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十六》>

译以上五人，纪伯姬、叔姬、宋共姬，记载了卒年却未记载葬期，这都是不寻常的。鄫季姬记载了卒年却未记载葬期，这是寻常的。杞叔姬被休弃却也被记载了卒年，是因为鲁国派逆防去迎接她回国。其余如郯伯姬、齐子叔姬，都不记载卒年，这与嫁给大夫为妻的情况相同。

以上二人是鲁国女子未出嫁而去世的。

霞峰华氏说：“虽然说是已经许配，就用成人的礼仪来对待她，这也是当时国君溺爱的过错。许配了还不能称为夫人，那么对于国君就没有丧服，却像对待成人一样办丧事，是不合礼制的。”

以上一人是王姬，比照内女的情况。

关于《春秋》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去世的讨论：

查考《左传》认为叔姬已经嫁给杞国，被休弃而遭到断绝关系，因为经文没有连系杞国来说明断绝关系。又因为上面有“杞伯来朝”与“子叔姬卒”相连，凭空生出“请求断绝叔姬而不断绝婚姻关系【意思是立她的妹妹做夫人】”的说法，于是就把这位叔姬当作被杞国断绝关系的女子，而把成公五年“杞叔姬来归”、八年“杞叔姬卒”当作杞国所请求继续作为婚姻的对象，推究情理，可以说大错特错。根据现在士人百姓的家庭，没有断绝一个女子而又再请求一个女子的道理，杞国怎敢这样？鲁国又怎肯答应？既然按照他的意思，用次女续婚了，二十多年后又再次被断绝关系，杞国为何如此不讲道义？五年回来，八年死在母家，九年向杞国请求然后才来迎娶，防姐和妹妹二人，前后都被抛弃，杞国为何如此强暴，鲁国为何如此孱弱到这种地步？这些都是情理上必定没有的事情。况且既然请求断绝叔姬，那么叔姬就不再是夫人，可以不为她服丧了，经文又为何记载她的去世呢？应当以《公羊传》、《谷梁传》许嫁的说法为正确。她许嫁给了哪个国家不知道，与僖公九年伯姬的情况相同。李氏亷更为之说：“已经许嫁给了杞国，杞伯来朝，请求断绝而又求娶次女。”叔姬正处在母家，杞国又从何处挑剔她的短处而预先请求断绝呢？这都是把上下两件事牵强附会的毛病。杞伯自来朝鲁，叔姬自去世，两件事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看作两件事，自然没有这种毛病。如果啖氏助、刘氏敞、吕氏大圭认为这个〇应当在成公八年而误置于此，也觉得费事。《春秋》这一部经，杞伯来朝很多了，难道必定有所为？《左传》谬误的说法极多，怎能必定寻求其可通？与其相信传注而想要更易经文，不如删去传注而使经文仍旧为得当呢？

关于《春秋》文公十六年毁坏泉台的讨论：

查考《公羊传》说：“泉台，就是郎台。没建成叫郎台，建成了叫泉台。”就是庄公三十一年所称的“在郎筑台”的那个，各位儒者都跟随它，认为这是彰显先祖的过错，所以讥讽。我统观经文前后，知道这种说法不对。根据《左传》，有蛇从泉宫出来，进入国都，数目像先君一样。秋八月辛未，声姜去世，毁坏泉台。杜预注认为蛇妖所出，而声姜去世，所以毁坏它。《正义》说：“台在宫内，人看见蛇从宫出来，毁坏台并毁坏其宫。”刘氏敞认为迷惑百姓以怪异，大概取的是这种说法。意思泉宫应当是声姜所居，像东宫、西宫之类，近在宫闱之内。蛇出来而夫人去世，认为这是不祥，所以想要毁坏。如果说郎台，那么郎地在今鱼台县，距离鲁都二百里，是边鄙之地。世间没有边鄙有妖异，而认为应验在夫人身上的道理。即使说毁坏泉台与上面夫人去世各为一件事，不相连属，而经文在夫人去世下间没有异事，不另记日月，那么应当是在那天毁坏了。如果不是因为宫内不祥，急于毁坏，世间哪有在穿丧服哭泣的时候，而想要改革先朝故事，毁坏二百里以外的台的道理？孙氏觉说：“毁坏，是完全除去，与堕不同。先君做这件事是对的，而毁坏它，是毁坏先君的美德；先君做这件事是错的，而毁坏它，是暴露先君的恶行。”事情的对错且不论，而在声姜去世那天毁坏，在情理上总觉得迂缓不切，所以知道迷惑百姓以怪异的说法是正确的。十八年二月，文公死在台下。黄氏正宪认为就是那个地方，那么蛇的妖异不系于声姜，而系于文公。天意好像说：“公应当从此宫出来，跟随先君到地下。”道理未可知。《春秋》的教化，属辞比事，然而也有不应当联两事为一事的。如文公十二年杞伯来朝，二月庚日子叔姬去世，这自然是两件事，而《左传》必定想要强合之，于是认为杞伯来朝请求断绝叔姬，而不断绝婚姻，二月叔姬去世，不说杞国断绝。这与情理不合。子叔姬自然是鲁女未嫁，与杞伯来朝什么事呢？如今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去世，毁坏泉台，这是因为夫人去世而毁坏，本自一事，而《公羊传》必定想要强分之，于是以泉台为庄公所筑的郎台。何休注说：“讥讽临民的漱浣。”与泉字义合，更极牵强。夫人在这天去世，泉台在这天毁坏，经文所书，不显然吗？〇的当从与不当从，一断以经而已矣。

关于《春秋》昭公八年〇陈哀公的讨论：

《春秋》的法度：内贼不讨，不书〇；然而也有书〇的，如蔡

译景公、许悼公就是这种情况。国家灭亡了，《春秋》不记载“葬”；但也有记载“葬”的，比如昭公八年楚国人灭掉陈国，《春秋》记载了陈哀公的“葬”。蔡景侯、许悼公的“葬”，各位儒生探求其中的说法却不得要领，往往牵强附会地加以迁就，始终没有定论。高紫超先生论述说：“礼仪完备而后下葬的，记载‘葬’；尸体腐烂而后草草下葬的，不记载‘葬’。更有逆子用刀刺死父亲，想要掩盖其弑君叛逆的罪迹，向诸侯通报，以隆重的礼仪来‘葬’，那么也记载‘葬’。《春秋》全都是根据事实来记载罢了。”话说得好啊！可以说掌握了《春秋》的义例了。昭公八年陈哀公的“葬”，各位儒生多有不同说法。《左传》认为是宠臣袁克“葬”的；贾逵、服虔认为“葬”陈哀公的文字在杀孔奂之下，认为是楚国“葬”的；孔颖达又申述杜预的说法，说如果真是楚国“葬”的，应当说“楚人葬陈哀公”，像齐侯葬纪伯姬的例子那样，不能直接说“葬”。因此注疏依据《左传》作为定案了。而后人又从而诋毁它：赵氏说袁克不是大臣，怎么能办理“葬”事？死去的国君又怎么能告知诸侯来防备“葬”事？黎氏说陈国被楚国占据，鲁国怎敢在他“葬”事时派臣子去防备？之彚纂因此折中他们的说法，说“葬”应当遵从传文，而鲁国派臣子去防备“葬”事则无法解释。楚国刚刚灭掉陈国，诸侯震惊恐惧，所以下文九年春天，鲁国派叔弓去陈国参加楚子的葬礼以表达敬意，哪有先派人去陈国防备“葬”陈国国君的道理？大概一定是鲁国派人参加“葬”事而后才记载，这是常例。唯独这次鲁国没有派人参加“葬”事却变例记载了，这是圣人保存陈国之意。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鲁国实际上没有这件事，鲁国史书没有这段文字，而孔子记载了，这是诬蔑，是矫饰。想要保存笔削的义理，却先落下矫饰诬蔑的笔迹，不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我私下认为这也是圣人根据事实记载罢了。大概楚平王奉孙吴之命包围陈国，借口讨伐罪过，对哀公本来没有仇怨。灭掉陈国之后，隆重地“葬”哀公，让他的旧臣告知诸侯，远近都来防备“葬”事，以显示恩惠和礼仪：一来取悦陈国的遗民，二来掩盖四方的耳目罢了，因而能够夺取国家而没有愧疚。鲁国派人参加，也是秉承楚国的意思而做的，与九年叔弓参加楚子葬礼正自并行不悖。这样看来，鲁国实际上参加了“葬”事，《春秋》怎么能不记载“葬”？楚国实际上以礼“葬”哀公而让鲁国派人参加，鲁国参加“葬”事本来没有嫌疑。如果像《左传》所说，是袁克的私“葬”，一定不能告知诸侯，鲁国必定不敢触犯楚国的怒气而去参加“葬”事。《春秋》从哪里记载呢？所以这件事应当摒弃《左传》而相信经文，比较相关事件来看，就很清楚了。其他灭国而不记载“葬”的，或者是仇怨相攻，俘虏了国君，或者是死在位子上，臣民私下草草“葬”埋，像这样那么鲁国实际上没有理由参加“葬”事。《春秋》怎么能记载“葬”？所以知道那据事直说的说法，而《春秋》的义例四通八达没有矛盾，各位儒生纷纷的议论，不辩自明。

译《春秋》定公十五年记载：“姒氏卒。”论【附哀公十二年孟子卒】

姒氏是哀公的母亲，定公的妾室。在此之前，僖公、宣公、襄公、昭公的四位妾母去世，都称为夫人，〇称为小君，君子讥讽她们僭越。那么姒氏记载“卒”而不记载“夫人”，记载〇而不称为小君，是《春秋》赞许她恢复正统吗？回答说：不是赞许。四位妾母被称为夫人、小君，是君主想要私下厚待自己的母亲；而姒氏不记载为夫人、不记载为小君，是权臣专权专制，欺凌轻蔑君主，使君主不能厚待自己的母亲。君主想要厚待母亲，而臣下曲意逢迎以成全此事，这件事虽然不对，但还出于尊崇君主、爱护上级的意思；使君主不能厚待母亲，而全国都知道有权臣，不知道有君主，这件事虽然正当，但实际上是犯下无父无君的大罪。唉！乱臣贼子想要对君父肆意无礼，他们的事没有不是打着正当旗号的。一定要选择举世共同愤慨、贤人君子叹息痛恨的事情，一旦实行，使全国一致赞同然后才可以，只按我所做的而不忌讳我。阳虎想要作乱，先顺从祭祀先公；王莽追夺丁、傅的尊位，董卓并杀宦官，都是篡夺政权的渐近步骤，而《春秋》怎么能赞许他们呢！姒氏还是妾母，至于孟子是昭公的嫡夫人，也记载“卒”，并不记载〇，那么季氏的专权可见了。有人说：“旧史本来记载夫人孟子薨，孔子特意删去而记载‘卒’，以向天下后世警示娶同姓的戒律。”回答说：这更是违背理义到了极点。况且娶吴国女子为同姓，罪在昭公，对孟子有什么过错呢？昭公畏惧吴国而与他通婚，活着时用夫人的礼节尊崇她，那么死后自然应当用夫人的礼节〇她。仲遂是弑君的贼人，而宣公既然把他当作大臣，就应当隆重地给予始终恩遇的礼节，所以《春秋》记载“仲遂卒于垂，犹绎，去籥”，这是笔法显然可见的，难道孟子的同姓，反而不能比作仲遂这样的逆贼吗！季氏对于昭公，驱逐他的身体，废黜他的继承人，又削弱他的配偶，使他不能完成礼节来〇，这是凡有血气之人都共同愤慨的。圣人根据事实记载，以显示凡是臣子的人都应当吃他的肉、睡在他的皮上，却反而说季氏实际上是用礼节〇夫人，孔子因为同姓而删去〇，并在痛心泣血的日子，删去她的称号，做出索瑕摘垢的行为，而且把昭公以前的罪过转移到孟子身上，在事情上失去真实，在情理上不合宜，圣人万万不会这样做。因此知道圣人在经书中，都是根据事实记载而没有刻意，在笔削之间有所取舍。之前四位妾母，实际上是用夫人的礼节薨逝，实际上是用小君的礼节〇，那么《春秋》怎么能不记载夫人、不记载小君呢？姒氏和孟子，实际上没有用夫人的礼节薨逝、小君的礼节〇，那么《春秋》怎么能记载夫人、记载小君呢？然而在记载的方面，可以看出以妾配嫡、名分僭越的嫌疑；在不记载的方面，足以显明权臣专权、欺凌逼迫君主的实情，那么本来并行而不相违背。十二公中有的记载即位、有的不记载即位，大概都可以看到了。

春秋桓公、庄公不记载大夫卒论

《春秋》隐公被公子翚所杀，贼人在内，所以不记载〇。桓公死在齐国，仇敌在外，所以记载〇。而在桓公、庄公的大夫都不记载卒，以彰显他们反面侍奉仇敌、苟且偷生、隐忍〇，以此表明朝廷没有臣子。考察桓公、庄公两位君主，历经五十年，大夫去世的很多，只有在庄公三十一年记载“公子牙卒”。然而这应当属于有罪被刺杀的例子，《春秋》避讳而记载卒，不是恩礼所加，所以知道都是孔子删去的。然而宣公也是继位后被杀，而叔孙得臣记载卒，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从僖公以前，用治世的礼节来治理；从僖公以后，用乱世的礼节来治理。用治世的礼节来治理，彰显赏罚的大公，周道尚未衰败，而僖公还可以有所作为；用乱世的礼节来治理，彰显赏罚失去权柄，周道大坏，而《春秋》将等同于战国。孔子把僖公的诗列入《鲁颂》，因为哀公获得麒麟而作《春秋》，这是治乱的分界吗？僖公建造泮宫、修复閟宫，不记载在《春秋》，而特别列入颂，认为这是三王的事情，周道还可以有所作为。所以在僖公以前，《春秋》一概用王道来治理。到了僖公以后，三桓兴盛了，鲁国的衰败由于三桓。圣人在这里详细记载三桓的事情，以彰显世卿擅政的渐近、破坏法纪的原因。到了昭公，那么鲁国不再是周公的鲁国，而是三桓的鲁国了。所以圣人不再用王道来治理，认为诛杀他们将不可胜诛，反而掩盖他们背上无君的实情。观察桓公的时代，公子翚不记载卒，而定公五年记载‘季孙意如卒’，那些亲身背负大逆的人尚且如此，又何况朝廷的士大夫呢？这是圣人的微意，读者应当分别观看。”

春秋左〇丧毕吉禘説

《士虞礼》记载：“卒哭，第二天按班次祔祭。”《檀弓》也说：“殷朝练祭后祔祭，周朝卒哭后祔祭。”孔子赞许殷朝，大概也认为周朝祔祭太早，急于神化亲人。陆象山先生居母丧，想要卒哭后祔祭，撤去几

译筵席。他的侄子寿对此产生怀疑，都写信来询问朱子。朱子用郑玄《仪礼注》中的话告诉他：“祔祭之后，神主返回寝宫。”陆象山认为这不是《仪礼》的原文，不足以采信。朱子极力驳斥他，认为不论古礼如何，但如今在卒哭祭之后便撤去灵位，孝子的心怎么能安心呢？后来的儒者大多怀疑朱子，认为防止过度哀伤的措施往往要加以疏远，这在《坊记》中有记载；防止过度哀伤的事情只有前进而没有后退，这在《檀弓》中有记载，这些都是神主不返回寝宫的证据。郑玄首创这种说法，朱子却抛弃经文而相信郑玄，可以吗？况且宗庙是鬼神所依附的地方，寝宫是活人所居住的地方，既然已经祔入宗庙，却仍然返回到活人混杂聚集的地方，在情理上也觉得不安。我曾经考证过，朱子关于三年后祔入宗庙的说法，大概本于程子、张子的说法。程子、张子的说法，实际上本于《左传》中丧礼结束举行吉禘祭的说法。程子、张子都说：“礼制规定卒哭祭后仍然保留早晚哭丧，如果没有神主在寝宫，哭丧在哪里进行？一定要等到三年丧礼结束，合祭祖先并将远祖神主藏于夹室，新逝者的神主才从殡宫进入宗庙。”这仅仅是根据《左传》中“单独祭祀神主，在宗庙举行烝、尝、禘祭”，将神主与宗庙对举，认为神主应该不在宗庙而在寝宫罢了，并没有根据《仪礼》来确立说法。就像春秋时期所说的，郑玄采用《谷梁传》中练祭时毁坏旧庙的说法，就以练祭为界限；杜预采用贾逵、服虔的说法，就以三年为界限，他们的说法也不同。朱子说《谷梁传》只说毁坏旧庙，而没有说迁移新神主，怎么知道不是在练祭时迁移旧神主，而在三年时纳入新神主呢？朱子的意思，大概是说三年后将新神主迁入宗庙，然后完全以对待神灵的方式侍奉；而在卒哭祭时祔入，则仍然将神主返回寝宫，以对待活人的礼节侍奉罢了。这样孝子的心就安定了，但这与防止过度哀伤应加以疏远的原则相违背。况且既然没有在宗庙中以神灵之礼侍奉亲人，不知道卒哭祭的第二天，又为什么多进行这一次祔祭呢？直到贾公彦的疏又说道：“只有祔祭和练祭，祭祀在宗庙进行，祭祀结束后神主返回寝宫。至于大祥祭和禫祭，神主自然在寝宫祭祀。”这使得死者在宗庙中忽进忽出，没有定准。既想符合《仪礼》中卒哭祭时祔入的条文，又想符合《谷梁传》中练祭时毁坏旧庙的条文，还想符合《左传》中丧礼结束举行吉禘祭的条文，拘泥牵强，迁就附会，我恐怕先王制定礼制不像这样曲折复杂。朱子说祔祭和迁庙是两件事，祔祭是祔入应当进入的祖庙，并祭祀祖先，这是祖孙同庙受享。等到丧礼结束，祖先迁至高祖庙，高祖神主藏于夹室，然后奉新逝者的神主进入宗庙。《谷梁传》说：“毁坏旧庙，更换屋檐，重新粉刷。”这正是祔祭之后、迁庙之前的事。这在周代的制度下或许可行，后世自从汉明帝以来，天子的宗庙已经是同堂异室，对于士大夫则是同室异龛。四代祖先都在一处，怎么能在祔祭时在其祖父的龛位祭祀，越过父亲而配享呢？我私下认为，如今孙子祔入祖父，断然不能拘泥，而卒哭祭第二天的祔祭，既然有孔子称赞殷礼的话，那么也不必拘泥于《仪礼》的原文。《书仪》、《家礼》以及前明的丧礼典制，都在祔祭后将神主返回寝宫，遵循郑玄的说法，而《家礼》则在卒哭祭时告祔，在大祥祭时祔入宗庙，大概是两者都遵从。近代的儒者认为卒哭祭到大祥祭，相隔将近两年，而接连进行两次祔祭，不符合人情；况且已经向祖先禀告将祔入新逝者的神主，却仍然不进入宗庙，祝文也是虚妄的。不如相信程子、张子的说法，在大祥祭的第二天祔入宗庙，改换神主、迁庙祔祭在同一天进行，这更符合人情，且不可改变。《开元礼》、《政和礼》这两部礼书，在卒哭祭之后不祔入宗庙，直到三年禫祭之后才祔入，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吧？

译天子、诸侯的丧礼，已在春秋时期被讨论为已废绝。

世人认为《仪礼》是周公所制定，然而其中关于聘问、觐见、宴饮、进食等礼仪，大多涉及王朝和邦国的礼节，而丧礼只记载了《丧服》和《士丧礼》三篇，天子、诸侯的丧礼却缺失未载。孟子时代，滕文公想要实行三年之丧，父兄百官都感到怪异惊骇，孟子也只是陈述其大概，并说：“诸侯的礼仪，我没有学过。”唉！孟子距离孔子的时代不到百年，而当时的风尚竟然如此，那么丧礼的泯灭废坠，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我曾经详细考证《左氏传》，从而知道天子、诸侯的丧纪已经在春秋时期废绝无疑。大概自从周朝王道衰微，皇纲解体，就有诸侯不奔赴天子的丧礼、不哀悼天王，却甘愿奔波于晋、楚之间的了；也有因为天子贫乏，不备办丧具，直到七年才到鲁国请求助丧财物、请求金钱，甚至景王去世三个月，就用大夫的礼仪来安葬天子的了。等到王子朝作乱，王室像沸水一样动荡，捧着周朝的典籍逃奔楚国，于是天子的礼仪就亡失了。列国不遵守诸侯的限度，奢侈的如宋文公的椁有四个角、棺有装饰，公然使用天子的礼仪；而苟且简略不备的，如晋国栾书用一辆车将厉公葬在东门之外，齐国崔杼安葬庄公，四面的帷帐不戒备，邻国不知道，公卿不备位。鲁国号称秉持礼仪，却在墓道之南安葬昭公；《檀弓》记载孟敬子的话，明明知道吃粥是天下通行的礼仪，却居然吃正常的饭食。其余列国尤其放肆不守规矩，因此厌恶丧礼妨害自己，都去除了相关典籍，于是诸侯的礼仪也亡失了。孔子作为大圣人却没有得到位势，退而与门弟子在杏坛上讲解学习，所以孺悲曾经向孔子学习士的丧礼，而天子、诸侯的礼仪无从厘正。三礼所记载的，仅存千百中的一二。到了孟子时代，有土之君厚颜无耻，把三年之丧这种通行的礼仪，视为怪异骇人而不合常理。杞、宋没有证据可考，难道只是为夏、殷的礼仪叹息吗？有人说：“那么聘问、觐见、宴饮、进食的礼仪唯独保存下来，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正可以观察春秋时代的世变。春秋时，觐见享宴的礼仪虽然废弛，然而晋文公曾在河阳朝见周王，厉公率领诸侯讨伐秦国，到达京师，其礼仪还沿袭旧制。周王朝与列国互相聘问，晋、楚等大国接受诸侯的聘使，俨然如同天子的仪制。至于宴享以及慰劳赏赐臣下，列国尤其多。而春秋时代崇尚文饰，互相致力于俯仰揖让、衣裳裙褶之间，所以经历长久而显著明白。丧礼则根植于至诚的本性，而人心浇薄，有土之君尤其严重。景王有三年之丧却早早宴乐；卫太子衎哭泣却不悲哀；鲁昭公三次更换丧服，如同对待弁髦一样，抛弃很久了。所以聘问、觐见、宴饮、进食的礼仪没有废弛，是因为春秋时习惯实行。士丧礼没有废弛，是因为孔子与游、夏等弟子讲明并努力坚守。至于天子、诸侯的丧礼，则废坠已久，典籍缺失，即使是圣人也无可奈何了。我二十一岁时，为先父守丧阅读《丧礼》，曾遗憾《仪礼》只详细记载士的丧礼，没能看到天子、诸侯的完整礼仪。私下认为《仪礼》详细记载其节次，而《周官》散见于各职，曾想汇集三《礼》、《大小戴记》、《春秋》三传以及郑玄、贾公彦等儒者的《仪礼注疏》，推类及于天子、诸侯，编纂成书，以弥补《仪礼》的缺失。因循拖延未能完成，到现在已经老了。研究《左氏传》，才知道其废失实际上始于春秋时期，并非由于秦火，现在诸儒所记载的，也未必都是周公的旧制。

春秋大事表卷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十七上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宾礼表

从前先王制定宾礼以亲近邦国，制定朝觐、聘问、会盟誓约的礼仪，用来协调邦交、明确上下、尊崇体制、平息纷争。六年五服一朝，又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诸侯则世代互相朝见，终其君主的一生只见一次而已。大行人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司盟掌管盟载的法度，凡邦国有疑会盟，就掌管其盟约的记载及其礼仪。这就是朝聘会盟，由来已久。当时，诸侯率领天下共同尊奉一个至尊，天子施恩惠以推恩于万国，疏密有定期，贡赋有定数，赏赐有定典，体制相承，尊卑不乱，难道不是天下大同、大一统的时代吗？东迁之后，王政不纲纪，诸侯放纵恣意，于是列国不修朝觐之礼，而天王反而下聘了、归赗了、锡命了。整个春秋时期，鲁国朝见天王的只有两次，到京师的只有一次，而到齐国的多达十一次，到晋国的多达二十次，甚至旅见而朝见楚国。天王来聘的有七次，而鲁国大夫聘问周朝的仅有四次，聘问齐国的多达十六次，聘问晋国的多达二十四次，而其接受列国的朝见，却从未曾回报聘问。由鲁国可知天下，而王室的衰微、诸侯的不臣服，大概可见了。隐公、桓公时代，会盟繁兴，诸侯互相结党以相轧。自庄公十三年齐桓公举行北杏之会，而天下的诸侯开始统一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