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译开启后世追尊妾母的先例，都援引《春秋》考宫的原则。圣人记载此事，是为了彰显失礼的开端。凡是经文中记载宫庙，如西宫、新宫、桓宫、僖宫，是因为有灾祸才记载；如果建造新宫符合礼制，就不记载。世室的房屋毁坏则记载；如果建造世室符合礼制，也不记载。用丹漆涂饰桓公的柱子、雕刻桓公的椽子，因为过度奢侈不符合礼制所以记载；武宫、〇宫，因为亲缘关系已尽不应当建立宗庙所以记载。凡是改换世代为先君建立宗庙，如果符合礼制就不记载。

译即位

高紫超氏说：“十二位国君有的记载即位，有的不记载即位，只是根据事实来记载罢了，圣人并没有在其中特意安排。”有回复舅氏霞峯的书信，见后文。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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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至

啖助说：“凡是国君出行一百七十六次，记载‘至’的有八十二次，不记载‘至’的有九十四次。左氏认为，向宗庙报告就记载于防地，孔子根据他所到的地方来显示功过，并且记录他离开国家的远近、快慢。其中有一次出行涉及两件事的，有的承接前事，有的承接后事，选择其中重要的来记录。十二位国君只有隐公不报告，大概是谦让，不以国君的礼仪自处。其余不报告的，有的因为羞耻，有的因为懈怠。”

刘永之说：“时间有远近，那么史书有详略。自文公以前，国君出行八十次，记载‘至’的十七次；自文公以后，国君出行九十次，记载‘至’的六十四次。这很容易明白。”

《汇纂》说：“返回行程必须报告，那么史书就记载他到达；不报告，就不记载。”杜预的注、孔颖达的疏非常明白。各家纷纷议论，有的认为是因为远，有的认为是因为久，有的认为是因为危险，有的认为是因为侥幸，这都是穿凿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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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高紫超回复舅氏的信

《春秋》十二位国君不记载即位的有四位君主，解说的人说都是圣人删削的。然而这种说法在此处能讲通，在彼处就讲不通，于是各自做出委曲迁就的解释，而《春秋》的微言大义就晦暗了。隐公不记载即位，文定主张隐公在内无所继承、向上不请命，他的论点固然极其正大。但我曾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春秋》的法度，是非善恶固然说大公无私，但尊重君父不敢直言斥责，也是《春秋》的定论。《春秋》厌恶天下没有王，也就厌恶一国没有君；厌恶一国没有君，就更不应当先萌生无君之心而逞无君之笔。《春秋》中的诸侯，不请命而无继承的遍布天下，而文定却说：“《春秋》首先贬斥隐公以阐明大法。”这是圣人想要纠正天下无王的罪过，而自己先逞无君之笔了。君父是一样的，现在有一群做盗贼的人在这里，而他的父亲也参与其中，假使身为法官，却说：“首先诛杀我父亲做盗贼的人。”这可以吗？隐公即使有可贬斥的罪过，而圣人不是贬斥隐公的人。如果说圣人作经，直接以天自居，而对此毫不顾虑，那也是非常违背情理、逆乱伦理的了。现在说删削隐公是不禀告君父的例子，就是文定首先贬斥隐公的意思，这是其说法可商讨的第一点。说文、成、襄、昭、哀五位君主都不禀告于君而禀告于父，可以从轻减免，义理也不安稳。诸侯的位子，是受之于王的，不是受之于父的。既不禀告于王，那么即使受之于父，也是擅自立君，又可以从轻减免吗？既然可以受之于父而从轻减免，那么天下诸侯触犯王法的就少了。既删削隐公为不禀告君父的例子，又对文、成等君主从轻减免而记载即位，以记载即位者为是，那么怀疑删削即位者为非；以删削即位者为非，那么不应当以记载即位者为是。是非可以互换，予夺可以突然更改，隐公为何偏偏不幸，作为《春秋》的首位国君而遭受大罚，这是其说法可商讨的第二点。又说桓、宣、定三位君主都继承弑君之事而参与其事，所以也按照常规记载即位。桓、宣继承弑君，确实如此；但昭公并非弑君。昭公并非弑君而强行使他与弑君者相同，那也是模糊迁就的说法。桓、宣的罪恶极深，都存有杀兄之心；定公并非存有杀心，只是不能讨伐季孙意如为罪罢了。因为定公不继承于父，难以从受父从轻减免的例子，而直接使他与桓、宣的弑君者同罪，那么用法可以说是不公平了，这是其说法可商讨的第三点。那么十二位国君有的记载即位，有的不记载即位，其义究竟如何？回答说：“只是根据事实来记载罢了，圣人并没有在其中特意安排。”隐公摄政而不即位，是变例；庄、闵、僖继承弑君而不即位，是定例；桓、宣故意逾越其例，是因为想要掩盖自己篡弑的事实，如果遵循其例，那就是自己表明篡位了。庆父立闵公，确实没有不忍心杀子般的意思，但庆父丑名昭著，朝臣也厌恶他，季友之类的人或许有与他争辩对抗的，所以也没有举行即位之礼。那么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位君主确实曾经即位了，那么经文也没有理由隐瞒事实而不记载即位；隐、庄、闵、僖四位君主确实未曾即

译如果说是即位，那么《春秋》经文也不能强行歪曲说他是即位，都是根据事实来记载罢了。然而《春秋》虽然都根据事实来记载，但对于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这五位君主记载即位，自有其阐明传承世系、继承统绪之重要的用意；对于庄公、闵公、僖公三位君主不记载即位，自有其昭示万世嗣君处理变故之法度的用意；对于桓公、宣公本不应即位却记载即位，自有其揭露他们狠毒弑兄之隐情的用意；对于定公在六月戊辰日才记载即位，自有其显示阳虎强行逼迫、专断其君之事实的用意。这就像太阳一照耀，万物就没有隐藏的形状，圣人的用意未曾不深切而显明。有人问：“王法所最看重的，没有超过继承世系而立君主的；王法所必诛杀的，没有超过不禀告君父而自立为君的。现在说隐公不记载即位，仅仅是根据事实来记载，那么所说的‘丘窃取’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儿子不禀告父亲，臣子不禀告君主，是王法必诛杀的定律，圣人在‘卫人立晋’的记载中已经阐明了，不必再牵强附会到这里。”那么隐公即位不记载，仅仅是根据事实而没有其他含义吗？回答说：“君位，是人君最大的宝物，任命德行、讨伐罪恶都凭借君位来施行。天子端正其君位，然后才能对天下有所作为；诸侯端正其君位，然后才能对国家有所作为。不记载即位，就是失去了人君最大的宝物，不足以对国家有所作为。唉！这就是他最终遭受莵裘之变的原因吧！”

译考察十二位鲁公，有的记载即位，有的不记载即位，都是根据事实来记载的。这原本就是《春秋》三传以及杜预、何休、范宁、孔颖达、杨士勋等儒者的注疏，极为明白平易，所以朱熹也极力主张这种说法。不知道宋代的儒者为何自生枝节，认为不记载即位是孔子删削的结果。到了那些不通顺的地方，又分为两种情况：把删削隐公作为不禀命于君父的例子，而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附属于这一类，因为是从末减（地位较低或情况特殊），所以没有删削；把删削庄公、闵公、僖公作为继承弑君者不当举行即位礼的例子，而桓公、宣公、定公附属于这一类，因为参与了弑君以及被弑君者所立，所以没有删削。五公没有被删削，是宽恕他们；桓公、宣公、定公没有被删削，是谴责他们。像这样，那么圣人制定法度就让人可以随意操纵了。他们的本意是想夸大圣人的书法，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警戒乱贼的心，却不知道先自己陷入了僭越妄断的错误。况且即使根据事实来记载，《春秋》的防范作用也未曾不严于斧钺。史书以真实为信，如果鲁君确实举行了即位礼，而孔子掩盖事实不记载，那么《春秋》就不是传达真实可信的书了，怎么能说是圣人的著作呢？所以我节录三传及诸儒的防范说法，而以高紫超的说法为定论。

当今世人所称的祫祭和禘祭，认为祫，是合祭，毁庙的牌位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牌位都升合在太祖庙一起祭祀；而禘，则只祭祀始祖和始祖所由出的祖先，不兼祭群庙的牌位。周朝以稷配祭喾，鲁国则以周公配祭文王，这是朱熹采纳赵伯循的说法，而后世的儒者多遵从信奉。然而我曾遍考三传、《礼记》、《孝经》、《论语》、《中庸》的义疏，以及商、周、鲁颂的乐章，从未有周朝祭祀帝喾及鲁国祭祀文王作为所由出的记载，不知道赵伯循依据什么典籍这样说。相信汉儒不如相信三传，相信三传尤其不如相信圣人的经典。所谓汉儒的说法，就是《礼记》中的《大传》、《丧服小记》、《明堂位》及《祭法》；所谓圣人的经典，就是《诗经》所传的三颂与孔子所书的《春秋》经文。况且世人说周朝祭祀及于喾，是因为《祭法》有“禘喾而郊稷”的文字，然而这个禘，郑玄说是祭祀天于圜丘，不是说宗庙的祭祀而以稷配祭。又因为《小记》及《大传》有“王者禘其祖所自出”的文字，然而这个禘，说是祭祀感生之帝于南郊，乃是汉儒诬妄的说法，也不是说稷生于帝喾因而祭祀他。况且对照三传，关于禘的说法又很明确。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庙”，《公羊传》、《谷梁传》称之为祫，《左传》称之为禘，然而它们的意义相同。《公羊传》说：“五年两次殷祭。”何休说：“祫，是合祭；禘，是谛祭，审谛无所遗失。禘所以不同于祫，是因为功臣都得以祭祀。”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杜预说：“三年丧毕，大祭以审昭穆，称之为禘。”只有诸儒称五年一次，而杜预说三年一次，意义稍有不同，而他们说禘都兼祭群庙的牌位，绝没有说过周公所由出而说祭祀及于文王。郑康成又说禘不同于祫，是说只陈列毁庙的牌位，而群庙的牌位则各在其庙祭祀。征引《春秋》的实事，尤其可信不诬。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左传》称之为禘；昭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这是各在其庙祭祀的明证。然而还可以说：“这是《左传》的话。”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僖公八年“禘于太庙”，明明在各庙称禘，难道孔子所书的经典还不足以相信吗？然而还可以说：“这是《春秋》僭越混乱的礼仪。”至于《周颂》中的《雍》，是文王禘祭太祖的乐歌，《商颂》中的《长发》，是武丁大禘的乐歌，难道商、周盛世的乐章，经过傅说、周公之手审定，还不足以相信吗？《雍》中说“皇考”，指文王；“烈考”，指武王，未曾及于喾。《长发》中说“玄王”，指契；“相土”，指契的孙子，以及汤与阿衡，也未曾一语及喾。其列举相土与阿衡，尤其可以作为陈列毁庙及祭祀功臣的明证。那些说鲁国使用天子礼乐的人，大概像舞佾、歌《雍》之类，是赐给鲁国以矜夸隆盛，难道是说在周公的庙里祭祀文王，以诸侯祖天子，以干犯大罪吗？况且《鲁颂·閟宫》的诗明确说了，诗中说：“白牡骍刚。”《公羊传》在文公十三年传中说：“周公牲用白牡，鲁公用骍刚，群公不毛。”未曾言及文王的牺牲，怎么能说祭祀文王以配周公呢？再看《尚书》说后稷建邦启土，《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中庸》说上祀先公，都到后稷为止。又《礼记·明堂位》说：“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颜师古注《汉书》也说：“禘者，谛也，谓一一祭之。”遍观载籍，从未有言祭祀及始祖之父的。我奇怪不知何人拘泥《小记》及《大传》的文字，而又厌恶感生帝的诬妄，遂以帝喾当

译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汉高祖以尧为祖先、曹魏以舜为祖先，牵强附会，成为千古的笑柄。唐代赵循伯又曲意成全这种说法，甚至说鲁国祭祀文王毫无根据，主观臆断更加严重。后来朱熹遵从并采用这种说法，后世于是没有异议，这都是对经典没有深入考据的过错。相信朱熹，尤其不如相信圣人的经典更为妥当。

译《春秋禘祫说》后

礼学家关于禘祫的学说，自古以来争论不休。然而我认为，古今时代不同，而君王报答根本、追念初始，应当依据实际情况。比如殷、周的兴起，发端于稷、契，那么就应当以稷、契为始祖，始祖占据正东向的位置，始祖以上的人不必祭祀。后世的帝王以平民身份取得天下，那么就应当以受命有功有德的人为太祖，太祖占据正东向的位置，太祖以上的人不必祭祀。凭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契最初被封于商，开创了六百年的基业；稷被封于周，开启了八百年的国运，那么商、周称王自然应当以稷、契为根本。至于稷、契的兴起，如果不依托帝喾，就没有理由去追祀。况且稷、契在当时本来就是舜的臣子，起初都出身微贱，说稷、契都是帝喾的儿子，与尧是兄弟，这是史家附会牵强的说法，对照事实，万万没有这种道理。为什么呢？《生民》和《閟宫》这两首诗都歌颂姜嫄，《商颂》中的《长发》歌颂有娀氏，如果稷、契真是高辛氏（帝喾）的儿子，那么商、周就不应该只歌颂母亲而不歌颂父亲【谯周说：“因为他们的父亲地位卑微，所以没有记载”】。况且按照史家的说法，姜嫄是元妃，有娀是次妃，那么稷、契都应该是帝尧的哥哥，而尧从即位到去世，共一百二十四年，推算稷、契在帝舜时，年龄都接近一百三十岁，应当已经衰老不能处理政事，而尧在位七十年，有亲哥哥是大圣人，终身不举荐，等到帝舜时才得以举荐，恐怕讲究亲睦九族的圣人不会是这样做的。那么说稷、契同出于帝喾尚且缺乏根据，而说商、周推尊他们为所由出的祖先，在太庙中禘祀他们，不是更加荒谬妄诞吗？商、周禘祀帝喾的记载出自《祭法》和《国语》，《国语》不是左丘明所作，其内容多与《春秋》相抵触；而《祭法》出自汉代儒生的附会，其不可信更加明显。从此以后，李唐取得天下，其先祖皇祖李虎最初受命为唐公，追封为太祖景皇帝，那么正东向的位置自然应当属于景皇帝，而献祖、懿祖无关涉。赵宋的太祖削平僭越叛乱，垂统百代，其先祖没有功业显著作为王业基础的，那么正东向的位置自然属于太祖，而僖祖、宣祖无关涉。为什么呢？有安定天下的功业，自然应当享受子孙百代的报答，君王祖有功、宗有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唐贞元年间，下诏百官集会商议典礼，昌黎韩愈认为在禘祫时，献祖应当占据正东向的位置，景皇帝退居昭穆之列，祖因孙的尊贵而尊贵，孙因祖的屈从而屈从。同时上奏议的五十七人中，只有颜鲁公颜真卿与韩愈意见相合。朝廷最终采纳了王绍等人的意见，确立景皇帝正东向的位置，将献祖、懿祖的神主附祭于兴圣庙中。后世不认为王绍等人错误，而认为韩愈正确，是因为符合实际情况。宋治平四年，英宗升祔太庙，采用司马光的意见，将僖祖迁到夹室。熙宁年间，王安石当政，又将僖祖迁回太庙，而太祖退居昭穆之位，当时伊川程颐独自赞同这个说法。等到南宋南渡后，孝宗升祔太庙，各位儒者楼钥、陈傅良等建议迁毁僖祖，朱熹支持这个主张，而太祖占据正东向的位置。当时宋朝建国已经二百多年，朱熹极力争辩王安石的意见，认为僖祖上比稷、契，不应当迁毁。然而后世不认为王安石及程、朱的意见正确，而认为司马光等人的言论错误，也是因为符合实际情况。博学多闻，通晓掌故，到韩愈、王安石为止了；精研义理，到程颐、朱熹为止了。然而不因为那些人而改变这个看法，大概是为了契合人心所共同认可的，起初不必以人的地位高低来权衡。有人说：“像这样，那么子孙就可以用功德加在其祖先身上，孟子不是说过：‘孝子的极致，没有比尊崇父母更大的’吗？”回答说：“受命的君主追尊所生父亲，这是善行归于亲人的道理；百代之后守成的君主，以受命的祖先为不迁之主，这是祖有功、宗有德的道理。善行归于亲人，是个人的私情；祖有功、宗有德，是天下的公义。君王不因为个人的私情而废弃天下的公义，所以必须明白周、鲁的禘祫之礼，而百代禘祫的议论才得以确定。”

《鲁无文王庙论》

过去曾经怀疑赵伯循关于鲁国禘祀文王的说法，他说在周公庙中祭祀文王，以周公配享，不知道他的说法依据什么。等到阅读《左传》襄公十一年的记载，有“临于周庙”的文字，杜预认为这是文王庙，鲁国只有文王庙、周公庙使用八佾舞，赵伯循因而附会这个说法。不知道这是左丘明的荒谬妄诞，况且他的说法也与赵伯循不太符合，请让我详细辩驳。按照礼制，诸侯以始封之君为太祖，鲁国以伯禽为始封之君，而周公留下来辅佐成王，开创基业，鲁国人尊崇他的制度，以周公庙为太庙，鲁公庙为世室，并且世代不毁。如果再有文王的庙，那么鲁国不毁的庙就有三座，比天子还多呢。周朝有后稷的庙，没听说还有帝喾的庙，这是其说法荒谬的第一点。《论语》说“子入太庙”，注解说：“孔子刚开始做官时，在周公庙助祭。”如果还有周庙，《论语》为什么没有提及？这是其说法荒谬的第二点。况且既然有周庙，决没有空着不祭祀的道理，而鲁国享祀的典章，没有比《閟宫》这篇诗更完备的。诗中写道“白牡骍刚”，只陈述周公与鲁公的牺牲，没有提及文王，

译其说法的荒谬之处有三。《春秋》僖公八年的传文中记载“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致夫人”，并没有在周庙举行禘祭的文字记载。禘祭是祭祀的大礼，却在太庙举行，不知道虚设文王的庙宇究竟有何用处，这是其说法荒谬的第四点。况且赵伯循的说法，认为文王是周人所出的帝，让周公配享；如果有文王的庙，就应当迎接周公来与文王合食。现在不采取儿子就父亲，反而让父亲就儿子，想要尊崇周公，却没有考虑到这会贬低文王，这是其说法不通的第五点。鲁国的禘祭是昭穆合食，有明确的记载。如果按照赵伯循的说法，那么文王的庙宇虚设而不祭祀，却让文王下临周公的庙宇，周公应当退居昭穆之列，想要尊崇周公，反而贬低了周公，这是其说法不通的第六点。孔颖达的《正义》又引用郑祖厉王、蒯聩称皇祖文王的事例，认为郑、卫两国都建立了所出之王的庙宇，其错误更加严重。难道郑、卫两国都能被赐予重祭吗？这不用辩驳就自然明白了。四明万氏充宗又为赵伯循的说法疏通，认为鲁国的禘祭不同于周朝的禘祭，鲁国的禘祭不追溯所自出的祖先，大概是依据《明堂位》及《閟宫》的文字，这在解释《春秋》方面是比较接近的。但他不知道周朝的禘祭原本就没有祭祀所自出祖先的礼仪，何论鲁国呢？况且帝喾原本不是稷、契的父亲，怎么能说禘祭帝喾是祭祀所自出的祖先呢？《大传》及《小记》中说：“祭祀所自出的祖先，是指在南郊祭祀感生帝，并不是帝喾。”把感生帝视为荒谬，而用帝喾来代替，用周朝禘祭帝喾，而鲁国用文王来比拟，又加上左氏“鲁国有周庙”的说法，于是辗转附会，其源头都始于赵伯循一人，这是朱熹相信他的过错。有人说：“那么《论语》中‘有人问禘祭的说法’，而孔子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禘祭是王者的大祭，大概是指其礼乐特别盛大，原本不必说是祭祀所自出的祖先。如《周颂·雝》中的禘祭太祖，《商颂·长发》中的禘祭商王，何曾涉及到始祖的父亲？而这难道也是诸侯所能僭越的吗？正因为不是诸侯所能僭越，而鲁国僭越了，孔子所以不敢明说。如果一定要说是追远尊先，以至于无穷，这是后人故意制造的幽深玄远的言论，考察事实并非如此。”

译辨析四明万氏兄弟论述禘礼的失误

我已经广泛考证经传，确定意见认为禘礼是兼祭群庙的牌位，并不追溯始祖所从出的远祖。随后我又全面考察各位儒者的说法，以参酌其中的同异。四明万充宗著《学礼质疑》，其中有《禘说》四篇，他的弟弟万季埜又著论九篇，都精到渊博、辨析透彻。凡是古今名臣学士关于禘祫的议论，无不搜罗剔抉那些隐微难见之处，考正疑难互异之说，以求得一个正确的结论，他们的功劳很大。然而我尝试拿来核实，季埜采纳孔颖达的说法，认为禘就是祫，祫就是禘，二者没有差别，这个说法与我相同；他认为禘兼祭群庙的牌位，征引《长发》这首诗，详细列举高王、相土、成汤，作为群庙合祭的证据，这个说法也与我相同；至于他驳斥杜预称禘为三年丧期结束后的吉祭，认为这是鲁国末流的失误，孔子特意记载以示讥讽，不能作为典制依据，议论尤其精当不可更改。唯独他们兄弟都主张禘兼祭群庙的牌位，又向上追溯始祖所从出的远祖，这个说法大概也本于程子以及陈用之、胡明仲、黄楚望等儒者的说法，却不知道其道理是行不通的。当大祭合食的时候，始祖正居东向之位，群昭群穆依次列坐侍奉，如果又追溯所从出的远祖，不知始祖此时安置在哪里？如果与远祖并居东向，则父子没有并坐的道理；如果退居昭穆之列，则对始祖亵渎太甚。进退都没有依据，没有一个是可行的。所以赵伯循说在始祖的庙里祭祀，以始祖配享，而不兼祭群庙的牌位。配享如同孔庙的配享，自然应当旁坐，以表明有父亲的尊位，而又不同群昭群穆并列，这个说法较为有理，所以朱子遵用这个说法。大概群庙与所从出的远祖，一次祭祀不可能兼顾。万氏认为禘兼祭群庙的牌位，与赵伯循不同，这是对的；认为又追溯所从出的远祖，这是错的。况且万氏坚守禘喾的说法，作为报答根本、追念远祖的至意，难道不是因为《大传》、《小记》、《祭法》、《国语》以及《仪礼丧服传》作为经传的明显依据，昭昭可信吗？然而这几本书的可信，哪里比得上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的话可信呢？武王既得天下，大告诸侯，叙述列祖的功德，从后稷开始，而没有提及喾。周公陈述王业的艰难，如《豳风》的《七月》、《大雅》的《生民》与《周颂思文》等篇，追溯后稷，追溯姜嫄，没有一句话提及喾。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他论述追王上祀，只提及先王先公。孟子谈论稷、契的事情很详细，没有说帝尧的兄弟，说稷、契同出于喾，乃是司马迁依据《世本》无稽的说法，《戴记》跟随其后而附会罢了。《国语》不是左丘明所作，其言论多与传文抵触，况且左氏已经不可信，何况《国语》？《仪礼》《丧服》，世人称子夏为之作传，大概也是汉儒的笔迹罢了。如果真是报答根本、追念远祖的大典，为什么《诗》《书》不一一陈述，而孔子、孟子绝口不提呢？至于充宗氏完全驳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的说法，认为禘每年举行一次，在午月，这是误把四时的禘当作大禘，而取征于《杂记》孟献子的话，又把七月日至的禘与正月日至的郊祭对举。郊祭每年举行，那么禘也每年举行可知。唉！《杂记》的话已经出自汉儒，再凭此臆断，多见其不知量。儒者从千百年后寻求先王废坠的典制，上者信经，其次信传，再次则信郑玄、王肃、贾公彦、孔颖达等儒者的成说，还不失为近古。然而儒者还应当辨别以求其最恰当，如果逞其聪明，创立异说，意图胜过前人，而不知道恰好增加后人的笑料罢了。万氏兄弟最精于理，而还有此失误，那么经学之难以言说就太严重了！

辨析万氏季埜论述禘礼的失误

季埜又著论说：“自从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说法创于纬书，东汉初张纯举以告知光武帝，于是依据此制定礼制，合祭已毁、未毁的牌位于高庙，大概自东周灭亡二百多年后禘礼再次举行，确实是盛事。然而其制度，以高帝为始祖而不追溯始祖所从出的远祖，从此以后，禘名虽然存在而实质已亡。唉！拘泥于《祭法》禘黄帝、禘喾的说法，这将使汉祖尧、曹魏祖舜，到唐宋更无可假托，乃至明皇祖老子【唐尊其庙为太清宫，前二日先行朝献之礼，次日朝飨太庙，又次日有事南郊】真宗更祖赵玄朗【宋尊其庙为景灵宫，前二日先行朝献之礼，次日朝飨太庙，又次日有事南郊】以为如此而后得称大礼，符合先王报答根本、追念远祖的意思。不陷入附会就陷入矫诬，这难道不是俗儒拘泥古制导致的祸患吗？”季埜又说：“后世宗庙都没有始祖，又哪里有所从出的祖？即使不禘也可以。”引用宋神宗的话说：“禘，本来是为了审谛祖之所从出。秦汉以来，谱牒不明，不知道其所本，那么禘礼固然可以废除。”于是下诏罢除禘祀。神宗此举，真超出汉唐诸帝之上。唉！季埜此言，又多么与前说相违背啊！

译如果过分推崇先王的礼制，强行将后世与之契合，认为后世不能完全符合先王的礼制就全部废除，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孔颖达的话说得好：“禘和祫是同一回事，因为仔细考察昭穆次序所以称为禘，因为合祭群庙所以称为祫。”商周以稷、契作为始祖，汉唐以后以受命开国的人作为始祖，举行盛大的合祭，施行隆重的礼仪，像这样，那么禘祭的典制就可以通行百世，为什么一定要全部废除它呢？季埜之前所说的名存实亡，到这里连名称也一并去除了，其缘故在于《祭法》夸大了先王的礼制，认为虞、夏、商、周都有各自所出的帝，逐渐导致喜好新奇的主君攀附古代圣人，而循名责实的人又随即废罢，这是俗儒解说礼制的过错，不是后世君主的过错。季埜认为郑玄解释经书，凡是说到禘的都指为祭祀天帝，认为是荒诞不经，不知道郑玄的失误，只是把感生帝如灵威仰之类，混杂在谶纬中作为非议罢了。祭天说的起源在于韦元成，王者受命没有不来自上天的，《诗经》说只有山岳降下神灵生出甫侯和申伯，何况是受命的君主呢？明太祖最初制定祭礼，因为始祖无法考证，特别设立一个牌位，称为“皇初祖帝”，这大概是有取于郑玄的谶纬之说吧！禘祭感生帝的说法，

译《礼记·大传》说：“不称王者，不行禘祭。称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帝，以其祖先配享。”郑康成注解说：“所由出的帝，指的是感生帝。”这一见解极为深刻。这在《商颂》的《长发》篇和《大雅》的《生民》篇中，都有明显的记载可考，只是不应沿袭谶纬之说，使用灵威仰、汁光纪这些不经之名的称呼罢了。将稷、契视为帝喾的儿子，与帝尧为兄弟，这是司马迁沿袭《帝王世本》的错误。而《国语》、《祭法》都杂出于汉儒之手，将禘、郊、祖、宗的祭祀，说成虞、夏、商、周都有，并远追至黄帝、帝喾，声称三代的祖先都是同一姓氏。周公治理天下、制定礼乐，只是沿袭虞、夏、商的旧制，怎么能称为礼乐的宗祖呢？况且考察《商书》，只说“大飨先王”，从未有禘祭的名称，那么《祭法》的错误，不用辩驳就清楚了。再以《生民》这首诗来考察，将姜嫄视为帝喾的元妃，更是大错特错。自古帝王祈求子嗣，必定亲自向天地山川祈祷，嫔妃不得参与。汉成帝祭祀河东泰畤，而昭仪在属车豹尾之间，已经是不合礼制的淫乱行为。哪有帝喾安居不出，却让元妃遍行郊野的道理？这在情理上不合，在礼制上不宜。况且即使元妃去祈祷，也应当有千乘万骑、清尘警跸，如今士大夫家也必须有轿子随从，乃至步行于草野，直到脚踩到大人的足迹，这是村姑里媪所为，怎能说是帝王之妃会这样做？况且认为非人道而生子，也应当保密不宣扬，或者另有处置，却将她放在隘巷，放在寒冰上，并且显名叫做“弃”，这尤其不是帝王的行为。况且帝尧以唐侯的身份升为天子，这本与帝喾不相干。如果说稷与尧都是帝喾的儿子，那么稷是长子应当继承，决没有不立稷而反立尧的道理，尧也决没有不首先举荐稷，直到死后，舜才举荐他的道理。不仅如此。《颂》中的《长发》，先儒认为是大禘的乐歌；《大雅》中的《生民》，是尊祖以配天的乐歌。以子孙追述先世，怎么会有遗漏？为什么只推究其母，不推究其父？帝喾是先代的圣帝，难道不足以称述，而只沾沾自喜于有娀、姜嫄，认为受命发祥的开始在于她们吗？大概稷、契都是无父而生，诗人明确地说：“有娀氏正当兴盛，帝立子生商。”又说：“履帝武敏歆。”所谓的帝，就是感生帝。因为无形无影，所以不能立尸，也不能立主，只是凭依于始祖的神位，作为所由出的帝，所以在举行大禘时，始祖得正东向之位，群昭、群穆依次排列。《长发》这首诗，从契王到相土、成汤，并及阿衡；《雝》这首歌，兼及文王、武王，这是明显的证据。如果以帝喾为所由出的帝，稷、契将与帝喾并居东面而飨呢？还是退居昭穆之列呢？赵伯循又认为禘祭不兼昭穆，尤其与经文不合。《论语》中有人问禘祭的说法，孔子说：“不知道。”因为道理幽渺，所谓圣人有所不知就是这样；因为它是天地生人的开始，万物皆为同体，所以知道它说法的人，治理天下就不难了。朱子被赵伯循的说法迷惑，说后稷更追上一世，以为在报本之中又报本，在追远之中又追远。以宇宙内神奇渺忽的道理，出于腐儒拘泥文义的看法，于是让后世汉祖尧、曹魏祖舜，影响附会，未必不是这句话开启的，这是经学不明的过错。

书陈止斋春秋郊禘说后

事情有千百年的定案，载在经典，学士大夫都信服，一旦认为不然，起初似乎创论，反复思考才知道其理不可改变。这大概是好学深思之士，读书得间，默会遗经于千载之上，最终大白圣人之心，不是寻行数墨之士所能达到的。鲁国有郊禘，说者认为这是成王所赐、伯禽所受，大概出于《明堂位》的文字。唯独止斋陈氏认为这是东迁以后的僭礼，不是成王所赐。他的说法一征之于《史记》，说：“秦襄公始列于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见矣。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那么平王以前没有。鲁国的郊禘，是惠公请求的【据邵氏《经世书》，惠公请于秦襄公祠白帝之年】。其后齐桓公欲封禅，而晋也郊鲧，都是僭礼。再征之于《春秋》与《鲁颂》，其言曰：“《春秋》之郊，何以始见于僖公？惠公虽请之，而鲁郊犹未率为常，至僖公始作颂以郊为夸，于是四卜不从，犹三望，故特书之，以其不胜讥，讥其甚焉者尔。”三征诸左丘明祝鮀之言，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徳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防官司彛器。”成王命鲁，不过如此而已。如果真如《明

译《明堂位》中的说法，祝鮀的回答不应不及于此。《春秋》隐公及僖公各传的记载：隐公为仲子建庙，向众仲询问羽舞的行列数目；周公阅来鲁国聘问，鲁国用昌歜、黑白形盐招待他，认为这是备齐了物品，周公阅推辞不敢接受；卫国宁武子来聘问，鲁国设宴款待，吟咏《湛露》和《彤弓》，宁武子不予回应。如果鲁国真的得以行天子之礼，那么从始封到春秋初期，已经四百年了，为什么羽舞的行列数目到隐公时才去询问？用昌歜、形盐来招待天子的元老，何必坚决推辞？《湛露》《彤弓》，宁武子为什么不予回应？可见鲁国僭越礼制的时间并不长，上自天子的宰辅，下至列国有见识的名卿，无不通过细微的言辞表示讥讽，而鲁国人没有一句话提及成王的赏赐来自我辩解，那么关于郊祭和禘祭的说法，应当以刘恕的观点为正确。

陈傅良（止斋）的这一论述，楼钥极力称赞，认为这是千古以来未曾阐发的见解。我认为这也是人心所共知的道理，只是世俗儒生被成见所蒙蔽，不去考察罢了。《明堂位》出自汉代儒生之手，特意附会《鲁颂》中“白牡骍刚牺尊”的文句，认为这是天子所赐，而《公羊传》又加以增补，说：“周公在前拜谢，鲁公在后拜谢。”凭借周公的大圣、鲁公的大贤，难道应该过分接受天子的恩宠，来自我夸大，开启后世臣子接受九锡的端倪吗？《鲁颂》铺陈郊祭和禘祭的盛大典礼，其中说到成王命令叔父，未曾一言提及天子的赏赐，只是说：“大大开拓你的疆域，赐给你山川、土田、附庸罢了。”这尤其可以与祝鮀的话相互印证，足以证明郊祭和禘祭并非成王所赐，而是出于东迁以后僭越礼制无疑。陈傅良是浙东的大儒，他关于郊祭和禘祭的论述，深深契合我的心意，因此我阐明并论述如上。

译黄楚望氏也说：“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乐，作为天子与诸侯不可更改的根本大法。周公去世后，成王与伯禽亲自做出不合礼制的行为来祭祀周公，成王是贤明的君王，鲁公是贤明的国君，必定不会做到这种地步。根据《鲁颂》中‘白牡’、‘骍刚’来推究，这是记载礼制的人的过错。禘祭，是殷代诸侯最隆重的祭祀，到周公时才定为‘不称王则不行禘祭’的法度。成王因为周公有巨大的功勋劳绩，所以命令鲁国用殷代诸侯最隆重的礼仪来祭祀周公，以显示不将周公视为臣下的意思，所以祭牲用白色牡牛。白牡，是殷代的祭牲；骍刚，是鲁公的祭牲。又可见鲁公以下都共同在太庙进食，而礼制等级从未敢与周公相同，并没有祭祀文王作为自己祖先来源的礼仪，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在群公的庙里举行禘祭，那是后世才开始僭越的。然而晋国也有禘祭，大概是因为文公对王室有功勋劳绩，想效仿鲁国的禘祭而请求祭祀天子，所以得以使用。如果东周的诸侯为作为自己祖先来源的周王立庙，称为周庙，像鲁国和郑国都是这样，然而只称为周庙，不敢以祖庙来称呼，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如果像所说的那样鲁国得以在周公的庙里举行禘祭，那么应当在周公庙里以周公配享。如果依据赵氏的说法，那么只是在临祭时设立文王的主牌与尸，反而迎接进入周公的庙里，让父亲去就儿子，让尊贵去就卑下，礼制必定不会这样。礼制中的郊祀、大雩，是在平王时期惠公请求的，这是对的。然而郊祀苍帝，而四方望祭缺其一，仍然不敢完全与王室相同，大概认为成王所赐予的，出自《明堂位》及《祭统》；认为惠公所请求的，出自《吕氏春秋》。鲁国、郑国都有周庙，晋国有禘祭，见于《左传》。”

赵木讷氏说：“郊祀的制度，自从惠公向周王室请求后，虽然有了制度但不敢使用，到僖公时才首次举行。”叶石林氏说：“吕不韦的书说：‘这是平王末年，惠公向周王室请求，而借重周公的宠幸，这是平王所允许的。’”黄东发氏说：“驳斥《明堂位》的说法，从刘敞开始，到赵木讷叙述运用得非常明白，叶石林与陈傅良参酌考证得非常完备。《明堂位》出自汉代儒者，在秦代书籍《吕览》之后，其不足以作为依据也很明显了。”

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十六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凶礼表

世俗儒者大多用条例来解释《春秋》，我不知道所谓条例，是圣人自己说的呢？还是出自后世儒者的揣测呢？这是不用凡例来解释《春秋》，而是直接用《春秋》来解释凡例，使得经义更加晦涩。我观察凶礼这一编，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书法，其微妙的意旨所在，往往前后不相防备，始终不相沿袭，就知道条例绝对不可以用来解释经义。《仪礼·丧服》说：“穿斩衰衣裳、戴苴绖、拄杖、系绞带、戴冠绳缨、穿菅屦的人，是儿子为父亲，妻子为丈夫，诸侯为天子，以及臣子为君主。”这三者，是人道的大纲。春秋时代，有诸侯不奔赴天子的丧礼，不为天王服丧，却擅自结盟及郊祀；又有大国接受小国的奔丧、服丧，却从未以礼报答的，这样君臣之道就缺失了。有居丧期间纳币，穿着丧服从事军事，附祭宗庙却逆祀的，这样父子之伦常就败坏了。有以妾匹敌嫡妻，天王归赗，列国服丧，下及僖、宣、襄、昭四位妾母，去世称夫人，服丧称小君的，这样夫妇之道就混乱了。圣人在一百五十年间，一次书写，再次书写，垂示警戒深切而明显。然而因为鲁国不报答小国而认为非礼，到昭公、定公时代，薛及曹去世，鲁国都派遣使者服丧，似乎足以纠正邦交的过失，而圣人未曾赞许。因为跻僖逆祀而认为非礼，到定公八年，从祀先公，似乎足以厘清庙祀的谬误，而圣人未曾赞许。因为以妾配嫡而认为非礼，到定公、哀公时代，定姒不书薨，不书夫人，不书小君，似乎足以端正嫡妾的名分，而圣人未曾赞许。他不赞许的原因是什么呢？前面的过失，是由于鲁国倚仗强大欺凌弱小、倨傲无礼；后面的过失，是由于季氏树立党羽、结党营私、轻视其君。前面的过失，是由于礼臣逢迎君主、紊乱典礼；后面的过失，是由于阳虎图谋不轨、假借正道以济私欲。前面的过失，是由于诸公私情深厚所生、混淆名分；后面的过失，是由于季氏目无君上、菲薄礼仪。圣人前后各自据实书写，以彰显其颠倒日益严重，罪状日益深重，世道日益不可问，而世俗儒者却用条例来探求。一年之内有寒暑，一日之内有朝夕，寒暑不同而皮衣葛衣不不同，朝夕不同而早餐晚餐不不同，可以吗？前人序少陵诗有云：“太平时期黩武，则志在销兵；神京沦陷，则义严讨贼。”唉！少陵的诗尚且如此，何况《春秋》出自孔子呢！所以想要执持少陵开元天宝时期的诗来类推肃宗、代宗时期的作品，就拘泥了；执持孔子隐、桓、庄、闵时期的《春秋》，来类推昭、定、哀时期的《春秋》，就穿凿了。学者不要以传求经，也不要执经以求经，只要熟览二百四十二年的情事，而综合考察圣人前后的书法，与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