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十四
徒释甲，执冰而踞，向之邱甲以益兵者，増一兵适増一敌尔。货子犹粟五千庾，向之税畆以加赋者，増一赋适为季氏蓄一资尔。▯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呜呼！谁知聚敛即盗臣之借手哉！
译只是脱下铠甲，拿着冰块蹲坐，先前那些增加甲兵的人，每增加一个士兵，恰好就增加了一个敌人罢了。货物就像五千个粮仓里的粟米一样多，先前那些通过加税来增加赋税的人，每增加一分赋税，恰好就是为季氏积蓄了一份资财罢了。〇说：“与其有聚敛财物的臣子，不如让有盗窃的臣子。”唉！谁懂得聚敛财物的行为，其实就是盗窃之臣借以行事的工具呢！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十四》>
丘甲田赋论
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哀十二年用田赋。杜氏两注马牛之数，前后自相违戾，具见李氏《防辨论》中。李氏特取文定之说，曰：「作邱甲者，毎丘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増其一，杜氏以为邱出甸赋加四倍者，非是。用田赋者，往时田主出粟，而赋则取于商贾之里防，今鲁以商贾所当出之赋而于田上征之，葢收区域之征以备车牛车乗，若汉家收田赋泉以补车马，亦其遗意。杜氏以为别其田及家财各为一赋者，非是。」因谓司马法所云甸出一乗者，其实止出一乗之人，一切马牛车乗决非丘甸所出。卓哉斯论，可破千古之惑！而后儒往往不之信者，则以《周礼》小司徒及鄊师、遂师俱有六畜、车辇、旗鼓、兵器帅而至之文，疑此言与《周礼》相悖。余谓《周礼》出于王莽时，好为繁重碎密之制，特傅防司马法以瞽当世之愚民，非周制之本然也。夫信《周礼》不若信《左传》，信《左传》尢不若信《诗》、《书》。《诗》、《书》非出于一人之手，学者可因文思义以想见当时之制度，非若《周礼》勒成一书，有所増饰，故至今犹可考而知也。尝攷《左氏传》，郑荘公伐许，授兵于大宫；公孙阏与頴考叔争车；晋惠公御秦师，乗小驷，郑入也，则车马皆出自上可知矣。卫懿公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郑子产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师孑焉以伐随，则甲仗兵器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需出长毂一乗、戎马四匹、牛十二头，则必庐井沟洫之外别有牧地，主伯亚旅而外别有圉人，筑▯纳稼之余别烦刍茭，且或秣饲不以时，或致临事倒毙，不大败乃公事乎？不特此也，果其马牛车辇皆出民间，公家可以不烦畜马，而《卫风》有「騋牝三千」，《鲁颂》有「防防牡马」，岂反不以备战阵而止以供逰观乎？不特此也，马牛车辇皆民自具，则必怨行役者兼述其▯马赋车之苦，劳归士者并慰其车烦马殆之勤，而《东山》止言「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何草不黄》之诗止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但曰「民劳」耳，未尝一言及车马也。且其制当自周初已定，武王胜商克纣，当云归马于民、间还牛于卒伍可矣，何云归马华山之阳、放牛桃林之野？此尢大彰明较著者也。且即《周礼》一书亦自相矛盾，既云马牛供于邱甸矣，而大司马校人之职复云掌王之六马十二闲，又云凡军事物马而颁之；大司徒牛人又云军旅供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徬以载公任▯，与《左传》授甲授兵正相类。可见《周礼》一书有真有伪，所贵好学深思之士旁通经传，叅互而别择之，勿徒泥于先儒之成说，庶乎考诸三王而不谬也。谨因文定与李氏之说，为衡定之曰：初税畆，加赋也；作邱甲，益兵也；用田赋，备车马也。春秋当日之情事了然若睹，而诸儒之说亦有所折衷矣。
春秋大事表卷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国子监司业顾栋髙撰
吉礼表
昔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劳，赐鲁重祭，其目有三：曰郊、曰禘、曰大雩，而望亦郊之属，因郊遂以有望。凡郊、禘及宗庙之乐，用八佾之舞，然亦有差别。鲁无日至之郊，杀于天子；四望阙其一；雩惟建已之月大雩帝，用盛乐；其余因旱而雩，则祷于国内之山川而已。八佾惟用于文王、周公之庙，自鲁公且不得与，况其下之羣公乎？至春秋之世，其僭益盛。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雩凡二十有一，皆书大，凡旱暵之祭，皆僭用雩上帝之盛乐矣。闵公窃禘之盛礼以行吉祭，僖公用禘礼以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于庙，而禘始夷于常祀之礼。隠五年考仲
译关于丘甲田赋的论述
《春秋》记载，成公元年实行“作邱甲”，哀公十二年实行“用田赋”。杜预在两处注释中关于马匹和牛只数量的说法，前后自相矛盾，这在李氏的《防辨论》中已经详细指出。李氏特别采纳了朱熹（文定）的观点，说：“所谓‘作邱甲’，是指每个丘出一名甲士，而一个甸出四名甲士。过去是三人，现在增加一人，杜预认为邱出的赋税比甸赋增加了四倍，这是不对的。所谓‘用田赋’，是指过去田主出粮食，而赋税则从商贾居住的里坊征收，现在鲁国把商贾应当出的赋税改从田地上征收，大概是为了收取区域的赋税来准备车马和乘具，就像汉朝征收田赋钱来补充车马费用一样，也是这种遗留下来的意思。杜预认为这是将田地及家财分别作为两种赋税，这是不对的。”因此他说，《司马法》所说的甸出一乘，实际上只是出一乘的人员，所有的马匹、牛只、车乘决不是由丘甸提供的。这个论述真是卓越，可以破除千古以来的疑惑！而后世儒者往往不相信它，是因为《周礼》中小司徒以及乡师、遂师都有率领六畜、车辇、旗鼓、兵器前来的记载，怀疑李氏的说法与《周礼》相违背。我认为《周礼》成书于王莽时期，喜欢制定繁重琐碎的制度，特意附会《司马法》来蒙蔽当世的愚民，并不是周代制度的本来面目。相信《周礼》不如相信《左传》，相信《左传》尤其不如相信《诗经》、《尚书》。《诗经》、《尚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学者可以根据文意思考义理来想象当时的制度，不像《周礼》编纂成书，有所增饰，所以至今还可以考证而知。曾经考证《左传》，郑庄公伐许，在大宫授予兵器；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晋惠公抵御秦军，乘坐小驷，是郑国输入的，由此可知车马都出自官府。卫懿公将要作战，国人接受甲胄的都说是“让鹤去”；郑国子产授予兵器登上城墙；楚武王授予师孑兵器去伐随，由此可知甲仗兵器都出自官府。以六十四井的土地，需要出一辆长毂战车、四匹戎马、十二头牛，那么必须在庐井沟洫之外另有牧地，在伯、亚旅之外另有圉人，在筑墙纳稼之余另外烦劳刍茭，而且有时喂养不及时，或者导致临事倒毙，这不是大大败坏公事吗？不仅如此，如果马牛车辇都出自民间，公家可以不烦劳畜养马匹，而《卫风》有“騋牝三千”，《鲁颂》有“骍牡马”，难道反而不用于备战阵而只供游览观赏吗？不仅如此，马牛车辇都由民众自备，那么怨恨服役的人一定会兼述其养马赋车的苦处，慰劳归来的士兵也会一并安慰其车烦马殆的辛劳，而《东山》只说“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何草不黄》之诗只说“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只是说“民劳”罢了，从未一言提及车马。况且这种制度应当从周初就已确定，武王战胜商朝灭掉纣王，应当说将马归还给民众、将牛归还给卒伍就可以了，为什么说将马放归华山之阳、将牛放归桃林之野？这尤其明显昭著。而且即使《周礼》一书也自相矛盾，既然说马牛供于邱甸，而大司马校人的职务又说掌管王的六马十二闲，又说凡军事物马而颁之；大司徒牛人又说军旅供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傍以载公任，与《左传》授甲授兵正相类似。可见《周礼》一书有真有伪，可贵的是好学深思之士旁通经传，参互而别择之，不要仅仅拘泥于先儒的成说，大概考察三王的制度就不会谬误了。谨因朱熹与李氏之说，为衡量确定如下：初税亩，是增加赋税；作邱甲，是增加兵力；用田赋，是准备车马。春秋当日的情事了然若睹，而诸儒之说也有所折衷了。
春秋大事表卷十四
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吉礼表
从前成王因为周公有大的功勋劳绩，赐给鲁国重祭，其项目有三：曰郊、曰禘、曰大雩，而望祭也是郊祭的属类，因为郊祭所以有望祭。凡是郊、禘及宗庙的音乐，使用八佾的舞蹈，但也有差别。鲁国没有日至之郊，比天子减少；四望缺其一；雩祭只有建巳之月的大雩帝，使用盛乐；其余因旱而雩，则只是在国内的山川祈祷而已。八佾只用于文王、周公之庙，自鲁公尚且不得参与，何况其下的群公呢？到了春秋之世，其僭越更加盛行。有的僭用日至之郊，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的改卜牛，都在春正月，就是如此。雩祭共有二十一次，都书写“大”，凡是旱暵之祭，都僭用雩祭上帝的盛乐了。闵公窃取禘祭的盛礼来举行吉祭，僖公用禘礼来合祭先祖，叙昭穆，用来致夫人于庙，而禘祭开始等同于常祀之礼。隐公五年考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