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三

译月，王子虎去世。

【赵氏匡说：“臣子没有对外交往的礼节，如今死后才去通报，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表示讥讽。”《左传》说：“这是合乎礼的。”这并非《春秋》的本意】

译陈氏傅良说：“《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这是叔服，是不对的。”

家氏翁说：“周朝的法纪已经衰败，王室大臣与外国交往，对于丧事没有不前往吊唁的，《春秋》都删去不记载。唯独记载王子虎，是因为他贤德。自从晋文公称霸以来，辞令多出自王子虎，庄重严肃而有法度，符合训诫诸侯的体统，大概是王室大臣中贤德有道德的人。《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公羊传》认为他曾经参与葬礼，这是私意。”

宋国降下蝗虫。

王氏樵说：“蝗虫不是从上面坠落的东西，因为来得多而坠落，所以用‘雨’字，表示灾害很严重。既然成了灾害，就不是坠落而死。《左传》是根据‘雨’字而附会说法罢了。”

徐邈说：“庄稼已经吃光，又吃屋上的茅草。”验证确实有过这种情况。

按：如果真像《左传》、《公羊传》所说，那么蝗虫就不成其为灾害了，《春秋》为什么要记载呢？所以应当遵循《谷梁传》。

四年夏天，从齐国迎娶妇姜。

《彚纂》说：“纳币时由卿前往，那么迎娶妇人必定不是微贱之人，大概是文公亲自前往。圣人厌恶他在齐国完成婚礼，所以隐去公不记载，以示贬斥，《谷梁传》说得对，而《左传》不对。《公羊传》认为是娶大夫之女，那就差得太远了。先儒讥讽在丧期娶妻，也可以兼用。在丧服期间图谋婚事，而在女方家中完成婚礼，所谓失礼之中又失礼。”

程氏端学说：“《春秋》称妇姜的有三处：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成公十四年‘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都是以妇来称呼，难道都是先完成婚礼的吗？大概称妇，是有婆婆的称呼，不是因为完成婚礼才称妇。”

按：积斋的辨析非常明白清楚，《彚纂》斥责《左传》而遵循《谷梁传》，是不对的。古人没有君主去就婚做赘婿的道理，这是街巷间的闲谈，怎么能认为《谷梁传》是对的呢？先儒又说姜氏不记载‘至’，是因为文公丧期未满，思念娶妻之事，刚迎娶而已成为妇人，未到而如同在国内。这是根据‘妇’这一个字，就连同不记载‘至’，也曲折地构成文公的罪过，这真是所谓凭空捏造。那么《左传》的说法对吗？回答说：也不对。迎娶的人怎么知道不是卿？如果是常事就不记载。《春秋》记载它，是为了十八年‘夫人归于齐’一案做铺垫。妇，是有婆婆的称呼。记载‘迎娶妇姜’，是为了明确她是嫡夫人，不是敬嬴所能相比的。《春秋》由末推本，特意记载它来纠正襄仲和敬嬴的罪过。先儒又说如果不称夫人，就不能作为小君奉祀宗庙，这种说法正好相反。这样的话，圣人反而是为襄仲开脱，是与乱贼同流合污，哪有这种道理呢？

方氏苞说：“微贱之人迎娶，所以不以名字出现；不按照夫人的礼仪送到宗庙，所以不记载‘至’。大概宣公立位时间很长，此时敬嬴、仲遂的邪谋已经萌发，文公昏庸懦弱不能察觉，这就是日后儿子弑父、夫人被遣归的征兆。”

七年，宋公王臣去世。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

赵氏匡说：“如果因为杀大夫众多而不写名字，那么晋国杀三郤、郑国盗贼杀大夫，为什么又全都写名字呢？如果确实杀的是有罪之人，为什么不写死者的名字？《左传》、《公羊传》的说法都不对。”

吴氏澄说：“宋人，不是一个人，表明国家混乱没有政令，臣民得以擅自杀害大夫。”

九年冬天，楚子派椒来聘问【椒，《谷梁传》作萩】

陆氏淳说：“《公羊传》说允许夷狄，按：条例凡是未受命的卿来鲁国，都写名字，没有其他含义。又文公以前不记载楚国大夫，是因为使命尚未通达，有什么允许的呢？《谷梁传》说因为他们来我国就褒奖他们。圣人设立教化，难道因为来我国就褒奖他们吗？”

按：这时秦国和楚国互相困顿，列国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所以都来通好，作为远交近攻的计策。楚国想图谋北方而来聘问，秦国想讨伐晋国而送衣被，他们的情意是一样的。圣人记载它，是为了记录夷狄的窥伺、霸业的衰微。如果认为是仰慕道义而给予他们，商臣背负滔天之恶，难道区区一次聘问，就可以说与其保持清洁，不保证他以后的行为吗？

秦国人来送僖公成风的衣被。

赵氏匡说：“《春秋》的创作，作为治理国家的大训，一字之义，劝戒就在其中。如果只因为不忘旧好就记载，恐怕不是圣人的训诫。”啖氏助说：“僖公成风与惠公仲子有什么不同？”《公羊传》说：“两个人都错了。”

按：《谷梁传》的说法，众儒大多遵循，认为僖公以妾母称夫人，天子不能纠正而秦人能纠正，所以书法如此。我认为这个意义也很迂腐偏僻，难道圣人想要端正嫡妾的区别，一定要借秦人来立义吗？况且秦不认为成风是夫人，从何处看出呢？文定说的话好啊：“宠爱仲子，以妾为妻的是惠公，所以记载惠公仲子，用来端正后世做丈夫的人不可混淆嫡妾的区别以自降身份；尊崇风氏，立为夫人的是僖公，所以记载僖公成风，用来端正后世做儿子的人不可实行僭越混乱的礼仪以轻视父亲。”它的意义广大而精微。

十二年春天，周王正月，郕伯来投奔【郕公作盛】

赵氏匡说：“诸侯继位未满一年称子，哪有君父生病而不探视，死了而不治丧，自己尚未即位，带着封邑出奔，而称郕伯？而且郑忽、曹羁、莒展都已经即位，等到他们出奔，尚且只称名字，何况尚未继位呢？

译左氏的说法是不对的。失去国土的君主按惯例应当记载其名，如果因为兄弟之国就不记载其名，那么曹伯阳、卫侯衎为什么被记载了呢？公羊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译刘敞说：“鲁国只是以诸侯之礼迎接他，就称他为郕伯。《春秋》于是抹去了他专权叛君的罪行，反而称他为诸侯而尊崇他，这怎么称得上不登载叛人呢？大概是因为郕伯在去年去世，太子即位后不能自安，于是出逃。因为他即位时间尚短，有人称他为太子，而左氏却误以为是太子出逃。”

杞伯来朝见。二月庚子日，子叔姬去世。

啖助说：“左氏在这里大错特错，这条记载应当放在成公八年‘杞叔姬卒’之下，是误置于此。大概当时有杞伯请求不要断绝婚姻的话，而作传的人看到这一年有杞伯来朝见，又有子叔姬去世，于是胡乱放置在这里，又加上‘请求断绝叔姬’四个字来牵强附会。其实这一年的来朝见与子叔姬去世，本是两件事，起初并不相关。成公时期的叔姬是从杞国归来的，这是另一位叔姬。成公六年、七年中，杞国曾派使者来请求不要断绝婚姻，所以八年杞叔姬去世，九年杞伯来迎丧归葬。如果这一年的子叔姬，自然是鲁国尚未出嫁的女子，与伯姬去世意义相同，没有其他的说法。”

按：左氏对于叔姬前后的事情多有牵强附会，因为这一年的来朝见与子叔姬去世相连，于是将叔姬当作伯姬所求娶的妇人，认为她不归属杞国而被休弃。又将成公八年记载去世的叔姬，当作杞桓公所请求续娶的妇人。然而八年的叔姬，隶属于五年从杞国归来，见于经文，被杞国休弃，确有明确证据。于是将一件事分成两件事，从而认为杞国两次休弃鲁国女子；又将两件事连成一件事，认为两位女子是姐妹。世间哪有休弃一位姬姓女子，又请求娶一位姬姓女子，等到后一位姬姓女子续娶后，又休弃她，直到她去世才去请求迎丧的道理？杞国是小国，为何如此肆无忌惮？鲁国又懦弱，只是听从命令吗？这诬妄太严重了！应当以《公羊传》、《谷梁传》关于许嫁的说法为是，另有论述附在《凶礼》之后。

啖助又说：“《谷梁传》说：‘称子，是国君母亲的姐妹。’按经文称子，明显是当时国君的女儿，却说成姐妹，有什么道理呢？”

十三年，世室屋顶毁坏。【世，《左传》、《谷梁传》作大，音泰】

吴澄说：“《左传》、《谷梁传》将‘世’误作‘太’。《谷梁传》认为太室就是世室，认为是伯禽的庙宇，字虽然错了，但意义与《公羊传》相同。杜预认为太庙的室。然而庙制，中央一间称为太室，难道太庙之中，前堂后寝，左右夹室，东西二厢都不毁坏，唯独中间一间单独毁坏吗？在义理上说不通。”

十四年，晋国人将捷菑送入邾国，未能送入。【捷，《公羊传》作接】

赵匡说：“如果确实动用了诸侯的军队，经文不应该不记载。”《公羊传》说：“赞美他。”这其实是讥讽他不衡量事情而劳师动众罢了，听到义理能够停止，勉强可以弥补过错，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又说：“不赞成大夫专断废立君主。”即使是诸侯，难道能专断废立吗？何况只是大夫！这是讥讽之辞，并非实际上赞成而文辞上不赞成。”

《彚纂》说：经文记载“弗克纳”，是赞美他；记载“人”，是贬低他。大夫兴兵废立诸侯，奉不正之人以夺取正位，即使见义而改，也不能无罪，所以《谷梁传》责备他知晓义理太晚，而刘敞认为不免于被贬低。《公羊传》虽然认为被贬低，但“实与而文不与”的说法不可作为准则。

赵鹏飞说：“当时赵盾的心意在晋国而不在邾国，如果攻克邾国而失去晋国，对赵盾的损失就大多了。赵盾这样做，大概是想钓取反义的名声。圣人洞察他的真情，窃取君子的名声而施行小人的计谋，所以特别记载为‘晋人’。《公羊传》认为是郤缺，当时晋国的权柄在赵盾手中，如果郤缺在军中，那也是赵盾的意思罢了。《左传》事实详细，且早于二传，应当遵从《左传》。”

冬天，单伯前往齐国。齐国人拘捕了单伯，齐国人拘捕了子叔姬。

刘敞说：“如果单伯是周朝大夫，为什么明年记载‘单伯至自齐’呢？”《公羊传》说：“途中淫乱。”齐国国君去世未满一年，鲁国人难道因为女子的放纵，就让世道衰微多居丧而娶妻的人吗？《春秋》还应当记载“子叔姬归于齐”。《谷梁传》说：“私罪。”为什么不采用陈国袁涛涂、郑国祭仲的例子来解释齐国人呢？”

《彚纂》说：“《左传》因为周朝有单子，于是怀疑单伯是周朝臣子；《公羊传》因为单伯不称行人，怀疑是他自己的罪过，又因为经文‘执单伯’与‘执子叔姬’相连，于是怀疑是途中淫乱；《谷梁传》也说单伯是私罪，子叔姬是同罪。二传的诬妄，恐怕比《左传》更严重。让叔姬蒙受不白的冤屈，怎么能作为准则呢？”

赵鹏飞说：“圣人两次记载齐人，不说‘执单伯及子叔姬’，是嫌恶淫乱。《公羊传》、《谷梁传》反而以淫乱来指责，是不通达经文，胡乱挑剔别人罢了。”

十五年三月，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

按：孙觉认为昭公昏乱，国事废弛，大臣外逃，担心邻国趁机图谋其国，于是请求来结盟以结好而缓解危难。圣人赞赏他忧国而尽职，所以称其官职而不记载使者，显示他合乎事宜，能胜任官职。与屈完、高子来结盟的书法相同。张洽、赵鹏飞都遵从这一说法，《彚纂》也主张这一说法而驳斥胡安国。我认为胡安国不可完全否定。按八年记载“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左传》说：“大司

译马公子卬，是昭公的党羽，手握符节而死。”由此可知，这位司马华孙是公子鲍的党羽。第二年史书记载“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晋、卫、陈、郑四国一同出兵讨伐，而鲁国没有参与，由此可知，这次来会盟是为了结盟求援以逃避罪责。起初他削减国君左右亲信而大力培植私人势力，如今他图谋犯下大恶却先向列国寻求援助，那么这次会盟所体现的专横跋扈、目无君主，不是很明显吗？史书不记载使者，表明这不是昭公的意思，而是公子鲍的意思，这与屈完、高子的记载一样，善恶不同却使用相同的措辞并不相悖。

译齐氏履谦说：“特别记载他的官职，是因为他是夫人的党羽，杀害了公子卬并取代了他的位置。”家氏〇翁说：“耦实际上是子鲍的私党，让他出使各国诸侯，预先结交关系以免除讨伐。”这与我的意思相合。

鲁宣公十六年秋天八月辛未日，夫人姜氏去世，拆毁了泉台。

【根据《左传》的注疏，泉宫应当是声姜居住的地方，如同东宫、西宫之类，位于鲁国宫闱之内，因为姜氏去世而拆毁台阁。刘氏敞说“用怪异来迷惑民众”，这是对的。《公羊传》关于郎台的解说毫无根据，何休凭主观臆测强行附会，非常难以理解，另有论述附在凶礼表之后。黄氏仲炎说：“申繻说过，妖孽由人兴起，人没有过错，妖孽不会自行产生。文公不知道修养德行以消除灾祸，反而归咎于没有知觉的土木建筑并拆毁它，这不是战胜不祥之兆的正确方法。”】

鲁宣公

元年三月，于是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

【啖氏助说：“不称公子，夫人凭什么尊贵呢？”《左传》不知道有一件事再次出现的情况，只是书写名字，遵循省略文辞的原则，所以胡乱解说罢了。考察夫人不称姓氏，《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这是贬义，夫人胡氏也沿袭这种看法，于是有了“夫人知道厌恶无礼，像《野有死麕》那样就可以避免”的说法，这种见解确实太固执了。孔氏颖达说：“女子出嫁，事由父母决定，跟随丈夫丧娶，是父母的过错，难道可以贬责夫人吗？这难道是宣公淫乱掠夺，而想让齐国女子守贞吗？”这个论断最为痛快。】

【赵氏鹏飞说：“《春秋》书写‘妇姜’，是诛责敬嬴。‘妇’是有婆婆的称呼。姜氏既然断绝关系回到齐国，‘妇’哪里还有婆婆？书写‘妇姜’，是为了显示妾母专权，彰显敬嬴急于以婆婆自居。”】

【黄氏仲炎说：“宣公的‘遂’，就像桓公的‘翚’一样。有人说讥讽丧期娶妻，有人说讥讽不亲自迎亲，这就像在放饭流歠的时候去问是否咬断牙齿一样荒谬。”】

二年，宋国华元率领军队，以及郑国公子归生率领军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抓获了宋国华元。

【陆氏淳说：“军士尚且享用饮食，何况他的车夫呢？车夫既少又亲近，必定不会不给他，《左传》的说法不可采纳。又说回答筑城者的歌谣，都近乎诬蔑。《谷梁传》说用尽众人来救援将领，这只是因为军队先大败，将领才被抓获，按次序记载罢了，有什么褒贬呢？晋侯夷吾被抓获，是因为马陷入泥沼中，军队实际上没有失败，各自依据事实而言，无需曲解。”】

四年，鲁宣公与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莒人不同意，鲁宣公攻打莒国，夺取了向地。

【陆氏淳说：“圣人设立教化，难道是为了鲁国想要夺取向地，而凭空添加莒国的事吗？《谷梁传》说：‘不肯，是可以肯的。’考察书写‘不肯’，是表明莒国不是因其他事情被攻打，并且讥讽鲁宣公。”】

【刘氏敞说：“《公羊传》的疑问，意思是想要盾不是弑君却不知其非。弑君再次出现，难道只有盾吗？宋万再次出现也不是弑君吗？《谷梁传》说不说率领军队，是不正其败前事，这也是不对的。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将领，这是通例罢了。”】

八年冬天十月己丑日，安葬我国小君敬嬴【《公羊传》《谷梁传》作顷熊】，下雨，不能安葬。庚寅日正午时分才能安葬。

【汪氏克宽说：《谷梁传》讥讽不能安葬，而《左传》认为符合礼制。近世名儒也有讨论此事的，说下雨不妨碍劳役，即使安葬也可以；如果天象变异骇人，雨大水至，不能立即入土，匆忙安葬，反而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那么《左传》的说法也不算错。然而这两种情况取决于子孙的诚敬程度如何。国君的安葬，应当无所不备，因为下雨而不能安葬，那么缺乏准备就可知了，说没有贬义，是不可以的。】

【程氏端学说：“刘氏敞有‘慎终追远，人情不忍仓促’的论述，引用‘雨水沾湿衣服失去仪容，就废除朝会’作为证据，又说潦车载着蓑衣斗笠，是特为未安葬时遇雨所用。然而既然到了墓地，也应当有覆盖墓穴的房屋，如同现在的草舍一样，怎能漠不关心，让雨水泥潦污染潮湿所挖掘的墓穴呢？只是礼经偶然没有记载罢了。况且《春秋》不记载常事，刘氏曾经自己说过，如果不能安葬是适宜的，那么《春秋》就不会记载了。如果胡氏认为敬嬴违背天理，而大雨不能安葬是灾祸的征兆，那么雨是四季常有的事物，不像震雷疾风那样是天变。根据经文只说下雨不能安葬，应当责备人事准备不足，不敢贸然说是天道的变异。”】

【彚纂说：“下雨不能安葬”，应当采纳《谷梁传》“丧事不依礼制”的说法，《左传》的说法不对。】

九年秋天，夺取根牟。

【考察鲁国自中期以后，凡是夺取城邑都不记载，不把夺取城邑看得重要。所以取鄟、取邿，都是国名。况且邾在鲁国南部，而根牟在鲁国东北部，邾是小国的城邑，怎么能到达那里？至于赵氏木讷说伐莱、取根牟都是齐国的事，只是中间隔了一个“秋”字罢了，尤其错误。昭公八年搜于红，从根牟到商卫，革车千乘，明显是鲁地，怎么能说是齐国夺取呢？】

陈国杀了其大夫泄冶。

【考察泄冶因直谏而死，而杜氏承袭《左传》的说法，说不为《春秋》所贵，胡氏也说泄冶虽然效忠，还在宋子哀、鲁叔肸之后，在昏乱朝廷做官，异姓应当像子哀那样洁身自好离去，贵戚则不食其禄像叔肸那样，如果真这样，那么龙逢、比干就是沽名钓誉以取祸了，哪里是

译用垂世立训？持这种说法的人，都是因为拘泥于史书命名体例的惯例而产生了错误。彚纂说：“按照礼制，诸侯在世时不称名，死后才称名。诸侯死后尚且称名，那么大夫死后称名就应当是合适的了。子哀出奔，并没有死。季友、仲遂、叔肸的去世，虽然贤与奸不同，但他们生前就被赐予氏，不能以此作为先例。”朱熹解释“危邦不入”，认为在危乱的国家做官的人没有离去的理由，只有身在外地的人不进入是可以的。泄冶作为陈国的臣子，享用陈国的俸禄，以死生相争而不后悔，这正是尽道而死，却反而牵强附会、刻意罗织罪名，这是让浅薄之人有了借口的，导致天下人都变得顽钝无耻。《左传》所载孔子引用《诗经》的话，黄仲炎认为那不是孔子的话，他的见解很卓越。所以现在以《谷梁传》中“杀害无罪之人”的说法为主。

译方苞说：“胡安国认为泄冶的名字记载在子哀叔肸之后，更加错误了。叔是氏，肸是名，子哀也是名。《春秋》没有记载字的体例。”

鲁宣公十年春天，鲁宣公前往齐国。鲁宣公从齐国回来。齐国人归还了我国济水西岸的田地。

赵匡说：“已经夺取了，又说没有断绝关系，公羊传的迂腐荒诞到了极点！说‘我’，是因为济水流域广大，不一定全是鲁国的田地，用来区别于其他罢了。谷梁传说是到齐国接受归还，考察经文只说‘归我’，就足以知道是齐国送来的，这是省略了文字。哀公八年归还讙地和阐地，难道是鲁君亲自去接受的吗？”

齐国的崔氏出逃到卫国。

胡安国说：“崔氏是以整个家族逃亡。”许翰认为：“崔杼出逃后能够返回，返回后又能弑君，是因为他的宗族强大，在这里举出氏，是为了及早辨别。”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彚纂说：“三传和胡安国各自持一种说法，其道理都可以讲通。”我考察认为：“谷梁传的说法最荒谬，左传也没有说对。大凡称氏的，也只是指一个人，春秋时有这种称呼名号，并不是说举族逃亡。比如隐公三年记载尹氏去世，难道是说全族都死了吗？《诗经》称尹氏为太师，难道是全族都担任太师吗？大抵是强大家族而为世人所指名，就称为氏，如晋国的韩氏、赵氏之类。当时崔氏宗族强大，高氏和国氏厌恶他，所以赴告特别说放逐某氏到卫国，鲁国史官也顺从记载，也不是能够举族全部出逃。如果真是举族出逃，那么当他返回时，高氏和国氏还在，为什么又听任他举族重新进入呢？大约是指崔杼的祖父，不一定确定是哪个人。左传认为是崔杼，考察崔杼弑君距离这里已有五十一年，那么赵鹏飞驳斥他是正确的。而且既然说是崔杼了，弑君的贼人，有什么值得怜悯，而在他出逃时特别书崔氏以表明他无罪呢？左传拘泥于称名不称名的说法，所以多有这种错误的解释。”

家铉翁说：“《春秋》在齐惠公死后，记载崔氏出逃，是诛责高氏和国氏。君主的尸骨未寒，就驱逐君主的党羽，并波及他的家族。惠公死后齐国人抛弃崔氏，宣公死后鲁国人驱逐归父，都是记载他们无君无父，不是为崔氏和归父书写的，似乎更得其要领。”

鲁宣公十一年冬十月，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征舒。丁亥日，楚子进入陈国，把公孙宁、仪行父安置在陈国。

啖助说：“如果把收纳乱臣当作有礼，那什么是不礼呢？”谷梁传说：“不写‘入’，是把夏征舒排除在陈国之外。”考察经文都是按照先后次序书写的，何必胡乱制造异说？夏征舒是弑君的贼人，他的罪行自然明显，何必排除他？凡是称日来隔开文句的，是为了明确先后，这样的例子很多。刘敞说：“公羊传认为楚子称人是贬斥，不对。这就像蔡人杀陈佗，说的是人人都有权杀他。而且在外讨伐弑君的罪行，有什么不可以呢？”谷梁传把夏征舒排除在陈国之外，尤其不对。《春秋》是记录事实的书，先杀后入，都是如实记录，难道要纷纷更改古事来迎合私意吗？

鲁宣公十五年六月癸夘日，晋国军队灭掉了赤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来。左传记载：六月癸夘日，晋荀林父。公羊传问：潞氏为什么称子？谷梁传说：潞子。灭国有三种方法：中原国家……

考察《春秋》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彰显晋国的暴虐，并且讥讽它抛弃宋国不救援，忘记中原国家而侍奉外夷，逐利忘义，作为世人的警戒罢了。至于潞子的善良，有什么值得褒扬呢？他称子，爵位本来就是子。公羊传拘泥于称爵是褒扬的说法，谷梁传专门以日月生例，于是认为他是贤者而提升他，可笑极了。本来不值得辩驳，举这个例子来类推其余罢了。

开始按亩征税。

华峤说：“税亩的说法，根据左传说：‘谷出不过借。’借，是借的意思，所借用的民力来耕种公田。公田借用民力来耕种，虽然出谷供给上级，但不是民田所出，名叫借，不名叫税，所以说：‘古代是助法而不是税法。’那么税，就是税其私田。公羊传说：‘古代什一而借。’什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说什一而借，不说税，借不是税。说什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那么按亩征税就不是什一了。谷梁传说：‘不是公家去掉公田而按亩征税，什取一。’去掉公田而按亩征税，什取一，那么税亩就是税其私田，又可知了。朱熹之所以采纳杜预的说法，大概是根据三传的文字，结合孟子助法而不税的说法，确切而有证据了。”

考察彚纂说：“税亩”的说法，公羊、谷梁都认为税而取一，只是废除了古代的助法罢了。杜预认为既取了公田，又税其私田的十分之一，那就是什而取二。胡安国主张公羊、谷梁，而朱熹跟随杜预。华峤认为三传本合一，公羊、谷梁说“税亩”，就是税其私田的什一，公羊、谷梁的说法原本不同于什二的说法。大快！大快！

鲁宣公十六年，成周的宣榭发生火灾。榭，公羊传作谢，火，公羊、谷梁作灾。

彚纂说：“公羊传把宣榭当作宣宫的榭，那么宣庙即使没有毁坏，为什么不在京师而在成周？胡安国认为庙制像榭，所以称为榭，也不对。《尔雅》所记载的庙、寝、台、榭，规模截然不同，怎么能混为一谈呢？二传又说乐器存放在那里，尤其不对。榭既然没有房间，怎么藏

译乐器？只有杜预认为那是讲武屋，而孔颖达引用《楚语》来证明这一点，这是不可改变的正确论断。成周是周朝的东都，《吉日》、《车攻》歌颂宣王讲武的盛况，那么宣榭是宣王所建无疑了。

译成公

元年三月，实行丘甲制度。

【胡氏宁说：成公以前，甸赋出一辆战车，每辆战车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总共二十五人为一甲，这是四个丘共同出三辆战车的甲士。现在实行丘甲，即一个丘出一辆战车的甲士，赋税增加了三分之一。杜预号称最懂兵法，对此的注解也错了。】

【家氏翁说：关于丘甲的说法有三种不同。公縠认为向丘民征收让他们自己制作甲士，这本来就没有得到经文的本意；杜氏认为让一个丘出一个甸的甲士，增加四倍的赋税，也不至于如此严重。考察《周礼》和《司马法》，四个丘为一个甸，共同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现在说实行丘甲，即每个丘出一辆战车的甲士，一个甸出四辆战车的甲士，古代的兵制从此开始败坏。】

【张氏洽说：“每一个甲士统领二十四人，必定没有只增加甲士而不增加步卒的道理。”】

【按：如果按照张氏的说法，那么一个丘中平均增加二十五人，一个甸中总共有一百人当兵。赵氏鹏飞则认为只增加甲士，一个丘出一个甸的甲士三人，而不增加步卒的数量，大概是为了让精锐强悍的士兵多而冗杂的士兵少，必定有利于取胜。第二年鞌之战，果然大败齐军。首先增加甲士，扰乱了先王的制度，所以圣人用“作”字记载，是讥讽制作俑人（比喻开坏头）。按照这种说法，那么一个甸出长毂四辆战车，甲士十二人，而步卒七十二人照旧，一个甸中只平均增加甲士九人。这种说法很新奇。又古代兵制，每辆战车七十二人，大概是左右及后面各二十四人，合成七十二之数。现在分成四份，每辆战车只得到步卒十八人，行军布阵的步伍都需要改换，不知道是否有这种道理？暂且留存以备参考。】

【黄氏仲炎说：“一个丘出一个甸的赋税，那么十倍的赋税就是三四十了，为什么到哀公时还说‘二’我还觉得不够？”回答说：“鲁国因为要讨伐齐国所以实行丘甲，是一时的暴政，未必把它作为常制。只有初税亩、用田赋是常制。”】

秋天，周王军队在茅戎战败。【《公羊传》《谷梁传》作“贸戎”】

【家氏翁说：“《谷梁传》为尊者避讳敌人，不避讳战败，这个义理是正确的。但是《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晋国打败了周王军队，则没有这种事。”啖子曰：“如果是晋国打败周王军队，而改称为贸戎，这是掩盖恶行，怎么能够惩恶劝善呢？”】

【方氏苞说：“郑伯打败周王，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戎打败周王军队，还可以说；诸侯打败周王，不可以说。”】

三年二月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

【家氏翁说：“《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合乎礼，只有常山刘氏认为灵位还没有迁入，不应当哭，记载哭，是为了讥讽，而胡氏跟随他。我私下认为《公羊传》《谷梁传》的义理是正确的。宣公去世到现在二十八个月，那么灵位已经入庙，刚入庙就遇到火灾，人子的悲痛深切得很，成公可以说是知道该哀悼而哀悼了。焚烧先人的房屋，尚且哭三天，何况宗庙被火烧毁呢？认为不合乎礼，大大失去了圣人的旨意。”按：孙氏复说：“哭三天，悲哀是悲哀了，有什么补益呢？”孙氏觉说：“何不若无灾而不哭那样更好呢？”杜氏谔说：“如果认为是合乎礼，那么常事不记载。”按：《春秋》有合乎礼不记载的说法，所以诸儒多认为是讥讽。然而所谓讥讽，一则说宣公篡弑得国，火烧他的宗庙，显示有天道；一则说成公对火灾防备不谨慎，导致有天灾，义理都可以讲通。如果认为新宫火灾不应当哭，那就大错了。】

六年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

【啖子曰：“《左传》的意思，认为武宫是武军的宫，像楚子所建立的那样，是不对的。如果这样，那么‘立’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刘氏敞说：“丘明把武宫当作武军，杜预知道他的错误，于是解释说：‘既建立了武军，又作了先君武公的宫。’两种说法都不是正确的。左氏想要解释经文，把武宫当作武军；杜预想要解释《左传》，于是取武军为武宫。这是难以讲通的。”】

攻取鄟。

【李氏廉说：“鄟是防国，《左传》《谷梁传》都相同，《公羊传》认为是邾邑的不是。”汪氏克宽说：“《春秋》攻取别人的土地，没有不系属国家的。如果因为避讳频繁而不系属邾，那么僖公攻取须句、訾娄，可以说是频繁了，为什么系属邾呢？”】

八年夏天，宋公派公孙夀来送聘礼。

【按：东莱认为公孙以同族兄弟的身份为君主送聘礼，不是远离嫌疑的做法。赵子也认为如果合乎礼则常事不记载。而刘氏敞说：“凡是诸侯的大夫，谁不是公孙呢？婚礼称父兄师友，父兄尚且称之，何况公孙呢？”《汇纂》说班固、司马迁以后都根据人的贤否来繁简其文辞。伯姬有贤行，旧史特别详细记录，圣人因而没有改变。记载送聘礼，记载送陪嫁，记载归宋，记载送女子，文辞繁而不简，都是缘末录本的意思。《公羊传》认为记录伯姬，是对的。胡氏认为派卿送聘礼是越礼，是不对的。】

秋天七月，天子派召伯来赐予成公命令。【《公羊传》《谷梁传》“赐”作“锡”】

【啖子曰：“两种《传》不知道文字的误写，强行穿凿附会罢了。”】

【程氏端学说：“啖氏的说法接近正确。大概天子、天王虽然相同，但是《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天王出现在经文中的有三十二次，只有这次称‘子’，所以知道是误写。”】

十二年夏天，成公在琐泽会见晋侯、卫侯。

译所以啊。

【赵子说：“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没有不告知诸侯的道理，经书不应该不记载。”又说：“在琐泽筑防，是完成了的缘故。”查考此事，楚国并未参与，凭什么证明它完成了呢？所以知道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译刘氏敞说：“琐泽之会，本意是联合楚国和郑国，如今楚国和郑国没有来，鲁国和卫国自行结盟，这是为什么呢？况且联合晋国和楚国的是宋国，宋国也没有参与，这又是为什么呢？凡是晋国和楚国达成和平，就应当大规模会合诸侯来重申友好关系，如今只是三国在防地结盟罢了，这又是为什么呢？既然如此，那么左氏的说法就不足以相信了。”

彚纂说：“西门之盟，《左传》详细记载了这件事，但《春秋》经文中却没有记载。赵氏匡于是认为《左传》是附会编造，刘氏敞也说左氏不可信。然而如果真没有这次盟会，那么郤至与公子罢互相往来，怎么会历历在目如同描绘出来一样呢？大概是因为晋国和楚国达成和平，《春秋》对此表示厌恶，所以圣人删削而不记载罢了。”

按：彚纂的话是不对的。晋国和楚国达成和平，正是《春秋》所厌恶的，正应当特别记载这件事来示警，没有必要删削来避讳其恶。况且如果这件事可以删削，为什么不把宋国和虢国的防地之盟也一起删削呢？学者宁愿相信《春秋》经文而怀疑左氏，是可以的。

十四年秋天，叔孙侨如到齐国迎接新娘。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妇氏回国。

黄氏仲炎说：“《春秋》中本国的大夫，有时称族，有时不称族，是因为前后同一件事，后面遵循省文的原则罢了，哪里还有其他的意义呢？左氏的说法是荒谬的。”

彚纂说：“先前的儒者都说诸侯应当亲自迎亲，只有程子独自辩驳，认为亲迎是指在宾馆迎接，没有抛弃宗庙社稷而远赴他国去迎接媳妇的，他的说法是对的。这一条《谷梁传》认为是讥讽不亲迎，胡氏跟随他，又说有时在齐国迎接，有时在边境上迎接，最终似乎没有定论。既然说在边境上迎接，那么在未入境之前，怎么能不用大夫去迎接呢？所以应当跟随程子。”

十五年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

刘氏敞说：“《谷梁传》认为儿子与父亲关系疏远，不能称公孙，那么归父为什么称公孙呢？”

贺氏仲轼说：“鲁国人确立继承人，重在仲遂，不重在归父。说鲁人为归父确立继承人，是怜悯归父。季孙和仲遂同为逆臣，原本不厌恶仲遂，只是因为归父想除去三桓，所以季孙愤怒而驱逐他，哪里有为确立继承人的道理？这也是容易看清的事情。大概当时鲁国有两个婴齐，一个是叔肸的儿子，一个是仲婴齐，都是公孙，都见于经文。如果都称公孙，那么这个去世的，知道是哪个婴齐呢？况且从公族来说，都是公孙；从亲疏来说，仲遂是庄公的儿子，叔肸是文公的儿子，世次已经有了区别，那么仲婴齐跟随君主赐给的氏，而叔婴齐称公孙，也是情理所安的。”

宋国的华元出逃到晋国。宋国的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宋国杀了它的大夫山。宋国的鱼石出逃到楚国。

赵子云按：经文说奔晋，又说从晋国回到宋国，明白有据。左氏却说：“鱼石在河上拦住华元，请求讨伐，华元答应了他，于是返回。”明显与经文相悖。况且鱼石自己请求讨伐山，那就是处于没有过错的地位，何必再出逃到楚国呢？即使因为与荡氏同族，惭愧而自行离去，那就是知耻的人，后来不应该又进入彭城作乱。又说：“华元自己拦住鱼石。”按国家动乱用兵相攻，是仇敌，怎么能自己拦住他呢？考察事理，无非是乖谬的，鱼石只是与荡山同恶罢了。

按经文，华元明显是借助晋国的力量来讨伐叛乱，所以华元回来而山被诛杀，鱼石出逃。《公羊传》注所说的，没有可疑的。两人大概是同恶相济，鱼石更挟持楚国来叛乱，酿成大祸，所以五大夫出逃，而经文只记载鱼石为首恶。如此，哪里有请讨伐山的事情？左氏的说法是荒谬的。况且华元畏惧桓氏族势强大，想借助晋国的力量来讨伐，这就像石碏借助陈国的力量来除掉州吁，又有什么不可以的，而一定要穿凿附会其说法呢？诸儒大多用左氏的事强行迎合经文，说华元本意是想请求晋国讨伐强臣以振兴公室，后来被鱼石拦住，于是讨伐荡山，与晋国讨伐没有区别，所以《春秋》成全他的志向而记载说：“从晋国回到宋国。”如此，那么《春秋》记事就不真实了。刘氏敞更说华元内有鱼石的援助，就不需要借助晋国的力量来求入。苏子由说郑子产执政，丰卷征发役使将要叛乱，子产逃到晋国，子皮拦住他，回来驱逐了丰卷，事情相类似。但子皮是忠臣，鱼石是乱贼，怎么可以类比呢？即使鱼石真的有拦住华元的事情，而华元被鱼石拦住，有什么值得荣耀的？从晋国回来，有什么值得病的？而一定要舍彼取此呢？这都是因为相信左氏而不相信经文的过错。

又按：积斋或问山不称氏，左氏认为是背离其族，何氏认为是谮害华元，固然不足信。孙氏认为是大夫未受命，石氏又怀疑是脱漏。我私下认为大夫三命者称氏，再命者称族，孙氏的说法比较接近。木讷则说圣人剥夺其族以示罪。我曾经折衷他们的说法，大夫未受命不称氏，这只可论于隐桓之世。齐桓公以后，列国都任命大夫，无不称氏。况且鱼、荡、向、鳞都是桓族，难道有三族都称氏，而只有荡氏未受命不称氏的吗？木讷的说法就是杜氏的说法。杜氏认为危害公室，左氏背离族义的意思很明显。大概擅杀命卿，紊乱国典，是必诛不赦的贼，不止是背离族与谮害华元而已。左氏失之晦涩，何氏失之细小，木讷直斥为乱臣，比杜氏更恰当。应当以圣人删去之。

译【解说为正】

冬季十一个月，叔孙侨如在防地会见晋国的士燮、齐国的高无咎、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子虿、邾国的邾人，在钟离会见吴国。

译刘氏敞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这是‘外吴’（将吴国视为外邦），这是不对的。同一个地方两次提到‘防’，是为了说明只有一个‘防’。”

赵氏鹏飞说：“齐国的盟会、盂地的防务，《春秋》从未将楚国视为外邦，这里为何独独将吴国视为外邦？解说者又说因为尊崇吴国所以单独列出‘防’，这与首止会盟的文例相同，圣人难道会把吴国比作王世子吗？襄公五年戚地的防务，吴人在其中却没有单独列出‘防’，大概是因为戚是卫国的土地，晋侯在戚地会合诸侯，而吴国以‘人’的身份来参与防务，所以文例不单独列出。钟离、柤、向都靠近吴国，晋国会合诸侯前往防务，所以称为‘防’。因为防务的事情特殊，文例不同，其义理非常明显，无需曲解。”

十六年六月甲午日晦（月末），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交战，楚子和郑国的军队大败。

李氏亷说：“《公羊传》认为‘晦’是白昼昏暗，根据上文丙寅日初一推算，甲午日正是二十九日，《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王氏樵说：“楚子大败却不记载‘师’（军队），是因为君主比军队重要。〇之战，宋公大腿受伤却没有记载宋公战败，是因为〇之战宋军也大败，而鄢陵之战楚军尚未到大败的地步。”

十七年十一月，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壬申日，公孙婴齐在貍脤去世【脤，鲁公作轸，谷梁作蜃】

陆氏淳说：“《谷梁传》认为先记载君主回国，然后才记录臣子去世。查考《春秋》是按年月编排的史书，一律按先后顺序记载，况且先记载卿大夫去世，后记载鲁公回国，都是事实，有什么损害教化呢？这两家都不通达文义谬误的道理，于是胡乱解说。”

刘氏敞说：“等待君主命令然后才记载大夫去世，是《公羊传》的错误说法。鲁公既然已经允许他，那么他就成为正式的大夫了。在鲁公回来之前记载他去世，有什么损害呢？假使国人一时不知道鲁公的命令，鲁公回来后告知他们，于是追记他的去世，也应该追记在记载鲁公回国之前，不应该把日期移到鲁公回国之后。再说公孙敖在齐国去世，他也没有等待鲁公的命令，为何记载他去世呢？”查考这是《春秋》经文的错简，详见《阙文表》。

十八年春，周王正月，晋国杀了其大夫胥童。庚申日，晋国弑杀了其国君州蒲。

彚纂说：“称国名来记载弑君，《谷梁传》认为国君罪恶深重，胡〇认为这是省略写法，诸儒多主张这种说法，认为国君被一国之人共同痛恨，就与众人一起弑杀他，以此来将罪恶分摊给众人。然而《春秋》旨在确立臣子的界限，难道会为乱贼分担罪恶吗？况且就以晋国而论，晋灵公与晋厉公相隔不远，而弑灵公则记载赵盾，弑厉公则称国名，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赵穿弑杀灵公时，有董狐的直笔，赵盾于是承受恶名而不推辞；如今记载弑杀厉公，史官的笔法未必像董狐那样正直，记载的人也未必承受恶名，其向列国通报弑君之事，必然有推卸罪责的说法，鲁国的旧史根据通报的内容来记载。《春秋》不认同这种推卸，所以记载为‘晋弑其君’，让天下后世考察被弑的实情，而真正的凶手不能漏网，这是圣人的特笔。”

查考《谷梁传》的说法是错误的，朱子认为‘晋’字下应该有弑君贼的名字，也没有审察当日的情势。大概《春秋》的经文依据旧史，旧史的文辞依据通报。里克杀卓子而立恵公，恵公随即杀里克，就以弑君向诸侯通报，说：‘里克弑杀其国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本国既然以弑君通报，鲁史就有依据来记载了。如果悼公当时未能诛杀栾书，既然未能正名栾书的罪行，那么其通报必然含糊其辞，或者称众人弑杀，或者推诿给他人弑杀，都未可知。通报既然没有栾书的名字，鲁史从何指实？鲁史向来没有指名，《春秋》从何凭空捏造？认为书写栾书名字未减损的固然不对，认为《春秋》应当明确写出栾书名字的，则是圣人不能违背鲁史而自行制定刑书。不然，圣人难道对里克严厉，而独独对栾书宽纵吗？

襄公

元年，仲孙蔑会同晋栾黡、宋华元、卫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包围宋国彭城。

赵子曰：“查考这是孔子裁断邪正，不得不如此立文，与不记载叛人和成全宋国的意志有什么关系呢？”《公羊传》说：“不赞成楚国专断封国。”这是楚国夺取彭城，让鱼石守卫罢了，难道叫封国吗？《谷梁传》说：“不赞成鱼石的正统。”与叛臣，难道怀疑他是正统吗？意思不应如此。

二年冬，仲孙蔑、防、晋荀防、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在戚地会合，于是修筑虎牢城。

赵氏匡说：“《公羊传》认为不记载‘取’，是避讳。查考孔子增删经文以显示义理，见文知义，有什么避讳的呢？”

刘氏敞说：“《谷梁传》说：‘内郑，不对。’郑国不服从晋国，诸侯讨伐它，可以说是外郑了，反而说是内郑吗？”

彚纂说：“此举扼制楚国控制郑国，实在关乎天下的大计，所以不记载‘城郑虎牢’。况且此时晋国已经夺取了虎牢，不再是郑国的所有，自然不能仍然系属于郑国。胡〇责备郑国不能守卫，恐怕与经旨不合。《春秋》内晋外楚，难道想要郑国守卫险要来抗拒晋国吗？”霞峯华氏说：“城虎牢不系属于郑国，孔疏说：‘大都以名通者，不系国，遵循史文。’文定认为责备郑国不能拥有，查考虎牢系东虢旧封，郑国夺取而占有，原本不是郑国应当拥有的。圣人不责备郑国拥有虎牢，反而责备郑国不能守卫虎牢，决不是这样。”

译然而，鲁僖公十年冬天晋国戍守郑国的虎牢，为什么经文不将“戍”与“郑”连系（即不写“戍郑”）呢？回答说：“因为下文记载了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救援郑国，所以上文就不得不只写‘戍’而不连系‘郑’了。”这并不是说，后来将“戍”与“郑”连系是为了责备晋国不该占据郑地，先前不将“戍”与“郑”连系是为了责备郑国不能保有国土。解释《春秋》的人喜欢用一个字来穿凿附会，大多像这样。

译五年，叔孙豹和鄫国世子巫前往晋国。

【按：《左传》认为莒国实际上灭亡了鄫国，《公羊传》认为鄫国娶了莒国的后代，这与《谷梁传》的说法相同，这是其立论的基础，详见六年“莒人灭鄫”条下】

冬季，戍守陈国。

【赵岐说：“《左传》说：‘冬季，诸侯戍守陈国。’查考经文没有‘诸侯’二字，怎么能妄言是诸侯呢？《公羊传》说：‘因为各国到达时间不同，无法按顺序排列。’即使因为到达时间不同无法列序，只说‘诸侯戍守陈国’，在情理上有什么损害呢？如果诸侯戍守陈国就这样行文，那么如果是鲁国独自戍守，而且地位低微、兵力少，又该如何行文呢？况且如果诸侯全都戍守，那么兵力就强盛了，为什么下文还要再会盟来救援呢？查考僖公十三年冬季，诸侯在咸地会盟，第二年修筑缘陵城，称‘诸侯’，这里没有‘诸侯’二字，只是鲁国独自戍守罢了，道理也很明显。”】

【按：赵岐的说法也很辩驳有力，与《谷梁传》说法相同。然而经文与僖公二年修筑楚丘城意义相同，楚丘决非鲁国一国所能独自修筑，那么《左传》、《公羊传》的说法更为得当。况且此时楚国正争夺陈国，联合诸侯的力量尚且不足，鲁国怎么能独自前往戍守？晋国也没有让鲁国人独自前往的道理。赵岐大概也是拘泥于经文，而没有审察当时的大势】

六年秋季，莒国人灭亡了鄫国。

【赵岐说：“《公羊传》、《谷梁传》的意思，大概是因为昭公四年经文说‘取鄫’，认为如果现在确实灭亡了它，不应该再记载为‘取’，所以说立异姓为后。”按：莒国现在灭亡鄫国使其成为附庸，后来鲁国取得了它，有什么妨碍记载为“取鄫”呢？况且定公六年郑国灭亡许国，哀公元年许国又出现在经文中，那么鄫国灭亡后又再次出现，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如果鄫国人确实娶外孙为国嗣，罪责自在鄫国，不是莒国的过错，那么经文又应当像“梁亡”那样记载为“鄫亡”，不能说“莒灭”。况且从人情事理来说，鄫国虽小，也有君臣社稷，怎么肯就这样娶异姓为后呢？查考事情的原委，莒国人用武力攻破鄫国，立其子让他守卫并作为附庸，其子又是鄫国的外甥，让他奉祀鄫国，神灵不享用非本族的祭祀，这是使鄫国断绝祭祀，事情必须记载为“灭”。《公羊传》、《谷梁传》只得到立鄫国外甥守祀，所以记载为“灭”，而不探究事实，于是误认为是立异姓为后】

【霞峯华氏说：“这条条文朱熹采纳《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查考《左传》前后记载莒人灭鄫及鲁取鄫的始末，情事了然，各有来历。如果《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不知依据什么。鄫国娶莒国公子为后，罪在鄫国，不在莒国，与黄歇、吕不韦的事情不同，为什么呢？谋划不是从莒国发出的。圣人不纠正鄫国的罪过，作为宠爱妾室、立异姓以亡宗祀的警戒，反而把灭鄫的罪责加给未曾参与谋划的莒国，用法可谓不公平了。舍弃明白可据的《左传》，得到一个新奇可喜的说法而附会它，儒者喜好奇异，往往如此，大概不只是灭鄫这一件事这样】

【按：灭鄫的记载应当遵循《左传》，而赵岐所论《公羊传》、《谷梁传》错误的原因，也极有道理，应当并存】

七年冬季，郑伯髠顽前往会盟，没有见到诸侯。丙戌日，死在鄵地。【髠顽，《公羊传》、《谷梁传》作髡原；鄵，《公羊传》、《谷梁传》作操】

【刘敞说：“这是被弑杀，为什么不说是弑杀？因为以‘卒’来报丧。以‘卒’报丧，为什么就记载它？是为了断绝他的臣子。君主被弑杀，臣子不讨伐贼人，称之为非臣；父亲被弑杀，儿子不报仇，称之为非子。郑国并非没有臣子，君子就根据他们向诸侯报丧的方式而记载，显示郑国没有臣子】

【按：《公羊传》、《谷梁传》的论断极谬误，想要为中国讳恶，而先为乱贼免罪。既然认为中国之君被夷狄之民弑杀是可恶的，反而宽恕其罪而记载为“卒”，使其免于被讨伐，其为乱贼考虑多么便利啊！而朱熹却认为是精论，得到圣人的意旨，这不可理解。至于赵匡相信经文的疑惑，而众儒多跟随他，说这与宋公佐卒于曲棘、许男卒于师相同，那又不对了。赵匡的话说：“如果确实是弑杀而以‘卒’报丧，便跟着记载，各国弑君，哪有如实告知的？”我认为弑君而如实报丧的，或者由当国的大臣明正其罪，或者秉笔的太史以死力争；不然弑贼先以假报丧，后来立君更诛杀他，再以弑杀告知，鲁史跟着改正。如果举国通同欺骗隐瞒，鲁史从哪里访闻得到实情，就纠正其罪呢？如果纠正其为弑杀，便应当兴师讨伐贼人，没有寂静无举动，而凭空加上弑君之名的。鲁史既然跟随报丧记载，孔子更有什么依据来改正呢？现在假使后世有杀人者，也必定因为亲戚的控告、邻里的举报，而后有司加以审讯，得到实情而后才令其抵罪。如果完全没有举报，有司也不能因为道路传言而立刻杀他。《春秋》弑君的报丧告知，怎么与此不同？刘原父说跟随报丧记载“卒”，以显示郑国无臣子，这话很精当，不可改变】

九年春季，宋国发生火灾。【灾，《公羊传》作火】

【《彚纂》说：这条应当以杜预的说法为正确，《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外国的灾不记载，是不对的。至于说宋国是王者之后、孔子的祖先，所以记载其灾，那就牵强附会了。昭公十八年，卫、陈、郑与宋同日发生火灾，如果真如《公羊传》、《谷梁传》所言，《春秋》只记载宋国就可以了，为什么合四国都记载呢】

冬季，公前往会盟。

译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以及齐国的世子光攻打郑国。十二月己亥日，在戏地共同结盟。

译啖子曰：“十月、十二月，大概是重复记载的错误。古代史书有的使用周历，有的使用夏历，所以出现两个不同的月份。大概是作《春秋》的人承袭了两国的旧史，因为月数不同，于是都记载了下来。”

按：啖氏的说法与杜预的注解各不相同，也各自有其道理，但终究不如杜注精细，遵从杜注是可以的。

十年，戍守郑国的虎牢。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彚纂说：胡氏认为“戍守虎牢是责备诸侯”，这是不对的。既然修筑了虎牢的城墙却不戍守，那修筑城墙有什么意义呢？戍守是为了庇护郑国而抵抗楚国，三次征伐的功绩实际上源于此，有什么罪过呢？又说《春秋》赞许楚国救援郑国，尤其不对。这一年记载“楚国救援郑国”，与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楚国救援卫国”意义相同，大概是为了显示晋国的霸业正在兴起，而楚国无法与之争锋罢了。

按：下文记载“楚国公子贞救援郑国”，那么上文自然不得不记载“戍守郑国”以显示救援的原因，文法应当如此，没有其他含义。一切认为是责备诸侯或赞许晋国，又说是抛弃郑国，都是牵强附会的说法。

十一年春，周历正月，鲁国设立三军。

赵匡说：“鲁国的卿大夫向来就有四五个，不止三个。《公羊传》的这种说法，正好让学者产生疑惑和谬误。”《谷梁传》说：“诸侯只有一军。”按：国家有大有小，军制应当不同，却只说一军，没有等级差别，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况且鲁国刚受封时是最大的国家，显然不只是一军。李廉说：“杜预认为鲁国旧有二军，现在增设中军成为三军；胡氏认为鲁国本来有三军，现在不过是废除公室的三军，而三家各自拥有一军，所以称为‘作’。他们的说法略有不同。”然而疏文又说：“鲁国刚受封时必定有三军，后来因为军队多贡赋重，所以自行减为二军，并不是鲁国兵员不足三军。”如果这样解释，也没有妨碍。

十四年春，周历正月，季孙宿、叔老会同晋国的士匄、齐人、宋人、卫人、郑国的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在向地会合吴国。

刘敞说：“《左传》所载都不真实。诸侯离心离德，不是这些戎狄的过错，范宣子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要诬蔑他们呢？去年在绵上检阅军队，《左传》说：‘诸侯于是和睦。’到这里才一年，为什么突然就有言语泄露，不如以前那样和睦？又说：‘宣子让他们在会盟时处理事务以成就和乐。’既然这样，那么这些戎狄就列于会盟之中了，经文又为什么不按顺序记载呢？”

十五年，刘夏从齐国迎接周王的王后。

赵匡说：“如果真的有单靖公迎接王后，经文不应该不记载，所以知道《左传》是妄言。《公羊传》、《谷梁传》都说经过我国，也是不对的。哪有天子娶后，将成为天下之母，却说外嫁女子不记载呢？明显是刘夏不是卿，派他去迎接王后是不合礼制的，于是记载以示讥讽。如果派卿去迎接，就是常事不记载了。所谓外嫁女子不记载，是指诸侯在外国娶妻，即使不合礼制也不记载。”

按：凡是出使邻国，正使与副使一同前往的。只举出正使，如果真的有单靖公，经文为什么省略不记载，而只举出刘夏呢？况且《左传》也自相矛盾，既然说跟随单靖公，那么靖公就在队伍中了，又怎么能说卿没有去呢？

十六年三月，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湨梁。戊寅日，大夫们结盟。

赵匡说：“平公的父亲去世，到这里才五个月，哪有马上举行宴乐歌舞的道理？又说：‘高厚逃归。’按：如果已经在会盟中逃归违背盟约，经文不应该不记载。僖公五年在首止会盟，郑伯逃归不结盟；襄公七年会盟于鄬，陈侯逃归，都记载以表明其罪，为什么唯独这里不记载？所以知道《左传》的这些记载都不可凭信。”

朱熹说：“诸侯出使会盟，而大夫自行结盟，这自然是差异很大且不好的。”

按：《左传》及杜预的注解、孔颖达的疏证都曲意为晋国解释，说不是大夫专断，与《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彚纂》也两存其说，说衡量情事也符合。然而圣经典籍在叙述诸侯之后，特意写上“大夫盟”三个字，不是没有用意的。从此以后平公失去霸权，列国的大夫擅权，都从此开始，那么《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精辟了。结合赵子的议论，那么《左传》尤其不必拘泥了。

十九年，晋国士匄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于是返回。

陆淳说：“《谷梁传》说：‘士匄应该清理场地、张设帷帐，然后向副使报告并等待命令。’按：不攻打丧国，是常礼。再等待君命，是诈取小善，不是人臣尽忠之道。”

刘敞说：“《谷梁传》认为‘还’意味着‘事情没有完成’，以此贬低士匄。如公子遂到黄地才返回，公孙敖出使周朝，没有到达就返回，‘复’意味着事情完成。那么《春秋》反而不贬低公子遂和公孙敖吗？”

朱熹说：“《春秋》明确的地方，只是晋国士匄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于是返回。这分明是赞许他。”

黄仲炎说：“后世如隋朝高颎带兵伐陈，恰逢陈国有丧事，必定向文帝请示，奉诏后才班师，或许《春秋》之义、《谷梁传》之说才能得以体现。《公羊传》说：‘进退由大夫决定’，谬误了。”

按：黄氏

译拘泥于《春秋》中符合礼制便不记载的原则，因此对每件事都采取贬抑削夺的笔法，例如召陵之盟、城濮之战、萧鱼之会，都多加责备，这未必符合《春秋》的本意。像这一条，尤其明显地与朱熹的观点不同，但也可以作为另一种说法来参考。

译二十三年八月，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

【《彚纂》说：“救援却记载驻扎，是迟疑观望，并非真正能救援。《春秋》对此表示讥讽。左氏认为是合乎礼制，公羊认为是先传达君命，都是错误的。”】

二十九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在楚国。

【陈氏岳说：“前往晋国而没有朝见周王，所以不记载；前往楚国而没有朝见周王，这是异常情况，所以记载。”】

【髙氏闶说：“鲁公没有奔赴周天子的丧礼，而是等待楚子的葬礼，在楚国久留，直到夏天才回国，所以圣人在朝见周王的时节，特别记载鲁公所在的地方，这与昭公失国后住在干侯的情况相同。”】

【金氏贤说：“《公羊传》说保存君主，《谷梁传》说怜悯鲁公，我认为这也是在责备鲁公。鲁公在位三十年，没听说有去京师的，所以说这也是在责备鲁公。”】

吴子派延州来聘问。

【程氏端学说：“‘吴子派延州来聘问’，三位贤者称赞他，而胡氏及张氏等儒者认为不称公子是贬低。延州来以名出现而不书氏，与楚椒、秦术等人一样，在褒贬两方面都没有所取。况且延州来让国导致动乱，是在三十年之后，孔子怎么能预先去掉公子之称来贬低他呢？《春秋》就这件事来评判其曲直是可以的，未曾因此来评判其他事情的善恶。”】

【《彚纂》说：“吴国能以礼来聘问，《春秋》书‘子’来推崇它，延州来以名书写，应当以杜注、孔疏为正确，与褒贬无关。公羊认为延州来能让国而贤德，谷梁认为吴国能任用贤人而善，都不符合经义。至于胡氏认为延州来因让国招致祸患，圣人特意书名以示贬低，那就太牵强附会了。”】

三十年，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在澶渊结盟，是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

【刘氏敞说：“左氏说：‘惩罚失信’，不对。失信者，如清丘之盟，直接贬低其人即可。现在只列举其事，又贬低其人，不只是厌恶失信而已。公羊说：‘这是大事，卿不得忧虑诸侯。’诸侯相聚而更替宋国所丧失的，有什么大事？大夫受君命而出，就是诸侯，何必一定不是诸侯的命令呢？谷梁说：‘称赞他们’，也不对。一国失火，自焚其财，诸侯何至于群聚而谋划？以此认为善，是《春秋》重视小恩惠而不重视大道。”】

【朱子说：“程子所谓《春秋》大义数十条，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接诛贬。”】

【按刘氏原父驳斥三家之说很精辟，然而谷梁尤其错谬的，在于称赞弭兵之策，说中原无侵伐八年，是晋赵武的功劳，这是大错。释放蔡般弑君之贼不诛，而沾沾自喜于归还宋国财物，说：‘后来楚国得以借讨乱为名，而烹灭陈蔡。’这是最害事的。然而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由于拘泥于弭兵之说，认为蔡属于楚，不必急于动武以违背盟约，只行小恩惠，如承平故事，这是赵武不明理、不明事机、谋国最不善于此，为何反而称赞他呢？】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四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昭公

二年冬季，鲁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了。季孙宿前往晋国。

【刘氏敞说：“谷梁说‘表明有病’，不对。只说‘到达黄河就返回’，怎么知道有病呢？”】

【李氏廉说：按《左传》，晋国拒绝鲁公，并未失礼。《春秋》只责备鲁公轻举妄动而已。至于胡氏，岂不是成全少姜成为嫡夫人吗？又听说义不迁徙，而强行为非礼之行，也不对。”】

【王氏锡爵说：“过失在于鲁公不能守正而妄动，至于季孙宿前往晋国，大概是鲁公既返回而心中犹有未尽之事，所以派遣季孙宿将命以完成其事，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公、谷之说反而使经意晦涩不明，恐怕都不对。”】

【《彚纂》说：“据事直书，而鲁公行动不合礼，自取其辱可知。公羊认为不敢进，解释公羊的人认为晋将执鲁公，不也谬误吗？这时鲁、晋方睦，鲁公即位逾年，未闻获罪于晋，而晋欲执鲁公，为什么呢？”】

四年秋季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讨伐吴国，抓获齐国的庆封，杀了他。

【《彚纂》说：“庆封是弑君之贼，法所当讨，所以书‘执’、书‘杀’，表明其罪可诛。楚围身是弑逆之人，怀着恶念而讨伐，所以不书‘楚子’，以区别于杀征舒。至于公、谷认为不赞同吴国专封，那就错了。既然书‘伐吴’，那么庆封所受之邑，又何必再言伐呢？”】

九月，鲁国夺取鄫国。

【刘氏敞说：“公羊说‘讳灭’，不对。莒已灭鄫矣，这又能重灭之乎？公羊本谓鄫未灭，故因而为之辞耳。”】

五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国废除中军。

【汪氏克宽说：“季氏以国，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独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孙婼之未定其位，弱叔仲二家而强己。”公羊以为复古，谷梁以为复正，皆非也。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