐、聘问、颁朔、授时，凡笔之于史册者，即用时王月数；其民俗之岁时相与之话言，则皆以寅月起数，如后世者自若也。而《春秋》书『王正月』以别民俗，为无疑。周人之诗、《孟子》之书，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诸儒之论各执所见，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则没而不书，主不改者遇改月之义则讳而不録，终不能晓然相通以袪学者之惑。」曰：「周以子月为正，为一月，信矣。以为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新民之耳目，以权一时之宜，非谓冬必为春，子之月便可祈谷上帝，便可牺牲毋用牝也。」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时』矣，周公作礼，正月之后不复曰正岁矣【凌人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最可考。以寅月为正岁，则子月为权宜得矣】曰：「子谓必其笔之史册者，则用时王正月月数，《伊训》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则《嗣王》只见及《太甲》篇之「嗣王奉归」，不在正月乎？曰：后世嗣王服防，攷之《顾命》，固有常仪，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之大变，周公之圣犹被流言，阿衡之心为何如哉？朝而自怨，夕而复辟，尤不须于正月也。况正月但书十二月，以《虞书》「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汉而下例之，殷不其独无正乎？曰：秦以亥正，犹称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谬，何足取法？葢秦以寅月书正，岁首十月，其制又异，不若殷之全无正也。曰：或者谓晋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则又何说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晋文伯后，容或有之；卜偃之言，及献公之世，是时纂国日浅，二军始备，晋文未兴，齐桓尚在，虽尝灭耿、灭霍，小小得志，方朝周纳贡之不暇，亦何暇毁冠裂冕，更姓易物，而用夏正哉！然则愚之所见为有据，而《春秋》「王正月」之一词，今古诸儒不敢轻议者，固着明矣。
史氏伯璿曰：「张氏之説与陈定宇之说互相▯明甚善。至于《商书》再言十二月之辨，尤可以补陈说之缺，故备録之于此云。」
或谓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夏商西周之时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而《书》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又言「惟十有二月朔」，是商虽以丑月为正，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以蔡▯推之，固是如此。然张敷言之说极有理，所碍者即位之年不当称元祀耳【或正以此破张氏，故及此】苏氏谓崩年改元，乱世之事，不宜在伊尹而有之，此是据周礼以律商耳。三代之礼至周大备，逾年改元至周始定此制，夏殷时未尝有也【二孔▯疏云：「殷家尚质，逾月即改元以明世次。周法始以逾年改元，已于《伊训》明言之】苏氏推周制
译史氏伯璿说：“陈氏这一说法援引得当，已经无可非议。但《商书》两次提到‘十有二月’，正是蔡氏主张的根据。陈氏既然不在那里加以辨析，等到在这里辩论时，又没有一个字提及那里。只有张敷言的说法可以弥补陈氏说法的缺漏，现在把它保留在后面。”
张敷言说：“有人说三代改正朔没有异议，月数的更改，各位儒生议论不一，学者对此感到困惑。近来我研读《春秋》读到‘王正月’，私下里领悟了其中的道理。正月，本来就是王的正月，就像后世史书记载正月，就是当时天子的正月，何必假借称王呢？我私下认为必定另有被称为正月的，所以称王来加以区别。等到读僖公五年，晋献公讨伐虢国，以战胜敌人的日期问卜偃，卜偃回答是九月、十月之交。考察童谣、星象的验证，都是夏正十月，而《左传》却记载在十二月，更改月数就很明显了。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自己陈述他的年龄，说：‘我出生的那年，正月甲子朔，到现在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了，它的最后三分之一。’他所称的正月，也是夏正寅月。考察老人所经历的七十三年，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天，应当结束于丑月癸未，而《左传》却记载在二月，更改月数又很明显了。然而卜偃、老人都是周人，一个是对君主，一个是执事大夫，他们的岁月又是两件事中切近实用的，不像其他事情泛泛谈论日月，为什么舍弃当时天子的正月月数而言夏正呢？听的人为什么不加追问，就知道是从寅月起数呢？因此知道周的历法和月数都必定更改，其朝觐、聘问、颁朔、授时，凡是记载在史册上的，就用当时天子的月数；其民俗的岁时相互交谈，都以寅月起数，像后世一样自然。而《春秋》记载‘王正月’以区别于民俗，是没有疑问的。周人的《诗经》、《孟子》的书，也各自有所取法。不然的话，各位儒生的议论各执己见，主张更改的遇到不更改的文字就隐而不写，主张不更改的遇到更改月数的意义就忌讳而不记录，最终不能清楚地相通以消除学者的疑惑。”
问：“周以子月为正，作为一月，确实如此。认为它是春天吗？”答：“是的。”问：“寒暑颠倒，可以吗？”答：“先王的制度，改姓受命，必定改正朔，改变服色，刷新百姓的耳目，以权宜一时的适宜，不是说冬天必定是春天，子月就可以向天帝祈求谷物，就可以祭祀不用雌性牺牲。”问：“有不安的地方吗？”答：“确实如此。不然的话，孔子不说‘行夏之时’了，周公制定礼制，正月之后不再说正岁了【凌人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最可考证。以寅月为正岁，那么子月作为权宜之计就合理了】。问：“您说必定是记载在史册上的，就用当时天子的正月月数，《伊训》的‘元祀十有二月’，蔡氏认为是殷正月的，究竟是哪个月呢？”答：“建子月。殷正本来在丑月。那么《嗣王》只看到《太甲》篇的‘嗣王奉归’，不在正月吗？”答：“后世嗣王服丧，考察《顾命》，本来有常仪，何必等到正月？而放逐桐宫的事情，又是人臣的大变，周公的圣明尚且遭受流言，阿衡的心意会怎样呢？早上自怨，晚上又复位，尤其不需要在正月。况且正月只记载十二月，以《虞书》‘正月上日’、‘正月朔旦’以及秦汉以下为例，殷难道独自没有正吗？”问：“秦以亥正，还称十月，不也一样吗？”答：“秦正的谬误，哪里值得效法？大概秦以寅月书正，岁首十月，其制度又不同，不如殷完全没有正。”问：“有人说晋用夏正，所以卜偃、老人的话如此，那又怎么说呢？”答：“这又不对。老人的话，在晋文伯之后，或许有的；卜偃的话，及献公的时代，这时建国日子浅，两军刚完备，晋文公未兴起，齐桓公尚在，虽然曾经灭耿、灭霍，小小得志，正忙于朝见周王纳贡，哪里有空毁坏冠冕，改姓易物，而用夏正呢！那么我的见解有根据，而《春秋》‘王正月’一词，古今各位儒生不敢轻易议论的，本来就很明确了。”
史氏伯璿说：“张氏的说法与陈定宇的说法互相阐明，很好。至于《商书》两次提到十二月的辨析，尤其可以弥补陈氏说法的缺漏，所以详细记录在这里。”
有人说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夏商西周之时都是这样。所以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而《尚书》说“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又说“惟十有二月朔”，这是商虽然以丑月为正，而寅月起数未曾更改。以蔡氏推断，确实是这样。然而张敷言的说法极有道理，所阻碍的是即位之年不当称元祀【或许正以此反驳张氏，所以提及此】苏氏说崩年改元，是乱世的事情，不应该在伊尹而有，这是依据周礼来衡量商。三代的礼制到周朝才完备，逾年改元到周朝才确定此制，夏殷时未曾有【二孔疏云：“殷家尚质，逾月即改元以明世次。周法始以逾年改元，已于《伊训》明言之”】苏氏推断周制
律商，亦犹《顾命》中推春秋之礼以议召公，召公亲与周公同僚，为周公所敬信，岂知礼反不及苏氏邪？是皆未得为至当。蔡▯引秦正为不改月数之证，张敷言已辨之。或又谓因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数，周东迁以后则然。意者平王于迁洛，稍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数以合之。愚窃以为蔡氏主不改月数之说，而为《春秋》所碍，故其援引皆不及《春秋》。或为此说，葢欲为蔡氏剔拨此碍，防诸经而定为不刋之论。但此事须得先秦古书为据，方可取信来世，今但以臆度傅防，未得为定论也。平王不能自振，事事因循，何以见其独有意于此邪？
译律商，也就像《顾命》中依据春秋之礼来议论召公一样，召公亲自与周公同僚共事，被周公敬重信任，难道他懂得的礼反而不如苏氏吗？这些说法都未能达到最恰当的地步。蔡氏引用秦代正朔作为不改变月数的证据，张敷言已经辩驳过他。又有人说，因为正朔的改变而连带改变月数，周平王东迁以后就是如此。推测平王在迁都洛邑时，稍微想要显示有所革新，以刷新天下人的耳目，所以趁着先王正朔的改变而连带改变月数以相配合。我私下认为，蔡氏主张不改变月数的说法，因为受到《春秋》的阻碍，所以他的援引都不涉及《春秋》。有人提出这种说法，大概是想替蔡氏剔除这个阻碍，防备其他经典的质疑，从而定为不可更改的定论。但这件事必须得到先秦古书的依据，才能取信于后世，现在只是凭主观推测来附会防备，未能成为定论。平王不能自我振作，凡事因循守旧，凭什么看出他唯独在这件事上有意为之呢？
书·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传云云，秦建亥矣。且秦史制书、改年、始朝贺皆以十月朔，夫秦继周者也，若改月数，则周之十月为建酉矣，安在其为建亥乎【此一叚系蔡氏之言】
史氏伯璿曰：「周亡于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于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当是时，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时，礼乐已不自天子出，号令已不行于天下，民间私称已皆是寅月起数者矣。周既亡矣，则建子之正已不得为时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谓周正者乎？然则秦所谓冬十月者，是因民间私称夏正而书之，无足疑者。此于周改月数之说，自不相碍，不足以为据也。」
书·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蔡氏传云云。又按汉孔氏以春为建子之月，葢谓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数，必以其正为四时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为建子之月，而经又系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数，于《太甲》辨之详矣，而四时改易，尤为无义。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暖，固不待辨而明矣。或曰：「郑氏笺诗『维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于夏为孟春。」曰：「此汉儒承袭之误耳。且《臣工》诗言『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麰，将受厥明』，葢言莫春之时，麰麦将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赐。夫麰麦将熟，则是建辰之月，夏正之莫春审矣。郑氏于诗且不得其意，则其攷之固不审。不然，则商以季冬为春，周以仲冬为春，四时反逆，皆不得其正，岂三代奉天之政乎【此一▯俱蔡氏之言】
史氏伯璿曰：「四时改易，冬不可为春之疑，但以夫子行夏之时一言证之足矣。既有所谓夏之时，则必有所谓商之时、周之时。顔子问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时，则是当时所行未是夏时也。未是夏时，非周之时而何？夏之时以建寅之月为春，则周之时必以建子之月为春矣。若周之时春亦建寅，无以异于夏时之春，则夫子何必曰行夏之时哉！至于郑氏笺诗，葢亦不知民间私称只是夏时，而例以时王之制律之，故致此误耳。蔡氏非之，诚是也。若以张敷言史册所用、民俗所言二说例之，则不待多辨而自解析矣。葢诗为歌咏之辞，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数者，不特臣工一篇为然，正所谓民俗岁时相与话言者也。郑氏必欲抝以从子，固误；蔡氏又欲援以为不改月数之证，要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蔡氏《传》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朔，故曰一月也。」史氏伯璿曰：「二孔、林氏皆以一月为子月，蔡氏不从其说。窃意一月便是子月，无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以时方举事，商命未改耳。时王正月在周，家虽因国俗纪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书前事，亦不容因后改前，失传信之意也。与《七月》诗『一之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书》明有「三正」之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见者亦非一处。若皆以寅月起数，与「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言，则是惟夏为有正，殷、周虽改正朔，而皆无正月之名，乌在其为天正、地正、建子为正、建丑为正也？
陈定宇又曰：「愚按蔡氏于《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为建寅之月，与二孔之说不合，必证以前汉《律厯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师初▯，以殷十一月【亥月】戊子，后三日得周正辛夘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闰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古以惊蛰为寅月中气，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以节气证之，则《武成》以周正纪月数，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史氏伯璿曰：「汉志虽非先秦古书，然终是近古可信，较之陈宠传则此尤为近古，皆非唐宋以来诸儒臆度附防无所证据之比，读者
译《尚书·伊训》中“惟元祀十有二月”一句，蔡氏传中说道，秦朝以亥月为正月。况且秦朝制定史书、更改年号、开始朝贺都以十月朔日为准。秦朝继承周朝，如果更改了月份数序，那么周朝的十月就应该是酉月了，怎么能说是亥月呢【这一段是蔡氏的话】
史氏伯璿说：“周朝灭亡于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年，秦朝改正朔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年。当时，周朝灭亡已经三十六年了。周朝存在时，礼乐已经不从天子那里发出，号令已经不通行于天下，民间私下称呼已经都是以寅月起算月份了。周朝既然灭亡了，那么建子之正就不再是当今天子的制度，天下又哪里有所谓的周正呢？那么秦朝所说的冬十月，是因为民间私下称呼夏正而这样记载的，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与周朝更改月份数序的说法，自然不相妨碍，不足以作为依据。”
《尚书·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蔡氏传中说道。又查汉代孔氏认为春是建子之月，大概是因为三代改正朔，必定更改月份数序，必定以正月作为四时的开端。序言说一月戊午，既然把一月当作建子之月，而经文又把它系于春季，所以就把建子之月当作春。改正朔而不更改月份数序，在《太甲》篇中已经详细辨析过了，而四时改易，尤其没有道理。冬天不可以当作春天，寒冷不可以当作温暖，本来不需要辨析就很明白了。有人说：“郑氏笺注《诗经》‘维莫之春’，也说周朝的季春，在夏朝是孟春。”回答说：“这是汉代儒者沿袭的错误罢了。况且《臣工》这首诗说‘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麰，将受厥明’，大概说的是暮春时节，麦类将要成熟，可以接受上帝的明赐。麦类将要成熟，那就是建辰之月，夏正的暮春是确凿无疑的。郑氏连《诗经》的意思都没有理解，那么他的考证本来就不审慎。不然的话，商朝以季冬为春，周朝以仲冬为春，四时颠倒逆乱，都不符合正道，这难道是三代奉行上天的政令吗【这一条都是蔡氏的话】
史氏伯璿说：“四时改易、冬天不可以当作春天的疑问，只用孔子‘行夏之时’这句话来证明就足够了。既然有所谓夏之时，那么必定有所谓商之时、周之时。颜回问治理国家，孔子希望他实行夏之时，那就是当时所实行的不是夏之时。不是夏之时，不是周之时又是什么呢？夏之时以建寅之月为春，那么周之时必定以建子之月为春了。如果周之时的春也是建寅，与夏之时的春没有区别，那么孔子何必说实行夏之时呢！至于郑氏笺注《诗经》，大概也是不知道民间私下称呼只是夏时，而用当今天子的制度来衡量它，所以导致这个错误。蔡氏批评他，确实是正确的。如果用张敷言所说的史册所用、民俗所言两种说法来类推，那么不需要多辩驳就自然解析清楚了。大概《诗经》是歌咏的言辞，所说的多是以寅月起算月份的，不只是《臣工》一篇如此，这正是民俗岁时互相交谈的话语。郑氏一定要强行把它归入建子之月，固然错误；蔡氏又想引用它作为不更改月份数序的证据，终究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尚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蔡氏《传》说：“一月，建寅之月不叫正月而叫一月，是因为商朝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朔，所以叫一月。”史氏伯璿说：“二孔、林氏都把一月当作子月，蔡氏不跟随他们的说法。我私下认为一月就是子月，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之所以不叫正月而叫一月，是因为当时正举大事，商朝的命数尚未更改。时王正月在周朝，大家虽然因循国俗记录节气，但还没有确定正月的名称。史官追记前事，也不容许因为后来的更改而改变前面的记载，失去传信的本意。这与《七月》诗中‘一之日’的情况正相同，推究彼处就可以明白此处了。”又查：《夏书》明确有“三正”的文字，而天正、地正、人正的名称见到的也不止一处。如果都以寅月起算月份，与“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朔，所以建寅之月不叫正月而叫一月”的话，那么只有夏朝有正月，殷、周虽然改正朔，但都没有正月的名称，哪里说得通天正、地正、建子为正、建丑为正呢？
陈定宇又说：“我查蔡氏在《泰誓》上及《武成》中都把孟春一月当作建寅之月，与二孔的说法不合，一定要用前汉《律历志》来证明才尤其明白。《志》说：‘周师初起，以殷十一月【亥月】戊子，后三日得到周正辛卯朔【子月】，次日壬辰。到戊午渡过孟津，次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二月朔。四日癸亥到达牧野。闰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古人以惊蛰为寅月中气，现在叫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是朔日；生霸，是望日。这个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所以《武成》说：惟四月旁生霸，过了六日庚戌，武王在周庙燎祭。’用节气来证明，那么《武成》用周正纪月数，而不是夏正，不辩自明。”史氏伯璿说：“《汉书·律历志》虽然不是先秦古书，但终究是近古可信的，比起陈宠传则这个尤其近古，都不像唐宋以来诸儒臆测附会、没有证据那样，读者
宜有取焉。」窃尝又按《易》《临》卦彖辞有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为自子月数起，当是六月《遯》卦。虽《本义》兼存或说是今八月《观》卦之言，于后终不如主前说之力，况前说胜后说，又朱子平日解经之通例乎？兼语録答学者之问，又只主周正，可见。愚窃以为《临》彖「元亨利贞」与「有防」皆主阳言，以二阳上进陵逼四隂，故其亨在阳；将来诸爻尽则变，则二隂长而渐盛，故其凶在阳。况《临》、《观》与《遯》三卦，皆就阳爻取义名卦。阳浸长则为《临》，阳避退则为《遯》，阳在上示下则为《观》。然则避退可以言有凶，在上示下不可以有凶言，明矣。《观》虽亦是隂长阳消之卦，然圣人扶阳抑隂，固已别取义明卦矣，不应于此又指为凶也。然则八月指《遯》而《观》无凶，明甚。卦辞又文王所系，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数者，亦犹周公一之日、二之日纪数也。
译应当有所采纳。」我私下又考察《易经》《临》卦的彖辞，其中有说：“到了八月会有凶险。”这“八月”，程颐、朱熹两位先生都认为应从子月开始推算，应当是六月对应的《遯》卦。虽然《本义》中兼存了另一种说法，即指今历八月的《观》卦，但在后面终究不如坚持前一种说法有力，况且前说优于后说，又符合朱熹平日解释经书的通例呢？加上《语类》中回答学者提问时，也只主张周正历法，由此可见。我私下认为，《临》卦彖辞中的“元亨利贞”与“有防”都是针对阳爻而言的，因为两个阳爻向上进取，凌逼四个阴爻，所以其亨通在于阳爻；将来各爻都发生变化，那么两个阴爻生长而逐渐强盛，所以其凶险在于阳爻。况且《临》、《观》与《遯》三卦，都是依据阳爻来取义命名卦象的。阳气逐渐增长则为《临》，阳气避退则为《遯》，阳气在上显示于下则为《观》。那么避退可以说有凶险，而在上显示于下不可以说有凶险，这是很明显的。《观》卦虽然也是阴长阳消的卦，但圣人扶持阳气、抑制阴气，本来已经另外取义来明确卦象了，不应当在这里又指出它有凶险。那么八月指的是《遯》卦而《观》卦没有凶险，是非常明白的。卦辞又是文王所系，文王身处商朝而自子月开始计数，这也如同周公以“一之日”、“二之日”来纪数一样。
右正朔月数改与不改之说，自孟子以来千五六百年，诸儒无有定论。近代陈定宇、张敷言之说，议论援据，似觉平正▯实，愚深信之。而同志辨诘纷然，暇日裒集诸说一处，仍疏已见于后，以俟有道而就正焉【已上俱节録《管窥外篇】
愚按：史先生及张、陈二家之说，可谓精心考究，然尚有一二未尽者，愚请得而折衷之。张谓晋献公时未敢遽用夏正，卜偃对君只沿民俗之通称，此犹是以常见拘泥。晋实是行夏正，看僖十五年韩之战，及昭三十二年城成周，与经所书先后俱差两月，经用周正，传因晋俗而用夏正，此便了然。杜预载《汲冢书》，记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为鲁隠之元年正月，其《纪年》篇皆用夏正。先儒谓晋封太原，沿唐尧之故俗，理或有之。然看来成周盛时，原所不禁，不特周也，亦通三代之所不禁。看《豳风》称一之日、二之日，公刘当夏之时，便已自以子月起数。周有天下，遂定为正朔，但不曰正而曰一，以避时王之尊号。至武王伐商之年，商命未改，犹曰「惟一月壬辰」，不敢遽用正字，《诗》、《书》所称同一揆也。文王于殷时，彖易于《临》卦曰「至于八月有凶」，亦用子月起数，八月为夏之六月。夏、殷时不禁豳、周之用子正，周时独禁晋之用寅正乎？若三代果有此禁，则啓之罪状有扈氏，只当云「怠弃夏正」，不当云「怠弃三正」矣。孔子大圣人，为周之臣子，不当教顔渊以「行夏之时」矣。当日答顔渊，只是现在侯国有用顔子为政者，便当行此数事，非必谓代周而有天下，更姓改物，然后行夏之时也。孔子时不比孟子时，以扶起衰周为念，若谓百年之后，代周而王者当如此，则孔子教顔渊乃是悬空说话，不是现在可行之事，岂圣贤商略治道之旨乎？可见当时原是通用，在圣人亦看得平常，又何疑于晋之用夏正也【吕氏大圭以为孔子答顔渊「行夏之时」，谓顔子得志行道，改革天命，当如是尔；如使顔子未能改革天命，则亦将从时王之制，不得擅用夏时，其说太荒唐。顔子当日是布衣，岂有改革天命之理？彼葢未知夏、殷、周三正原通行故耳】其谓秦以寅月书正，第以十月为岁首亦未然，彼第见吕不韦作《月令》用夏正，故云然。不知秦亦改时改月，亥月竟称春正，月至寅月已称夏四月矣。沿至汉髙、恵、文、景之世犹然。至武帝太初定厯，改用夏正，史官因追改前年月，独汉元年冬十月失于追改，犹仍秦旧，故有五星聚东井，致髙允之疑。其实秦之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七月初未交中气，犹未离六月躔度，日在鹑火，与东井秦分鹑首犹是隔宫相望，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故俱得防于此。汉初司星者原不错，因后来史官失于追改，后人疑为夏正之十月，则日躔析木之次，与鹑首秦分隔离七宫，金水无防聚之理。秦之改时改月无所见，此一条其大彰明较著者也。详见唐顔师古《汉书·髙帝纪》注及宋刘攽贡父说中。顔、刘俱在史前，而史援引张说未及辨正，可见考核精细之难也。
又案：秦时置闰俱称后九月，葢是时厯法不讲，不知随时置闰之法，都堆积在岁终。春秋末年已有此病，此亦秦改时改月之一证也。秦史只称为闰十二月，汉太初以后追改为后九月耳。
春秋大事表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二之一
国子监司业顾栋髙撰
朔闰表
余读《春秋》，每苦日食、置闰不得其解。据先儒旧说，《春秋》不应置闰而置闰者凡二【见庄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及文元年闰三月】应置闰而失不置者凡三【见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襄二十七年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至日食之乖缪尤多。《谷梁》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及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频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频食，诸儒皆以为日无频食法，日月无频交之理，不交无从有食，歴千年罔有折衷。又经传中日月多有互异，孔
译关于正朔月数应当更改还是不更改的争论，自孟子以来千五六百年间，各位儒者都没有定论。近代陈定宇、张敷言的说法，议论所援引的依据，似乎显得平正切实，我深信不疑。然而同道的辩驳诘问纷然杂陈，我在闲暇时日将各种说法汇集一处，仍将自己的见解疏解在后面，以等待有道之士前来纠正【以上都节录自《管窥外篇》】。
我按：史氏先生以及张、陈两家的说法，可以说精心考究，但尚有一二未尽之处，我请求得以折衷调和。张氏说晋献公时不敢立即采用夏正，卜偃回答君主只是沿袭民俗的通称，这还是以常见之理拘泥。晋国实际是实行夏正，看僖公十五年韩之战，以及昭公三十二年筑成周城，与经文所记载的先后都相差两个月，经文使用周正，传文因沿晋俗而使用夏正，这就清楚了。杜预记载《汲冢书》，记曲沃庄伯十一年十一月，为鲁隐公元年正月，其《纪年》篇都使用夏正。先儒说晋国封于太原，沿袭唐尧的旧俗，道理或许存在。但看来成周兴盛时，原本并不禁止，不仅周朝如此，也是通于三代都不禁止的。看《豳风》称一之日、二之日，公刘当夏朝时，就已自己从子月起算。周朝拥有天下，于是定为正朔，但不称正而称一，以避当时天子的尊号。到武王伐商那年，商朝命数未改，还说“惟一月壬辰”，不敢立即用正字，《诗》、《书》所称同一准则。文王在殷朝时，在《临》卦的彖辞中说“至于八月有凶”，也用子月起算，八月为夏朝的六月。夏、殷时不禁止豳、周使用子正，周时唯独禁止晋使用寅正吗？如果三代果真有此禁令，那么启讨伐有扈氏的罪状，只该说“怠弃夏正”，不该说“怠弃三正”了。孔子是大圣人，作为周的臣子，不当教颜渊“行夏之时”了。当时回答颜渊，只是现在侯国有用颜子为政者，就应当实行这几件事，并非一定说取代周而拥有天下，改姓改物，然后才行夏之时。孔子时不比孟子时，以扶起衰微的周朝为念，如果说百年之后，取代周而称王者应当如此，那么孔子教颜渊就是空谈，不是现在可行的事，难道是圣贤商议治道的宗旨吗？可见当时原是通用，在圣人看来也平常，又何必怀疑晋使用夏正呢【吕氏大圭认为孔子答颜渊“行夏之时”，是说颜子得志行道，改革天命，应当如此；如果颜子未能改革天命，那么也将顺从天王的制度，不得擅用夏时，其说太荒唐。颜子当日是布衣，哪有改革天命的道理？他大概不知道夏、殷、周三正原本通行罢了】。他说秦以寅月书正，只以十月为岁首也不对，他只是见吕不韦作《月令》用夏正，所以这样说。不知道秦也改时改月，亥月竟称春正，月到寅月已称夏四月了。沿至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时依然如此。到武帝太初定历，改用夏正，史官因而追改前年月，唯独汉元年冬十月失于追改，仍沿秦旧，所以有五星聚东井，致使高允怀疑。其实秦的冬十月乃夏正的七月，七月初未交中气，犹未离六月躔度，日在鹑火，与东井秦分鹑首犹是隔宫相望，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所以都能防于此。汉初司星者原不错，因后来史官失于追改，后人疑为夏正的十月，则日躔析木之次，与鹑首秦分隔离七宫，金水无防聚之理。秦的改时改月无所见，这一条其大彰明较著者也。详见唐颜师古《汉书·高帝纪》注及宋刘攽贡父说中。颜、刘俱在史前，而史援引张说未及辨正，可见考核精细之难也。
又按：秦时置闰都称后九月，大概是此时历法不讲，不知随时置闰之法，都堆积在岁终。春秋末年已有此病，这也是秦改时改月之一证也。秦史只称为闰十二月，汉太初以后追改为后九月耳。
春秋大事表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二之一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朔闰表
我读《春秋》，每每苦于日食、置闰不得其解。据先儒旧说，《春秋》不应置闰而置闰的共有两次【见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及文公元年闰三月】应置闰而失不置的共有三次【见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至于日食的乖谬尤其多。《谷梁传》说：“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及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频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频食，诸儒都以为日无频食法，日月无频交之理，不交无从有食，历千年罔有折衷。又经传中日月多有互异，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