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一》>
《宋志》谓吴孙皓时尝有之，苖稼丰美而实不成，阖境皆然，百姓以饥，所谓『大无麦、禾』者也。」刘
译《宋志》说吴国孙皓时期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庄稼长得茂盛但果实未能成熟，整个境内都是这样，百姓因此遭受饥荒，这就是所谓的“大无麦、禾”。刘
虫孽
汪氏克寛曰：「《春秋》书虫灾者十四，书螟者三，而在隠公之世二，庄公一；书螽者十，桓、僖、文、襄各一，宣公、哀公各三；书蝝生一，亦在宣公之世。葢宣公以弑兄得国，而又改法重困农民，故螽、蝝、水、旱之灾比岁相仍，圣人备书为后鉴也。」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一》>
赵氏汸曰：「《春秋》书螟者三，▯二、庄一；书螽者十有一，桓一，余皆僖公之后。葢螟食苖心，螽无所不食，其为灾也，螟轻而螽重。春秋之初，灾之轻者亦书之；及其久也，轻者不胜书，书其重者尔。不然，岂▯庄之后二百年间皆无螟耶？」
物异
案《春秋》书多麋，一麋，鲁地所有，多则为异。有▯，有蜚，有鸜鹆，皆鲁地所无，今忽有之，故曰有。
火灾
汪氏克寛曰：「宫庙志灾者六：御廪、西宫、新宫、亳社，讥不戒谨而致灾也；雉门、两观、桓宫、僖宫，讥其非礼而宜灾也。」
霞峰华氏曰：「御廪所以奉宗庙也，御廪灾，公将不得奉宗庙矣。西宫小寝，人君燕私之地，僖公之薨于小寝，知公之即安于燕私也。西宫之灾，其以示戒欤？」庙灾而哭，得礼之常法，不宜书，故质夫以为神未迁主。然宣公薨二十有八月而主未迁，书之亦以志其慢，而天谴告之也。雉门、两观，僭也，因灾而志，亦以见其非礼也。桓、僖亲尽而庙不毁，故天火及之。亳社，亡国之社，以为庙屏，戒也。故亳社之灾，刘向以为人君纵心不能警戒之象。
汪氏克寛曰：「《书》外灾者五，皆以国书，葢灾及于宗庙、朝市，而非一处也。独成周《书》宣榭，责王室不谨于火，虽人火焚之而不能救，其罪尤着矣。」
李氏亷曰外灾告则书吊则书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一》>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一
国子监司业顾栋髙撰
三▯异同表
孔子作《春秋》，为传説者五家，今惟存公、谷、左氏。考前汉书儒林▯公羊学最先立。自大儒董仲舒、丞相公孙▯皆为公羊学，故武帝尊用之。至宣帝以卫太子好谷梁，乃诏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诸儒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而公羊浸微。左氏防晚出，特以刘歆好之，至平帝时王莽颛政乃得立。是时为左氏之学者微甚，于二家靡得而同也。然今世之学《春秋》者，微左氏则无以见其事之本末。盖丘明为鲁太史，亲见鲁之载籍，如郑书、晋志，夫子未尝笔削之春秋，莫不毕览，故其事首尾通贯，学者得因是以攷其是非。若公、谷则生稍后，又未仕列于朝，无従见国史，其事出于闾巷所▯説，故多脱漏，甚或鄙倍失真。如谷梁以莒人灭鄫为立异姓，公羊谓禘于太庙用致夫人为胁于齐媵女之先至，不知其何所考据。考其事之前后，又别无因由，学者无以见其事之必然也。然特好为异论，其説多新竒可喜，故汉世遵用之。汉时凡国家有大事，诏诸儒各以经谊对。武帝伐匈奴，而谓齐襄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隽不疑叱缚伪太子，而以蒯聩得罪灵公，辄宜拒而不纳：皆悖义伤教之大者。至「子以母贵」之説，遂为古今妾母为夫人者之借口。经术之误，流于政事，所系岂渺小哉！左氏言多近理，惟以隠三年夏四月辛夘尹氏卒为君氏，似不若公羊讥世卿之为得其正，学者取以折衷焉可也。左氏注旧有服、杜，公羊注有何、严，注谷梁者且十家，今行于世者惟杜氏、何氏、范氏。杜最精密，何休往往因公羊之説而增加其辞，惟范甯注谷梁多所规正。今择三传之各异，及注之▯明者，并表而出之。其有三▯俱不可通，而后儒以意臆断者，亦附列其间。啖、赵、陆氏之辨疑，刘氏敞之权衡，李氏亷之防通，及圣朝彚纂，用以平三▯同异四家之説犹有未惬，则间附鄙见，极知僭逾，然学者得借是以求圣人之意，不至汗漫而无所适从，于是经亦不为无补。辑《春秋三传异同表》第四十二。▯公。
元年
译虫灾
汪克宽说：“《春秋》记载虫灾的有十四次，记载螟虫的有三次，其中隐公时期两次，庄公时期一次；记载蝗虫的有十次，桓公、僖公、文公、襄公各一次，宣公、哀公各三次；记载蝝虫出生的有一次，也在宣公时期。大概宣公因杀害兄长而取得君位，又改变法度严重困苦农民，所以蝗虫、蝝虫、水灾、旱灾等灾害连年相继发生，圣人详细记载这些作为后世的鉴戒。”
赵汸说：“《春秋》记载螟虫的有三次，隐公两次，庄公一次；记载蝗虫的有十一次，桓公一次，其余都在僖公之后。大概螟虫吃禾苗的心，蝗虫没有不吃的，作为灾害来说，螟虫较轻而蝗虫较重。春秋初期，较轻的灾害也记载；等到后来，较轻的灾害多得记不完，就只记载较重的灾害罢了。不然的话，难道隐公、庄公之后的两百年间都没有螟虫吗？”
物异
查《春秋》记载多麋，一只麋鹿，是鲁地所有的，多了就是怪异。有蜃，有蜚，有鸜鹆，都是鲁地没有的，现在忽然有了，所以说“有”。
火灾
汪克宽说：“宫庙记载灾害的有六处：御廪、西宫、新宫、亳社，是讥讽不谨慎戒备而招致灾害；雉门、两观、桓宫、僖宫，是讥讽其不合礼制而应当遭受灾害。”
华峤说：“御廪是用来供奉宗庙的，御廪发生火灾，国君将不能供奉宗庙了。西宫是小寝，是国君宴饮私处的地方，僖公死在小寝，可知国君安于宴饮私处。西宫发生火灾，大概是用来示警吧？”宗庙发生火灾而哭泣，是合乎礼制的常法，不应该记载，所以质夫认为是神位没有迁移。然而宣公死了二十八月而神位没有迁移，记载这件事也是用来记录其怠慢，而上天谴责告戒他。雉门、两观，是僭越礼制，借灾害来记录，也是表明其不合礼制。桓公、僖公亲尽而宗庙不毁，所以上天的火波及他们。亳社，是亡国的社坛，用来作为宗庙的屏障，是警戒。所以亳社发生火灾，刘向认为是国君放纵心意不能警戒的象征。
汪克宽说：“《春秋》记载外部灾害的有五次，都以国名记载，大概灾害波及宗庙、朝市，而不是一个地方。唯独成周记载宣榭，是责备王室不谨慎防火，虽然是人为火灾烧毁而不能救，其罪过尤其明显。”
李廉说：外部灾害报告就记载，吊唁就记载。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一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三传异同表
孔子作《春秋》，为其作传说的有五家，现在只存有公羊、谷梁、左氏三家。考察前《汉书·儒林传》，公羊学最先确立。自大儒董仲舒、丞相公孙弘都推崇公羊学，所以汉武帝尊崇采用它。到了汉宣帝因为卫太子喜好谷梁学，于是下诏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在殿中大会，评定公羊、谷梁的同异，众儒生多跟随谷梁学，从此谷梁学大盛，而公羊学逐渐衰微。左氏传出现较晚，只因为刘歆喜好它，到了平帝时王莽专政才得以确立。这时学习左氏传的人很少，在两家中没有能够统一的。然而现在学习《春秋》的人，如果没有左氏传就无法看到事情的始末。大概左丘明是鲁国太史，亲眼见到鲁国的典籍，如郑国的书、晋国的志，夫子未曾删削的《春秋》，无不全部阅览，所以事情首尾贯通，学者得以借此考察其是非。至于公羊、谷梁则出生稍晚，又没有在朝廷任职，无从见到国史，他们的事情出于民间的传说，所以多有脱漏，甚至有的鄙陋悖谬失真。如谷梁认为莒人灭鄫是立异姓，公羊认为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是受齐国媵女先到的胁迫，不知他们依据什么考证。考察事情的前后，又别无原因，学者无法看到事情的必然性。然而特别喜欢提出异论，他们的说法多新奇可喜，所以汉代遵用它们。汉代凡是国家有大事，下诏众儒生各自根据经义回答。汉武帝讨伐匈奴，而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认为这是大事；隽不疑呵斥捆绑伪太子，而以蒯聩得罪灵公，辄应当拒绝而不接纳：这些都是违背道义伤害教化的大事。至于“子以母贵”的说法，遂成为古今妾母成为夫人的借口。经术的错误，流于政事，关系岂是渺小呢！左氏传言论多近情理，只以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为君氏，似乎不如公羊讥讽世卿那样得其正，学者取以折衷是可以的。左氏注旧有服虔、杜预，公羊注有何休、严氏，注谷梁的且十家，现在行于世只有杜氏、何氏、范氏。杜预最精密，何休往往因公羊的说法而增加其辞，只有范甯注谷梁多有规正。现在选择三传的不同，以及注释中明白的，一并列出。如果有三传都不可通，而后儒以意臆断的，也附列其间。啖助、赵匡、陆淳的辨疑，刘敞的权衡，李廉的防通，以及圣朝汇编，用来平定三传同异四家的说法还有不满意的，就偶尔附上鄙见，极知僭越，然而学者得以借此寻求圣人的意思，不至于漫无头绪而无所适从，于是经学也不为无补。辑《春秋三传异同表》第四十二。隐公。
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