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八下

译那些往来的路径，都可以考证而知。文公十二年，晋国和秦国在河曲交战。河曲就是今天的山西蒲州府。《通典》说：“有蒲津关。”西岸是陕西同州府朝邑县，秦国的王城就在那里。文公十三年，秦伯在河西驻军，魏人在河东，这说明蒲州和朝邑东西相望。秦国和晋国平时往来大多在这里。晋公子重耳回国渡河，子犯投璧；秦伯在河上诱杀吕甥、郤芮；以及孟明视伐晋，渡河焚舟，都发生在这个地方。成公十一年，秦、晋讲和，秦伯不肯渡河，驻扎在王城，那就在朝邑的西岸。河曲之战时，臾骈说：“把他们逼到河边，一定能打败他们。”那就在蒲州的东岸。昭公元年，秦后子在河上造船，回去取酬谢的礼物，总共往返八次，那就是从朝邑到蒲州，东西造船渡河。因为这是平时常渡的地方，所以不特别说明地点。“于是从茅津渡河”，“于是从南河渡河”，“从〇津涉水”，这是因为不是平时常走的地方，所以特意标出名字。茅津在今天山西解州平陆县，南岸是河南陜州，州治距离黄河七里。这是由北向南，秦国因为晋国不出兵，所以不再从蒲津西返，特意从茅津南渡，到达陜州永宁、渑池之间，埋葬殽山战死的尸体，再向西北从陆路回国。南河又名棘津，在卫辉府汲县南七里。曹国在卫国东边，晋国从汲县南渡，从卫国南边向东。陆浑，即今天河南府嵩县，在晋国南边。当时晋国想借洛水祭祀来偷袭陆浑，所以不从孟津，而是向东南渡〇津以出其不意，这些都不是平时往来的常规路径，所以特意称某处某处，以显示军事行动的突然。棘津西二十里是延津，即郑国的廪延之津，为今天卫辉府延津县。《水经》说：“黄河又向东北流，通称为延津。”所以卫国也有延津的名字。孔悝被蒯聩驱逐，载着伯姬在平阳，行经延津就是如此。卫国的楚丘是滑县，有白马津，也叫延津。北岸是濬县，是卫国的旧都，与淇县接壤。卫文公渡河，在漕邑野外驻扎，是从黎阳南渡白马津。卫国后来迁都帝丘，即今天北直隶的〇州。黄河在〇州北十五里，那么郑国、卫国都在黄河以南，所以都有河上的称呼。卫宣公在河上建造新台，这时还定都朝歌，就在黄河以北；郑文公派高克在河上抵御狄人，就在黄河以南，都在靠近黄河的地界。邲之战，晋军渡河，是从孟津渡的。大概春秋时，晋国西渡河到秦国，就从蒲津；南渡河到周、郑，就从孟津；东渡河伐齐，就从卫国的〇州长寿津。这三者都不说明具体地点，蒲津、孟津都在晋国本土，而孟津是今天河南府孟县，即晋国的河阳。晋国与周、郑往来尤其频繁，凡是使节聘问、邮驿传递、出兵、凯旋，路必由此经过。城濮之战胜利后，晋国召周王在河阳狩猎，是从南渡河而北返；邲之战，先縠以中军佐的身份渡河，是从北渡河而南。等到战败连夜渡河，掬取船中的手指，以及楚庄公在河上祭祀告成，那就在原武县西北的大河，当时仓促失序，不能再整顿部队，从旧道回国。周国和晋国以黄河为南北界，周都洛阳，有北邙山，山的北面临近大河，河北岸就能望见孟津。子朝在河上使用周国的宝珪，渡河人在河上得到它，大概在孟津的南边。卫国迁都帝丘后，与郑国都在河南，两国去晋国，那么郑国从延津，卫国从白马津。白马津也叫延津，这个地名偶尔出现一次。襄公三十年，防吉逃奔晋国，驷带追他到酸〇，这是廪延的延津；哀公十六年，孔悝载伯姬在平阳，行经延津，这是滑县的白马津。郑国太叔命令西部、北部边境对他有二心，又收编有二心的人作为自己的城邑，直到廪延，说明延津在郑国的北边。防吉想从这里渡河，向北逃奔晋国，所以驷带追他到酸〇，用两块玉珪在河上作抵押。齐国土地西到黄河。成公二年鞌之战，襄公十八年荀偃沉玉而渡河，这时黄河已经南移，渡河处应当在今天濬、滑之间，从〇州长寿津。昭公、定公之间六次到黄河才恢复，大概借道于此。因为这时晋国土地已有郑国的虎牢、卫国的朝歌，并交错进入山东范县界，与齐、鲁接壤。大概从河曲以北为秦、晋分界，就称为西河；从河曲之南折向东，经过周、郑的边界，就称为南河；再从南河折向东北，穿入卫、齐边界，就称为东河。《左传》对于各国行军、朝聘的往来，都以一条黄河为经纬，最明白清晰且有法度。现在根据可见的，大约标注其地理如此，使后来读《左传》的人有考证的依据。

译在《渡河考》后

黄河自古以来迁徙不定，在春秋时期就应当分为两段来看待。周定王五年，黄河从防胥口向东改道流入漯川，与大禹治理黄河的故道南北相距几乎四百里。查考周定王五年己未年即鲁宣公七年，春秋元年己未至此恰好一百二十一年，正值春秋中期，这大概是气运使然，学者不可不详细考证。防胥口在今卫辉府濬县的西南、滑县的西北。大禹治理的黄河则绕过濬县西侧向北流，经过广平肥乡与洚水【即漳水，在肥乡汇入黄河】汇合，流经曲周、钜鹿【即《禹贡》所说的“至于大陆”】，到天津入海。黄河改道流经漯川后，则绕过濬县南面大伾山的山脚，折向东流，到长寿津又与漯水分流。黄河经过内黄东北流，越过元城县西；漯水则经过〇州清丰，抵达观城、范县的边界，再蜿蜒曲折向东北流，到滨州利津入海。秦、晋、周都在濬、滑的西境，与黄河改道无关；齐地距离改道处尚远，受改道影响的只有卫国，而在传文中可以考证的，没有比开州更明显的了。鲁襄公十四年，孙蒯出使卫国，献公吟唱《巧言》诗的末章，诗中说：“居河之麋，职为乱阶。”这是指孙文子居住在戚邑，戚邑在〇州北七里，所以用此诗讽刺他。如果在宣公七年以前，黄河不流经〇州，就没有理由吟唱这首诗了。鲁哀公二年，晋国送蒯聩进入戚邑，夜间迷路，阳虎说：“沿着黄河右岸向南，必定能到达。”杜预注说：“当时黄河流经元城界，戚邑在黄河外，晋军已经渡过黄河，所以想从黄河右岸向南走。”如果黄河没有改道，不流经元城，就没有沿着黄河右岸向南走的道理。又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札从卫国前往晋国，将在戚邑渡河。《史记》记载孔子从卫国将前往晋国，到了黄河边却返回，说：“水势浩大啊！我不能渡河，是命运啊！”大致黄河改道以后，各国想要前往晋国必定经过卫国，从卫国前往晋国必定经过〇州长寿津，因为这条路最近便。孙林父拥兵居住在戚邑，占据黄河岸边，处于南北交通要道，又结交晋国的权贵，所以诸侯畏惧他如同畏惧一个敌国。综合计算，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向东经过洛水入黄河处，至今河道依旧，即使再过千百年也不应有变更。大概从巩县以西到秦晋交界，被华山、太行山、北邙山重重山峦夹峙，黄河水势不能横向泛滥，到濬县出险就夷，春秋中期黄河才开始改道。原本绕大伾山西侧直向北流的，转而经过大伾山南麓，从濬、滑之间向东流。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黎阳、白马是战争要地，到宋朝靖康年间依然如此。元代黄河与淮河合流，黄河经过开封城北，距离濬县又向南迁徙三百里，而《禹贡》所说的“至于大伾”，也没有了。沧海桑田的变化，难道是偶然的吗？总之，大禹治理的黄河初次变化，从春秋宣公七年开始，我因此郑重记下。乾隆十年十二月下旬六日，复初氏又记。

《春秋》不记载黄河改道论

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正值鲁宣公七年，这是千古以来河流变迁的开始。这是大事，而圣人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可以看出《春秋》的记载依据鲁国史书，鲁国史书的记载依据各国的通报，各国不通报，鲁国史书就不记载，圣人也就无从记载了。”问：“那么各国为什么不通报呢？”回答说：“当时黄河从防胥口向东改道流入漯川，在今濬县境内，各国中只有卫国与之相关，周王室以及秦、晋都无关。如果卫国因此发生水灾杀害人民、淹没房屋，那么自然不免通报各国。但当时黄河与漯水合流，漯水本身也能容纳黄河水，即使小有决口泛滥，而在三代时期民居稀少，距离水源各二十五里，凡是山泽空隙之地都不耕种，水来了有地方流淌。所以虽然流经滑县及〇州，滑县即卫国楚丘之地，〇州即卫国帝丘之地，逼近国都，却没有大的灾害，本国不通报，邻国不慰问灾祸，所以鲁国史书没有记载。”问：“你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回答说：“根据《春秋》，宋国大水就记载，齐国大灾就记载，宋、卫、陈、郑受灾以及成周宣榭火灾都记载，凡是王室及四邻国家的水火灾害没有不记载的，哪有河流失常、毁坏都邑而不郑重记载在防地的呢？由此知道不通报所以不记载，没有大灾害所以也不通报。”问：“鲁襄公二十三年，即周襄王二十二年，谷水、洛水相斗，毁坏王宫，到《春秋》襄公二十四年齐人修筑郊邑，此时应当向齐国通报，哪有通报齐国而不通报鲁国的道理，而《春秋》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鲁国人以此为耻，所以避讳不记。凡是《春秋》记载列国的灾害，没有不行吊唁慰问之礼的，所以宋国大水而鲁公派使者去吊唁，宋国受灾而诸侯在澶渊筑城归还宋国财物。当时天子微弱，晋国也失去政令，鲁国只听命于晋国霸主，晋、鲁都是王室近亲，不召集诸侯为王室修缮郏邑，而齐国背叛晋国才去实行，所以鲁、晋都以此为耻而避讳不记载，也不是圣人删削的。通考《春秋》全书，如僖公十四年沙鹿山崩，成公五年梁山崩，壅塞黄河三日不流，《公

译《羊》说都记载天下的怪异之事。如果遵循这个例子，那么这次黄河改道与谷水、洛水相斗，其变故更大，却没有出现在《春秋》中，这可以考证了解当时的情势与世道的变迁，而不是圣人有所遗漏或在其中有所删改。通晓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春秋》记载与不记载的原因了。乾隆十一年七月下旬六日，复初。」氏在淮阴志馆题识

译春秋时期薮泽考论

我考察古代的薮泽，见于《尔雅》、《周官·职方》及《禹贡》的，只有彭蠡、震泽至今长存。其余如菏泽，现在是曹州府菏泽县；孟猪，现在是归德府孟诸台；荥波，现在是郑州荥泽县；大野，现在是兖州府钜野县；云梦，现在是安陆府云梦县。至于古代没有而今有的薮泽，更是数不胜数。洪泽湖近古的州来（今寿州），巢湖为古居巢，在吴楚战争时还没有；钱塘江为吴越分界，在吴越战争时也没有。至于洞庭成为滔天的巨浸，南旺湖成为南北分水之脊，春秋时没听说过它们的名字。大概水势有变迁，这里充盈则那里干涸，云梦枯竭而后水流入洞庭湖，大野干枯而后水归入南旺泽，这是沧桑变化的道理使然。至于彭蠡、震泽之所以亘古长存，大概也有原因。我生长在东南，熟知太湖的利害。又在乾隆己未年，我从武陵泛舟钱塘，经建德进入徽、歙，到达浮梁；又从浮梁横渡彭蠡到达九江，借宿在大〇山塘，与彭蠡相互吞吐了一年多。归途由湖口县进入大江，乘船东下，仔细观察水势，大概彭蠡从南面流入长江。朱子说：“地势北高南下，所以它流入长江时，反而被江水阻挡而不能顺利流入，因而退却而自聚，因此弥漫成数十百里的巨大沼泽。”而夏氏允〇也说：“震泽四面之水既高得像倒水一样，而入海之处又高得像仰放的盂，水也倒流而趋向内部，其中受水之处蓄积而不排泄，内溢而外堵，则激荡不安宁。”于是恍然大悟说：“两泽之所以长流至今，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吗？”大概沼泽用来容纳水，必须使四面高而中央低，而后水才能有所容纳注入。如果西北诸泽，则地形高仰；又云梦在安陆诸府，地也偏于西，其日久而逐渐湮没微弱，且或迁徙他处，其理固然，没什么可奇怪的。我观察春秋时的薮泽，结合《禹贡》，已有不完全符合的。到现在，则汪洋之地变成官府，城市之区沦为鱼鳖，难以究诘。而两水自《禹贡》至今，没有改变。考察其地势，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春秋时期海道考论

杜少陵诗云：“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解说者认为这就是唐时的海运。到了元世祖时，任用宋末海盗朱瑄、张清为万户府，每年运送东南粟四百万到燕京，实行了一百年。到了明洪武、永乐朝，还海陆兼运，直到防通河建成才停止。儒者认为元朝虐待其民，猝遇飓风颠覆，以至于生灵成为鱼鳖腹中之食，却不知道浮于江海，达于淮泗，《禹贡》已有记载；海道出师，已始于春秋时，并不自唐开始。《左传》哀公十年，吴伐齐，徐乘率领舟师从海进入齐，这就是现在登莱的海道。《国语》哀公十三年，越入吴，范蠡、舌庸率领军队从海溯淮，以断绝吴路，这就是现在安东云梯关的海道。春秋之季，只有三国边于海，而其用兵相战伐，率用舟师，蹈不测之险，攻人不备，入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尝有。所以圣人只守内地，不矜远略。僖公四年，管仲对楚使说：“齐地东至于海。”这只是夸言罢了。其时登莱二府尚有莱、介诸国与夷杂处，直到襄公六年灭莱，齐境才开始边海，而适召吴之寇。楚使说：“寡人处南海。”这也是夸言罢了。终春秋世，楚地不到湖南，直到秦始皇才兼并桂林、象郡，而汉武帝遂遣楼船、横海将军浮海击东越。晋刘〇之灭卢循时，遣将军孙处率领军队三千由海道入番禺，中国遂以海为门户。而在春秋时，尚为荒远莫居之地，所以吴虽欲避楚长江直下之险，只从淮右北道，未尝由海道。如果当日楚越瓯广而有之，则楼船、横海之师且见于阖闾之世了。所以后世疆域益广，为备益多，烟炖障戍，滨海相望，而犹时有烽烟之警。即春秋吴、齐已事，较然可见，世运迁流，其亦有不得不然者哉！

春秋大事表卷八下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九上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列国地形险要表

险要作为天下重地，是从末世开始的。群雄起而后有战争，战争用而后出奇制胜，设守要害，则险要尚焉。太平之世，天下为家，未尝有。我读《左氏》，知春秋险要之地，莫多于秦、晋、吴、楚、郑、卫。郑卫，南北所争；而吴楚、秦晋壤地相错，为日交兵之国。桃林、二殽、茅津之为西北险也，以秦晋七十年之战争着也【汪氏曰：秦晋七十年之兵争，起于殽之战，终于襄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