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子之宫，初献六羽，明八佾前此之皆用，羣公之庙之无不用也。呜呼！以诸侯而用天子之礼，是为上僭，上僭自鲁公以后世世行之，孔子身为鲁臣子而不忍言也；以诸侯用天子之礼而旋为大夫所窃，是为下陵，下陵自宣、成之世始之，孔子心忧其渐而不能以救也。不得已，从其甚者书之：郊以龟违书，牛害书，非时大不敬书；大雩以旱书；禘以别立庙与致小君书。《易》曰：「履霜，坚氷至。」是故书郊自僖三十一年始，三桓之祸由僖基之也。雩一见于桓，再见于僖，成五见于襄，而七见于昭。桓公为三桓所自出，至僖公而兆其毒，成、襄而养其痈，至昭公则溃矣。孔子立定、哀之世，目击祸败，追原本始，书之重，辞之复，繁而不杀。君有短垣而自逾之，何有于大夫？曰「犹绎」、曰「犹三望」、曰「犹朝于庙」，一为幸之，一为惜之，低徊之辞，深于痛哭焉。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又曰：「天下有道，则不在大夫。」呜呼！此孔子当日作《春秋》之发凡起例也。
译鲁君的宗庙，初次进献时使用了六佾之舞，这表明八佾之舞在此前一直被使用，也说明群公的宗庙没有不使用的。唉！诸侯使用天子的礼仪，这叫作对上僭越，这种对上僭越从鲁公之后世代沿袭，孔子身为鲁国的臣子却不忍直言；诸侯使用天子的礼仪，随即又被大夫所窃取，这叫作对下侵凌，这种对下侵凌从宣公、成公时代开始，孔子心中忧虑其逐渐恶化却无法挽救。不得已，便记录那些更为严重的情况：郊祀因龟甲占卜违背而记录，因牛有灾祸而记录，因非时举行且大不敬而记录；大雩因旱灾而记录；禘祭因另立宗庙和迎娶小君而记录。《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因此，记录郊祀从僖公三十一年开始，三桓的祸乱是由僖公奠定基础的。大雩在桓公时出现一次，在僖公时出现两次，在成公时出现五次，在襄公时出现七次。桓公是三桓的源头，到僖公时显露其毒害的征兆，成公、襄公时滋养其毒疮，到昭公时便溃烂了。孔子身处定公、哀公时代，亲眼目睹祸乱败亡，追溯其根本起源，因此记载得格外郑重，言辞反复，繁复而不简略。君主有矮墙尚且自己逾越，何况大夫呢？说“仍然举行绎祭”、说“仍然举行三望”、说“仍然在宗庙朝见”，一是庆幸，一是惋惜，这种低回往复的言辞，比痛哭更为深沉。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又说：“天下有道，那么权力就不在大夫手中。”唉！这就是孔子当时撰写《春秋》所确立的凡例和体例。
郊
呉氏澂曰：「经书郊者九，龟违者四，牛灾者四，非时大不敬者一。葢鲁郊虽僭，行之已乆，视为常事，故不悉书。惟卜之不从，牛之有变，及时之大异于常而后书。」
霞峰华氏曰：「鲁无冬至大郊之事，四望阙其一，降杀于天子。成王所赐，伯禽所受，葢为祈谷之郊，在啓蛰之月。鲁防诸侯而郊，已为非礼，其末流之失抑又甚焉。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或逾启蛰之节，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十一年及定、哀之改卜，皆以四月、五月，又其甚者，成十七年之书九月用郊是也。夫鲁之郊久矣，隠、桓、荘、闵不书，先儒谓圣人不敢无故斥言君父之过，故因其变异而书，不及时则书，过时则书，卜郊不从则书，四卜、五卜以渎书，用郊以废卜书，郊牛伤、鼷鼠食郊牛以纪异书，不郊犹三望以可已不已书。若宣三年王防而卜郊，哀元年先公未小祥而郊，忘哀从吉，违礼亵天，则又比事观之而恶自见矣。」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禘
案杜氏以审谛昭穆谓之禘，合食羣庙谓之祫，祫即禘，禘即祫，一祭而有二名也。故闵二年、僖八年之书禘，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公》、《谷》皆以为祫，祫即禘也，故杜氏亦以大事为禘；宣八年「有事于太庙」，亦禘也，故孔氏《正义》亦谓之禘；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明称「禘于武公」；定八年「从祀先公」，▯明称「禘于僖公」；又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文灼灼可据。故无论经书大事、有事，皆祫即皆禘也。自朱子取赵伯循之说，谓禘专祭始祖与始祖之所自出，不与羣庙，而以毁庙与未毁庙之主合食太庙谓之大祫，单就七庙合食谓之时祫。夫后稷之所自出何人？谓喾也。殊不知帝喾原非稷、契之父，歴考《诗》、《书》及孔、孟之文，无一言及帝喾者。《大雅》之《生民》、《商颂》之《长发》、《鲁颂》之《閟宫》，止及姜嫄、▯鸟，无一言及稷、契之父为何人者。乃史公因《世本》之妄説，谓稷、契与帝尧为亲兄弟。果尔，则尧在位七十载，何不闻举其亲兄，而必待舜举之乎？孔子又何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乎？《世本》创其说于前，而《国语》、《史记》与《戴记》从而附防于后，千年钜典，看破竟属子虚。故谓禘为祭始祖之所自出者，赵伯循不知何所本，歴考三▯及三▯之注疏，杜、孔、郑、贾、服诸儒未之有也。世特防朱子大儒，既从其说，不敢违异，遂成铁案。后儒遂以经书大事为祫祭，有事为时祭，于禘无与，不知其实皆禘也。故今断从《左传》及杜氏之说。
闵二年夏五，僖八年秋七，文二年二月、八月丁夘大，宣八年六月。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十五：>汪氏克寛曰：「经书雩二十一。左氏于桓五年云：『书，不时也。』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则曰：『旱甚。』余年无传。首言不时，而后皆言旱，互文见义，皆以旱而皆不时也。然春秋实以旱书，而并着其僭耳。」
吴氏澂曰：「鲁之雩祀，僭王礼，特书曰大雩，以表其异于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谓龙见而雩，过则书。龙见者，孟夏建已之月，故经无书六月雩者，盖得礼则不书。」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常祀
汪氏克寛曰：「四时常祀，惟桓公之经书烝、书尝，葢再烝之渎与未易灾之余而尝，皆失礼之大者。况冬烝而防夏五月行之，酉月尝而以未月行之，或大过，或不及，皆失时之甚，故书之以示贬。」
不告朔
杜氏谔曰：「六月、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夫子録之，是幸其礼之不尽废也。十六年书不视朔，是未尝朝庙听政，礼废甚矣。」
宫庙
汪氏克寛曰：「隠公立宫以祭庶弟之母
译郊祀
吴澂说：“《春秋》经文中记载郊祀的有九次，占卜不吉的有四次，牛发生灾祸的有四次，因不合时宜而大不敬的有一次。大概鲁国郊祀虽然僭越礼制，但实行已久，被视为常事，所以没有全部记载。只有占卜不听从、牛出现变故，以及时节与常规有重大差异时，才予以记载。”
华镇说：“鲁国没有冬至大郊的典礼，四望之祭缺其一，比天子的礼制有所降低。成王所赐、伯禽所受的，大概是祈求谷物的郊祀，在启蛰之月举行。鲁国作为诸侯而举行郊祀，已经不合礼制，其后来的流弊失当更加严重。有的僭用冬至郊祀，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改卜牛，都在春正月，就是如此；有的越过启蛰的节气，僖公三十一年、成公十年、襄公十一年以及定公、哀公改卜，都在四月、五月，更加严重的，是成公十七年记载九月举行郊祀。鲁国的郊祀历史悠久，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没有记载，先儒认为圣人不敢无故斥责君父的过错，所以趁着发生变异才记载，不合时宜就记载，过时了就记载，占卜郊祀不吉就记载，四卜、五卜因亵渎而记载，举行郊祀因废除占卜而记载，郊牛受伤、鼷鼠吃郊牛因记录异象而记载，不举行郊祀却举行三望之祭因可止而不止而记载。至于宣公三年因王师防范而占卜郊祀，哀公元年先君未满小祥之期就举行郊祀，忘记哀痛而追求吉庆，违背礼制而亵渎上天，那么通过比较这些事来看，其恶行自然显现了。”
禘祭
按杜预的说法，审定昭穆次序称为禘，合祭群庙称为祫，祫就是禘，禘就是祫，一次祭祀有两个名称。所以闵公二年、僖公八年记载的禘，是禘祭；文公二年“在太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神位”，《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是祫祭，祫就是禘，所以杜预也把大事当作禘祭；宣公八年“在太庙有事”，也是禘祭，所以孔颖达《正义》也称其为禘祭；昭公十五年“在武宫有事”，〇明确称为“在武公处禘祭”；定公八年“从祀先公”，〇明确称为“在僖公处禘祭”；又昭公二十五年“在襄公处禘祭”，〇文辞确凿可据。所以无论经文记载大事、有事，都是祫祭也就是禘祭。自从朱熹采纳赵伯循的说法，认为禘祭专门祭祀始祖和始祖所由出的祖先，不与群庙合祭，而将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合祭于太庙称为大祫，单独就七庙合祭称为时祫。后稷所由出的祖先是谁？说是帝喾。殊不知帝喾原本不是稷、契的父亲，遍考《诗经》、《尚书》以及孔子、孟子的文章，没有一处提到帝喾的。《大雅》中的《生民》、《商颂》中的《长发》、《鲁颂》中的《閟宫》，只提到姜嫄、〇鸟，没有一处提到稷、契的父亲是谁。于是司马迁根据《世本》的妄说，认为稷、契与帝尧是亲兄弟。果真如此，那么尧在位七十年，为何没听说举用他的亲哥哥，而一定要等舜来举用呢？孔子又怎么说“禹、稷亲自耕种而拥有天下”呢？《世本》在前面创立这种说法，而《国语》、《史记》与《礼记》在后面附会，千年的重大典制，看破后竟然纯属子虚乌有。所以说禘祭是祭祀始祖所由出的祖先，赵伯循不知依据什么，遍考三〇及三〇的注疏，杜预、孔颖达、郑玄、贾逵、服虔等儒者都没有这种说法。世人只是畏惧朱熹是大儒，既然跟随他的说法，不敢违背异议，于是成了定论。后儒于是将经文中记载的大事当作祫祭，有事当作时祭，与禘祭无关，不知道其实都是禘祭。所以现在断定遵从《左传》及杜预的说法。
闵公二年夏五月，僖公八年秋七月，文公二年二月、八月丁夘举行大事，宣公八年六月。
汪克宽说：“经文记载求雨之祭二十一次。《左传》在桓公五年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襄公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公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都说：‘是因为干旱。’昭公二十五年再次求雨，就说：‘干旱严重。’其余年份没有传文解释。首先说不合时宜，后来都说干旱，互文见义，都是因为干旱而且都不合时宜。然而《春秋》实际上是因为干旱而记载，并着重指出其僭越。”
吴澂说：“鲁国的求雨祭祀，僭用天子之礼，特别记载为大雩，以表明其不同于诸侯祭祀山川的求雨之祭。《左传》说龙星出现就求雨，过时了就记载。龙星出现，是孟夏建巳之月，所以经文没有记载六月求雨的，大概合乎礼制就不记载。”
常祀
汪克宽说：“四时常祭，只有桓公的经文记载烝祭、记载尝祭，大概是因为再次烝祭的亵渎以及未消除灾祸之余就举行尝祭，都是失礼的重大表现。况且冬季烝祭却在夏季五月举行，酉月尝祭却在未月举行，有的大大超过，有的达不到，都是失时非常严重，所以记载以示贬斥。”
不告朔
杜谔说：“六月、闰月不告朔，仍然在宗庙朝见，孔子记录这件事，是庆幸其礼制没有完全废弃。十六年记载不视朔，是没有朝见宗庙听政，礼制废弃得很严重了。”
宫庙
汪克宽说：“隐公建立宫庙以祭祀庶弟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