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朔之比；而剽之簒实逆，非如忽、黔牟可以两君言之也。郕朱儒不名，小国纪録简略耳。
译（这）与朔的相比；而剽的篡位确实悖逆，不像忽和黔牟那样可以以两位国君的身份来谈论。郕国的朱儒不称其名，是因为小国的记载简略罢了。
杜氏预曰：「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经以自奔为文，责其不能自固。」或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无乃掩奸乎？」啖子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春秋举王纲，正君则，而治道兴矣。」
此出奔而不书爵者
僖二十八年，文十二年春，襄十四年已。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此出奔书名者】
【天王出居三王。氏樵曰：「案《春秋》，防弑君，书『某弑其君』；至于君为其下所出，止书『出奔』而已。胡▯谓旧史书『孙林父、▯殖出其君』，而仲尼笔削称『卫侯出奔』，恐无此理。出之为言，不客而见逐之谓也。臣子施于君父，而史官直书于防则非辞也，故但言『出奔』而已。専以为归罪其君者，害教之言也】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案襄王出居于郑，贼在子带也；王猛居于皇，敬王居于狄泉，贼在子朝也。而经止以天王自出自居为文，不着子带、子朝之名氏，体自当如此。若书「王子带出，天王居于郑」，「王子朝出，王猛居于皇」，便觉非体。觧此，则知诸侯被逐以自奔为文之义矣】
【又案赵东山谓天王蒙尘不书，苟自取则书。庄二十年子頽之乱，惠王处于郑；定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以作乱，天王处于姑莸，经皆不书。以惠王避子頽、敬王避儋翩，非王自取；而襄王以狄伐郑，立狄女为后，复王子带以生乱，其失位皆自取，故书其出。此论殊未然。据左氏之言，惠王亦未得为无过。以敬王避儋翩为非自取，而王猛之居皇、敬王之居狄泉，岂其自取乎？祸由景王，安可以其父而咎其子也？至赵氏鹏飞曲护襄王，谓叔带为惠王陈妫之所爱，故宁避之而出居于郑，以俟天下之勤王，比之舜之于象，此尤未是。襄王之罪，在召狄伐郑，立狄女为后，又不谨于内，延致奸淫生乱耳。岂可以其不诛叔带，遂曲谅其心而逭其罪乎？要之，襄王自有罪，苐不以独书出而见其罪耳】
公孙一 公居五 公在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案昭公失国，贼由季氏，而经以「自孙」、「自居」、「自在」为文，不斥季孙之名氏者，非为季氏讳也。臣子立文，自应如此。若书「季孙意如出公居于郓」，便不成体统，圣人所不忍言。《春秋》谨名分之书，季孙之罪，自于上下文见之尔。此事圣人所亲歴，深恶痛恨，尝不惜大声疾呼，而其书法只自如此。则凡列国君之见逐，止书出奔，以为専归罪其君者，岂识《春秋》之防哉】
叛六
【阙】曰：经书叛五，叛人十二，始襄公二十六年，襄以前大夫犹未至叛也。乐大心入萧，从叛人，不言叛，其叛可知。书自陈、自曹者，胡▯曰：「结邻人以入叛，陈、曹与有罪焉。」
复入三
胡氏寜曰：「孙林父、宋辰、赵鞅、荀寅皆据外邑以自保，故书叛。鱼石、栾盈将以乱国，故书复入。」
蘓氏辙曰：「不言叛者，将以乱国，非直叛君而已，故鱼石、栾盈之罪重于赵鞅、宋辰也。」
三叛人
孔氏頴达曰：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以之出奔者，皆书为叛。卫孙林父、宋华亥、宋公之弟辰、赵鞅、荀寅等，皆书为叛。叛者，背其本国之大辞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亦以邑叛本国，但叛来归鲁，书曰「来奔」，内外之辞，言俱是叛而辞异耳。
李氏廉曰：「《春秋》内大恶讳，此直书不讳者，葢三叛之受，皆公不在国，而季孙受之也。观文十八年莒仆以寳玉来奔，纳诸宣公，而《春秋》不书，则知在君则讳，在大夫则不讳。」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论
或曰：「子谓《春秋》之文因鲁史，鲁史之文因赴告，如是则弑逆之事得以自为隠讳，何以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乎？」余应之曰：「子谓乱臣贼子惧者，苐书其弑逆之名于防而惧乎？吾恐元凶劭及安庆绪、史朝义之徒，虽日掲其防以示于前，而彼不知惧也。且此亦夫人能书之，何待圣人？况人已成为簒弑而惧之，亦复何益
译杜预说：“诸侯逃亡，都是被逼迫驱逐而苟且免祸，并非自己主动出走。《春秋》用‘自奔’来记载，是责备他们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有人问：“臣子驱逐君主，而他的罪过却不彰显，这难道不是掩盖奸恶吗？”啖助说：“驱逐君主的罪过，史官是知道的。《春秋》举出王道纲纪，端正君臣准则，治理天下的正道就兴起了。”
这是指出奔而不记载爵位的
僖公二十八年，文公十二年春天，襄公十四年已经这样了。
【这是指出奔而记载名号的】
【天王出居三王。氏樵说：“查考《春秋》，凡弑杀君主的，记载‘某人弑杀他的君主’；至于君主被他的臣下驱逐，只记载‘出奔’罢了。胡安国认为旧史记载‘孙林父、甯殖驱逐他们的君主’，而孔子删改称为‘卫侯出奔’，恐怕没有这种道理。‘出’的意思是，不告而别而被驱逐。臣子对君主这样做，史官如果在防微杜渐的笔法上直书其事，就不符合言辞规范，所以只说‘出奔’罢了。专门认为这是归罪于君主的，是有害教化的言论】
【查考襄王出居在郑国，作乱的人在王子带；王猛居住在皇，敬王居住在狄泉，作乱的人在王子朝。而经文只用天王自己出走、自己居住来记载，不写明王子带、王子朝的名字，体例本来应当这样。如果记载‘王子带出，天王居住在郑’，‘王子朝出，王猛居住在皇’，就显得不合体例。理解这一点，就知道诸侯被驱逐而以‘自奔’来记载的意义了】
【又查考赵东山说天王遭遇危难不记载，如果是自己招致的就记载。庄公二十年子颓作乱，惠王居住在郑国；定公六年周儋翩率领王子朝的党徒依靠郑国人作乱，天王居住在姑莸，经文都不记载。因为惠王躲避子颓、敬王躲避儋翩，不是君王自己招致的；而襄王因为狄人攻打郑国，立狄女为后，又恢复王子带的地位从而产生动乱，他失去地位都是自己招致的，所以记载他的出奔。这个论点很不正确。根据《左传》的说法，惠王也不能说没有过错。认为敬王躲避儋翩不是自己招致的，那么王猛居住在皇、敬王居住在狄泉，难道是他们自己招致的吗？祸患源于景王，怎么可以因为父亲而责备儿子呢？至于赵氏鹏飞偏袒襄王，说叔带是惠王陈妫所爱的，所以宁愿躲避而出居在郑国，以等待天下人勤王，把他比作舜对待象，这尤其不对。襄王的罪过，在于召引狄人攻打郑国，立狄女为后，又对内不谨慎，招致奸淫产生动乱罢了。怎么可以因为他没有诛杀叔带，就曲意体谅他的用心而免除他的罪责呢？总之，襄王自有罪过，只是不单独记载‘出’来显示他的罪过罢了】
公孙一 公居五 公在三
【查考昭公失去国家，作乱的人源于季氏，而经文用‘自孙’、‘自居’、‘自在’来记载，不斥责季孙的名字，不是为季氏隐瞒。臣子立文，本来应当这样。如果记载‘季孙意如驱逐昭公居住在郓’，就不成体统，圣人所不忍心说的。《春秋》是谨守名分的书，季孙的罪过，自然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件事是圣人亲身经历，深恶痛绝，曾经不惜大声疾呼，而他的书法只这样。那么凡是列国君主被驱逐，只记载出奔，认为这是专门归罪于君主的，哪里懂得《春秋》的防微杜渐呢】
叛六
【阙】说：经文记载叛五，叛人十二，开始于襄公二十六年，襄公以前大夫还没有到叛变的程度。乐大心进入萧，跟随叛人，不说不叛，他的叛变可以知道。记载自陈、自曹的，胡安国说：“勾结邻国人来参与叛变，陈、曹也有罪。”
复入三
胡宁说：“孙林父、宋辰、赵鞅、荀寅都占据外邑来自保，所以记载叛。鱼石、栾盈将要扰乱国家，所以记载复入。”
苏辙说：“不说不叛的，将要扰乱国家，不只是背叛君主而已，所以鱼石、栾盈的罪过重于赵鞅、宋辰。”
三叛人
孔颖达说：诸侯的臣子进入他的私邑而以此出奔的，都记载为叛。卫孙林父、宋华亥、宋公的弟弟辰、赵鞅、荀寅等，都记载为叛。叛，是背离本国的重大言辞。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也以邑叛离本国，只是叛来归附鲁国，记载为‘来奔’，内外不同的言辞，说都是叛而言辞不同罢了。
李廉说：“《春秋》对内部的重大罪恶隐瞒，这里直书不隐瞒的，大概是因为三个叛人的接纳，都是国君不在国内，而季孙接纳他们。看文公十八年莒仆带着宝玉来奔，献给宣公，而《春秋》不记载，就知道在君主则隐瞒，在大夫则不隐瞒。”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论
有人问：“您说《春秋》的文字依据鲁史，鲁史的文字依据赴告，这样弑逆的事情得以自我隐瞒，怎么能说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害怕呢？”我回答说：“您说乱臣贼子害怕的，只是把弑逆的名字写在防微杜渐的笔法上就害怕吗？我恐怕元凶劭及安庆绪、史朝义之徒，即使每天把防微杜渐的笔法展示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知道害怕。而且这也是普通人能写的，何须圣人？况且人已经篡位弑君了再让他害怕，又有什么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