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矣，闻有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岂有暴虐之君，夫人得而弑之者乎？使欲惩暴君，而先寛弑逆之罪，使▯为大恶者俱得有所縁以借口，是《春秋》教人为簒弑也，乌覩所谓《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乎？然则其义云何？彚纂之言曰：「《春秋》因鲁史，鲁史之文因赴告，有可损而不能益也。」夫弑君之贼，大抵当国者居多，其情必不肯以实赴。今使后世有杀人者，不得其姓名，则有当日之勘验，有司之鞠审，大吏之驳诘，而后真犯始出。《春秋》无是也。天王不问，列国不问，苟本国之臣子与为比党，而以委罪于微者赴【如羽父弑隐公而讨寪氏之类】则鲁史无从而得其是非之实，只得从其赴而书之。孔子生百年后，而欲遍考七十二国之所闻以定其真，则显与国史异，而又恐所闻者之未必果实，此疑狱也。故削其所诿之人，而悬其狱以俟后日之自定，此圣人阙疑之学也。然则弑君而书其名氏者，其人果皆以弑逆自居乎？曰：「是各有故焉。」弑君而其贼见讨者，则书名氏，如卫州吁、齐无知、宋万、陈夏徴舒、郑公子归生、蔡世子般是也。有弑君而其人当国，亦得书名氏者，其国之史臣出死力以争之，晋董狐书赵盾、齐太史书崔杼是也。有弑君而代为君且又当国，其名氏亦可得而指者，楚商臣弑其君頵、齐商人弑其君舍、陈乞弑其君荼。商臣蛮夷之习若禽兽然，不知弑父之为罪，商人蔑视舍无威，不以为君，而陈氏方僴然欲代有齐国，无所顾忌。已不知讳，举国无代为之讳，其事昭彰耳目。齐鲁又近，鲁现使单伯请叔姬而见执，虽不赴，而鲁史得防实事书也。又如里克弑奚齐，斯时里克当国；及弑卓子，而惠公杀里克，故后以杀赴，而前以杀其君之子赴也。弃疾假手于比，而已即杀之，故比以弑其君防赴，而已以讨贼赴也。宋华督、卫甯喜虽亦当国有权，而督方以立冯为已功，赂四国以求立华氏，既行赂，则不以弑赴，而可知其为弑；喜以弑剽复衎为复正，彼以复正赴，而列国可知其为弑也。许世子止为法受恶，故亦不讳。其姓氏之可指者，俱各有的然所以然之故，圣人亦从而书之。其不以实赴者，圣人苐削其归狱之人【如寪氏及圉人荦、卜齮之类】以俟后人徐求元恶大憝之所在，此万世之权衡也。若必欲得其人，则孔子不当天子、方伯之任，不能命司冦以鞠定其狱，而苐就所▯闻以订国史之误，安知所闻之果实乎？左氏载齐懿公之弑也，由邴歜、阎职，又安知非公子元使此二人贼杀之，而特归狱此二人乎？则其赴于鲁而鲁史书之者，必在二人矣，而圣人不与也。其不与者何也？圣人之严也。郑髠顽、楚麇、齐阳生实弑而以卒赴，圣人亦卒之。卒之何也？事介隠微，无从昭晰，圣人亦无如何也。若谓圣人明知乱贼之人，而特末减之以着暴君之罪；又谓楚围方大合诸侯于申，圣人悯中国之不能讨，而先略围之簒弑以扶中国，是谓掩耳盗铃，求之愈深曲，而于圣人之意愈背驰，是诸儒之过也。辑《春秋乱贼表》第四十五。
译罢了，听说有弑杀国君的贼人，人人都可以诛杀他，难道有暴虐的国君，人人可以弑杀他的吗？假如想要惩戒暴君，却先宽恕弑逆的罪行，让那些犯下大恶的人都能有所凭借作为借口，这难道是《春秋》教人篡位弑君吗？哪里能看到所谓《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呢？那么其中的义理是什么呢？彚纂说：“《春秋》依据鲁国史书，鲁国史书的文字依据各国的赴告，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添的地方。”弑杀国君的贼人，大多是当权者居多，他们的情势必定不肯如实赴告。现在假如后世有杀人者，查不到他的姓名，那么有当时的勘验，有司法官的审讯，有上级官员的驳问，然后真正的罪犯才出现。《春秋》没有这些。周天子不过问，各国也不过问，如果本国的臣子与凶手结为同党，而把罪责推给地位卑微的人去赴告【比如羽父弑杀隐公却讨伐寪氏之类】，那么鲁国史官无从得知是非的真实情况，只能根据赴告来记载。孔子出生在百年之后，想要遍考七十二国所听到的传闻来判定真相，那么就会明显与各国史书不同，又恐怕所听到的传闻未必确实，这是疑难的案件。所以删去被推卸罪责的人，而悬置案件等待日后自行澄清，这是圣人存疑的学问。那么弑君而记载其姓名的人，那些人都真的以弑逆自居吗？回答说：“这各有各的原因。”弑君而其凶手被讨伐的，就记载姓名，如卫国的州吁、齐国的无知、宋国的万、陈国的夏徵舒、郑国的公子归生、蔡国的世子般就是这样。有弑君而其凶手当权，也能记载姓名的，是因为该国的史臣拼死力争，晋国的董狐记载赵盾、齐国的太史记载崔杼就是这样。有弑君而代替成为国君并且又当权，其姓名也可以指出的，如楚国的商臣弑杀其君頵、齐国的商人弑杀其君舍、陈国的陈乞弑杀其君荼。商臣有蛮夷的习性像禽兽一样，不知道弑父是罪过，商人蔑视舍没有威严，不把他当作国君，而陈氏正傲慢地想要取代齐国，无所顾忌。自己不知道避讳，全国也没有人代为避讳，事情昭彰于耳目。齐国和鲁国又相近，鲁国曾派单伯请求叔姬却被拘捕，虽然没有赴告，但鲁国史官能防备实情记载。又如里克弑杀奚齐，当时里克当权；等到弑杀卓子，惠公杀了里克，所以后来以“杀”去赴告，而先前以“杀其君之子”去赴告。弃疾借比的手，而随即杀了比，所以比以弑君去赴告，而自己以讨伐贼人去赴告。宋国的华督、卫国的甯喜虽然也当权有权力，但华督正以拥立冯作为自己的功劳，贿赂四国以求确立华氏的地位，既然行贿，就不以弑君去赴告，而可以知道他是弑君；甯喜以弑杀剽恢复衎为恢复正统，他以恢复正统去赴告，而各国可以知道他是弑君。许国的世子止因守法而遭受恶名，所以也不避讳。那些姓氏可以指出的，都各有各的确切原因，圣人也随之记载。那些不据实赴告的，圣人只删去被归罪的人【如寪氏及圉人荦、卜齮之类】，以等待后人慢慢寻求元凶大恶所在，这是万世的权衡。如果一定要查出其人，那么孔子不担任天子、方伯的职务，不能命令司寇来审讯判定案件，而只是根据所听到的传闻来订正国史的错误，怎么知道所听到的传闻确实呢？《左传》记载齐懿公被弑，是由邴歜、阎职所为，又怎么知道不是公子元指使这两个人杀害他，而特意把罪责归给这两个人呢？那么赴告到鲁国而鲁国史官记载的，必定是这两个人，而圣人不赞同。圣人不赞同什么呢？因为圣人的严谨。郑国的髠顽、楚国的麇、齐国的阳生实际上弑君却以“卒”去赴告，圣人也记载为“卒”。记载为“卒”为什么呢？事情隐微，无从弄清楚，圣人也无可奈何。如果说圣人明知乱贼的人，而特意减轻处罚以彰显暴君的罪过；又说楚国围攻时正大会诸侯于申，圣人怜悯中国不能讨伐，而先略去围攻的篡弑以扶持中国，这是掩耳盗铃，追求得越深曲，而离圣人的本意越远，这是诸儒的过错。辑《春秋乱贼表》第四十五。
弑君
汪氏克寛曰：通一经弑君二十有五，称世子弑者三，楚商臣、蔡般、许止；公族而削其属与氏者四，卫州吁、齐无知、宋督、宋万；称公子者三，齐商人、郑归生、楚比；大夫而称氏称名者六，晋里克、赵盾、陈夏徴舒、齐崔杼、陈乞、卫甯喜；称人者三，称国者四，称阍、称盗者各一。夫世之有父之亲，有君之尊，位其所固有，国其所宜君，而至推刄于君父，穷凶极恶，不待贬絶而自见。然考其所由致之故，为之君父者必失其道，以及于此，则首恶之名，宁不为天下万世之大戒乎？公族而不书其属与氏，两致其贬，程子谓：「身为大恶，自絶于先君，故不得为先君子孙。」文定谓：「不待以公子之道，使致大恶，故以国氏。」二义盖互相▯。或有以公子书者，程子谓：「又见其以天属之亲，而反为宼仇，而其君宠之太过，任之太重，以至于乱，其罪亦不可掩矣。」其称人以弑者，谓多行无道，肆于民上，为国人之所欲弑，蔽贼于国人，则操刀为大恶者可末减尔。称国以弑，不书其人，则着当国执政大臣之罪。称阍以弑而不称君，则见阍寺之贼不得君其君，而狎近刑人，至于不克保身者，君之过也。称盗，则匹夫之微，视如路人，又非阍人之比，故并不书弑【案汪氏义例多未安，详各条下】
此公族而削其属与氏者也
【孔氏颖逹曰：「自庄公以上，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刘氏敞曰：「凡弑君而称公子，公子而命为大夫者也；未命为大夫，则不称公子】
【案此四条不称公子，程子谓圣人削之也。葢以其身为大恶，自絶于先君，故削之。大义既明于初，其后弑立者，则皆以属称，或见其宠任之太过以致乱，或见其以天属而反为寇仇，立义各不同。愚谓同一弑君，前后何忽异例？又何为至闵公以下而忽异？葢程子不知未命不书族之义，故云尔也。春秋之初，诸侯犹请命于天子，不自命大夫，故隐、桓之世，如无骇、翚、挟、柔溺及郑之语、齐之年，俱不称公子，初不以其弑君而削之也。庄公以后，诸侯之公子多自命为大夫，故其弑君亦称公子。此乃时世之异，非圣人有意严于前而寛于后也。弑君初不因削公子而见其罪，亦不以书公子而益甚其罪。程子之说未免支离】
僖十年，晋里。宣二年秋九。宣十年癸巳。襄二十五年，襄二十六年。
此大夫而书名书氏者也
此称公子者也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此称国以弑者也
此称人以弑者也
【彚纂曰：通经称人以弑者三，称国以弑者四。胡▯多主君无道之说，而杵臼、商人则罪在一国之人，州蒲则栾书有恕辞，吴僚、薛比则当国大臣之罪，密州则止辨左氏之误，庶其则并不发▯。然揆以全经，如晋、楚、陈三灵皆为无道，何以直书赵盾、夏征舒、公子比弑君之名？则其说未能尽合也。然则经意安在邪？曰：「春秋因鲁史，鲁史从赴告，有所损而不能益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以实赴者几何？其罪必有所诿，大都微者当之也。圣人叅稽国史以及七十二邦之所闻，欲正其所诛，则赴告异辞；欲从其所诿，则真凶漏纲与其移辜以蔽狱，不若悬案以征凶。故书曰：『某国弑其君』、『某国人弑其君』，虽无所指名，而乱臣贼子之罪，亦有不得而逃者矣】
此世子而弑君者也
防二十九哀四年春王
此弑称阍称盗者也
内讳不书弑者五
实弑而书卒者三
襄七年，郑伯。昭元年冬十。哀十年三月。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不书弑而书杀者一
僖九年冬晋
出君
汪氏克寛曰：「《春秋》书君出奔者十有二，郑突、卫朔、燕欵、蔡朱、莒庚舆、邾益皆书名，啖氏所谓君奔例书名，言其失地，非复诸侯也。郑忽、曹羁、莒展舆不称爵，忽、羁未成君，展舆虽逾年而以弑立，不可称爵也。卫郑不名，则以叔武摄而位未絶也。卫衎位已絶而不名。」
者、着衎之立以正，非突
译弑君
汪克宽说：纵观《春秋》全经，记载弑君之事共二十五次。其中称“世子”弑君的有三起，分别是楚国的商臣、蔡国的般、许国的止；属于公族但削去其族氏称呼的有四起，分别是卫国的州吁、齐国的无知、宋国的督、宋国的万；称“公子”的有三起，分别是齐国的商人、郑国的归生、楚国的比；大夫而称氏称名的有六起，分别是晋国的里克、赵盾、陈国的夏徵舒、齐国的崔杼、陈国的乞、卫国的甯喜；称“人”的有三起，称“国”的有四起，称“阍”（守门人）和称“盗”的各有一起。世间有父亲的亲情，有君主的尊贵，君位本是固有，国家本应由其统治，却竟对君父举刃相向，穷凶极恶，无需贬斥绝笔，其罪行自明。然而考察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作为君父的人必定失去了正道，才发展到这一步，那么首恶之名，难道不是天下万世的重大警戒吗？公族成员却不记载其族氏，是双重贬斥。程颐说：“身犯大恶，自己断绝了与先君的关系，所以不能算作先君的子孙。”胡安国说：“不把他当作公子来对待，使他犯下大恶，所以用国氏来称呼。”这两种解释大概互相补充。有的记载为“公子”，程颐说：“又显示他凭借天然的亲属关系，反而成为仇寇，而他的君主宠爱过度，委任过重，以至于动乱，其罪过也不可掩盖。”那些称“人”弑君的，是说君主多行无道，在民众之上肆意妄为，被国人所想要弑杀，被国人所蒙蔽和残害，那么操刀行大恶的人，罪行可以稍减。称“国”弑君，不记载具体的人，则是彰显当国执政大臣的罪责。称“阍”弑君而不称君主，则是显示阍寺之贼不能以君道对待其君，而亲近刑徒小人，以至于不能保全自身，这是君主的过错。称“盗”，则是平民微贱，视君主如路人，又不同于阍人，所以连“弑”字都不写。【按：汪氏的这些义例大多不妥当，详见各条之下】
这是公族而削去其族氏的情况。
【孔颖达说：“从庄公以上，弑君者都不书氏；闵公以下，都书氏。”刘敞说：“凡是弑君而称公子的，是公子已被任命为大夫的；未被任命为大夫，就不称公子。”
【按：这四条不称公子，程颐说是圣人削去的。大概因为他们身犯大恶，自己断绝了与先君的关系，所以削去。大义既然在起初已经阐明，其后弑君自立的人，则都以族氏称呼，有的显示其宠任过度导致动乱，有的显示其凭借天然亲属关系反而成为仇寇，立义各不相同。我认为同样是弑君，前后为何忽然义例不同？又为何到闵公以下忽然不同？大概程颐不知道未任命就不书族的义例，所以这样说。春秋初期，诸侯还向天子请命，不自命大夫，所以隐公、桓公时期，如无骇、翚、挟、柔溺以及郑国的语、齐国的年，都不称公子，起初并不是因为他们弑君而削去称呼。庄公以后，诸侯的公子多自命为大夫，所以他们弑君也称公子。这是时世的不同，并非圣人有意在前严后宽。弑君的罪名并不因削去公子称呼而显现，也不因书写公子称呼而加重。程颐的说法未免支离破碎】
僖公十年，晋里。宣公二年秋九月。宣公十年癸巳。襄公二十五年，襄公二十六年。
这是大夫而书名书氏的情况。
这是称公子的情况。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这是称国弑君的情况。
这是称人弑君的情况。
【彚纂说：通观全经，称人弑君的有三起，称国弑君的有四起。胡安国多主张君主无道的说法，而杵臼、商人则罪在一国之人，州蒲则栾书有宽恕之辞，吴僚、薛比则是当国大臣的罪责，密州则只是辨明左氏的错误，庶其则并不发表议论。然而衡量全经，如晋、楚、陈三国的君主都无道，为何直接书写赵盾、夏征舒、公子比弑君的名号？那么他的说法未能完全契合。那么经文的意旨在哪里呢？回答说：“《春秋》依据鲁国史书，鲁国史书遵循赴告，有所删减而不能增益。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那些如实赴告的有多少？其罪责必定有所推诿，大都是让微贱的人承担。圣人参稽各国史书以及七十二邦所听闻的情况，想要正其诛讨，则赴告言辞不同；想要顺从其推诿，则真凶漏网。与其转移罪责以蒙蔽狱讼，不如悬案以征讨真凶。所以书写说：‘某国弑其君’、‘某国人弑其君’，虽然不指名道姓，但乱臣贼子的罪责，也有无法逃脱的】
这是世子弑君的情况。
防二十九哀四年春王
这是弑称阍称盗的情况。
内讳不书弑的有五起。
实为弑君而书卒的有三起。
襄公七年，郑伯。昭公元年冬十月。哀公十年三月。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不书弑而书杀的有一起。
僖公九年冬晋
出君
汪克宽说：“《春秋》记载君主出奔的有十二起，郑突、卫朔、燕欵、蔡朱、莒庚舆、邾益都书写名，啖助所谓君主出奔例书名，是说他们失去了土地，不再是诸侯了。郑忽、曹羁、莒展舆不称爵位，忽、羁未成君，展舆虽然逾年但以弑立，不可称爵位。卫郑不名，是因为叔武摄政而君位未绝。卫衎君位已绝却不名。”
者、彰显衎的即位是正统，而非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