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一
向治《谷梁》，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与向异。」欧阳子曰：「圣人没而异端起，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天文五行之説，不胜其繁也。故其作《五代史》，书天而不书人。」二者之説，果孰从乎？曰：二者虽殊，其义一也。诸子即天以命人，欧阳子以人而合天，均无失乎《易》、《春秋》之防而已。不言天，则天道废，故谪见于天，则王者避正殿，不举乐，戒百工，省阙失，此《春秋》书灾异之意，《易》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也。专言天，则人事惑，故太戊脩徳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荧惑退舍，此《春秋》书灾异而不言所以然之意，《易》所谓「先天而天弗违」也。后天者曰：「天意见矣，可不惧乎？」先天者曰：「吾脩吾人事而已，在天者吾何知焉？」呜呼！其要归于责人事以囘天变，故详书灾异而不列其事应，以示吉凶无常，人君侧身脩省，无日敢即怠荒之意，垂教可谓至矣。余观《春秋》所载地震、山崩、水旱、螟螽、▯蜚、鸜鹆之类，多见于庄、宣、昭、定、哀之世，天意岂不显然哉！左氏于昭四年大雨雹，载申丰言鲁不藏冰之咎；哀十二年十有二月螽，仲尼归之失閠。此当日党于季氏，抹摋灾异，使人主漫不知省，而复托于大圣人之言以欺后世。呜呼！此张禹、谷永诸儒所以接迹于天下也。辑《春秋五行表》第四十一地震。
译刘向研究《谷梁传》，用《洪范》来附会，与董仲舒的观点相左。到了刘向的儿子刘歆研究《左传》，谈论五行，又与刘向的观点不同。欧阳修说：“圣人去世后，各种异端学说兴起，自秦汉以来，学者被灾异、天文、五行的说法所迷惑，繁杂得不胜枚举。所以他在撰写《五代史》时，只记载天象而不记载人事。”这两种说法，究竟应该遵从哪一种呢？回答说：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其义理是一致的。诸子百家借天命来约束人，欧阳修借人事来契合天，都符合《易经》和《春秋》的宗旨罢了。不谈论天，那么天道就会被废弃，所以天降灾异以示谴责，君王就应避开正殿，停止奏乐，告诫百官，反省缺失，这正是《春秋》记载灾异的意义，也就是《易经》所说的“顺应天时而后行动”的意思。只谈论天，那么人事就会迷惑，所以太戊修德，祥瑞的桑树就枯死；宋景公说出作为君主的言辞，火星就退避舍位，这正是《春秋》记载灾异却不说明其必然因果的意义，也就是《易经》所说的“先于天意行动而天不违背”的意思。主张“后天”的人说：“天意已经显现，能不畏惧吗？”主张“先天”的人说：“我只修养我的人事罢了，至于天意我哪里知道呢？”唉！其关键都归结于责成人事以挽回天变，所以详细记载灾异却不列出其对应的人事，以显示吉凶没有定数，让君主端正自身、修身反省，没有一天敢懈怠荒废，这种垂范教化可以说是极至了。我观察《春秋》所记载的地震、山崩、水旱、螟螽、蜚虫、鸜鹆之类，多出现在庄公、宣公、昭公、定公、哀公的时代，天意难道不明显吗？《左传》在昭公四年大雨雹时，记载了申丰关于鲁国不藏冰的罪责；在哀公十二年十二月发生蝗灾时，孔子将其归咎于历法失闰。这是当时党附季氏，抹杀灾异，使君主漫不经心不知反省，又假托大圣人的话来欺骗后世。唉！这就是张禹、谷永等儒生之所以接踵而至、遍布天下的原因。辑录《春秋五行表》第四十一：地震。
王氏葆曰：「《春秋》五书地震，惟于文、襄、昭、哀见之，皆阳微阴盛，君弱臣强之所致。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役于强楚，内脇于强臣，至反国而不敢入；若昭、哀，则遂失国矣。」
山崩
孙氏觉曰：「沙鹿崩、梁山崩，皆非鲁地，春秋书之，有内辞焉。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于天下，所以应之者徧于四海。山虽在于晋，而异及于天下，不可以晋言也。」
水灾
赵氏汸曰：「灾异在一国者，以经所书本国人事考之，则儆告之意可见。」董仲舒曰：「水者，阴气也。」《春秋纬》曰：「阴盛臣逆，民悲情发，则水出。」葢桓公弑立而好乱，三家之所自出；庄公国母淫恣不能制；宣公簒适，成公幼弱，而三家之势成；至襄公之末，季氏益专，此皆阴盛臣逆之应也。
汪氏克寛曰：「书时不书月，则水之泛溢为害，葢歴时而未平也。经书内大水者八：桓元年、庄七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年，皆书秋；庄十一年，宋大水，亦书秋；桓十三年，大水书夏。惟庄二十四年，纪于八月姜氏入之后；襄二十四年，纪于七月日食之后。书月者，未至歴时之久，然非非常为灾，则不志也。」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一》>
雷电霜雪冰雹
高氏闶曰：「《春秋》书大雨雪者三：隠以日书，桓以月书，僖以时书。酉、戌、亥月皆非大雨雪之时也，以时书为尤异。」
汪氏克寛曰：「书大雨雹三，僖二十九年，昭公迭见于三年、四年。僖公颇能勤于政事，以销天变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渐遂为文公纵权之张本。若昭公，则昏懦不立，卒不免干侯之辱，天之示人显矣。」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一》>
霞峰华氏曰：「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宜杀而不杀也；十月陨霜杀菽，不宜杀而杀也。其变相反而其占一也。威福者，人主之柄。主失其柄，以有罪而赏，必至以无罪而罚，其事相反而其实一也【一】赵氏汸曰：「《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草木黄落。』谓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霜当重而不能杀草，李梅再花而实；周十月，夏之八月，霜不当重而杀菽，皆非常之灾。」李尧俞曰：「菽之为物，易长而难杀者。《谷梁传》曰：『未可以杀而杀，举重；可杀而不杀，举轻。』其曰菽，举重也。」范氏曰：「举杀豆，则杀草可知。」
案《春秋》书无冰三：桓十四年以正月，成元年以二月，襄二十八年书春，周之正、二月，夏之十一月也，法当坚冰，无冰，温也，是为常燠之罚。书雨木冰一：成十六年以春王正月，正月，今之仲冬，时犹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着树为冰，寒甚之过其节也，是为常寒之罚。
不雨
李氏亷曰：「经书不雨七。赵子曰：『凡经时不雨，告庙则书。庄三十一年冬，及僖二年冬、三年春夏两书，皆每时而一书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书，皆歴时而总书也。』经书大旱二，僖二十一年夏，及宣七年秋。正义曰：『《春秋》之例，旱则脩雩，雩而得雨书雩不书旱，雩不得雨则书旱，明灾成也。』故公羊以不雨为记异，大旱为记灾。」
霞峰华氏曰：「谷梁每时而一书，闵雨也；歴时而总书，不忧雨也。文定以僖、文二公之行事合之经之所书，其为得圣人之防无疑矣。毎时而一书，望雨也；望雨不得雨，故歴三时而三书不雨以志忧；不得雨而忧，故得雨而喜，书六月雨以志喜。文公不雨而不求雨，故歴三时、歴四时而一书不雨，略也。书不雨至于秋七月，则八月雨矣，不书八月雨，不以雨不雨为欣慼也，谷梁所谓无志于民也。」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一》>
无麦苖 饥
赵氏汸曰：「经书『无麦、苖』一，杜氏曰：『秋大水漂之也。』大无麦、禾一，刘氏曰：『经无水、旱、虫、螟之灾，忽无麦、禾，由鲁不务蓄积，日损月削，以至麦、禾皆尽而后觉之，非今岁之事也。』」高氏曰：「刘向《春秋説》以为土气不养稼穑不成，沈约
译王氏葆说：“《春秋》五次记载地震，只在文公、襄公、昭公、哀公时期出现，这都是阳气微弱、阴气旺盛，君主软弱、臣子强横所造成的。文公怠惰，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襄公对外被强大的楚国役使，对内被强臣胁迫，以至于返回国都时不敢进城；至于昭公、哀公，就最终失去了国家。”
山崩
孙氏觉说：“沙鹿山崩塌、梁山崩塌，都不是鲁国的地方，《春秋》记载它们，含有针对鲁国的言辞。河流枯竭、山岳崩塌，招致这些灾异的原因在于天下，而应验这些灾异的现象遍布四海。山虽然在晋国，但灾异波及天下，不能仅仅用晋国来解释。”
水灾
赵氏汸说：“灾异发生在一个国家，用《春秋》经文所记载的本国人事来考察，那么警戒告诫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来了。”董仲舒说：“水，是阴气。”《春秋纬》说：“阴气旺盛、臣子叛逆，百姓悲痛之情发作，就会发生水灾。”大概桓公被弑杀而即位且喜好动乱，这是三家专权的开端；庄公对母亲淫乱放纵不能制止；宣公篡夺嫡位，成公年幼软弱，而三家的势力形成；到襄公末年，季氏更加专权，这些都是阴气旺盛、臣子叛逆的应验。
汪氏克宽说：“记载季节而不记载月份，那么水灾泛滥成害，大概是持续了一段时间而没有平息。经文记载鲁国大水有八次：桓公元年、庄公七年、二十五年、宣公十年、成公五年，都记载在秋季；庄公十一年，宋国大水，也记载在秋季；桓公十三年，大水记载在夏季。只有庄公二十四年，记载在八月姜氏入鲁之后；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在七月日食之后。记载月份的，没有达到持续很长时间，然而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灾祸，就不会记载。”
雷电霜雪冰雹
高氏闶说：“《春秋》记载大雨雪有三次：隐公按日记载，桓公按月记载，僖公按时节记载。酉、戌、亥月都不是大雨雪的时候，按时节记载更为异常。”
汪氏克宽说：“记载大雨雹有三次，僖公二十九年，昭公分别在三年、四年出现。僖公颇为勤于政事，以消除天变的变故，直到末年才开始有失政的苗头，于是成为文公放纵权力的开端。至于昭公，则昏庸懦弱不能自立，最终不免遭受干侯之辱，上天警示人的意图很明显了。”
霞峰华氏说：“十二月降霜不冻死草木，李树梅树结果，是应该冻死而没有冻死；十月降霜冻死豆类，是不应该冻死而冻死了。它们的变异相反但占卜的寓意相同。威福，是君主的权柄。君主失去权柄，对有罪的人奖赏，必然导致对无罪的人惩罚，事情相反但实质相同。”赵氏汸说：“《月令》说：‘季秋之月，霜开始降落，草木枯黄凋落。’指的是夏历九月。周历十二月，即夏历十月，霜应当重而不能冻死草木，李树梅树再次开花结果；周历十月，即夏历八月，霜不应当重却冻死了豆类，都是非常异常的灾祸。”李尧俞说：“豆类这种作物，容易生长而难以冻死。《谷梁传》说：‘不该冻死而冻死了，是举重；该冻死而没有冻死，是举轻。’这里说豆类，是举重。”范氏说：“举出冻死豆类，那么冻死草木就可以知道了。”
考察《春秋》记载无冰有三次：桓公十四年在正月，成公元年在二月，襄公二十八年在春季，周历的正月、二月，是夏历的十一月，按常理应当有坚冰，没有冰，是温暖，这是常年温暖的惩罚。记载雨木冰一次：成公十六年在春王正月，正月，是现在的仲冬，当时还有雨，还不是极寒，雨落下就附着在树上结冰，寒冷过度超过了节令，这是常年寒冷的惩罚。
不雨
李氏廉说：“经文记载不雨有七次。赵氏说：‘凡是经文中某个时节不雨，告祭宗庙就记载。庄公三十一年冬，以及僖公二年冬、三年春夏两次记载，都是每个时节记载一次。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次记载，都是跨越时节总括记载。’经文记载大旱有两次，僖公二十一年夏，以及宣公七年秋。《正义》说：‘《春秋》的体例，干旱就举行求雨仪式，求雨得到雨就记载求雨而不记载干旱，求雨没有得到雨就记载干旱，表明灾祸已经形成。’所以公羊派认为不雨是记录异常，大旱是记录灾祸。”
霞峰华氏说：“谷梁派每个时节记载一次，是忧虑下雨；跨越时节总括记载，是不忧虑下雨。文定将僖公、文公的行事与经文所记载的相合，其符合圣人的防范无疑了。每个时节记载一次，是盼望下雨；盼望下雨而没有下雨，所以跨越三个时节三次记载不雨以记录忧虑；因为不得雨而忧虑，所以得到雨而欢喜，记载六月下雨以记录欢喜。文公不雨而不求雨，所以跨越三个时节、跨越四个时节记载一次不雨，是简略。记载不雨直到秋七月，那么八月就下雨了，不记载八月下雨，不以下雨不下雨为欣喜或悲伤，谷梁派所说的没有把百姓放在心上。”
无麦苗 饥
赵氏汸说：“经文记载‘无麦、苗’一次，杜氏说：‘秋天大水漂走了。’大无麦、禾一次，刘氏说：‘经文没有水、旱、虫、螟的灾害，忽然没有麦、禾，是由于鲁国不致力于积蓄，日损月削，以至于麦、禾都耗尽然后才发觉，不是当年的事。’”高氏说：“刘向《春秋说》认为土气不养育庄稼，庄稼不能成熟，沈约