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十九下

译春天是借天时来确立义理，那么十一月本来就不是春天，圣人虚设“春”字在正月之上，以显示推行夏时的意图。胡氏沿袭此说，于是认为用夏时冠于周月之上。然而考察经文，全然没有相合之处。」汪克宽说：「当时天子的历法，国家史官依据它来记载事情。如果孔子在删改《春秋》之初擅自更改周历，岂止是不尊君王，又违背事实，怎么足以成为圣人的经典呢？」另有《春秋时令表》

译宣圣无非依据事实记载，隐公不行即位之礼，自从当初宋儒强行解释，便诛削隐公，随意说尼山圣人自居天位。

【隐公元年不记载即位，胡安国说《春秋》首先贬斥隐公以彰明大法，大概是因为他上无所承继，内不禀受君命。高紫超说：“春秋时诸侯不禀受君命而无承继者遍布天下，而孔子以本国臣子的身份，首先削去隐公的即位记载以彰明王法，并非尊君父不敢直言斥责的意思。又说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五君都记载即位，既然诛首恶，此后可以从末减等，隐公为何偏偏不幸，以春秋的首位国君而受大罚呢？至于说圣人作经，直接以天自处，而在此处何须顾虑，这就更加违背常理了。”孔颖达依据杜预的说法说：“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君都实际上不行即位之礼，有的因谦让而不为，有的因悲痛而不忍，有的因动乱而不得，国史本来就没有记载，并非行了礼而不记载在文中。”说孔子修经削去隐公即位记载的，本源于贾逵、服虔等人，尊崇此说的始于程子，而其说畅行于吕祖谦。胡安国依据此说作论断，错了】

定公无正月，桓公无王，一字矜持严厉凛若霜。终究是简编脱误之处，强求义例总荒唐。

【桓公在位十八年，共十四年不记载王。谷梁传说：“桓公无王。”元年记载王，胡氏说以天道王法纠正桓公的罪；二年记载王，纠正华督的罪；十年记载王，说是天数之终；十八年记载王，说是纠正桓公的终。其立论可谓穿凿！宣公也是篡弑，为何记载王？桓公既无王，而又以元年、二年记载王为纠正桓公及宋督的罪，则《春秋》弑君之贼多矣，前后年无不记载王的，又将用什么法纠正呢？至于定公本来以六月戊辰即位，这一年记载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归于京师，正、二月无事可见，所以不记载。公羊、谷梁乃以“春王”二字读，防止说圣人削去其正月，以牵合定无正的意思。霞峰华氏说：“正月非定公之正月，《春秋》无缘预责其罪。经文本连下三月为句，公羊、谷梁自析而二之，何与圣人事耶？”此等皆曲说，不可从者也】

桓公编两岁阙秋冬，自是当年事适逢。漫谓王诛乏天讨，删除造化亦何庸。

【桓公四年、七年俱不记载秋冬，自是两年之秋冬无事可记载，所以阙。说者必谓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公弑君而天讨不加，是有阳无阴，岁功不能成，所以特削之。四年不记载，则以天王之下聘；七年不记载，则以谷邓之来朝。天王与列国之诸侯俱无可望者。果尔，则桓公十七年五月《公羊》不记载夏，昭公十年十二月《三〇》皆不记载冬，又将何说乎？其尤诞妄之甚矣】

禘祫原来非二名，六经〇记厯然明。纬书创论分三五，从此诸家聚讼争。

【孔颖达说：“禘、祫一也。以其审谛昭穆，谓之禘；以其合祀群庙，谓之祫。”《商颂·长〇》，大禘乐歌也，而详列〇王、相土、成汤，禘之即祫，明矣。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说，出于纬书，附合五年再殷祭之文，以为僖公二年丧毕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是也。唐明皇开元六年，睿宗丧毕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后，祫、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数。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并在一岁。有司觉其非，乃议以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数。而禘后置祫，岁数远近，二说不同。郑〇用高堂隆先三而后二，徐邈先二后三。而邈以为二禘相去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为得，遂用其说。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间，合于再殷之义】

汉唐王业起衡茅，强慕黄虞拟禘郊。刘祖帝尧，曹祖舜，唐宗老子更堪嘲。

【大〇说：“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有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喾之文。唐赵伯循遂谓禘专祭始祖与始祖所自出，而不兼群庙之主，与祫为二。朱子遵用其说不知赵何所据依？其实汉晋以来，马、郑、王、服、何、范、杜、孔诸儒俱未尝有此说也。诸儒俱谓禘兼群庙之主，如《长〇之颂，〇王并及相土、成汤；《春秋》“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惟其合祭群公，故夫人亦得致，岂有祭始祖与始祖所自出，而夫人得与其列者乎？禘礼自东周亡而已废，至东汉初纬书盛行，张纯遂举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说以告世祖，因据以定礼。初欲禘帝尧，议者谓汉之王业功不缘尧，乃止。合已毁、未毁之主而祭于高庙，以高帝为

译始祖，那么禘祭仍与祫祭没有区别。曹魏文帝以舜为始祖，唐玄宗天宝元年神仙之说兴起，于是建立玄元皇帝庙，前三天举行朝献礼，第二天朝飨太庙，又第二天在南郊举行祭祀，直到唐朝结束没有人能改变，弊端更加严重，这都是拘泥于《祭法》，牵强附会《傅说》而造成的失误。万季野说：“后世的宗庙连始祖都没有，又怎么会有追溯所出之祖？”宋神宗曾经说：“禘祭，本来是为了审察祖先所从出的源头。秦汉以来，谱牒不明，不知道本源在哪里，那么禘祭本来就可以废除。”于是下诏停止禘祀。唉！禘祭在东汉恢复施行，而在宋朝被废止，中间一千多年，都是矫饰虚伪的虚妄祭祀，都因为《祭法》、《大戴礼记》等汉儒混杂纬书之说，夸谈没有根据的观点，后世如郑玄之徒喜欢做曲解来附会增益，把拘泥牵强当作复古，把增加繁多当作尽孝，却不知道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先王的礼制，难道是这样的吗？经典中可信的，没有比《中庸》、《论语》和《春秋》更可信的了，都提到禘祭而不提到祫祭，禘祭就是祫祭。《中庸》明确说宗庙的礼制，是用来排列昭穆次序的，下面紧接着就说禘祭、尝祭的礼制；《春秋》详细记载“在太庙举行禘祭”、“在庄公庙举行禘祭”、“在太庙举行大祭，提升僖公的牌位”，禘祭是合祭群庙，显然没有疑问。却一定要说追溯所从出的祖先，又说尧与稷、契同出于喾，这只是司马迁依据《世本》没有根据的说法罢了。《诗经》、《尚书》以及孔子、孟子，他们谈论稷、契的事情很多次了，难道有一句提到喾的吗？

译鲁国僭用天子之礼，细微之处尚不相等，只行祈谷之祭，不行禘祭，却与天子的大雩之礼相同，《春秋》的笔法在失礼之中特别指出其尤甚者。

别子没有独立的祖先，至尊的礼仪由家族持论，其道理如朝阳般光明。鲁国如果还有文王的庙，百代的祭祀将历经祖孙世代。

告朔、朝正，是常行的典制。文公初时废止，逐渐沦亡。《春秋》属笔有无穷深意，《论语》中孔子还爱惜那告朔用的饩羊。

朝正缺祭并非从今开始，在楚国时何必特意书写？屈辱于蛮夷危险已极，干侯之事表明其失常居。

关于致庙的说法，宜从《左传》和《谷梁传》确立，立母之说最虚浮。亲自主持鬯酒，是由夫妇共同完成的。为何要职掌献酬之礼？

译作为夫人，经文中应当说“立夫人”，而不应当只说“致夫人”。说“致夫人”，话意未尽。况且在宗庙中举行册立之礼，以儿子的身份册立母亲，古代没有这种礼仪。」孙氏又说，用夫人的礼仪将成风迎至太庙，让她参与祭祀，是要让她作为主妇来祭祀吗？还是要以声姜为主妇，而成风参与助祭呢？这尤其讲不通了。我认为，之所以拖延到八年之后才迎致她，是因为哀姜被方伯声讨，丑名昭著，实在难以进入周公的宗庙，所以僖公心存疑虑而不敢立即施行。然而既然已经用夫人的礼仪安葬了她，又似乎不得不施行，所以拖延到八年才开始施行，这是情理之中应当有的情况，不必以杨氏的说法为疑。

译关于继承大统与继承嗣位的争论，自汉、宋、明以来最为激烈不平。《春秋》中僖公与闵公是兄弟关系，但三传却将父子之名加于他们之上【十三】

【《春秋》文公二年，在太庙举行大祭，将僖公的牌位升于闵公之上。《公羊传》说：「这是讥讽违背祭祀次序，先祭父亲后祭祖父。」何休注解说：「僖公以臣的身份继承闵公，如同儿子继承父亲，所以闵公对于文公来说是祖父。」《谷梁传》说：「这是先祭亲近者后祭祖先。」杨士勋疏解：「亲近者指僖公，祖先指闵公。」《左传》说：「儿子即使圣明，也不能在祭祀时排在父亲前面。」杜预注：「臣继承君位，如同儿子继承父亲。」胡安国说：「兄弟之间不能超越君臣关系，所以三传都共同将闵公视为祖父，将僖公视为父亲，把闵公当作父亲看待是合乎礼制的。」徐干学说：「僖公虽然是闵公的庶兄，但既然继承了大统，就降格为子；闵公虽然是文公的伯父，但既然被僖公视为父亲，就尊称为祖父。王侯之家，臣与子的道理相同，活着时可以以伯父、兄弟为臣，那么死后难道不可以以伯父、兄弟为子吗？闵公去世，僖公为他服三年之丧，这是儿子为父亲服的丧。既然服了儿子的丧，难道不能正定儿子的名分吗？三传都指称闵公、僖公为父子，有明确的证据。」又《礼记》说：「有虞氏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陈澔注说：「舜从尧那里接受天下，尧从喾那里接受，所以尧传位给舜，而舜在文祖庙接受尧的临终遗命。苏氏认为文祖庙就是喾的庙。舜传位给禹，禹在神宗庙接受天命，神宗庙就是尧的庙。」由此可知，有虞氏不尊瞽瞍而尊尧，这说明舜也把尧当作父亲了】

父子、君臣是同等的大伦常，活着时是君父，死后称为亲王公，原本就不同于平民百姓，昭穆次序应当顺从统绪来确立【十四】

【宋真宗咸平元年，礼院上言：「太祖庙应当称皇伯。」皇帝下诏召集众人商议。张齐贤等人说：「天子断绝旁系亲属的服制，太庙中怎么会有皇伯的称呼？为人后者就当作为他的儿子，这是为了尊崇本宗祖先而重视正统。请求从今以后在太庙有事时，太祖室应当称孝孙，太宗室应当称孝子。」徐干学说：「太宗以太祖为父，常情很少有不惊骇的，但衡量三传讥讽先祭父亲后祭祖父的意义，那么张公确实是通晓古礼的人。贾公彦疏解《周礼》冡人掌管公墓时说：『兄死弟继位，则以兄弟为昭穆，各算作一世。』《春秋》中僖公牌位上升，乃是提升僖公为昭，以闵公为穆，世次混乱，所以说违背祭祀次序。如果兄弟同处昭位，只是位次颠倒就称为逆祀，那么后来的群公昭穆仍然不会混乱，怎么会在定公八年才说顺祀先公呢？这最符合三传的意思。孔颖达的说法不对。」刘敞说：「活着时已经是臣，臣与子的道理相同。如果拘泥于兄弟不能互为后嗣的说法，不继承接受国家的人而继承先君，那就是活着时以臣子侍奉他，死后以兄弟对待他，这是忘记生前的关系而违背死后的礼制。」高闶说：「既然授予他国家，那么所继承的人虽然不是儿子，也如同儿子的道理；继承他的人虽然不是父亲，也如同父亲的道理。汉代的惠帝、文帝，也是兄弟相继，而当时的议论者都推崇文帝上继高祖，而惠帝亲自接受高祖的天下，反而不能列入昭穆的正统。到了光武应当继承平帝，又自己认为按世次应当作为元帝的后嗣，这都是违背经典、违反礼制而不可取的。明代的嘉靖帝，不仅不应当追尊兴献王，也不应当追尊孝宗，应当追尊武宗，这是不可改变的定论，明代儒者已经有说过】

婴齐作为后嗣，本出自《公羊传》的帝室之礼，怎么能与昭穆次序相抗衡？自当严格世次，兄弟相继混淆了伦常【十五】

【《春秋》成公十五年，仲婴齐去世。《公羊传》说：「是为兄做后嗣。公孙婴齐，为什么称他为仲婴齐？为人后者，就当作为他的儿子。」何休认为弟弟没有为兄做后嗣的道理，这是扰乱昭穆次序，丧失父子亲情。万斯同说：「这一定是周代原本就有这种礼制，所以鲁国人因而实行，孔子据实记载，公羊传也沿袭旧说而解释罢了。不然，鲁国岂敢首创这种礼制，而公羊传岂是凭空妄说的人吗？况且仲遂有弑君的大恶，如果婴齐继承归父，仍然称弟而不称子，那就确实顺从了仲遂的意愿。世人只拘泥于兄弟不同昭穆的说法，不知道古代有国有家的人，以继承宗庙大统为重，原本就与士人平民不同。」昆山徐氏辩解说：「卿大夫的世代继承，就与天子诸侯不同。因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天子，国家不可一日无君主，所以以弟继兄可以，以兄继弟可以，甚至以叔继侄也可以。活着时已经是他的臣，入继大统就应当为他服斩衰之丧，在庙中享祭就自然应当正定祖祢的名号，所以三传都共同以闵公为僖公之父，为文公之祖。胡安国说兄弟不能超越君臣关系，这是确定的礼制。大夫则不然，以别子为祖，也不能臣服其宗族，自然应当遵循昭穆确定的次序。如果归父没有儿子，就应当立婴齐的儿子；婴齐又没有儿子，就应当让他做摄政之主，等待婴齐的儿子出生，不像天子诸侯之位不可空缺以待。季孙有病，命令家臣正常说：『南孺子的儿子，如果是男孩，就报告并立他；如果是女孩，那么肥也可以。』这是卿大夫的庶子摄政以待应当立的人出生的证据】

不怀疑大义，重视朝廷，斥责捆绑奸人，听从而不迷惑。决断狱讼必须经过术士，公羊传毕竟扰乱了前代经典【十六】

【汉昭帝始

译汉宣帝元康五年，有一名男子自称是卫太子，来到宫门前。皇帝下诏让公卿、将军等官员共同辨认查看，到场的官员没有谁敢说话。京兆尹隽不疑随后到达，呵斥随从官吏将那人逮捕捆绑，说道：“从前蒯聩违背命令出逃，他的儿子辄拒绝接纳他，《春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将那人送往诏狱。天子和大将军霍光听说后称赞隽不疑，说：“公卿大臣应当任用精通经术的士人，他们通晓大义。”隽不疑所依据的，是《公羊传》的说法。《春秋》哀公三年记载，晋国赵鞅接纳蒯聩回国。《公羊传》说：“不能用父亲的命令来废黜祖父的命令。”考察隽不疑的防备措施是正确的，但《公羊传》的说法却是错误的。如果《春秋》认为卫辄应当即位，若非冉有、子贡提出疑问并请教，那么孔子的本意几乎就无法在后世显明了。

译尹氏，《公羊传》讥讽世袭卿位，《春秋》的大义因此鲜明昭著。后人却另说钟巫主事，强行搜求新奇怪异的义理。

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左传》经文作“君氏卒”，认为是隐公的母亲声子，这完全不合义理。《公羊传》认为是周朝的太师尹氏，世代执掌朝政大权，导致周朝动乱，因为他是通过告丧而以氏名记载，以此讥讽世袭卿位不合礼制，作为后世的鉴戒，确立义理极其精当。高紫超认为这与昭公二十三年尹氏拥立王子朝的事件相呼应，他的说法是正确的。明代季氏本更认为这是鲁国的大夫，即隐公被囚禁在郑国时的尹氏，以及尹氏归来后拥立其君主的人。据此来看，尹氏是寄居他国的臣子，在隐公时期仅出现一次，没有什么重要关系，为何要记载在史册上？恐怕只是喜好新奇的弊病。

鄫国被莒国所灭，按理应是异姓继承宗祧，这是好新之说的谬误。果真如此，孔子亲自断案，就不应出现“莒人灭鄫”这样的记载。

襄公六年，莒人灭鄫。文定采纳《公羊》《谷梁》的说法说：“这不是灭国，而是立异姓为君。”他的说法与《左传》不同。霞峰华氏说：“莒人灭鄫，关于鄫国灭亡的始末，《左传》详细记载在史册中，《公羊》《谷梁》的说法不知依据何在。《公羊传》说从莒国取后嗣，《谷梁传》说立异姓来主持祭祀。果真如此，那么罪责在鄫国，不在莒国，计谋并非出自莒国，这与黄歇、吕不韦的事情不同。圣人不纠正鄫国的罪过，以此作为宠爱妾室、立异姓导致宗庙祭祀断绝的警戒，反而将灭鄫的罪责加给未曾参与谋画的莒国，用法可谓本末倒置了。”赵氏匡也说：“鄫国果真如此，经文应当像‘梁亡’那样记载‘鄫亡’，而不能说‘莒灭’。”季氏本说：“灭人国家与自我灭绝宗庙，事情不同，措辞也应当有区别，圣人岂肯含糊不清使人难以理解。”

儿子因母亲尊贵而尊贵，始于《公羊传》千载以来，椒房（后妃居所）酿成灾祸。丁太后与傅太后并称帝太后，怨恨由此产生，王莽的祸患深远绵长。

隐公元年《公羊传》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汉哀帝想要追尊祖母傅太后及母亲丁姬，下诏说：“《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他尊奉恭皇太后为帝太太后，丁姬为帝太后，称号与王太后并列。后来哀帝去世，王莽掌权，重修旧怨，当时丁太后已先去世，于是挖掘她的坟墓，打开棺材，在周围荆棘丛生，祸患最为惨酷。赵氏匡说《公羊传》在经文之外妄生此文，于是让汉朝引以为证，首先扰乱大法，确实如此。

从第二首到第十九首，共十八首，论述《春秋》中的吉礼。

天王宴饮作乐，丧期中过早纳币，亲近丧事，鲁国不怀疑。天子诸侯的丧礼都废绝了，只留下士的丧礼，后人效法。

《仪礼》记载《士丧礼》三篇，而没有天子、诸侯的丧礼。孟子也说：“诸侯的礼，我没有学过。”滕文公想要实行三年之丧，以至于父兄百官哗然，由此可知天子、诸侯的丧礼在春秋时期早已废绝。看宣公元年公子遂到齐国纳币，而昭公十五年景王有三年之丧却过早宴乐，以天王的尊贵、秉持礼制的国家，竟然无所顾忌，其他情况可想而知。厌恶它危害自己而去除其典籍，不待战国时期才如此。现在所见的《士丧礼》，因为孔子与七十弟子讲明并深入探究，所以能够保存。其余王公的礼制，则无法考证。散见于《顾命》与《康王之诰》中的，都残缺不全没有首尾。杞、宋没有验证，难道只是夏、殷的礼制吗？

杜预登朝倡导短丧，一时的议论出台令人惊骇猖狂。由来注解《左传》先有差误，经术随即成为伦理纲常的祸殃。

昭公十二年，晋侯宴请诸侯，子产辅佐郑伯，请求免除丧服后再听命。杜注说：“当时简公尚未安葬。”明白既然安葬就是免除丧服。昭公十五年，穆后去世，景王安葬后除去丧服。叔向说：“三年之丧，即使尊贵也要服满。”杜说：“天子诸侯除去丧服应当在卒哭之时，现在景王安葬后就除去，所以讥讽他没有服满。”杜认为卒哭与安葬相距不远，同在一个月。隐公元年，归赗吊唁生者不及哀悼。注说：“诸侯以上安葬后就除去衰麻，没有哭位，在谅闇中终丧。”孔颖达说：“安葬后除去丧服，只有杜预有此说法。”晋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去世，安葬后，下诏议论太子是否应该服满丧期。杜预说天子诸侯的丧礼不同于士庶，安葬后除去丧服，在谅闇中居住，心丧终制。问依据什么，杜预历引《左传》来证明，并且说：“《尚书》不说高宗服丧三年，而说谅闇三年，这是解释除去丧服、心丧终制的文字。”叔向讥讽景王，不是讥讽他除去丧服，而是讥讽他宴乐过早，明白安葬后应该除去丧服，但违反了谅闇的节制。议论呈上，太子于是除去衰麻，在谅闇中终制。当时内外多有人惊骇，认为他违背礼制以迎合时俗。杜预让博士殷畅广泛采集典籍，为之提供证据。杜预作为一代儒宗，竟然为短丧之议辩护，解经的错误，达到如此地步，岂不是孟子所说的“生心害政”吗？

列侯曾经不举行葬礼，天王求取赙金，车辙足迹忙碌。从此冠服礼制颠倒错乱，归脤锡命扰乱皇纲。

平、惠、定、灵四位天王去世不记载葬礼，赴告到达鲁国，而鲁国不前往吊唁，导致天家丧事缺乏费用，求取赙金。

译寻求金帛，周王固然令人悲哀，但鲁国无视周王也太过分了。而周王对待鲁国，仲子去世则归送夫人，桓公即位则赐予册命，僖公筑防则予以批准，一再如此不知止息，尚方库的赏赐，尊贵地惠及宠妾，爵位册命的颁布，奖赏及于篡弑之人，甚至灵王驾崩，诸侯不派一人前往奔丧，反而相继久留超过一年，以等待楚子下葬，君臣上下颠倒已经太过严重了。

译在丧礼期间又修筑王姬的馆舍，戴着礼帽穿着丧服两样都不合适。一丝一毫没有忘记周礼，在于郊外不允许接受恩宠私情【二十三】

【鲁庄公元年春天，在城外修筑王姬的馆舍。杜预说：“鲁庄公当时正在守丧，考虑到齐侯应当亲自迎亲，不忍心立刻按照礼节在宗庙接待，所以在城外修筑馆舍来迎接王姬，认为这样或许可以让自己心安。”《谷梁传》认为这是合乎变通的正当做法】

声姜去世，后来拆毁了泉台，这都是为了驱除蛇妖带来的祸灾。如果说郎台在郊野外，中宫为何惹起嫌恶猜疑【二十四】

【鲁文公十六年，有一条蛇从泉宫出来，数量如同先君的人数。秋天八月辛未日，声姜去世，拆毁了泉台。孔颖达疏解说：“蛇从宫室出来而拆毁其台，那么台就在宫室内。人们看见蛇从宫室出来，拆毁宫室并拆毁其台。”按此说法，那么泉宫应当是声姜居住的地方，如同东宫、西宫之类，在鲁国宫墙之内，因为蛇出现而声姜去世，于是认为蛇有妖气，它的洞穴应当在台下，所以拆毁宫室并拆毁台。刘敞说迷惑百姓以怪异，如同臧文仲祭祀爰居，确实如此。《公羊传》说就是庄公所筑的郎台，未建成时叫郎台，建成后叫泉台。胡安国及诸儒于是说文公暴露先祖的过错。然而郎地在今兖州府鱼台县，距离曲阜几乎二百里，是鲁国边境，哪里会有二百里外出现蛇妖，而国人怀疑是母夫人的作祟？没有这种情理。应当采纳《左传》、《公羊传》的说法，是不对的】

文公出绛，棺材发出如牛的声音，篝火狐鸣，原轸谋划假托先君发布号令，左公妙笔扰乱人的眼目【二十五】

【鲁僖公三十三年，将要把晋文公的灵柩安葬在曲沃，出绛城，棺材发出如牛的声音。卜偃说：“国君命令大事，将有西边的军队经过我国，攻击他们，必定大获全胜。”左丘明在殽之战开端记载此事，这是原轸预先探知秦国的阴谋，假托先君来号令他的部众。自从秦国背弃晋国与郑国结盟，子犯、先轸等人愤愤不平很久了，又听说秦国将偷袭郑国，轻视晋国，急切想要出兵拦截攻击，而担心国中各位大夫有未报答秦国恩惠的疑虑，所以在灵柩出绛时，假借神道设教，让卜偃宣扬以迷惑众人，这是陈胜的旧计谋。左丘明却不点破，所以至今千年无人知晓】

从第二十首到第二十五首，共六首，论述《春秋》凶礼。

盟防初时矜持，特意与参盟，长乱也怎堪忍受？霸业既已兴起，诸侯统一，收拾残存的百姓得以安睡【二十六】

【盟防的条例有三：两位君主相见叫特，三位以上叫参，霸主主持盟会叫主。特与参多在隐公、桓公时代，霸权未兴，诸侯各自专断，屡次盟会多次会合，随即互相背弃，战争交争，没有止境。有霸主主持盟会，而诸侯才开始听命于一人，不再有特防、参防、特盟、参盟，而战争也稍微平息了。先儒说圣人不得已而与桓公、文公】

昭公、定公中间霸权断绝，盟防仍然恢复像初年。四时之序成功退去，世运从此又变迁【二十七】

【自从鲁昭公十三年晋昭公在平丘会合十四国的诸侯，晋国的主盟到此为止。到鲁昭公二十五年在黄父会合，以谋划王室，而诸侯不到，仅会合大夫来谋划，天下从此没有霸主。二十六年，鲁公与齐侯在鄟陵盟会，开始再次出现参盟。参盟自从齐桓公以来没有过，大概自从鲁庄公十三年北杏到此，共一百六十五年，参盟才再次见于经书。从此之后，诸侯再次单独会合，大夫且单独会合，而季孙意如在适厯会合晋国荀跞，结党营私驱逐君主的贼人。逐渐发展到陈氏篡夺齐国，六卿瓜分晋国，《春秋》所以变为战国】

汶阳归自袁娄后，桓公时代何曾返还鲁国田地？手剑登坛夸大耳，史迁漫信岂能真实【二十八】

【鲁庄公十三年，鲁公与齐侯在柯盟会。《公羊传》说：“庄公登坛，曹子手剑跟随。”管仲说：“您将要求什么？”说：“希望请求汶阳的田地。”桓公答应。按成二年鞌之战，及齐国佐在袁娄盟会，齐人才归还汶阳的田地。八年，晋国又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到定十年夹谷之会，再次来归还，经文所载非常清楚。齐桓、鲁庄的时代，没听说有归还田地的事。曹子劫盟，《公羊传》特作夸大语罢了。《谷梁传》作曹刿，司马迁又作曹沫，列为刺客，很少实在依据。《左传》曹刿论战，是节制之师，必定不作匹夫之勇。这大概是《公羊传》齐人口授相传，随意把汶阳归田事移到此日罢了。赵匡说桓公未曾侵犯鲁国土地，及盟会后未曾归还鲁国田地；孙觉也说事迹既妄，不可以为训】

蔑盟不记日，厌恶背盟。柯防随即称信，始成。一贬一褒，同义例。妄生穿凿，致纷争【二十九】

【柯之盟，《公羊》、《谷梁》都以不记日为信。考察隐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谷梁》都说：“其盟渝也。”到扈与葵丘，桓公盟会也有记日的，那么又迁就其说，或以为危之，或以为美之，为何前后如此矛盾？朱子说以日月为褒贬，穿凿得全无义理者，此类是】

译滕国与杞国被降格为伯子爵位，当时的周王将其贬黜，踪迹渺茫难以追寻。试看子产力争继承爵位之时，郑国几乎就要按照男爵的赋税标准来供奉。

译桓公二年，滕子前来朝见。杜预采纳《谷梁传》的说法，认为滕子是被当时的周天子所贬黜。胡安国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就不该这样书写了。”唯独他指责孔子贬低滕子朝见桓公，更是讲不通，哪有连其后代子孙都一并削爵的道理呢？赵匡认为滕子在丧期尚未即位，但滕子四次来朝都记载为“子”，难道恰好每次朝见鲁国时都有丧事吗？程颐认为滕国后来臣属于楚国，但《春秋》中从未记载滕国臣属楚国的事，这些说法都讲不通。唯独程大昌认为当时诸侯多自我贬低爵位以减免贡赋，朱熹极力赞同这一观点，并引用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中子产争辩继承权的事作为证据，这是最明显的。然而李廉又说诸侯降爵的只有滕、薛、杞三国，滕、薛可以说是自我贬低，但杞国在庄公二十七年称“伯”，僖公二十七年称“子”，文公十二年称“伯”，到襄公二十九年又称“子”，那么前面的说法又难以讲通，于是想重新采纳当时周天子黜陟的说法。我认为这是因为贡赋一时的盈亏而决定升降，没有什么可疑的。杞国在僖公二十七年来朝，僖公因其礼节简慢而发怒，当年秋天派公子遂进入杞国。襄公二十九年来盟，当时晋平公是杞国国君的外甥，率领诸侯为杞国筑城，并且让鲁国归还杞国的田地，杞国大概是倚仗晋国的势力，用简慢的礼节来要挟鲁国，鲁国史官都没有隐瞒事实，记载为“子”，以后直到《春秋》结束都称“伯”，这又是情理上明显的事实。如果说这是周天子的黜陟，就不应该忽升忽降，进退无常。如果是这样，那么自我贬低的说法确实不可改变。

纪国本为侯爵，更无疑问，隐公二年记载缺失，开启了支离的言辞。汉代增饰褒封的惯例，外戚恩宠私情导致国柄转移。

桓公二年纪侯来朝，纪国本是侯爵，因为隐公二年记载“纪子伯莒子盟于密”，这是文字缺失。程颐说：“应当记载为纪侯某伯莒子盟于密。”何休注解《公羊传》，于是说纪国本是子爵，因为天子将要娶纪国女子，所以封给百里土地，以推广孝敬。《谷梁传注》也说这是当时周天子所提升的爵位。由此后世开启了光宠外戚的开端。班固《外戚恩泽侯表序》说：“皇后之父依据《春秋》褒奖纪国的义理。”应劭说：“王者不娶小国女子，天子将要纳后于纪，先褒奖子爵为侯。”汉代立皇后，先提升其父为大司马大将军，封邑为侯，恩泽泛滥从此开始。这都是不知道“纪子伯”是文字缺失，而错误地创立褒奖纪国的说法，是错误的。

防、稷、澶渊，特笔书写，孔子的深意显然。阐释全经，就事明褒贬，不用深文。蠧简余。

桓公二年记载“防于稷，以成宋乱”，襄公三十年记载“防于澶渊，为宋灾故”，这是《春秋》全经的特笔。未子说：“《春秋》大义数十条，明亮如日星，这类就是。”其余都据事直书，而义理自然显现。更有文字缺失，如“纪子伯莒子盟于密”之类，应当直接补正为纪侯，不用曲解。

朝聘往来，礼所宜。春秋以力定崇卑，襄昭旅见朝荆楚，滕薛从无报聘时。

《大戴礼记·朝事篇》记载诸侯相朝的礼节，同等之国，往来报施，这是常理。春秋时代，以小弱朝见强大，所以鲁国所去的，是齐、晋。到襄公、昭公末年，甚至旅见而朝于楚国，而三国未曾朝见鲁国。鲁国所受的朝见，滕四次，杞、邾各七次，曹、小邾各五次，郯子二次，薛、纪、谷、邓、鄫、郜、萧叔各一次，鲁国都未曾报聘。

宋、虢寻盟，华裔并。桓文事业一朝更，从今礼义冠裳国，仆仆南征向楚廷。

襄公二十七年，宋国的盟会，晋、楚的随从交相见。虢国的盟会，只是把旧书加在牲上而已。从此鲁、郑等国都旅见于楚国，送楚子之葬，贺章华之台，以天子之礼事之。而楚灵王于是独自主盟，会合十三国诸侯于申，灭赖，灭陈，灭蔡，兵祸终未平息。

向戌为成，説弭兵，意従休养息纷争，终成和议；秦丞相隳却金汤万里城。

自从向戌弭兵之后，晋国安然松懈防备，霸业于是毁坏。楚国迁陈、蔡、许、道、房、申于荆，吞灭列国，春秋的局势从此大变。以讲好息民为辞，后来秦桧祖述此法。

同盟本出《周典礼坛祀方明。自昔年同志尊王，同外楚，纷纷均未是真诠。

《春秋》记载“同盟”十六次，齐两次，晋十四次。解说者纷乱如丝。杜预说服异，胡文定说恶反覆，止齐陈氏，临川吴氏都说同是众词。或者又说霸业未盛、伯业既衰则书“同盟”。只有刘原父引殷见说“同”，诸侯觐见天子，天子筑坛祀方明，这是方岳同盟之礼。齐桓公惧怕天下诸侯有不从的，所以假借此礼以号召诸侯。“同盟”自是当日载书的辞令，所以葵丘之盟说：“凡我同盟之人。”有不书“同”的，也是当日自行不行同盟之礼，而不是圣人赞许而书“同”，更不是厌恶而书“同”。如果像诸儒所说，那么以为厌恶其

译反复书写“同”字，又认为这是赞许其意愿相同而书写“同”字，这是后世玩弄文字、扰乱法纪的人所做的事，圣人的记事笔法不是这样的。

译从第二十六首到第三十六首，共十一首，论述《春秋》中的宾客之礼。

搜狩之礼只讥讽不合时宜，孔子执笔记载自有深意。特别记载“大搜”等同于天子之制，昭公、定公时期权柄已倒置【三十七】

【搜狩若合乎礼则不记载，若非其时、非其地以及越礼则记载。昭公、定公记载“大搜”四次，是因为使用了天子大搜的礼仪。大搜、大阅，凡是天子举行的都称为“大”。不记载“公”，是因为当时政令掌握在三家手中，国君不能专断国政，即使国君亲自行动也不记载，以记录这种变乱】

出境专权行事，属于军门统帅的职责，其余事务擅自行动则有深重的讥讽。匡衡嫉妒忌恨，依据经义不允许陈汤斩杀郅支单于【三十八】

【《春秋》凡记载“遂”字的，都是表示厌恶。桓公八年，祭公前来，随即在纪国迎娶王后。庄公十九年秋天，公子结送陈国的妇人到鄄地，随即与齐侯、宋公结盟，都是厌恶他们专擅，没有臣子的礼节。汉朝陈汤、甘延寿出使外国，假托皇帝命令发兵，斩杀郅支单于。匡衡认为他们为国家制造事端，幸好没有诛杀，就不应该再封爵赐土。先儒认为这符合《春秋》讥讽“遂”事的法则】

齐襄公灭掉纪国，意在兼并，九世之仇最不合情理。自从《公羊传》生出异义，白白让汉武帝滥用边境兵力【三十九】

【庄公四年，纪侯大规模离开他的国家，大概是齐襄公灭掉了纪国。齐国想要吞并纪国已很久了，从桓公五年齐郑两国前往纪国，直到庄公元年、三年，凡是关系到纪国存亡的事，一一详细记载。到了这里不记载出奔而记载“大去”，大概是圣人怜悯他。《公羊传》则认为这是为齐襄公避讳，齐襄公的九世祖哀公被周天子烹杀，纪侯进谗言导致此事，因为襄公能为远祖报仇，所以为他避讳。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想要彻底困住匈奴，下诏说：“从前齐襄公报了九世之仇，《春秋》称赞他。”于是导致战事连绵不断，耗尽财力丧失军队，流血千里。《公羊传》一句话的流毒，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从第三十七首到第三十九首，共三首，论述《春秋》中的军礼。

平常之事、婚姻，按例不记载。亲迎、纳币，意义何在？强邻压迫甘愿卑屈，仇人之女、父丧期间全都蔑视【四十】

【纳币、亲迎，是婚礼的大节。《春秋》合乎礼就不记载，僖公、襄公就是这样。大恶避讳也不记载，昭公娶孟子就是这样。其余失礼的就记载。纳币派遣大夫，不记载。文公丧期未满而公子遂纳币，就记载。亲迎不记载。庄公娶仇人之女，也就记载。庄公记载纳币，娶仇人之女又亲自纳币，失礼之中又失礼。其余桓公、文公、宣公、成公四君记载迎亲，都是讥讽他们不亲迎。《左传》认为由卿迎亲是合乎礼的，这是错误的】

娶仇人之女为婚，扰乱纲纪常伦。丹楹刻桷取悦闺房。小君觌币特别恩宠，最终使自身遭受艳妇之祸【四十一】

【庄公忘记杀父之仇而娶仇人之女，冒着父丧亲自纳币。两年之间，三次到齐国朝廷，在防地结盟，在谷地相遇，在扈地结盟。在他未到之前，到齐国观看社祭以炫耀他的车服，丹楹刻桷以夸耀他的富盛。亲自迎亲却不与夫人一同回国，既到之后觌见，恩宠有加于此。见到夫人的傲慢、庄公的卑屈，日后庆父弑杀两位国君的祸患已露端倪。《春秋》从庄公二十二年高傒在防地结盟，到二十四年大夫宗妇觌见用币，详细记载共十四件事，以记录履霜坚冰的警戒】

高固来迎娶子叔姬，以臣下身份与国君相抗，逾越尊卑，为了因篡弑求援立君，屈体成婚，更不推辞【四十二】

【宣公五年秋天，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左传》说：“这一年国君到齐国，高固让齐侯留住国君，请求娶叔姬。”到秋天来迎亲，鲁宣公因不义得到国家，倚靠齐国自固，与齐国大夫联姻而不以为耻，卑屈到了极点】

迎娶女子必须亲自前往，礼制明确。侨如、翚、遂受到讥讽。评委抛弃社稷，亲自迎娶妇人，解说本于伊川，义理更精微【四十三】

【隐公三年纪裂繻来迎娶女子，《公羊传》说：“外邦迎娶女子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讥讽开始不亲迎。”太史公《外戚传》说：“《春秋》讥讽不亲迎。”索隐引此文为证。而桓公三年公子翚、宣公元年公子遂、成公十四年公孙侨如到齐国迎娶女子，都讥讽他们由大夫迎亲，自《公羊传》《谷梁传》到司马迁都主张这种说法，几乎成为定论。程子独自反对说：“亲迎，是迎于所住的馆舍，哪有抛弃宗庙社稷而远赴他国去迎娶妇人的？文王在渭水亲迎，自在周国境内，未曾出境。何况文王当时还是公子，并非国君。”他的话极有道理。《汇纂》采纳他的说法，所以在这三年的传文中凡主张《谷梁传》讥讽不亲迎的都删除，只是没有另外解释《春秋》所以记载迎娶女子的原因，终究是没有定见。我推测说：“《公羊传》的说法不对。迎娶女子没有不由大夫迎娶的，纪履緰来迎娶女子，是因为我国女子伯姬遭遇变故而特别详细记载此事，如同宋伯姬记载公孙寿来纳币，并非讥讽由大夫迎娶。翚、遂讥讽他们宠信篡弑，侨如讥讽他勾结国母而擅权，义理在于翚、遂与侨如而不在迎娶女子。如果一定说是讥讽由大夫迎娶，那么像晋国从齐国娶女、楚国从晋国娶女，都相隔两三千里之远，难道一定要责备国君亲自前往吗？这道理也不通。所以必须先破除

译《公羊传》的学说，此后是非才确定。

从第四十首开始，到第四十三首结束，共四首，论述《春秋》中的嘉礼。

译在父母膝下学习经书，诵读《左传》，年老时仍然亲手翻阅残缺的旧书。关于国家兴衰的典章礼仪，千年来众说纷纭，其头绪必须从这里探究。

【我十一岁时，在父母膝下受教诵读《左传》全本，到现在已经五十二年了】

附历法口号一首

历法在太初年间变得精密，此前的历法总是模糊混乱。《春秋》记载连月发生日食，汉代初年也有这种情况。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日连续发生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朔日连续发生日食。历法家推算没有连月频繁日食的方法，西方历法则说日食之后隔五月、隔六月都能再次发生日食，一年两次日食或许有，但连月发生日食则大概没有这种情况。当时周朝的历法已经不准确，导致出现这种错误。周武王制定历法到此已过了六百年，后来的君王没有能力更正。到了汉武帝采用司马迁等人的建议制定《太初历》，历法才开始精密。以前的历法废坏，从周末经秦朝到汉初，日食和置闰都错误混乱。秦朝置闰多在年终，常写后九月。汉高帝三年和汉文帝前三年，都在十月晦日、十一月晦日连续发生日食，这都是历法未更正的缘故。详见《天文表》序后】

春秋大事表卷十九下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王迹拾遗表

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也随之消亡，《诗》消亡然后《春秋》才出现。”东迁以后，政教号令不能推行于天下。然而在春秋初年，声威灵验还没有完全消亡。郑伯、虢公担任周王的左右卿士，郑国占据虎牢的险要，虢国有桃林的关塞，左提右挈，俨然像三辅那样雄大的封国。那时赋税车辆万辆，诸侯还能假借周王的号令去征伐盟国。所以郑国凭借王师讨伐邾国，秦国协同王师讨伐魏国。两个邾国本是附庸国，进爵成为子爵；滕、薛、杞本是列侯，降爵成为子爵、伯爵。列国的大夫仍然向天子请示命令，诸侯的妾室仍然不敢僭越等同于夫人。虎牢已经被郑国兼并，仍然夺取它归还周朝；曲沃以支庶子孙篡夺宗庙，赫然兴师讨伐。卫朔违抗命令，子突救援卫国，史书称王人；樊皮背叛周王，虢公奉命诛讨不服从者。差不多还能体现奉命行德讨罪、复兴灭亡延续断绝的道义。然而郑国因为是懿亲而且交换人质了，讨伐曲沃不仅没有功劳，日后荀、贾且被晋国所灭。甚至射中周王肩膀，列国没有人为周王敌忾的。而僖王时期，任命曲沃为晋侯，贪图宠信贿赂，奖赏篡弑，三纲完全败坏了。此后王室更加微弱，等到晋国灭虢，而襄王又把温、原赐给晋国，把崤函的险固、河内的殷实，全部给予他人。从此周朝不能再出一旅军队，与初年的声势大不相同了。唉！以文、武、成、康维持巩固的天下，而衰败至此，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惠王、襄王以后，世有兄弟之难，子颓、子带、子朝轮流扰乱王室，屡次劳烦诸侯的军队。大概齐家的道理有缺失，政事根本不修，皇纲陵迟，君子为此哀怜。唯独能凭借先灵，称述祖制，折服强暴，如襄王拒绝请求隧葬，定王责问巩伯，而王孙满用片言退却强楚于近郊之外。好比把太阿宝剑授予别人，却想用朽烂的绳索控制狂奔的马，唉，太难了！于是从春秋开始之年，直到获麟，列国周朝之事散见于经文的，都编为一编，在鲁《春秋》之内，得到二百四十二年的周史，这也是我们孔夫子的志向。辑《春秋王迹拾遗表》第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